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心路

　　

　　范湘涛 范贤超　

　　

　　

　　

　　 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以后，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我国经济技术落后，也没有管理现代化经济的经验，在计划管理、金融财政等方面，基本上是照搬前苏联的。但是，斯大林逝世以后，前苏联也发生了一系列事情，使毛泽东觉察到了苏联经济建设经验也存在一些问题，即使有些成功的经验，也不适合我国的国情，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据我国的实际和已经积累起来的经验，对我国经济建设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既要受到国内、国际客观形势的影响，也有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制约，更有毛泽东个人文化性格的积淀，认真梳理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心路，这对我国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球籍危机的挑战

　　

　　 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上，谈到要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赶超资本主义强国时强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这，不是毛泽东的危言耸听，而是一个严峻的客观现实，为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客观依据和时代紧迫感。
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接过来的旧中国是破烂不堪的烂摊子。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至1949年，使用机器的工业产值，大约只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17％左右，而农业及其副业、个体手工业和工场重工业的产值占了工农业生产的83％左右。在仅有的工业中，重工业不到30％，轻工业占全部工业的70％以上。在重工业内部，也是门类残缺不全、互不协调、多数是采矿业，或生产初级原料的工厂，除一些修理和装配的工厂外，没有自己独立的机器制造业。由于工业落后，旧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工具基本上还是几千年相传下来的手工工具，有些农村地区甚至还停留在杵臼时代，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现代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极其缺乏；科学、文化、医疗卫生事业也极不发达。解放后，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我国的经济建设，经过“一五’计划，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工程巨大，加之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封锁，军事上挑起的朝鲜战争，又给我们的建设事业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经济发展状况与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相比，差距越来越大，与中国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相比，很不相称。现实的生产力水平仍然还很落后，不仅没有形成自己的工业生产体系，而且，绝大部分还停留在手工操作为主的、半机械化生产的水平上。国防工业也很薄弱，没有具备生产现代常规武器的能力。广大农村则仍然是以牲畜和手工进行耕种，有些偏僻的山村，还处在刀耕火种的时代。
与此相联系，我国的文化科学技术也很落后。据1957年的统计，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仅44.7万人，中学生仅708．l万人，小学生仅6428万人，农村人口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全国科技人员不足5万人，其中专门的科学研究工不到500人，专门的科研机构只有30多个。科学技术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竟落后半个世纪。这种状况，显然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毛泽东在1958年1月28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国家是又穷又白，穷者一无所有，白者一张白纸，一谈起来，我们国家这么多人口，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四千多年历史，但现在的生产与我们的地位完全不相称，钢铁生产还不如一个比利时。它有七百多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二十多万吨。他还指出，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样的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我们的管理干部严重缺乏，这与大规模的建设，很不适应。
当时，人民的生活仍然处于贫困状态。1957年，农村人均收入仅70元，相当一部分农民仍然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窝窝头便是他们的口粮。这对毛泽东的心灵，是一个巨大的震撼。他，深深根植于中国农村的乡土之中，深切了解处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农民的痛苦生活。他走南闯北，含辛茹苦，受尽磨难，其目的，就是要改变人民的这种境况，为人民谋幸福。但是，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仍然处于这种缺吃少穿的境地，一种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撞击着他的心灵。他决心迎接“球籍危机” 的挑战！

　　

　　 二、公平分配的孜孜追求

　　

