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我们不能够开放资本市场，不能使人民币国际化

　　

　　
　　7月28日，第三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在青岛田横岛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未来十年中国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新浪财经对会议全程进行直播。以下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演讲。

　　

　　王建：也谢谢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我想一个突然想到的问题，咱们一个记者给我发了一个短信，根据这个信息，我自己认为伊朗战争可能在两周之内打响。咱们中国现在内部的严重失衡，是对外部需求巨大的增长需掩盖了，但是如果国际经济有一场波动的话，中国至少对美国两千亿的贸易顺差能不能有，就非常难说了。像上午李扬讲的，如果出不去，在国内怎么交换？所以生产过剩，外部矛盾马上会转为内部矛盾。所以这一个月，特别是两周之内，确实应该警惕，咱们都是政府部门，很多都是官员，这个信息我觉得比较重要，值得一说。第二个我想回应一下刘鹤说的关于三千美元的陷阱问题，三千美元平台以后，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往下掉，只有部分国家可以步入世界一流大国的行业，很多国家在中等国家就开始停步了。2500美元的人民币是一个槛，美国1956年达到2500美元，就在那一年白领工人的人数超过了蓝领工人的人数，进入了服务产业。70年代，英法德意日也达到了2500美元的水平，也都开始进入了服务产业的阶段，服务产业是什么性质呢？一个是消费类，一个是金融类。消费类的增长是有限的，和物质生产相关的服务类增长，如果物质生产过去了，它的增长速度开始掉下来了，生产性服务业，运输等等，这些肯定是有限的。如果不能转到金融业来说的话，这个机会也就不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槛。

　　

　　我还想对蔡昉上午的发言，我还想做一个评论，实际上前两天我有一个会议上，已经对蔡昉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从去年以来，蔡昉他们提出来劳动力拐点，问题确实在中国引起了高度关注，不管是哪个方面，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是不是他们在研究中疏漏的，因为我确实没有看到他们有关的讨论当中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看日本的工业化过程，当他进入到工业化高峰时期，开始出现了劳动力短缺。但是这个劳动力短缺，因为工业化速度很快，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产品。所以，在日本的60年代，1962年以后，实际上它是出现了农业的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而工业部门提供的资本物品流入农业部门，所以通过生产力的提高，农业部门仍然是为工业部门提供了劳动力，就是这种人和资本物品的交换，实际上使劳动力的绝对短缺，很长时间内就没有。从这点来说，我也看到蔡昉提供的告里面，有一个表，那里面也说到，按照现在的测算，比如已经出去了两亿人，农业还有1.8亿，这样剩下的人就不多了，也可能只有几千万。但是按照发达国家，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只占全体劳动力比重的3%的水平来算，如果把现在劳动力的比重通过资本物品向农业部门的流入，通过农业部门生产力的提高，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在总劳动力里面，按照3%考虑，可能也就是两三千万就解决了，那你这1.8亿是不是就变成了1.5亿？所以在相当长时间之内，我们还是具有劳动力的优势，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你必须推动城市化，使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以后不再回去，农村户口大量减少，这样的话土地才有可能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才能形成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的可能性。

　　

　　蔡昉：完全一致，没有分歧。

　　

