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五五”时期全球宏观形势

1.全球经济仍将处于低增长态势在经历了世纪疫情、乌克兰危机和全球性通胀的冲击后，全球经济正在走出低谷但增长仍然乏力。从中长期看，受人口老龄化、债务持续攀升、收入分配失衡、生产率增长放缓等因素影响，世界经济仍将处于低增长态势。结合IMF等多方预测，今后五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大约在3%左右，全球处在经济下滑和金融由宽松走向紧缩的过程。从发展趋势看，全球经济正在由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三低一高”，即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和高债务，转向“三高一低”，即较高通胀、较高利率、更高债务和较低增长的格局。发达经济体虽体量仍然占优但困于“高失业、高赤字、高债务”问题，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金融条件更加严酷，可能导致有些国家及企业出现违约。从长波理论周期来看，全球大约在2027年到2029年会由衰退期进入到景气循环，在经济下行背景下需要保持短期悲观，长期乐观。

2.世界经济格局呈现“东升西降”趋势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增速放缓，将加快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和“东升西降”的发展趋势。G7国家占全球份额下降，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减弱。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虽面临困难和挑战，但整体实力增强的大趋势不可逆转。“全球南方”加速崛起，到2035年，经济总规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对全球经济影响力日益上升。世界经济重心加速向亚太地区转移，2023年6月全面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通过关税减让、通关便利、跨境物流便捷等效应，推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为东亚产业和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和占全球份额的提高，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位势将持续上升，对全球经济的外溢效应和边际影响将持续增大。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增势减弱，将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挑战。美国、欧盟炒作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论”，相继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和新能源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并可能继续对中国设置更高的贸易壁垒，以弱化和边缘化我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出于保护本国弱势产业的考虑，也对中国工业产品实施贸易限制措施，这些变化客观上将对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带来新的挑战。

3.全球贸易体系将迎来新一轮动荡随着特朗普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标志着美国将进一步推进其“美国优先”的战略和以“关税”为核心的经贸政策，新一轮贸易战似乎一触即发，将对全球贸易体系产生深远影响。首先将造成全球贸易体系的紊乱。美国若毫无约束地对全球贸易开战，会使全球贸易体系进一步紊乱。WTO陷入瘫痪，协商谈判机制陷入尴尬，引发各国“报复性关税”反击，贸易摩擦硝烟弥漫全球。新兴经济体深陷两难，出口依赖型国家经济增速“急刹车”；发达盟友欧盟农业、高端制造业出口受阻，内部多国对美关系因关税纷争日趋紧张，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也会产生动荡。其次，中国作为贸易大国，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关税政策将成为遏制中国发展的重要工具。美国以关税为工具，威胁对墨西哥、加拿大征收关税，目标直指中国的转口贸易和当地投资，意在重塑将中国排除在外的、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产业分工新格局，达到胁迫他国对华“脱钩”的目的。以关税手段，将经济问题与所谓“国家安全”问题捆绑，形成经济遏华“组合拳”。在此背景下，中国出海企业尤其是沿海制造业带中小微企业尤感“切肤之痛”，需要积极转型，克服文化差异、法律障碍、市场风险等挑战，注重本土化运营和风险防范。同时，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也需要积极发挥自身的作用和影响力，推动新型全球化的建立和发展。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贸合作和对话、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等方式，中国可以为全球贸易体系的重构贡献自己的力量，并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目标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4.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重构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保护主义及地缘政治博弈持续加剧，深刻改变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格局。各国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从以成本、效率为主导转向以安全、稳定为主导。为了降低本国对外依存度高的基础产品和技术所面临的断供风险，一些国家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布局，引导跨国企业主动调整战略、分散投资，推进能源矿产等来源地和运输通道多元化。美国联合西方盟国以“去风险”为名，行“去中国化”之实。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我国既面临严峻挑战，也将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中拓展空间。从供给看，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和重要的生产组织中心，正在从中低端加工制造基地转向中高端制造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参与方，在全球价值链位势的上升和市场开放度的提高，将增强我国整合国际生产要素的能力和对产业链关键节点的控制能力。从需求看，我国对外部商品和服务吸纳能力不断增强，已经是140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显现，世界多数经济体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明显提高，我国与世界经济互动关系将更加紧密。从结构看，我国与发达国家水平分工深化，与发展中国家垂直分工加强，使我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份额相对提升。与此同时，美西方国家推动供应链“近岸化”和“在岸化”，推进“友岸外包”和产业回迁，实施“中国+N”战略，也将使我国面临更多挑战。

