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快人心事，控诉茅于轼 　　

　　丁栩翔　　

　　茅于轼前些日子发表了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这篇文章发在浙江日下属的财新网上，转载很多，没见过的可以搜出来读。从学术性、思想性上来讲，此文无甚可读，通篇用的都是骂街的语言，连真正苦大仇深的上访户写的上访材料，也比他高明些。　　

　　

　　但是茅于轼是有很强大的粉丝团的——中国有那么一批以“右派”自居的人，他们的力量不在于有思想，而在于完全没有自己的思想，但充分的蛋疼并有足够的精力，只需要有寥寥几个人代替他们思考，他们便会打了鸡血似的到处传播。他们奉行的原则很简单：无论是真是假，只要传遍网络，那便是真。标准的戈培尔主义：把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　　

　　

　　茅于轼是想不到有人跟他较真的，以为顶多是在之类的网站上，有几个人表示一下怒不可遏而已。结果，就有人较真了。毛泽东的儿媳妇刘思齐为首，一拨人把信送到了全国人大，接着签名人数开始井喷，现在据说已经达到万人签名的规模。　　

　　

　　目前，对茅于轼的投诉，已经送达了人大、检察、公安等部门，为什么不是直接起诉呢？大概是刘思齐等人认为，茅于轼公然诽谤前国家领导人，构成的刑事犯罪性质已经超越了可以自诉的范围，必须由公安机关侦察，由检察机关公诉了，并且，又由于此文流传很久，公安、检察机关又不闻不问，所以必须由权力机关加以监督了。　　

　　

　　控诉茅于轼的调门很高，放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上。从理论上来讲，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天安门上挂着毛泽东画像，人民币上印着毛泽东头像，中南海门前写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茅于轼对着毛泽东开炮，要凑到这个罪名上，我认为问题是不大的。　　

　　

　　即便是从最低的程度来讲，茅于轼的诽谤罪是铁板钉钉的，他是这么写的：“和他（毛泽东）有肌肤之亲的孙维世，上官云珠等人也被逼得自杀。他毫无怜惜之意。现在揭发发现，毛泽东奸污过不计其数的妇女。”只这句话，就让茅于轼只要上法庭便铁定败诉。他说毛泽东上了孙维世、上官云珠，他必须拿出证据来。他甚至不能说，由于大量文件保密，无法证明。因为茅于轼在文章里写的有板有眼，举证责任在他。更不用说后面还提到毛泽东奸污妇女无数。要构成“奸污”，就必须是强奸或者诱奸，如果谁要说一句：“陈冠希奸污了钟欣桐”，大家都会笑掉大牙的。而要构成“无数”，那么至少要超过10个人，不然就连小孩子拿两只手也能数的出来，怎么能说是无数呢？　　

　　

　　所以，茅于轼现在要准备的很简单，一是把毛泽东上过孙维世、上官云珠的证据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因为文章已经发出来了，所以想必证据如果有，也一定就在茅于轼自己的手里，否则岂不是无凭无据血口喷人；二是把被奸污的“无数”妇女，好歹列个名字出来，实在不行，比如说受害人自己不愿意，那么也可以用“小青”、“小红”神马的代替，好歹把时间列出来，因为那个时代，普通人见毛泽东一面都会永生难忘，到现在还能说出年月日来，更不用说被毛泽东上了，想不记一辈子都难啊。　　

　　

　　这对茅于轼来说，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任务了。所以，诽谤罪是坐实了的，骂了前国家元首，还是捏造出情节严重的强奸这么一个事情出来，除了毛家人，他还伤害了孙家人、上官家人，说他情节严重一点都不为过，最高可以判到三年。如果他脱了罪，那才真是暗无天日啊。　　

　　

　　最后，风闻有人控诉茅于轼，一些茅于轼的粉丝团立马想到的便是串联，希望通过签名来挽救茅于轼。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把法律当做了儿戏！你以为司法是超级女声，看原告和被告谁得到的观众票更多谁获胜？这些人天天喊着要宪政要法治，却连起码的法律精神都没有。　　

　　

