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自重的文人

　　

　　——读李凌关于毛主席赞赏美式民主的文章[1]　　

　　

　　

　　珍视自己的人格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本以为即使学不了朱自清宁可饿饭也不吃美国面粉举动，但在自己研究的领域里实话实说，不为名利诱惑，不畏强权逼迫，不因朋党徇私，老老实实做学问，还是可以做到的。读了《香港传真》2009年51期中国社科出版社副总编　李凌　先生的文章，才知道文人即使做到这点也很难。[2]　　

　　

　　就在大家争论是否存在普世的价值观时，李凌赫然一个标题——毛主席曾经十分赞赏美国的民主和天赋人权的普世价值观——几乎可以让非主流彻底哑口无言了。假如他们看到声称这“有根据，有大量史料为据。这是历史，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再读了文中列举的1944年夏季中共刊一系列对美国民主的赞扬，以及毛泽东亲口赞扬美国民主的那些话后，除了羞愧，还能说什么呢？　　

　　

　　问题在于，完全没有介绍1944年春夏期间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背景，没有介绍中共、国民党和同盟国当时的利益、态度，只是尽量多的罗列一些没前没后的言论，总让人犯疑。中共和毛泽东为什么此前不说，此后也不说，单单在1944年夏天到1946年期间说了这么多赞扬美国民主的话，肯定是有原因的。如果把这个背景加进去，　李凌　先生的短就都漏了出来。　　

　　

　　看看这个时期的历史背景以及国共政治力量的消长过程，就知道毛泽东和中共当时这些话究竟是冲着什么说的了。　　

　　

　　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坚持一党训政体制。5月，拟定7月闪击延安。被称为“第三次反共浪潮”。随着阴谋被揭露，到1944年初，国共开始接触，出现缓和迹象。　　

　　

　　　2月4日　，毛泽东致电董必武：“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和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　4月15日　，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林伯渠赴渝谈判一事时，毛泽东和任弼时更加确认下半年存在解决国共冲突的时机。并且认为：“也就是要当美国出来要求国共团结、实行对日反攻时，争取国民党承认我们提出的条件”。[3]　　

　　

　　自国共合作抗战始，始终是国民党一党训政，共产党并没有合法地位。而且美国政府也从来没有与共产党进行过正式接触。1944年，欧洲战场形势开始明朗，德国战败只是时间问题，日本问题的解决也可以预期了。中共必须考虑抗战胜利后的地位和政治格局。如果抗战结束时依然没有取得合法地位，形势会很困难。问题在于，国共合作抗战已经7年，美国直接援华抗日已经3年，为什么到1944年4月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才觉得有机会探讨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中央会认为美国很快会希望并会极力促进国共合作呢？　　

　　

　　很简单，毛泽东和他的团队有超人的智慧和远见。　　

　　

　　自1938年武汉会战后，日本一直在大陆无大军事行动。1944年1月，日军大本营拟定“一号作战纲要”，拟打通黄河以南直至湘桂、粤汉段并清除国军空军基地。日军是否会发动这样一次大的作战行动，直至日军在4月17日夜突破中牟防线前，无论蒋军还是美军都没有看出来。　　

　　

　　　4月1日　，一则不起眼的道了苏联与日本驻苏大使于　3月30日　签署了日本将库页岛石油和煤炭权益归还苏联的消息。没有人领悟出这则消息的意义，只有毛泽东。　4月5日　，毛泽东在一封电中指出：“近日，日将库页岛权益还苏，北和苏联，南抗美英，进攻中国（打通平汉甚至粤汉路），……因此日蒋冲突，今年必将更剧”。[4]日军将大举南进赢得战略主动权，清除中央军空军基地，自然会出现削弱中央军力量，引起美国的恐慌的结局。这就给中共重新调整与美国和国民党关系的机会。“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毛泽东从一则没人注意的消息领悟到的政治机遇，是中共在　4月15日　（离日军开战还有两天）就认为美国可能促进蒋介石承认中共政治权利的基础。　　

