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怎能靠谎言对比前后三十年？

　　

　　
岳青山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予析。

　　

　　《读者》2008年第14期上，发表了茅于轼的《三十年前的中国百姓》一文(以下简称《于文》)，是一篇值得大家欣赏的奇文。

　　

　　《于文》的主旨，是想通过对比前后三十年，来凸现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绩。他说，“要说改革好不好，比一比改革前后就清楚。”不比不知道，对比很必要。问题在于，回首前三十年“中国的老百姓”，必须遵循客观、全面、辩证的科学态度。否则，没有共同的语言，无法达于共认。

　　

　　然而，《于文》却反其道行之。他回首“前三十年的中国百姓”，竟然完全然无视客观事实，攻其一点，编织谎言，肆意污损，令人叹为观止。 。

　　

　　第一、对比前后三十年，要不要遵循唯物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实事求是列宁在其著名的辩证法的十六要素中，把“观察的客观性”作为第一个要素。《于文》完全无视客观实际， 谎言满篇。

　　

　　诸如，《于文》宣称，前三十年物价倒也不涨，“不过供应越来越差，凭证、凭票供应的东西越来越多。但就是没有货。百货商店橱窗时的东西都是陈列品，非卖品。售货员靠聊天打发日子。老百姓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能说“百货商店橱窗时的东西都是陈列品，非卖品”？前三十年中国老百姓在“百货公司”都只参观“陈列品、非卖品”，没有买到过任何商品？ 北京王府井百货商店是这样？全国的百货商店都是这样？果真如此，工厂还有“再生产”可言吗？这不是谎言又是什么？

　　

　　又如，《于文 》咬定，前三十年中国老百姓 “穿的自由是没有的。”说什么：“城里人穿什么？那时候穿西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文革时大家都穿中山服。……女同志很少穿裙子。穿布拉吉(连衣裙)是资产阶级思想，大家都不敢穿。烫发更不敢了。要烫发需要单位开证明，说某某同志是文艺工，有烫发需要，这才可以烫发。穿的自由是没有的。” 这里咬定前三十年，男的不淮穿西服，女的不准穿裙子、布拉吉(连衣裙)，烫发“要单位开证明”，总之“穿的自由是没有的”。试问：根据在哪里？毛主席、周总理何时何地发过这种禁令？哪个中央文件有此政策规定？这是一派胡言。

　　

　　再如，《于文》说：“ 城里人吃什么？北京是全中国供应最好的城市。但供应的大米、白面是有限的，每月都要搭一半粗粮，如玉米、白薯。大米、面白也是质量很差的那种，现在我们都不吃的。好的大米、白面只有过年、过节才供应，外地的粮食绝大部分都是粗粮，细粮不到四分之一。” 这里断言，“外地的粮食绝大部分都是粗粮，细粮不到四分之一。”北京除外的“外地”是28个省呀!茅于轼先生都作过调查研究吗？我这个“外地人”就可以凭证：这是谎言!

　　

　　还如，《于文》说：“现在许多人都出国，不论办公务还是私人旅游，出国的机会很多。”前三十年“不要说去外国，连国内旅行都被严格限制。”这种国内旅游、旅行“都 被严格限制”，事实是这样吗？且不说全国， 首都北京对外来游人是怎么“严格限制 的？这不是谎言又是什么？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第二、对比前后三十年为允不允许“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辩证法要求“把握全部联系的总和”，坚持观察的全面性，严防片面性。而《于文》对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到处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卑劣手法。

　　

　　拿他对工人的生活状况的解读来说。他说:“中国老百姓处于什么状态？先看城里人。工人是领导阶级，20世纪60年代初进厂的工人，转正后的工资一律是二级工标准—42·5元。这还是多少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托人说情才能谋到的一份工作。”这里说到二级工标准42·5元，倒是事实。毛泽东时代确是实行“低工资”，承认差别，但不准过份悬殊的工资制度，工资增长较慢。但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首先，《于文》只说二级工标准42·5元，为何不说五级工、六级工，乃至八级工的工资是多少？ 其实，八级工的标准工资是100零几元。这可是16级县处级干部的工资水平呀!

