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粮食危机”到“环保正确论”
由“粮食危机”到“环保正确论”
“全球玉米储备只够维持8周，小麦储备只够维持12周”；“世界粮食供应正以从未预见过的、史无前例的速度减少”；“粮价已涨到历史最高水平”；“全球饥饿的风暴正席卷而来”……这是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粮食计划署高官的警告，也是迄今为止，来自联合国的最严厉警告。据专业人士分析，新的农产品基准价格2008年将重新设定在更高水平，世界将迎来第二轮食品价格上涨，或者说，世界将重新走入《经济学人》所界定的“粮食不再便宜时代”（the end of cheap food）。全球粮食价格的疯狂上涨使得各国触目惊心，曾经自信地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提高将突破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几何数增长与生活资料算术级增长之间的不平衡性”的乐观心态突然之间不见踪影。从整体来看，人类已经摆脱普遍的饥饿与匮乏，然今年春季不断高奏“涨”歌的粮食价格让不少国家顿时陷入困境与危机之中。
事实上，从2007年春天以来，小麦价格已经翻了一番，几乎太阳底下所有的农作物：玉米、小麦、大豆、油菜籽，随便一种的价格都处于历年有统计以来的最高值，而这一趋势仍然在继续。据统计，世界主要粮食价格自2005年来已上涨80%。今年3月，大米价格达到19年来最高，小麦价格创下28年来最高。仅今年头两个月，世界粮食价格就上涨了9%。7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大米期货价格上涨2.4%，达到创纪录的20.985美元/100磅(约合0.463美元/公斤)，这一价格已经是一年前的2倍，自2001年以来更是涨了5倍。瑞士Mother Earth投资公司CEO罗兰•简森说：“未来两年内，米价仍将大幅上涨。”高盛集团估计，其参与交易的所有农产品，除白糖外，今后6个月中价格都将上涨；联合国粮农组织称，全球谷物需求今年将比去年上升2.6%，比10年来的平均水平高1.6个百分点；而美国农业部3月称，今年的大米需求将比去年上升0.6%，达到4.225亿吨，而产量将上升1%，达4.229亿吨。在中国，2008年1月，CPI同比增长7.1％,创11年来最高水平；2005年与2006年两年间，食品价格上涨占总体CPI不足一半，但2007年这一影响却高达85％，各种数据表明，中国已经告别“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日子，通货膨胀成为社会不和谐的一大隐忧；而在美国和拉美的粮价上涨了10％。巴西的2007年第一季度粮价是上年同期的3倍。非洲大部分国家的粮食价格上涨了25%以上。粮农组织曾有告说，2007年世界进口粮食的成本将上升至7450亿美元，比2006年高21%，发展中国家进口粮食的成本更贵。更让人忧心的是，此次全球粮食价格全面上涨并非短期现象，来自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前景小组的著名经济学家Don Mitchell评论到：“此次粮食价格上涨并非肇始于短期内的供给破坏，因为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而通过增加粮食供给恢复粮食存量进而促使其价格下跌将有可能花费国际社会几年的时间。”
如此剧烈的粮食价格波动不可避免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已经警告说：“由于粮食价格的上涨，全球已经有33个国家濒临社会动荡的边缘”。实际上，由粮价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已经在许多国家先行上演，阿根廷总统选举期间，数百万阿根廷人发起了全国抵制运动，抗议西红柿价格上涨，有时甚至超过了肉价；而选举之后，针对政府大幅度提高肉制品出口关税的抗议使得阿根廷陷入了名副其实的“社会动荡”；而在墨西哥，去年夏天数千人走上街头，抗议玉米价格上涨60％；在海地，不断攀升的食品价格让这个原本不稳定的国度再次陷入社会分裂之中，民无恒产，则无恒心。因此，如果国际社会不能采取正确的措施来缓解此次粮食危机，世界将因此陷入没有硝烟的灾难中。
此次粮食价格的疯长给许多国家以当头一棒，其来势汹汹恰恰表明了人类自身的脆弱性，而这种脆弱性的苦果很大程度在我们草率的决策过程中就已埋下。考察此次粮食危机，尽管石油价格上涨带来粮食生产和运输成本上升、自然灾害造成粮食产量下降以及部分地区经济发展增加了粮食消费等都是原因之一，但不容置疑的是，对生物燃料的推崇与渴求成为了此次粮食价格上涨的主因，从世界银行的告到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告再到美国《纽约时》“世界粮食危机”的社论再到环保组织的相关研究，都凸显了生物燃料的需求猛增在此次粮食价格上涨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根据统计，全球12%、美国20%的玉米和巴西50%甘蔗用于乙醇制造，全球20%、欧盟65%的菜籽油、全球20%豆油、东南亚30%的棕榈油用于生物柴油！短短几年之内，如此高比例的糖类和油料作物被转入能源产业，自然推动了其价格暴涨，而高价格又推动它们与其他粮食作物争夺土地，结果就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
