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三年饥荒”　　

　　人祸是指的什么呢？指的就是1958年刮起来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其中以“共产风”和“浮夸风”所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　　

　　分析三年饥荒，导致饥荒的直接原因原因就是三个：一是放“亩产万斤”的卫星，并按“亩产万斤”制定指标来征粮；二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提前还苏联外债，并打脸充胖子输出粮食对外搞援助；三是饥荒发生后瞒灾不上，并动用军警阻止饥民逃荒，让群众困死饿死。这三个直接原因，都是由于五风带来的恶果。　　

　　为什么会有“亩产万斤”的成果呢？因为有浮夸风、命令风和瞎指挥风在作怪。“亩产万斤”的原创权是谁的，我不清楚。但我的家乡就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官木生。1957年，官木生所在的长风社全社水稻平均亩产１０３０斤，比１９５５年增长７２％，已经是一个浮夸了30％的成绩，因为我也种过田。1982年是单干的第一年，我家的水稻亩产不过700多斤。官木生合作社亩产从几百斤到一千多斤再到两季亩产1万斤发展到一季亩产1万斤，是形势不断逼迫的结果，这种压力，来自全国的浮夸形势，也来自区县两级的压力，而区县两级的压力，也来自上级的压力。官木生在上级的压力下，思想一步一步得到了解放，最终放出了湖北的“亩产万斤”的卫星。这种压力是什么？是一种在攀比和不服气的心理导致的丧失理智的浮夸、不顾实际生产力水平的行政命令和瞎指挥。为什么会有这种在攀比、不甘落后、互不服气的心理导致的丧失理智的浮夸、不顾实际生产力水平的行政命令和瞎指挥呢？因为要搞政绩，跟现在要搞gdp是一样的。　　　　

　　

　　命令风和瞎指挥风，还导致了另一个后果。1958年是一个真实的丰收年，据老人讲，当时任何工作都有一个统一的时间，而且生产队和生产队、生产大队和生产大队、公社和公社之间，都要比，都要争先恐后。夏收时，要比收的速度，也要比种的速度，就产生了提前收（可以提前种，口号是坚决不插“5.1秧”和“坚决不插8.秧”，就是早稻要在5月1日前插完，晚稻要在8月1日前插完）、毛糙收（不管收的干不干净，快就好），有的为了抢进度，在最后收不赢时甚至就地耕。收完之后还要比着给国家送公余粮，少数生产队为抢先进甚至把历年的存粮也送走了，几乎没有库存粮食，因为共产主义了，大家都不担心没有粮食吃，所以送粮的队伍浩浩荡荡，粮站内外到处是粮食，因为挤不进去，后来的人就随处丢，造成了极大地浪费。（但也有很多“老奸巨猾”的队长，没有卖力的送，灾荒期间，这些地方就有粮食充饥）。　　　　

　　

　　那么谁要政绩呢？要政绩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在中央，是八大后形成的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们。在地方，就是各级党政负责人。看看中国的近代党史，可能老一点的同志还记得，刘少奇、邓小平主管了56-66年的党政全面工作，在八大以后，书记处实际不仅直接主管各省委，而且国务院大事须向书记处请示汇。　　　　

　　

　　“亩产万斤”可能不是邓小平的原创，但书记处以此作为大成绩告毛泽东，可见邓主持的书记处是支持和肯定的，亩产万斤的推广权，中央书记处要记首功。　　

　　

　　要圆“亩产万斤”的谎言，就必须“按亩产万斤”为基数来征粮，制定这个征粮政策的机构，只能是主管全面工作的书记处。因为八大之后，国务院就只主管工业和央直单位，而且书记处讨论国务院上来的事，规定总理“要出席”。可以肯定，农村地方这块工作，基本是邓小平和刘少奇主要负责，周总理是不可能制定这个征粮政策的，毛泽东处于二线，只有听回，也不可能制定。　　

　　

