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与改革——读社科院告“‘中国收入差距接近拉美水平’”随感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的一份告称，中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正接近拉美水平。此告指出，虽然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但当地的经济不平等状况仍在迅速加剧。
上述告基于对7140个居民家庭进行的调查，其结论是：今年中国的基尼(Gini)系数达到了0.496。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分配的一个指标，0代表分配最平等，1代表最不平等。
　　所谓拉美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外资控制国民经济。拉美战后的经济增长与资本流入有着直接的关联，FDI及各种期限的负债为拉美经济的增长提供了一个保障。然而，外资流入既可以流出，也可以在一定环境下巨量外逃。国民经济受外资影响重大会影响本国经济的稳定性与国家安全。
　　2）严重的贫富分化。拉美经济增长的结果并未能惠及大多数的国民，也未能形成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
　　3）债务危机、金融危机、货币危机。
　　4）其它现象。比如政治独裁、政变、环境污染、治安恶化等。
炸药奖获得者之一缪尔达尔说过，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值得指出的是，缪尔达尔因不遵守理论经济学研究规范而被一些正统经济学家贬低为社会学者。
　　缪尔达尔认为，经济学与经济政策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还涉及到各种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与政策只是社会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个动态经济社会里，社会各因素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某一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些因素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中进行的。这个观点非常近似于系统论中的反馈现象，是近似，不是完全一样，所谓的累积循环效应。
　　他有一种观点，很是可以拿来解释中国的现状。
　　他认为，制度性贫困根源于人民低下的参与程度和刚性的、不平等的社会分层。不平等及其加剧的趋势，成为对发展的限制与障碍的复合体。社会不平等是经济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经济不平等又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最终使一个国家很难摆脱贫困。这由是一个累积动态效应。
　　也就是说，中国的现状是社会阶层分化 ，各个社会利益团体的权力（不是权利）极不对称造成的。并不是什么简单的一元化的独裁专制与民主之间的区别。这种一元化的思维习惯是大害。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困境的根源在于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不平衡，我以前说过，帝制有帝制的好处，一个好的君主他懂得怎么平衡社会各个集团的矛盾，怎么在平衡中寻求发展。
　　当然台中人说得很对，这种有德有能的君主比较难找，这也是儒家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之一，人治社会领导者的德比法治社会更加重要。
　　现在中国的一切问题不在于独裁专制或民主制度，而在于，社会各个利益集团之间无法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这种不平衡的状态随着不平衡的程度加重如同正反馈一样日趋严重，政治不平衡导致经济的不平衡，经济的不平衡更加导致政治的不平衡。
　　如果从博弈的角度来看，古代社会的皇族是无路可退的，皇族利益与国家利益是结合在一起的，他的统治的最低标准就是要破到不会让底层造反就行，如果是个明君，他的追求就是让国家利益最大化。
　　然而现代社会的领导层有退路，他可以移民，他可以成为国外势力的代理人，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如古代的帝制，为什么，因为从他的角度来看，家族与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完全是不同的，根本不存在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问题。
　　至于贪污腐化政策失误经济恶化环境恶化等等这些问题不过是势力无法达到均衡状态的表现而已。
　　 缪尔达尔有一个“软政权”的概念。
　　 所谓软，指的是缺乏立法和法律的遵守执行，政府官员普遍不遵从交给他们的规章与指令，并且常常和那些他们本应管束其行为的有权势的人们与集团串通一气，通行“权钱交易”原则。
　　 这就是行政的随意性控制，那些掌握经济、社会和政治大权的人，利用随意性控制牟取暴利。即使制定了法律，也不被遵守、不易实施。
　　 在“软政权”中，制度法律条例等都是软约束，可以讨价还价，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有好处时执行，没有好处时不执行；有“关系”时执行，没有关系时不执行。
　　软政权实质上是一个社会上层最大化个人、家族、集团利益的寻租政体。
　　 第一是设租，软政权提供可由上等阶层任意享用的谋利机会；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也是见缝插针，千方百计寻找一些机会谋求小利。