5.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呈现以人工智能为主导，与量子科技和生命科学等领域交叉融合、多点突破的发展态势，全球争夺科技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重塑各国竞争力消长和全球竞争格局。美国砌筑“小院高墙”，扩大对我国高技术出口管制范围，甚至切断与我国的科技合作和科技交流，联合西方盟国限制人工智能芯片、芯片制造设备、零部件及软件对华出口，并以人工智能为战略制高点对我国进行降维式打击。与此同时，新科技革命改变了以往科技革命主要替代体力劳动的特征，转向对脑力劳动的替代和对人的智力的拓展。发达国家凭借智能制造优势弥补劳动力成本劣势，加之拥有对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控制力，原有的竞争优势地位得以巩固和强化。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在推动生产力革命性变革的同时，也将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迫切要求大国间加强合作，防范其在传播虚假信息、侵害个人权益、制造安全隐患、加大“智能鸿沟”等方面的风险。

6.俄乌冲突局势走向成为全球地缘格局最大变量俄乌冲突作为冷战以来最大的国际事件，对于世界格局的演进和全球秩序的变化已经且将产生深远影响。俄乌冲突加剧了全球的阵营对抗，引发了各国对能源、粮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担忧，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全球外贸和投资本地化、区域化的进程。同时，俄乌冲突所引发的美西方对俄极限制裁也为我国“十五五”时期更好维护国家安全进行了场景的预演。不论在2025年以前双方军事冲突是否结束，俄乌冲突的局势走向和结局都将在“十五五”时期深刻影响俄美关系、俄欧关系、中欧关系、中美关系，世界将重回美苏冷战时期的阵营对抗还是俄融入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或者俄罗斯在冲突结束后衰落，美国及其盟友集中主要力量对付我国尚有待观察。而围绕俄乌军事冲突结束后美、欧、俄各方利益考量和博弈所秉持的立场和采取的策略将在一定程度上考验我国的外交智慧。

二、“十五五”时期国内发展环境

1.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深度调整，正式告别粗放式发展阶段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不断演变、大国博弈广度和烈度不断上升，国内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经济进入需求结构性收缩、供给结构性过剩、预期整体转弱的阵痛期。人口、土地等内部的天然禀赋资源优势下降，国际技术、资本转移等外部的资源红利下降，基建、房地产投资被约束造成经济体被债务透支，制度改革红利被消耗，外生性通胀和内生性通缩，赤字危机和养老金危机等难题亟待解决。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带来经济增速降档、产业加速替代和社会分配结构的调整，这些对社会整体财富获取、不同产业发展前景带来巨大影响。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相关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提升，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必然趋势。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的转变预示着“十五五”我国将正式告别粗放式发展阶段，拼产业硬实力的时代来临。随着经济和产业发展逐步进入成熟阶段，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劣质企业将逐步淘汰，无论是国家、地区、企业还是个人，越来越需要比拼核心竞争力。

2.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十五五”时期，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成为核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新质生产力代表着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动力。因地制宜意味着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技实力和市场需求等因素，制定个性化的发展策略。对于各地区来说，这一核心导向可以促使其深入挖掘自身优势，比如，有些地区在科技创新方面有突出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资源，可以大力发展以高端制造业、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产业；有些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将传统资源产业转型升级为新质生产力支撑的可持续发展产业。同时，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也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避免产业同质化竞争，实现全国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培养高素质人才，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潜力，制定差异化的新质生产力培育策略。需要鼓励地方创新，支持地方根据自身条件探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路径、新模式。需要注重与地方已有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