　　王建：总之，我们的劳动力优势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至少在10年、15年之内可以保持的，这是我想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我想特别强调的，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我们不能够开放资本市场，不能使人民币国际化，既然我们谈未来十年中国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我觉得是最重要的课题。在这之前，我对这个问题停留在亚洲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够避过这一击，就是因为人民币没有国际化，因为当时我们设计了一个2000年的时间表，没有走到那儿的时候就瞎打误撞，避过了这个问题。据说吴仪副总理跟美国人谈了六个问题，其中四个问题牵扯到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一个金融、一个贸易、一个汇率，美国现在压我们在金融开放。我就想，为什么现在调度这么高，如果大家都看了《货币战争》这本书，我觉得有很多问题咱们也好谈，因为有一个共同的背景。这里面讲到了，就是在好长时间之内，英国的金融集团，或者说英美的金融集团，他们是通过有意识的制造，通过金融的放租和收租，有意识的制造经济繁荣或者衰退，通过这种过度就是上午说的“剪羊毛”的事。过去金融资本家从整个物质生产过程当中，从所长期的剩余价值当中，是一部分或者说在正常状态下，他们是通过提供贷款，然后收取利息，以这样一个方式去分享产业资本家所创造的、所获得的剩余价值。这也是我们读《资本论》里面所获得的知识，它们是这样参与剩余价值分割的，但实际上我们看了《货币战争》这本书，说明了实际上金融财团，金融资本家是不满足于用这种方式分割剩余价值的，而是通过他们手里控制的金融工具，他们通过金融周期的变化，然后是强制性地把产业资本家所积累的物质财富，拿到自己手里，比如说繁荣了，拼命地创造繁荣，然后产业资本家的负债，接着一个大萧条来了以后，大家谁的日子都过不下去，银行贷款偿还不了，这个时候就用很低的市场价格去收购优质资产，然后把这些很便宜的资产拿过来。应该说这也是过去的时代，他们的一种，就是金融资本财团去掠夺产业资本家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有一个特点，就是过去的这种方式是限制在一个国家之内的，是通过一个国家控制了一个国家的金融命脉以后，在一个国家的资本家对财富再分配的关系。在今天，这种关系也仍然存在，比如说亚洲金融风暴，一个亚洲金融风暴，让索罗斯这些金融大鳄们拿走了两千亿，在这之前也是大量的资金流入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导致它们的楼市、股市繁荣，接着一个大萧条，通过大量的资金撤走，把他们创造的资金拿走了。但是这个带有跨国的特征了，但是这种特征和现在，比如说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它用创造金融资产去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去换取物质财富，每年能够拿到八千亿以上的贸易逆差，用所谓金融财富的手段就能拿到八千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它和两千亿美元比较，哪个最合算呢？会不会新的分割产业资本家的方式，是以跨国的形式，是以产业资本家生产过程之外的跨国形式来拿的，这种形式会不会像它那里面描写的，要用一场战争或者是什么手段去做呢？我觉得这个现在还不好说，是不是有新的变形了，和过去不一样了，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不会有变化的。从美国现在逼迫中国开放金融市场来看，并不甘心于从你的外部去获得以债权的方式，来获得你所创造的剩余的物质产品，它可能不满足于这样一个过程。它希望进入到中国来，拿走我们的金融股权，然后在金融股权拿到手以后，它就可能通过对中国金融周期的有意识的控制，就是像《货币战争》里面描写的一样，就可以在中国的国内进行“剪羊毛”的活动。如果我们开放资本市场，让人民币国际化，把这些人放进来，最后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结局，这个结局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一个前提。所以我说，在这个时候，或者说从现在起，在相当长的时间看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做到我们不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我们不让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始终把这道防火墙保留在这个地方，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没有《货币战争》里面描写的那种可怕的前景出现。这是我们要营造的一个需要思考的，现在说小企业、大金融，很多人说金融垄断打不过，我们没有像加入WTO一样，把外国资本引进来，现在我们把大银行都放开、参股，让它们都进来，控制我们的银行，这可能像WTO一样达不到那样的效果，要国际接轨，但是结果可能会更麻烦。所以我说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我们给这个发达国家打工，让它拿我们积累的财富，可以，只要你不干扰中国的阶级增长过程，我们内部能够保持平稳，你拿可以，你是用债权方式拿，你不是用股权方式拿，我始终让你用债权方式拿。债权方式拿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就是说我们的债权，我们可以是做美国人的债权人，我们也可以做欧洲人的债权人，我们始终保持了一个主动的地位。这个过程当中，北欧之间斗的越厉害，我们越稳定。美元霸权的这种争夺会很长时间内存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以债权的方式分给我们，不给你股权，我们就是安全的，我们就是主动的，我们这在里面就找到了中国的长期的主动的地位。所以今天这个会我特别想提出这一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是只是发展物质财富，我们还得做大金融市场。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消息，说中国A股的平均股价是两美元，但是美欧国家，平均股价是将近100美元，或者超过100美元，现在中国就变成了一个价值洼地，谁都想到这儿剪一刀，因为谁都看你是一个“肥羊”，但是积累还不够。所以往十年以后看，重要的就是怎么把中国的股价提高，让它进不来，要进来的话买的是高价股，财富留在了我们中国人手里，不能便宜这些人。因为我们国际上开放等等，是必然的趋势，我们不要在政策上主动推动它，不要作为这个结果的启动着，一个创造方便条件的决策，我觉得这样的话是有利的。

　　

　　我没有想好，所以表述地可能不是特别清晰。

　　

　　
吴晓灵：全球金融都在自由化，金融管制应放松

　　

　　
　　新浪财经讯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28日(周六)表示，放慢资本市场开放以保护国内市场的想法在短期内是可行的，但长期来看挡住资本可兑换大门的可能性并不乐观。她认为，唯一的对策是加快国内金融改革，放松对内的金融管制。

　　

　　吴晓灵是在第三届中国经济50人论坛田横岛论坛上做出上述表示的。她指出，未来十年如果中国不在金融方面有更深刻的变革，那么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将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的。因为在现代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过程当中，各国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已经演变为金融的博弈。

　　

　　在她看来，通过放慢资本市场开放以保护国内市场的想法在短期内是可行的，但由于港币和台币均可以自由兑换，长期来看挡住资本可兑换的可能性并不乐观。

　　

　　“应对挑战的唯一对策就是加快对内的金融改革，具体来说应该放松对内的金融管制，增加企业居民的金融自主权，同时加强金融监管的协调。”吴晓灵表示。

　　

　　吴晓灵称，我们国家的改革都是市场主导下的改革，在金融改革方面，也应该是政府主导的市场改革比较多，而且因为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风险，因而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大家看到的金融危机对一个国家财力和经济所带来的巨大的冲击，因而对金融问题是格外重视，越重视，就是管制的越多，这样的话对金融市场的形成是不太有利的。

　　

　　“在80年代以后，全球金融都在自由化，我们在金融的管制方面，应该说是逐步加强的。现在尽管是金融改革有所推动，但是从金融的自主权上来说，企业的筹资自主权、居民的投资自主权、金融机构的运作自主权和创新的自主权，在中国都是不够的。”她说。

　　

　　她同时强调，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转变金融监管的理念，树立功能监管的理念。她特别提到，在对于风险的认识方面，监管者应该有统一的认识，即监管者不是替市场承担风险，而是要让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在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限度之内来承担风险，不管是投资者还是中介机构。

　　

　　据她表示，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也意识到了金融机构如果不健全就会遭到国际游资的冲击，因而加强金融机构的改革、加强它的健全性成为从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以后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在解决有问题金融机构的过程当中，为了减少社会的振荡，国家过多地承担了市场风险。

　　

　　吴晓灵表示，到现在为止，我们的金融机构国内的市场准入，应该说是管的是很严的。只有解决了谁来承担风险的问题，才能够在金融的放松管制方面，大踏步地前进。如果我们的政府过多地承担风险，就不可能放开市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