第108章

“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

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

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

话说1936年4月15日，陕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刘志丹在陕北因伤势加重而不治身亡。他是不久前在东征中受了重伤，被送回到了陕北治疗。

4月间，毛泽东接到了鲁迅先生写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是鲁迅在2月份听到毛泽东率领的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后，不顾重病缠身，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

鲁迅将信写好后，交给了他的美国朋友史沫特莱，请史沫特莱设法转交。史沫特莱又托人转道巴黎，好不容易才送到了陕北瓦窑堡。

鲁迅在信中写道：

“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的斗争，你们的伟大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和拥护。

对于你们，我们那最英勇的伟大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我们是抱着那样深刻的敬仰，那样热烈的爱护，那样深挚的期望，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的光荣和幸福的未来。只要想到你们在中国……英勇的、顽强的、浴血苦斗的百折不屈的精神，就是半身不遂的人也会站起来笑。”

鲁迅为了庆贺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又特地买了两只火腿，托人从上海捎往陕北，送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毛泽东非常感动，他是了解鲁迅的。就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还读了不少鲁迅的著作。

那是他在陕西第4中学只有两间房子的图书馆里，发现了鲁迅著作的选本，非常高兴，当下，就借走了3本。几天后，秘书替他还书时，又借走几本新的。第3次，秘书把鲁迅著作的选本全部借走了。毛泽东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才读完了这些著作。

毛泽东决定派与鲁迅关系很密切的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去工作，由他担任党的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毛泽东自从与冯雪峰相识后，关系一直很好。在长征的艰苦日子里，毛泽东深知冯雪峰和自己一样嗜好纸烟，曾经多次派人将自己弄到的纸烟，特意送给冯雪峰。

毛泽东、周恩来在冯雪峰临行前，分别找他谈话。毛泽东交代他到上海后，要先去看望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先生，然后再去联系党员，开展工作。

冯雪峰到上海后，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去看望了鲁迅。他在谈话中把毛泽东等人介绍给鲁迅，还向鲁迅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当冯雪峰谈到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才能和统一战线思想时，鲁迅总是静静地谛听着。冯雪峰每次提到毛泽东，提到毛泽东周围的中央领导人，鲁迅总是不知不觉的表露出亲切、信任的神态。

冯雪峰在拜会宋庆龄时，也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受到宋庆龄的赞赏。

此后，鲁迅又委托冯雪峰，将他在病中所编的瞿秋白《海上述林》及购买的火腿，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冯雪峰自己则买了十几条半线半毛的长围巾，送给毛泽东等领导人，以抵御西北高原的风寒。另外，他还特意送给毛泽东几听纸烟。

在这个4月份，还有两件事需要交代：一是中共中央通过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选派了与杨虎城有家世渊源的留德学生王炳南回国，到杨虎城部做联络工作，沟通杨虎城与张学良的关系。二是王世英受毛泽东之命，于4月下旬途径韩城再度与杨虎城会晤，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杨虎城完全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承诺立即设法建立交通站。

4月24日，刘志丹追悼大会在瓦窑堡举行，周恩来主持了大会。大会结束后，刘志丹的遗体被送到瓦窑堡南门外桃树坬安葬。中央派人把刘志丹的遗孀同桂荣用担架抬了来。同桂荣要开棺再看刘志丹一眼，周恩来劝道：

“刘嫂子，你身体不好，见了更难过。”

1936年，中共中央为了纪念刘志丹，把刘志丹的家乡保安县改为志丹县。

4月28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和各军团负责人说：

“目前在山西方面，阎军和蒋军共51个团，采取堡垒主义，稳步向我推进。在陕西方面，蒋介石强令东北军、西北军向北进攻，企图封锁黄河。而在神府地区，在靖边、安边、定边地区和环县、合水及其以西地区，均较空虚。

根据上述情况，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同时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计划。这也是红军当前的重要任务。因此，我军决定西渡黄河，第一步集结于延长地域。”

4月底，国民党救援山西的先头步兵师，在风陵渡渡河北上，已经插到东征军左右两路军的前头，迫近尚在河东等待红军主力部队的毛泽东所部和东征军总部，企图抢占黄河渡口。

毛泽东为了避免在渡河以前与这个先头师纠缠，延缓整个渡河计划，就和彭德怀商量说：

“德怀，我想给敌人先头师师长写一封信，要他就地扎营，不准再向前移动，你看如何？”

彭德怀说：

“要得，要得。诸葛亮抚琴一曲退魏兵，主席的信也会使敌人停止前进的。”

于是，毛泽东就给那个先头师师长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的大意是说：在此国难当头之际，国共两军一兵一卒的损耗，都是我国国防力量的损失。毛泽东在信的最后还警告他说，贵部必须就地止步，不准再向前移动。否则，我军以数万之师，南北夹击，贵军就有被歼灭的危险。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国民党军先头师师长看了他那封晓以民族大义的信后，不知是出于爱国心之发现，还是害怕中计被歼，真的乖乖的遵从了毛泽东的“命令”，终于不敢再前进一步。

