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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9章

“《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

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

靠作诗写文章吗？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

是说少了，光靠秀才，30年、300年也不行噢。”

话说在1975年5月间，毛泽东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了大字本的张元斡的《石州慢》、《柳梢青》、《点绛唇》（二首——笔者注），还有白居易的《琵琶行》。

5月29日晚22点18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随着谢静宜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

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平时除了开会和找人谈话，总是整天看文件、看书，累了就广泛浏览各种中外著作，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很长一个时期以来，他的眼睛因为患有白内障不能看书，看材料，这些东西通常都要由张玉凤来念。其它材料和书籍还可以，可读古典文学作品特别是古代汉语，张玉凤就感觉困难得多了。于是她就提出能不能从大学里找个老师来念。经毛泽东同意后，汪东兴、张耀祠就委托谢静宜物色人选。于是谢静宜就在5月下旬请北京大学中文系为毛泽东遴选一位能诵读古籍的教师。后来，中文系提出了4位可供毛泽东选择的熟悉古典文学的教师，其中有一位名叫芦荻。毛泽东看了这4个人的简历，想起他曾经读过芦荻参与编选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的《历代文选》，于是就选中了芦荻。

这天晚上，明月高悬，中南海的海水一片苍茫。毛泽东居住地那乳白色的平房，笼罩在皎洁的月光中。芦荻由于兴奋和激动，在下车时一不小心，“啪”地一声，弄撒了手提包，把那些脸盆、两支笔、书本、梳子等等一应什物，还有4件衣服，全都打翻在车里了。司机说：

“我替你收拾，你先去吧。”

芦荻第一次来到了毛泽东身边。据她后来回忆说：“灯火辉煌的游泳池大厅里，身着洁白棉针织衣裤的毛主席，端坐在单人沙发里。他面容有些憔悴，双目茫然的投向前方（后来我才知道，主席患重度白内障）。这和我心目中认定的‘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的毛主席形象，有如此大的反差！我不禁惶恐、紧张，心头还升起了困惑和迷茫。”

毛泽东非常高兴，坐在沙发上握着芦荻的手说：

“来，你坐下。”

谢静宜和毛泽东的秘书、医务人员坐在一旁听他们谈话。毛泽东见芦荻一直侍立在床前，便又招呼她坐下。他见芦荻如此拘谨，就问起了芦荻的工作经历。

芦荻原名叫芦素琴，1931年出生于东北辽阳，祖籍湖南长沙。芦荻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48年进入解放区后，改名为芦荻。她参加过抗美援朝；1954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中被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毛泽东听了芦荻的介绍，高兴地说：

“噢，48年参加革命的，参加过抗美援朝！”

他又说：

“你大概喜欢秋天吧？”

芦荻一时不知所对，毛泽东爽朗的笑了，他说：

“你为什么叫芦荻？会背刘禹锡写的《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吗？”

芦荻正要把这首诗背给毛泽东听，只见毛泽东已经抑扬顿挫的吟诵了起来：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芦荻听毛泽东如此一念，这才明白了，老人家是用这种风趣典雅的幽默在诗的最后一句点出了她名字的，想使她在轻松的话题中，把紧张的情绪放松下来。

毛泽东诵毕，站了起来，在工作人员的扶持下，昂首挺胸，双目远凝，伴着播放着张元斡《贺新郎》中“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的昆曲节拍，口中低吟，绕着游泳池大厅的南半边，走了一圈。

毛泽东要芦荻读了庾信的《枯树赋》、阮籍的《咏怀诗》、江淹的《别赋》和《恨赋》。

他赞赏江淹的《别赋》情真意切，语丽辞清。他还说：

“江淹的《别赋》中，‘秋露如珠，秋月如珪’，你的书中对‘珪’的注释不很准确。”

芦荻一听，大吃一惊。她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如此繁忙，居然还抽空读过她参加选注的《历代文选》，她从心眼里佩服毛泽东读书之多。

