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两个时代”（一）

　　

　　右而左

　　

　　
我曾在一个帖子里说，共和国到现在为止的历史，就是两位伟人留下两份遗产的历史。有网友对我提出批评，说我不尊重事实：两位伟人，哪两位伟人？网友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迄今为止的共和国历史上，真称得上历史伟人的只有一个毛泽东，别无第二人。其实，我也这样认为，但为了帖子发得出去，就只好赠送了一顶桂冠。不然，会让那位很仗义的戈多会来的网友说强国的网友太不厚道，同是伟人的忌日，对一个的怀念，几乎把强坛淹没，对另一个，即使右派们，也吝啬写几个字表达一点敬意。当然，戈多的意思不是每个人都看明白了的，我以为，他的真实意思，不过与批评我的那位网友一样：两位伟人，哪来的第二位，强国论坛网友的眼睛真是雪亮的。

　　

　　共和国到现在的历史，分为两个大时期：1949年10月-1976年10月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现在。前一个时期叫做毛泽东时代，后一个时期到目前为止都被归为改革开放时代。（本文将围绕这个时间分段展开，该贴可被看作是序言）

　　

　　两个时期的时间长度基本上相等，两个时期各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成就、不同的缺陷以及种种不同的社会问题，它们是许多截然对立的价值观作用下的产物，这使得将两个时代进行对比，在对比中进行反思, 寻找出更合理的国家发展的道路，成为必要和可能。由于主导这两个时代特色迥异的是同一个共产党，于是，对于两个时期的评价和反思，就主要是围绕着两个领导人展开。

　　

　　毛泽东被模棱两可的“三七开”，盖棺论定，他引以为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的10年事业，被一纸文件全盘否定。这使得某些对于毛泽东和他的时代具有刻骨仇恨的人，可以在现实里享受充分的自由，对那个时代和毛泽东本人，大肆指责、评论、甚至诬蔑、诋毁，不必担心犯“政治不正确”的错误，更不必担心“政治迫害”。与此同时，由于现在依然是后一个主宰者所主宰的时代的延续，没有人可以对这个时代和他的主宰者进行直接的、正面的、实事求是的评判，任何“不合时宜”的独立思考，都可能犯“政治不正确”的错误, 所谓反思也就流于形式，流于就事论事，只有“素描”，不见“油画”。当然，这只是媒体中表现出来的情形，我相信在媒体之外，有“素描”，更有“油画”，思考、反思一定是深刻的，并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中国前进的思想动力。

　　

　　略作凝思便不难发现，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有一个思想上的可悲现象：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独立思考被一些人称作奴性，依附权贵的吹牛拍马反被一些人誉为思想独立，有自由民主意识。例如，在网上总能见到一些网友，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回避主体实事，只凭着政治文件和某些当时被打成“地富农反坏右”的人所发的诅咒，就敢做自以为是的批判，而对于当下这个所谓改革开放的时代，却凭着表面的繁华，除偶尔发几句不痛不痒的牢骚外，就一味赞歌、颂歌，就一味烟花、炮竹，唯恐盛世的气球还不够气派，鲜又忠诚的现实批判和坦诚的建言。这些人明明白白一群马匹精：当下的东西，有领导人说好，必也“好”之，过去的事情，有决议说坏，必也“坏”之，十足的奴才相，摇尾乞怜样，却敢给自己贴上民主自由、独立思考、平等博爱、人权福祉之类的标签，给别人戴“个人崇拜”、无知无耻、奴颜婢膝的帽子。再例如，有个名作家，在前一个时代是施害者，荣华富贵，在后一个时代里，声泪俱下作忏悔，保住了荣华富贵，还提议建文革博物馆，沽名钓誉到一个社会良心的桂冠。说这个人是独立思考的，是民主自由的，是没有奴颜婢膝的，是具有社会良心的，打死我，我也不信。这样的人，一方面丢掉人格，拍着现实领导人的马匹，一方面又厚颜无耻给自己搞 几样诸如自由民主，思想独立的帽子戴上。他们是聪明人，但绝对不是自由主义者，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社会主义法制与平等的真正阻力正是来自这些人。

　　

　　毛泽东从来没有教导我们怎么做聪明人，他只教导我们做“造反”的人，造儒家的反，造资产阶级的反，造官僚主义的反，造美国帝国主义的反，造苏联的反，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践中，获得真知灼见。这样被教导出来的人，不需要标榜自己思想独立，意志独立，崇尚自由平等，却实际上是真正具有这样思想的觉悟者，他们从民众中来，为民众发言，即使自己生活无忧无虑，但决不会信口开河，说改革开放使民众获得了许许多多，说这是个太平盛世，说现在的中国比毛泽东时代，更安定，更安全，更平等，更公平，更少的人死于非命，更多的人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

