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6日）的《羊城晚》头版头条是“不被鲜花淹没，增添创新勇气——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官样文章，内容自不必说，单看标题，“不被鲜花淹没”，如果不是当政者的故作资态，那也算是有点自知了。三十年来，经济的发展固然有目共睹，但除此之外的问题却总是被当政者以“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堂而皇之的借口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三十年的赞歌自然有人唱，，那我就来唱点不和谐的声音出来吧。　　

　　

　　三十年经济发展的数据，随便那一份机关之类的媒体都能看到，而三十年来的问题却只能于现实中看到。　　

　　

　　国家政治生活方面　　

　　

　　中国当前社会，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大的政治败笔是取消宪法中的四大，使人民不能监督官僚权贵，从实际上（再强调，是从实际上）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此外，国家政治生活方面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政治暴力冲突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以下部分内容摘自新闻媒体）　　

　　

　　1、公共权力被用来达到私人目的，导致公共权力私人化。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官员将公共权力用作为谋取私人利益的工具已是普遍现象，每年被查办的大量贪污腐败案件就是公共权力私人化的最有力证据。公共权力私人化导致了国家的权威下降，政府的权威下降，法律的权威下降，以及公共权力的权威下降。公共权力私人化导致“官” 民矛盾激化，导致广大民众对包括合理的差距在内的任何差距的拒斥，导致民众对制度的仇恨，这可以说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最不安全的因素。　　

　　

　　2、暴力机关滥用暴力，导致日常生活中暴力“合法”化。　　

　　

　　拥有“合法伤害他人能力”的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使用权力侵害平民，渐成司空见惯之象。除了引轰动的哈尔滨市警察打死人事件外，其实，只要在网上搜索“警察打死人”，出现的新闻就有一大堆，举个典型例子：上海的“红顶商人”周正毅勾结地方政府官员强行拆迁居民住宅，为受害居民辩护的律师郑恩宠被当局以“泄漏国家机密罪”逮捕，并于2003年10月判刑3年。郑案表明，中国的各级政府越来越随心所欲地使用政治暴力与诬陷手段对付一切他们不喜欢的人士。由利益集团操纵法律任意诬陷他们不喜欢的任何人，是非常典型的公共权力私人化与暴力合法化现象。　　

　　

　　这种暴力机关滥施暴力的行为其后果是十分可怕的：执法暴力首先是摧残血肉之躯的生命，其次还不可弥合地摧残了被害者的心灵，在其心灵深处以血刃留下累累创伤。更重要的是，它还摧毁了法律和执法过程的程序正义。　　

　　

　　此外还有一点可能以前被忽略、而在“杨佳事件”后才引起人们重视的后果，那就是暴力残害所具有的双向性。一个社会的执法机构如果经常依靠施行暴力来维持“安定”，其结果必然是最终毁灭安定。因为，一个社会中暴力统治的范围越大，社会上被暴戾压抑和扭曲的人也就越多，理性秩序的可能空间也就越小，安定的可能性必然随之减小。这种政治生活暴力化的后果是民众对滥施暴力的仿效，从而致使暴力极度扩张和普遍蔓延，最终结果是包括滥施暴力者在内的所有的人都会成为暴力的残害对象，成为暴力的承受者，成为暴力的牺牲品。　　

　　

　　3、政府官员与涉黑团伙相勾结，导致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　　

　　

　　近几年在各地频频发生的城市拆迁事件与农民反抗事件中，那些掠夺民财的经济精英背后都有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撑腰。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地方政府的行为越来越接近黑社会组织的行为，唯一的区别在于黑社会的暴力是非法的，而地方政府使用暴力则是合法的，这种“合法的黑社会”比之于非法的黑社会，其暴力肆虐之处，更让公众无所逃遁。　　

　　

　　政府行为黑社会化还表现在政府官员与黑社会勾结，充当其后台和保护伞，并利用黑社会的特殊“功能” 来实现自己的某种“黑色”目标。如广东阳江的黑社会事件领头的犯罪分子还是人大代表，如果不是他胆大包天，插手阳江核电项目这个国家级工程，阳江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而抓一个黑社会，却要瞒住阳江市政府、阳江市公安局等单位，由国家公安部一个副部长带队，武警出动才能成事。正因为有了政府官员这样的靠山，近年来各地出现了许多黑社会集团，它们大量采用暴力手段进行各种犯罪活动，在行动中几乎不留活口，以训练有素的冷静方式杀人如草芥，其冷血程度较之好莱坞电影中的变态杀人狂有过之无不及。　　

