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之

第十卷

只争朝夕

第348章

“恩来，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

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9字国策定江山：‘高筑墙，广积

粮，缓称王。’我也有9个字，能不能对付核大战？听好，这9个字

就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话说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全国的工作重点逐步转向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内容是：“打击反革命”和“清查五一六”分子。

毛泽东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运动中，提出要注意政策，要“过细的做工作”，坚持“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方针。他总结了群众专政的经验，他说：

“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坏人。”

中共中央为五一六定的罪名是：第1：“挑拨中央文革与周总理的关系，妄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第2：“破坏、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总理，明目张胆的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开脱罪责。”

1969年4月底，毛泽东让陈毅到石家庄一家工厂去蹲点，交代他两项任务：一是到工厂总结经验，给“斗批改”提出合理化建议；二是召集几位老帅，讨论国际形势。陈毅愉快的接受了任务。

1969年5月1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与集聚在广场上的首都50万军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参加庆祝“五一”活动的还有出席九大的代表、新当选的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及中央委员。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先后接见了阿尔巴尼亚等8国新任驻华大使，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谈话，向全世界各国传递了中国愿意同它们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信息。

据杨道远在《奉献》一书中记载：“1969年4月29日，中央通知武汉结合进省、市革委会的常委以上的群众代表一同去北京。”“5月1日，我们参加了‘五一’焰火晚会。中央安排我们上了天安门前的观礼台，看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全场一片欢腾，‘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夜空！”

5月17日，毛泽东圈阅了新华社1969年4月10日《内部参考》增刊第1256期上刊登的外电外对“九大”的5条反应。他看到编者在其中的3条标题上都加有“妄评”二字，便批示道：

“外国人、外国党评论‘九大’，编者不要随意加‘妄评’字样，如实的向中央提供就行了。”

5月19日下午6时许，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在京参加学习班的1万名代表。

据杨道远记载：“中央把我们武汉代表放在最中间、最前面，我坐在4排5号位，毛主席离我最近的时候相距只有几公尺。这是我一生中离毛主席最近的一次，我们那个高兴那个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蹦着、跳着、喊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这次参加接见的中央领导人还有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黄永胜等。在京的九届中央委员都站在主席台上，参加接见。徐海东坐着轮椅参加了接见。”

毛泽东在主席台上看到了地质学家李四光。他走下来握着李四光的手，亲切地叫道：

“李四光。”

因会场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两人距离虽然很近，但对方说话都听不清楚，毛泽东只好附在李四光的耳边问：

“你身体好吗？”

他又拉着李四光的手，走到前面，向到会的人们挥手致意。李四光和毛泽东走在一起，感到很不安，他几次想挣脱毛泽东的手到后面去，但都被毛泽东紧紧攥住了。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拉着李四光离开会场，步入休息室，一落座，他就关切的问：

“军代表听不听取你的意见？”

李四光回答说：

“有时候也征求我的意见。”

毛泽东在谈到一些地质科学家时，说道：

“我不大相信施密特的说法，我看，康德、拉普拉斯讲的还有点道理。我很想看看你写的书，能否找几本给我看看。还想请你帮助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我不懂英文，最好是编写成中文的。”

李四光问：

“主席想看哪些方面的科学资料？”

毛泽东用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大圈，说：

“就是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

李四光回到单位，向军代表说明了此事，挑选出他的《地质力学概论》一书和《地质工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一些什么？》一文，还有章鸿钊写的《石雅》，派秘书送给了毛泽东。他回到家里，动情的对女儿李林说：

“主席工作很忙，还要看我的书和其它资料，资料挺多，但都是大本大本的，有的还很繁琐。还有许多是外文的。毛主席哪有那么多的时间来看这些东西？为让他老人家少花费时间，我要整理一份多用图片少写文字的资料，把地质学中的重要问题都包括进去，再送给毛主席看。”

自此以后，80岁高龄的李四光为了让毛泽东早一天看到这些资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夜以继日的收集大量中外文资料，整理成7篇科学论著，定名为《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印成大字本，送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中央和其他有关部门的领导。1971年4月28日，李四光因患重病住进了医院。他对家人说：“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最英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指导科学研究工作的灵魂，是根本。”在医院安定下来以后，他就开始着手撰写《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地质工作的一点体会》。他还说：“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我有信心去组织人力攻克地震预这个难关。”谁知在住院的第二天，李四光就因突发动脉瘤破裂而不幸去世了。

且说5月26日下午，中央军委办事组向政治局常委汇工作。毛泽东说：

“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有的学生没有经验，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

“不要把责任推到下面，不要怪下面，谁叫我们不管呀！”