　　

　　已经过去的那个时代，没有凝固，依然在流动，并影响着中国的今天和未来，如果尘封那个时代，浅薄那个时代，甚至简单否定那个时代，那我们就实在太可悲了；正在行进中的这个时代，需要思想源泉，如果思想源泉的提供者，都是靠诅咒前一个时代发家致富，攫取名利，又自我标榜为独立思考的人的话，那我们就更可悲了。

　　

　　
刍议“两个时代”（二）

　　

　　右而左

　　

　　
前一个时代，以1966年5月为界，分为两个时间板块。在1949年10月到1966 年5 月的这个时间板块里，最为注目的事件有，西南剿匪，抗美援朝，镇反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城市工商业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整风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在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这个时间板块里，发生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 1969年4月9大召开，刘少奇下台），林彪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五运动”，这10年合起来就是现在一般话语中的文化大革命10年。我本人对“文革10年”的提法，并不赞成，后文会给出理由。

　　

　　后一个时代以1989年6月为界，也分为两个时间板块。在1978年到1989年这个时间板块里，主要事件有批判“两个凡是”运动，真理标准讨论运动，平反昭雪（运动），农村改革解散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运动，城市工业改革厂长负责制（运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89政治风波；从1989到现在，则有邓小平南巡讲话，经济软软着陆，抗击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股份制改造，大型国有企业MBO(运动)，反腐败（运动），学习三个代表(运动)，党员“保先”(运动)。这里凡“运动”二字被括起来，表示没有强调是运动，但实际上还是运动式的。

　　

　　这样粗粗一列，一个明显的特征跃然纸上，前一个时代由第一板块到第二板块，政治色彩越来越浓，经济色彩越来越淡，给历史观察者一个感觉：经济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政治运动过多，造成国家贫困和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尤其是大跃进，造成了“经济灾难”，导致了60年前后的大饥荒（事实上后来的许多宣传者也正是这样解说大跃进的直接后果的）；而文化大革命则直接导致了经济彻底崩溃。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在政治挂帅和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经济上一无所成。而后一个时代，从第一板块到第二板块，意识形态越来越淡，经济色彩越来越约浓，改革了，开放了，中国与世界接轨，成为了国际大家庭里有影响力的重要成员，中国经济GDP 增长世界之最，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人民没有政治压力，享受着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心情舒畅，生活蒸蒸日上。

　　

　　但不幸的是，问题好像并不是从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不然，现在的中央领导人也就不必要提出“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主张，试图调和日益激烈的社会矛盾。这个矛盾的表现之一，是公安部公布的近年来，每年出现多达7万多件的群体事件。如果说这只是某些主流学者说的变革中的必然，不可避免，改革带来的阵疼，不必惊慌，那么，我们就大错特错，中了这些人想搞垮中国的奸计。

　　

　　共产党政治学范畴里的“人民”，被别有用心者偷换为生物学物种定义范畴的“人”。他们说人民就是全体人，不分职业，不分阶级，不分民族。这是讹诈，是对人民大众赤裸裸的讹诈。去年，在探讨“以人为本”的话题时，就有不少人搞这种讹诈，说以人为本，不能是以工农联盟下的人民为本，而是要以“全体人”为本，把中央为了缓和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而提出的“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正确概念，恶意进行歪曲，抽空内涵，试图掩盖社会矛盾，否定在这个时代里，人民在主流学者的治国理念里被抛弃的事实。

　　

　　我在后文里将尝试将这些表面现象下掩盖的东西，发表一些看法，帖子在哪个篇章里卡壳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我就沿着“人民”这个话题，先发表一些应该不会卡壳的看法。

　　

　　如何看待两个时代下人民及其生存状态、生活水准，生命忍耐和贡献，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两个时代的第一步，是基础，也是反思的目的之一。我很希望自己有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本事，把蒙太奇的手法运用到极致，在用镜头讲述历史时，不必把镜头对准后人对于历史的评价，只需对准历史自己的表现，把观众拉回到历史的纵深，通过时空的交变、场景的切换，让每一位思考者，认清历史的真相，给出自己的历史解释。

　　

　　人民是谁 毛泽东在总结了共产党人奋斗成功的经验，检阅了古今中外历史的发展后，得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在毛泽东的概念中，人民显然是指由工农商学兵组成的普通的劳动者，不包含对这些普通劳动者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剥削阶级，官僚主义者，贪污腐化分子，帝国主义战争贩子在中国的代理人，以及各种失去了江山而梦想复辟的共产党的敌人。这是个历史沿革的概念，含有明显的共产党至1949年革命成功的经验内涵。

　　