3.社会阶段变化将带动产业发展逻辑转变，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一是快速城镇化带来市场高速增长阶段将结束，通过土地、资金、政策等要素优势快速构建规模优势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围绕以土地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将持续受到巨大冲击，未来产业核心竞争优势必然是建立在持续的创新和长期深耕产业而形成的产业链整体优势之上，产业发展对“耐心企业”和“耐心资本”的需求日益迫切。二是以往简单的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要求我国重视人力资本投入，加强高素质人才培养，以满足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持续需求。上述变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经历的阶段，是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将带来不同行业的发展分化，虽然整体经济表现上呈现较为良好的增长态势，但是被替代淘汰行业发展前景日趋严峻。尤其房地产作为我国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产业规模巨大，关联产业众多，房地产的下行对相关行业带来影响巨大而深刻，并造成众多行业发展环境不佳的现象。与此同时，第二产业发展迅速也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结果，显示了我国经济以往“脱实向虚”的趋势得到扭转，而且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传统行业与新行业的此消彼长。根据工信部数据，2023年相较2021年，家具、皮革、造纸、纺织、房地产等传统产业的营收减少了58753.2亿元，提供劳动岗位减少了1615.07万个，而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业、通信业、互联网行业、汽车制造业等新行业的营收增长了56873.2亿元，提供劳动岗位1612.12万个。

4.科技创新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越发明显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科技创新成为厚植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十五五”期间科技创新发展将出现以下重要变化，一是中美科技产业“脱钩”，将带动本土“国产替代”崛起，高新技术产业由“全球化外循环”转为“国产化内循环”。二是科研范式和科研组织方式将进一步深化，数据密集型科研范式成为主流，技术集成成为创新常用形式，新型举国体制将成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的重要组织方式。三是大院大所高能级平台资源加速汇聚，有望成为原始创新“策源地”，成为链接多方高端科技资源、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催生重大科技创新的重要抓手。四是多维度交叉融合加速演进，将引发科技和产业颠覆性变革，提供重大科学突破源头。五是工程技术人才培养进程有望加速，未来大批工程技术人才将推动我国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与此同时，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越发明显。2021年，我国通过资本深化进行劳动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全面进入负区间，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已经连续两年出现人口负增长，人口红利开始消退，同时叠加疫情对人们工作生活的冲击。相比之下以产业创新技术革新为主导的资本投入与人力资本成为增长的关键，反映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越发明显。

5.人工智能推动新一轮产业变革，数字技术迭代创新赋能实体经济全面转型“十五五”期间，预计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等关键技术领域将迎来新的突破。伴随人工智能逐步进入商业化应用阶段，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的融合场景业态，正在对金融、教育、数字政务、医疗、无人驾驶、零售、制造业、智慧城市等行业带来深刻变革。这些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应用，将进一步推动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实现更深层次的业务流程优化与创新。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框架将进一步细化，政策支持手段将呈现多元化趋势。国家将持续优化数据治理架构，强化数据安全防护措施，以促进数据资源的共享、开放及有序流动，确保数据要素的高效利用。数据交易平台也将实现进一步的成熟化发展，确立标准化的交易场所和流程，为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提供有力支撑。数据定价机制将得到科学化和合理化的改进，将更准确地反映数据的内在价值及其在实际应用中产生的效益。各地区、各行业将积极把握政策机遇，通过创新实践，形成一系列可复制、易于推广的典型模式和示范案例，以示范效应引领产业数字化转型向纵深发展，确保转型进程的深入和实效性。与此同时，AI等数字技术的颠覆性应用也将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其中，低技能或中等技能职位的替代更为突出。2023年5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3年未来就业报告》显示，受AI、数字化等发展影响，未来五年内全球近四分之一的工作岗位将发生变化。其中，AI未来五年内将淘汰多达2600万个记录和行政职位，如收银员、票务员、数据录入和会计。从劳动力需求角度看，由于人工智能降低重复性的工作和提高工作效率，一部分工作岗位将消失，但同时新的工作机会也会被创造出来，因此相关部门需积极引导相关行业积极面对，提前布局机遇。