　　

　　其次，茅于轼不是所谓“著名经济学家”嘛，那总应当懂得，职工的分配不止于第一次分配，还有第二次分配。前三十年不仅是“低工资”，同时又有“高福利”。那时水电不要钱；住房单位分配，且不收房租；教职员工公费医疗，连工厂职工直系亲属也是“半公费医疗”；子女上学，从幼儿园到大学，基本上国家“买单”等等。这一切难道无关工人阶级的生活？难道不应也“比一比”？

　　

　　再次，前三十年固然是实行“低工资”，但他们却连作梦也没有“下岗失业”之虞。与此同时，还有“高就业”。毛泽东何等气魄，解放之初，连国民党留下的全部“旧人员”一概“包起来”。工厂职工工资虽说较低，却往往一家人都有班可上。此外，讲到“低工资”，还不能无视低物价。《于文》承认那时“物价倒也不涨”，但不止不涨，而且非常便宜，一个鸡蛋，二、三分钱。这种低物价，再加上高就业、高福利，一个工资收入四、五十元的工人，养得活四、五口人，还不愁子女考上大学读不起书。

　　

　　凡此种种，于茅轼先生一概视而不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列宁说得好：“如果从全部事实的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把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把握事实，而是片面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于文》对于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历史，玩的就是“连儿戏也不如”的把戏。

　　

　　顺便说一句，《于文》断言：过去的职工，拿42·5元工资，“这还是多少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托人说情才能谋到的一份工作。”换言之，大家都是靠的“关系学”。请问茅轼先生，你又是托的什么“说情才能谋到一份工作”的？当然，那时“托人说情”个案不是没有，只不过“关系学”发生、发展，以至风行，无孔不入，愈演愈烈，却是这三十年的事。这不争的事实，于茅轼先生把说反了，颠倒了。

　　

　　第三、对比前后三十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应不应当撇开基本的数量分析？茅于轼号称著名经济学家，荣膺过“2007品牌中国年度人物”，对比前后三十年的中国老百姓生活，却执意撇开全国性的基本统计数据。请看他是如何反映前三十 年中国老百姓的住房状况吧。

　　

　　《于文》说：“然后谈住房。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三十年后的1979年，房子盖得很少。因为政府奉行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何况盖房子又很花钱的。那时连吃饱都成问题，哪来钱盖房!从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中国的人口增加了的几乎一倍，而房子盖得极少，结果人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差。结婚只能并铺，根本没有房子可供分配。一家三代人住一间屋不是稀罕的事。……在办公室里搭铺，铺上加铺，充分利用空间。以天津为例，20世纪50年代人均住房面积为3·8平米，到72年降低到3平米。”

　　

　　这里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30年减少了0·8平米，是以此证明，毛泽东只搞建设，不顾老百姓死活，搞了三十年，人均住房面积比建国初期还少。然而问题在于，就算天津平均住房面积减少是事实，但这是天津城市扩张、人口急剧增加的结果？还是“房子盖得极少”所致？茅于轼先生为什么要避开前三十年天津新建住房的数据？

　　

　　从全国来看，前三十年，毛泽东和周总理确实奉行“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但却真正、高度翔关心老百姓的生活，前三十年住房盖得不少。《于文》胡说：“盖房是很花钱的”，“ 那时连吃饱都成问题，哪来钱盖房!”因此“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三十年后的1979年，房子盖得很少”，甚至说“盖得极少”，这就是全然无视客观事实的信口开河了!

　　

　　事实胜于雄辩。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前三十年当年新建职工住宅面积以万平方米计：1950年为251；1953年为1342；1956年为2523；1960年为2978；1972年为2730；1979年为6256，是1949 年的25倍。再从各个时期职工住宅竣工面积来看，以万平方米为单位，五一一五时期，9450；二五时期；1963到1965时期，4271；三五时期5400；四五时期；五五时期，是一五时期的2.48倍。怎么能不顾这些铁的事实，一口咬定前三十年“住房盖得极少”？

　　

　　无庸讳言，前三十年新建住房同职工需要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住房偏紧。这是因为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发展，我国职工队伍迅速扩大。拿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增长来说，年是800万，到1979年到7693万，增长近10倍。因之，职工住房不宽，或者偏紧，大家都能理解。还应当看到，那时新建住宅，却都是免费分配给职工住的。但比起如今头顶买房“大山”的广大职工，那一代职工够幸运的了。更不消说如今2亿农民工大军的住房现状了。

　　

　　所有前三十年的过来之人，如果不是良心缺失，哪个人不是常常看到在新建工厂厂房、机关办公室的同时，总是同步新建了或多或少的住房。如果说，前三十年城市住房果真是“盖得很少”、甚至“极少”，那么到79年这7693万职工究竟住在哪里？都在“办公室铺上搭铺”，有那么多办公室可“搭铺”吗？

　　

　　再看肉食供应问题。茅轼先生同样隐瞒全国性的有关统计数据。《于文》宣称：北京市每人每月有半5斤肉，而“大部分中小城市根本没有肉类供应。只有国庆、春节会有一点”。为了及谎言欺骗年青人，茅轼先生执意避开全国生猪生产增长的数据。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前三十年国家收购肥猪量，以万头为单位 ，1950年为81.5；1956年为7860； 1965年为7859.5；1975年为。到1978年增至.1，为1950年的133倍。能说国家收购这么多生猪只供应北京“每人每月有半5斤肉”、“绝大多数中小城市根本没有肉类供应”？