　　在前一个时代里，人民在理性力量的驱动下，怀抱理想，心系党，心系国家，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以全民族的价值代替个人的价值，一个一盘散沙的封建国家因此而被凝聚起来，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并让集体主义成为它的主导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切身感受到，国家不再是皇帝的狩猎场，不再是有钱人的游乐园，国家是自己的国家，自己有权做国家的主人。这个觉悟不是自发的，而是毛泽东等人不断灌输下渐渐发生的，是在人民看到了共产党人的确在乎她的人民，而不像自古以来的统治者那样，只在乎权贵和富人之后慢慢出现的。随着这个觉悟的发生，我们中国人现代国家意识形成了。

　　

　　此刻，我或许该把安东尼奥尼的镜头摇到东南沿海，摇到西南边陲，摇到东北的黑土地，摇到西北的戈壁沙漠，摇到黄河的岸边，摇到长江的波涛中，摇到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块土地，去看当时的人民如何成为建设者，在一个1949年几乎没有钢铁业，没有汽车制造业，没有其他诸多重要的基础工业，还经历了自1840年以来的百年战乱，真正是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成了一个让西方列强坐卧不安的现代中国。

　　

　　在这个建设的浪潮中，我们有了基本健全的全国性铁路网络，我们有了自己的万吨远洋轮，我们有了自己的自卸载重汽车，我们把北大荒变成了大粮仓，把戈壁滩建成了绿洲；几万座水库在大地上躺开，全国性的医疗网络建成，许多的瘟疫消失了，许多的不治之症得到了遏制，人民的生活水平、健康、寿命，相比于1949年前，都有天翻地覆的变化；鞍钢，武钢，首钢这些大型钢铁企业建成了，直到今天依然是行业的主导；东北的“一重”，四川的“二重”，直到今天还是无法替代的国家支柱型重型机械厂；长春的“一汽”，湖北的“二汽”，直到今天还是汽车工业的龙头。“大小三线建设”第一次系统完成了全国性工业布局，一个工业网络基本建成，使中国工业在那样困难的时期，遍地开花，为中国经济在后一个时代的腾飞，搭建好了发射架，并已经点火。以攀枝花钢铁基地为例，我们无法估量这个钢铁工业基地在今天西部经济中的份量，无法设想没有攀枝花，今天的西南会是怎样。苏拉密网友还写成了成昆铁路建成的系列文章，图文并茂，以最具体的事实，震撼人心的画面，告诉今天的人们，在那个时代，中国人民和她的子弟兵有怎样的意志和决心，是怎样的爱这个国家，爱出了伟大的成就。军事工业的突飞猛进我就不再老调重弹了。我们要记住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和那些在这个伟大的建设年代里付出了青春、理想、热血和生命的人们。如果说那是一个没有建设的年代，经济崩溃了，就是对所有这些建设者的诬蔑、侮辱，对他们惊天动、泣鬼神的伟业的漠视或恶意隐瞒，是对我们民族的不孝。

　　

　　是什么力量让人民如此不计个人得失，贡献一切？是理想，国家使命感，民族危机感，民族前途的光明感，还有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共产党人的无条件信赖。这些都不是物质的力量，都不是来自下半身的欲求，是理性，是人作为人应有的一种精神。在那个时代，政治运动营造的正是这样的精神力量。所以毛泽东敢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敢说：“高贵者最愚蠢，卑微者最聪明”。人民的每一个个体，都是卑微的，都是弱小的，但组织起来的人民，就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就是比高贵者更聪明、更智慧的强力生命。所以，为了内聚国力，外抗列强，中国最需要自己独特的集体主义，而不是今天一些人，在对西方个人主义一知半解的浅薄认识之下，倡导的个人主义。

　　

　　为中国赢得世界尊严的是那些地位卑微，但力量无穷、智慧无穷，被毛泽东尊为聪明人加以依靠的人民。谁如果要认识真正的中国人民，只要回到毛泽东的时代里去，做些踏实的研究就可以了。这样的人民是不应该在后一个年底代被当作商品，出卖给有钱人、官僚买办和帝国主义，让他们成为“世界工厂”里生存最艰难的群体的。

　　

　　
刍议“两个时代”（三）

　　

　　右而左

　　

　　
本篇继续“人民”这个话题，关心前一个时代人民的生存状态。我认为，那个时代人民的生存状态在“饿死3000万”这样的说法中被严重夸大。与“经济崩溃说”的出笼一样，“饿死3000万”的谬论，也是对前朝成就的污蔑。它伤害的远不只是某些人刻意要伤害的目标人物毛泽东一个人，而是那个时代全体共产党领袖、全体共产党人和他们领导下的全体中国人民。

　　