1969年，《红旗》杂志第6、7期合刊发表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场革命》一文，文章中写道：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还是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那一套，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办企业路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厂革委会和广大革命群众深刻的认识到，忘记了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就会迷失方向，阶级敌人篡权就看不见，修正主义路线就认不清，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企业就保不住。”

“只有彻底破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第一’、‘专家治厂’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才能破在要害处。只有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办企业路线，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全心全意的依靠工人阶级，才能立在根本上。”

5月29日，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乘专列南下。

来自河北徐水县的列车员岳素花是第一次执行任务，列车驶出北京后，她和几位新来的列车员都按捺不住想见见毛泽东的急切心情，不断问列车上领导：

“主席能不能在这次任务中接见我们？”

那位领导回答说：

“主席工作很忙，一上车就开始工作，要有合适的机会才能向主席提出请求。”

1969年6月1日，毛泽东乘专列抵达郑州，在车上接见了刘建勋和纪登奎，他问道：

“你们不是支持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一派吗？党言川怎么样？”

不久的一天下午，专列仍在运行。张玉凤来到宿营车，对列车长说：

“主席听说来了新同志，现在要见见她们。”

岳素花这些刚上专列的农村女孩从小唱着《东方红》长大，只见过墙上的毛泽东画像，想到马上要面对面见到老人家了，心情格外激动。她和几个伙伴一起跟着张玉凤来到了毛泽东的公务车厢。

毛泽东正在主卧室里休息。他穿着一件灰白色睡衣，斜靠在宽大的木板床上，见到几个小姑娘进来，笑眯眯的望着她们。岳素花等人激动的问候道：

“主席好！”

毛泽东点点头，起来和她们一一握手，让她们坐下来拉家常。他说话带着浓重的湖南乡音，姑娘们听不太懂，直发愣。毛泽东就让张玉凤在一旁当起了翻译。毛泽东问她们多大了，是哪里人，读过多少书？当他听说姑娘们是初中生时，又认真地问：

“你们读到毕业了吗？”

有位姑娘说：

“我们是66届毕业生，快要中考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高中停止招生，我们就参加了工作。”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

“你们是最后一批毕业生了。”

毛泽东到了武汉，来到武昌东湖梅岭1号，看到从走廊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里，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

6月3日，许光达在北京病逝，享年61岁。

许光达是10位大将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在建国后担任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委员等职务。

6月3日，《人民日》道说：自恃武力强大的苏方甚至提出：“苏联部队的核武器是有无限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有关导弹部队已经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进行“毁灭性的核回击”。

此前，苏联军队先后侵入中国新疆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和塔城的铁列克提地区，打死打伤中国牧民和边防军战士多人。

此时，苏军在远东的战略导弹部队已经进入了待命发射的战略攻击状态。由步兵师、战役火箭师、坦克师和空军军团组成的120万苏军机械化部队，已沿中国东部、北部和西部的北方边境沿线进入了一级战备进攻状态。

毛泽东对于苏联的威胁早有准备，在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顺势撤出了全部援越部队，以加强防御苏军的侵略，仅在东北战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就部署了240万人。

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咽不下这两口气。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既要对付正面的敌人，还要防备背后射来的冷箭。所以，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也得横过身来战斗，才能有效的进行两面出击。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

6月3日晚，毛泽东重读《南史》第61卷《陈庆之传》。他在这本书的封面上，用粗重的黑铅笔画上重读圈记；在目录“陈庆之”旁画了两条着重线；在传记开篇的天头上，画了4个大圈，又用苍劲的笔迹写了“陈庆之传”4个大字。读罢《陈庆之传》，他将书翻回到第一段介绍陈庆之生平的地方，批注道：

“再读此传，为之神往。1969年6月3日在武昌”

使毛泽东为之神往的陈庆之，乃是南朝梁武帝时一位出身于寒门的名将，也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他为人忠正、耿直，有胆、有识、有才，一生功勋卓著。

且说6月5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道称：苏联人“在口头上向华盛顿及其它西方国家的首都进行试探”，要他们“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

此后，中央军委办事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打仗”的问题。

6月9日，贺龙因病逝世。他在去世前对夫人薛明说：

“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话的！”

此时，毛泽东还在武昌梅岭1号，有一次，他针对林彪称颂他“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对工作人员说：

“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

还有一次，毛泽东在观看“九大”纪录片时，看到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很生气的站起身来退场，并且说：

“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四个伟大’，太讨厌！”

6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发出了《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文件中规定：

“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6月26日，毛泽东要离开武昌了，他和曾思玉、刘丰、张体学、方铭谈话说：