　　既然有“亩产万斤”做后盾，还苏联债务也就是没有问题的。８０年代邓小平会见苏联代表团，自夸说当时他主持总书记工作期间，提前还清了苏联的外债，可以证明, 8大掌握实际大权后一个最大的政绩，就是60-63年主动提前还债，而不是逼债。至于国内的饥荒，一线领导人是看不到的，因为有“亩产万斤”做后盾。（在新华社1961年４月道的莫斯科中苏贸易会谈公中，对在１９６０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苏联的欠账问题，苏联方面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上述欠账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所以逼债一说是站不住脚的。）。　　

　　

　　正是在1958年到1962年的国内大饥荒的同时，中国对外援助款额竟达23亿6千万元（网络数据）。据说当时的援助主要是实物，以粮食为主。23亿按当时粮价折合成粮食，就是200亿斤!你看，国内怎么会有饥荒呢？　　

　　

　　为了让国内没有饥荒，一线官僚采用的办法就是，饥荒发生后瞒灾不上，并动用军警阻止饥民逃荒，让群众困死饿死。因为只要毛泽东和周恩来不知道，国内就没有饥荒，全国形势就一片大好，一线的官僚就能继续保持自己特殊阶层的地位。可惜发生了“信阳事件”，当地官僚动用军警阻止饥民逃荒，卫生部介入调查（卫生部调查饿死了70万人），周恩来感到事态到了非常严重就急忙向毛泽东汇，毛泽东才第一次知道灾情（老人的记忆中，灾荒从1958年冬季开始，救灾是在1960年4月份就开始了，可能是在毛泽东知道后）。这之前，邓总书记在做什么呢？瞒灾不保，为什么呢？因为动用团以上的军警，当时是需要书记处批准的。　　

　　

　　具体看灾情，以灾情最重的四川、河南为例。 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是在河南按书记处的1万斤亩产收粮的执行者。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泽东汇河南能搞几百亿斤粮食，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主席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泽东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　　

　　

　　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也是收粮好手，在大跃进期间，本来比较穷的四川省上缴粮却在全国名列前矛。62年7000人大会时四川代表要求追究李井泉，也是邓小平一口力保下来的。　　

　　

　　　1960年3月23日　　，毛泽东批示说：“‘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 ，从批示看，毛泽东对才情是不了解的，毛泽东此时还在极力纠正人民公社管理中的一些主要问题，而没有谈灾情。　　

　　

　　群众对待这些乱刮得风的办法，好的地方就是“隐瞒产量”，差的地方就是出外逃荒。继之而来的就是对人民公社的失望。1982年后，大多数地方都选择了分田单干，就是这些瞎刮的风带来的严重后果。　　

　　

　　是人祸还是天灾，自然而清。　　

　　

　　（2010年7月22日）


　　

　　

　　

　　附有关领袖在三年自然灾害中的言论和行动。谁的立场是什么，相信大家一看就明白。（资料来自网络）　　　　

　　刘少奇与大跃进　　　　

　　黄岭峻博士专门研究了刘少奇与大跃进的关系（《刘少奇与大跃进》，武汉理工大学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得出的结论是：刘少奇积极参与了“大跃进”运动的决策与推动，除了在当时发明“公社”这一用词外，他还曾大力提倡大炼钢铁与供给制。随着“大跃进”危害日益明显，从1961年开始，刘才对“大跃进”的错误有所纠正，其前提仍是承认“三面红旗”的正确性。与当时“一线”的大多数领导人一样，刘对“大跃进”的错误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对于大跃进的发动，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毛的刘少奇，不是真如一些人所说的“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的（李晓红，《大跃进时期刘少奇求实精神探析》，河南大学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也没有从1958年开始就“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谭炳华，《刘少奇的调查研究与“七千人大会”》，湘潭师范学院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公社”这个名词，就是刘少奇与另外几个领导人在闲聊中发明的，据刘1958年11月7日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回忆，大致是1958年4月，在赴广州的火车上，刘与周恩来、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邓力群闲聊，“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又讲了半工半读与生活集体化，并要北京和天津先搞试验。（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731—732页）刘少奇对1958年开始的大办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等做法，不仅未加反对，反而颇为欣赏，并且颇为努力地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