6.全面绿色转型步入新阶段，绿色低碳理念将引领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共识和趋势，绿色经济成为全球产业竞争制高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202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是中央层面首次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进行系统部署，为我国加快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政策“路线图”。绿色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普遍形态，对各地产业转型、能源消耗、土地利用等提出新要求。一是各地将改变过去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二是探索新兴动能，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推进太阳能、风能、储能等新能源与清洁能源装备制造、高效节能与先进环保装备制造等相关新赛道发展。三是以绿色发展理念为牵引，推动产业发展由粗放高碳型向绿色低碳型转变、由分散低效型向集约高效型转变。四是更加注重使用数字化手段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推动绿色化与数字化协同发力，实现产业规模化、集约化、集聚化发展。7.对外开放步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新阶段，品牌出海和跨境贸易发展将迈上新台阶当前，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阶段，形成了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新特征：一是贸易政策从以出口导向为主，转变为既积极鼓励出口，也鼓励进口，不再一味追求贸易顺差，而是推动贸易双向平衡、顺差逆差双向平衡。二是区域开放政策从以沿海沿边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边沿海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同步开放。三是从以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四是从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五是从鼓励要素和流量的开放，转变为更多着眼于规则、规制、体制、机制的开放。

“十五五”时期，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以推动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贯通内外循环。二是以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为重点，建设贸易强国。三是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带动全域全方位对外开放。四是推动国际产能双向合作，实现“走出去”和“引进来”良性互动。五是积极推升开放平台能级，实施“自贸港+自贸试验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战略。六是以“人民币国际化+高质量走出去”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七是积极规划推动区域协同开放。八是提升国际物流通道支撑保障能力。九是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十是积极防范对外开放风险。

与此同时，中国出口结构正向高质量转型，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新增长点，品牌出海和跨境电商发展迅速。在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增长背景下，跨境电商的灵活性、高效性和韧性尤为突出，为全球贸易注入新动力。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跨境电商已从初期“不出海、就出局”的粗放式增长阶段，步入了以“产业带+品牌出海”为特征的精细化发展下半场。中国作为跨境电商重要市场，未来发展将迈上新台阶，要充分用好“AI+”等新技术助力创新，提高专业化能力、推动产品迭代创新以应对国际环境快速变化。

8.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新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改革仍将是关键核心内容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当前，我国改革发展形势正处于深刻变化之中，改革发展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比如需求不振、人口增长缓慢、房地产红利衰减、出口及投资受制等。“十五五”时期，我国各领域改革将步入深化改革的高级阶段，很多不仅是深水区，甚至是无人区，无国外先进经验借鉴，需要探索符合自身条件并让多数人满意的改革举措。

2024年7月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将着力抓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破解的重大问题谋划改革，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等多个领域，将在“十五五”时期充分激发居民、企业、地方政府等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活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经济回升向好深层次的动力还是要提振市场需求，还是要完善市场机制，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因而，经济体制改革还将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点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国企与民企”“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完善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包括国资国企改革，消除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市场进入和发展壁垒等，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预计是重中之重；二是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包括隐形壁垒的破除、产业链的有序布局、要素的市场价格决定将是重点，真正建立起全国统一大市场，才能真正将巨大的市场潜力转换为实际需求；三是打造高标准的市场基础设施，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物流基础设施等，推动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顺畅流通；四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包括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

9.消费市场呈现复杂多变特征，新趋势新变化悄然形成首先是“消费降级”言论甚嚣尘上，就业不足是导致消费低迷的重要原因，从2020年以来居民就业和收入预期明显受挫，消费者对于就业和收入的预期也都呈现断崖式的下跌，整体消费增速明显偏低，消费者信心不足。其次是消费分级现象普遍存在，消费者在某些品类上的消费意愿出现分化，成长品类中，服务类消费快速增长，而风险品类如家用电器/家具、烟酒、消费类电子等面临挑战。整体来看，消费市场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既有消费升级的趋势，也有消费降级的现象，呈现出一种分化和谨慎的态势。此外，也需要关注新的消费趋势和变化的形成：一是国内消费者对本土品牌的偏爱确有加速之势，选择本土品牌主要出于品质及创新的认可；二是从倒“V”型即橄榄型社会转向M型社会（中产下沉），消费市场也呈现M型消费分化，高端消费人群和低端消费人群影响不大，而中产阶级呈现消费降级，消费者转向价格更具竞争力的渠道，更积极寻求折扣和促销；三是消费群体进一步细化和分化，例如“亲子家庭”“特种兵”“银发游客”“女性游客”成为文旅消费新势力，主要来自一线、新一线城市，拥有消费能力的同时更加注重性价比。

