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在金融风暴登陆中国时，广东首当其冲。汪洋审时度势，提出顺势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然“该活的活不好，该死的死不了”。但主管经济的领导飞抵广东，以1000多万农民工失去工作，要维护社会稳定，甚至以“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为由，扭转了这一势头。　　

　　

　　这一时期，“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丁志杰　教授，从人民币汇率问题入手，记载了中美两国的争锋：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讨论者把为什么这么做、应该怎么做、可能会怎么做混为一谈，结果造成了混乱，甚至害人害己。对外国人要讲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对政府要讲我们应该怎么做，对市场要讲可能会怎么做。过去的经验表明，因为汇率在其他方面对美国让步，毫无益处，反而让美国愈发紧逼。因此，汇率问题可以谈，但不能和其它问题搅在一起。　　

　　

　　在汇率问题上，我们要防止众口铄金，避免陷入孤家寡人境地：如果所有人都说你错了，那你要反思真的什么地方错了，即使你没有错，也要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调整。　　

　　

　　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两点感想：一、汇率只是幌子，美国真正需要的是中国的市场开放；二、美方前期工作更细致，广泛听取所谓在华美资企业的意见，中方提出的要求原则性居多，很多都是美国人自己本来就要做的。　　

　　

　　如果说30年前，是过于封闭让中国经济增长停滞不前的话，那么30年后的今天，却是过度开放和缺乏保护让中国难以从不可持续的 “增长陷阱”走出来，无法走上产业升级和独立创新之路。　　

　　

　　持与汪洋、丁志杰同样观点的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副总裁黄树东在2010年4月接受了《董事会》杂志记者的专访。黄树东认为：中国必须丢掉幻想和妄自菲薄，彻底放弃缺乏保护，过度开放的思路，调整出口导向战略，将更大的注意力放在内向结构调整和内需发展上，走自强不息和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20世纪70年代至今，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在美国的多方推动下成了统治世界的意识形态。美国理想的世界模型是一个金融贸易自由开放的世界体系，资本货物要素能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在那个世界体系里，民族国家对自己经济的保护，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经济中公共产业的成分都将被压缩到最低限度。而美国在其间起主导作用，其金融体系作为世界金融体系的中心在制造财富分配财富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在这个体系里，国际分工有一个巨大的特点，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源货物和服务，而美国则向世界各国出口美元、金融产品，以及不影响美国安全与竞争力的低技术。美国通过玩弄金融手段，把全世界的产品和财富吸来为己所用。　　

　　

　　美国为了走出这次经济危机，为了避免长期的停滞，必然选择保护主义和美元贬值。而受到保护主义打击最大的就是对美国依赖最深的国家和经济体，受美元贬值损失最大的就是拥有美元储备最多的国家。而这两种情况都集中于中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提出要实现国际经济的“平衡”，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宣战，意味着美国将对中国实施他们20世纪90年代初曾对日本实施过的经济战争。　　

　　

　　在推行出口导向战略的经济体内，出口增长和内需发展进行着激烈的资源竞争。出口导向把经济资源从发展中国家导流出去，形成漫长的大规模的经济资源流失。在有些国家，由于政府推动偏好出口增长的政策，出口产业在这种竞争中占据优势，内部发展往往在竞争中失败。在出口高速增长的阴影下，内部发展得不到足够阳光。结果，出口的增长远远高于GDP的增长，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被出口产业占据，并在政策上享有越来越大的优惠（如出口退税等），越来越多的产出为别人的市场所控制，越来越大的经济份额因别人的需求而存在，而内部发展获得的资源份额越来越小，最终陷入出口过度增长与内部发展严重不足的恶性循环。跑在别人市场轨道上的出口产业，已经不再是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而是以内向发展为代价的流失。而当出口导向产业主要是建立在“来料加工”基础上的“世界产业链底端”时，这种发展抑制就更加严重。比如世界计算机产业，跨国公司处于产业链的顶部，控制着开发、核心技术、核心部件、产业发展方向和专利等，中国实施装配，成为依赖廉价劳动力进行简单装配的基地。中国装配的计算机越多，微软等跨国公司越强大，核心技术越发展，而中国处于产业链底端的位置便越被固化，中国科技产业的创新发展便越被抑制，中国内部产业链越发扁平化，产业升级更加无望。　　

　　