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成员谈话时，刘借谈妇女解放问题之机，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

1958年8月至9月，刘少奇赴山东和江苏等地视察，沿途他再次对各地已经如火如荼的各种“跃进”行为加温。在山东寿张县，刘表扬当地的干部群众的浮夸行为是“压倒了科学家”，“是一个革命”。（刘少奇同志视察山东工厂农村，光明日1958.8.4）在江苏常熟县，当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稻田亩产1万斤时，刘的反应是：“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人民日1958.9.30）

大跃进的负面影响在1958年底已露出苗头，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开始了纠“左”，但这一进程因庐山会议被打断。在庐山会议之后的近半年时间里，刘在很多场合一方面继续为大跃进辩护，另一方面开始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使得对大跃进的纠正愈加困难。就在1959年8月底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刘少奇公开攻击那些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是“好意不多”，并且认为所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刘继续认为大跃进是为了彻底解放生产力，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坚持认为所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以前有，今天有，以后还会有的，恐怕一万年以后还得有”。认为刘在1959年已经洞察到大跃进的危害，只是迫于压力不便公开的看法难以成立。

刘的思想变化大致在1961年才发生。这时，大跃进的危害已暴露无遗了。1961年5月，刘回到他的家乡湖南宁乡，在与乡亲们的座谈中，刘除了承认中央工作有错误之外，还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对食堂发表微词。刘少奇思想的转变与反省这个时候仍然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的，即不能否定“三面红旗”。他坚持以政治标准来规范和要求经济工作，并提出要防止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说过“高级干部中有，青年干部中也有”（修正主义）（对组织部负责人的讲话，1962年11月12日）。这实质上与此后的“四清”乃至“文革”都是有着某种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的，他后来在“四清”运动中的表现与这种认识有关。对于刘少奇与“大跃进”的关系，应当作如实客观的评价。邓小平说得好：“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0页）


　　

　　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八年九月视察江苏省城乡时，据《人民日》记者导：“少奇同志参观了丰产圩的四亩试验田，他亲自弯下身子去数了一下稻棵，并且问乡党委书记：‘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少奇同志笑着说：一万斤还能再多么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人民日》　1958年9月30日　)（一万斤还少了）

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五八年九月视察东北三省时强调说：“我国的农业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又说：“目前是一个出奇迹的时代，全国粮食产量今年可能增产100%以上，而东北三省粮食产量增长不过百分之几十，甚至只有二、三十。这样一比较，东北的农业还没有翻身。”(《人民日》　1958年10月1日　)（意思是东北增长速度慢了）　　

　　

　　


毛泽东纠风的努力



对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的危害，毛泽东早有认识，并且一直努力加以纠正。在派吴冷西去人民日社担任社长抵制“浮夸”时，甚至交代要有“五不怕”的思想准备。为什么会这样？阻力来自哪里？

　1958年11月23日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毛说：“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这里讲到的问题现在仍然存在。更重要的是，他说他不相信，而中央相信，那么他那个时候与中央还是有区别的，与行政系统的距离应该更远了。无怪乎会出现“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地方，他想发表篇文章都办不到。而且，他自己对于搞经济与做诗的区别是很清楚的，用的办法也是不同的。不能因为他的浪漫诗篇就想当然认为他指挥打仗、搞建设都是用写诗的路数的。毛泽东写诗写“高峡出平湖”，但是在当时并不主张上马三峡工程。

在　1959年4月29日　的党内通信中，毛直接号召基层干部群众“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关于密植问题，他指出：“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他清醒地认识到“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据毛身边的人回忆，毛对于“亩产万斤”之类是一笑置之，根本不相信的。毛是辩证法大师，对于密植等问题是有正确认识的，但是对于这方面的死硬命令，他只有希望群众不管这些指标。他大张旗鼓唱低调，那么是谁唱高调、瞎指挥呢？

