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的复兴
凯恩斯主义的复兴
—对经济学家和时事评论员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新书《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心》的评论
星期三, 28 五月 2008.
：彼特·塔弗（Peter Taaffe） 英格兰及威尔士社会主义党总书记
原载：国际民主社会主义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走向难以克服的危机的步伐日益加快，危机日益加深，急迫的寻找解决方法的脚步也逐渐汇拢来。可以预见，取代以往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政策、 “隐藏的市场之手”和自由市场的“优越性”等等的赞歌的是即将出现的对这些思想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雪崩般的批判。而凯恩斯主义或者新凯恩斯主义——由国家干预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案，也重新回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保罗·克鲁格曼作为此方面领路人，比其他人更加突出。他在《纽约时》的专栏上系统且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布什之流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他的新书继续了这个工作，从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历史进行回顾和调查，如他所见的，提供对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解答。但他把自己仍然局限在资本主义的体系内。
他驳斥了供应经济学（通过减税而刺激生产和投资的主张）和货币经济学—控制货币供应或者为富人减税，以达到所谓促进工业投资。他自己支持需求经济学，（要求）保持并提高收入，以避免，或者至少是减轻（如果不能消除的话）不确定的危机。换句话说，他的思想来自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学说，即广义上“促进活力”，在困难的经济环境下提升需求。已经有一批的经济学家支持他的主张，同时许多银行家也在大声的要求联邦政府介入他们的体系提供紧急援助，代价是我们其他人的大幅增税。
以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的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领导下的‘新政’为例，做了大量论述分析。那场新政被认为奠定了美国从30年代末直到1973～74年间强有力的经济增长的基础。他修饰和美化了在这个时候事实上所发生的事情，尤其是罗曼蒂克般夸大了罗斯福——一个聪明人，或者，如果必须说的话，一个无情的资本主义政客——的作用。
对于克鲁格曼来说，美国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各有特色的时期。从19世纪70年代起是漫长的“镀金时代”，类似现在的情况。镀金时代紧随着美国内战之后，这个时代，按照克鲁格曼的宣称，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照他的说法，美国在1900年有22个亿万富翁，在1925年是32个。由于采取了罗斯福新政，到1957年，这个数字仅为16个。而今天的美国有160个亿万富翁。在镀金时代，资本主义政党用冷酷无情的措施控制着政治，包括剥夺许多美国工人的公民权，数百万没有投票权的所谓“未归化的移民”。在“美元民主”下，巨额的选举开支，以及对种族问题的利用——分而治之的手法——被用来使不同族群和宗教信仰的人互相制约。
尽管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通过了公民权和选举权的法案，但是直到今天的美国选举，打'种族牌'仍然是美国式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巴拉克·奥巴马的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就不介意在处于劣势时使用这种肮脏的手段。
事实上，说是通过玫瑰色眼镜来看三十年代的新政和罗斯福的作用，实在是过于轻描淡写了。不经意间，克鲁格曼承认了罗斯福的失败。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FDR（罗斯福的绰号）说，……三分之一的国民依然生活在缺乏住房、衣物和营养的情况下。”但是假如以为如克鲁格曼所相信的，罗斯福是有意识地进行了一场目标明确的重大改革，用他自己的措辞说是“新政”的话,那只不过是个'神话'。亚特·佩雷斯(Art Preis)，在他的巨著《劳工的伟大足迹》中，引用了罗斯福的劳工部长，弗朗西丝·帕金斯（Francis Perkins）的话：“新政并非一个有具体内容的计划，这是他在竞选时创造出来的一个让人听上去感到高兴的词汇。它的意义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它能使人们感觉上好一些。”
然而，克鲁格曼说，“罗斯福是劳工之友”，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费迪南德·伦德伯格(Ferdinand Lundberg)，在他的经典研究，《美国60大家族》中——操纵着美国的富人们——得出结论，新政既不具有创新性也不具有革命性。人们对罗斯福寄予消除失业的巨大期望，但是他的工作计划从来没有给超过25％的失业者提供过工作。在整个30年代，失业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并且一直维持恶性增长。到1940年，失业人口仍然超过1000万，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在1933年（经济最萧条的阶段）也不过刚过1200万。
当然罗斯福通过他在1933年6月制定的《全国工业复兴法（NIRA）》使工会得到了好处吗？而NIRA在效果上就是试图维持工人与雇主的现状，“让一个有一点财富，而另一个控制着大量财富”的现状，以重建稳定的产业基础。
事实上，劳工运动恰当地使用了这部法案来争取他们自己的利益。矿工工会的领导人，约翰·刘易斯在1933年把大批组织者派往煤田呼吁：“总统要你们加入工会”。然而罗斯福自己是最后一个同意这种意见的！这是一场独立自主、波澜壮阔的运动，在1933～34年间迅速爆发，唤醒了几乎四百万新工人加入工会，并创立了规模庞大的产业工会联合会（CIO）。
罗斯福的政策思路并不清晰，但是这场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危机后经济的自然复苏，在二战前后受到了急剧增加的军火生产的刺激而大大加速，从而奠定了1945年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尤其是在50年代、60年代以及70年代早期。