毛泽东闻，抑制不住兴奋之情，用湖南口音唱起了京剧《空城计》里诸葛亮的一个唱段：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1936年5月2日，毛泽东、彭德怀下达了渡河命令，规定全军利用夜晚分批从山西省永和、大宁地区的清水关、铁罗关等渡口西渡黄河。

于是，东征军各部于当晚开始西渡黄河。

5月5日，东征军全部渡河完毕，进至延长、延川、永坪地区休整，东征战役历时75天结束。

是役，东征军不但迫使围剿陕北根据地的晋绥军撤回山西，还歼灭了晋军7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余枝，其中轻重机枪数十挺及大批弹药，山炮3门，扩红8000余人，筹款30余万银元及大批物资。

东征军在2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产生了重大影响。连日本驻华北军参谋长石井也承认：“红军入晋，非同小可，红军不独武装齐全，而且士卒用命，纪律严肃，勇敢善战，晋军屡为所挫，实使人有特别注意之价值。”

5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起草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以他和朱德的名义正式发表。毛泽东在通电中写道：

自从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浦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以10师以上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甘苏区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先锋军本意集中全力消灭蒋氏阻拦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在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于迅速执行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每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1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的向南京政府当局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幡然悔改，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为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中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及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监督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毛泽东、彭德怀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在前方举行政治局会议，于是，张闻天同在后方的政治局成员一起来到延长县交口大相寺。

5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告。他说：

“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如暴风雨般的发展，工农商学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他们不愿当亡国奴，要反抗，要斗争；群众运动发展到不怕统治阶级压迫的地步！中间分子的态度也转变过来了，落后分子也一天天觉醒了。

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不同方面的对群众的争取十分紧张，我党提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我们的任务，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的政治任务，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口号是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以红军做先锋。可以转到同东北军一齐去干。对南京的态度，在我们方面是发一个回师宣言，主张停战议和。红军东征抗日，蒋阎阻止，红军自动停战，要求议和。不和，那么你就是卖国贼，我们就要打卖国贼。在山西立足，从目前我们的力量来看，还有困难，或是不可能的。东边的路，是将来必走的，是长时期内战略进攻方向。”

毛泽东就下一步的行动方向说：

“要在陕南、甘肃、陕北、宁夏4中择1，方向在一个时期中只能一个。陕北没有饭吃，地域狭小，不能去。宁夏，黄河南岸不大，虽有金马池，但从政治、经济观点着眼不应去，因为马鸿逵可能争取或受中立，军事上此地不能去，绥远亦然。陕南是重要的战略区域，又有红军，但须注意，或者去时容易回时难，或者国民党军队在西安、襄阳间筑堡垒，不能出东方。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最好的路，是得到炮兵，向南去。否则，只有把蒋调到甘肃，乘其疲而击之，粮食有了，再往东边。”

毛泽东又提到了干部的培养问题，他说：

“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要首先看明天，再来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谈；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视眼。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张闻天和彭德怀也在扩大会议上讲了话。

经过讨论，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决定红1方面军主力西征；并决定在瓦窑堡创办红军大学。

就在此时，受毛泽东委派的王世英电告中共中央说，他已经和杨虎城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讯联络，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帮助改造第17路军等问题达成了协议。

从此以后，杨虎城的第17路军在陕北宜川至鄜县一线的部队，与红军之间处于休战状态，再未发生实际上的冲突。不久，杨虎城在西安、鄜县建立了交通站，为红军转运了大批军用物资，双方率先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

5月13日，毛泽东在延川县大相寺主持召开红1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东征，动员西征。

毛泽东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任务的告，他说，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他还批评了红1军团不愿调出新兵补充红15军团的本位主义。

聂荣臻代表红1军团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接着说明西征的3大任务是：扩大新根据地，扩大红军；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封建势力；促进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与东北军、西北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林育英出席了会议；吴亮平、李德列席会议。

会议讨论了红军大学的组成和教育方针等问题。

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罗瑞卿、杨尚昆5人组成红军大学教育委员会。毛泽东推荐林彪为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周子昆为校务部主任，袁国平为副主任。

罗瑞卿是在第4次反“围剿”结束后，受“左”倾路线的排挤，被免去红4军政委职务，调到红1军团部担任保卫局局长。

毛泽东知人善任，他选择林彪出任红军大学校长，是因为他最了解林彪。林彪也确实是最佳人选，因为林彪对部队对下级指挥员的教育独具特色。据杨成武回忆说：

“第3次反围剿结束后，我应召跑了七八十里去见林彪，他要搞‘围点打援’和‘网开一面’的教学课。我到了那里，也没课本，只有十几个战士。一个战士是‘白军’，几个红军各代表一支部队迂回包围，而后‘攻打白军’。‘白军’叫喊救命，另一个‘白军’开始出动增援，另几名红军埋伏出击，将‘援军’在旷野里一举歼灭。接着是‘网开一面’。3名红军包围‘白军’，留下一条路，路上几名红军埋伏于两侧。红军攻击得猛烈，‘白军’只好弃城逃跑，在路上一下子就被歼灭掉了。这时林彪说：‘今天演习完了，下去多想想这堂课内容。’这一课真胜读10年书。”