　　

　　政府行为黑社会化有一个表现是部份黑社会组织头目居然还具有了各种官方身份，戴上了“红帽子”。 如林国钦，其身份就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浙江温岭市的张畏除了黑社会老大的身份外，还具有跨省份的8个其他身份：包括湖北省宜都市政协副主席、随州市青联委员、浙江某社名誉社长、随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等4个官方头衔。牵涉到张畏一案中的67名党政要员，包括市长、公安局长及党政干部42人、司法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10人。张宅门前挂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铜匾，故当地人称张畏领导的黑社会组织为“红色黑帮”。2000年处决的吉林最大的黑社会组织的头目梁旭东、辽宁黑白两道声名显赫的黑帮头子刘涌、广西百色黑帮头子周寿南，情况也与张畏相似。所有这些一经披露的材料明白无误地显示，正是在这些官员的关系网强有力的保护下，这些黑帮才得以在各地发展成为一种呼风唤雨的社会另类权力。　　

　　

　　4、农村越来越凋敝、农民出现游民化、农民工的生存处境越来越悲惨　　

　　

　　第一、农村经济的凋敝　　

　　

　　改革开放三十年，出了个华西村，只可惜，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上，只有一个华西村。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22％，而中国的耕地却只占世界总耕地面积的7％，预计下世纪中叶人均耕地会降到1.2亩，达到严重超负荷承载的极限（由于目前农用耕地迅速减少，人均耕地减少趋势会加速）。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总量减少、人均耕地面积下降的同时，农户总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1978年，中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为1.54亩，户均耕地面积8.59 亩；到了2003年末，人均耕地面积降为1.43亩，户均耕地面积锐减为5.44亩，下降了37％。失去土地的农民总数已逾6，000万人。户均耕地面积惊人的下降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户经营规模不断缩小，经营农业的家庭收入相对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增加。因此，1997年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不仅很低，而且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与城市的差距不断拉大：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是1：2.56；到了2003 年，这一比例已扩大为1：3.24。2003年北京召开全国人代会期间，中国政府也正式承认农民收入还在下降。如果说1949年以前的中国自耕农尚能保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目前中国的小农经济连自给自足都做不到了。　　

　　

　　第二、政府圈地运动使失地农民增多，农民出现游民化　　

　　

　　发展乡镇企业、让农民“离土不离乡”，曾经被誉为中国式发展道路的一个特点。其实，乡镇企业的发展早就出现萎缩，并由萎缩进入萧条。此同时，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出现了所谓的第三轮“新圈地运动”，这轮圈地以城市居民的原有住房和农民的用地为目标。在这一轮“圈地运动”中，地方政府官员已经赤裸裸地将公共权力用作私人瓜分资源的资本，与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经济精英及农村基层干部合作，利用黑社会组织使用暴力手段逼迫被拆迁者与耕地被占用者就范，失地农民因此剧增。据测算，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使农民蒙受的损失至少在10万亿元以上，而这些资金本来完全可以用来为农村居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达到2亿左右（按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但由于城市里失业率普遍居高不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通道也逐渐梗塞。从1996年开始，许多城市开始从严控制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要消化天文数字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第三、农民工生存现状恶劣　　

　　