当芦荻读《恨赋》读到：“至如秦帝按剑，诸侯西驰。削平天下，同文共规。华山为城，紫渊为池。雄图既溢，武力未毕……”时，毛泽东以手止之，批评起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骄奢满溢。为解释《恨赋》中的“溢”字，他背诵了王实甫《西厢记》第4本第3折《长亭送别》中的一段话：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忧愁诉与谁？相思只自知，老天不管人憔悴。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到晚来闷把西楼倚，见了些夕阳古道，衰柳长堤。”

王实甫用一个“溢”字，夸张的把莺莺的相思之苦充分表现出来了。以此“溢”辅助理解“雄图既溢”之“溢”，就非常明白了。

毛泽东对芦荻说：

“文科老师要多背诵，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讲课，难道老拿着本本念？要是到别人家里谈话，你总不能说，我回家去拿来原文再谈。”

他又问芦荻：

“北京大学开不开诗词曲赋课？”

芦荻回答说：

“现在这些课都不开了，学生不读书，想读也买不到书。”

毛泽东说：

“现在没有书我们搞一部吧，选它500首诗，500首词，300首曲，30篇赋。”

说罢，他又背诵了刘禹锡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还背诵了刘禹锡的《陋室铭》、《乌衣巷》、《竹枝词》、《杨柳枝词》等许多诗文。这样一来，领袖和普通教师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芦荻的情绪有所放松，便和毛泽东交谈起来，谈话渐渐转入了正题。毛泽东说：

“最近眼睛不大好，请你念念古文，没有别的，好了就回学校，怕耽误你的教学。”

凌晨1时，医护人员劝毛泽东早点休息，可毛泽东谈兴正浓，又谈了1个小时，医护人员下了命令，非要毛泽东休息不可。芦荻赶紧站了起来，向毛泽东告辞。毛泽东说：

“再见吧，我们认识了，以后慢慢谈。”

从此，芦荻开始了在毛泽东身边4个月的读书生活，直到9月底结束。她被安排在离毛泽东住处不远的一幢楼房里。按毛泽东的说法，芦荻是他“请来的客人”。芦荻住一楼，谢静宜住二楼，一楼还住着为毛泽东治病的大夫。

芦荻为了适应毛泽东的生活规律，便改在上午睡觉，下午闭门看书，晚上至凌晨，由谢静宜陪同来到毛泽东那里，为他诵读历史、诗词、文选。毛泽东还经常对秘书、大夫们说：

“来，来，你们也听听。”

他还不时的问秘书、大夫们：

“你们听懂了没有？”

5月30日，毛泽东让芦荻读《晋书》、《南史》、《北史》中的一些篇章。芦荻读罢，毛泽东问她以前是不是读过了《南史》和《北史》？如何评价李延寿父子的史学观和这两部书的价值。芦荻惭愧地说：

“我没有认真读过。”

毛泽东笑着说：

“一个讲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教师，没好好读过《三国志》、《晋书》和南北史，这是不够的，要认真补上。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中国的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南史》和《北史》的李延寿，就是倾向统一的。他的父亲也是搞历史的，也是这种观点。这父子俩的观点，在李延寿所写的《序传》中说得十分明白。”

毛泽东赞扬曹氏父子的诗文，高度肯定曹丕的《典论·论文》。他背诵了曹丕的七言长调《燕歌行》，说在那时的七言诗中算是一篇佳作了。他还赞赏陆机的《文赋》，说曹、陆的这两篇文论，标志着文学创作新的里程碑和文学理论发展中质的飞跃；说《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揭示了诗歌创作的根本问题，大大的发展了“诗言志”的简单口号。他认为，陆机能如此理解诗体，能提出“缘情”的命题和辞采华美的要求，正是由魏晋以来文人诗歌创作的丰富实践所提供的时代认识，也是陆机个人辛勤创作的实践之心得与体会之结晶。因此他不同意杜甫的“陆机二十为文赋”的断语，认为20岁的小青年，实践没那么丰富，是提不出如此成熟的诗论的。

毛泽东说，如果有时间，他要自己写一部魏晋南北朝史。

毛泽东评论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坚持统一还是搞分裂。他曾经在《谢安传》上批道：

“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做样子，搞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符秦的王猛很利害，一眼就看透了他的意图。还是谢安有办法，把他拖住了，使他的野心没有实现。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淝水之战立了大功，拖住桓温也立了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

