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全球化中的环境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贺新元

　　

　　资产阶级的兴起以及大工业所不断开拓的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使历史越来越转向世界的历史，这就是西方全球化进程的总图景。在此进程中，资产阶级力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内乡村要屈从于城市的统治；不同的国度里，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要从属于所谓文明的国家；对民族而言，农民的民族要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从地理位置上讲，东方要从属于西方。总而言之，一切民族性的、地域性的东西都要屈从于西方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

　　

　　不平衡发展与联合发展是西方全球化的两个轮子。[①]资本主义发展是依靠在其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地制造不平衡发展状况和联合发展来维持的。不平衡发展即扩大两极分化、社会贫富差距和阶级对立，联合发展即把整个世界纳入到其发展体系中以构成一个“城市—郊区”型的发展模型。在国内如此，在国际上更是如此。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的理论核心就是不平衡和联合发展的结合。不管从广度还是深度来看，西方资产阶级在其全球化中，一面不断扩大这种不平衡，另一面不断地加强这种联合状况。貌似矛盾着的不平衡与联合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西方全球化的全部意义所在。不平衡发展是西方全球化的本质，联合发展是西方全球化的条件和表征。不平衡和联合发展不仅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深深地纳入到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而且引发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同形式的污染、引起第三世界国家资源的过早枯竭。

　　

　　不平衡发展中的环境破坏

　　

　　马克思最早对资本不平衡发展与环境问题进行过理论阐述。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而城市化的发展又破坏了农业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关系，造成了环境的恶化，极大地危害了工人的健康。马克思还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村和城市地区必然会产生高度的劳动力分工，这种分工会破坏人类和自然间基本的新陈代谢过程，即人类、动植物所消耗的自然要素必将回归土地。当这种情况放大到全球各地，就不仅仅是农村与城市间的问题，而主要是第三世界与发达资本主义间的问题。

　　

　　在西方经济全球化中，自然环境被视为其生产活动的起点而不是归宿点，尤其是当涉及到污染与其他环境破坏时。西方全球化不时再生产出来的发展不平衡，可解读为一种作为整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再生产基础的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中心地区与周边地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这种关系是西方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不平衡发展，首先表现在诸如土壤、森林、矿产、气候等自然资源在全球分布状况上的差异，这些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大家都知道，有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如北美变成了工业强国，有些如北非则没有；而有些工业强国如日本的资源却是十分贫乏。决定不平衡发展的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产阶级在殖民时代，普遍造成殖民地国家的大多数农村地区一种相对高度发达的农业制度，它集中生产某种单一经济作物，供应世界出口市场；普遍造成殖民地国家只生产资源型的初级矿产品，以供应宗主国的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平衡发展和对经济部门专业化的分割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先决条件。

　　

　　西方全球化导致的全球不平衡发展，以及这种不平衡引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单一性的商品出口模式，在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耗竭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世界国家在西方垄断资本控制的国际垂直分工体系下，发展单一的农产品、矿产品经济结构，主要是为了出口创汇和还债抵息。这对资源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第一，是对土壤和耕作环境的破坏。这里有两个很好的例子，一个是：蔗糖生产在巴西东北部地区的不受约束的扩展，毁坏了当地土壤，并把这一原本土肥景美的地区推向了赤贫状态。事实上，这一地区到现在还未真正地从这种贫困中恢复过来。另一个是非洲撒哈拉沙漠周边的那些半沙漠地区的状况。这些地区在过去大多属于法国在西非和赤道非洲的所属地，在以下几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些地区的环境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农作物种类集中在可供出口的产品上、出口性农业对生存性农业的反作用以及由此而来的土地的生态条件的更加恶化、可供放牧的土地的不断减少，等等。特别到了干旱时节，法国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牲口而不顾当地的老百姓，他们肆意地给牲口挖井，进而造成井周围的自然环境因抽水过度和牲口过多而被破坏。[③]第二，是对森林的大量砍伐。早在殖民主义时代，资本的盲目扩张使得世界上的大量森林惨遭毒手，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热带雨林。第三世界为了服务于昔日的宗主国、今天的发达工业国家，情不自愿地采纳以出口为价值取向的生产，不加控制地商业性对热带雨林进行直接开发；为了进行出口农牧业生产而大肆烧毁森林以腾空土地；为了开采矿藏而故意破坏森林与植被。而森林的大量被砍伐，留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却是永久的旱灾、水灾、河流的淤塞和水土的流失等数不尽的灾难。第三，是对矿产、矿物燃料的过度开采。缺乏对矿产、矿物燃料的理性开发，除了直接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外，还会间接地引起环境的改变。开采产生的矿渣、废弃物导致了农业的减产和土地质量的下降，矿产机械所产生的烟雾所带来的空气污染，还有开矿常引发的山体滑坡现象等。

