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某些人鼓吹“解放思想”要提高警惕

　　

　　（卫旗，2008.1.19）

　　

　　一、 本源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告中多处强调要继续解放思想。我通过学习，体会新一届党中央的意图是要努力把党和人民的思想统一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使国家到2020年全面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上来。

　　

　　十七大后，率先在地方上要求解放思想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他在2008年1月7日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要求“广东要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首先必须争当解放思想的排头兵。要深刻审视所处环境变化，深刻分析优势与不足，深刻反思思想精神状态，把思想从不适应、不利于科学发展的认识中解放出来，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显然汪洋提出解放思想的基本落脚点是实践科学发展观。

　　

　　汪洋在广东提出解放思想的依据是什么呢？从网上看到的材料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 广东过去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见物不见人”，忽视“以人为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全面协调发展不足的问题；2. 广东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存在“大量消耗资源、大量占用土地、大量排放污染”的粗放发展、不可持续的问题；3. 广东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正在失去传统的外源型经济发展优势；4. 广东的干部、群众中存在骄傲自满情绪，忧患意识不强，视野比较狭隘。产生这些问题的思想根源就是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因此，为了避免“很可能又走入新的教条主义”，正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所说，广东需要进行“观念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 “没有解放思想，就不会有改革开放；没有继续解放思想，也不会有科学发展。”总之，广东发起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在某种意义上带有对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在新的认识基础上继续前进的意味。

　　

　　广东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很快波及到其它地方。《长城在线》1月11日援引《沧州日》的文章，指出解放思想的正确方向就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在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中，我们要紧紧把握这一指导思想，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并作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抓紧抓好。”“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这个‘人’，就是人民群众；这个‘本’，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就必须”“摒弃头脑中单纯为ＧＤＰ而发展”，“必须在发展中坚持统筹兼顾”。

　　

　　二、异动

　　

　　但是，有人一听到“解放思想”，立刻就本能地兴奋起来，很快抢过这面“旗帜”抓在手里，做起了自己的文章。且看他们：

　　

　　1. 做讲演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2006年北京“西山会议”的召集人高尚全，1月14日应邀在广东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的第四十八期“广东学习论坛”告会上作题为“解放思想与体制创新”的专题告。高尚全在告中除了盛赞广东的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吹响了新一轮广东改革开放的时代号角”，为广东省的体制创新出谋划策外，还特别强调“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在意识形态领域始终贯穿着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争论，而每次改革开放的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的，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现在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重复主流经济学家们“突破”“姓资姓社、姓公姓私”争论屏障的一贯决心。他在会后接受《21世纪经济道》记者采访时，为广东下一步“解放思想”提出具体建议，其中有：鼓励全民创业 - 以期解决100万失业人员，包括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发展金融创新 – 使农民的房子、土地使用权、宅基地这些资产流通起来，以图增值；转变政府职能 – 像“世界各国”那样，政府大幅度减少直接配置资源和控制市场运行的权力。总之，好像是主张老百姓的死活问题只能靠自己到市场中去解决，政府管的事是越少越好。

　　

　　2. 写文章

　　

　　1月7日，《中国经济周刊》刊登中央党校教授、原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主编沈宝祥的文章“解放思想就是解放生产力 ― 回顾解放思想、发展经济三十年”。文章中写到：“‘四人帮’荒谬地提出，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卫旗注：不知道‘四人帮’的哪个成员说过这样的蠢话）。邓小平对这种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痛加批驳。”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抛弃传统的、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搞的是公有制一统天下；在这种公有制下，生产者和管理者都没有明确的责任，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农民吃生产队的“大锅饭”，其结果是生产效率低下。文章还列举了“解放思想”的成果：到2006年底，我国已有个体工商户2576万户，从业人员7500万人；私营企业497.4万户，从业人员6395.5万人。

　　

　　2007年12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转载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长江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上发表的“高高举起解放思想的旗帜”一文，文章称：“我们今天仍然强调解放思想，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改革开放事业要进一步推进，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彻底摆脱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思维模式的影响。这是当前思想领域最为紧迫、也最为艰巨的任务之一。”“党内长期形成的、带有浓厚教条主义特点的对社会主义的解说及相应的思维模式，仍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尽管这套理论用于分析今天的实际显然已经过时，但就理论本身而言，它的内在逻辑、思维框架、理论阐述，与仍在探索中的、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社会主义的新解说相比，要严密得多。”指责“每当我们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进行理论思考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用这套理论作为工具，来批判我们的现实。”“动辄‘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动辄要问一个‘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便是这种思维模式的典型表现。”

　　

　　3. 办论坛

　　