他还在《晋书》的《谢安传》和《桓温传》的有关段落处，画了很多圈和线。在《谢安传》上批注“有办法”，“谢安好”。在《桓温传》上写了“是作样子”。

他还说：

“秦始皇最大的功绩就是既完成了统一，又实行了郡县制，为中国‘长治久安’的统一局面，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他在谈到《三国志》时说：

“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

毛泽东还说：

“搞文学史的人，一定要好好的读历史，要认真的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但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读，否则就读不好，弄不清历史发展的头绪。

要明白，所谓正史，那是指合乎封建统治阶级要求的‘正’，所以，书里总是给统治阶级制造迷信，说许多天命、符瑞之类的骗人的鬼话。所以书里要‘为尊者讳’，并把反抗他们起义的农民群众骂做‘匪’。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历史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每一部史书，都是由继建的新王朝的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宋臣薛居正等撰写的《旧五代史》里却说，他是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凡皇帝或父亲的恶性，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特别是洋洋4000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形、生产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的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的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假话。其实，有些稗官野史由于不是官方修撰的，有时倒会写出点实情。所以，二十四史要读，《资治通鉴》要读，稗官野史、笔记小说也要读。历史书籍要多读，多读一本，就多了一份调查研究。读得多了，又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进行判断和评论，就较少失误，这是辩证法，也是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重要的条件。”

芦荻除了为毛泽东读书，还有一项工作是为毛泽东整理书籍，因之，她得便阅读了经毛泽东圈划批注的武英殿二十四史和其它书籍。十分可惜的是，毛泽东的那部二十四史，已经丢失了两部。经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批准，芦荻和中办秘书处的胡永应，特地跑到琉璃厂中国书店买了两部，补齐了这部巨著。

毛泽东所收藏的二十四史中，有些书的扉页已经磨损了。他从《史记》到《明史》，繁圈密点，划线加批，比比皆是。颜色有红有蓝，有铅有墨，新迹旧痕，判然可别。可以想见毛泽东自1952年购进这套书以来，反复批阅，手不释卷的情况。这的确让芦荻吃惊。

从毛泽东圈划批注的情形看，他不仅认真细致的通读了这部4000万言的巨著，而且在每部书第一卷的封面上，都清楚的标写出卷、册的数目和分类，甚至一些传记在哪一册、哪一卷，也都一一标明。从毛泽东在书上写出的一些按语看，他还对某些断代史的目录进行了核查和勘误。

毛泽东在读这部二十四史时，虽然不满意其中的《明史》，认为《明史》芜杂，但他阅读时却极下功夫，不但全部录出了册数和卷数，还列出了众多传主的姓名，有的在传主的姓名之下加了圈，有的在传主的姓名之后划括弧加注。读这样的一部巨著，持如此认真细致的态度，别说是一般的读书人，就是在那些专门研究者中，也并不多见。对于毛泽东这样年在迟暮而又日理万机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毛泽东读史书，特别喜欢人物传记。他不仅反复读传记正文，而且连注文也一一核阅，有时还把重要的注中文字，摘出来写到正文的有关地方，以突出这一传主的某一特色。

芦荻看到毛泽东在《后汉书.光武帝纪》批注道：

“李贤好，刘攽。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舒服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与？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雄巨眼，不其然乎？”

毛泽东对一些能处理好民族关系的政治家，十分推崇，他说：

“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

在《诸葛亮传》中，毛泽东在裴松之引《汉晋春秋》的一段注文旁边，加了很多圈。这条注文记载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少数民族首领孟获以及平定云南后任用当地官吏管理南中的事迹。毛泽东说：

“这是诸葛亮的高明处。”

毛泽东圈阅的二十四史，凡有关农民运动部分，都有他辛勤披览和思索的痕迹，那些圈点划线，眉批旁注，处处可见。甚至连起义军作战的那些路线，在书中也有勾画。他在《旧唐书.黄巢传》后面，附有亲笔所画的黄巢行军路线图一张。他曾经说：

