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市前敌总指挥保尔森

　　

　　2008年10月09日 南方周末

　　

　　

　　

　　亨利-保尔森 资料图片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朱伟一

　　

　　券商是美国政府救市的主要获益者，而制定该计划的财长保尔森和其手下又都是来自华尔街的券商“精英”。这种关系很不正常,美国的一位实业界人士指出，这是严重的“乱伦关系”

　　

　　布什任总统期间，美国有两大祸事：伊拉克战争和华尔街危机。攻打伊拉克，美国折兵损将，伊拉克人民更是遭受灭顶之灾。金融危机则祸及全球，连其他国家的政府都成了惊弓之鸟，一夕数惊，不得安宁。

　　

　　伊拉克之战是布什亲手发动的，金融危机则与布什关系不大，完全是华尔街老大们一手造成的。布什至多是对券商放任自流，但克林顿当政时对券商也是放任自流。今天布什对金融老大仍然是放任自流。金融老大保尔森摇身一变，又成了部长大人，坐镇美国财政部，亲自指挥美国的救市战斗。而布什完全成了一位阿斗式的人物。保尔森拒不承认美国金融有危机的时候，布什就一口咬定经济基本面良好，保尔森要求纳税人出钱的时候；布什连忙上电视喊狼来了。

　　

　　投放有毒金融创新产品

　　

　　救市由保尔森来指挥，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次贷创新产品出笼，高盛是主要黑手，高盛是领军券商，而保尔森当时又是高盛的领军人物。对于今日美国的金融危机，保尔森罪责难逃，用罪恶滔天一词来形容并不过分。

　　

　　三鹿是往牛奶中添加有毒化合物，而美国券商则是往金融血液中投放有毒的金融“创新”产品。两者皆因贪婪而起。当然，也可以说券商比三鹿是一个进步。三鹿是谋财害命，而券商是谋财不害命，至少是没有直接害命。但谋财也会间接害命。谋财与谋财害命都源于贪婪。

　　

　　现在各方已有共识，金融机构负债率过高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2004年4月28日，在以高盛为首的五大券商主导的压力之下，美国证交会取消了对券商买卖证券业务负债的限制。而当时高盛主持工作的一把手恰恰就是保尔森。

　　

　　券商是一个黑社会性质很强的商业机构，凡事都由老大说了算。中国主权基金投资摩根士丹利50亿美元，但对公司的管理业务却没有发言权。如果政府放松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听任券商兴风作浪，那么资本市场就会被金融老大所操纵，最后实行金融恐怖主义，要挟政府，要挟全社会。

　　

　　人很凶悍

　　

　　保尔森人很凶悍。中国女排出过一个“铁榔头”郎平，美国橄榄球运动中也出过一个“铁榔头”，那就是保尔森。读大学的时候，他是大学橄榄球队员，勇猛无比，所以得此外号。据说他有铁的自信心，脾气也很大。而且他有一句名言，说是高盛是“20％的人创造了80％的业务”。话说得极为自信，可见保尔森的世界观：高盛80％的人不入其法眼，一般美国人更不在其眼中，其他国家的人想来也不会入他的法眼。

　　

　　尽管每次他到中国来，电视上总是一脸谦恭的笑容。但我总觉得他是不怀好意，笑容是装出来的。券商越是笑得甜美，越是对你客气，那就越是要提防他们。就其本性而讲，券商都是自视很高的人，当他们向别人鞠躬致敬的时候，那都是有所图的了。

　　

　　投资银行业务的关键是了解对手的想法、动机和恐惧。保尔森能够成为老大，绝非一个粗人。如果是有求于人，见到外国政要的时候，保尔森是笑容可掬。保尔森老谋深算。他本人出钱资助共和党，太太则出面为民主党提供政治捐款，脚踩两只船，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美国政客中，奥巴马是比较好的一位。2008年10月的民意调查表明，61％的美国选民认为，奥巴马当选将有助于恢复美国的希望。可即便是奥巴马与高盛也有关系，他从与高盛有关的人士处得了69万美元的政治捐款。

　　