　　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他们为城市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城市却不肯给他们一个立足之地。国务院《中国农民工调研告》指出，农民工收入以500元～800元居多，他们“显著特征是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在被调查者中，每天工作时间8小时以内的仅占13.70%，8～9小时的达40.30%，9～10小时和10小时以上的分别占23.48%和22.50%。大多数农民工采取两栖的生活方式。”除经济收入差外，他们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基本不存在。公安、城管、街道、工商等强势部门，那一个不能农民工当“慰安妇”来插？他们付出的血汗白白流失，是最容易受伤的一个群体，如正在东芜打工的江西抚州市龙溪镇陈园村农民周永辉告诉记者，今年春节过后他便跟着村里的几个伙伴来到东莞找工作，先后在几个工厂干过钳工、修理工和搬运工，时间长的干了十几天，短的还不到半天，老板一不高兴就会把工人辞掉。两天前，他进了温塘工业区的永泽电业厂，一进厂就交了１００元的押金。早晨７点半开始上班，晚上加班到凌晨１点，除了中午和晚上吃饭时休息两个半小时之外，每天工作时间达１５个小时，就是这样干，一天也才挣了４块多钱。工作时别提跟同事说上几句话，就是多看看其它地方，都会遭到工头的喝斥。记者了解到，他所在的永泽电业厂没按规定给员工办理暂住证和医疗、养老等各种保险。《新华网广西频道》）随便那一个老板，都可以随时扣发他们的血汗钱，如要讨欠薪，除了暴力、自杀秀之类，真的不知怎样才能“按正确途径”讨薪，用了暴力、自杀秀等方式，除了会被执法机关很正义地很认真地执行法律外，还要被一些无良的记者在媒体上侮辱。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工农联盟早就不知丢到那里去了，而我们一直在学的政治告诉我们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也早就成一纸空文了，谁才是国家的主人？农民是仆人，他们在今天成了侍候主人的仆人。　　

　　

　　思想信仰方面　　

　　

　　普遍的道德沦丧使社会道德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现今的中国如果说除经济增长之外在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到底应该如何评价还有争议的话，那么从道德伦理方面来看，当下的中国处于建国以来最坏的时期这一点则差不多已经成为所有人的共识。中国的政治精英在这30多年当中经历了从有信仰到无信仰，从无信仰到耍无赖，最后走向黑社会化的一个过程。且不谈社会良知以及其他较高层次的道德观念，连处于较低层次的一些道德伦理准则，如维持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基本信用（信任）都不复存在。现今的中国，政府官员的高度腐败与整体性道德败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精英更是除了牟利之外什么都不顾忌。他们心狠手辣地巧取豪夺，无耻至极地坑蒙拐骗，可以说是在用普通百姓的尸骨堆砌自己的财富城堡，用人民大众的血泪填写他们的发家履历。别看他们中的有些人曾经一度也是“穷光蛋”的暴发户们在公众场合下衣冠楚楚、光鲜明亮，在电视节目中引经据典、口若悬河，竭力在使自己向“文化”、“文明”靠，但他们吞噬起同类来可是一丝毛发、一颗骨渣都不会剩。这是一帮通体内外都被罪恶与无耻熏成了黑褐色的恶棍。再看中国的文化精英，其状况更是不堪入目，中国当下的所谓“知识分子”实际上已经成了权力面前百依百顺的奴才、人格方面矮小而丑陋的侏儒、精神世界极端空虚的怨妇、文化上毫无建树的掮客，这是一群披着“知识分子”外衣的骗子。他们既骗取名誉，又骗取地位；既骗财，又骗色。再看中国的“民众”，如今的中国人，既抛弃了传统伦理道德里“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信条和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大公无私”的精神训诫，又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嗤之以鼻；既不害怕现世应，更不害怕来世应；既不信奉上帝，也不敬畏鬼神。他们因无所畏惧而十分可怕！　　

　　

　　组成社会的人到了这样的地步，这样的社会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一些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像”而制造假新闻均举世闻名。仅凭几个经济发展指标就决定干部任用待遇的做法，鼓励大量政府官员造假，虚夸之风重炽，于是 “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就是中国公众对这种政治文化的形像概括。　　

　　

　　中国素来有民“以吏为师”的传统，在此传统下，官行民效，上行下效，官府尚且如此行为，又怎能对民众有更好的期望呢？　　

　　

　　经济方面（转贴）　　

　　

　　1、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遭到了严重破坏，经济增长颓势已现　　

　　

　　中国经济自90年代末之后进入一种奇怪的状态，其特点是：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支持下的高增长，但最后取得的是低效益。这是一种低级的增长模式，即增长主要靠投资的堆积和资源的消耗，产值（GDP）高，增加值低。这样的增长迟早会进入难以为继的状况。此外，中国经济中还有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对出口的依赖，再就是资本的积压。目前出口已经遇到越来越大的问题，这个依赖已经难以长久。而资本积压从经济学角度讲就是货币流动性差，流动性差导致流动过剩，流动过剩致使物价上涨，继而引发通货膨胀。　　