　　

　　西方全球化程度越高，资本的不平衡发展越厉害。资本不平衡发展越厉害，在资本积累高的一端，工业、日常生活及城市所造成的污染在空间上的集聚度将越高，在资本薄弱的一端，因粗放型经济发展造成的污染也越高。在空间上高度集中的电子工业，把大量的废弃产品转变成了有毒污染物，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废弃物在地理位置上太集中了，如硅谷。相反，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农村地区由于缺乏有效资本的投入，为了生存却在无奈地牺牲环境来维持生命。另外，第三世界还要承受着西方转嫁的有害有毒的废弃物。

　　

　　总之，西方全球化进程中的发展不平衡最终导致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越来越穷，环境越来越糟，发展越来越困难。无疑，西方全球化对第三世界及整个人类社会而言，正在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改变，环境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如果环境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就正如卡斯特罗所说的，地球上的最后一种物种就要绝灭了。

　　

　　联合发展中的环境破坏

　　

　　联合发展是西方全球化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但这种联合是在前面的不平衡发展基础上一定程度的联合，是西方垄断资本得以生存发展的前提。这里的联合，实际上就是国际资本主义发展体系中的联合，这里面也包括国际资本主义的联合。第三世界只是作为一个“郊区”纳入到西方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总是迷恋于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通过全球化把发达的技术、工业化的管理、劳动的分工与低工资或者对劳动的超额剥削结合在了一起；把19世纪的劳动条件及政治形式与21世纪的技术结合在一起，或者说，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在一种新的统一体中结合了起来。这种新的统一体是由全球的银行业提供经济支持，通过全球的跨国公司组织起来。

　　

　　资本在全球寻求最大利润过程中，以各种方式把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式联合起来。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区域化和全球化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资本、技术、下游污染型企业和各种废弃物，因为第三世界国家拥有足够廉价的剩余劳动力和丰富自然资源、没有强大的劳工组织和严厉的环境保护法以及激进的环保运动。为了把第三世界国家联合在自己的发展圈内，资本总是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统治阶级合谋压制工会组织、利用舆论欺骗民众，并践踏这些国家脆弱的环保法律与政策。对于这一点，美国联邦法院1986年5月的一份决议说绝了。该决议“允许美国的跨国公司自由地在海外扩展其工厂，而不必顾及这些工厂对当地居民可能造成的危害……该法院的法官同时还传递出了这样一个清晰的信号：其他的跨国公司可以通过把子公司、合作伙伴以及各种经济和技术的协议隐藏起来的办法，来彻底逃避因在全球各地从事有毒害性的生产实践而必须担负的责任。”[④]

　　

　　在这种所谓的联合发展体系里，西方工业国家的污染被“出口”到了南方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西方工业国家里，由于污染控制设备和其他环境监测手段的采用明显地会减少资本利润，由于强大的工会组织和环保运动的压力会无形增加社会资本的开支，他们就通过这种发展的联合，把“工业生产中额外的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转嫁到国外去”。[⑤]那些在发达国家内因劳工斗争和环保运动被禁止使用的危险性的化学物品和生产流程，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工农业生产中找到了出路。哥伦比亚农业部的一份统计告显示，14家驻哥伦比亚的农业跨国公司进口的产品，几乎全是美国1970年以来早已禁止使用的杀虫剂。[⑥]西方发达的管理经验、雄厚的资本和高新的技术，在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运动中，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相对落后的工农业生产方式的结合，加快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西方转移到第三世界去的资本、技术，只考虑眼前的、最直接的利益，它们才不管在那儿引起的一系列的社会和环境问题。西方把第三世界捆绑在自己发展战车上的危险做法，“在全球范围内增加了‘社会成本’、异化性以及剥削率，并进而导致利润率的增加、资源的使用与破坏的速度的加大，以及各种形式的污染率的增大。”其发展结果必然是“一种生态破坏与人类本身的破坏之间的循环往复的螺旋型上升过程。”[⑦]

　　