　1960年3月23日　，毛泽东批示说：“‘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

　1960年11月15日　在《彻底纠正“五风”》中又强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1960年12月30日　，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中指出：“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五风’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十四句话，也搞了六条指示，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对于平调本质的认识，毛泽东上升到了马列主义的高度上去讲，他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主张认真退赔，那么这是上面的谁搞出来的呢？真正懂得辩证法，应该不会思想混乱，前后矛盾的。

　1961年6月12日　，在《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中，毛泽东进一步总结说：“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 ‘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

事实很清楚，毛泽东从1958年底就开始反复强调要纠风、要低调，而处于“一线”的刘少奇1961年才对“大跃进”的错误有所纠正。谁应该对困难局面承担更多责任、谁对扭转局面更有贡献呢？是不是处于“一线”的人们急于表现才搞得欲速则不达呢？“人祸”之说是批评别人还是自我检讨呢？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要经过反复、具备一定条件才能够接近真理。我们必须不断反思，超越一定历史时期的局限甚至误导，才能不断取得进步。　　

　　毛泽东对“亩产万斤”“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论述与主张


　　

　　

　　1、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　　二月一日　　，在武昌）　　

　　阶级斗争，向自然界的斗争，所遇到的困难，更是不可胜数。但是，大多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地认识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使革命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使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使亩产一百多斤或者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同志们，我们就是做这些转化工作的。同志们，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　　
　　2、《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不要把别人的猪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谎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少，也有的以少多。《人民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3、《记者头脑要冷静》(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做纸工作的，做记者工作的，对遇到的问题要有分析，要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
　　矛盾有正面，有侧面。看问题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群众运动有主流，有支流。到下面去看，对运动的成绩和缺点要有辩证的观点，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好事情不要全信，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比方瞒产，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
　　虚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4、《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四)作假问题。郑州会议[2]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3]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后来我们反对这样做，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都那么老实吗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 　　　　

　　5、《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节选)》(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这里面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末，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6、《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　　
　　
　　“我建议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有小队长、所有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比一般公社第一书记的水平要高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放大鸣，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一种，基层干部与他们上级(公社和县)之间交锋；一种，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之间交锋；一种，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与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辩论有三天至四天时间就够了。然后，再以三天至四天时间解决具体问题，共有七八天时间就很够了。县的五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六级大会开得更生动，更活跃。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1]，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　　　　

　　

　　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7、《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8.《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　　
　　
　　“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们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9.《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七月二日　　)
　　“对县、社干部，山东、河北的想法，是给他们编三本书:一本是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有前进的，不说谎、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王国藩，山东菏泽一个生产队。一本是坏人坏事的书，收集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或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每省要找几个，各省编各省的，每本不超过二万五千字。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统地编一本书。三本书大体十万字左右，每天读一万多字，一星期可以读完。读完后讨论，不仅读，还要考试。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0.毛泽东起草的文件：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此件[1]请各同志阅读，并请转发到县级党委。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2]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3]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4]。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数公社是谨慎、公正、守纪律的，胡闹的只是少数。这个少数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不都是胡闹的，胡闹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同志们须知，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我们主张坚决撤掉或法办的，是指那些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无法继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
　　中央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1.《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
　　
“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2]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3]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4]同意了一六五○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5]上，主张对一平二调[6]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7]我党的总路线[8]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2.《彻底纠正“五风”》(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告一件，[1]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2]，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请你们对　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中央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3.《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现在拿不出实物的，可以给些票子，这就叫兑现。十二条[2]已经向农民讲了，现在农民鼓着眼睛看着我们能不能兑现，不兑现不行。在两三个月内把兑现问题解决了，农民积极性就来了。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他财产等，凡是平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布告中就讲平买平卖，“八项注意”中就有买卖公平这一条。平买平卖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公社在短短的时间内，搞来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搞来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坚决退赔。县、社两级和有关部门都要退赔，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3]。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就得到了一头。机关、学校、工厂、部队，谁平调了谁赔。社、县、省这一头赔了，少了，那一头就有了；这一头空了，那一头就实了。那一头就是几亿农民。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　　　　