林彪的这一堂课，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军事史上的第一次军事演习。杨成武后来还曾经回忆说：

“还有件事印象深。我从‘红大’毕业后，中央军委任命我为红1师师长，林彪同我谈话，教我‘怎样当师长’。我有记录的习惯，从当兵到现在，开会或同上级谈话，全记录。这次林彪的谈话我做了详细记录，共9条内容，厚厚一本。陈光、罗瑞卿、刘亚楼当时都知道，并且都拿去看过，认为对部队建设很有价值。后来我将这个记录发表了，题目是《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

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大相寺联名发布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征战役计划》：

以红1方面军红1、红15军团和红81师、骑兵师等共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聂鹤亭任副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

全军共分为3路：以红1军团为左路军，由左权任代理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下辖红1、红2、红4师，另有1个骑兵团，1个炮兵连，1个工兵连，约8000人。以红15军团为右路军，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下辖红73、红75、红78师，另有1个骑兵团，1个炮兵连，1个工兵连，约6000人。中路军由聂鹤亭指挥，下辖红28、红29、红81师和军委直属骑兵团。

《西征战役计划》另以红29军主力、红30军和陕北地方部队、游击队，留在南线、东线，牵制蒋介石的中央军、阎锡山的晋绥军和原在陕西的其它国民党军。以红28军出陕南，会同在陕南坚持斗争的红74师在鄂豫陕边开展斗争。

战役计划颁布后，毛泽东去看望电台工作人员，他说：

“做任何工作，都应该知道它的重要性，你们是革命的千里眼顺风耳嘛！红军缺少了电台，就好比缺了一块鲁班石一样。你们知道‘鲁班石’的故事吗？”

接着，他讲起了鲁班石的故事，他说：

“很久很久以前，有条河上要修一座石桥，招聘了不少能工巧匠，连夜开山取石。他们辛辛苦苦的干了好多天，桥身修好了，拱形桥洞也砌得差不多了，只是桥洞的脊梁处，还缺少一块既坚固又合适的石头嵌进去。这块石头很重要，没有它，桥就砌不成了。于是，匠人们便四处寻找，不知找过多少山，涉过多少河，才在一个打草鞋的老公公家里发现了那块垫着捶草的石头。搬去一试，大小正好合适。一打听才知道，这块石头是鲁班留下来的。原来，鲁班从此路过时，他量了桥身，又看了看准备的石料，就知道缺少这样大小的一块石头。于是，他就悄悄的按照规格尺码凿好了这块石头，然后扬长而去。从此，人们就给这块石头起了个名字，叫做‘鲁班石’。”

故事讲完了，毛泽东又语重心长的对大家说：

“红军今后要大发展，这里要点火种，那里要点火种，一块块被分割的革命根据地，要靠你们从空中架起一座桥连接起来。大家想一想，你们不是红军中的‘鲁班石’吗？”

毛泽东知道有一些工作人员不安心工作，不愿待在后方，想到前线去，他就说：

“我们干革命的，就要听党的话。党需要我们在哪里工作，就要到哪里去。革命的事业总要有个分工嘛，不能随个人挑挑拣拣。如果有人对革命工作还有贵贱之分的想法，这是不对的。”

5月19日，西方野战军兵分两路，相继从延长、延川地区西进。后来，左路军红1军团经蟠龙、安塞到达吴起镇集结；右路军红15军团经永坪、蟠龙之间到达新城堡集结。

毛泽东也要离开延川县大相寺了，他交代警卫员贺清华等人说：

“我们走的时候，要认真检查群众纪律，把老乡的窑洞、院子打扫干净，把东西放整齐，把水缸挑满水。”

5月20日，大相寺的老乡们有的站在窑畔上，有的站在山坡、沟旁、路边，等候欢送毛泽东。毛泽东一走出院门，老乡们就自觉的形成了长长的欢送队伍。毛泽东一边走，一边向老乡们挥手告别。

毛泽东一行告别了大相寺的老乡们，沿着沟川和蜿蜒崎岖的山路向瓦窑堡进发。这是一支小小的队伍，和毛泽东同行的只有贺清华几个警卫员及挑夫班和马夫。挑夫班挑着毛泽东的铁皮文件箱和简单的行李；马夫牵着毛泽东的小黄马；警卫员们就在毛泽东身前身后警卫着。

毛泽东的小黄马是在长征路上一次战斗中的战利品，它体形很好，身长适中，高矮相宜，身上除了脊背上的长毛是黑色以外，通身上下都黄得闪光。小黄马走起路来稳似行船，爬山涉水不费劲，枪炮轰鸣不受惊，的确是一匹好战马。毛泽东每到一处宿营，都要嘱咐工作人员好好照料它。