　　保尔森喜欢打电话，很少用电子邮件。这不仅是习惯的问题，也有黑社会老大的特点——做事不留痕迹，一旦事情败露，倒霉的都是下面的马仔。高盛的员工中也有因为在资本市场违法乱纪而被拿下的。但塔顶老大落网的寥寥无几，凡事他们总是一推三不知，政府也找不到证据。

　　

　　券商老大很是小心，少用电子邮件便是防范措施。当今证券诉讼中，不管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电子邮件已经成为主要证据。而使用电话还是比较安全的。券商和政府的内部电话很少有录音的。美国这方面的法律也很严：非经法官批准，政府不得对任何人进行电话窃听；如果政府未经许可窃听了电话，则有关内容不得用作被告被定有罪的证据。

　　

　　保尔森霸气十足。他曾在公开场合莫名其妙地说过一句话：“我不想对公众负责。”什么意思？大家不懂。保尔森傲气得很，根本不予解释。倒是别人出来打圆场，说是保尔森的意思是，他不想出面要纳税人出钱救市。保尔森本科在常青藤盟校达特茅斯大学文学专业，英文还不至于差到词不达意的地步。言为心声：保尔森就是不愿向老百姓负责。保尔森自己为自己做了注解。谈到救市计划时他说，“美国普通百姓认为这是华尔街的事情。他们很气愤，我也很气愤。但美国百姓不知道此事对他们的利害关系。”字里行间，他是看不起普通老百姓的。不错，美国普通百姓是一时看不透券商在资本市场所做的手脚。但保尔森等人对其所作所为的后果，应该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不仅是懂，而且是很懂。

　　

　　若是他保尔森真的不想对公众负责，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他完全可以辞去本兼各职。这个世界上少了谁，地球也照样转动。没有张屠夫，照吃褪毛猪。自1987以来，二十余年日本共换了13位首相，平均一年多就要换一次。如果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出在日本，那么首相肯定要辞职，大臣中还有人会自杀。安倍下台前就有大臣自杀。遇到类似情况，欧洲的高官不会自杀，但部长和总理多半是要辞职的。但美国没有这个传统。总统当选后便一直要干到任期结束为止，很少有中途辞职的。克林顿被国会弹劾，也死活不肯辞职。个别辞职的也有，尼克松是一位，但仅此一例，而且当时美国全国上下已经有了共识，视其为窃国大盗。

　　

　　反攻倒算

　　

　　美国券商老大中很多人喜欢干一任财政部长，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完满句号。保尔森也不例外，在布什总统的盛情邀请之下，他来到华盛顿出任财长。尽管当时已经功成名就，保尔森仍然不愿吃老本，要立新功。他到华盛顿来是有任务的，是肩负使命而来的。

　　

　　保尔森的使命之一是将社会保险私有化，把部分社会保险金变为个人投资账户。券商一直在打养老金的主意。资本市场从来就是中、小投资者赔钱，券商等金融机构赚钱。但安然事件之后，美国的中小投资者对以股市为主的资本市场戒心很大，其中许多人远离市场，不肯轻易上钩。券商很难重新掀起网络公司泡沫那样的“投资”热潮，所以他们要绑架投资者入市。而社会保险基金私有化便是券商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保尔森是放弃高薪到政府部门服务，为的是公益事业。但保尔森的公益怕不是美国大众的公益，而是华尔街券商的“公益”。“公益”与“爱国”一样，两个名词都不太好解释。不同的人爱国的方式不一样，爱国的对象也不一样。保尔森肯定说自己是爱国的。但他所爱的美国，肯定不是平常百姓所爱的美国。他所爱的美国肯定是一个老大当家的美国。

　　

　　担任财政部长之后，保尔森不是考虑如何控制资本市场的风险，而是忙着为券商继续松绑。保尔森四处发表讲演，危言耸听地表示，华尔街的竞争能力受到了挑战。他打着爱国的旗号，说是要捍卫华尔街在全球的竞争能力，誓言在其任内的两三年中要“大有作为”。

　　