　　

　　退赔也要有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方面，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应当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赔。退赔要让县、社两级干部思想上搞通，不通就不能改正。
　　这几年我们有些东西搞多了，搞快了，自己挨整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看来“五风”[4]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究竟哪些是生产瞎指挥风要搞清楚，不然就会变成无指挥、无计划。
　　贪污赃款一定要退，一年退不起，两年，三年，不行十年也一定要退。东西赔光了，要以自己的劳动来偿还，不这样贪污现象消灭不了。
　　机关、部队、学校圈用群众的土地，要坚决退还，机关、工厂的花园，通通都拿来种菜。今后发展副食品生产，只能开荒地，不能占用农民土地。李世民[5]胜利后封功臣，就是采用圈农民土地的办法。清军入关后也是如此。现在是军队、学校都圈地，又不给人家钱，这实际上是封建残余，一定要纠正。
　　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把问题弄清楚了，群众也清醒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也就明白了。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6]，十四句话[7]，也搞了六条指示[8]，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9]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10]，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万，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万，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又增加了六百万，合计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万。当然，劳动力不完全都是从农村调来的，但是不管从哪里调来，总是影响农业生产的，比如吃粮就增加了嘛!
　　有几条经验教训:一、“共产风”必须反，不能掠夺农民，这是马列主义不许可的。二、几个大办又刮起了“共产风”，一说老风占的多，一说新风占的多，不管哪个多，总之是大刮，看起来只能中办、小办。三、抽调了大批劳动力，县以上工业就调了几千万。这三条经验教训，是主要的。要承认这些经验教训，不然就改不了。新增加的二千六百万人不回去，怎么得了压下去是有困难的，但一定要压下去。
　　今后大办改成中办、小办。农村劳动力要好好组织，专业队砍掉百分之二。再把牲口问题好好研究一下。搞代食品是一条出路，再是从外国买粮，各省要尽可能搞一些外汇。要考虑到明年是不是还有天灾，天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不然明年又可能转不过来。
　　陈云[11]同志说的几条我都赞成。一是低标准、瓜菜代，今后几年都要注意。总之口粮标准不能高，好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了储备，才能抗御灾害。二是人畜要休息。三是进口粮食。还要加上我刚才说的几条，把领导重点放在农业生产上，吃饭第一，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总的说来，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把整风搞好，把抽掉的劳动力压下去，把“共产风”搞掉，把坏人搞掉，几个大办变成中办、小办。这样粮食生产多了，就可以多吃点粮了。还有，多产的要多吃一点，要有差别。
分析起来还是大有希望，过去三年的经验教训很有帮助，吸取这些经验教训，就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4.《给田家英的信》(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2]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3]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一九三○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毛泽东又及：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15.《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
　　“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10]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我们要学韩文公[11]在《祭鳄鱼文》中所说的办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杀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孝感的“亩产万斤”道　　

　　

　　百度资料：官木生（１９１２－－１９８０），劳动模范。湖北孝感人。１９５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任组长。１９５４年创办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任社主任。后任朋兴人民公社党委副书记。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坚持参加生产劳动，进行农业科学试验，探索粮食高产技术。１９５７年全社水稻平均亩产１０３０斤，比１９５５年增长７２％。曾总结出农村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工作经验，被称为“官木生领导方法”。１９５７年获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　　　　

