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所见所闻（一）　　

　　

　　5月份大事真是多，512刚过，马上又到516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通知》，简称“516通知”。从这一天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　　

　　

　　我这里所说的“特殊”，在于人们对它认识的分歧与反复。诅咒者将它与纳粹毒气室焚尸炉并列（巴金《随想录·合订本新记》），赞美者则称其“人民为本符合天道”（张宏良《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右派说那时经济崩溃饿蜉遍野，左派说那时欣欣向荣阳光灿烂。本来已是罪大恶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了，可越来越多的人又无比怀念誓言继承遗志再来一次了。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在折腾中。　　

　　

　　至于我的态度吗，比较倾向于左派。一是我从小受极左教育，流毒很难根除；二是右派说的事我大多没见过，只唯书只唯网。我文化水平不高，理论上不行，只认眼见为实（刘谦魔术除外），在这里讲讲文革期间我的所见，误导一下大家。　　

　　

　　先说国民经济，右派说“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这与我1973至1976年看到的情况极不相符。　　

　　

　　拿那时的工厂来说，四个字：热火朝天。　　

　　

　　当时我妈在济南一家水泵厂当会计，厂子不大，一千人左右。我假期或周六放学后常去厂里吃饭写作业。厂里每天机器轰鸣，歌声嘹亮，一进厂门你就会觉得精神振奋。厂里经常搞“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大干60天，超额完成任务”之类的大会战，给我印象很深。每到这时，我妈他们机关人员统统下到一线，有的去食堂帮厨送饭，有的去车间拉车推料，工人个个干劲冲天，吃饭上厕所都争分夺秒，为的是得一面小红旗。就这么干法，产品仍供不应求。我好几次在传达室、办公室里碰上前来求援的公社干部，提着破皮包，拿着介绍信，一脸焦急，见谁给谁递烟。那时产品国家调配，公社购买水泵要通过供销社农机站，不能直接找厂家。但既然找来了，厂里也尽可能地帮助解决，所以几乎每年都有公社来厂送喜（丰收）贴感谢信。　　

　　

　　那时厂里兴搞科研搞革新，向毛主席献礼、向国庆献礼、向四届人大献礼等等。记得最清楚的是厂里造出了一台“大块头”的水泵，吊在一辆卸掉挡板的黄河大卡车上，用红绸子扎上大红花，前面一辆车拉锣鼓队，后面两辆车拉彩旗手，敲锣打鼓满市里游行。我也凑热闹爬上锣鼓车，看着街上驻足翘首的人群，心里那个美啊！　　

　　

　　那个年代还讲究社会主义大协作，我妈这个厂抽调技术人员和资金设备，扶持周边一个地级市建立了一家水泵厂，两个厂关系好的不得了，那边经常带些土特产过来。但就是这个厂，在改革开放后大举反攻，抢占市场资源，销售部维修部甚至开到我妈厂门口，最终把我妈这个厂挤垮了。　　

　　

　　再就是，厂里的后勤保障很好，食堂、服务社、卫生所、托儿所、澡堂样样都有，而且很正规。特别是托儿所，各种设施齐全，有“全托”班，一送一周；有专门的哺乳室，女职工休完产假上班后大都把孩子送来，在这里哺乳。我妹妹出生55天就上了厂里的托儿所，保育员照顾得很好，我家也没有人不放心。而现在呢，你绝对找不到敢收婴儿的托儿所，就是有，恐怕也没家长敢送。　　

　　

　　除了我妈这个厂外，我还和同学去过机床一厂、东方红水泥厂、铁路大厂（济南机车工厂）、国棉一厂等企业，情况都差不多。　　

　　

　　这么多企业红红火火地开着，怎么能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