“下去以前，主要的是要把政策学会，一定要把政策交代清楚。政策不交代清楚，不要下去。”“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组搞了一二年，没有搞出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我不是完全反对专案小组。搞专案要有经验的人，年龄大的人，要与群众结合。现在有的人年纪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听说河南地专县一级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来主持工作，这个经验很好，全国不太多。”

毛泽东最后说：

“我这次来，不是给你们谈工作的，是因为在北京很忙，到这里是休息的。”

据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回忆说：

“1969年夏，毛主席在湖北视察时，对湖北农业生产十分关心。当我汇战胜1968年长江洪水，以及今年早稻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时，毛主席说：对，人是要吃饭穿衣的。湖北是个好地方，是鱼米之乡，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湖北这个地方盛产粮食和棉花，你们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

曾思玉等人还曾向毛泽东请示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毛泽东问他们去过三峡没有，大家都说没去过。毛泽东建议曾思玉可以先去实地考察一下。

此外，毛泽东在武昌期间，还曾询问了焦枝铁路的建设情况以及江汉油田会战的情况，又批阅了有关技术革新、渤海地震、华北防汛等文件。

6月28日，毛泽东在湖南同黎原、华国锋谈话，他说：

“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笔者注）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

1969年7月1日，《人民日》、《红旗》杂志、《解放军》联合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48周年》。

此前，毛泽东审阅了社论文稿，他把第二段中“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后半句，改为“建成一个有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批示道：“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的自吹自擂。”最后批示：“可发。”

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整党工作的指示：

“每一个支部，都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

7月8日，毛泽东在浙江同南萍、陈励耘谈话说：

“要教育帮助新干部，就是要当见习官。他们没有经验嘛，就是要当见习官嘛！老干部是有经验的。”

毛泽东还详细询问了浙江的工业配置情况及新安江水电站生产情况，又谈到了修建杭州到长兴的铁路问题。

7月11日，陈毅等人提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

7月的一天，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德生跟着周恩来去见毛泽东。

李德生是在几天前刚被调来北京工作的，他第一次和毛泽东面对面坐在一起，免不了既激动又有些紧张。毛泽东见他如此，便随手拿起周恩来放在桌子上的眼镜，戴了一下，亲切的问他戴不戴眼镜？又问他看什么书？还建议他可以看看《红楼梦》、《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周恩来见李德生的情绪在毛泽东不经意的言谈中平复了许多，便向毛泽东汇说：

“主席，李德生同志已经安排在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工作，同时还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李德生小心的插话说：

“主席，我的职务太多了，安徽和南京的工作是不是免掉？”

毛泽东微笑着说：

“一个也不要免，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到下面搞调查研究。”

1969年8月13日，苏联军队出动直升机、坦克、装甲车以及大批武装部队在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铁列克提伏击中国边防军1个排，中国38名巡逻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制造了“八.一三”流血事件。

“八.一三”事件发生后，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是否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武装行动。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叫嚣要“用几百万吨级当量的核武器，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一劳永逸的打击。”

8月20日，勃烈日涅夫给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下达密令，要他向尼克松或基辛格征询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见。多勃雷宁当晚紧急约见了基辛格。

第二天一早，基辛格来到白宫。早已等得急不可耐的尼克松说：

“说吧，亨利，碰上了什么麻烦事？”

基辛格拿出十几张写满了字的纸，放到桌子上，说：

“看看吧，苏联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昨晚，多勃雷宁先生同我深谈了一夜。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家伙决定用核导弹一劳永逸的消除中国的威胁。现在，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

尼克松表情严肃地说：

“苏联突然进攻中国，攻击中国的核设施，会给美国带来危险。我们得让苏联人知道，我们不会容忍他们这样做。”

尼克松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最大的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复。到那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全。最可怕的是，一旦让他们打开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面前，美国也会举起白旗的。尼克松说：

“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

尼克松等人得出结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二是应该设法将苏联的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30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我们在玩什么花招。尼克松最后决定：

“让一家不太显眼的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新闻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烈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

基辛格很担心地说：

“但愿中共领导看到了这则消息，千万不要随手扔掉。”

8月21日，《人民日》、《解放军》联合发表社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社论中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要认真搞好斗、批、改。”

8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得知胡志明病情加重，立即派出第2个专家医疗组去越南。

早在1969年初，胡志明患上了重病，毛泽东、周恩来派去了第一个专家医疗组。

8月25日，《人民日》、《红旗》杂志、《解放军》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定的社论：《抓紧革命大批判》。社论中批评了“大批判搞得差不多了”的说法。社论中还写道：

“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在继续，我们进入了在各个单位认真搞好斗、批、改的阶段，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的各个方面更深刻的展开了。”