　　2008年1月12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高调举办“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论坛的主题为“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论坛的主办者张维迎“用了很多的心思”，邀请了“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一些经济学家”出席并作讲演，其中有成思危、厉以宁、吴敬琏、茅于轼、樊纲、周其仁、林毅夫、陈志武、钱颖一，当然还有张维迎本人。在论坛期间，CCTV2《经济半小时》的主持人赵赫还特别邀请厉以宁（厉股份）、吴敬琏（吴市场）和茅于轼（茅维权）三位大师专门做了一个对话节目。1月14日，《中国青年》对论坛盛事做了道，《文摘》第2530期详细摘登，并配以“经济学界吹响解放思想的号角”通栏大号红字标题。

　　

　　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演讲内容包罗甚广，现摘其要者如下：

　　

　　（1） 以“解放思想”为旗帜

　　

　　吴敬琏在很短的一段发言中，一连9次提到“解放思想”或“思想解放”。他说：“我看到最近广东省委提的一个口号，要开展继续进行思想解放，用思想解放来推动体制的改革，来促进大的发展，我想思想解放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他不说这一次广东省委为什么提出要“解放思想”，目标是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而是大谈改革开放之初的解放思想起了多么伟大的作用，然后话锋一转，忧心忡忡地抱怨“当时在思想解放运动中间被批评被清理的一些思想，现在好像又回来了”，出现了“返祖现象”，而出现“返祖现象”的一个原因，据说是“年轻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在原来的一些思想的禁锢之下来思考问题”，以致造成目前的“社会舆论环境怎么能够支撑我们大的改革”，所以要“继续解放思想”，就要求这些经济学家们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来丰富我们的思想宝库”，“进行理论的思考”和“认真切实的探讨，自由的讨论”，只有这样，“我们说的那样一些需要推进的改革才有可能进行。”

　　

　　（2） 以“捍卫改革开放成果”为使命

　　

　　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一直以来的话语优势就是他们自命为改革开放的功臣，因此“捍卫改革开放成果”就是他们自领的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使命。张维迎在他的开场发言中就说：“我想无论老一代还是年轻一代，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贡献我们的力量”，“中国实现市场经济确实非常不容易”，“经历了几代人，可以说付出了血的代价”，“现在社会上流传着不少的对实际的质疑和不理解，……在这个时刻我想经济学家有责任站出来为捍卫改革开放的成果，为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发展来贡献自己的智慧。”

　　

　　（3） 以改革“深化和攻坚”为目标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经济学家、管理科学家、软科学专家和化工专家成思危在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后，指出“改革现在可以说进入了深化和攻坚的阶段”，向哪里“深入”，“攻”什么“坚”，他没有细说，而是留给“吴敬琏先生、厉以宁先生、茅于轼先生”发表“高见”，只是阐述了四个需要处理的矛盾：法治和人治的矛盾，公平和效率的矛盾，政府和市场的矛盾，集权和分权的矛盾。他把法治和人治的矛盾，概括为“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

　　

　　茅于轼肯定成思危“讲得非常对，点到了要害，不过由于他的身份，他是点到为止。”

　　

　　茅于轼进一步发挥：“我们现在要政治改革，那么改革的动力是什么人？改革的阻力是什么人？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改革还有戏没戏？那就看我们改革的动力和这些人能不能形成一个推动力量，看我们改革的阻力，用什么办法来分化他们，减少对改革的妨碍”，“（我们有）那么多美好的希望要实现，要把改革的力量组合起来，削弱分化改革的阻力，改革的力量从什么地方来？我觉得主要一个是政府中间有一部分改革的积极力量，更重要的是民间的改革力量，所以今后我们应该更大的发挥民间的组织，各式各样的民间组织，不管它是传媒的、做慈善的、还是做科研的、商会的、行业协会的等等，这些力量要普遍的发展，他们力量发展起来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就可以分化了。还有要依靠国际，全世界的发展这个势力非常大，中国不可能置身之外。只要我们保持对外开放，国际上的大潮流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我们改革的动力。所以今后我们很多美好的理想能不能实现？就看我们能不能组织起改革的动力，有力地推进改革，有利地分化改革。”茅于轼还抱怨：“第二个问题他（卫旗注：指成思危）提到了舆论监督，他也是点到为止，……我觉得我们的言论自由受到很大的障碍，不能够发挥舆论的正常作用”

　　

　　茅于轼还表达了和张维迎、吴敬琏同样的忧虑：“刚才吴老师讲的过去一些被否定的东西，现在有一点卷土重来，这个东西值得我们高度的警惕，原因就是我们对于文革的问题没有很好的清理过，整个理论体系是比较混乱的，所以我们要解放思想那就是要对过去的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过去30年我们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态度，过去的争论不谈了，我们往前看，现在看起来这个问题不谈是不行的，还是需要有清理，解放思想以什么为基础？是对过去的认识为基础，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对于文革和文革以前的计划经济要有一个彻底的批判，这才能够看准我们什么是方向，什么是错误，这是比较重要的事。”

