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关于社会公正问题的主要思想

（一），农民的命运与出路问题是社会公正的首要问题

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也与中国的兴盛息息相关。而农民的命运和出路问题，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是一个最大的社会公正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在革命时期正视和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制定中国革命的发展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早在1926年，毛泽东驳斥反动派污蔑农民运动时，就在《浙江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中以大量的事实说明农民受地主压迫所遭受的贫困状态。并指出出要公正地评价农民的行动。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他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明确地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既是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更是对中国这个历来的主要社会基本群体权利和命运的关注。毛泽东解决农民出路问题是与当时革命需要及其历史命运结合起来的。作为农民生存的基本条件，土地问题是农民出路的根本所在。早在1935年《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是肃清农村封建半封建势力，巩固与扩大新的苏维埃区域，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主要前提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土地问题的解决“才能大大地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更进一步改善工农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吸引他们整个的力量与热忱，卷入苏维埃领土的民族革命战争之中。”可见，这时党已经不仅从中国革命一般意义上，而且能够把农民阶级本身的命运和出路这一关乎社会制度公正的首要任务结合起来，认识解决农民土地公正问题的基础性意义了。

二）国家、社会和个人三兼顾

在任何社会里，都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什么样的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才是公正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公正观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思想，提出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兼顾的公正原则。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明确提出要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处理好“，为此，就不能是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首先，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应当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即社会主义一切目的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需要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其次，个人利益要予以重视。毛泽东在组织干部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会时指出过，既要反对过分强调集体利益，忽视个人利益；也反对过分强调个人利益而忽视集体利益，公与私是对立统一的。他风趣地说“：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三是从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之间的大局观来认识三兼顾原则。1956年毛泽东在分析地方闹事的问题时指出“：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注重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可以说，三兼顾公正原则比较有效地解决了西方历来正义思想家们无法解决的自由与责任、国家与社会、权利与义务的矛盾，是对马克思主义公正原则的发展。

（三）反对封建等级和宗法制度，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毛泽东认为，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血缘关系是社会平等的根本制度障碍，它不仅限制了人的基本权利，造成了性别歧视，而且对现代社会公正的实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泽东认为，中国男子一般要受到政权、族权和神权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而女子则除了深受三种权力的支配外，还受到夫权的支配“。这四种权力……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因此主张农民运动，起来不断推翻地主政权，并让妇女在农民运动中得到锻炼和觉醒，让她们组织乡村女界联合会，提高社会地位，使夫权也最后被动摇。冲破“四权”的同时，就是要使农民和女性以及全体人民在政治上和经

济上获得平等的权利，享受公正的待遇，并引导农民在观念上包括道德观念和伦理观念上进行彻底改观。在充分尊重个人主体性人格尊严的基础上，毛泽东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地位，包括性别平等和妇女解放，主张人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法律地位以及全体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平等的权利，享受公正的待遇，并引导农民在观念上包括道德观念和伦理观念上进行彻底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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