　　

　　开始，谈判议题还只是关于两党关系和共产党军队编制大小问题。随着中央军在河南迅速溃败，毛泽东立刻意识到新的机会来了。　5月16日　他致电正在谈判的林伯渠，提出一个20条要求的新方案，其中包括：实行民主政治及言论、集会、结社和人身自由；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允许人民地方自治。也就是说，毛泽东意识到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国家政治前途问题的时候到了。　　

　　

　　　5月21日　毛泽东在中国六届七中全会告中说蒋介石三大军事集团中，汤恩伯垮了，胡宗南部分军队已调河南，“如果胡宗南也和汤恩伯一样，蒋介石的三个主力就塌掉两个，中国政治局面集会起大的变化，国民党与共产党力量的对比也会起变化”。　　

　　

　　　5月26日　，日军发动湖南会战，　6月18日　，长沙失守，美国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已经失去信心。中国通过向美方表示友好，促成美国压蒋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机会如期到来了。　　

　　

　　　6月20日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飞抵重庆，　6月23日　，《解放日》发表社论《欢迎华莱士先生》，称赞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表示四大自由在中共区域已经“见诸实施”。抨击国民党“钳制舆论，统制思想”，要求“立即废除独裁、实行民主”，希望华莱士“帮助中国人民促进这些迫切需要的改革”。这篇社论几乎是直白地表达了中共赞扬美国民主的目的：美国是伟大的民主国家，中共区域里已经实现了美国的民主。而国民党坚持独裁，因此美国应该“帮助中国人民促进这些迫切需要的改革”，给蒋介石独裁政权以压力。这个意思与9天后发表的，也就是李凌引述的《解放日》庆祝美国独立日社论中“美国的民主已经有了它的同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仍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一段的意思也是一样的。李凌先生引述的中国南方局《新华日》社论，以及谢伟思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意思和目的都很接近，而且也都是发生在1944年6、7、8这3个月。　　

　　

　　对促成美国对蒋施压是共产党自4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后的既定方针。这可以从一系列文件中看出来。　6月5日　，林彪、董必武等致延安电中说：“我们估计，蒋目前虽极困难，但绝无解决问题诚意……具体解决问题，要在英美主力将要在远东战场行动时”。　7月19日　，毛泽东在一份内部指示电中指出：国共谈判仍无进展，实际上仍不承认我党的合法地位……根本调整国共关系，要待蒋更困难及美方施以更大压力时才有希望。[5] 这些判断是4月判断的继续：随着中央军继续溃败，美国对中国战场局势更加着急。如果工作做好了，美国完全可能把注意力投向中共，并要求蒋介石与中共合作。而且蒋军溃败越厉害，美国对蒋压力越大。　　

　　

　　了解了此前国共之间政治、军事格局，了解了这一年双方实力的消长，了解了突发战局给中共提供的机会，了解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此前的判断和既定的策略，就知道这几个月共产党和毛泽东为什么把所有溢美之词都用来描绘美国式的民主了。如果不能在此前此后中共其他文件中，在毛泽东此前此后其他著作和谈话中找到对美国政体类似的评论，单凭这个时期的这些资料就说“赞赏美国的民主和天赋人权的普世价值观”“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显得十分轻率和不严谨。　　

　　

　　对　李凌　先生来讲，用轻率和不严谨来概括就有些不合适。因为这些事情发生时他已经是西南联大学生，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改革开放后又长期做社科类编辑工作。说不了解历史背景，阅历浅做事马虎，缺少逻辑判断能力，就很难成立。　　

　　

　　中共这个时期赞美美国政治制度的意图，从此后的效果也可以看出。　　

　　