　　 第二是相互矛盾的控制广泛存在，由此孽生出更多的、更随意性的控制，这些控制远大于规范的必要控制，这就逼迫经济主体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官员打交道上，而不是放在市场竞争上。
　　 第三掌握随意性控制权的行政官员与维护这种随意控制秩序的政治家勾结，不断地扩大着他们的既得利益。模棱两可的控制制度，在具体应用时变成任意的行政判断，权力在此基础上被进一步放大。特别是在一个人情关系起着最大作用的环境中，商人和官员合谋从体制中得到既得利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这种腐化一旦成为社会的常态，被普通人所普遍接受，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民麻木，这个社会就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没有任何经济政策与其他手段可以改变国家不断衰败民众生活不断贫困化的趋势。
有文章指出“据媒体和互联网消息，中国最富有的150万个家庭占有全国70%的财富，形成了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2900多高干子弟掌握了2万多亿元财富，形成了一个新的官僚阶级；还存在上百万与外国、外商勾结、算计国家；靠外商控制企业、行业、产业；按照外国老板的资本主义模式来改造社会主义中国，左右中国的政策和决策；靠出卖情、机密获取外国的津贴、好处费；损害国家利益，而拿咨询费、课题费等买办阶级，《瞭望周刊》2006年第41期就指出存在这样一个买办阶级。”可见，中国目前就是处于这种状态，无药可医。
所谓民主救中国绝对是找错药了。
　　我相信唯一的可能的出路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特别幸运，突然冒出来一个政治强人，这个强人从天而降之后，大刀阔斧地对整个社会结构进行改革，通过完全摧毁现有的社会架构来改变现有的社会状态与进程。
　　在我看来，这种人的出现几乎是不可能，除非是发生战争，在战争中才有这种强人成长的机会与可能。
　　然而一旦发生战争，这个强人会不会成为独裁者，当然很难说，也许我们特别幸运，他不会成为独裁者。
　　历史有太多的偶然性。
有些人认为，“政府与垄断行业的资本家勾结，导致了大量的失业人口，以及从业人员的低薪；政府站在所有资本家的一边，不去救济失业人员，非但损害了失业人员，还损害了就业人员。”
我所想补充的是：
1）任何政府都可能是代理人政府，除了代表官商之外，还可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予国之欢心”，甚至可以成为官商与买办的联合代理政府。
　　2）民主政体的政府必然也是代理人政府，而这个政府代表的是谁？这我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至于把罪魁祸首放在国有企业垄断上面，纯粹找错了原因。垄断不是罪，垄断的利益可以被国民分享。中国国有企业垄断的问题在于，这些企业的利益被谁获得？
　　中国电力集团老总是谁？谁的子女？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的老总是谁？谁的子女？
　　各大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谁可以拿到单子谁可以获得利益？
　　上海浦东开发是谁的子女在做？
　　上海各种开发区工业区的后台又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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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是回归到缪尔达尔的“软政权”概念。根本的问题在于，这种国家各个利益集团的势力差距过大，无论怎么改革，只要基本的社会结构（或者说是社会组织形式，不是单纯的民主制度或名义上的公有制度，而是实际的综合实力对比，如政治地位/人情关系/经济地位各种要素综合的实力对比）不发生变化，都不过是上层社会寻租的手段罢了，包括国有企业改制、放开垄断、土地私有化等等，依然是这样。
还有人说，财富分配一定程度和政治权利相关,给工人表达和组织工会的权利,这些民主要求是正常社会应该有的。我想回答的是，通过正常手段来实现工会独立是不存在的，不现实的的幻想。至于利用外国势力来制约政府官员更是痴人说梦，别国政府维护的别国利益，跨国公司只会为利润而不择手段，资本存在的目的就是使得资本增值。而与GCD也好自由主义政府也好，打交道的目的不过是获利，人家不是来帮助你建设美好家园的。因此，和中国ZF合作是国外资本与政府获利的最佳手段。和中国ZF合作是国外资本与政府获利的最佳手段。当然最好的方法是培植代理人政府。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很明显， 美国人整体获得最大的收益，中国的上层获得收益其次，所有的成本都由底层承担。很多数据充分说明了这这种趋势的不可遏止，我对中国未来的前景不抱有任何幻想。
　　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不仅没有得到所希望得到的民主自由公平公正，反而是更加重了剥削与压迫。
2006年12月30日北京晨有文章称，《物权法》七审通过。
如此重大的法案不经过全民大讨论而急匆匆的通过，代表什么？背后的操纵者又是谁？难道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比我们所预想的还要黑暗与可怕的社会吗？　　我想，我们的巍巍中国正在一步一步走向万劫不复不的深渊。
在这种势力悬殊，民众愚昧不堪的情况下，无论什么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凡是想要有大动作为民众争利益的人，无论他的级别多高，权力多大，包括我们的胡总，都不会有好下场。
　　我只能说从目前来看，我们这个国家与民族毫无希望。

　　2007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