“陈涉、吴广的功绩，连封建统治阶级也不否认。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写道：‘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由涉首事也。’《汉书.陈胜、项藉传》里也承认，‘其所置遣候王将相竞亡秦’。”

毛泽东对农民起义军的失误和领袖的错处，也总是惋惜的标出或批注。在《史记》和《汉书》的陈涉传中，凡写他斩杀故旧的地方，毛泽东特地加了“可惜”、“不当如是”一类的批语。

毛泽东在听芦荻念书的时候，又发表了不少意见。

有一次，芦荻给毛泽东读王粲的《登楼赋》，毛泽东说：

“这篇赋好，抒发了他拥护统一和愿意为统一事业做贡献的思想，但也含有故土之思。人们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我写七律《到韶山》时，就深切的想起了32年前的许多往事，对故乡是十分怀念的。我的七律《答友人》‘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杨开慧就是霞姑嘛！可是现在有的解释却不是这样，不符合我的意思。”

有一次，毛泽东说：

“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评论，要一分为二。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淫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的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

有一次，毛泽东对芦荻说：

“李白的《蜀道难》写得很好。有人从思想性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不要管那些纷纭聚讼，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谁能写得有他那样淋漓尽致呀？它把人带进中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把人们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里，使人仿佛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

毛泽东在读史书时有个突出的特点，他不仅认真的读‘正面’的材料，还要认真的读那些‘反面’的材料。在这部史书中，举凡奸臣、佞臣、叛臣等人的传记，像《新唐书》、《旧唐书》里的安禄山、史思明等人的传，《宋史》里有关秦桧、蔡京的《奸臣传》，《明史》里有关胡惟庸、严嵩的《奸臣传》等等，他都在封面上专门标出所在的卷、册及姓名，有的还在那些名字前面画了圈。他说：

“一要看看他们的奸法和坏法，二要和其它传记参照看，弄清楚每个历史事件的原委，分清主要的责任和次要的责任，不能只信一面之词。”

毛泽东在读史的同时，还阅读大量的其它书籍，包括历史演义、笔记小说等等，以便开阔视野，力求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剖析史实，评论人物。

在1975年5月至1976年9月间，毛泽东身边的护士孟锦云，也常常给他读书。孟锦云是湖北人，说话快，而且声音高。她每次读书念诗，毛泽东总要提醒她说：

“慢点嘛，声音也太高，简直像唱黑头的。”

孟锦云听了毛泽东的提醒，便马上放低音量，放慢速度。但是她读着读着，不知不觉的音速就又变快了。毛泽东开玩笑说：

“孟夫子，我这个听的，比你这个读的还要累，你是不是跟我吵嘴喲？”

孟锦云也笑了，她抱歉地说：

“我觉得我已经读得很慢了，怎么回事儿？老是太快。”

毛泽东说：

“‘只缘身在此山中’。你忘了苏老先生的话啦？”

有一次，孟锦云读杜甫的《进艇》：“南京久客耕南亩，北望伤神坐北窗。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飞……”

孟锦云不认识第5句中那个“蛺”字，卡了壳，读不下去了。毛泽东马上接着，把后面的4句一气背了出来：

“俱飞蛺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茗饮蔗浆携所有，瓷罂无谢玉为缸。”

孟锦云说：

“主席，您都这么熟，自己背诵算了，别让我给您念了。”

毛泽东听了，并不介意，他说：

“听你念是一回事，我自己吟诵又是一回事嘛。”

有一次，孟锦云听毛泽东又念诗，就说：

“主席，您老是诗呀，词呀的，我们都不懂。”

毛泽东说：

“不懂就学，多读些书，慢慢就懂了。”

他说着，就坐在了为他准备好的椅子上，望着孟锦云、张玉凤，又吟诵了唐人李涉的一首诗《题鹤林寺僧舍》：

“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过院逢僧闲话语，又得浮生半日闲。”

吟罢，他又问：

“怎么样？你们听懂了吗？真是难得这春光啊。”

没想到孟锦云却说：

“是啊，我们老让您出来走走，您总是不肯。出来晒晒太阳，呼吸点新鲜空气，多好。您就是愿意躺着，这样对身体不好。”