　　情况真的是“饿死3000万”那么严重吗？科学的数字是可信的，但不幸的是，今
天没有哪个个体，包括我自己，有能力、有条件获得关于那个时代饿死人的科学
的数字，因此我们或许只能从逻辑上展开质疑。现请留意以下两段对话：-------
大跃进怎么造成死人的？
-搞浮夸，某产万斤粮，吹气球，放卫星。
这和饿死人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没有那么高的产量，说那么高，还不饿死人？
亩产万斤粮当然是浮夸，但浮夸不等于没有生产，不等于没有增产。浮夸的意思，一是指标搞浮夸，定了达不到的指标，二是夸大实际产量，比如把３００斤说成是２０００斤。假设５７年亩产２００斤，５８年亩产３００斤，说增产了１８００斤就是浮夸，而实际上还是增产了１００斤，这个增长是实际存在的，你否认吗？-我不知道，如果是真的。那也被大食堂吃光了。
大食堂是另一个问题，钢铁业被浮夸了，但钢铁还是实际大幅度增长了的，粮食也一样，被浮夸了，但也实际大幅度增长了。增长了，怎么反而饿死人了？大食堂，大锅饭，放开肚子吃，的确有很大浪费，但人的食量是有限的，再大的浪费，也不可能导致３０００万人被饿死。-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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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凭什么说三年自然灾害是大跃进造成的？
-因为大跃进破坏了自然环境，毁坏了森林，导致了生态失衡，引发了三年自然灾害。那么说，你是承认自然界灾害的存在，只是认为它是大跃进造成的 -是的。 我80年代中到河南许多地方去，看到秦岭山脉的河南段森林在某个实用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遭受破坏。老百姓一方面在政策和眼前利益的驱动下滥砍滥伐，一方面又知道这是造孽，是断子绝孙的勾当，只好在无奈中发着抱怨。我问当地人，大跃进的时候这里的森林破坏怎么样。回答说，跟现在比起来那算什么呀，那时秦岭山脉的边还没有沾上，而且破坏很快就停止了。-可全国大炼钢铁，几万座土法 炼钢炉上马，的确破坏了森林
我没有否定当时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森林。我想说的是，河南是当时大跃进的重灾区，具有典型性，这20 多年里它还是具有典型性。两次破坏，一次不过一两年的时间，一次却长达20多年，相比之下，哪个破坏更严重。-当然是这20多年。 那么，这20多年的破坏，什么时候开始引发灾害的。
-最近这几年，例如北京的沙尘暴。
也就是说，破坏森林不会立即引发自然灾害，对不对？自然界的生态循环不是人吃饭排泄，早晨吃进出下午排出来那么简单，那么快速，对不对？-那当然。 那么，大跃进与三年自然灾害之间有多长时间间隔，即使当时全国的森林全部被破坏，会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间隔引发那么大的自然灾害？-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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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段是我上个月与三位刚退休不久的人士闲聊时的对话。他们显然误把浮夸当作了粮食没有增长，甚至减产和无收，因此也都对饿死３０００万，确信无疑。从以上对话中大家可以看出，坚信者的坚信凭的是感性而不是理性，思维逻辑极为混乱，几乎不知道科学的归因论为何物。这不是人群中的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

　　

　　第二段对话是在2002 年左右，有许多人在场的情况下，我和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研究生的一次争论的片断。他本人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全部知识，来自后一个时代各种渠道的宣传，包括许多出口转内销的所谓真相。但他坚决不承认，认为是自己独立思考者的结果。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一直是我的一位年轻的好朋友，每次争论输了，过一段时间就有备而来，每次都是备着自以为无可挑剔的逻辑和证据来，却带着一堆的逻辑不通和矛盾回去。一段时间不和我争论，他就觉得思想空空荡荡，就要请我吃饭，重开战端。我从来没有打算说服他，只希望在争论中彼此修正看法，接近真相。我写这些帖子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大跃进是谈论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不可回避的一个焦点，我和许多不同教育程度、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交流者，在各种公开的和私下的场合进行了观点的碰撞。这些交流者，为了确立自己是独立思考者，一般都声明自己不相信宣传，只相信自己的思考，但基本都忽视自己明显落入了矛盾之中：一方面不相信“当下”的各种宣传，一方面，又对“当下”宣传中对于过去的某些不实之词确信无疑，尤其某些宣传出口转内销后，他们更是坚信的不可动摇。我本人对比过许多国产的史料和进口的史料，在大的定性方面其实都是同源。这个饿死3000万就是一个典型。

　　