8月25日这一天，姚文元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中，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斗、批、改”具体任务的指示：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8月26日，中国第3个专家医疗组赴越南。

8月下旬，毛泽东先后批准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告》和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命令》要求边疆各地军民“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他们的突然袭击。”

8月27日，国务院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全国性的人民防空小组。

8月28日，美国《华盛顿明星》在醒目位置上，刊登了一篇题目为《苏联欲对红色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的文章。

文章中说：苏联欲运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酒泉导弹基地、西昌核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战略目标，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核袭击。

苏联将要进攻中国的这个消息，使全世界都震惊了。

勃烈日涅夫获悉《华盛顿明星》刊登了这样的一篇文章，立刻气得简直要发疯。他原以为美国是会同意他的计划的，最起码美国也会保持中立的立场。可是没想到竟然会被美国人出卖了，被尼克松愚弄了。

几乎在这同一时间，这一消息也传到了中国。周恩来心事重重的来向毛泽东告。毛泽东正在游泳，他披上浴衣，走进客厅，神定气闲的招呼周恩来说。

“恩来，坐下说话。”

“主席，4位老帅的紧急告，你看过了吗？”

由于过渡的操劳和过重的焦虑，周恩来的声音显得有些急促、沙哑。

“哦，看过了，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毛泽东淡然一笑，接着说：“勃烈日涅夫怕不怕？尼克松怕不怕？我不晓得，我想摸摸他们的底儿哩！”

毛泽东看到周恩来神色忧虑，继续说道：

“恩来，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9字国策定江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也有9个字，能不能对付核大战？听好，这9个字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有没有剽窃之嫌啊！”

周恩来略一思索，紧锁的眉头一展，陡然间眼眸一亮，兴奋地说：

“不称霸，好！这下美国就该放心了。”

毛泽东摇摇头说：

“只是放心不够，人家是老大，哪能袖手旁观？我想让他们下河趟趟浑水哩！”

周恩来说：

“真把美国拖进来，这场戏就有热闹可看了。”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沉吟地说：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勃烈日涅夫是个软耳朵根子，我怕他管不住那个国防部长哩！”

周恩来始终记挂着自己的使命，他说：

“主席，4位老帅都认为国庆节苏联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今年的群众集会怎么个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周恩来担心的是，搞集会，毛泽东就要检阅，要检阅就要登天安门，登天安门国家领导人就要全体亮相，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毛泽东说：

“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听说那位尼克松总统很紧张呀，我可不紧张。不搞集会，这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毛泽东的脾气，周恩来是知道的，说不过黄河，就不过黄河，天王老子也劝不转。现在，几十万人要集聚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样疏散，怎样隐蔽，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怎样才能安全的进入地下通道？周恩来反复掂量如何利用警后的5分钟，苦思冥想，以求万全之策。毛泽东看着周恩来，笑笑说：

“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不可以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我看不要早，也不要晚，过节前几天就挺合适，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他们明白过来，我们的节也过完了。”

周恩来会意的笑了，说：

“好！放完后，咱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对嘛！这就叫‘兵不厌诈’嘛。”

“主席，你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我看不能早，也不能晚，选两个日子就可以了。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马上成为中国全社会备战备荒最响亮的口号。各级政府在全民中广泛的开展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袭击、防止核辐射、核污染的应急训练，北京等所有大中城市到处都在开挖防空洞，一些军事部门和重要国家机关也开始修筑地下工事。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大批工厂转向较为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的配置。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状态。

东北边境最精锐的240多万大军也已严阵以待。分布在东北、内蒙、新疆等地的数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提前疏散到既能躲避核打击，又能随时准备补充部队、投入战斗的地方。

这样，就形成了“7亿人民7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的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局面。

1969年9月1日，胡志明病情急转直下，中国派出第4个专家医疗组去越南。

9月2日9时47分，越南胡志明主席逝世。

此前，胡志明在弥留之际曾留下遗言，他说：“老大哥、老大姐不要再打了。”

毛泽东获悉胡志明逝世的消息后，悲痛万分，立即派周恩来组成党政代表团，准备前往河内吊唁。

周恩来立即给中国驻越南大使王幼平发去署名电说，胡志明主席逝世与越南民主共和国诞生日是同一天，请你们不要与医疗组联系，在越方没有公布消息前不要去吊唁。

9月3日，越南发布消息称：胡志明在这一天逝世。

9月4日，周恩来受毛泽东之托，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他在会见越南领导人时，悲痛地说：

“我来晚了，我来晚了，我早些来，也许他不会走得那么快……”

在此期间，毛泽东为悼念胡志明献了花圈，他在白色缎带上写着：“献给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胡志明同志！”