　　甚至于，他们总是摆出只许我讲法治，不许你们讲法治；只许我喊立宪，却不许你们喊行宪的嘴脸。比如说，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提出了一个“双起”：“凡是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个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着证据到法院起诉记者”。这本身是完全合乎法治精神的，你歪曲真相攻击了，我手里有人有枪，我不抓你不打你，我拿着证据去法院告你还不行么？答案是不行，王立军照样被一众人骂的狗血喷头。　　

　　

　　他们还有一招杀手锏，就是喊“文革”，果不其然，刘思齐要求公诉茅于轼，他们喊的还是老调调：文革遗毒。真正的文革遗毒是什么样的呢？我是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但是在他们控诉文革的伤痕文学里，我读出的“文革遗毒”应该是这样的：一是像他们那样，动不动给人扣上帽子；二是像茅于轼那样，捏造事实，诽谤煽动；三是一群人一哄而上，把一个人揪出来批斗到死为止。现在上万人要和一个人打官司，居然不是一哄而上把他撕的粉碎，在这个事件里面，我看到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民主，一个是法治。

　　

　　附录：（录入者注：系北大在读硕士生，天然带有80后所处时代环境的烙印，但确实是一个有独立思想和深刻洞察力的才学之士，故将其PK茅于轼的未完成之文章附录于后，供大家参考和批评。）

　　

　　 丁栩翔之《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丁栩翔

　　 （不要误会，这篇文章是我写的，我比茅于轼写的好得多，如果标题允许，我还可以多加几个“得多得多得多”）

　　

　　 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并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命题，因为毛泽东所居的，不是一个坛，而是两个。一个是神坛，一个是魔坛，自然而然就有两派人聚在两个坛下，革命斗士和民主斗士最后都成了魔神坛斗士，为毛泽东究竟是神还是魔争论不休。　　

　　

　　所以，在讨论“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这个话题之前，有必要就“讨论”这个话题首先讨论一番。我认为，最要紧的一点，是在讨论中一定要讲逻辑。　　

　　

　　一是不能因人废言，要避开对历史人物个人品质的讨论，而重点看他提出的思想，坚持的路线，你不能说因为牛顿爱财，万有引力就不存在了；不能说因为居里夫人是荡妇，镭这种元素就不存在了。而现在一些人要批驳马克思列宁主义，连一页书都不愿意看，就去说马克思有私生子，列宁有梅毒，照此逻辑，因为伏尔泰是被包养的二爷，自由就是错的；卢梭是扔了五个孩子，民主就是错的；华盛顿家里养了一堆奴隶，独立就是错的。这就是不讲逻辑了。　　

　　

　　二是要讲因果联系，而不能单就个别历史事件得出“后此谬误”。因为人文社科领域和自然科学研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不可能做到单一变量实验，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一定是多元的。如果一味鼓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就是把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混为一谈了，试想，决定因素居然不计其数，你又如何单纯从实践中分析各个因素的权重？最后的结果，一定只能夸大或者缩小某一个因素的影响，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　　

　　

　　三是要把握历史大势，舍弃王侯将相、才子佳人等诸般历史细节。很多人抱怨史书不实，这是就王侯将相史来说的，比如说，毛泽东的儿子怎么死的？说不清楚。蒋介石的儿子的父亲是谁？说不清楚。但历史的大势是无比清晰的，1911年辛亥革命了，1949年国民党跑路了，这些都是掩盖不了的。而这些实际上比那么说不清楚的东西重要的多。　　

　　

　　以下进入正题。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流到中国近现代史，有三个根本主题：个人自由、民族独立、国家现代化。而这三者的催化剂，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庚子赔款”。这个条约要求，中国赔偿11个国家白银本息9.8亿两，加上地方赔款，中国要掏出10亿两白银，相当于12年财政收入。而中国当时的财政收入，已经是在支付马关赔款和重整武装的情况下超负荷运行了。基本上来说，《辛丑条约》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竭泽而渔、焚林而猎、杀鸡取卵。最傻逼的国家有三个：一是俄国，与中国接壤，等于抱着一个提款机，随时可以来拿，根本不用伙同一拨外地人过来抢银行；二和三是英国、法国，经略中国多年，既得利益是相当清晰的，等于是叫人来砸自己的场子。把中国弄死了，对他们都没好处。但在当时的世界大势下，八国联军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英德要展开军备竞赛，争霸欧洲，没钱不行；法国要仇雪恨，没钱不行；日本、意大利以列强自居，蓄势待发，没钱不行；俄国、奥匈帝国日落西山，矛盾丛生，没钱更不行。基本上是一群想钱想疯了的主，逼中国签了一个抢钱条约。只有一个明眼人，那就是美国，已经看透了《辛丑条约》一签，中国必然爆发革命，大清国必然灭亡，于是把自己份额不多的赔款用来开办学校，笼络人心，力争在革命洗牌后接手最大的一块蛋糕。未曾想到，这所学校果然在百年后成为中国的主宰，这是后话。　　