　　大跃进的确是违反了经济规律，后来自然灾害造成了饥荒，在一些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现象，也是事实。这里的问题是：一，大跃进和当时的自然灾害没有直接联系，二者仅仅是时间上相邻，大跃进在先，自然灾害在后。二者产生过“共振”，使饥荒被一定程度放大是可能的，但不能仅因为时间关联，确立因果关联，在归因时，把大跃进看作是三年自然灾害，进而是大饥荒的原因。二，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检讨自己的失误时，没有文过饰非，而是真诚反省，甚至默认了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代表党向人民所做出的检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但这不表示，天灾对当时的饥荒真就只负有三分的责任。第三，在文革中搞忆苦思甜的时候，的确有贫下中农在给学生忆苦思甜的时候讲到过59-６０年那会儿，跟解放前一样苦。我上小学时就听过这样的忆苦思甜。但这不表示，大跃进是饿死人的直接后果，大跃进没有粮食增产，大跃进在农业上没有取得实际成就。它实际上仅表示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荒和解放前的战乱一样严重。

　　

　　有些人可能还怀疑三年自然灾害是不是真的存在，有这样怀疑的人可以去查有关气象科学年鉴。我的老家在湖北，离长江有约４０多公里，是一个丘陵地区，地势比较高，顺山坡向下１０公里左右，有一个大湖（注意，现在许多地方号称的江苏大闸蟹，不少是产自湖北，包括我家乡的这个湖），这个湖有出入口和长江相连。我小时间就听父母讲，那年发大水，洪水倒灌进湖里来，一直淹到我们家门口，许多地方连续三年，颗粒无收，全靠吃国家的返销粮。我的家离长江约４０公里，还是丘陵地区，洪水居然淹到了家门口，这洪水有多大，就不难想象了。这就是我确信当时自然灾害存在的原因。

　　

　　至于饿死人，至少在我们那个地区是没有大面积发生的。８０年代大学毕业后，我开始思考许多被灌输的东西，非常严肃的问过父母和乡亲，到底当时村里饿死多少人，回答是非常一致和肯定的：三年自然灾害时，饿得真难受，吃观音土，吃进去，拉不出。但饿死人还是没有的事。非常可惜的是，我至今也没有搞清楚观音土是什么东西，只知道每次煮饭的时候加一点进去，吃了特别耐饿。我家“传家宝”故事是，有一次从村里食堂分稀饭，父母让大哥去端稀饭回来，大哥在路上摔了一跤，稀饭当了肥料，回家后被父亲臭骂了一通。在那个饥荒的年代，一大盆稀饭意味着什么？我父母每次讲这个故事时，都充满着当时一样的惋惜，但总是引来我们的哈哈大笑。

　　

　　我二哥是５９年出生的，村里还有好些个５８，５９，６０年出生的，有因为牛痘而死的，没有一个因为饥饿而夭折。河南省信阳是当时饿死人的重灾区，信阳离我们家乡不远，一些人到我们那里讨饭，但没有谁在我们那里饿死，有一些妇女还嫁给了我们那里的男人，到死也没有返回河南。当然，我们那里是个鱼米之乡，可能并不具有饿死人的典型性，但可以作为参考，对３０００万这个数字，提出严重的质疑。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国家的经济调整措施也开始取得良好的效果。大跃进中，毛泽东和全党一同制定指标后，就去干别的了，让别人主持大跃进，把大跃进搞得一塌糊涂，等到毛泽东自己发现问题时，为时已晚。为了保护这个接班人和其他许多执行者，毛泽东只好把几乎所有责任都揽了过来，并成为后一个时代别人攻击他的口实。

　　

　　经济调整，毛泽东一开始就没有接受刘少奇“三自一包”的搞法，而是坚持集体主义的道路，并给了周恩来特别大的权力，协助刘少奇搞调整。结果，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实际只用了2-3年的时间就基本使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使刘少奇需要6-8年的悲观预言落了空。

　　

　　之后大规模饿死人的事情就不再发生了。我真正记事是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那时我们许多孩子总在队里的打谷场玩耍，爬上至少10米高的稻谷垛子上往下滑溜，就像城里孩子玩滑梯那样。队里要交余粮、交生猪，以及交黄豆、绿豆、芝麻之类，国家统购统销，供应城市，到冬季，国家会返销一些粮食给队里，分给各家各户，返销回来的不都是稻谷或大米，还有北方的东西，比如土豆，萝卜。

　　

　　我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见到土豆的，而且对于北方萝卜的记忆就实在太深刻了。我们当地的萝卜都是圆的，椭圆的，一般鸡蛋大到两个拳头那么大，冬天返销回来的萝卜，碗口那么粗，一尺多长，家里做了吃，跟我们当地的罗布味道一样，我一直不知道吃的是那个像根大梆子的家伙，还以为是自家菜地里的。第二年我们那里的粮食就丰收太多，国家不再返销了，我便一直在记忆里寻找那个大梆子一样的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是哪里来的，怎么见过一次就再也见不到了。直到1979年读大学到北京，冬天看到北京大街小巷的萝卜，十几年的疑问，才豁然释怀。