陕北的5月天，一早一晚还是寒气袭人，当午的太阳却是火辣辣的。毛泽东行军时，一般都是和大家一起步行。贺清华跟在毛泽东身边，他看见毛泽东脸上已经冒出了汗珠，就把身上背着的伞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抬头看看太阳，说：

“我不用，你打上吧。”

贺清华说：

“主席，你刚到陕北不久，我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早就习惯了，还是你打上吧。”

毛泽东仍然没有接伞，他微笑着摇摇头，迈开大步向前赶路了。这一天，毛泽东一行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才在一个小村庄里住下。毛泽东简单的吃过饭，就在小油灯下办公。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一行人就开始赶路了。这一天天气凉爽，毛泽东一路上给贺清华等人讲了不少有趣的事情。眼看快到永坪了，他对贺清华说：

“一会儿路过永坪的时候，你可以回家去看看。”

贺清华说：

“永坪离我家还有十好几里呢。”

毛泽东“噢”了一声，说：

“那等咱们到了瓦窑堡之后，给你几天假吧。你不是到过瓦窑堡吗？”

贺清华说：

“到过，在城里二道街给一个杂货铺老板当过小伙计。”

毛泽东初到瓦窑堡时就住在二道街，那里他熟悉，就问道：

“你对瓦窑堡很熟悉嘛！给那个老板干活好不好哇？”

贺清华就把他在杂货铺挨打挨骂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以及家乡“闹红”，自己如何参加红军的情况，说了一遍。

说话间，众人已经过了永坪，到了源流湾。这里是川道，比较开阔。突然，从远处传来了飞机的嗡嗡声，警卫员们不约而同的喊道：

“敌机！”

毛泽东抬头看看飞机来的方向，说：

“找个地方歇一歇，不要让它发现。”

贺清华跑进路旁的一孔废窑洞，看看没有坍塌的危险，就请毛泽东到里面隐蔽，留几个人在外边担任警戒。毛泽东坐在地上喝了几口水，飞机的轰鸣声逐渐小了，就走出窑洞，说：

“敌机飞走了，我们也歇好了，继续上路吧。”

走过新寨河，翻过黑山子梁，就是瓦窑堡。毛泽东一行走进枣树梁的时候，远远就看见骑兵列队在那里迎候。毛泽东检阅了骑兵后，就向山下走去。

先期从大相寺回到瓦窑堡的周恩来，与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林伯渠等人一起，在山下迎候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

路两边站满了欢迎的群众和部队，学生们敲着洋鼓，吹着洋号，欢迎口号也此起彼伏。毛泽东微笑着向欢迎的群众、部队指战员招手示意。他在众人的簇拥下，走进了南门。

毛泽东回到瓦窑堡，住在城内中山街南侧下河滩的一个巷子里，一排5孔窑洞。中间的一孔是他的卧室，挨着左边的一孔有门相通，是他的办公室，室内地下有一个不到2平米的小防空洞。

欲知毛泽东在他的新家有何作为，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起草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可谓是一篇难得的政治文告之佳作。其用词虽不华丽，行文也并不算特别优美，但就其内容及思想来说，却是在当时国共两方面任何一个大手笔都难以写出像这样义正词严而又精到的通电。毛泽东以这篇通电向全国昭示：红军东征，师出有名，名在抗日救国：我要抗日，你要卖国，我不得不打你！红军回师有因，因在我们要去直接同日军开战，你却以重兵拦路。红军为了顾全救亡大局，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为了不损伤“违反自己良心”来进攻红军的“爱国军人们”，不得不以大义为先，主动回师，以示诚意。接下来，毛泽东在通电中的“进言”里，不再称蒋介石、阎锡山为卖国贼，而改称为“蒋介石氏”、“阎锡山氏”；不再称国民党军为反动军队，而改称其有不少是“爱国军人”；不再称蒋介石集团为反动派，而改称其为“南京政府当局诸公”。且不说他以“千夫所指，不病而死”相警告，但就这种政策上的重大变化，就已经是高妙之极了。

第109章

“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不管这个党，那个派，这个旅，

那个军，这个部，那个会，都应该搞抗日统一战线。中国不

亡，中华民族不亡，才有希望。”

话说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因为红1方面军西征地区是回民聚居的地方，就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他在《宣言》中写道：

“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

5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瓦窑堡中山街南侧下河滩巷子里的窑洞内一张古式旧方桌旁挥毫疾书。此时，被东征军俘虏的晋军第66师第392团团长郭登瀛，在警卫员的带领下，来到了窑洞前。

毛泽东把郭登瀛让进窑洞里坐下，询问了晋军的素质、军事装备以及官兵的思想状况，又谈到了阎锡山晋系派与蒋介石的矛盾，然后诚恳的对郭登瀛说：

“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不管这个党，那个派，这个旅，那个军，这个部，那个会，都应该搞抗日统一战线。中国不亡，中华民族不亡，才有希望。”

郭登瀛听着毛泽东的一番大道理，连连点头，表示赞同。毛泽东指着即将写完的信说：

“郭团长，我要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

郭登瀛说：

“有什么事需要干，我愿意效劳。”