　　

　　《辛丑条约》一签，中国的三个主题：个人自由、民族独立、国家现代化便完全显现出来了。　　

　　

　　首先是在个人上，列强向中国索赔10亿两白银，而中国财政已无余钱，于是所有的赔款都是税收的增量，而满清的政治腐败程度远甚当下，征税效率极低，列强要10亿两，老百姓很可能就要交20—30亿两，因为中饱私囊是铁板钉钉的事情，清廷想的办法是把钱摊到各个省去，让他们看着办，这样一来，至少可以保证从省到中央这个环节不至于再有大的截留。世界列强的民主自由基本上都是征税征出来的，从英国到美国、法国，莫不如此，庚子赔款的巨税一征，官民矛盾必然激化，这种矛盾通过单纯的，旧式的改朝换代已经解决不了，因为这不是说某个皇帝好坏的问题，而是说皇帝这玩意儿本身就有问题。　　

　　

　　其次是在民族层面上，一方面是满汉的民族矛盾开始激化，因为多民族国家就好比两口子过日子，有钱的时候，其乐融融什么都好说，一旦没钱了，吵架拌嘴马上就成了家常便饭，孙中山等革命势力与洪门天地会这些反清复明势力迅速合流，喊出“驱逐鞑虏”深得民心；另一方面，满清痛感军事无能已沦为列强ATM，表示很不甘心，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练兵计划，准备编练36个师（那时候叫“镇”）的新军，这支新军一旦练成，单就陆军而言，已经追英赶美了。　　

　　

　　于是，就牵出了国家现代化的话题。无论是支付赔款还是编练新军，无不加重满清政府财政的负担，满清的财政崩溃已成必然。而如之前有篇文章曾经指出，一切行政行为归根到底都是财政行为，财政崩溃也就意味着政府崩溃，政权瓦解。清末新政带来的不是复兴，而是亡国。因为中国最大的矛盾已经暴露出来了：旧式的东方专制主义农业国家，特点在于人口庞大条件下的高产值、高消费、低积累。因为GDP构成上以农业为主，农业上又以口粮为主，经济剩余微乎其微，而这点微量的剩余，在接受西方列强的盘剥之后，是不可能用来支撑现代的军队的。　　

　　

　　这样，中国历史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因为没有现代化，就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及其强大的国防军，没有强大的国防军，就筹集不到启动现代化的原始积累，筹集不到启动现代化的原始积累，中国就要继续沦为列强ATM，中国继续沦为列强ATM，中国人民的负担便会与日俱增。顺着这样的轨迹，中国爆发革命，是时间问题，而最后产生的革命之子，便是这三种共同意志的代表。甚至于，我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只要不解决个人自由、民族独立、国家现代化这三个问题，革命就会继续发生。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爱新觉罗下台，但这是问题的开始。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照搬了美国的体制，各省享有巨大的自治权力，中央实行总统制，立法采取代议制，颇有蹒跚学步的感觉。而且，中国这个学生是个很好学的学生，学到的不仅仅是美国的体制，还有南北战争。南方革命省与北方北洋省的矛盾随着宋教仁的身死而彻底爆发，南方革命省兴师北伐，很快便被北洋军按倒。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当时已经建立了美式体制的雏形，若无二次革命，将走向民主共和。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是袁世凯的北方还是孙中山的南方，都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没有建立起对军队的制约。一般认为，民主要把政府装进笼子里，但实际上，第一步是要把军队装进笼子里。这里又提出了一个命题，革命之子必须解决好制约军队这个问题。　　

　　