　　联合发展还在第三世界国家造成了一种畸形的城市发展。沙特阿拉伯《生活》2002年10月7日文章《世界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写道[⑧]，目前最大的变化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已从1975年的27%提高到了2000年的40%，增加了12亿多。伴随着大城市发展、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大城市发展的问题是：城市贫民增多，穷人被迫生活在城市周围或城市边缘地带，那儿拥挤不堪、又脏又乱，那儿常常遭受洪水和滑坡等自然灾害的侵袭，而且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没有医疗保健和垃圾管理等基本服务设施。文章还认为，膨胀的城市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一是使本来紧张的农用地被征用，还有沿海地区的过分城市化危害着那里的生态系统，并可能会改变沿海水域的特征和自然面貌。二是集中的工厂和汽车等交通工具造成的空气污染严重。污染的城市空气危害人体健康，为此全球付出的医疗费用每年约达1000亿美元。据估计，全世界每年约有270万至300万人因空气污染致死，其中发展中国家占90%。印度36个城市中每年有5万多人因空气污染致死。另据估计，发展中国家因空气污染每年要耗费国民生产总值的5%－20%，而发达国家只有2%。三是饮用水减少且污染严重。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一部分地区每1513人只有一条公用水管，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的许多地区每600－1000人共用一条水管，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每2500人共用一条水管，印度许多城市每48小时中只有2小时供水。据黎巴嫩1996年发表的一份环境战略告指出，黎巴嫩约有70%的自然水资源和水管受到细菌污染，66%的城市供水网受到细菌污染。从工厂流出的液体未作必要的处理就直接注入河流和农田灌溉水渠，并渗透到地下污染地下水。四是生产生活垃圾得不到处理。人口增加、消费增多，垃圾量相应也增多。连发达国家城市也面临着因不良生产技术和垃圾处理不当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何况第三世界国家？

　　

　　跨国公司是第三世界国家环境恶化的“直接操纵者”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很多国家的法律和国际法都加进了相关的经济法规，使那些所谓“已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即使因行为损害了投资国社会、人民或环境的利益也不会被诉诸法律，从而免于任何法律责任。这就等于给了这些跨国公司挡箭牌，“使他们在全世界不至于因对人们生活、社区、环境的破坏甚至犯罪而受到任何惩罚。”[⑨]有这样的良好生存环境，才有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

　　

　　跨国公司是西方全球化的主要载体，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行为者，也是地球环境问题的主要责任主体。目前，世界上跨国公司已远远超过4.5万家，17万家子公司，其中最大的100家（不包括银行和金融机构）掌握着3.1万亿美元，约占世界各国海外投资的50%。最大的200家中有172家分别隶属于5个发达国家即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位于华盛顿的“政策研究所”指出，其中最大的200家的总销售额比全球191个国家中182个的总经济实力还高。更有甚者，它们的年收入几乎是全世界最穷的4/5人口总收入的两倍。如果把跨国公司与国家按经济实力一起排名，那么前100名中将有53名是跨国公司，而不是国家。

　　

　　跨国公司全球扩张的主要动力是对利润的绝对至上和追求。从资本发展逻辑看来，跨国公司总是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各种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来进行生产经营和销售活动，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绝对最佳”的生产与销售获取最高的利润。显然，这种追求是与自然环境本身有着直接的冲突。赫尔曼·戴利和约翰·科布在其经典著作《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一书中指出，强调对利润的追求，将“资本”片面地定义为产品、服务、机器、建筑等人造物质，而忽视了“自然资本”——所有这些经济活动所必须依赖的自然资源，这会严重破坏我们这个星球上生态系统的有限承受能力。实际上，对利润的这种至上追求是对大自然和人类的“偷窃”行为。印度女权主义者、生态保护主义者范达娜·夏夫博士指出，将原始森林砍伐后，种上单一品种的松树，以向有关跨国公司提供原料，这样做可能增加收入，但它剥夺了森林树木品种的多样化，降低了其保护土壤与水源的能力。而且当地社区人民依靠原始森林提供食物、饲料、燃料、纤维和药品，以及抵御自然灾害的权利也遭到了剥夺。[⑩]

　　