　　长沙失陷后，7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出由史迪威指挥所有在华美军及中国军队，包括中共军队。这等于美国默认中共是一支合法的政治和军事力量。7月22日，在美方敦促下，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在组长D-包瑞德带领下进驻延安。而中共则把美军观察组的进入看作“是我们在国际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要争取美方“作战方面的合作和援助，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随后政治与经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6]这种判断和安排显然是4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判断和工作目标的部分实现。毛泽东甚至在　7月26日　欢迎美军联络组会上向美方提出：是否能在延安建立美国领事馆。[7] 而这在3个月前是不可想象的。　　

　　

　　8月果然“蒋更困难”了。　8月7日　，衡阳失守，方先觉率4个师长集体投降。汤恩伯河南溃败，引出中共关于民主政治的要求。而衡阳失败，毛泽东在　8月17日　在董必武请示电上写下了日后改变国共关系，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几句批示：“应与张、左商各党派联合政府……以上请周考虑拟复”。[8] 张、左即民盟主席张澜和中国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左舜生。　8月18日　，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在复电中明确说：“请考虑目前由我党向全国提议并向国民党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各界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然后由此政府召开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联合政府，这个战后以非暴力方式让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预案出来了。这个设想只能是各种可能中的一个，是最困难的一个，但也是对中国前途最有利的一个。　　

　　

　　要实现这个设想，首先必须让蒋介石承认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一个党派的所谓合法地位，就是有参选执政机会的地位。而实现这一点，在当时没有美国给予蒋介石以足够的压力是不可能的。因此，取得美国的好感和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9月15日　，中共正式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联合政府的要求。　9月18日　，罗斯福致电蒋再次以不客气态度要求史迪威指挥中国全部军队。一个要蒋介石交政权，一个要蒋介石交军权。丘吉尔还在下院说风凉话：“美国虽以过分之援助给予中国，该大国仍遭受严重之军事溃败”。[9]蒋介石不干了，对属僚说：“今日吾苟一动摇，即要做英美之汪精卫”。脖子一硬，史迪威走了。美方军权没抓到，但中共还是得了实惠：赫尔利来华，直接与中共接触，国共关系国际化了。　　

　　

　　　李凌　先生在文中说：“有人为毛泽东辩护，说他在抗战时期宣传美国的民主自由只是为争取美援的一时策略。”并认为假如毛泽东真是这样，“在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问题上，自食其言，出尔反尔……诚信何在？何以对人民？何以对世界？何以对历史？”　　

　　

　　这里用了很多文人常用的花招：先含糊地说有人说了什么意见，由于不具体指明，因此“有人”的“辩护”内容就可以由李凌自己来定。接着，通过假定毛泽东建立的政治经济体制上已经“自食其言，出尔反尔”，暗示毛泽东当时完全是为了欺骗全国人民。　　

　　

　　显然回避了以下事实（而且是他引述的事实）。　　

　　

　　无论是　1944年6月23日　还是　7月4日　的《解放日》社论，都明确说出这样的意思：美国的民主是伟大的民主，美国这种民主已经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被践行。社论中没有一句说抗日根据地还没有达到美国的民主标准，准备在以后按美国政治制度来办。已经实现，何来食言？　　

　　

　　尤其要注意到，社论描绘的美国民主，是这个制度“代表美国要求自由的多数人民而与美国当时的保皇党——大地主、大商人、职业宗教家的集团相对立……完成了政治上经济上的民主任务”。也就是说，中共叙述的美国民主是“人民民主”，与其说是按美国资产阶级专政的实际面貌描绘的，到不如说是中共主张并最终实现的人民民主专政描绘的。如果告诉美国人美国政治体制是与地主、资本家“相对立”的，美国人都笑了。你可以说胡乔木对美国描绘得不准确，但不能说毛泽东食言了。因为共产党最终建立的民主就是社论描绘的那种民主：“要求自由的多数人民”与剥削阶级“相对立”的人民民主。究竟胡乔木是否有主观故意之嫌，就不知道了。　李　先生没有咀嚼清楚这段社论的意思就指责毛泽东，是否也有主观故意之嫌，也没人知道。　　

　　