9月上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率团赴越南吊唁胡志明主席。他借此之机，向中国同时去吊唁的党政代表团提出，希望能在回莫斯科途中，到北京为其专机加油，并同中国总理会谈。周恩来马上将这一信息告给毛泽东。

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打破以往的模式，同苏联领导人接触并开始谈判，于是就同意了他的请求。

此时，柯西金的专机已经飞到了中亚的塔什干，他在收到毛泽东同意他停留北京的消息后，立即绕了个大弯子飞到了北京。

9月11日，周恩来在北京机场贵宾楼与柯西金进行了3个半小时的会谈。他对柯西金仍以同志相称，就最近苏联对中国的核威胁，向柯西金提出了责问。柯西金无言以对。周恩来还传达了毛泽东对中苏分歧的意见，他说：

“柯西金同志，5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1万年。但是这是理论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该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因为不同意见的争论，不要说在现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1万年以后，也会有矛盾，有斗争。中苏两国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心平气和的来处理，总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

柯西金点头表示同意。周恩来又说：

“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打开地图就会知道，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在有争议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我国领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国外，我们也不会去侵略别人。可是你们却调动了很多兵力到远东。你们说我们想要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达到了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

我们吵架应该是文吵，动口不动手。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柯西金也表现出了愿意和解的态度，他说，苏联无意攻击中国。他承认两国边界存在着争议，希望两国不要为边界问题而打仗。周恩来说：

“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中苏两国不应该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

周恩来和柯西金这次会谈，双方达成了“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谅解协议。

两天后，周恩来将会谈的情况向在外地的毛泽东作了汇。

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的一篇文章，文章中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

美国明白，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尼克松为此召集紧急国防会议。他们认为：“对于眼前这场中苏一触即发的战争，我们当然应当阻止。如果他们执意要打，那是他们的事情。”

为此，美国决定采取3条措施：1、要尽快恢复中美华沙会谈。2、利用齐奥塞斯库和叶海亚与中国的亲密关系，传递美国期望与中国和解的诚意。3、美国亮出了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保留下来尚未动用的一张王牌——“用苏联已被破译的密码，发出向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准备核打击的总统指令。”

原来，早在1955年7月13日，美国政府通过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建议，在日内瓦举行两国大使级会谈。7月15日，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中美两国从1955年8月1日开始在日内瓦举行了大使级会谈。后来，会谈的地点又移到了波兰的首都华沙。但是，由于美国始终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从台湾及台湾海峡撤军的意向，所以，会谈历时15年135次，始终都没有任何结果。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在同苏联争霸世界的斗争中，它的优势地位逐渐被苏联取代了。1969年，美国共和党人尼克松上台执政后，他客观的审视了美国政府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决定改变对华政策。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将尼克松的就职演说读给毛泽东听。当他听到尼克松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届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

毛泽东说：

“你把这段话好好记住。”“从1949年起到现在，他们尝到了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独者给他们的真正滋味。”

尼克松上台伊始，就要求基辛格“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

这一次，尼克松又要求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传达信息给中国政府，表示愿意结束中美之间的敌视状态。

美国驻波兰大使为了实现与中国政府恢复中美华沙会谈，在华沙发生了尾追中国大使的一个戏剧性事件，一时成为趣谈。

毛泽东获悉这些重要信息后，在中苏关系极度恶化的情况下，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立即抓住有利时机，果断的做出了一些重大的外交决策，积极开展对美外交，努力改变中国在世界上的孤立地位，打开了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9月16日晚，新华社广播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

9月17日，《人民日》刊登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共有29条。其中第22条是毛泽东在审阅这些口号时新添上去的，他写的是：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是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在29条口号，还有：“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9月23日，毛泽东结束了历时4个月的行程（途经郑州、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南京、济南——笔者注），到达天津。列车在专用线上停了下来。和岳素花同在一个车厢工作的列车员小王跑过来告诉她说：

“一会儿主席下车散步，和大家照相。”

岳素花听到这个消息，急切地说：

“我正值班呢，怎么办？”

和岳素花同在一位置站岗的警卫战士说：

“你去吧，有我呢。”

岳素花快步赶上大家，朝毛泽东下车的方向跑去。大家看到毛泽东下了车，都热情的鼓起掌来。毛泽东朝大家挥挥手，鼓着掌走进了人群。专列刘队长握住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这时有人搬来了藤椅，让毛泽东坐下和大家合影。毛泽东用手拨开藤椅，顺势坐在长满杂草的地上，对大家说：

“我们是自家人。”