10.中国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机遇与挑战并存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97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21.1%。从全球范围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远高于全球和亚洲平均水平（均为14.2%），但仍低于欧洲（26.7%）和北美洲（24.1%）的水平。国家卫健委测算结果显示，2035年左右，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2023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05，甚至低于日本1.2的水平，已步入全球极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少子型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步入老龄社会，对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一是老龄化社会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将面临紧缩，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竞争力产生影响，促使企业寻求自动化和技术创新来提高生产效率。二是老龄化对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压力。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养老金、医疗保健和其他社会福利的需求也随之增长，需要政府在财政预算中进行重新分配，确保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同时也需要探索多元化的养老保障模式。三是老龄化影响消费市场。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对健康、休闲和养老服务的需求将增加，为相关产业提供了新的市场机遇，需要针对老年人口的特点和需求，开发适合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四是老龄化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社区服务、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参与等问题都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资源投入，政府和社会需要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包容和支持老年人的社会环境。五是老龄化也是推动科技创新和健康产业发展的动力。随着对健康和生活质量的追求，老年人口对医疗保健、健康管理和智能辅助设备的需求不断增长，这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11.大规模城市扩张模式将结束，“逆城市化”成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重要桥梁快速城镇化是过去40多年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地方政府过去推行的外延式、增量式、扩张式的城市化模式已难以为继，以土地金融为核心的城市发展模式走到尽头，传统基建在国内多地已接近饱和，继续扩张难免触及经济发展底线，大规模城市扩张模式即将停止，“逆城市化”成为不容忽视的趋势。逆城市化不仅引导传统城市化模式的转型，而且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相契合，为乡村振兴提供生产要素的补充，以及“空间载体—社会秩序—制度供给”三维动力支持，成为城市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桥梁。“十五五”期间，逆城市化的进程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低效制度和体制的摩擦阻碍，释放城乡要素资源的推力和拉力。为了优化城乡要素配置，提高要素使用效率，需要在市场主导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在改善制度环境、优化发展规划等方面的作用。通过合理化城乡要素配置，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的均衡化，为城市化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2.“以人文本、文旅融合、数字赋能”将成为新时代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的核心利器近年来，作为国家战略的城市更新行动在我国各大城市深入推进，随着城市发展继续由“增量建设”向“存量运营”转变，城市更新仍将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课题之一。城市更新不仅是对旧城区的改造升级，更是一种全面的、持续的城市发展战略，包括产业、社区、生态、民生等各层面，并从“以物为本”逐步转向“以人为本”，围绕现代商业经营需求、居民日常消费和文化消费更替，提升城市的生活质量、经济活力和文化魅力。注重“以人为本”的城市功能更新，将完善城市功能、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兼顾适老化幼儿需求，加强交通、教育、医疗、文化等市基础设施的更新和配套服务的完善，促进城市发展与人的协调关系，重新激发城市发展的活力。推动“文旅融合”赋能城市更新，引导驱动老城、古镇、优秀建筑、工业遗存、文化遗产、街区、公园等资源创新利用，通过“旅游+”“+旅游”、产旅融合、基础设施旅游化、节庆活动化等手段，做强旅游概念和氛围，明确城市文化品牌方向，推动文化、旅游、城市发展有机融合，实现城市空间盘活、人文记忆再生、社交活力重塑，产生一个真正生命力的来源，进而实现城市存量资产的盘活、提质、增效。综合运用新一代数字技术，推动城市智慧化建设。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不断融合与创新，智慧城市正逐步从概念走向现实。目前欧洲、北美和亚洲等地区已经涌现一批智慧城市建设的典范，我国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取得了显著进展，许多中大城市已经建立智慧城市系统，通过智能化、数字化手段管理城市。可以预见，智慧城市作为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十五五时期各地区将进一步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助推城市更新之路更加智慧高效，更具个性化、精细化，从而实现资源价值的激活与创新。

