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拥护毛主席

我为什么拥护毛主席，成为一个所谓的“自带干粮的五毛”，原因很简单：我是毛主席时代的既得利益者。

我出生在1965年，1972年上小学，1985年高中毕业务农，1986年成为小学教师至今。现在已近知天命之年，对世上的金钱荣誉已经看得很淡很淡，自知人微言轻，很少谈论政治上的事情。自从今年登陆新浪微博，发现反动派们用尽种种无耻手段诋毁毛主席，不知不觉的和他们辩论起来。时间不长发现了他们的弱点：读书不多，喜欢骂人。我用历史材料说话，引用日本人写的《华北治安战》回击“游而不击”，用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回击“毛是大饥饿的制作者”。

过小年了，到想起当年妈妈说给我的一首民谣：“送信的腊八粥，要命的糖葫芦，救命的饺子。”说的是旧社会债主逼债的事。一进腊月，开始要帐，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越逼越紧，到了大年三十，是最紧要之时，熬到除夕，穷人富人都得过年，要账的也就回家了。欠钱的不易，讨债的也不易。张恨水先生的散文描写过除夕夜讨债人提着灯笼冒着雪花回家的情景。

在我们这北方农村事情就简单多了，穷人无立椎之地，住在地主盖的马架子里，欠债不还，撵你搬家，寒冬腊月，身上无衣，肚里无食，这家怎么搬？我家老辈子的光景还不如杨白老。杨白老还有个豆腐房，还把喜儿养大成人了。我奶奶有六个闺女，前四个给人家当了童养媳，五姑六姑是赶上了解放才正常出阁。而我奶奶自己，是我太爷逃荒路过承德领走给我爷爷当了团圆媳妇的，那年她才八岁。她老人家做野菜饭最拿手了，别的人家吃菜全身浮肿，我家没事。我奶奶有绝招：一是要挑干净，二是用水烫了，多洗几遍，三是养了几只母鸡，鸡蛋换盐，菜里放上少许。快解放时，我祖父有病，全家就靠我大爷做长工，一年挣九斗小米（一斗九十斤）。我爸放猪放牛，一年挣两三斗米。两个姑姑专职挖野菜。还有一项收入是每年的割完大烟后，东家仁慈，指点出一块地让我们家种点白菜，秋后辫好晾干。

东家的仁慈是得到回报的：1947年，围场第二次解放，八路掌权了，东家悄悄地将两床被子送到我家寄存。腊八那天，全县统一土改，将所有的地主关了起来接受斗争。工作队防贫问苦，看见了我家炕上的被子，分胜利果实时，我家没有分到被子。运动过后，东家又把被子抱了回去。我家人解放前前没有被子盖，解放了也没有，好在我三姑夫不知什么时候摸了一条毯子，全家人晚上睡觉才有了盖头儿。东家这样做是有很大风险的，如果我家不给，他什么说的也没有。如果我家上报，说他往回抢胜利果实，他肯定是死路一条。斗争时罪恶不大，没有血债，一般死不了，但绝对不让你“反把”。我们这是有例证的。

革命胜利了，我家搬到了地主家的西厢房，22岁的伯父参军去保卫胜利果实。16岁的爸爸在家耕种种胜利果实。不想第二年（1948年）就发了“清水河”，把我家的胜利果实冲走了大半。据五姑讲：那玉米棒子都长半尺了，豆角子结得灯笼甩挂，眼瞅着就坍到河里了。好在人民政府发给了我家一斗小米的救济粮，加上两个姑姑挖野菜，终于战胜了灾荒，到1949年，置买了一头牛一辆小花轱辘车，1952年入小社时，我家已经有三牛一驴了。三十年前，回乡探亲的伯父给我讲他在部队接到家里讲说家里买了牛拴了车的来信，真是高兴的不得了，那感觉真是翻天覆地。入了小社入大社，再到人民公社，我家新盖了三间草房，七十年代换了钢瓦顶。香港回归那年，新建了四间砖瓦房，住到了现在。

本村小学建于五十年代中期，是全区唯一的一年完全小学，小学生里有比老师岁数大的，不管远近都是走读，有的距学校达三十华里，全是乘11号汽车早出晚归。1972年，我入学一年级，学校早已只为本大队的学生服务了。每个生产大队都办了小学，公社办了中学。办学校是要花很多钱的，日本明治维新大办学校，资金匮乏，有的町长村长因无法完成建校任务而自杀。人民公社集中力量办大事，费用降到最低。全大队的力量盖几间房子，打几套桌凳，找几个有点文化的人做老师（民办教师不发工资，挣工分）——这学校就成型了。现在被人讥讽为“教育大跃进”。再简陋的学校也比没有强呀

毛主席的领导让我家免于饥寒之苦，又让我受到了较好的教育，我不拥护他不是忘本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