　　跨国公司在国际垄断资本的驱使下，在不断征服世界市场的过程中，理所当然地把认为是人类共同财富的自然环境作为其全球扩张争夺的商品对象物——这也是西方全球化的一大显著特点。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把人类生命这一公共资源商品化的新行业。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生物技术工业。一些知名的生物技术公司打着“生命科学”的幌子，将种子和基因转化为商品，作为遗传工程食品和健康食品在全球市场销售。某个发达国家的公司从尼日利亚的一种植物中提取了一种名为索马丁的比食糖甜1000倍的加甜剂，并已申请了专利，而提供原始植物资源的尼日利亚却所得甚微，如果自己要生产这种加甜剂的话，还要花钱到这家公司购买其专利技术和配套设备。本来，按照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规定：“各国对它自己的生物资源拥有主权权利”，“可否取得遗传资源的决定权属于国家政府，并依照国家法律行使”。可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却把第三世界国家的这些当成“全人类公有财产”以各种形式私有化为自己的资本，这就是国际垄断资本的行径。

　　

　　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基因，也被西方跨国公司所注册，被商品化和私有化为西方跨国公司（医药公司、生物技术公司）的囊中之物。由于人的大部分疾病可以从遗传基因上找到病根，查明了各种基因功能就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润，于是人体基因就成了西方争相夺取的一种特别资源。争夺的地方无疑多在第三世界国家。据1996年7月19日国际权威杂志《科学》道，美国哈佛大学已与中国6个医学中心签约，计划抽取2亿个中国人的血样和基因，美其名曰它的最终目的是“主要分离和鉴定‘文明病’（糖尿病、高血压、肥胖症）和复杂遗传病的相关基因。”其实，这就是对中国人基因资源的掠夺。

　　

　　跨国公司自从它的鼻祖——“东印度公司”起就一直充当着西方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工具。只是现在没有以前那么血淋淋，但是却更为有效。今天的跨国公司，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几百年的殖民政策所构筑起来的世界不平等的权力和经济格局的舞台上，继续演义着殖民经济活动。不但如此，它们还在努力维持和扩大着这种不平等。它们以“上帝”的口吻，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雄厚的资本和其他一系列的配套机制，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合法半合法地占有或分享其自然资源。比如，西非的加蓬是个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资源是属于加蓬的，但开采和加工权主要掌握在西方跨国公司手里。有资料显示，早在20世纪80年代，加蓬的石油就由19家外国公司控制，其中3家大公司控制着全国石油产量的90%。铀由法国公司所垄断。以美国、法国资本为主的一家公司掌握着锰矿生产。法国的8家公司控制着木材产量的73%。

　　

　　

　　

　　结语

　　

　　在西方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垄断资本在“货币流通过程中把自然资源的退化输出到国外”，在“生产流通过程中把污染和对职业健康与安全的危害输出到国外”，在“商品流通过程中把生产和消费的危险手段输出到国外”。[11]

　　

　　西方全球化——一个发展不平衡的不断扩大和发展的不断联合的矛盾体，不断加剧了生态环境和社会的破坏。当不平衡发展速率远远超过联合的速率时，这个矛盾体就总有发生爆炸的可能。不可否认，西方全球化是促成了西方资本的自身联合及进一步联合的趋势，但也造成了今天的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着土壤的恶化与流失、森林的砍伐、空气和水的污染、公共健康及城市污水方面的问题、石油的泄漏、有毒废弃物的危害以及农药中毒、更加贫困化与边缘化等现象。当这些现象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也会“全球化”，这种“全球化”就叫做社会主义全球化，到那时，西方国家想独善其身恐怕只能是一厢情愿罢了。实质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精心“编织全球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培养强大的对立面，和锻造埋葬自己的另一种“全球化”，即真正的全球化——社会主义全球化。

　　

　　

　　

　　[①]【美】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积累必然导致发展的不平衡，同时经济联合程度也在不断加深。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2页。

　　

　　[③] 参见【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9-310页。

　　

　　[④] 拉里·伊维雷斯特：《更多的波帕尔人》，载《自然》1986年6月21日。

　　

　　[⑤]【美】罗纳德·奇尔科特主编：《替代拉美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

　　

　　[⑥] 参见【美】罗纳德·奇尔科特主编：《替代拉美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

　　

　　[⑦]【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7页。

　　

　　[⑧]《世界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沙特阿拉伯《生活》2002年10月7日。

　　

　　[⑨]【加】莫德·巴洛、托尼·克拉克：《蓝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⑩]【加】莫德·巴洛、托尼·克拉克：《蓝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

　　

　　[11]【美】罗纳德·奇尔科特主编：《替代拉美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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