毛泽东和孟锦云还就《资治通鉴》这部书，进行过多次问答式的对话。毛泽东鼓励孟锦云读点《资治通鉴》，读点历史，并要善于思考问题，不要人云亦云。他说：

“这部书我读过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

孟锦云问道：

“《通鉴》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呢？”

毛泽东说：

“司马光所以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3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3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孟锦云问：

“《通鉴》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停止了呢？”

毛泽东说：

“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代编写史书，本朝写本朝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你看，《通鉴》最后一段写了赵匡胤，也只是说太祖皇帝如何勇敢，如何英明，如何了不起，简直白璧无瑕，十全十美，全信行吗？”

说到《通鉴》上记载的3岁小皇帝，毛泽东风趣地说：

“皇帝是世袭啊！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中国历史上有3岁的皇帝，但没有3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6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

孟锦云问：

“为什么那么一部大书，写政治写了那么多，写经济文化的那么少呢？”

毛泽东说：

“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

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做‘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吗？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30年、300年也不行噢。”

孟锦云问：

“古人这么说，现代人也这么说，为什么秀才就不行呢？”

毛泽东说：

“因为这些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天下太平，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的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呢？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

孟锦云问：

“王安石与司马光是对手，又是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儿？”

毛泽东说：

“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互相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账了。

我也有政治上的对手，我不同意他们的主张，但对这些人的学问还是尊重的，至少还得承认吧。”

孟锦云诧异地问：

“您也有对手？那是过去，现在哪里还有？”

毛泽东笑着说：

“怎么会没有对手？孟夫子，你有时就是我的对手呢。你非让我吃药，我不要吃，这不就是对手？不是政治对手，是生活对手噢。”

孟锦云认真地说：

“我可不敢和你作对，您那么固执，谁说服得了您呢？”

毛泽东说：

“说到固执，司马光这个人就是很固执。认准的事一定要办，并且办到底。固执不一定是好事，但做学问却需要这种精神。总比那些动摇不定的人好。对的当然要坚持；错了，当时没有认识到，为什么不坚持？当然，对与错，有时也转化，当时对，多少年后未必还对；当时错的，多少年后也未必还错。多少年后看看还是错的，再过多少年后看看，也许又另当别论了。所以，不要对事情轻易下结论，历史自有公论嘛！”
孟锦云说：

“以前总认为《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一人编写的，现在才知道是几个人合写的。”

毛泽东说：

“一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编写不了这么一部大书。写上名字的是5个人，没有写上名字的还不少呢。这个写作班子互相配合，各施所长，一干就是19年，这里还有皇帝的支持。当然，主要是靠司马光，没有他主持，一切都不会有。”

孟锦云听了毛泽东的介绍，情不自禁地说：

“这部书真是一项大工程！”

毛泽东说：

“说得对，大工程。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48岁到60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期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

孟锦云说：

“听说司马迁也是这样，受宫刑之后完成了《史记》。”

毛泽东说：

“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会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3个月的宰相，过了1年左右的时间，他便死了。死了之后，还接着倒霉，真是人事无常啊。”

毛泽东还说：

“读书，一要读，二要怀疑，三是提出反对的意见。不读不行，不读你不知道呀。凡人都是学而知之，谁也不是生而知之啊。但光读不行，读了书而不敢怀疑，不敢提出不同看法，这本书算是白读了。”

孟锦云说：

“我读书从来没有提出过不同看法。”

毛泽东笑了，说：

“孟夫子，不要认为书上篇篇是事实，句句是真理。我们现代人写书时，事实都有自己的选择，古人就那么客观？代代相传就不会走样？比如，写一个人，他的臣下往往说好话，甚至吹捧。他的敌人往往攻击。这一代人这样写，那一代人又那样写，言过其实的东西也不少。都是白纸黑字，你信那一个？所以，需要怀疑。你怀疑，就去找别的史料，对照一下。这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孟锦云说：

“您读书能怀疑，我连读都不一定能读得懂呢，还谈得上什么怀疑？书上写的还能胡编？这我可想都没想过。”