　　

　　（4） 以妖魔化公有制、计划经济为手段

　　

　　陈志武在发言中说：“在我看来公有制和政府管制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如果这两块不消除的话，权贵资本主义也好，收入不平等也好，还有就是消费、内需严重不足等等都很难解决，关于公有制和政府管制对于权贵资本主义的贡献或者基础这一方面，实际上刚才张维迎教授讲到很多的内容，基本上已经回答了。”“国有企业份量最重的社会，……长期以往它的法治水平必然会往下退缩。”

　　

　　周其仁说“因权而贵在中国就可以看得到，这个现象不仅是改革以后有的，改革以前也有。所以我看到它有两个，一个是历史传统，我们是皇权的社会，从来没有公民这个概念，……所以纳税到底谁养活谁的问题？我们历史上就不清楚。……怎么解决？大概是一个漫长的历史任务，从“五四”运动就提出，辛亥革命也提出这个问题。”“第二个因素，计划体制是一个因权而贵的体制，因为消灭了私产制以后，还有一个划界的问题，否则早就抢光了。计划体制用什么替代了私人产权呢？我们用了等级制，按权利来分配资源，它有一个，实际上它的体制就是这么一个体制，你不要看他说它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一直不同意认为改革前就是一个很公平的社会。”“我们选的社会主义，我们选的公有制，我们选的计划经济，这个都是手段，讲到底，要满足人民的日益增长的文化和经济的要求，要满足发展生产力，不能把它倒过来。用前人写过的东西，本本的东西，苏联做过的东西，变成我们自己选择我们体制的一种桎梏，选错了要改过来，要听从实践的经验。任何体制不管逻辑讲得多么的透彻，做的效果不好就要调整，这个思想我相信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根源。”

　　

　　茅于轼说：“中国（革命）是彻底消灭了富人，农村的土改消灭了富农，在城市里边打倒了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到文革的时候，全国性的大抄家，把稍微有一点钱的人，手里面的金银财宝古董通通都没收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全中国没有一个富人，没有私人小车子，……”,“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没有交换，所以计划经济创造不出财富来。”

　　

　　（5） 以完全私有化、自由市场经济为导向

　　

　　吴敬琏说：“我认为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到位，比如说刚才讲到农地的产权问题，……（要）把永久的使用权还给农民。”“（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主要的障碍在于旧体制的遗产没有得到消除”，“第一点，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利。……所谓市场起作用就是说通过市场自由形成的价格起作用”，“所以关键就是要推进市场化的改革，现在有一种舆论认为改革过头了，或者改革急于求成了，甚至改革的方向不对了，实际我们只要去具体的分析一下，你看看我们碰到的问题，到底是改革的方向不对呢还是改革没有到位？”

　　

　　张维迎说：“关键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减少政府，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与这个相关，我想政治体制的改革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政治体制改革，我想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减少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司法的独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司法的独立性，我们要建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我们还要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控制和对市场准入的限制。” “我的建议是大的国有企业上市不要通过增加资本金的办法，而是通过转让股权的办法。”

　　

　　陈志武说：“关键的关键还是在于土地私有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还有政府要大大削弱政府管制。”

　　

　　茅于轼说：“我觉得我们比较全世界的穷国，全世界的富国，他们确实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富国都是一个讲人权的，平等自由的，以商品交换为主要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穷国从基本上讲在这方面有问题，平等不够，自由不够，人权不够”。

　　

　　周其仁说：“在这一次重新界定权利的过程当中可以循规蹈矩了，这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到今天没有解决的问题，也要留待未来解决。”

　　

　　厉以宁说：“在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当中大力要做的是农村土地抵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农村土地要抵押，可以抵押，……我是研究经济史，从经济史来看，19世纪后期跟20世纪前半期，在西欧不同的国家是大量农民进城的，在西欧你去看很多国家农民进城数量很多，可是没有产生城市的贫民窟，为什么没有产生呢？……但是这种抵押在现在中国是不行，农民有什么东西好抵押？猪你要吗？不要。唯一抵押的就是地，所以土地使用权包括宅基地，包括宅基地的房子应该容许抵押，这样的话农民也好了，进城的农民也好了，整个的经济可以讲城市化也就加快了，农民素质也就提高了。”

　　

　　钱颖一说：“根本规律之一是把激励搞对，……（制度安排）为经济人提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激励。”“根本规律之二是让市场起作用，…通过看不见的手来引导资源配置。”“经济的根本规律之三就是实行对外开放，……衡量自由贸易的程度，你会发现在这里面中国是与最快速的像美国或者其他的最开放的国家最接近的。”

　　

　　（6） 或明或暗抵制科学发展观

　　

