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牛”的沉浮

　　

　　　pioneer　

　　荣获“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国家免检”和“消费者综合满意度第一”等荣誉称号的蒙牛牌乳制品中被查出了三聚氰胺。和其它二十二家厂商一齐陷入“毒奶门”。

　　

　　蒙牛集团董事长牛根生辩称，“由于全球检验传统的惯性，由于行业检测手段的局限，或者干脆说，是由于我们自身的无知，我们没能完全把含有三聚氰胺的原奶阻挡在厂门之外。”

　　

　　牛根生成了受害者，那么谁是罪魁祸首呢？自然是能轻松把“毒奶”打入蒙牛集团的比牛根生更专业的奶农了。

　　

　　一个UHT牛奶销量全球第一、液体奶和冰淇淋销量居全国首位、乳制品出口量全国第一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一个有着摩根斯坦利、麦肯锡、阿拉·福兹、达能等投资机构注资的国际化背景的境外上市公司，一个由于国际金融资本的注入使股权结构更合理、管理更加规范的立志要做世界乳业老大的乳业巨子，竟被区区“奶农”玩弄于股掌之上。蒙牛的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之“洼”竟然到了“无知”的地步。这岂不令曾经为“蒙牛”骄傲很多年的中国人大跌眼镜？就这么个连“作坊”水平都没有的公司，竟被有关部门列为“国家免检”品牌，这不是拿人民群众生命开玩笑吗？拿中国人民生命开玩笑也就罢了，竟还吵着闹着要把已从“蒙古牛”变成了“中国牛”的蒙牛再变成“世界牛”，万一毒害了高贵的友邦人民，恐怕把整头“蒙牛”赔给人家都不够。别忘了，一个据说是由于抽了“万宝路”香烟患上肺癌的美国男子差点没让这个“世界香烟老大”破产；一个美国老太太在星巴克被咖啡烫出的一个“泡”，就可以抵我们的一座大使馆外加几条工作人员的性命。

　　

　　再来看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诞生1000多天里平均一天超越一个乳品企业”的“蒙牛速度”和“蒙牛奇迹”的蒙牛集团的成长史：　

　　

　　1999年初，内蒙古蒙牛乳业公司成立，公司成立5个月后，除了微不足道的1000多万元资金外，一无市场，二无工厂，三无奶源，等于什么都没有。这么个“三无公司”该怎么做？

　　

　　牛根生发挥他过人的才智，用这么一点点流动资金，开始了他的创业“三部曲”：

　　

　　一、先拿出300万托管黑龙江一家经营管理不善美国独资的乳制品企业，这个企业就成了“蒙牛”牛奶的诞生地，随后，又在内蒙古包头找了一家生产冰淇淋的工厂，以“代工”方式合作。

　　

　　二、又拿出300多万元在呼和浩特进行铺天盖地广告宣传。

　　

　　三 、让有钱人出资建奶站。　

　　

　　生产乳品的企业需建许多奶站，而建一个奶站通常需要约40万元。牛根生则没花一分钱建成奶站。他在每一个自然村庄和每一个养牛区，发动有钱人出资建奶站，然后再为自己的企业供货，互惠互利，自己没投资干受益。

　　

　　从商业案例上分析：牛根生不愧是“高，实在是高”的商业奇才，被经济学家捧上了天也就理所当然。

　　

　　但是，管理如此混乱的奶站能否保证食品安全？普通百姓就能想象的出。如果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象这么个最初连检测部门都未必有的乳品厂连开张的条件都不够。更不用说什么“先建市场，后建公厂”了。蒙牛的高档牛奶特仑苏初进香港就历尽艰辛，“有些孩子想喝，立即被妈妈拉开，说来自内地的牛奶怎么喝。”（牛根生语）。这恐怕不只是“岐视”的缘故。　　

　　

　　牛根生常用狮子和羚羊的故事，来阐述“快”的重要性：羚羊如果跑不过最快的狮子，肯定会成为狮子的美餐；如果狮子跑不过最慢的羚羊，也会被饿死。自然界的竞争法则就是这样生死时速。那么他又如何实现“诞生1000多天里平均一天超越一个乳品企业”，最后成为乳业龙头大哥的呢？

　　

　　请看蒙牛的“三板斧”

　　

　　一、在各大媒体尤其是CCTV上进行每天几百架次的“狂轰烂炸”——即经济大师们鼓吹的企业经营决窍——“宣传宣传再宣传”。

　　

　　二、“蒙牛大冰砖，买二赠一”——价格战。

　　

　　三、“傍大款”。

　　

　　中国冰淇淋发展史上的第一次买赠活动，始于绰号“价格战罪人”的蒙牛大将王建邦。包括之前发生的牛奶买赠，其“始作俑者”也是蒙牛。

　　

　　“第一斧”用赵本山的东北话讲就是“忽悠”。这也是一心一意谋挣钱、挣快钱的国内其它行业自改革以来屡试不爽的“绝活”。把钱投到技术研发和产品质量上不如直接投到CCTV，让大红大紫的影视大腕、体坛巨星每天不厌其烦、平均五分钟就提醒一次消费者：——“XXX婴幼儿奶粉，含多种营养成份，您给孩子喝了吗？”，“享受高品质的生活，就喝XXX”……结果，金钱就象滔滔江水一般涌进各大公司的“腰包”。秦池酒的老总曾经说过“往CCTV开进一台夏利，就能开出一台桑塔娜”。