毛泽东说：

“我们准备放你回去。我想请郭团长把我给阎锡山先生的这封信送到太原去，你看怎样？”

“可以，可以！”

郭登瀛满口答应。毛泽东又嘱咐说：

“另外，还有一些意见在信上没有写得那么具体，请你代为转达。敝党敝军进入山西，只为抗日，别无它求。但抗日得有块地盘，否则，打完了仗，没个睡觉的地方怎么行呢？因此希望能在绥远让给我们十几个县，作为红军的抗日根据地。如果不行，那么在雁北让给红军一条路，到河北、察哈尔去打日本。我们是要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共产党共同抗日。我们之间化干戈为玉帛，联合起来共同打日本。”

郭登瀛在陕北这一段时间，亲眼见到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与士兵一样穿补丁衣服，吃一样的饭菜，毫无个人私利，已经特别赞赏他们的人格。现在又听了毛泽东的这一番话，很受感动。他说：

“我已经把您的话一字一句都记下了，回去一定劝阎锡山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再也不打内战了。”

郭登瀛回到太原后，立即求见阎锡山，当面告了他被俘后的情况，面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阎锡山打开信一看，只见毛泽东写的是：

百川先生：

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微日（5月5日）通电或恐未达，抄上一份，托郭团长带回，即祈审览。

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济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顷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在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之公敌。

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敝方绝无骄矜之心，武器弹药，楚失楚得，谅先生及贵军领袖亦当不致有所芥蒂也。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吉县县长暂留此间，稍缓亦当令其返晋。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

专此。即颂

勋祺。不一！

毛泽东

阎锡山看完信，不禁佩服毛泽东的眼力，蒋介石压迫日甚，确实是他的一块心病。最令他头痛的是国民党中央军不但赖在山西不走，而且，陈诚还拉拢收买他的高级将领李生达，又在晋南策动河东道独立。阎锡山后悔当初不该一再邀请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入晋，现在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他对身边的亲信说：

“我不亡于共，亦要亡于蒋。”

毛泽东为了从阎锡山的内部逼阎走上联合抗日的道路，又分别致信晋绥军中对阎锡山有影响的高级将领、第66师师长杨效欧和第19军军长兼第72师师长李生达。毛泽东在信中说：

“日事相斫，停战议和，共赴困难，实为今日之天经地义。”“盼商之百川先生派遣代表，共商大计，以利于国家民族。”

毛泽东还给阎锡山的老搭档、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写信说：

“红军者，抗日讨逆之先锋，非欲与晋军为敌人。”

毛泽东在信中向赵戴文解释了共产党抗日的主张，希望赵戴文在抗日降日之间“熟图而择之”。

5月27日，徐海东率领红15军团各部，从新城堡地区分两路西进。

5月28日，红1军团从吴起镇出发西进。

马鸿逵、马鸿宾发觉红军有“进攻宁夏”的迹象，立即调其第35师一部由庆阳经曲子、环县、洪德城回援，其防地交由东北军派部接替。

毛泽东立即致电东北军说，不要妨碍红军去占领曲子、环县、洪德城。他又致电彭德怀，要红1军团立即进至无城镇，派一部向庆阳方向游击，阻止东北军由庆阳北进，相机占领曲子及其南北一线。毛泽东在电文中又嘱咐说，在执行此项任务时：“以不与东北军正式作战为原则，对马鸿宾则坚决打击之。”

后来，西方野战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6月间相继取得了曲子、阜城等战斗的胜利，占领了陕甘宁边境的广大地区，完成了西征作战第一阶段的任务。

5月29日早饭后，中央军委通讯员来找张爱萍，说：

“毛主席请你去一趟。”

张爱萍听说毛泽东叫他，心里“咯噔”了一下，脚步不由自主的沉重起来。

原来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张爱萍奉命到军委骑兵团工作。为配合红军主力东渡黄河，骑兵团在盐池、定边、靖边、榆林一线，接连打了些胜仗。可他们在奉调回瓦窑堡休整的途中，在青阳岔听说县政府被国民党井岳秀部队抢去了一些衣物，还抓走了人。群众纷纷要求骑兵团为他们仇。“追！”张爱萍当即下了命令。部队追出很远的路程才追上了敌人，消灭了一部分，抓了40多个俘虏，还夺回了东西。不料在他们返回的路上，却遭到了敌人的伏击，张爱萍也负了伤。

且说张爱萍边走边想，同志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说“打胜仗去见毛主席！”如今自己打了败仗，有何颜面去见主席呢？见了主席该说什么好呢？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正在看书，抬眼看了看他，把翻开的书本扣在桌子上，平静地问道：

“怎么听说你在谈‘胜败乃兵家之常事’？”

这声音不大，却使张爱萍的心率顿时加快了，心想：糟了！这句气头上的话，主席怎么知道了！

那还是在两天前，张爱萍在招待所门口碰上了曾经号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那人皮笑肉不笑地问他：“过去是百战百胜，这回怎么掉进落马湖了？”张爱萍本来心情就不好，怎能容他如此讥笑，当即顶了一句：“有什么了不起，胜败乃兵家之常事。”