　　乘长风破万里浪——湖北孝感长风社万斤水稻试验田的诞生 1958.07.30《人民日》
　　（本特约记者 方纪）
　　今年的小麦高产，大大刺激了人们的想像。尤其对于农业战线上的人们。湖北孝感长风社主任官木生，是首创水稻千斤丰产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大跃进以来，到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他就想：“我拿么事跃进？过去水稻最多只收得三百几，现在收到三千，增加了九倍；再来搞个亩产万斤怎么样？”
　　他想了，但不敢讲。觉得要搞不成，还算得个啥模范哩！他决心搞试验，但只搞了五分田。挖得尺二深，施了不少肥。旁人看他有些怪，就问：“官主任，搞试验哩？多少？”
　　起初他还是不肯讲，因为他记得当初搞千斤稻时，就有不少人讲他的怪话。当时还有人给他编了歌：“唐宋元明清，没见过水稻产千斤；我们社出了吹主任，要收一千一百斤。”现在搞万斤，搞不成，更成“吹”主任了。问他的人越来越多，不讲不行了，他就索性把牌子打出去：
　　“官木生水稻试验田，五分，亩产一万零六十斤。”
　　这可把人们吓了一跳，大家都来看这块牌子——牌子虽小，可不简单。敢讲话的，一个没有。
　　人们不讲话，原因也复杂。讲怪话的，不敢了，大跃进嘛！响应，一万斤，不那么容易，要考虑考虑。
　　那知正在这时候，一天早上，官主任的田旁边，也插了一块牌子，数目是一万零一百斤，又多出四十斤。挑战的是八个水稻姑娘，为首的是赵翠云、余小英。牌子上还写了四句诗：
　　亩产万斤声如雷，
　　电光闪闪好惊人！
　　姐妹们来加把劲，
　　一定赛过官主任。
　　两块牌子面对面站着，两块田边挨边连着。这一来，全社轰动了。青年、妇女、老人、连小孩子，都来搞万斤田，都来赛官主任。
　　这一下老官心里有了底，没想到五分田发动了群众。
　　这里别的人先不讲，单讲一群孩子的故事。
　　长风社第六生产队有一个小孩叫胡春林，十二岁。社里搞起万斤稻以后，他感觉生活有些两样，到处找不到一个同他耍的，全社的人白天黑夜都长在田里。他便找了九个孩子商量好，一道去找生产队长要田，要搞万斤稻。这位队长的思想那时还没有彻底解放，还有点瞧小孩子不起。便说：“你还没有谷子高，搞的什么万斤稻！”一句话把小孩子气恼了，说：“大人干得，小孩子也干得；大人搞大田，小人搞小田嘛！”他们一赌气走了。他们不但没有泄气，没有吓倒，反倒决心更大了，非搞不可。
　　于是他们到处找地。地都种满了，连道旁田边的小块荒地也种上了——现在的农村，哪里会有闲地？他们没得办法想，便决定去挖老坟。白天怕大人骂，而且工具都占着，拿不到，只好晚上挖。
　　第一晚挖到半夜十二点，一分地，只挖得五寸深。第二天便挖不动了，因为是老荒坟，天又旱，地板着实硬。同时，又被大人发觉了，骂他们“搞万斤田连祖宗也不要了！”硬从田里拉他们回来。
　　第三天晚上，他们搞到下一点，抬了一百二十桶水，把又干又硬的老荒坟，硬是泼松了。这一来，挖得就顺利了，一直挖到尺半深，方才住手。
　　社里知道了他们的事。官主任和区委书记拿出三毛钱，买了糖，找他们来开会。糖嘛，每人分得两块，区委书记开玩笑说：“一块糖五千斤，两块糖就得搞到一万斤，行不行？”
　　孩子们很是出乎意外，高兴得一齐笑起来。
　　这时，区委书记才问：
　　“你们搞万斤田肥料哪里来？”
　　“我们自己捡嘛！”一个孩子回答。
　　“化肥呢？你们的田可不算好……”区委书记又说，他明明是想帮助他们，却又不直接讲。
　　孩子们互相望了望，胡春林不好意思地开口道：
　　“请社里帮一点子……”
　　官木生拍拍他的肩膀，立刻给开了一张三十斤化肥的条子。
　　这一下，孩子们劲头更足了。
　　区委书记又问：
　　“技术呢？搞万斤田光凭干劲还不行，要技术，你们不懂……”
　　“不懂学嘛！”孩子们不等他说完，一齐接上去。“我们向官主任学！”
　　说得官木生好笑起来，连说：“教，教，教。”
　　这一来，孩子们的事传开了。可是还有人不服，有人问他们要口号，“你们的口号哩？”他们事先没想到，只得说：“现在不告诉你！”到晚上，他们开了个会，第二天，也在田里插起一块牌子。上写道：
　　不要良田不要（豆）饼
　　每亩要收稻万斤
　　少年英雄赛罗成
　　一定压倒官主任
　　很快，县委也知道了这件事，觉得不简单。和官木生一商量，决定召集一次社员大会，让胡春林出来作个告，讲讲他们搞万斤田的故事，一来鼓励孩子们，二来也鼓励大家。那知这个大会一开，胡春林跑上去一讲——可不得了，许多人说：“难道活得不如个孩子了！”当场一百多人签名，决定挖五亩田，搞万斤试验。三天挖了尺半深，人下去走不动，牛下去兜肚皮，双轮双铁犁也没有办法，只好人拉了犁耕。拼命干，耕了两天一晚上，秧子栽下去。
　　这样，在党的领导和鼓舞下，长风社真像是乘长风破万里浪，大搞起万斤水稻来了。试验田从五分发展到五亩，从五亩发展到一百五十亩；这还不算，又从双季收万斤，发展到单季万斤。
　　全体成员干劲冲天，队与队，人与人，父子、夫妻、兄弟，展开了大规模的劳动竞赛。
　　一亩田收一万斤稻子，好不简单，也是“唐宋元明清”从来没有过的事。大家明白，有了干劲，还要有钻劲，学技术，掌握水稻的生长规律，让稻子按人的意志长才行。
　　经县委倡议，社里和技术推广站合作，办了一所“万斤大学”，官木生当校长，已经有学员二百三十六人在学习，名的还很多。学习的方法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一面听讲，一面下田。毕业的条件是：种得出万斤稻，讲得出万斤道理。
　　在万斤大学门口，题了一首诗，还有一大幅讽刺性的连环画——
　　万斤大学开学了，
　　保守思想吓得跑，
　　洋博士他吓得跳，
　　农民喜得哈哈笑。
　　只要干劲加钻劲，
　　亩产双万也做得到。　　