　　保尔森耿耿于怀的是三件事：投资者对券商的诉讼；政府对券商的监管（保尔森称其 “复杂和令人困惑的”）；再就是会计规则（保尔森认为美国的会计规则过于僵硬）。而以上三点恰恰是遏制券商胡作非为的重要因素。保尔森就是要反攻倒算，化解安然事件后人们对资本市场的警惕和各种防范。

　　

　　美国国内也有人反对保尔森的做法。证交会前主席莱维特便是一位。对于华尔街竞争能力堪忧的论调，他断然加以否认，称之为“一派胡言”。事实也确实如此。2007年年初，共同基金全球资产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的比例分别为45％、35％和11％。全球2.1万亿美元的对冲基金资产，1.5万亿美元在美国。2006年，外汇衍生产品中的80％在美国交易。同年在美国交易的期货合同是欧洲同类交易的13倍，是亚洲同类交易的5倍。

　　

　　更不用说，华尔街券商老大的薪酬为世界之首。保尔森和他在高盛的继任者年薪都是数千万美元。但保尔森等券商老大贪得无厌，凡事都要斩尽杀绝。

　　

　　继续操练

　　

　　格林斯潘也是造成次贷危机的黑手之一。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格林斯潘已经不敢再为自己狡辩了，尽管他可能心里还是不服。可保尔森还在台上，上窜下跳，想出各种办法来挽救美国的券商。

　　

　　财政部长这个位置很重要，与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三足鼎立。财政部的办公楼下有一条地下隧道，与白宫直接相通。可见财政部与白宫的关系之深。

　　

　　保尔森把华尔街老大的做派带到了华盛顿，带着一帮亲信策划于密室，然后将其决策作为既成事实公布于众。国会众议院住房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愤愤不平地说：“关于贝尔斯登和AIG的决定是由布什行政当局做出的，尤其是由财政部长保尔森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做出的，国会只是得到通知而已。”

　　

　　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保尔森又是故伎重演。保尔森和伯南克拜会了美国参众两院的领导人。两人一口咬定，美国经济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离金融制度融化只有数步之遥。

　　

　　保尔森手下有四大金刚，救市计划的具体内容大多出自此四人之手。四人都来自高盛，有的还是保尔森为了救市而专门从高盛搬来的救兵。券商是美国政府救市的主要获益者，而制定该计划的财长和其手下又都是来自华尔街的券商“精英”。这种关系很不正常。美国的一位实业界人士指出，这种关系是严重的“乱伦关系”。但这位实业界人士恳求记者不要披露其姓名——也算是敢怒不敢言。可见保尔森等金融老大是很有淫威的。无独有偶，美国的一位著名分析师梅雷迪斯惠特尼也说，炮制金融创新产品时，银行与评级机构之间是“乱伦关系”。

　　

　　而保尔森则不以为然，居然摆出一副举贤不避亲的样子。他手下的一位发言人恬不知耻地说，“到了这个紧要关头，美国人民需要所有他们能够请得到的专家到财政部工作”。真是，高盛抛售有毒金融创新产品的时候立于不败之地，酿成大祸之后他们仍然立于不败之地。他们只是从华尔街换到了华盛顿，他们仍然在那里呼风唤雨。有这样的资本市场，不知道公理何在？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BBC记者在美国街头采访普通百姓，就有人愤怒地指出：“什么是有组织犯罪？我看华尔街这些券商就是有组织犯罪。”如果真是有组织犯罪，为什么这些人可以逍遥法外，而且其中的一些人仍然窃取政府的高位？这就是因为法不治众。评级机构、券商老大、两房高管，美联储和财政部的最高领导，以及美国总统和国会领导，对于金融危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可以说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美国资本市场的形式很不公平、很不合理，是一个“三陪”场所，无好人可言。所以谁也无法指责谁。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但金融危机不同。金融危机是美国失火殃及邻居。中国有许多美元储备，保尔森放水，势必稀释我们美元的含金量。中国金融机构也有直接损失的。据，7家上市银行持有雷曼资产7.2亿美元。中资银行涉次贷资金也有可能到百亿美元。从这点上说，研究和揭露保尔森等券商老大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今后再遇到此辈，不管是美国的还是本土的，一定要防贼一样地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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