　　

　　再看行的问题。《于文》说什么前三十年“老百姓生活一天不如一天。青年人结婚盼的是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买这三大都要票。撵一年发的票也不够买三大件,结婚时只好找亲戚朋友凑。凑够了票还要准备钱。” 为此，在《于文》中还配发一幅插画：一个年青人买回一辆自行车，老老少少一群人围着看稀奇，好象前三十年自行车生产极少，青年人结婚买到一辆自行车，成了极其罕见的新闻。其实，前三十年正是我国自行车大发展的三十年，外国人把中国称之为“自行车王国”。统计数据表明，全国的自行车产量：1949年为1.4万辆，1978年增长到854万辆，为49年的610倍。此时全国人口是9 亿多人，买辆自行车，有什么新奇的可言 ？至于当时的名牌车，如“凤凰”难买，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茅轼先生不是被封为“著名经济学家”嘛，为什么如此害怕、撇开全面的统计数据？无非是为了抹黑、丑化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以凸现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

　　

　　好在历史终归是客观的实在，不是胡适所谓“任人抚摸的婢女。”

　　

　　第四、对比前后三十年应不应割断历史？列宁说得好：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是把问题提到当时的条件下。这就是辩证法的科学发展观。对比前后三十年，应当回复各自的发展基础，决不许割断历史，决不能无视客观条件。前三十年是在49年那样一个破烂的摊子上起步的，而后三十年则是在前三十年艰辛地创建好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上发展的。正确地看待“前三十年中国的老百姓”，同其后比当然可以，与其前比却更重要。

　　

　　就拿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来说。《于文》说：“再看看农村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农民最大的苦恼是如何能够吃饱。如何喂饱这几亿人，始终是人民政权的最大挑战。统购统销，以粮为纲，全民学大寨，口号一个接一个，政策加强又加强，可是粮食产量始终上不去。1956年时人均粮食产量为310公斤，1960年灾害时下降到210公斤，1978年恢复到320公斤—徘徊了22年。”改革开放一包就灵。“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产量上去了，成本降低了。粮食吃不完，连年出口。大家吃得比几千年以来任何时候更饱、更好。”《于文》在此精心选出了唯一一个全面的数据，即粮食人均产量“徘徊了22年”。这是事实。只是茅轼先生“精心选出”这一数据，用也太良苦。他是以此造成一种映象，似乎中国的“粮食总产”徘徊了三十年。否则，又为何不列举粮食总产的数据？其实，在1956到 1978这个“人均粮食徘徊的22年”里，我国粮食总产从万吨增长到万吨，增长58.1%。再以包产到户前的1981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总产量从万吨增长到万吨，增长1.8倍，年平均增长3·7%。这样的增长速度，同世界各国相比，是比较快的，比之包产到户后的三十年也不逊色。只是因为我国人口增长过快，从1956年的6·2828万人，到1978年的9·5809万人，才导致“人均粮食徘徊22年”。茅于轼精心筛出“人均粮食徘徊”的数据，隐瞒粮食总产增长的事实，究竟为什么 ？此其一。

　　

　　其二，就按茅于轼”的说法，毛泽东时代三十年没能老百姓解决“吃饱肚子”问题，改革开放一包产到户，“粮食就吃不完，连年出口 ”，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但这个粮食问题的所谓彻底解决，果真能离得开毛泽东时代创建的农业发展基础？发展农业，一要土地，二靠水利，三靠科学，四还要有化肥。请问：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土地改革，又何来土地承包生产制责任？没有毛泽东时代靠着集体经济持续数十年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还谈得上所谓“粮食吃不完，还连年出口 ”？没有前三十年创建的强大化肥工业基础，没有三十年前袁隆平实验成功了的杂交水稻农业科研成果，只凭“包产到户”就能魔术般地“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的问题？于茅轼如此割断历史，一贬一褒，岂不把自己彻底推到了历史辩证法的反面？

　　

　　其三，《于文》把包产到户吹到天上，把集体经济贬得一无是处，为什么那个被誉为“中国农村第一村”的小岗村，在经过二十年多年的包产到户之后，却仍然面目依旧为什么该村党支部经过一场‘红色考查’，集中参观了走集体经济道路致富的明星村（大寨、耿庄、红旗渠、南街村）以后，毅然决然“学习南街村，重走集体路”？ (《南方周末》2006年3月9日，记者徐楠：《曾经的分田开路先锋，现在要“学习南街村，重走集体路”》)。

　　