　　

　　百度资料——信阳事件　　

　　

　　百科名片　　

　　

　　1959年河南的“信阳事件”，是三年困难时期最惨烈的典型，用官方的话语表述“信阳事件”是指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发生在信阳地区的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当时信阳地区所属的18个县市，有15个县市出现了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信阳事件是“大跃进”和“反右倾”两个运动的直接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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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1959年3月，中央在上海会议上决定当年的征购1150亿斤，这是1958年的标准。但实际上1959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11%，而征购数却增加了14.7%，征粮当中相当一部分不是农民自愿交售的余粮，而是各省、地区、县、公社各级党组织执行中央的指示，“反瞒产私分”层层相逼，用专政的办法，强行从农民那里搜刮走的口粮，全国大形势如此，信阳也就在劫难逃了。 　　

　　

　　放卫星　　

　　

　　信阳地区是河南省卫星放得最多的地区，第一个人民公社就出在该地区的遂平县(今划入驻马店市），1958年的收成由于大炼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10%左右的粮食。1959年因为天灾大歉收，实产粮食20多亿斤，仅及大丰收的1958年的一半，但地区各县都虚产量，汇总到地区成了72亿斤，又是个“特大丰收年”。征购粮当然就按照这个虚数来了，留给农民的粮食就所剩无几了，产量减少，征购数量却在增加。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反瞒产”的结果，根据“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动用了民兵指挥各县委挨门挨户搜查，据说是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了的粮食。 　　

　　

　　反瞒产　　

　　

　　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万余人，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征购任务于是圆满完成，全地区征收了16亿斤粮食，几乎达到当年产量的一半。结果农民的全年口粮只剩100多斤，仅够食用4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3个月。五十年代曾经担任过上海市财政局长，因被打成右派而被下放到信阳地区商城县劳动改造的顾准，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严冬未届，路旁已见冻死之骨。 　　

　　