　　

　　“第二斧”被国外称作“自杀式”经营手段。中国家电行业的价格战恶果大家都已看到。国内企业杀起价来要让国外同行冷汗淋淋。价格杀下来了，质量自然也跟着杀下来——“一分钱一分货”。现在都讲“普世价值”了，亏本的买卖谁做呢？例如，国内的电脑厂商把笔记本电脑带入3000元时代、2000元时代、甚至1000元时代，据说还有利润。IBM、康柏、索尼等国外同行就做不到。为什么？因为它们国家没有象我们一样，已经“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还得兼顾质量啊。

　　

　　“第三斧”就是引进国外战略投资伙伴，实现管理上的国际化，商业精神的国际化。

　　

　　2002年，据说“不缺钱”的蒙牛集团先傍摩根斯坦利、鼎晖和英联国际投行。2004年6月，创立仅5年的蒙牛在香港主板成功上市。但三个月的禁售期刚过，三大外资股东就“急不可待”地减持套现。2004年12月合计卖出1.68亿股，套现约10.2亿港元，2005年6月通过蒙牛的配股，外资股东再次减持，共售出1.94亿股，套现近10亿港元。对“蒙牛”现金投资仅4.78亿港元的外资系的投资收益回率约500%。而且老谋深算的摩根斯坦利入股之初就给他们所谓的“风险投资”上了双保险，与牛根生签定的“对赌合约”使资方处于进攻退守的有利局面，若蒙牛成长达不到预定要求，那么他们可以控股蒙牛，若蒙牛成长得好，他们退出时则赚得盆满钵满。这也给牛根生戴上了“紧箍咒”——除了“利润”还是“利润”。

　　

　　蒙牛所“傍”的第二个国际巨头是麦肯锡；“傍”的第三个“大款”是乳品巨头——丹麦企业阿拉·福兹；最后“傍”到的“大款”，正是在酸奶产品方面全球称王的法国达能。

　　牛根生“傍”阿拉·福兹时说：“阿拉·福兹早就看上飞速发展的中国大市场，他们手里拿着世界一流的‘洋枪洋炮’，如果蒙牛不能和他们成为合作伙伴，只能成为对手。至少在中国市场，我不想和他们成为对手。在奶粉方面，蒙牛与阿拉的实力相差悬殊。”这就可以看出加入WTO后国外的“豺狼虎豹”对国内企业的压力之大。不知厉以宁大师最近是否还常谈起他那个著名的“鲶鱼效应”？　　

　　

　　2008年9月23日，蒙牛乳业来迎来了它最黑暗的一天，收盘价为7.95港元，暴跌60.25%，全天成交股数高达5.19亿股，涉资41.96亿港元，超过恒指全天交易额的6%。前一个交易日，摩根士丹利、瑞信、高盛、中金等投行纷纷落井下石，无一例外地将蒙牛撇进“沽售”或是“跑输大市”之列，最夸张的是摩根大通将该股目标价直接从18港元大幅降至3.8港元。　　

　　文化水平不高的牛根生在主流经济学家的“国际化”大戏中或主动或被动的扮演了“被忽悠”和“被逼迫”的角色。与财技老练、尖诈嗜血的外国投行玩起了所谓的“资本运作”的赌博经济，不仅被玩的眼花缭乱，而且已经“人在江湖，身不由已”，逐取最大利润或已成为他的全部。在与“逐利”的资本充分结合的情况下，身处残酷和竞争环境中，甚至在企业生死存亡关头，牛根生或也顾不了“黑猫”“白猫”了。如果说第一次“傍”摩根斯坦利时牛根还对国外投行有美好的幻想，几后的几次“傍”恐怕就已经是不得不为了吧，就象今天中国的整体经济对外资的依赖就象“瘾君子”对鸦片的依赖一样。假如达能或阿拉·福兹等乳业巨头在蒙牛现在内忧外困之际，象可口可乐一样并购汇源那样，开一个远高于蒙牛在二级股票市场的价格并购蒙牛乳业。牛根生和他的股东们，能抗的住吗？　　

　　

　　

　　牛根生说：“我也认为自己可以做一个不错的演员。人生舞台上人们每时每刻都在表达和演绎自己，你的思想、状态、你要达到的目的，你要感染和动员别人，都要求你必须做一个恰如其分的好演员。”

　　

　　——2003年，捐款、捐奶1200万元抗击非典；

　　

　　——2004年，为全国教师捐奶3000多万元；

　　

　　——2005年，出资1000万元参与呼和浩特奶牛风险基金的设立，董事长牛根生捐出全部个人股份设立"老牛专项基金"；

　　

　　——“小胜靠智，大胜靠德。”

　　

　　——“大品牌要负大责任。”

　　

　　——“我们宁可轰轰烈烈地死掉，也不能猥猥琐琐地活着。”

　　牛根生在社会公益事业的表现，相信他并非都是为了“作秀”。在亲友眼中，苦孩子出身的牛根生在生活中也是个有情有义的“血性”男人。用改革精英的话就是：牛根生的问题是制度上的问题，这是一个逼良为娼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每一个人都很难独善其身，如同马克思所讲的那样，资本家中也不乏品格高尚的绅士，但是只要他进入资本领域，他就只能执行资本的职能，成为人格化的资本。牛根生同样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因此，只有重修WTO规则或彻底消灭资本主义这个“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丑恶制度，才能彻底解决蒙牛、三鹿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