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动工业学大庆运动原因探析

阳勇 阳伶　

　　

　　

　　

　　 [摘要]工业学大庆运动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反映了毛泽东关于如何顺利而有效地推进工业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思路。毛泽东认为大庆强调政治的统帅地位和革命精神的重要作用，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坚持党的领导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用革命化统帅工业化，走出了一条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根本对立的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在毛泽东看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既能促进工业生产高速发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又能保证这种发展永远不会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

　　

　　 1964年，在毛泽东的号召下，我国开始了工业学大庆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旷日持久的群众运动。毛泽东为什么会决定开展工业学大庆这样一场群众运动呢？周恩来在不同的场合曾说过这样一些话：“大庆取得了这样大的成绩，所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在全国除学习解放军以外，还要学大庆”；“大庆是一面红旗，在最困难时期生产出石油，五年功夫能自给了，解决了石油问题。……很有成绩，所以毛主席才号召学大庆”；“在前五年困难时期中，能够自力更生地把工业发展得这样快的，第一是石油，第二是化肥。所以毛主席提出学大庆”。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了大庆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可以肯定，大庆取得的巨大成绩、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毛泽东之所以提出工业学大庆的重要原因和必要的前提。原因当然不会这样简单。笔者认为工业学大庆运动产生的历史根源在于国家的工业化问题，工业学大庆运动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反映了毛泽东关于如何顺利而有效地推进工业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思路。
实现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是改变中国落后状态而臻于富强的关键所在。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949年 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七届二中全会认为，全国胜利以后中国还存在两个矛盾：国内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必须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建国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再次指出：“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建国时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第一章《总纲》中明确指出要“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在第四章《经济政策》中就明确规定：“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组织和领导全国人民不失时机地开始国家工业化的建设，成为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党和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和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需要，我们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所规定的任务，就社会主义改造而言，到1956年已经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过渡时期已经结束，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主体——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可以说才刚刚起步，“两翼”任务已经提前完成，“主体”任务尤显紧迫。需要指出的是，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阐述，关于工业化的提法是“国家工业化”；12月形成对总路线的完整准确表述时，关于工业化的提法修改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意味着毛泽东强调了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性质。
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怎样管理社会主义企业？到底该如何顺利而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呢？这是毛泽东一直在认真思考的问题。大庆的成功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关注和思考。毛泽东历来重视革命精神的能动作用，并认为只有高尚的革命精神才能形成社会发展永久不变的动力。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指出：“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毛泽东认为，要加快经济发展关键在于激发人们的革命精神，使人们的革命精神不断增长，革命热情不断高涨，从而发挥出冲天的干劲发展生产，1956年毛泽东就指出要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来发展石油工业。同时，毛泽东又强调生产的发展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原则，保证社会主义方向。就工业来说，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要求必须既能迅速实现工业化，又要体现出社会主义性质。另外，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这是工业学大庆运动开展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当然就不会有工业学大庆这样一场群众运动。那么，客观上有哪些具体问题可能影响到毛泽东做出通过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来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决定呢？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工业学大庆运动的产生到底可能与哪些问题密切相关。
第一，关于工业学大庆运动与“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苏联作为自己学习的样板。毛泽东在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逐渐觉察到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陆续发现苏联的一些经验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国情。1956年，毛泽东在认真总结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苏为戒，走自己的路的问题。他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反复强调这样一个思想：要学习一切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也得具体分析，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9月25日，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时也曾指出：“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1958年，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号召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对照抄照搬苏联的一套做法，他深感不满，他多次讲到因此而心情很不舒畅、毛泽东提出，要“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松辽石油勘探的成功首先就是我国石油地质理论破除迷信的结果，大庆油田的发现宣告了中国“贫油”论的破产。在松辽盆地的石油勘探中，既成功地借鉴了苏联的石油勘探经验，又打破了他们的一些机械做法，从松辽盆地实际情况出发，果断地决定松基3井中途完油试井（如根据苏联专家的意见将大大推迟大庆油田的发现时间），并进一步在大庆长垣大胆地甩开钻探，实行地质调查与构造钻探并举，油田勘探与开发建设并举，走出了我们自己石油勘探的路子。大庆油田的勘探与开发既符合毛泽东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要求，也是“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一个典型范例。