张爱萍见毛泽东一见面便提起此话，只好如实的承认说：

“那是说的一句气话。”

“气话！”毛泽东抽着烟，沉吟片刻，又说：“我看，你还没接受教训，没承认错误吧？”

“组织上给我处分都接受了，怎么还会不承认错误呢？”

毛泽东看张爱萍有些委屈，便说：

“坐下谈。”

待张爱萍坐定，他的口气温和多了，说：

“你呀，过去的仗都打得不错嘛，这次怎么在打胜仗的同时又打了败仗呢？你应该很好的总结一下，找到吃败仗的原因。是的，是没有百战百胜的军事家，‘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这句话也是不错的。但作为我们带兵的人，不能用这句话为自己开脱。你说不是吗？”

张爱萍点了点头。毛泽东开始问起部队的情况，又问张爱萍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张爱萍说：

“我想到红军大学去学习一段时间。”

“很好嘛！”毛泽东说：“要达到智勇兼备，重要的途径是学习。红大正准备开学，去学几个月吧！”

说罢，他提起毛笔，给罗瑞卿写了一封信，递给张爱萍：

“拿着它，我是你入学的介绍人。”

3天后，张爱萍就进入了红军大学学习。

1936年6月1日，毛泽东倡导的红军大学在瓦窑堡正式创办，简称“红大”。毛泽东亲自兼任学校政委，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刘亚楼任训练部长。

学校开设第1科，由陈光任科长，罗荣桓任政治委员；第2科，由周士第任科长；第3科，又称附属步兵学校，由周昆任科长兼校长，袁国平任政治委员。

红军大学一科的36名学员，全像刘亚楼、耿飈一样，属于师团级以上的干部，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是30岁，最小的刚满20岁，平均年龄27岁。

6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参加了“红大”开学典礼。毛泽东并在典礼上致词祝贺，把“红大”称之为共产党的黄埔军校。他又说：

“你们现在是上山学道，学成之后下山济世。学道练道，重在个人修行。在这里，我们大家都是学生，我们大家又都是先生。”

毛泽东还说：

“形势发展很快，一个新的局面就要到来。大家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读书，研究些问题，学习时间不超过半年，真正做到学有所成，炼出正果。”

话分两头，再说贺龙、任弼时等人率领红2、红6军团突围。

6月3日，北上的红6军团先头部队，在甲洼与红4方面军的红32军会合。

前边已经说过，张国焘率领的南下红军，在2月15日至16日遭到了国民党军薛岳部6个师的猛烈进攻，天全、芦山、宝兴、灵关相继被占。至此，张国焘的南下计划彻底失败了。

中共中央及时给他们提出了3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北上陕甘，二是就地发展，三是南下转战。中央认为，第一方案为上策。

红4方面军经过讨论，中央提出的第一方案获得通过。他们在北上到达甘孜、新龙等地时，已经由南下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4万人了，不得不将部队整编为5个军28个团；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王树声任副总指挥，李特任参谋长，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

在红2、红6军团于4月28日全部渡过金沙江后，朱德向贺龙、任弼时等人致电祝贺，他在电文中说：“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我2、6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敬礼。”

徐向前也总结了以前的教训，他对其他领导人说：“我们几个方面军就像兄弟一样，是一家人，上次我们同老大没有搞好，吵了架，这次要注意。现在老二就要上来了，我们要学他们的长处，取长补短。”

于是，红4方面军又像上次迎接中央红军一样，派出了红32军一部保证红2、红6军团的侧翼安全，准备迎接红2、红6军团。

6月初的一天早上，贺子珍请刘志丹的遗孀同桂荣和她的女儿刘力贞吃饭。毛泽东一见到同桂荣就关切的问道：

“刘嫂子，病好些了吧？”

“好多了。”同桂荣说罢，又不好意思地说：“主席，您的年龄比志丹和我都大，我不敢当这称呼，你再不要叫……”

毛泽东却微笑着说：

“革命同志如同弟兄，大家都叫你刘嫂子，我怎能不叫呢？”

说罢，招呼同桂荣坐下，他又打着手势说：

“没有刘志丹同志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我们还没个落脚地哩！”

同桂荣说：

“如果主席不来的话，陕北革命也早被‘肃反’完了。”

说话间，贺子珍端来了饭菜，对同桂荣说：

“大姐，没什么好吃的，随便吃一点吧。”

毛泽东亲切的给同桂荣母女夹菜，劝她们多吃一点。

此时的毛泽东，还牵挂着红军大学的事，红大开学几天后，他给学员们讲的第一课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由于这个题目太大，他只能边写教材边讲课。

有天晚上，红大几个学员散步经过毛泽东的窑洞门口，看他点着小马灯，正写着什么，大家便走了进去。毛泽东正写着讲课提纲，见学员们来了，就放下笔，询问他们在学校的生活情况，学习情况，还征求了对他讲课的意见。学员们都说他讲得好。