毛泽东说：

“你这个孟夫子，就是头脑简单得很哩，要多思嘛。比如，有些史书里把个武则天写得一塌糊涂，荒淫的很，不理朝政，这样她怎能统治得下去？我就不信。”

孟锦云说：

“武则天，一个女人当了那么多年皇帝，可真是不简单啊！”

毛泽东说：

“你觉得武则天不简单，我也觉得她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帝，人们连想也不敢想。我看过一些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量。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她提拔过不少人，也杀了不少人。刚刚提拔又杀了的也不少。

武则天当政时，一位大臣见她经常杀人，就向她提建议说：‘你这样杀人，谁还敢当官呀？’武则天听后不急不恼，只是让那大臣晚上再来一次。那大臣吓得不知所措，天威莫测呀。当天晚上，武则天让人在殿台上点了一把大火，黑暗中的飞蛾见火便纷纷飞来，结果飞来多少，就烧死多少，可还是不断的有飞蛾扑来。武则天笑着对那大臣说：‘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本性难移吧！’大臣立刻明白了武则天的用意。看来，只要有高官厚禄，要当官的人就会源源不断，哪里会杀得尽呢？

武则天有自知之明，她不让在她的墓碑上刻字。有人分析说，其本意是功德无量，书不胜书。其实，那是武则天认识到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不应自己吹，还是让后人去评论。

我们今天的事儿，也要由后代人去评论。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自己说的不算数，当时的人怕你的权威，恐怕也只有说好话，说假话，这当然不能统统算数，得大大打它个折扣。

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大得很呐。有人觉得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糟粕，不值一看。还有一种人，觉得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精华，包治百病。我看这两种人都有片面性。我的观点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分析。”

毛泽东对《红与黑》颇为喜爱，多次阅读。有一次孟锦云值班，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与孟锦云说起《红与黑》，孟锦云说：

“于连到处钻营，一心往上爬，简直不择手段，不像个男子汉，不像个堂堂正正的人。”

毛泽东听了，收起了笑容，严肃地说：

“照你的看法，男子汉，堂堂正正的人，就不应该往上爬，而应该往下爬。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关键是不是爬，爬，那是动物的一种动作。狗爬，猴子爬。人嘛，可以走，可以跑，但有时也要手脚并用的爬一下。比如上山，也叫爬山。但人只能偶然爬一下，不能一生总是爬。偶然爬一下，人们还承认你是人。如果一生都在爬，为了个人的名誉、地位爬个不停。人们就要怀疑你是不是人啰。于连虽然失败了，但他雄心勃勃，是值得赞扬的。”

有一次，毛泽东和孟锦云谈到了《红楼梦》，他说：

“人们常说，旁观者清，当事者迷。这话不能绝对的看，有时可是旁观者迷，当事者清，他深受其害嘛。有一次，有人对我说，《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真是有福不会享，大观园里那么多丫头、小姐，哪个都不错，为什么非林妹妹不可？这也是旁观者迷呀。所以，不要以为旁观者就一定清。这要看你怎么观。我看要慢慢观，多观几个面，不然，观不对，不但要迷，有的还要执迷不悟，这样的人还不少呢。”

欲知毛泽东此后还有哪些妙言妙语，宏论警句？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论史、论人、论事，大气恢宏，妙语迭出，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一部《资治通鉴》他读了17遍。一部二十四史，圈圈点点，眉批旁注，反复研究，也不知道他到底看了多少遍？不要说与他同时代的那些党政军领导人物，就是那些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们，又有谁对这些典籍的研究能够做到如此执着、如此深透呢？他与芦荻、孟锦云论史轶事一节，读来无不令人击节叫好。尤其是他与孟锦云的对话，更是妙趣横生，令人解颐，知事明理。要想真正了解毛泽东其人，本章不可不读。第三版《毛泽东大传》实体书一套共六册，471万字全十卷重12斤，依然按成本价出售，230元包邮，淘宝网址： 或搜索店铺号： 东方直心 电话/微信：，QQ： 今年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60周年，“五一六”通知发表50周年，毛泽东逝世40周年，为此，特将毛泽东大传第三版（471万字）付梓发行，以志纪念。望各位网友广为宣传，让更多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