第二，关于工业学大庆运动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关系问题。中国“在政治上、人口上是大国，但在经济上现在还是个小国”的现实促使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要高速发展。从1955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就开始认为原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速度太慢了，因此，他于12月份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1957年，毛泽东讲到“多快好省”的问题时说：“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包含着紧密联系的两个思想；一是强调经济建设的高速度；二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干劲的伟大作用。而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确确实实做到了真正的“多快好省”，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就彻底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极端落后的状况，一举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既有建设的高速度又极大地显示了人的干劲的伟大作用。大庆油田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基本探明了油田面积并且大体上算出了油田储量，而苏联最大的勘探速度最快的大油田——罗马什金油田用了三年多时间才大致了解了油田面积。在毛泽东看来，大庆是彻底执行和贯彻了总路线和“大跃进” 的精神的。不仅如此，大庆的成功还能成为证明“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和“大跃进” 正确的有力证据。
第三，关于工业学大庆运动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关系问题。毛泽东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建国初，毛泽东写道：“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56年，毛泽东讲道：“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时说：“要以自力更生为主，……自力更生好办事，主动。” 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1963年，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多次讲到自力更生的问题，在接见哥伦比亚工学农运动学习代表团时谈到中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说：“就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以国际援助为辅。有国际援助也可以，没有也可以，要靠自己。”在睡觉、过冬都成问题的情况下，大庆职工自己动手建“干打垒”；在每天只有五两干粮的情况下（最困难的时候，几千职工患上了浮肿病），大庆职工自己挖野菜充饥，开荒种地，发展农副业生产。在这样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大庆职工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高速度、高水平地开发出大庆油田，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大庆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做法，毛泽东十分赞赏。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关于部队农副业生产告的批示信中还特地以大庆油田为例要求工人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
第四，关于工业学大庆运动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1964年１月25日，毛泽东约见余秋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等均在座。毛泽东要求余秋里讲讲石油大会战。余秋里说石油大会战之所以能这么快取得胜利关键是靠“两论”起家，靠学《实践论》、《矛盾论》这两本书，主要学基本观点，掌握认识论和方法论。余秋里汇完毕，毛泽东大为赞赏。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告中指出大庆油田的成就是由于“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大庆油田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把成绩的取得首先归功于毛泽东思想。周恩来以后亦多次谈到大庆油田成功的原因主要归功于学习毛泽东思想，他说：“这些成绩取得的原因：第一，是靠运用毛泽东思想，学了‘两论’”；“我们靠什么打得这个胜仗？首先靠毛泽东思想。大庆的职工们说，他们是‘两论起家’，当时，确实很老老实实地学习了毛主席的‘两论’”；“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真正地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了，学到做到，做得很好”。大庆的成功是靠“两论”起家，是把毛泽东思想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当然是十分高兴的，他十分欣赏大庆“两论”起家的经验。1966年1月2日，《人民日》发表社论《中国工业化的正确道路》，社论指出：大庆“两论”起家进一步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思想不仅可以管革命，而且同样可以管建设。工业学大庆，而大庆靠“两论”起家，大庆油田取得巨大的成绩在于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那么学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著作已是题中应有之义。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同时也有助于更好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推动人们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著作。
第五，关于工业学大庆运动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开展全国学解放军运动的关系问题。1963年12月 16日，毛泽东写给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萧华的一封信中提出国家工业各个部门从部队到厂矿都要学解放军，都要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现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做政治工作。毛泽东在信中说：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现在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现的时候了。毛泽东还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学习和采用了。”开展全国学解放军运动主要就是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毛泽东特别重视政治和思想工作的突出地位和重要作用，在政治与业务、军事、经济、技术的关系上，强调政治第一、政治是统帅、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灵魂和重心。毛泽东一贯强调：“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大庆在学习解放军政治思想工作中确实提高了职工的政治素质，促进了企业生产的发展。毛泽东指出要如同石油部那样，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在毛泽东看来，石油部取得的成绩（当时石油部的主要成绩就是大庆的成绩）是号召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有力论据。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同时也有助于推动全国学解放军运动的开展，这无疑是毛泽东所愿意看到的。
第六，关于工业学大庆运动与坚持勤俭建国方针，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生产竞赛运动的关系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的一些厂矿企业就曾开展过劳动竞赛活动，毛泽东一贯倡导之。大庆在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方面一直抓得很紧。“增产”是不必说的了，著名的“干打垒” 精神、“缝补厂”精神、“修旧利废”精神、“回收队” 精神都极好地体现了“节约” 和勤俭建国的方针。大庆会战中十分重视开展生产竞赛，会战之初即学习和运用解放军“立功创模”的经验，树“铁人”，大力开展了学“铁人” 的生产竞赛运动，之后又树立了“五面红旗”的先进典型，每年开展“评思想，比贡献，选模范，树标兵” 的群众运动（实质是学习“铁人”王进喜的先进事迹和先进思想的活动），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竞赛。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生产竞赛运动中大庆的表率作用是十分突出的，对此，毛泽东也是十分满意的。
总的来说，毛泽东之所以决定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是因为他认为大庆强调政治的统帅地位和革命精神的重要作用，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坚持党的领导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用革命化统帅工业化，走出了一条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根本对立的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在毛泽东看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既能促进工业生产高速发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又能保证这种发展永远不会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3月《毛泽东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