　　我读到过一本人民大学编的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科书（主编名叫李景治，在人大国政系地位显赫，因为和手下张鸣吵架闻名全国），里面在论证二战后法国、意大利的共产党向政府缴枪的合理性。论证方法是这样的，指出来，法共手里有多少人枪，意共手里有多少人枪，并指出政府手里有多少人枪，大致的比例是1:2—1:3，得出结论，打是肯定打不赢的，不如交了枪到议会里做官。我觉得，编书的肯定不知道中国有个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的胜负手不在于军，而在于党。战前的兵力比是1:4，但中共的1都是可以投入运动战的野战兵团，而国民党的4则有一半要消耗在防御上。原因如同前文所述，中共以党制军，党不依靠正规军队，单纯依托党群组织就可以实现对后方的控制，并实现战争动员，将物资投入前线战场。而国民党则是以军清党，造成的结果就是，政党松散无力，政权腐败无能，特别是面对共产党对国统区的渗透和发动，离开了完整的政党体系，单纯依靠几个秘密警察组织，对于城市尚难控制，遑论乡村。同时，地方利益集团在国民党政权框架内势力极大，一地的失守就意味着一地乡绅利益不保，这些既得利益者便会发动一切政治资源向政权发难，问责之声不绝于耳。于是，虽然有兵力总量上的优势，却只能处处设防。这不是蒋介石和毛泽东在个人军事能力上的差距，而是国共两党基于不同历史发展道路所形成的政治结果的制约使然。　　

　　

　　国共两党的差别，归结起来，就是共产党虽然扎根于农村，基层党员基本都是工农兵，但仍然是一个现代化的政党组织，用西方化的思维在思考。而国民党虽然占据着城市，绝大多数高官都有西方留学背景，但就整体而言，国民党是在用中国传统政治的方式进行统治。而中国近代史无非是表明了，东方的传统政治体制在军事动员上相对于西方政体是多么的落后。　　

　　

　　另外，西方式的思维还教会了中国共产党人：即使是最底层的人民，无论是贫农还是包身工，无论看起来多么的低贱，他们仍然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虽然他们耻于开口羞于开口甚至不敢开口，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思想，更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有作为一个人所应该有的利益诉求。国民党只不过把这些人当做一种完全的物质意义上的存在：需要军费，就把税预征N年；需要兵源，就直接下乡抓壮丁。至于各级官员，更是觉得，这些人的存在，无非就是为了拉车、洗地、掏粪。但是，共产党却明白，只要把这些人当做人，他们能干出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你们要粮食，我就给你们粮食；你们要土地，我就给你们土地；然后，当你们这些贱民自己都觉得得到的实在太多了，再也想不出还能再要点什么的时候，我还告诉你，你不是低三下四的贱民，你还应该得到平等，你本来就是响当当的公民；我还告诉你，你不是卑贱粗鄙的贱民，你还应该得到尊严，你本来就是顶天立地的劳动者。然后，你问我是谁，我觉得，跟你解释什么马克思主义太复杂了，跟你说什么共产党你甚至连什么是党都搞不明白，于是，我告诉你，跟着毛主席就对了。我又问了一句，假如蒋介石回来了，你还愿意回到过去，做一个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屁民吗？没有人愿意，这时候，只需要给你一个炸药包，你就敢把这个世界炸的粉碎。　　

　　

　　董存瑞的故事放了一遍又一遍，我觉得，国民党的共产党的贪官污吏们都是知道的。他们觉得这是洗脑的结果，但是，我要说，这不是洗脑，这是启蒙，一个人，究竟要怀着对旧世界旧制度旧官僚多么巨大的仇恨；统治者，究竟要做多少的罪孽，才能让一个人，宁可把自己炸的粉碎，只为了抓你垫背。　　

　　

　　我认为，和神马《第一书记》之类的神片比起来，1955年出品的黑白电影《董存瑞》才是最好的廉政教育电影：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权利是流了无数共产党人的鲜血才换来的，如果谁胆敢把它夺走，人民并不介意再流一些共产党人的鲜血。　　

　　

　　人性是一种很奇怪的存在。比如说，有8个壮汉把1个弱女子压在地上@#￥%，射的满脸都是。有一个男子提裤子走人之余，觉得于心不忍，丢下纸巾一张，说了声：“喂，擦擦吧。”女子从此便感恩戴德，此情绵绵，至今未绝。这张纸巾，就是清华大学。　　

　　