　　通过把美国拉进来，使国共关系国际化，是使共产党从“匪”变为一个被国际承认，与中国各党派地位平等，蒋介石不得不面对的合法政党的关键环节。从这个角度讲，毛泽东和共产党在1944年4月筹划的这个行动有一定的策略性。但是中共和毛泽东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1946年和谈破裂内战爆发，从来没有把通过对蒋施压（后期主要寄希望于国统区群众）实现和平民主建国作为一个幌子，而是一个政治解决的选项。这个期间无论蒋介石怎么变，但中国和平建国的主张一直没有变，大旗始终不倒。　　

　　

　　　9月1日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张闻天说：“对于蒋来说，究竟变还是不变，现在是日本人打他，美国人压他，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变一点，如何变，组织联合政府的可能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彻底的变蒋介石就要垮台”[10]毛泽东说蒋介石“变而不倒与先变后倒均有可能”。[11]　10月25日　毛泽东在一次告中说：“现在的口号是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这个口号不是改良主义的，而是革命性的”。[12] 以打促谈，两手准备，成为这两年共产党对蒋介石的基本方针。此后，走了史迪威，来了赫尔利。虽经赫尔利两次居中协调改组政府事宜终告破裂，但从此中共与国民党两家政治、军事势力进行谈判，美国“居中”调停的局面持续了两年。从抗战中谈到抗战后，从改组谈判到重庆谈判，直至蒋介石彻底放弃联合政府的民主思路，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才结束。从这个角度看，1944年4月共产党的决定不是个幌子，而是多种政治选项中的一种。　　

　　

　　借“有人”之“口”，暗示毛泽东对全国老百姓耍政治阴谋，不符合历史事实。　　

　　

　　任何一句话都有特定语境，都是特定条件下生成以表达特定的意思。一句话是这样，一段话，一个党一个时期对某方面的表态也是这样。如果抽去历史背景，不引述此前此后有关言论，简单罗列出来，甚至误判这些话的逻辑表述，就不是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如果这些话还出自一个亲历者，一个年逾花甲，常年做这方面研究的文人，就显得不自重了。　　

　　

　　[1] 本文主要参考了邓野先生《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一书内容。　　

　　

　　[2] 见《香港传真》2009-51《毛主席曾经十分赞赏美国的民主和天赋人权的普世价值观》李凌　　

　　

　　[3]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　1946年4月15日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4]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05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5]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30页。　　

　　

　　[6] 《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第118、119页。　　

　　

　　[7]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31页。

　　

　　[8]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36页。　　

　　

　　[9] 《大公》　1944年10月30日　。　　

　　

　　[10] 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下卷第71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11]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41页。　　

　　

　　[12]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53页。

　　

　　附文：

　　

　　毛泽东称赞美国的民主和天赋人权

　　

　　2010-2-21 炎黄春秋 ：李凌

　　

　　
看了这个题目，有人可能提出疑问：“你这个提法有根据吗？”回答：“有根据，有大量史料为据。这是历史，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请先看胡乔木于1944年7月4日为《解放日》写的题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日》的社论：

　　

　　
　　今天是美国国庆日。1776年7月4日，美国人民在华盛顿、杰斐逊等民主主义伟大先驱的领导下，宣布了民族的独立。美国的独立是处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它不但代表美国的民族利益，而且代表美国的民主利益，代表美国要求自由的多数人民而与美国当时的保皇党——大地主、大商人、职业宗教家的集团相对立，这样，领导独立战争的华盛顿就不但完成了民族任务，同时也完成了政治上经济上的民主任务，而被选举为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个大总统了，同样，杰斐逊总统，不但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同时也是消灭大地主法案、思想自由法案、全民教育法案、禁止输入奴隶和限制奴隶法案的起草者。这个事实，就说明了美国独立运动的丰富历史内容，也就说明了美国为什么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而且直到今天，也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民主世界的双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和行动家，对于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及其在世界史上的进步作用，从来都是给予最高度评价的。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有其光荣的历史传统，美国的独立不是唾手可得，是在八年的对外战争与更长期的对内斗争中完成的。列宁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战争”之一；正因如此，美国的民主派领袖杰斐逊和杰克逊，美国民主党的这两个创造者，在他们的斗争中甚至被他们的政敌指为“共产主义者”和“赤化分子”。美国穷木工的儿子林肯，他所领导的黑奴解放战争被马克思称为“开始了劳动阶级兴起的新时期”，而在实际上，他与马克思所领导的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和欧洲共产主义者也是合作的，他曾委任美国的共产主义者担任他的军官，这样，他就更有理由被当时的反动派指为“共产主义者”和“赤化分子”了，以至最后这些顽固分子竟然暗杀了他……