大家很快便围在了他的周围，摄影师连连按动快门，为大家留下了永久的纪念。毛泽东听摄影师说“好了”，打算起身，却没有站起来，笑眯眯的望着身边的人说：

“起不来了。”

大家赶忙扶着他慢慢站了起来。不知是哪一位女孩子说：

“主席，和我们女同志单独照一张吧。”

毛泽东没说话，只是笑眯眯的站在那里。摄影师朝岳素花等人使了个眼色，十几位女孩子又迅速站到毛泽东身边照了一张。周围的一些服务人员一见还可以照，又陆陆续续跑过来拍照。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四周，问：

“还有没照的吗？”

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们又赶紧围过来照了一张。

9月23日这一天，毛泽东视察天津。他分别接见了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解学恭、副主任郑三生、警备区政委刘政及市革委会核心小组成员和天津陆海空三军部队负责人。

尔后，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9月26日，毛泽东发出了一个重要指示，他说：

“军队不要松懈。”

中央军委立即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还传达了林彪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

9月28日，中国首次成功的进行了地下核试验。

9月29日，中国再一次成功的进行了一次高空氢弹爆炸试验。

在中国两次核试验期间，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都收到了中国西部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他们马上做出判断：中国成功的进行了第一次地下平洞核试验和又一次高空爆炸核试验。

这两次核试验是中国进行的第8次和第9次核试验。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苏、美两国，都在焦急的等待着中国公布核试验的消息和有关资料。可是，奇怪的是，这次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介，同前7次对核试验连篇累牍、热烈庆贺的情形完全不同，一连几天都悄无声息，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一直保持着沉默。全世界对此无不感到惊讶和疑惑，种种五花八门的猜测接踵而出。美联社的一篇评论虽然有些自以为是，却也获得了广泛认同。评论说：中共最近秘密进行的地下核试验和高空核试验，其相隔时间之短和秘而不宣的反常做法，都充分表明，他们在这一非常时刻进行核试验，并非为了得到某种成果，而很可能是临战前的一种演习和检测。

后来，正当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两次核试验纷纷猜测的时候，新华社在10月4日的相关道中说：中国核试验发展的新成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核垄断的“一个沉重打击”。

再说9月30日晚，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对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如果他们硬是要把侵略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抵抗到底，直到最后胜利。”

1969年10月1日，《人民日》、《红旗》杂志、《解放军》联名发表了题目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社论。社论的最后部分，用毛泽东添加的国庆口号第22条作为结束语。

这一天，首都军民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的集会和游行。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李先念、阿沛.阿旺晋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大会。

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人、农民、解放军、红卫兵、干部、知识分子代表995人。毛泽东神采奕奕，满面笑容，亲切的向他们招手、鼓掌。

应邀参加大会的各国贵宾有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越南南方、柬埔寨、刚果（布）等国的代表团。毛泽东同客人们一一握手，亲切交谈。

斯特朗也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是她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握手。

林彪在庆祝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将毛泽东添写的国庆口号第22条作为结束语。

接下来，首都40万军民举行了庆祝游行。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抬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大字标语，威武雄壮，气势夺人。

毛泽东在城楼上惊喜的发现了“赤脚医生”方队。

这个方队由近千名肩背药箱、背负斗笠、挽着裤腿、打着赤脚的年轻农村姑娘组成。她们高呼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整齐的从城楼下的长安街走过。队列的前边是一个特制的轮车，上面载着“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5个大字。这个方队的代表是分布在全国的“赤脚医生”。

毛泽东微笑着，身体向前微微倾斜着，频频向这个方队挥手致意。

此时全国绝大部分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00万。毛泽东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的理想，已经初步变成了现实。后来在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了一部专门向国外介绍“赤脚医生”的长达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这部纪录片真实的记录了中国“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使用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该片在许多国家放映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正是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1976年9月初，“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和“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中国“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代表人物黄钰祥和覃祥官出席了会议。覃祥官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告，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部长和各大媒体记者的提问。覃祥官的告与解答，令全体出席会议者们赞叹，他们称赞中国创造了人间奇迹。

再说毛泽东在城楼休息室会见了朝鲜崔庸健委员长，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毛泽东说：

“咱们的关系不同，应该搞好关系嘛。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当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朝鲜同志长期和我们一起作战。反美战争的时候，我们也同朝鲜同志一起作战。将来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我们是一道走过来的嘛！对苏修，我们不一定天天骂，有时可以停一下，天天骂不一定灵。”

“我们是老朋友，我们反对反斯大林，这一点早就一致。斯大林有错误，我们不能说他没有错误，但他基本上是好人。斯大林对苏联革命对世界革命有贡献。反斯大林，实际上反的是十月革命后继续执行列宁主义路线。”“中苏分裂，美国高兴。中苏边界已有十几天不打了，只有它不打，我们巴不得，我们是不希望打的。”