　　 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在中国大地上开展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除了迎接“球籍危机” 的挑战之外，他还希望另辟溪径，寻找一条人们收入均等，防止两极分化，向共产主义按需分配跃进的理想道路。
纵观毛泽东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制订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可以发现贯彻其中的一条红线，就是社会产品的公平分配问题。
公平分配，这是人类文明史以来，就一直在寻求解决方式的恒常课题。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是工业革命引起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时期。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工业迅速发展，社会财富极大地增加。但与此相伴随的却是贫富悬殊的扩大和工人生活的绝对贫困化。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对财富的永无止境的追逐，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境况愈加贫困化。要改变贫富分化的不平等状况，只有彻底破除旧的社会经济制度，把一切资本集中到社会手中，以消除不平等分配的经济根源。在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社会，能够进入分配领域的只能是最终消费资料，能够参与分配的只能是社会成员提供的属于自己的劳动量。因此，分配的差异只表现在劳动量的差异上。但是，马克思基于对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他并没有到此止步。他认为这种劳动量上的差异，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因此，他进一步强调，以劳动量参与分配也还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在事实上却是不平等的。因为还存在劳动者个人秉赋的差异、人口供养的不同。真正的平等分配方式是按需分配，依据社会成员各自的特别需要而获得足够的其需要的消费资料，劳动已不再是谋生的手段，不再是分配的尺度，仅仅是劳动者全面发展的一种享受活动。在这里，马克思的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推论，正确地揭示了人类历史进程发展的一般规律。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不可能具体揭示平均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动态关系，这就给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选择，留下了一个艰辛的难题。
在中国，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问题，同样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儒家以民为本、均富养民的原则深深扎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在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力极端不发达，自然经济束缚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虽然财富供给大大高于原始社会，但是仍然相当匾乏，养民只有靠平均财富才能实现。平均分配观念一直根植于中国百姓的心中。
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深谙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当他在解决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动态关系的难题时，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平等原则对中国传统的平均观念进行了综合的剖析，提出了一个公平分配优先、均平求富的经济发展方针。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曾“梦想新社会生活”。认为“劳动者欲求完全之平均分配，非在社会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据此，他主张创造以求完全人格独立的新家庭，由若干新家庭汇合而创造一种新社会。在这个新社会里，从公共幼儿园到公共学校，从公共银行到公共工厂，从公共消费社到自治会，样样齐全，应有尽有。这里，尽管是一种空想，却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中分配的关注。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着重于变革农村的封建所有制，消灭和打击农村的土地富有者，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小农生产方式，以解放农民，满足农民均等拥有土地的要求。在革命队伍中，主张实行革命的民主主义，采取供给制的分配方式，在经济上官兵一律平等。
在40年代，他设计了新中国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模式。平均地权使占中国人口 80％的农民获得相等的土地份额，这既为实现公平分配作了实质性大变革，又为中国工业化扫清了障碍。节制资本，就是在城市限制资本扩张，适当提高工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劳资两顾”。既承认已有的贫富差距，又抑制资本的扩张。这两项政策，对公平分配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独特的思考。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根据形势发展的新变化，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一个最突出的结果，就是使任何人都不能孤立于他人而独占集体或社会的生产资料，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获取生产收入的分配方式就此消失了。在农村，早先对生产资料的人均分配，使小农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而这次则使小农交出土地，归集体所有。在城市，公私合营和手工业合作社，使生产资料大部分集中到国家手里，少量的归集体所有。这样，就为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公平分配原则的实施创造了社会条件。农村的合作化运动，打击了富裕农民，扶持了贫苦农民，铲除了收入分配重新出现的不平等现象，激发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在城市的和平赎买中，消除了城市收入不平等现象，使城市人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公平感。同时，由于政府控制了社会所有资产，就能依据政府意图发展工业生产。因此，在“一五”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发展较快，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全国职工的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了42.8％，农民收入增长近27.9％。显而易见，毛泽东的分配公平化改革，在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第一阶段产生了经济、政治效应，不仅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为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毛泽东并没有以此为满足。他认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定息，还存在着剥削。就所有制这一点来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也就是说，从分配上看，还没有建立起完全的社会主义公平分配原则，社会还存在着造成不平等的经济根源，应该进一步地改革利益结构，消除不平等因素，以使经济收入分配更加均等化。这就需要寻找一条既能保证收入均等，又能极大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超常规的赶超式经济发展战略。于是，从1958年起，毛泽东从分配与增长两个方面进行了异乎寻常的大胆试验。在分配上，通过建立人民公社，取消工分制，吃公共食堂，向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跃进，以使分配趋于平均化，消除因天赋或家庭人口多少等方面造成的收入差异。在财富增长方面，轰轰烈烈地开展“大跃进”运动。在工业生产方面，以钢为纲，9000万人齐上山，大炼钢铁。在农业生产上，以深耕密植为特征，争放亩产3．6万斤的大卫星。这样，分配公平与财富增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达到了毛泽东设想的“和谐统一”，分配与增长的两难问题在中国人民的革命历史进程中“解决了”，在“一穷二白” 的国度里,描绘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不难看出，以快为灵魂的“三面红旗”，正是毛泽东借以最佳实现孜孜追求的公平分配目标的大胆实验。但是，这个实验由于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悲剧的形式失败了。

　　

　　 三、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情怀

　　

　　 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还有他那永不满足现状超越局限的个人主观因素。如前所说，毛泽东早年由于变革现实的强烈愿望，他在探索宇宙的大源，寻求救国救民的济世灵丹的时候，积淀了主动尚变的文化心理。1958年1月31日，他在草拟工作方法60条时说：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要提出新的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的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在他的实践中，就是趁热打铁，不断革命，他要求革命一个接着一个，中间不要停顿，突破现实时空的局限，以自己的智慧和想象，以对民族的责任感，向未知世界进军，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因此，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设计了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一个又一个的奋斗目标。抗日战争刚刚进行了8个月，毛泽东便从中日双方的矛盾分析入手，确定了抗日战争过程中的退却、相持、反攻三个阶段；解放战争伊始，面对美式装备的400万强敌，断言5年打败蒋介石；解放后，根据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毛泽东计划10年到15年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构想，实际进程比他预想的要快得多。这些成功的经验，更激起了他“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超越情怀。于是，他对未来的奋斗目标，愿望越来越强烈，信心越来越坚定，激情越来越高昂，步伐越来越急迫，时间越来越紧促。
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特别是1957年通过反右斗争等方式，完成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毛泽东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他要求人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革地球的命。应该肯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跨越战略，不是毛泽东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一贯思想的继续发展。毛泽东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最紧迫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是一个带有世界意义的普遍规律。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刚刚成立时就大声疾呼：“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须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率提到首要地位。但是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才能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是按照历史的常规亦步亦趋的追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打破历史的常规，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这一直是毛泽东思考探索的主题。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提出了“打破常规” 的跨越式发展战略：“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步地爬行。我们要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对于生产力处于落后状况，工业基础差的国家来说，速度问题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也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起来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因此，为了解决速度问题，就必须打破常规，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在10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首先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大体上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其次是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人民共同富裕的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彻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跨越式发展战略的本来意蕴，就是从一个台阶跨越到较高台阶，巩固稳定以后，再向更高的台阶跨越，是连续性与间断性的辩证统一过程，用毛泽东的哲学语言说，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波浪式前进的过程，有进有退，主要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前进。
当然，毛泽东跨越式发展战略，作为一种探索，既有成功经验，也有象“大跃进”那样的失误，但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对我们今天落实科学发展观，都是珍贵的历史借鉴。
（《环球视野》摘自2008年第1期《广东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