　　

　　就世界各国也包括中国的情况看，通货膨胀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制止，接踵而来的必然就是社会动乱和政治危机。国民党怎么垮掉的？说到底，根本原因还是经济危机，其表现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引了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执政基础，使整个政权变得不堪一击。1989年为什么会出现那么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1988年以来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高耗低效、出口依赖和资本流动障碍是中国经济中已经存在了一个较长时期并且目前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的问题。　　

　　

　　就当前来看，中国经济表现出如下一些具体的矛盾和问题：　　

　　

　　其一，投资过高和投资不足并存。　　

　　

　　一方面是投资过高，一方面是资本积压，投资不足，这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表现。这种情况看上去十分可笑，令人费解。其实只要了解个中缘由，就不会感到奇怪。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还是增长方式的问题：即经济增长中技术含量过低，增长方式处于原始状态，增长主要依靠资源、能源的消耗来实现。很多地方不顾一切地追求增长速度，拼能源、拼消耗、拼环境，简直可以说是到了不顾死活的地步！　　

　　

　　低级增长方式必然导致投资过高，在增长方式没有实质性改善的情况下，追求高增长只能依靠高消耗，同时必然带来高污染。而中国目前已经出现了能源危机，资源危机和环境危机。原有增长方式实在已经无法再继续下去了，政府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不敢再鼓励投资了，因为继续投资必然导致情况更加恶化，所以要紧缩投资。　　

　　

　　但紧缩投资又导致另一个问题，即现有资本闲置，资本没有别的出路，所以，就出现了严重的资本积压。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银行中积压了大量资金（央行还在不断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储蓄资金没有效益，但利息还得照付，这个问题如不解决，结果也很严重，迟早也会引发危机。　　

　　

　　增长方式的问题说到根本，还是思想问题，是庸俗发展观在作祟。所以现在要大讲科学发展观，但似乎已经为时过晚！另外，权力的高度集中，政治经济的一体化，以及单纯地用数量性指标来考核官员的政绩，也是导致问题出现并日益严重的罪魁。有了思想上把发展仅仅简单地看作量的增长的官员，这些官员又大权在握，同时他们又被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建立起来的精英文化神化着，被在实际通行的“顺我者尊显之，逆我者出局” 的用人潜规则之下扶植起来的一帮无德、无才、无耻的狐群狗党簇拥着，被同样的上级用贯穿着GDP崇拜的指标体系考核着，事情会做成什么样子是不难预料的。　　

　　

　　其二，货币政策面临两难。　　

　　

　　中国当前经济另一个突出矛盾是货币一收紧就出现需求不足，货币一放松就出现通货膨胀。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指导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　　

　　

　　其三，整个经济对出口过度依赖。　　

　　

　　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大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在2002年就有学者指出，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增加了十几倍，到90年代末外贸已占GDP的35％左右，在世界名列第一。美国目前对中国来说是举足轻重的贸易伙伴。大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逆差（如对台贸易逆差数百亿美元），完全是靠对美贸易顺差来弥补的。由此可见，美国市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劳动就业和对外贸易是多么至关重要。（参见王思睿：《中国：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1期（总第76期））　　

　　

　　其四，资源消耗极其严重，环境遭到空前破坏。　　

　　

　　中国经济在今后一个时期出现严重困难，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甚至下降似乎是很难避免的了。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极度恶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国的环境生态就一直处于一种被过度掠夺的状态，改革以来尤甚。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不止一次谈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资源、能源的高消耗上，这种低级的发展模式造成了自然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触目惊心。威胁人类的所有污染种类，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城市固体废物污染、化学污染正在迅速侵蚀着中国的肌体，对中国的未来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化肥的大量使用导致土地地力递减，沙化、盐碱化、板结等各种土地质量恶化的情况都已经大面积出现，沙漠化面积现在已占整个国土面积的40％左右，对人均耕地本就紧张的中国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同时，对矿物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导致一种极其矛盾的现象出现：资源综合利用率降至最低，资源消耗量却达到极高，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矿物消耗量为发达国家的2至4倍，投入的原料仅有三分之一转化为产品。中国7，000多个矿山中现在有一半因掠夺性开采已经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腐败加剧了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与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可以说，目前许多中国官员决策的出发点已经不是国家与人民的长远利益，而是算计自己在每一项决策当中所获得的个人收益。在这种算计下，中国的生态资源不可避免地处于被极度掠夺的状态当中，生态环境迅速恶化。这种情况，使得近30年来，中国的公共工程不光成了一架产生贿赂的机器，也成为吞噬环境和生态的怪兽。　　