“你呢？”毛泽东问张爱萍：“我倒想听听你的感受。”

张爱萍说：

“我觉得你有许多话是针对我讲的。”

“喲嗬，是吗？”

毛泽东笑了。张爱萍说：

“你批评指挥员鲁莽时，我头都不敢抬。”

“还这么严重呀！”毛泽东又笑了：“那也很可能是针对你讲的。不过，我有些话也不一定就指哪个人。红军中有不少这样的同志，打仗很勇敢，心也不错。总怕放走一个敌人，怕敌人打烂群众的坛坛罐罐，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就顾不得其它了，就鲁莽蛮干了。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

学员们齐声回答。毛泽东最后说：

“听说你们读书都很用功，联系实际的精神也很好。不过也要注意休息和娱乐。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每天吃饭后可以出去跑跑嘛，不要老蹲在窑洞里。我已经给林彪、罗瑞卿同志讲了，要他们每天到窑洞里去赶你们。”

他说着伸开两臂，做了个“赶”的姿势。学员们都笑了起来。

6月6日，张国焘宣布取消他的第二中央。

6月7日，毛泽东决定红28军参加西征作战。

6月8日，毛泽东就“两广事变”向《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关于西南事变的谈话》。

原来在不久前，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他们打出了“北上抗日”的旗帜，将粤、桂军改称为“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虽然这中间还不免有个别分子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

6月10日，毛泽东为了向甘、宁广大回汉人民宣传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以他和朱德的名义，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告中提出了“停止内战，不分红军白军一致抗日”、“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创立抗日联合战线”等20条救国救民的主张。

在瓦窑堡市的街头上，到处都贴有“团结一致，枪口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全城一派抗日气氛。

6月14日，西方野战军领导人提出西征作战第二阶段的基本任务是：“以最大努力赤化占领区域，摧毁安边、定边、豫旺堡及豫旺城的支点，打击敌出扰部队，肃清民团，解决本部给养、冬服材料。”

据此，西方野战军各部先后攻占定边、盐池、豫旺堡及豫旺城，歼灭国民党军和民团千人以上。

正当西方野战军胜利进军的时候，瓦窑堡出现了严重危机。

也就是在6月14日这一天，东北军分3路向瓦窑堡进攻。毛泽东决定“出瓦窑堡准备作战”。

6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电告彭德怀说：

“估计到瓦窑堡迟早必失，我军决定搬出瓦市，准备作战。”

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其中写道：

“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行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独不妨碍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幷愿和你们密切合作。”“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

6月20日，毛泽东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规定对东北军工作的基本方针是：

“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因此我们对东北军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纲领，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

“凡是东北军驻扎的地区，争取东北军工作，就是那里的党的中心工作。”

指示要求，争取东北军的工作要采取争取上层和下层相结合的方法，开展下层统一战线工作，是使下层广大官兵团结在抗日政治目标下，给上层以推动。

6月21日，东北军高双成部乘虚向瓦窑堡市袭来。

这一天中午，毛泽东正在休息，忽然从瓦窑堡西北的安定县川里传来枪声。贺清华一时摸不清情况，急忙跑进窑洞，告说：

“毛主席，可能有敌情，安定县川里在打枪。”

毛泽东说：

“请参谋长来。”

贺清华跑到隔壁去找张云逸，没有找到，留守人员说：

“张参谋长一听到枪声，就亲自带领通讯连、保卫队、红军大学的学员以及保卫局凡是能参加战斗的同志，赶往西门外同敌人作战去了。”

不一会儿，张云逸回来了，告毛泽东说：

“敌人是石湾的1个营和一部分地主武装。我们的红军西征走了，在瓦窑堡的只有一个通讯连和保卫队以及红大的学员，人少，枪少，子弹也不多，每人只有两三粒土造的子弹和手榴弹。主席，敌我力量悬殊，最好现在就转移。”

正在此时，周恩来也赶来了。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很镇静地说：

“不要急，等后方机关全部转移了，我们再走也不迟。”

此时，西门外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更加激烈，听起来已经很近了。几个警卫员早已把毛泽东的文件、用具收拾好，还牵来了小黄马，单等毛泽东出发。贺清华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张云逸一点不急的样子，就走进窑洞说：

“主席，该走了吧！”

毛泽东慢慢侧过身子，不慌不忙地说：

“没有关系。敌人从西门进来，我们从南门出去嘛。”

贺清华只好回到院子里，心里直发急，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摸摸小黄马，看看毛泽东的行装，又爬上毛泽东住的窑洞顶上，向枪声最激烈的米粮山望去，只见那里不断冒起股股尘烟，看样子敌人快要冲进城里来了。他急忙下了窑顶，把情况告给毛泽东，请他快动身。毛泽东平静地问：

“机关都走了没有？”

“早走了！”

周恩来、张云逸也说：

“主席，动身吧！”

毛泽东又扫视了一遍窑洞，看看没有落下什么东西，说：

“好，咱们现在走吧。”