13.地方债风险化解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地方成为筑牢系统性金融风险“防火墙”的重要战场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日益凸显，规模大、结构复杂，引发党中央及全社会的高度重视与广泛关注。2023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2024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深入实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方案，确保债务高风险省份和市县既真正压降债务又能稳定发展。这些政策信号的释放，表明政府债务化解与金融风险防控是一项亟待解决、非常重要且十分困难的问题，也将成为“十五五”时期的重要工作任务之一。伴随中央和地方政府多措并举化解债务，优化结构、拉长期限、压降成本，地方债务风险有所缓释，但仍面临一些新形势新问题，比如部分省份付息压力较大，现行融资政策下可能出现新增高息融资的问题，导致利息本金化和新增隐性债务；化债政策以省为单位进行，可能误伤部分债务水平较低的地区的投资和经济增长；重点化债省份的投资受限，投资效率下降；化债压力传导至“三保”，部分地方“三保”难度加大。此外，后续在化债推进过程中也需注意一些风险和问题：一要关注化债过程中财政、金融领域面临的压力与风险，平衡好完成化债任务与维持财政、金融体系健康运转的关系；二要平衡经济发展与债务风险防范的关系，稳步化解债务风险，不可一刀切，不可急于求成，不可“谈债色变”，也不可“掉以轻心”，明确化债不是要消灭债务，适当举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三要处理好化债和新增发债的关系，需警惕新债旧债交织的复杂局面，可在低利率环境中扩大发债规模、开展债务置换，并注重债务结构优化；四要处理好化债与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关系，提高举债效率、培育和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五是解决政府信用问题，特别是政府对于企业的欠款问题，可通过债务置换等方式，有效改善政府信用，并且推动投资主体的好转。14.房地产将进入漫长横盘期，政府与市场亟须积极探索破局新模式房地产作为国家支柱产业，经过了十几年的快速发展，承担了国家公共领域的重要职能。当前，中国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市场已经从粗放式的快速扩张期转入成熟的稳定增长期，房地产开发将从“暴利时代”逐步回归理性。2024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指出，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落实好防范化解房地产等重点领域风险的各项举措。这意味着中央认为目前房地产的风险仍未解除，房地产安全作为“金融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进入一个去杠杆的漫长横盘期。随着房地产业底层逻辑发生重大转变，从之前的推动器转向稳定器，调控策略也将从抑制过热转向消化存量和优化增量。“十五五”期间房地产市场将步入一个新的转型期，面对现状和问题，需要积极探索有效的破局方案。例如，推进租赁市场发展，北京、上海和广州等部分城市已经开始逐渐试点“租住同权”，对于地方来说，在人口负增长时代下，“租住同权”能够为城市吸引更多年轻人口，提高城市活力。调整土地财政政策，减少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探索新的财政收入来源。推进房地产税制改革，建立完善的房地产税制，增加财政收入，同时降低购房者负担。增加金融支持力度，鼓励提供“信贷、债权、股权”等多元化风险缓释工具，防止房地产风险蔓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不同地区之间的资源优化配置，减轻部分地区过高的房价压力。

15.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将深入推进，“土地财政困局”将以此为契机寻求化解思路根据二十届三中全会会议决定，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未来将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以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未来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和方向可以概括为三条主线：一是解决地方政府和基层财政困难。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提升市县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程度。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土地财政难以持续”问题。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是长期以来“土地财政”模式赖以持续的基础。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曾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收入来源，但伴随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转变，土地市场自2021年起热度逐渐退去，土地出让收入从2020年的8.7万亿元降至2023年的5.8万亿元，未来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很难再是土地财政。因此，地方财政如何从土地财政中脱困亟待解决。以新一轮财政体制改革为契机，通过完善地方税体系建设和拓宽地方财源等，使之有比较合理稳定的财力，实现财力、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匹配。二是为国家重大战略提供制度支持和财力保障。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伴随广义国有企业全面纳入预算管理，未来“三本账”收入和支出规模将有望大幅提升，有效补充财政收入，从收入增长和结构调整两方面强化财政宏观调控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能力。三是建立现代财税制度。制定适应数字经济和新兴产业的税收制度，确保税负公平。例如，对互联网平台、电子商务等行业制定科学的税收政策，既促进新业态发展，又保证公平税负。