　　

　　随着这根萝卜在我眼前的消失，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的生活就确凿无疑蒸蒸日上，而当这根萝卜在北京被我重新找到的时候，已经是后一个时代的开始。许多善良的人们，怀着希望紧跟时代步伐，但不幸的，一种没有被意识到的危险，悄然降临到他们头上，演变成抛荒土地、失去土地、下岗、失业、买不起住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等。

　　

　　
刍议“两个时代”（四）

　　

　　右而左

　　

　　
国家需要一个时期的冷静和思考，是前一个时代结束时，几乎所有人的共识。每个人的思考是不同的，但似乎有一种现在看来值得怀疑的思考主导了人民的各自思考。把明明发生的事情说成没有发生，不是历史的态度；把没有发生的事言之凿凿说成发生了，却不给出可靠的证据，也不是历史的态度。指控前一个时代“经济崩溃”和“饿死3000万”的说法似乎就是在这样一种非历史的态度下做出的。

　　

　　抛出经济崩溃说的直接依据是所谓贫穷。的确，虽然毛泽东时代国家和人民一直在和贫穷奋斗着，但是快要进入第二个时代的时候，国家和人民还没有摆脱贫穷。然而，这个贫穷只是物质的，而且这物质的贫穷不是在科学的对比中显现的，却是把西方发达国家的富有作为参照，树立一个非客观的标准，然后指控毛泽东不懂经济，不搞经济建设，只搞运动，搞出了贫穷。我以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合理的对比参照应该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而不应该是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因为他们虽然也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他们之前的工业基础和技术水平完全超出中国可以企及的水平，“二战”只让它们划破了皮肉，没有伤及五脏六腑，日本是这样，美国更是这样，战争真正导致了它的财富的巨大积累和技术水平的一次全面的、巨大的跃升。

　　

　　在与1949年前的中国对比时，对比的领域应该是整体的国民经济综合体系，而不应该只是老百姓饭碗里的油水有多少这一个指标。自1840以来到1949年，中国先后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在中国境内的一场战争，日本获胜），孙中山反满战争（辛亥革命为终结点），袁世凯复辟之后的“讨袁护法” 战争，军阀混战，日本入侵东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军阀再度混战，日本全面侵华和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解放战争）。仔细数来，还有许多其他的战乱，可以说国无宁日，也没有时间和财力发展国家经济。这样，到了1949年，国家除了原始的农业，和微不足道的一些轻工业外，基本没有像样的制造业，更不用说将军事工业纳入考虑的轻重工业的全国布局，说那时的中国一穷二白一点也不过分。1949年后，中国又经历了一次惨烈的抗美援朝战争，国家再次透支国力( 有人质疑这场战争的意义，纯粹无稽之谈，此处不重复批驳，见我其他文字)。在这样的基础上，历史只给了毛泽东不足28年的时间。28年之后，毛泽东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个怎样的工农业体系？那时我们真的很贫穷吗？

　　

　　我问过许多人这样一个问题：当你拥有块钱的时候，怎么花销？没有几个人，给我具体回答，一般只是哼哈敷衍，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下面要说什么，怕落入逻辑陷阱。然后，我就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假如两个农民各有块，聪明的那一个一定用来盖房子，购买气派，让人羡慕不已；智慧的那一个会用来买好的种子，置办好的农具，搞试验田，开发种植技术。如果两个城里人各有块，聪明的那一个一定先把西装革履置办起来，耀武扬威，智慧的那一个一定会投入孩子的教育，不在乎别人说他寒酸。毛泽东教导我们，并以独裁的方式，强制我们做了上述两种情况下的第二种选择。所以他的时代依然还显得贫穷。

　　

　　毛泽东曾有“大仁政”和“小仁政”来阐述他的经济建设战略，向他的同僚解释为什么要先工业，后农业，先重工业，后轻工业。而且他并没有机械的执行自己的大仁政战略，而是有理、有利、有节，在基本照顾到人民的基本物质生活--这就是所谓的票证供应—的前提下，把节约下来的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刀刃上。在当时中国几乎一切的财富积累只能依靠土地，依靠农业产出的情况下，向土地，向农业要钢铁工业，汽车工业，武器制造业（包括核武器），卫星通信业，航空航天业，等等，是何等的艰难。这可不就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伟大壮举么？这个月，也揽下来了，这个鳖也给捉住了。

　　