大家离开下河滩，穿过二道街，子弹“啾啾”尖叫着，从头顶上空掠过。贺清华和其他警卫员们环卫着毛泽东，手心里捏着一把汗。当他们刚走到南门时，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来犯之敌已经进了西门。

毛泽东刚走出南门，发现有一个战士从半山腰上顺着城墙根背下来一名伤员，他立刻迎上前去。贺清华认出那位伤员是保卫队的李科长，只见他伤势非常严重，脸色苍白，呼吸微弱，已经昏迷过去了。毛泽东不顾头顶上空飞掠的子弹，在伤员身旁停下来，招手让担架队把他的担架抬过来，把李科长放在担架上，察看他的伤口。李科长身上不断的滴着鲜血，把铺在担架上毛泽东的被褥都染红了。李科长慢慢睁开眼睛，一见是毛泽东站在他面前，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还留在后边，因为说不出话，急得他吃力的摆着手，意思是请毛泽东赶快离开火线。毛泽东安慰了他几句，转身交代说，路上小心一点，好好照顾伤员。

毛泽东看着担架在前边走了，这才移动了脚步。

毛泽东在向保安撤退途中，抵达阎家砭。秘书告诉他说：

“保卫队李科长牺牲了。”

毛泽东一听非常难过，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沉痛地说：

“把他好好掩埋起来，在坟前立个牌子，通知他本单位开个追悼会。他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老干部。对于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我们应该好好的纪念他们。”

再说6月24日，贺龙、任弼时等人率领红2、红6军团抵达甘孜，与红4方面军会师。

红4方面军举行了欢迎大会，朱德在大会上讲话说：

“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团结一致战胜北上困难，到陕北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率领的1方面军会合。”

不久，任弼时从红4方面军那里要到了电密码本，直接同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沟通了联系。

6月25日，李先念率红30军89师和骑兵师组成北上先遣军，经两倾寺出阿坝，为全军过草地做物质准备。

6月27日，红4方面军和红2、红6军团决定分为左、中、右3路纵队北上。

6月29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绝密电中说：

“以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由1或15军团担负。”

1936年7月1日，毛泽东在去保安途中，以他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博古、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等68位在陕甘的党政军负责人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及红2、红6军团和红4方面军指战员，庆祝红2、红6军团和红4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电文中说：

“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1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你们尚保存伟大的力量，将来发展无量，可为中国革命庆贺。”

7月1日，贺龙、任弼时会见红4方面军主要领导人。

任弼时与张国焘进行了个别谈话。张国焘要任弼时散发污蔑中共中央和红1方面军的材料，任弼时毫不含糊的拒绝了。

张国焘企图以多数压少数，采取欺骗拉拢、挑拨离间、封官许愿，控制红2、红6军团。张国焘提出两个方面军首先要一致。任弼时说：

“惟有在党中央12月会议决定的基础上，才能一致。”

张国焘提出要召开两军联席会议，企图用红军总政委的名义迫使红2、红6军团同他同流合污。任弼时质问张国焘说：

“谁做告？发生争论谁做结论？不能以多数压迫少数。”

任弼时又告诉张国焘说：

“我们2、6军团的同志，很多是从井冈山来的，对毛主席是很熟悉的，有感情的。即使不是井冈山来的，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也有最高信仰。

你如果要强迫他们反对毛主席，那么，他们就要翻脸，他们是不认识你的。”

贺龙烧毁了张国焘派人送到红2军团中的反党小册子《国焘讲座》，制止了张国焘派到红2军团“工作团”的反党活动。贺龙对红2军团的干部们说：

“同志们，这里是张国焘搞的假中央，他在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真中央是毛主席同志在领导，已经到了陕北。为了抗日，我们必须马上北上，与真中央和红1方面军会合。我们大家都要听毛主席的，跟着毛主席的脚步走。谁要不听毛主席的，反对毛主席，他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朱德和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人共同努力，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北上。

7月2日，徐向前率领由红9军、红4军第12师、红31军第93师、独立师及方面军总部组成的中路纵队，从炉霍地区出发，向毛儿盖前进。

7月3日，张国焘、朱德、任弼时率领红4军第10师、11师，红30军第88师和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率领的红2、红6军团组成左路纵队，从甘孜出发，经东谷、两倾寺、阿坝，向包座、班佑前进。

由董振堂军长率领红5军、红31军第91师组成右路纵队。

7月5日，毛泽东等人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电令：由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组成红2方面军。

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按照军委电令，组成了红2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

红2军团：军团长贺龙（兼），政委关向应（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红6军团：军团长陈伯钧，政委王震，参谋长谭家述，政治部主任张子意。

红32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袁任远，参谋长郭鹏，政治部主任李干辉。

7月6日，任弼时致电中央和军委，告了红2、红6军团长征的情况：费时7个多月，行程1万余里，伤亡约5300人，出发时人，现有人，红2军团9000人，红6军团5300人，武器比在从湖南桑植出发时稍有增加。

7月10日，由董振堂率领的右路纵队从绥靖、崇化地区出发，经卓克基、马塘向毛儿盖、包座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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