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一次高中班会
记得高中时的一次班会,主题大概是爱国。开始的时候第一个问题,爱国需要理由吗?认为不需要的举手。当时班主任在场,除了我和我同桌没举以外全举了。班主任看到这种情况说了一番话,具体是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我还是坚持认为需要。本以为是一次立场坚定的爱国主义教育班会。结果接下来,主持人翻到幻灯片的下几页,举德国法西斯征兵的例子说爱国需要理由。但最后,总之还是要爱国。
时过境迁,高考都结束了3年。有些同学出国了,也包括那次班会的主持人,大概全是留学。我想,他们为的回国能当个CEO啊、总监啊反正是个高层脑力劳动者,最次起码是个白领,不能是蓝领吧。或者要求更高的是希望移民到其他国家。
这几年自从“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黑道白道赚到钱就是先进生产力”开始成为用钱能买到一切的社会文化,我看到了许多东西:
原来(小学)7点前送到家门口的牛奶,煮一煮表面还有一层奶皮,现在连我一直都认为单纯没上过高中的农民都熟练的使用上了我在高中都未曾学到过的有机物。为了买一根棒棒糖我曾经握着一元钱请教奶奶一元和一角的区别,现在一根涨到了5角。奶奶有4个孩子,虽说物质贫乏点又加重男轻女,我爸爸吃汽水肉,姊妹3个只能看,但现在医院、学校都依据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从经济上都限制着每对夫妻只养得起一两个孩子。养四个,父母可能都要去卖血了。哦,当然那些依靠剥削劳动人民、在改革阶段趁管理混乱大捞、强占国有资源的人当然养得起。可惜的是他们大多都移民了,多生几个连超生罚款都没处交。差点忘了,积极开发国有土地的开发商会私下提醒:没房子,丈母娘会让你们结婚吗?
在下岗风潮中,我姑姑全家下岗了,响应号召,自主创业,干个体开个面馆还要被懂得先进生产力的流氓骚扰强收保护费。面馆开不下去了,找工作去。没了铁饭碗,各个企业想给多少工资就给多少,你不干还有别人,想找什么理由开除就找什么理由,反正什么合同都会有漏洞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变为了工人阶级的一切都被领导。(改革期间被诟病的国企现在又成为了吃香的工作单位。)社会主义的工会居然是最没力量的工会——法律规定不准罢工。
高中素质行,体验农村生活,我所在的一组很“不幸”地到了一家最贫困的家庭,屋顶是草席,挡雨靠塑料布。生活在这样的屋子的老婆婆不接受我们的捐赠,表示要靠双手劳动。我爸爸则看着连香港人都不知道的香港凤凰卫视,告诉我要把学历读高,今后好坐有空调的办公室,以免像屋外的民工被暴晒。
老师们在政治课上讲着他们自己都不大信的东西来教育新时代的接班人。孩子们的理想都不再是科学家等等,而成了明星,老板,或者什么外国公司的亚洲地区总经理——那样不累又挣大钱。他们眼中开跑车的富二代是偶像,走路的穷二代是反例:警告他们一定要买辆车,撞死人还能赔,被撞死了可活不了。
可能没有代表性,大学中我们班上选入党积极分子靠“群众投票”。就是自觉积极的先自我提名,每个同学(群众)再按印象写选票,这个印象大多是学习好啊,做学生干部啊。于是我这个群众看来一点都不积极的同学到现在——大三上才评上积极分子。不对,我不是被评上的,前两年选来选去,就剩我们几个后进分子了,除开根本就不想入党的,如果我们再不报名,团支书交的恐怕就是白卷了。
说回来,大学入党还比社会上真容易。想当初毛主席的卫生员(?)想入党,毛主席都给她做推荐人都没成功入党;大学里报个名最起码就是个积极分子,还能上党课。我父母也要求我入党,甚至可以做我的推荐人。当然,他们的理由是党员的待遇和钱途(无误)好。
有人搬出孔子的“父子互隐”批评文革时期儿子批判老子有违天道人伦。好吧,现在人们解放了思想,于是出现了很多个“罗彩霞”式老子爱儿子的典型事例。我们学校高考升学率100%,但我们之中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考到大学。同学会上一聚,大家就明白其实是个简单的二选一:好成绩或好爸爸(两好)或者分多或钱多(两多)。当然亲情太狭隘了,远远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需要:撞死孙女、叫嚣上面有人、暴打爷爷,法官判两协警“临时性强奸”,交警判出全责还把全责一方的电话住址给无责一方,重庆的黑社会层层保护,这些恐怕“亲亲互隐”涵盖不了吧,“蛇鼠一窝”是否更合适?
我在看到社会的丑恶之处时,也曾害怕,也想逃避。但接触了某网站后,真正认识了课堂上从来就没真正认识的毛泽东思想,学会用科学的方法看各种社会现象。我了解了我们这一代所担负的责任。社会现状虽然黑暗,但我要做的不是逃避——做个被剥削阶级的上层或移民国外。中国要重新开创真正由人民当家做主时代的艰苦斗争,我身在其中。
现在(仍在上学)我用所学所思批判错误思想,让我身边的人真正的认识毛泽东思想、批判的看社会问题。今后我身体力行于那个长期而曲折的历史过程中。这应该就是我对那次班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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