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又在胡说　　

　　

　　

　　今天看见茅于轼先生7月4日写的次日就被某推荐的一篇文章《收入差距真的大了吗？》，为了不冤枉茅于轼先生，我先全文转载如下：　　

　　

　　都说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但贫富分化究竟到了何种程度，具体、详细的统计数据是咋样，据我了解，还存在不少疑问。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过大的收入差距通常会引发治安问题，特别是穷人衣食无着，会铤而走险。然而，检查一下近来发生的社会群体事件和突发冲突，会发现像杨佳杀警案、瓮安动乱案、邓玉娇抗暴、唐福珍自焚案等，却极少是由于收入差距引起的，多半是老百姓没处讲理，不得不走向暴力。　　

　　

　　贫富差距直接导致的后果本应是犯罪率的提高，但我查了2000年以后的中国统计年鉴发现，当前社会治安问题虽然呈现上升趋势，却并没有什么突然的变化。社会流动性增加，家庭分离，商业社会言利少义等，才是治安恶化的一些诱导因素。不过，这些分散的治安事件还不至于导致政治问题。最令人担忧的是政府部门拒绝沟通所带来的群体的官民冲突，倒有可能转化成社会事件，致使社会波动。　　

　　

　　有人提出，现在贫富差别可能比改革开放前还小了。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同，就拿通讯工具来讲，改革前只有局级干部才能在家里装电话，现在差不多人人都用手机。那时候城里人基本能吃饱穿暖，而很多农民却挨饿受冻，淮河以北的穷人只有冻得受不了才不得不买鞋穿。今天挨饿受冻的人已经非常罕见了。即使是乞丐，也可能比30年前的农民吃得好、穿得暖。想想看，30年前是吃饱和挨饿的差距，今天则是吃什么的差距；30年前是穿暖和受冻的差距，今天则是穿什么的差距。哪个差距更大，不是很明显吗？　　

　　

　　现在穷人富人享受上的最大差别恐怕是在住的方面，这方面的差距远远超过吃、穿、玩。改革前只有国家领导人才有别墅，部长级干部住得也很拥挤，现在有上千万个富翁住进了别墅，而更多的人却居不得其所，这种差别所带来的享受上的差别是最值得注意的。所以我们要通过廉租房或住房补贴的政策帮助那些最困难的人改善住房。　　

　　

　　同时我们倒可以利用这种差别把富人的钱给穷人来用，虽然社会的财富总量没有变化，但是社会的效用总量得以增加，这对全社会有很大的益处。这也是各国都提倡的鼓励富人捐钱给低收入者。对富人来讲他们所失甚微，而穷人所得极大，但我们国家现有的政策却限制了民间慈善业的发展，而政府主导的慈善机制由于其不公开不透明难监督的操作使得许多富人对于善款的去向心存疑虑，从而限制了富人的捐赠积极性。　　

　　

　　人们通常用基尼系数衡量社会的收入差距，我认为并不存在这条国际通用的红线，比如有人说印度基尼系数比中国还要恐怖，但因为这个国家特殊的文化及宗教信仰的原因，贫富差距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灾难。香港跟内地是一个文化一个历史，它的基尼系数比内地高得多，也并没有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所以贫富差距到什么程度会造成什么后果跟一个社会的文化、历史，老百姓的传统观念都有关系，再加上我国城乡二元经济这些历史造成的差距，就更不具备可比性。　　

　　

　　人类发展有一个好的趋势，财富的差别也许在增大，但人与人的差距特别是人格尊严上的差距却在缩小。比尔·盖茨交完税还有好几百亿美元，是中国普通农民财产的1亿倍吧，但让农民给比尔·盖茨倒杯咖啡，盖茨也得说声谢谢，总统也一样要对服务员说谢谢，而当年的慈禧太后就绝对不会对李莲英道谢。“文革”时，大家工资收入看上去比较平等，可地位却很不平等，结果不但政治上极端不公平，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如今虽然财富的差距悬殊，但仍有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聪明才智过上富裕的生活，这就算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原载7月4日《南都周刊》，：茅于轼，系著名经济学家，本有删节)　　

　　

　　先声明一下，上文中最后一句话-----“本有删节”与我无关，我没有动一个字。　　

　　

　　请大家认真读完这篇文章，我不知道茅于轼这个“专家”是怎么当的，这篇文章的观点矛盾，逻辑混乱，文字粗糙。　　

　　

　　茅于轼文章的主题是想说，现在的收入差距比改革开放前还小。“有人提出，现在贫富差别可能比改革开放前还小了。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同，”但是，他在文章结尾处却又说“如今虽然财富的差距悬殊，但仍有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聪明才智过上富裕的生活，这就算是社会的一种进步。”这样前后矛盾的话，是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茅于轼又说“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过大的收入差距通常会引发治安问题，特别是穷人衣食无着，会铤而走险。然而，检查一下近来发生的社会群体事件和突发冲突，会发现像杨佳杀警案、瓮安动乱案、邓玉娇抗暴、唐福珍自焚案等，却极少是由于收入差距引起的，多半是老百姓没处讲理，不得不走向暴力。”我不知道，茅于轼看不看纸，难道你不知道通钢工人为了保住饭碗而闹工潮、本田工人因为工资只有800元而罢工、富士康工人不堪经济剥削和精神压迫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13个青年工人自杀以死表达最后的反抗这些事实？这些事实是不是说明了“过去的历史经验”仍然在今天发生作用？非但如此，现在还多出了另外的许多逼得老百姓“不得不走向暴力”的原因，其中就有茅于轼自己列举那些原因。　　

　　

　　茅于轼还说：“人类发展有一个好的趋势，财富的差别也许在增大，但人与人的差距特别是人格尊严上的差距却在缩小”这个所谓的“趋势”是茅于轼的发明。他举的例子就是“比尔·盖茨交完税还有好几百亿美元，是中国普通农民财产的1亿倍吧，但让农民给比尔·盖茨倒杯咖啡，盖茨也得说声谢谢，总统也一样要对服务员说谢谢，而当年的慈禧太后就绝对不会对李莲英道谢。“文革”时，大家工资收入看上去比较平等，可地位却很不平等，结果不但政治上极端不公平，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如今虽然财富的差距悬殊，但仍有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聪明才智过上富裕的生活，这就算是社会的一种进步。”茅于轼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应该懂得一个最起码的道理-------存在决定意识。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社会意识。在今天这个社会里，有许多富人都是靠剥削穷人致富的，富人和穷人在利益诉求上是绝对对立的，根本没有平等的基础。说一声“谢谢”就是平等，就是社会进步？这样的平等、进步未免太廉价了吧。说到慈禧太后不会对李莲英说“谢谢”，我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姑且同意茅于轼的说法。但是慈禧太后，包括那时的皇帝经常赏赐李莲英和其他的手下银子珠宝黄马褂，是不是比说一声“谢谢”更具有平等意义？是不是说封建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还要平等？那么，社会就不是进步，而是倒退！　　

　　

　　茅于轼也承认改革开放前“大家工资收入看上去比较平等”，却认为“可地位却很不平等，”明明是事实上的平等，为什么又成为不平等了呢？这就是茅于轼的荒唐。把事实上的平等非要说成是不平等，而把现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却硬说成是平等是进步，这就是茅于轼的逻辑！　　

　　

　　茅于轼这篇文章结构随意，文字粗糙，很显然是仓促成就，完全没有专家风范。本来读了有些诧异，突然看见他成文的日期才恍然大悟-------7月4日，他是应该说点什么才对得起自己的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