国际社会之所以对生物燃料情有独钟根本在于“环境保护”的压力，政策决定者简单化的认为环境保护就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而生物燃料相对化石燃料更具“绿色效应”的优势备受青睐。而在决策的过程中，决策者对于政策是否能达到环境保护的目标，其成本与收益的比率如何，其产生的社会“外部性”程度如何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在国际社会来势汹汹的“环保正确论”下，他们顺着“拍大脑，拍大腿，拍桌子”的简单化决策过程，短时间内上马生物燃料项目，迫不及待的彰显自身热爱地球的姿态。
然而，讽刺的是，生物燃料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当初其倡导者所宣称的改善环境和降低碳排放的作用，相反，由于农产品的高价格优势农民将大量土地从草原、沼泽和森林改变为农场，大大增加了碳排放，并恶化了环境。据美国《科学》杂志2月份的研究告指出，生物燃料在最终燃烧环节上相对化石燃料所减少的每1公斤碳排放，便相应地因改变土地用途而增加17到420公斤碳排放。而就在《科学》杂志发表告前两周，英国下议院环境审计委员会(EAC)也发布了题为《生物燃料是可持续的吗？》的研究告，质疑生物燃料政策的有效性与正确性。环保组织十几年的奔走呼吁、元首们一次次峰会、各国议会激情洋溢的辩论、上千亿美元的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数十亿人民的口粮紧缩，换来了与所有这些努力恰好相反的结果——环境破坏和温室气体增加。在“环保正确论”的支配下，决策过程之中的充分辩论似乎成为了多余，客观全面的调查分析也被大大简化，政策的决定如此草率与马虎无不让人心寒。最后，不仅决策者没有达到保护环境的目标，相反还给国际社会带来饥饿与匮乏，令人扼腕！
实际上，随着国际社会对“全球变暖”认知越来越敏感，国际社会对破除“环保罗生门”的共识越来越强烈，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上的尽心尽力，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的齐心协力使得国际社会进入了由戈尔式《不可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的“环保启蒙”到“环保实践”的飞跃。尽管科学家对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存在着巨大的争论，尽管戈尔的环保启蒙电影《不可忽视的真相》存在着某些显而易见的错误认知，但人类对于自身命运的关注与对后代的责任导致国际社会出现了一场遍布全球的“环保正确论”。毫无疑问，就算人类并非全球气候变暖的元凶，就算全球气候变暖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严重，人类还是有百分之一百的理由去保护环境，保护环境不需要理由与借口。然而，让人困惑的是，当人类将“环保正确论”的理念神话时，人类的理智洪堤却被冲动的感情冲击得千疮百孔。人类似乎从一个“不爱护地球环境，不保护地球环境”的极端走向了“不计成本与代价保护地球环境”的极端。人类原本对“政治正确”异常敏感与恐惧，因为它往往是政府堂而皇之进行社会压制与管制的“工具”；然而，对于“环保正确”，人类却异常钝感，除了毫无保留的支持之外，公众对于“全球变暖”的认知以及贯彻其中的决策程序是否完善不带有一丝质疑与反思。换句话说，一旦政策制定者认定“全球环境变暖”确属“人类所为”这个前提时（其被狭隘化的认为是人类应当进行环境保护的基础），一旦他们树立起了“环境保护”这个翻天印时，关于决策过程的透明与完善，政策之成本－收益的衡量以及环保政策的外部性研究通通被丢到垃圾堆。因此，国际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陷入了美国气候专家林德真（Lindzen）所声称的“全球变暖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宗教，信仰者根本听不见不同意见”的怪圈中。也正是因为这个紧箍咒的存在，尽管许多科学家对于“全球气候变暖”的“人为因素”存在着质疑与反思，但正如美国著名气象学家维廉•格瑞所言，“许多气象科学家也不相信人为造成全球变暖的理论，但为得到国家和基金组织的研究基金，许多科学家却不得不集体失语。”国家与基金研究会似乎也要奉行“环保正确”，其野蛮地将研究资金与认同“气候变暖人为论”进行挂钩，长此以往，环境保护科学将失去其客观性而沦为某些利益团体的工具。
欧洲曾经有这么一句谚语：“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良的愿望铺成的”。从理论上来说，环境保护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更是人类善良愿望的体现。然而在制定环保政策的过程中，决策者如果过于想当然，对于客观全面的调查研究置之不理，对于质疑与反对的声音更是敬而远之，那善良的愿望往往会铺成通往地狱的罪恶之路。因此，我们不仅要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更要注重环境保护政策的可行性与合理性，相对前者，后者更为关键！
：许少民
单位：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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