　　时光荏苒，该女子后来交了个男友，男友不仅给买了车，每年还给10万零花钱，以至于此女把这10万元视为既定的收入，用这笔钱按揭买房。结果10年过后，两人吵了架，男友一怒之下，决定从此之后再也不给零花钱了。但是，女子的按揭已经办上了，眼看银行就要来收房，只能忍饥挨饿，砸锅卖铁交按揭款，饿得皮包骨头，从此对男的恨得痒痒。此恨连连，至今未绝。这个男友，就是苏联。　　

　　

　　拿走了属于你的东西，再还给你一点，这就是德；一直给你不属于你的东西，再收回一点，这就是恨。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日常生活，都需切记，切记。　　

　　

　　进入正题。要解读毛泽东时代的中国（1949—1976），抓住了中苏关系史，也就抓住了解答的钥匙。中苏结盟的背景，首先是出于民族独立考虑的。当毛泽东宣布独立建国的时候，铁幕已经落下，支配国际政治的，是一种“冷战思维”，也就是说，非此即彼，非苏即美，非友即敌。墨西哥前总统有句名言：“可怜的墨西哥，离上帝那么远，离美国却这么近”，中国是同样可怜的，离美国那么远，离苏联那么近，倒向美国，必死无疑，更何况，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一再设法否认，中国革命实际上与苏联的援助是紧密联系的，从建党之初的党费到解放战争的东北野战军装备，苏援的作用是相当显著的，谁要是再否认这点，小心范汉杰晚上来找你。另外，中共的党务干部实际上是熟读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长大的，革命胜利后如果亲美反苏，中共内部发生分裂几乎是必然的。于是，毛泽东的“一边倒”尽管有十二分的不情愿，却是不得不倒。　　

　　

　　在“一边倒”的基础上，朝鲜战争就再清楚不过了。中国共产党人很清楚长征途中有多少军阀被红军毁掉，红军打到哪里，中央军就跟到哪里，中央军跟到哪里，就把南京政权的统治带到哪里。现在美国兵临鸭绿江了，朝苏边界是那么的短，中朝边界是那么的长，对于东方阵营而言，美韩带来的麻烦是必须解决的，否则中朝边境成为冷战前线，那么中国的民族独立也就难以根本保证，因为苏联势必要在鸭绿江边屯兵防范——既然你自己承认你搞不定美韩军，也就说你守不住你的边境，那么就只能我替你来守。这样，中国就有沦为第二个波兰的危险。第二条出路就是中国咬定这个麻烦自己能够解决，那么就出兵朝鲜，左手要枪要炮，右手捞名捞利，名利双收，一举两得。　　

　　

　　万幸中国打赢了，然后苏联便铁了心的武装中国，因为当时西方已经结成阵营，北大西洋公约把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这些工业大国联合起来，莫斯科深知，以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这些货色，是断难与美国的这些同盟相提并论的，而就资源禀赋而言，苏联有资源无人力，中国最丰富的恰恰就是劳动力。一旦苏联的物力与中国的人力联合起来，对于西方世界而言无异于一场噩梦。　　

　　

　　一般而言，后发国家工业化的最大瓶颈在于重工业，因为后发国家普遍存在资金紧缺，而重工业的资金周转很慢，投资回收很长，同时后发国家技术又很落后，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发展重工业是划不来的。但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体系有了完善的重工业，那就意味着这个经济体有了自我发展的能力。而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白送了156个重工业项目，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把中国拉进了工业国家。而且，工业的发展带来了两大结果，一是在精神上巩固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当中国是民国的时候，这也没有那也没有，一旦挂上了共和国的招牌，不出十年，汽车也能造了，飞机也能造了，给人一种中共很给力的感觉；二是在物质上，随着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中共自己缔造的统治阶级，即工人阶级，很快被执政党赋予特殊的政治意义，原来共产党一直因为扎根农村，自觉底气不足，现在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了。　　

　　

　　但是，苏联最大的天真就在于，既然中国有了重工业，有了经济上的自我发展能力，那么，为什么还需要老大哥呢？既然莫斯科一贯的以共产世界的罗马自居，而那个名叫铁托的男人已经把贝尔格莱德树成了共产主义的威登堡，扬起了反旗，那么，毛泽东并不介意让自己成为红色的加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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