　　

　　
　　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他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

　　

　　
　　7月4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

　　

　　
　　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

　　

　　
　　打到日本帝国主义！ [ 2 ]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毛泽东8月底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战后和平和建国问题。路透社记者干贝尔向毛提出问题：

　　

　　
　　干贝尔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毛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3 ] 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4 ]

　　

　　
　　以上史料说明：当时身为毛政治秘书的胡乔木写的社论完全符合当时毛的思想，是对毛的思想的阐发。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新华日》也发表了多篇文章，赞颂美国的民主，如1943年7月4日，该发表的社论《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1944年7月4日，该又发表社论《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这篇社论的内容与《解放日》发表的社论内容完全相同。可见这是党中央、毛发的统稿。

　　

　　
　　1945年4月13日，该又发表社论《纪念杰斐逊先生》，该文赞扬这位《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权利法案》的倡导者，“以对人民的无比的信心与坚决的态度，在这新世界的新国家中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社论指出，“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公正势力所侵犯和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从18世纪以来，应该早已经是全人类共知公认的常识”。“可是在今天还有人想用丑恶卑劣的方法来牵制人民的自由，剥夺人民的权利”。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民主先锋诞生的日子，就格外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也就格外觉得杰斐逊先生精神的崇高与伟大了”。

　　

　　
　　这篇文章不只是从制度方面来论证民主，而且从普世价值观方面来申明“人有天赋的人权”，“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就更加珍贵了。

　　

　　
　　更值得指出的是：1946年7月4日《新华日》发表社论《美国国庆》，该文大力谴责美帝国主义支援蒋政府打内战，干涉中国内政。社论强烈要求美国撤出驻华美军。但即使在这个时候，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肯定美国的《独立宣言》指出的“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幸福的崇高思想”，肯定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的林肯。社论号召美国人民和民主力量发扬《独立宣言》的精神，改变美国现行的政策。并且坚定相信，在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声援下，中国人民一定能克服各种困难，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的国家。

　　

　　
　　有意思的是，毛不只是通过《解放日》、《新华日》等媒体发出争取民主自由的声音，而且亲自出马，多次和美国人赫尔利、谢伟思讨论民主。

　　

　　
　　1944年夏，日本败局一定，美国政府希望战后的中国，仍由蒋政府统治，但要他进行一些民主改革。美国总统派前国防部长赫尔利少将于9月来华。在重庆市，赫尔利向中共领导人董必武等表示访问延安的意愿，并于11月到延安，和毛泽东等多次商谈。赫尔利曾提出一个关于国共合作的草案，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满意，经过反复磋商，由毛泽东修改、补充定稿，由赫尔利代表美国总统签字，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签字。该协定有五条，其中第一、二、四、五几条主旨为国共和抗日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合作，组成联合国民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共同努力，以迅速打败日本侵略者。

　　

　　
　　这五点协定由赫尔利带回重庆后，为蒋政府否决，未能实施，中共曾因此谴责赫尔利不守信义。虽然如此，这个协定的第三条，充分反映出毛主席当时对未来民主的新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理念。原文如下：

　　

　　
　　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5 ]

　　

