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产业受挤压是中产阶级发育不良的原因
原标题（中产阶级成长的国际视点）
本刊记者 邵振伟/文

在全球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中国无疑成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低附加值的初级产业和加工链条的畸形发展，并没有使得中国的中产阶层随着产业的快速发展而稳定成长。对照一下美日等国家和地区中产阶级的成长，也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福特与美国中产阶级
美国中产阶级的大规模形成是20世纪初经济发展的结果。在此之前，农场主、小商人和自由职业者被称为“老中产阶级”；随着美国20世纪公司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经理、雇佣职业者、推销员和诸多的办公室职员等工薪阶层被称为“新中产阶级”。
汽车工业是美国蓝领中产阶级的最主要雇主。研究发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之所以笼罩在中产阶级的光环和美景中，是因为大多数蓝领工人从发展中获得很大的收益，他们都自认成为了中产阶级。
亨利·福特，世界第二大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在20世纪初，他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条流水线，使汽车的生产成本大幅下降，并从有钱人的消遣品走向了大众日常生活。
亨利·福特的另一个贡献是把工人的工作时间从每日9小时减至8小时，并实行了日工资5美元的薪酬制度，这个酬是当时技术工人正常工资的两倍。
专家认为，5美元的日工资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工人工资提高，蓝领中产阶级应运而生，慢慢地也成了汽车潜在的消费者，大力支持了当时萧条的美国经济。
蓝领中产阶级的发展，也催生了新中产阶级赖以生存的诸多的白领职业。

日本的“一亿总中流”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总共1.26亿人口的日本，却号称“一亿总中流”，日本人都为此兴奋不已。
20世纪初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产业资本获得较快发展，一些原来在生活底层的人群成为拥有一定财产的“新富阶级”，居住在东京山手地区的“山手阶级”成为日本老中产阶级的象征符号。
随着日本的民族产业在战后的迅速发展，中产阶级的人数不断扩大。据旅居日本的钟庆博士介绍，日本在战后制定了一系列振兴民族工业的政策，强调通过技术进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去替美欧做加工厂。
与此相伴随的是大量白领工作人群的出现。迅速成长的社会知识精英和一般职员、政府行政人员、学校教师、医生、技师等掌握各种专业技能的人群，形成了一个以财产和收入、职业、生活方式、观念意识等综合特征为标志的“新中产阶级”。
根据社会学界的调查数据，日本以白领职业为特征的中产阶级人数比重由1955年的25.5%上升到1995年的43.2%。日本政府的“国民生活舆论调查”显示，自认为是中产阶级民众，达到了调查总样本的90%。
而在1980年代的调查中，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在美国是66.7%，在瑞典是75%，在台湾是57.7%。

血汗工厂与中国中产阶级
与美国日本不同，中国的经济发展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在市场的开放中，民族产业的发展受到了挤压。产业链畸形发展，在全球的产业转移中，中国承接了具有低附加值特征的生产环节。这样，中国就以两种形式参与着国际经济大循环：一种形式是产业间分工与产业间贸易；另一种形式是产业内分工和产业内贸易。
在产业间分工与产业间贸易方面，中国负责制造裤子、打火机等产品，美欧负责制造飞机、系统集成软件等产品，这表现为所谓的“裤子换飞机”；在产业内分工和产业内贸易方面，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作出了很好的说明，就是“高成本的工业化世界”把中国作为“外包平台”以提高生产效率，在表现为出口的产品特别是所谓的高科技产品中，中国负责的“主要在组装上”，这就表现在占中国总出口55%以上的“三来一补”制造业方面。
所从事工作的低层次性，决定了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白领职位并没有得到相应增长，普及率并不高的高等教育群体，出现了相对过剩的局面，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大学毕业生“零工资”就业；与此相对照的，则是最丰富的低级劳动力出现相对不足，“民工荒”的出现，无疑是一种讽刺。
被媒体称为“血汗工厂”的富士康集团，无疑具有代表意义。作为连续蝉联中国第一出口大户并跻身全球500强的一家“高新科技企业”，富士康在大陆的雇员数超过14万。但是，这家“高新科技企业”，作为跨国公司的代工厂，并不怎么需要科研人才，而是雇佣了大量“基本工资500左右”的廉价女工。
这样的国际分工和产业发展方式，决定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发育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