　　对于毛泽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这个做法，我曾在一个帖子里给了一个说法：在自由和面包之间，毛泽东先取自由，后取面包。他知道自由取得后，即使面包被剥夺，自己也可以制造出来。而先取面包，后取自由的话，自由取不到，最后面包也必然被剥夺。时至今日，毛泽东的选择依然在被严重质疑。质疑的重要依据就是这个毛泽东时代的贫穷。

　　

　　打开祖国的地图，我们会看到，黄河流经兰州后没有直接向东，而是往上向北，在甘肃、内蒙古、陕西三省境内，拐了一个大弯，折回到河南之后，才又再次向东，直入山东，奔渤海而去。这是一个硕大无朋的问号，似乎是黄河这伟大的母亲无奈的朝着苍天质问她的子孙：你们为何如此不肖，总让我发着怒吼？

　　

　　1976年9月毛泽东时代画上了句号。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这两年时间，是共和国历史上两个时代的连接点，也是在共和国历史上画下的一个同样硕大无朋的大问号。不过这个问号的含义却不是那么清晰，是问共和国向何处去，还是在再次发问“湘赣红旗子到底能打多久”，不得而知，即使是嗅觉最灵敏的知识精英们，当时也无法做出解读。但共和国的脚步没有就此止步，却是迈开霍家“迷宗拳”式的步法，摸着石头往河里走去。

　　

　　刍议“两个时代”（五）

　　

　　右而左

　　

　　我们可以获得关于两个时代的自然文本吗？曰：不能！

　　

　　第一个困难是资料的不完整性，许多言说是皮相的，缺乏透明度。例如，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破坏的时代，经济崩溃了，饿死3000万，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毛泽东时代是一个运动的年代，除了运动还是运动；毛泽东时代不重视科学教育，违反人性，无数知识分子和社会良知做了无谓的牺牲品；文革是一场浩劫；改革开放时代毛泽东的错误被纠正了；经济改革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人民生活进入小康，中国迎来了康乾之后的又一个盛世，儒家文化正在复兴等等。所有这些说法是历史自然文本展示的客观状态，还是带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主观表述？我以为后者的嫌疑更强烈。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之一的李捷就这个传记发表过一个谈话（那篇长文许多人应该收存过），在谈到不能对毛泽东时代的许多资料进行完全的披露时，他这样说，一些资料不便披露，不是因为对毛泽东本人不利，而是对现在许多人不利……，这个不利只能点到为止，再多说就犯错误了（大意）。

　　

　　第二个困难来自人们的认识能力。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人们在日常思维中存在着逻辑误区和思维盲点，我也不例外，它们包含在以上列举的所有那些言之切切、究而无据的说法中。逻辑误区的最普遍的表现形式是直线思维。小时候刚学会百位数的加减法，大人就考我们：树上100只麻雀，一铳(一种散弹枪)，打下了三只，还有几只？--97只。我们几个同龄的小孩，抢着高声回答。错了，再想想。--就是97只嘛。大人笑了：看，那树上，有一群麻雀，你们拣块石头，打下一只看看。于是，我们就争先恐后，在地上找石头，朝树上扔。后来，大人给我们又出了一道题：一个桌子，几个角！ --四个，我们抢答。我现在拿斧头砍掉了一个，还有几个？--三个。有些聪明的孩子，很快就答出了，但也有很“笨”的孩子，吸取麻雀题目的教训，在心理比划着拿斧头砍掉一个角，默默数一下，不敢肯定的说：是不是五个？

　　

　　在这个“麻雀问题”和“桌子角问题”上，回答97 和3 的，就是典型的直线思维。遗憾的是，这种思维不光发生在儿童中，实在也主导了不少成年人的日常思维，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某些学术语言。注意，这两个问题，与时下的毁灭儿童正常思维的脑筋急转弯，不是同一类问题。比如，1+1等于几？（--等于2，3，4等等）。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题，实验可重复，结果却不具有唯一性。而“麻雀问题”，“桌子角问题”，实验可重复，结果具有唯一性，所以它们符合科学原理，回答这样的问题，不会把思维引向歧途。

　　