这天晚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及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又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群众中间席地而坐，兴致勃勃的观看了节日的礼花和五彩缤纷的焰火。

10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份严正声明，声明中说：

“苏联方面又在中苏边界挑起新的流血事件，同时反诬中国进行边界挑衅，并且更加露骨的影射中国要对苏联发动核战争。”“中国政府多次郑重声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污蔑中国要发动核战争是荒谬的，可笑的。但是，中国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所吓倒。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讳，袭击中国的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7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抵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10月11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来京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参加接见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江青、李先念等人。受到毛泽东接见的有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解放军、红卫兵、干部、知识分子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的代表多人。

10月14日晚，毛泽东乘专列南下，第一站停留在武昌，入住在东湖宾馆。专列停放的专用线由王家墩机场改为山坡机场。此后，毛泽东很少出去散步，也不会见任何客人。这是他考虑重要问题或者准备做出重要决策前的一种习惯。

据列车员岳素花回忆说，毛泽东此次外出，“前后历时6个半月”。

10月15日晚7时许，柯西金心慌意乱的向勃烈日涅夫告说：

“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来两个消息，一个是中国的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这一点，我们的卫星收到的信号和拍摄的照片都已经证实。另一个是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的利益与他们有关，而且，已经拟定了同我们进行核战的具体计划。因为情况十分火急，他们只通了消息，正式告还要稍晚些时再送来。”

勃烈日涅夫不相信这个消息，他说：

“美国会站在中国一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请马上拨通驻美使馆电话。”

几分钟后，大洋彼岸的多勃雷宁大使向勃烈日涅夫告说：

“情况属实。两个小时前，我同基辛格会晤过，他明确表达了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3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还透露，尼克松总统已经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国134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复的密令。一旦我们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复计划立即开始。”

勃烈日涅夫听完电话，愤怒的喊道：

“美国出卖了我们！”

柯西金待盛怒的勃烈日涅夫稍微平静后，说道：

“也许美国的所谓核复计划是恐吓，但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定的。虽然他们的核弹头不多，但我们不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剥夺他们反击的能力。更何况他们在4年前，就进行过导弹负载核弹头的爆炸实验，其命中目标的精确度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他们有了防备，现在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

于是，苏联方面马上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说，双方可以在1969年10月20日开始谈判。

毛泽东获悉苏联提出的谈判消息后，他怀疑苏联的这一做法，很可能是他们为了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而施放的烟幕。于是，他立即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说：

“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一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马上做出决定：一方面答复苏联方面，同意谈判，可以首先在北京举行两国副外长级谈判；一方面在10月20日以前把在京的中央党政主要领导人疏散完毕。这一疏散工作由周恩来全权主持。

10月17日，林彪离开北京，到了江苏苏州市。

1969年10月18日，这一天是星期六，刚到苏州的林彪向在北京的黄永胜发出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指示说：“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

这天晚上，中央军委办事组立即将“林副主席指示”用电话迅速的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了紧急临战状态。这就是所谓的《中央军委第一号命令》。

10月19日，林彪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将此事告给毛泽东。这是自建国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不经军委主席批准、而由军委副主席擅自下达命令采取行动的事情。

毛泽东看到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立刻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据汪东兴后来回忆说：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再说毛泽东烧掉了传阅急件，又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他马上派江青去找黄永胜。江青质问黄永胜说：

“紧急指示为什么还没有经过主席批准，你们就实行了？是谁让你们这样干的？”

黄永胜回答说：

“林总担心社会帝国主义会发动突然袭击，敌人总是利用谈判的时候搞这种名堂的。”

江青反问道：

“毛主席难道对这样的事情会忽视吗？调动军队这样的大事，你们不请示主席，出了问题你这个总长能担当得起吗？”

黄永胜说：

“这件事情我有过错。林总是让我先请示主席的，是我的失职造成的这样的后果，请江青同志能够替我向主席解释解释。”

后来，江青又奉命给黄永胜打电话说：

“那件事情就过去算了，你不要再和任何人提起了。记住，不要和任何人再提起。”

黄永胜对江青这句话的理解是包括林彪在内。所以他没有向其他的副总长通，而只是向林彪一个人汇了情况。他还说：

“当时我把责任全部承担了。我说，是林总让我请示主席后再发令，我怕突发性事件出现，就来了个一边执行一边汇。”

林彪听了黄永胜的汇，没有说话，也没有其它任何的表示。

10月2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和一个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坐镇指挥，开始将中央党政主要领导人一一分别疏散到京广线附近：