　　反思中国三十多年来，不是开放少了，而是保护少了，是逐步放弃保护的过度开放。中国开放三十多年，能开放的几乎都开放了，或者即将被开放。中国在出口导向政策引导下，建立了两万六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然而中国市场的开放却没有为中国引入了核心技术，也不能用巨额的外汇储备买到核心技术。在所有开放的领域，中国曾经建立的自有技术几乎全面丧失。中国要崛起，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只要中国走“以内为主”的发展道路，把政策优惠更多的给予内需产业上，就能正确处理收入分配和贫富悬殊问题，改善收入分配体制，使大多数老百姓能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手中有钱花。那么，中国十几亿人口足以给中国经济的内向发展提供充分的市场容量，被解放了的广大的国内市场，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从而有利于中国社会的所有阶层。
　　美国政府和智囊在许多文件中明白无误地指出，要把中国纳入到保障美国利益的格局里。要把中国纳入这样一个经济框架中，必须做到三点。第一使中国经济依赖美国，至少是依赖美国市场；第二，必须使中国经济走上低技术水平扩张的道路；第三，必须在金融上控制中国。美国对任何一个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国家都从不手软。日本是美国的盟国，美国对日的打击和扼杀尚且毫不手软，对中国这样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怎么可能不痛下杀手？为了达成这一战略目的，美国做了四件事：1.在中国入世文件中，迫使中国承诺开放银行，金融和资本市场；2.作为交换，美国开放了自己的低端市场，通过市场力量将中国经济引导到低水平扩展的轨道上；3.通过中国承诺的产业开放打击乃至摧毁中国的自主技术；4.严格限制具有竞争力的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完善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只要观察一下美国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走向，就会看出，美国对中国经济遏制的重点从产品市场到技术知识产权，从金融体系到经济体制的轨迹。而逼迫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
　　美国通过三个步骤，实现了“市场换财富”的战略：一是开放美国低端市场；二是通过官方和金融手段将赤字美元循环回美国；三是让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元储备沉淀下去，使其失去经济价值。对于中国手中持有的美国国债，美国政府的态度十分明显：永远不会从中国手中赎回这些债券。中国将只能用新债券换旧债券。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1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只是一个会计符号，根本没有经济价值。失去流通性的不仅是1万亿美债，还有5000亿美元的美国“两房”债券。当一个国家持有的美债数额太大时,此国就很难把美债变现了,因为它一卖，美债的价格就会塌陷，由于中国永远无法兑现这万亿美债，所以它基本已失去经济意义。而中国由于有大约1.5万亿美元的资产不能全额流通，不能收回来变成国内投资，中国的发展就被严重抑制。而中国的万亿美元资产，只能被美国通过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等手段逐渐失去购买力。　　

　　

　　据2010年 　3月14日　温家宝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闭幕后接见中外记者时引用的数据，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构成的60%。引进外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创汇”到2010年2月底就达到1.6万亿美元，占中国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毫无疑问，引进外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是中国在美元陷阱里越陷越深的罪魁祸首：一方面，我国大量引进外资，这些外资在变成美元储备后就不断贬值，在理论上说，这些美元外汇储备在未来将变得一文不值，而外资企业却在中国每年赚取高达25%的利润。另一方面，美国跨国公司收购中国企业的资金也来自中国人民自己的血汗钱。美国不允许中国出口廉价商品辛苦挣来的美元购买美国高科技产品，更不允许收购美国企业，因此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不得不被迫购买美国国债。然后，美国把通过发行给中国的美国国债筹集到的资金低息贷给跨国公司，而跨国公司再转手使用这些资金大肆收购中国企业并进而控制中国产业特别是高端产业，这无异于中国人通过美国财政部把自己的血汗钱无偿地交给美国跨国公司，从而使用自己的血汗钱达到自虐性的“自我剥夺”的目的。此外，引进外资也是推动人民币升值的重要因素之一，引进外资越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就越大，破产倒闭的本土出口企业也就越来越多，这就等于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来摧垮自己的民族企业。　　

　　

　　很明显，停止引进外资并回购外资企业是中国“避免进一步落入美元陷阱，并尽量减少已有外汇存量可能发生损失”的最根本办法，从根本上杜绝国家外汇管理局精英们飞蛾扑火般地使用外汇储备为美国、欧盟和日本经济危机买单的昏庸卖国的做法。　　

　　

　　新世纪伊始，党中央就已经意识到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所存在的严重问题，相继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城乡统筹、创新型国家、环境友好和节约型社会的战略思想。在党的十七大告中又正式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布局。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胡锦涛又多次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但是，目前的中国经济学界由于受到新自由主义思维模式的严重限制，难以对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自由贸易、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进行深刻反思。然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越早一点重走保护主义的内向型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经济就多一点主动权；越是拖延，中国经济所积累的内外部矛盾就越发难以收拾。　　

　　

　　中国政府必须彻底清除放弃保护过度开放的经济殖民地思想，在纽约证交所抛售美国国债的同时，收购美国在华涉及重要经济领域的投资。把那些控制了我国国内产业价值链的，以及在行业中处于骨干地位的外资企业、资源行业的外资企业以及阻碍民族企业自主创新的外资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在收归国有后，一部分保留为国企，大部分拍卖给民营企业。拉丁美洲在20世纪60年代曾展开过外资企业国有化运动，我们应该比拉丁美洲做的更彻底，更具备法律依据。把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地位降低为“拾遗补缺”的地位，这种地位实际上就是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能够允许华人企业在其所在国仅有的地位，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国民待遇”“国际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