　　

　　有学者在自己的文章中描述道：“眼下的中国，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据日本海关统计，十多年来，每年中国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万棵树，10年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2243亿双，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20%以上。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 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扩大着农田占用面积，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肆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国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南方一些垃圾进口地区的动物已经完全灭绝，植物严重变异，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其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仅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根据这一估计，每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被生态环境破坏的损失所抵消，中国的经济‘繁荣’其实属于以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破坏型增长。假如按照绿色GDP 计算中国为经济发展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可以说中国这30年的发展是负值。”（《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1949年以前中国发生动乱后重建社会时，尚有完好的生态系统作为重建社会的依托。而经过近几十年的掠夺式“发展”之后，中国的生态系统已经相当脆弱，无法支撑起十几亿人的生存与发展。　　

　　

　　2、巨大的失业人口造成了空前的就业压力　　

　　

　　目前的中国如果把单位内部的富余人员、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其炎于 　2001年9月20日　在全国劳动保障系统办公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十五期间”农业剩余劳动力已达1.5亿）统统都算作失业人员，估计国内的失业率至少在20%以上。（洪肇辉：《中国失业率到底有多少》，中国雅虎。）失业的3大社会群体为原城市国有企业工人、农民与大学毕业生，几乎囊括了中国几个最大的社会群体。　　

　　

　　先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近几年开始出现的“知识型劳动力过剩”足以反映当前中国就业之艰难。 2007年，根据经济学家朗咸平提供的资料，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最高也就在50%左右。也就是说，大学生起码有一半失业。一些本科生甚至去做洗脚的工作，工资800到1200元人民币不等。（朗咸平：《中国的大学生为什么一毕业就失业？》，新浪网。）　　

　　

　　其实从2001年开始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就每况愈下：2001年，毕业生115万人，本科生就业率为80％，专科生为40％；2002年毕业生145万人，就业率降为53％；2003年共毕业212万人，未能就业者达106万人，就业率仅为50％（据说这还是高的）。2004年毕业生达280万人，比2003年高出近70万人，就业的艰难可想而知。由于2003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过低，政府禁止国内媒体再发布有关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全国性数据，只是由教育部和劳动部宣布：一定要在当年9月1日以前保证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达到70％。按照中国的官场政治文化，既然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成了有既定目标的“政治任务”，那么各有关部门和各地政府就一定会“全力完成”，否则乌纱帽难保。所以，中国官方媒体披露的大学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一定会“达到或接近”70％这一目标。至于其真实数字则成了“国家机密”，不对国人公开，当然更不让国外知道。　　

　　

　　再看城镇。2001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681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515万，两者加起来共1200 万人，约相当于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6—7％。如果再加上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600万人，全国大概有1800万下岗和失业人员，相当于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9 —10％。（参见赵晓：《处于临界点的中国失业问题》，搜狐网。）　　

　　

　　再看农村。目前，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有4.7亿（一说是乡村从业人员为4.99亿），全国耕地19亿亩（约占世界的7％），若按每个劳动力耕种10亩地计算，仅需农业劳动力1.9亿，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力1.3亿，有3.2亿的农村劳动力被充分利用，尚有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另寻出路（按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约为2亿）。　　

　　

　　如果全盘考虑就业压力，除了上述失业人数外，还要加上新增就业压力。我国现有人口12.6亿，若人口自然增长率按1.1％计算，劳动力人数占人口总量的比例按50％计算，则每年新增劳动力700万。因“十五”期间为劳动适龄人口增长高峰期，城乡每年实际上可能会有1000多万新成长劳动力将进入劳动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