　　理解思维盲点（或认识盲点）稍难。索罗斯的名字广为人知，但他得以成功的思维秘诀，就不见得广为人知。他提出了“不完善理论”，并以其为哲学，建造了他的金融帝国。这个不完善理论，在他的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 (《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一书里有清晰的表达。索罗斯认为，一些傲慢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总在主观上把经济学假设为非弹性科学，并基于经济学家的理想模式进行决策，还确信这些决策是无懈可击的。然而，人类理性的先天的缺陷（不完善性），决定了在经济学的理想模式中，没有考虑进的可变因素，远比考虑进的多，任何基于理想模式，做出的决策必然有许多漏动（具有必然的不完善性）。这就是索氏的“不完善理论”的要点。他把自己的行动建立在这个“不完善理论”的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政府刚愎自用，不相信决策有缺陷，无视危机预案的基础上。结果，他击垮了英镑，他推倒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他大赚其钱，那些刚愎自用的政府却傻了眼。这些悲喜剧其实就是思维或认识的盲点造成的。（索罗斯最后以慈善家的慈悲胸怀，对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以冻结汇率的方式应对危机的做法大加赞赏，还给资本主义的出路开出了计划经济的药方。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崇美学者何只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城里的往外跑，城外的往里钻。围城困境这里也适应。这大概是学者们从来没有注意到的，或者注意到了，也不愿意告诉普通大众的）。

　　

　　顺便说一句话，后一个时代在中国造就了许多亿万富翁。这些大亨的理论和实践，与索罗斯具有表面上的类似性，似乎同样是在利用政府决策的缺陷和补救措施的不到位与失灵，但实质上二者没有任何可比性。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光是落入了思维盲区，同时也犯了幼稚化的直线思维的错误（留给以后做一个小专题细谈）

　　

　　线性思维和认识盲点的现实案例是今天贴出的《强国论坛影响力大不如前的原因探索.》一文. (银河号: 2006-05-19 00:42:27)2698B (2/1059/33)。该文认为现在的强国论坛，谈毛泽东太多，谈现实的具体问题太少，论坛的影响力大不如前。没有看到，许多网友不被具体问题所羁绊，上升到了理论探讨和主义的质疑高度，谈毛泽东暗示的是主义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不解决主义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了，十个、一百个问题，就会再生出来。胡适先生，不论对于新文化运动有多大贡献，在运动后期避开主义，只谈问题，最后还是成为了政治帮闲，一个可以贡献更大潜力的新文化领军人物，最后做了一个摆设性的美国大使，这个教训，不可不吸取（今天许多人不是发掘他的文化价值遗产，却热衷于翻他的政治案，显得多么荒唐）。毛泽东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以为，这句话，要是连同他的画像的母本一起拍卖就好了，那样的话，一定会流拍，我和许多人就用不着悲伤了。因为这句话，无人买得起。

　　

　　第三个困难较难以表达，我只能做些表达的尝试。广义相对论认为，重力效应使时空发生弯曲，质量很大的星体，发生塌缩时，表面的密度越来越大，周围的时空也就弯曲得越来越厉害。结果，包括光在内的任何物质，都难从那里逃出来；外部世界无法获得其内部所发生事物的任何信息。我们也就无法观察到这样的星体。它可以被称为黑洞。20世纪的许多天文观察指出，有些很重的星体绕着某种看不见的中心体旋转，这个中心，很有可能就是黑洞。前文说到，黄河在甘肃、内蒙古、陕西发生弯曲，与在河南、山东境内的河道，仿佛形成一个硕大无朋的问号；1976年—1978年这个时间段，是在共和国历史上划下的一个类似的硕大无朋的问号。我以为，这个问号就是一个共和国历史上的时空弯曲现象，其结果是，黑洞产生了，它具有不可认识性。后一个时代似乎就是在绕着这个看不见的黑洞运转。

　　

　　阻挡我们获得两个时代的历史自然文本的障碍很多，远非以上三个，但两个时代的自然文本还是可以从各种渠道接近的。这样的接近，需要我们以科学的态度，拒绝主观的抵制，借用理性的力量。美国一些学者，在反思法国大革命时，走向一种极端，无视法国革命是现代西方的实际起点这个事实，把法国革命的价值彻底否定了，结果有其他学者出来说话了：要认识法国大革命，必须在理性上融入大革命，接纳大革命。我以为，认识毛泽东时代和其后的时代，需要以这样的态度，才不至于忽视1949年是现代中国的实际起点。否则，对那个时代的批评，对后一个时代的赞扬，都不过是隔岸观火时所说的风凉话而已，于历史和现实都一无用处。

　　

　　有人说过去的历史是凝固的（见凉山鹰网友的相关贴文），此大谬不然。我以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道出了历史和现实的内在逻辑关联，过去的历史看作流动的、活跃着的、直接当代的逻辑事件，更符合历史的本质。

　　

　　历史学家观察历史，在乎所谓细节和细节之间的关联，而哲学家观察历史就可能忽略大部分的细节，挥起“奥哈姆的剃刀”，剃掉一切繁枝茂叶，直达主干。前者，在乎复原历史，但往往顾此失彼，衍生的问题比原本的问题还多；后者，在乎历史的意义，往往举重若轻。我欣赏后一种观察历史的方法。

　　

　　（未完待续）

　　

　　右而左
2006-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