王稼祥到了河南信阳。陶铸到了安徽合肥。曾志到了粤北农村。陈毅依旧是去了石家庄。陈云被送到南昌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蹲点调查。王震则被送到南昌东乡红星垦殖场蹲点调查。

10月23日，邓小平及其夫人卓琳带领一家人到了江西，被安置在新建县望城岗原来步兵学校的一座两层小楼里。

在此期间，徐向前去了河南省开封市。此时刘少奇正在病中，也被医护人员送护到了开封市。11月12日，刘少奇病逝于开封。

据2009年11月15日《重庆晚》道：曾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保健处医生、北京医院主治医师、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副主任、总参警卫局保健处主任军医、中国康复医学会会长、卫生部副部长等职的顾英奇讲述了刘少奇晚年的医疗和抢救情况：

“1967年1月，我从下乡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对刘少奇看病的问题，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给北京医院下达一条命令：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还是从中南海门诊部保健药房发给。据刘少奇病历记载，北京医院曾有4位医生到他家（1963年9月搬到中南海福禄居）出诊过，为解决疑难问题也曾在他家多次组织过会诊。

从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和全国知名的各科专家，为刘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疗护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工作，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1968年2月，我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调回中南海并编入部队，任新成立的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两名负责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之后根据上级指示，我们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的医疗任务和病历。领导给我们的指示是：‘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

　　当时我们先指派助理军医李留壮和护士马小先负责平时到刘少奇家的巡诊工作，门诊部的其他医生、护士也到他家出诊。医护每次出诊都做认真的检查、治疗并详细记录在病历上。那时刘少奇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庭院和室内，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原来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他情绪很低落，食欲下降，血压很高，糖尿病加重，身体消瘦，体力大为减弱。

　　1968年4月，刘少奇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为了查明病因，我们即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这段时间刘少奇还是照常下地活动，在卫士或护士的搀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卧床不起时为止。

　　在这期间，我们不但经常去给他看病，还对他的生活照顾及时提出指导意见：1968年5月3日，发现给刘少奇做饭的师傅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进行了隔离治疗，另换一名师傅；同时把他的厨房、餐厅、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护他的健康。6月18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就把他原先每天吃6个鸡蛋调整为两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少吃些猪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购人员和厨师都很配合，都认真做到了。

　　在工作中，我们虽然不能像以往那样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们确实严格按照医患之间的关系来处理他的健康和医疗问题，没有任何轻视和懈怠。当时刘少奇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免疫力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并当即将病情上。

汪东兴向我传达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毛主席、周总理明确指示说：‘要千方百计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位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医生董长城和我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我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同时安排4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在刘少奇病重时，周总理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指示要尽力救治。经X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7月12日，刘少奇病势渐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得到批准，以便关键时刻立即施行。告后很快就得到了汪东兴传来的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果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刘少奇的意识没有恢复。他虽然也是夜里睡觉，白天醒来，睁着眼睛，头左右转动，但没有思维活动，不能说话，认知力丧失，熟人也不认识。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由于他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复发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在这期间曾多次出现病危，均经抢救、治疗得以转危为安。1968年10月9日，刘少奇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为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所致。10月11日开始鼻饲，由于炊事员与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使每日总热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刘少奇到1969年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洁才得到这样好的结果。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刘少奇虽然已经不能认人和说话，但他头部自由转动，眼睛明亮，注视着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几净，床单雪白，器物整齐。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3次。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三○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边，从未发生过差错。至于严重的精神创伤，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刘少奇在我们的照顾下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1969年10月上级指示要把刘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置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一直护送到洛阳，并向当地接班医生做了详细交班。1979年11月27日，中纪委的王绍棠把刘少奇的病历、治疗和抢救工作的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疗的照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上述情况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察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刘少奇的这段病历大部分是董长城医生执笔的。”

这正是：主义之争更人道，害死一说是祸心。

毛公大慈留青史，巴儿狂吠化烟尘。　　

欲知中苏两国谈判结果如何，战争能否打得起来？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本传第九卷最后叙述了毛泽东1969年3月中旬在中苏珍宝岛之战后曾经说过：“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他身边的人问他说：“美国人高兴吧？”毛泽东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让他缩减到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他身边的人回答说：“中美苏3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外交，对吗？”毛泽东说：“又等，又不等。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的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待到本章叙述的1969年10月中旬的中苏之间的核战危机和美国人的干涉，毛泽东的预言、推理和措施，就有了答案了。可谓是：腹有韬略，料事于无形。每临大事有静气，当机决断，奇妙无穷。这一段历史读起来，实在是叫人忍不住击节叫好，而且是余味无穷！真正的政治家当如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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