　　
　　1944年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时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兼任蒋介石参谋长的美国将军史迪威要求华莱士向蒋介石交涉，蒋被迫同意由美方派人到延安。史委任当时号称“中国通”的美驻华大使馆二秘谢伟思为“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组长为包瑞德上校）的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延安住了近三个月，多次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交谈。

　　

　　
　　在交谈中，毛泽东表示中共坚持国共合作和反对分裂的立场，同时，也谈到对美国的民主的肯定和向往。毛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谢伟思说：“把我们军队当作一支政治宣传部队来使用是不允许的，我们没有像共产党政治部那样一类教育军队和指导这类工作的机构。”

　　

　　
　　毛泽东说：“即使你们的美国士兵不作积极宣传，但只要他们出现并同中国人接触，就会产生好的影响。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欢迎他们在中国。国民党却不是这样，它需要把他们加以隔离，不让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现在你们究竟有多少美国观察员在前线？我们乐于让你们的人到处走走。国民党却当心大量美国人在中国的影响，他们害怕美国人登陆仅次与他们害怕苏联参战。”

　　

　　
　　“从相反的另一方面来看，有美国人在场也是好的。如果美国人分布得很广泛，他们对国民党就会产生一种约束作用，国民党要制造麻烦就更加困难。昆明是一例子，那个地方已经变成自由主义思想和学生自由活动的中心了，因为在这么多美国人的眼皮底下，国民党是不敢逮捕学生和把学生投入集中营的。拿这一点同西安相比，西安美国人非常少，特务就横行无阻。”

　　

　　
　　谢伟思及时地详尽地把毛泽东的这类谈话内容向美国当局告，并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建议美国支援中国抗日的武器，也应公平地分配一部分给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由于这些告和建议，在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麦卡锡主义横行时，谢伟思受到迫害）。

　　

　　
　　后来有人把谢伟思的告翻译成中文，其中关于毛主席谈美国民主的部分，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的《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发表。

　　

　　
　　抗日时期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历史已成为中外学者们研究的热门课题。曾经和谢伟思、鲍大可、奥克森伯格等“中国通”以及史迪威后人有密切交往的金先宏先生写了一本题为《影响白宫对华决策的“中国通”——一个前外交官的采访手记》的书，于2003年1月在时事出版社出版。书中有关毛泽东与谢伟思谈话部分，引用了胡乔木于1944年7月4日为《解放日》写的社论中的名句：“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

　　

　　
　　金先宏先生据此说明：“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对美国的期望及对中美合作的憧憬不仅是形势的需要，也是长期的战略思考。”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解放日》、《新华日》所发表的赞颂美国的民主和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价值观的大量文章，其实也是对毛泽东当时的思想的宣传和阐发。这种宣传对大后方如昆明、成都、重庆各地的民主运动起过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有人说: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宣传美国的民主自由，只是为争取美援“一时策略”。这种“为尊者讳”的论调是十分荒谬的。如果是打仗，兵不厌诈，声东击西，设置疑阵，以迷惑敌人，引蛇出洞，以便聚而歼之，这是可以的，无可非议的。因此而打了胜仗的部队还应得到表扬。但应只限于战时对付敌人，而不应在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问题上，自食前言，出尔反尔，并因此造成大灾大难，作为一个大政治家，诚信何在？何以对人民？何以对世界？何以对历史？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时，1980年6月，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 6 ] 同年8月，邓小平又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来但是没有做好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 7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在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主要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我国社会今天仍存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贪污腐败日益严重等重大问题。在抗战期间，毛泽东曾大力倡导民主自由，但他在全国执政以后，就违反了自己正确的东西，现在我们应该重申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观，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政治体制民主改革，把我国建成为一个高度民主的民富国强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註： 1．本文曾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审，现已离休。

　　

　　
　　2．摘自《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133页。

　　

　　
　　3．四大自由指美国总统罗斯福（1882—1945）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4．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8页。

　　

　　
　　5．金沖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91页。

　　

　　
　　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