三、“十五五”时期战略机遇及发展趋势

1.一带一路将迎来更大发展一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亟需“一带一路”合作发展更进一步深化升级。当前世界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世界处于动荡变革期，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各国迫切需要以合作促进发展。在此背景下，更加凸显了“一带一路”合作具有强劲的韧性、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自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已经与150多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合作文件，共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后，推动各国贸易额增加2.8%-9.7%，收入增加3.4%，近4000万人摆脱贫困，实现重大的社会经济效益。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增强了国家与国家间的互联互通，促进了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了经济效率，为全球经济注入了新的动力。十五五时期，世界格局也将处在不确定、不稳定中，“一带一路”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将更被期待。二是，特朗普效应推动“一带一路”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特朗普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可能会更明确地推进“美国优先”“印太战略”，并加强与亚太盟国的合作，以构筑对中国的“遏制网”，然而特朗普推行的单边主义也可能继续使美国在全球盟友中的信任受挫，这将为中国创造更大机会扩展“一带一路”倡议并提升全球影响力。

2.高技术领域研发创新将迈上新台阶首先，从技术发展演进看，近年来全球科技创新空前活跃，以人工智能、区块链、生命科学、能源革命、元宇宙等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不断加速，新领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将大规模涌现，尤其是人工智能、以细胞基因为代表的生命科学、超材料等前沿技术，将颠覆人们对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认知。“十五五”期间，这些前沿科技有可能会出现实质性进步，从而颠覆性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这将为技术发展提供时代性机遇。其次，从国际竞争态势看，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加强对中国技术封锁，对华实施“脱钩断链”产业政策以限制中国产业升级步伐，使得我国在半导体芯片等一部分高端技术领域遭遇“卡脖子”窘境，然而这种技术封锁也正成为推动我国加大力度促进高技术领域研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强大动力。最后，从国内发展诉求看，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国家高度重视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十五五”期间，国家仍将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不断强化产业政策工具的使用，特别是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和未来产业发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3.企业“出海”将成为重要主题一方面，逆全球化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将加速企业“出海”步伐。当前，受到逆全球化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全球供应链正处于再配置阶段。在“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推动下，越来越多中国本土企业正变成跨国企业，在越南、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等地区增设企业，并加强与国际先进企业的合作与交流，提升国际竞争力。从2013年到2023年，共建“一带一路”渡过了金色十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不仅提升了当地基础设施配套能力，也降低了各种运维成本。未来“一带一路”战略必将更深入推进，中国出海企业也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全球舞台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从东南亚到中东市场，从中欧腹地到南美墨西哥，再到日韩、西欧市场，都将进一步拓宽中国企业出海版图，出海企业涉及领域也将逐步实现从传统制造向新兴产业出海的转变。另一方面，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不断完善和韧性的不断增强将为企业出海注入源源不断的后续力量。我国企业的全球化之路离不开国内强大的供应链支持，背靠国内完善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企业能够在全球市场上组织本地的生产要素与本地的利益相关者实现共赢。新一轮出海企业将带有生而全球化基因，重视跨文化沟通能力，有本地化扎根思维、全球化布局视野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这将有助于出海企业与当地社会进行深度融合。