　　至于说，包产到户以后，“大家吃得比几千年以来任何时候更饱、更好”，难道前三十年中国的广大工农大众，大家吃得不是“比几千年以来任何时候更饱、更好”，而是更饿、更差？
　　第五、对比前后三十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应当全面比还是只作片面比？《于文》对比过中国老百姓衣食住行的某些方面，这方面的问题已如上述。但“比一比改革前后”能不能到此为止？茅于轼理当懂得，“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还有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教育和医疗等等。对此，为何三缄其口？难道不因为这些方面比不得，不敢比？

　　

　　众所周知，前三十年里，毛泽东和周总理不是在口头而是真褥了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那种帝国主义长期封锁经济条件下，坚决实行全民医保，基本解决了9亿多的看病问题。1993年世界银行透明度年度发展告《投资于健康》，就高度赞扬前三十年的医疗保障“一直是低收入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例外”，这是“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而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举世无双医疗保障，被改革掉了。中国老百姓又被压得抬不起头了。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成员进行卫生体系绩效评估中，中国的卫生业绩综合评价列到 144位，总体健康水平列第81位，人均卫生人费用占有量列139位，社会内部卫生费用分配的公平程度列第188位，即倒数第四位，仅比巴西、缅甸、塞拉利昴稍强，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

　　

　　教育方面，也是这样。

　　

　　这些方面都无关中国老百姓的生活？

　　

　　第六、中国老百姓是不是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于文》对比前后三十年的“中国老百姓”，为何闭口不谈自然环境？历史唯物主义确认，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前提。不论何时，老百姓都是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于文》既然对比前后三十年的“中国老百姓”，为何对此噤若寒蝉？

　　

　　在前三十年里，中国也有环境问题。但中国老百姓所处的自然环境，总体是好得很的。那时，到处是蓝天、白云、绿水，以及香甜的空气，如今怎么样？中国环保当局的负责人说，“中国最大的7条河流中，半数河水完全无法利用，1/4的中国人得不到清洁饮用水。”水利部宣布，1/3的农村人口，约3.6亿人缺乏清洁饮用水。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多达16个。在中国，80%的垃圾和污水得不到任何处理。每年有约40万中国人死于废气引发的疾病。城里人想吸一口新鲜空气，看一次蓝天白云，吃一餐安全饭，真是谈何容易呀!

　　

　　第七、对比前后三十年，《于文》为何不敢“比一比”中国老百姓所处的政治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老百姓已经“一分为二”，两极分化成了无法掩藏的事实。比较“中国老百姓”，从共产党的宗旨来看，只能是看广大的工农大众。在这方面，于茅轼当然是不敢“比一比”的。前三十年的中国工人，是“领导阶级”，广大农民兄弟同工人阶级的联盟是共和国的基础。他们是共和国的主人，是“强势群体 ”， 在社会上受到普遍的尊重，不再受压迫、受剥削，不再被岐视、被欺侮。改革开放以来怎么样了？广大的工人、干部，以及2亿农民工，连饭碗都掌握在领导者和资本家的手里。几千万工人下岗失业后，成天在生存中挣扎。经济决定政治，又怎能不沧为“弱势群体”!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

　　

　　第八、全面对比前后三十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于文》为何无视一个综合性指数—人均寿命？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从物质生活水平，文化生活水平，教育的状况，卫生医疗状况，到政治权益，民主平等自由，幸福感等等，归根到底，表现为一个综合指数，那便是健康、长寿。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现它能以比旧社会更好地发展生产力，以满足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样的结果，应是广大人民幸福、健康、长寿。

　　

　　1949—1978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长到68岁。三十年增长了33岁。增长之快举世罕见。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深刻表现。难道这是《于文》污中国“老百姓生活一天不如一天”的结果？

　　

　　近三十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增长情况以如何？卫生部网站颁布了2003—2007年中国卫生发展简。我国居民期望寿命由2000年的71.4岁提高到73.0岁，比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65.4岁高7.6岁。

　　

　　这就是说，从1979年到2007年，中国居民的人均预期寿命的人只从68岁提高到73。0岁，提高了5岁。

　　

　　换言之，中国居民的人均预期寿命，前三十年增长了35岁，而后三十年则只增长了5岁。这一快一慢的反差，又是怎么来的？难道不值得深思。能说这“快”是中国老百姓生活“一天不如一天”的结果，而这“慢”倒是中国老百姓生活“一天好过一天”的反映？

　　

　　总上可知，茅于轼先生完全无视客观事实，随心所欲，主观片面，诋毁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毛泽东早就说过：“在中国，还有一些人不喜欢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制度。” 茅先生就是一个“不喜欢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他不是自称，他是“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这是半真半假。前半句“为富人说话”是真，百分之百的真；要“替富人说话”，不否定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怎行？后半句“替穷人办事”是假，彻头彻尾的假。

　　

　　所谓“著名经济学家”，所谓2007年中国的品牌人物”，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