这被描述为一个“黄金时代”，“像失去的天堂”。在一个被他描述为“巨大冲击”的过程中，资本家的所得减少了，按他的说法，“50年代美国是一个中产阶层社会”。这些其实都是夸大之词。随着大多数人真实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尽管经济繁荣，生活改善，阶级分化仍在继续。而且，关于资本家的所得“缩水”的说法在许多时事评论员和经济学家中是存在争议的。美国大公司的利润的绝对增加是毫无疑问的。迅速积聚起来的巨大财富使得美国的大公司可以把由劳动者所创造的部分剩余价值进行再投资（扩大生产），这就是其所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获取显赫声名的关键所在。
克鲁格曼正确的指出了，甚至在60年代末期，在美国经济仍在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美国社会就已经开始忍受分裂的痛苦了。这是一种充满魔力的经济状况，它看上去给每个人都提供了就业岗位，工资“每年都在上涨”，而最低工资是“每小时1.25美元，相当于今天的8美元多，远高于现在的5.5美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即使是在尼克松1972年后开始新总统任期，他的政策也比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甚至卡特“左”得多。人所共知，尼克松在1970年说过：“现在我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
如克鲁格曼所说，那段时期已经彻底结束了。大公司的利润猛增，“如今，它们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是自1929年以来最高的。”详细例举了许多对如今美国劳工阶层状况的抨击，突出反映在卫生部门的灾难。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要为健康体系偿付历史的欠债。在主要发达工业国家之中，美国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没有有力的覆盖全国的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于是，工会利用他们在经济繁荣中成长起来的巨大能量来要求大公司提供医疗卫生保险覆盖。但是随着环境的改变，带来了工厂倒闭、失业、工会的削弱等问题，直接导致了公司医疗保健方案的流产。在这个庞大的个人医疗保险体系下如今依然使4千5百万工人没有被医疗体系覆盖。
对于新保守派以及他们冷酷的思想，克鲁格曼说得很对。新保守主义的领袖之一，欧文·克里斯托尔（Iriving Kristol），在《华尔街日》上写了一篇叫“没有阶级冲突的收入不均”的文章。这个人写道：“收入的不均意识会随着社会地位的日益平等而趋于平淡。”
而罗伯特·弗兰克，在他的那本被克鲁格曼所引用的《富人之国》一书中，这样写道：“今天，富豪们已经在事实上组成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有自己独立的世界，完全归他们自己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私人医生），出行网络（公务机网络公司，目的地俱乐部等），独立的经济体系…富人们不仅仅是变得日益富有，他们成为了国家金融体系中不受管束的“外国人”，创造了为自己所有的国中之国，社会中之社会，以及独立的经济体系。“他们出没在全球的豪华酒店里，住着每晚11，000美元的宾馆套房，而同时有三百万美国人却不得不因为次贷危机和信用崩溃而搬出他们的住宅。
于是，克鲁格曼得出结论，即我们必须回到那个过去的年代——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与“新政”有关的“收入平等”社会。他列出了大量重新利用那个“巨大冲击”的措施，包括争取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富人税收——这是我们所支持的——这是构成这个“巨大冲击”的重要一环。但是，他的首选方案如果不是软弱的，也是过于小心谨慎。他没有如人们所可能期望的那样，在这份“自由主义”的宣言中提出在一个完整的凯恩斯思想体系的计划，即加大公共支出。这是由于凯恩斯主义的许多要点已经在美国被实践过了。尽管没有意识到，但是这个国家和他的“消费者”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凯恩斯主义的价值”给经济繁荣提供了充足的燃料，（这导致）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从而大大的增加了富人的收入。这个循环孕育了信贷泡沫，从而给了资本主义世界一个极大的刺激，尤其是对于那些如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金融寡头们而言。
在今天美帝国主义所面临的困难的经济环境下，经典的凯恩斯主义学说前途渺茫。但这并不等于说资本家们仍然不愿意在这种日益明显的可怕的经济情况下越来越多的采用这种凯恩斯主义的办法。它可能包括银行国有化的方案——像（英国国有控制北岩银行）那样。面对如此大规模的要求改变现状的运动，他们可能做出妥协，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是他们一方面给与好处，另一方面又通过价格的上涨来收回。通货紧缩——调节劳动者对由他们所创造的财富的分享程度——和通货膨胀，说到底不过是资本家掌心里的硬币的两个面而已。
克鲁格曼渴望回归到50年代艾森豪威尔时期的那种秩序，当时民主党与共和党以一种“超越党派”的友善态度进行合作。他甚至还攻击了拉尔夫·内德（Ralph Nader），因为他（内德）嘲弄说两个主要政党的政客都是‘共和民主派成员’。而大多数“美国人则认为这两个政党事实上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彻头彻尾的错误认识。的确，由于对布什总统强烈的反感，在美国也和世界其它地方一样存在着被称为反对派的政治势力。他（布什）比1945年以来的任何总统都更加公开的为富人和美帝国主义日益贪得无厌的胃口作代言人，正如我们在伊拉克所见证的那样。但是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关于共和党可能被打败的观点仍然值得我们怀疑，因为这个观点它本身是来自于民主党的灼人的批评。他们（民主党）并没有在国内或国际前沿事务上提出一个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有挑战性的意见。尽管如此，特别是由于布什的失败和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持续恶化情况，他们更倾向于让不管是奥巴马还是希拉里来赢得总统选举。
因此，尽管克鲁格曼的书为美国的历史和当代的分析填充了大量有用的细节材料，但是仍然没有为美国工人在这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时刻给出永恒的答案。创建一个代表工人阶级的拥有激进政策的独立的群众性政党才是既能反映正在发生着的阶级分化又能为美国工人运动开辟一个新纪元的唯一正确道路。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心》（Allen Lane出版，伦敦，20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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