　　逃荒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粮断伙，农民开始逃荒。1959年冬，尤太忠将军回到了故乡信阳光山县探望病重的母亲，他目睹当地乡民饥荒的惨状，所以心情极为痛苦。而 1998年的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美籍学者崔琦，他的双亲都是信阳人，就是在1960年饿死的。 　　

　　

　　政治压力　　

　　

　　在河南省委和信阳地委的巨大政治压力下，信阳的公社和大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都作为“余粮”交了征购。但就是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粮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农民为了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的群众当做“阶级敌人”和“流窜犯”来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人，其中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所内。有的人饿急了，偷杀了牲畜被发现了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了2000多人，其中有被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 　　

　　

　　人身自由　　

　　

　　同时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留下的信件有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残酷批斗和处理。同时1958年开始的“公社化”剥夺了农民的一切，不仅农民的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被剥夺了，连维持生命的口粮也掌握在公社手中，种什么庄稼？下多少种子，一天吃几两粮食都是由公社的干部来决定的。公社和食堂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本村的土地上，农民失去了人身自由。 　　

　　

　　非正常死亡　　

　　

　　1960年2月，信阳地区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引起了卫生部的注意，信阳地区与河南省的领导已经无法一手遮天了。中央内务部的郭处长在地方严密封锁的情况下深入调查，发现当地饿死人的情况十分严重，他回到北京就向部领导汇。内务部马上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习仲勋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又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汇，董必武派了中央监委的李坚、李正海两位处长到信阳调查。他们的工作同样受到了河南省委与信阳地委的阻挠，但是他们排除万难，在基层调查了3个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可靠资料，查有实据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70万人。 　　

　　

　　中央干涉　　

　　

　　毛泽东对这个事件的批示是，这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复。刘少奇主持了当时对信阳事件的处理，由于当时中央的政策没有改变，所以刘少奇只能对基层干部是“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检讨，他承认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是100多万人，承认自己“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 　　

　　

　　1959年2月，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提出重点解决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具体政策问题，调整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吴芝圃仍津津乐道于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不客气地对他说：“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吴芝圃却坚持大队为基础，毛泽东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你不要再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概算单位好”。毛泽东在1958年就提醒吴芝圃：“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在看到吴芝圃没有改正的意思后，毛泽东很生气：“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并逐渐改变了对吴芝圃的看法：“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 　　

　　

　　1960年10月21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工作组根据信阳实地调查的情况，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信阳事件”的告。10月26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刘少奇和周恩来“即看”此件，“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11月12日，毛泽东再派李先念、陶铸和王任重来到信阳调查。在陪同调查的过程中，吴芝圃又把责任全推到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头上：“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问题吗？”经过调查，陶铸发现问题严重，他在河南省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河南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1959年春季发生问题，反瞒产，没有在庐山会议上作检讨，庐山会议后继续搞。二是河南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一直不向中央告，后来被迫向中央写了告，还是忸忸怩怩不真实反映情况，而且还封锁消息，这是很大的错误。” 　　

　　

　　1960年底。毛泽东又派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到信阳地区去调研。当他们到达河南时，吴芝圃却不让他们去信阳，而是把他们安排到了许昌地区的鄢陵县，不让他们看到信阳的真实情况。对于吴芝圃的所作所为，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他“破坏民主、堵塞言路，‘左’倾蛮干，死不回头”。 　　

　　

　　与吴芝圃推卸责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心情沉痛的周恩来表示：“信阳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件，我有责任。”当周恩来得知“信阳事件”中有许多群众被饿死，而国家的粮库就在附近，受饥饿的群众却没有一人去抢仓库时，被深深地震动了，整整一夜没合眼。 　　

　　

　　处分　　

　　

　　不过吴芝圃没有受到严重处分，信阳的一些县、公社的干部被打成了“国民党”、“阶级敌人”受到了严厉惩罚。在文革中，河南的造反派到了四川把吴芝圃抓到郑州批斗，称他是“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但是1979年，吴芝圃获得了平反。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