　　参加论坛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异口同声地表示了对继续改革的动力从哪里来的担忧，其中周其仁的表述最简洁：“过去是危机推动改革，这个动力已经衰竭了，新的动力在什么地方？”钱颖一也说：“经济学家对一些倒退停滞的迹象表示了忧虑，对改革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表示了担忧。所有这些都是在向我们示意，难度相当之大。”

　　

　　其实，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告中已经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继续改革的动力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但是，对此主流经济学家们却提出了质疑，其代表者是张维迎。他说：

　　

　　- “我在1986年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管理世界1986年第一期，题目是《新时期收入分配政策研究》，当时有这几段话有必要谈一下，新世纪收入分配的基本目标可以概括为在优先考虑刺激效率、平衡资源和资本积累的前提下，兼顾公平分配和物价稳定。”

　　

　　- “贫富问题应该是基本解决，但收入差距是扩大了，以世界银行的统计来看……我想印证了邓小平的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

　　

　　- “现在有关收入分配的争议越来越多，实际上这是一个怎么评价我们的改革成就的问题。现在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就是改革的成果全民分享。问题是我们过去30年改革的成果是不是全民分享呢？我个人的答案，是的。”

　　

　　- “发展还是不是硬道理？这个已经受到了挑战。前面讲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是不是还是正确的，也受到了质疑，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否应该坚持，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些重要的问题。”

　　

　　- “用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是不成功的，我们仍然应该坚持发展是硬道理。”

　　

　　- “无论从政府还是学者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确实有时候过于沾沾自喜了，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钱多得流油、花不掉的时候了，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包括我们现在好多的做法，我觉得应该本着像穷人过日子一样的态度去做。”。

　　

　　- “现在这个政府财政收入增加这么快，我觉得很可怕的。”

　　

　　- “对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每年增加的速度稍微有一个警戒线，超过了警戒线以后，应该有税收减免。”

　　

　　- “给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好比说大学可以自主的去确定它的学费，这时候它可以把从一部分高收入阶层收来的钱通过奖学金的形式补贴给低收入阶层的人。”

　　

　　三、辨析

　　

　　现在上述主流经济学家们如此抢扯“继续解放思想”的大旗，不免让人想起30年来改革开放的复杂历程。

　　

　　回顾中国走过的改革开放道路，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取得了世人有目共睹的成绩和经验，也有令人痛心的失误和教训。30年前邓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开启了克服由于文革中的错误而产生的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状态的思想解放的闸门。邓小平当时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32页）

　　

　　正如毛泽东同志总结的那样，“一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但它又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反对右倾时候，就可能出‘左’；在反对‘左’倾时候，就可能出右。”（1969.6.9《人民日》）在改革开放的汹涌潮流中，各种政治力量纷纷登台表演，争取自己阶级、阶层的利益，真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让主流经济学家们最兴奋不已的事情是中国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终于市场经济战胜了计划经济，私有制经济击溃了公有制经济，他们这批“资改派”似乎占了上风。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资改派”的战法之一，就是借解放思想的名义，兜售他们的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推销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一整套理论和实践，而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他们还没有达到最终的目标，就是他们的成功还没有“彻底”。他们的“底”在哪里呢？看看上述主流经济学家的演讲，查查谢韬在香港对中国未来十几年的预测，再翻翻高尚全主持的“新西山会议”的密室中的“图穷匕现”，就一清二楚了。所以，在当前这个新的历史出发点上，他们又开始打着“思想解放”的招牌故伎重演了。

　　

　　如果说在前30年中，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由于警惕性不高，经验不足等各种复杂的原因而吃了大亏，那么经过“吃一堑，长一智”以后，他们的眼睛已经擦亮了，再也不会轻易受“资改派”招摇撞骗的当了。

　　

　　鲁迅先生曾经揭露上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队伍里的所谓“革命者”“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鲁迅全集第6卷，第537页）。时至今日，“资改派”们还能用什么大旗作“虎皮”，遮住他们的狐狸尾巴吗？不可能了！因为他们的“老调子已经唱完”。

　　

　　然而，正如毛主席说的：“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6页）虽然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力量、道义力量和实践感召力已经风光不再，呈溃决之势，但是决不可低估他们的社会能量。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主流”，就是因为他们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基础，能强有力地影响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过程；他们能频频在大部分舆论阵地上亮相，如讲堂、会议，纸、杂志、电视，从而发挥“明星”效应；他们在宣讲主张的时候，往往十句话中有九句话是冠冕堂皇的“正话”，但是有一句很厉害的是他们的私货，这样就能迷惑听众，或者使听众麻痹，误认为他们的全部主张都是正确的。所以，一切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和完善而奋斗的人们，必须提高警惕，随时针锋相对地、旗帜鲜明地揭露和批判企图引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歪理谬说和倒行逆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