4.全面数字化转型进入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首先，数字技术创新突破方面，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6G通信、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关键数字技术领域将有望取得关键突破和实质性进展，技术之间将不断融合创新，催生更多新应用和商业模式，重塑各行业发展模式，为全面数字化转型提供更强大的技术支撑。其次，数字技术赋能实体产业方面，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传统产业将加速拥抱数字技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成为产业发展的主流趋势，线上线下融合的新业态、新模式将不断涌现，比如智能制造、数字金融、数字贸易、数字医疗、智慧物流、智慧零售、智慧农业等领域将取得长足进步。再次，数据市场发展与安全治理方面，创新数据应用、保障数据安全与隐私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数据管理体系将加速建立健全，城市治理、应急管理、政务服务、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据应用与治理将不断深化，数字治理效能和服务质量将进一步提升。数据要素市场将更加成熟和规范，数据确权、数据交易、数据隐私保护等法律法规将日益完善，促进数据有序流通和高效利用，激发数据市场的活力。最后，人才资源储备方面，将更加重视高水平复合型数字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的人才培养和引进体系将成为重中之重。高校将紧密结合市场需求，增设如数据科学、人工智能、区块链工程等与数字化转型密切相关的新兴专业。职业教育会更加注重实践技能培养，与企业深度合作，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政府和企业可通过进一步优化薪酬待遇、科研环境、发展空间等举措，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5.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将释放新动能、开创新局面从国际整体态势看，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已成全球大势，气候和环境治理体系逐步完善，主要经济体均将绿色低碳作为重要发展方向，加快推进能源转型和产业升级，抢占绿色低碳产业竞争高地和相关规则标准主导权。从国内发展阶段看，绿色化逐步成长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低碳化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战略方向，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从产业发展体系看，传统产业绿色低碳改造潜力巨大，大规模设备更新将持续推进，逐步重塑传统产业竞争新优势。可再生能源、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装备等绿色低碳产业发展迅猛，规模将持续扩大。绿色低碳产业发展生态将进一步构建完善，包括建立零碳园区、推动全国碳市场建设、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碳标识认证制度等。荒漠化治理和风光电建设将为中国绿色产业走向国际市场提供机遇。从金融市场供给看，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绿色投融资手段不断创新，绿色低碳投资和绿色低碳项目吸引力持续增加，带动更多投资供给。从绿色消费需求看，消费者的节约意识、生态意识、环保意识不断增强，“消费品以旧换新”“绿色消费激励机制”等政策加力引导和支持，绿色消费活力将进一步释放。企业加大绿色产品供给，积极研发和生产绿色产品，提高产品环保性能和质量，加强绿色营销，提高绿色产品认知度。

6.县域经济将成为驱动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抓手一是，国际国内发展形势亟需探索开拓县域这一下沉新空间。随着国际国内双循环战略的推进和国内统一大市场的逐步建立，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触及广大农村地区，尤其高铁、高速便利交通的形成，我国县域经济将汇聚各类生产要素，外加县域占据优势的土地、资源、人力等要素，县域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空间、新主场。二是，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将助推县域经济取得新发展。乡村振兴是“十五五”规划的重点内容之一，被赋予了重要的战略地位，旨在进一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全面振兴。县域链接城市、服务乡村，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切入点，发展县域经济，既是扭住扩大内需战略基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由此可见，“十五五”时期，县域经济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战场，将迎来全方位发展的五年。三是，县域市场发展要素持续完善将支撑其实现新的发展。从消费需求来看，截至2021年底，县域承载了全国六成以上的户籍人口、超过一半的常住人口和四成左右的城镇人口，具有强大的潜在消费人群和消费市场，是未来消费的新主场；从购买力看，县域居民购买力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增加而不断加强，县域居民消费潜力将不断被激发；从人口素质看，拥有广大人力的县域，经过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培训，能够为县域企业输送发展所需的各类人才。可见，不断完善成熟的市场将成为未来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推动力量。四、“十五五”时期主要困难及挑战

1.国际环境挑战全球经济不景气潜在风险传导转化。全球经济增速继续放缓，整体维持低位复苏态势，全球公共债务率攀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增加。中美博弈进入最激烈最关键阶段，美国持续推动对华“去风险”。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将通过贸易、投资、金融等渠道传导至我国，影响我国的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就业稳定和金融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地缘政治冲突带来更多不稳定因素和不利影响。国际关系复杂多变，地缘政治博弈激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不可控性增多。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危机严重影响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安全。全球“选举大年（2024年）”后地缘政治博弈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因素，新政策的施行或将导致全球经贸环境恶化，给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格局带来不确定性，增加地区冲突和紧张局势的风险。在此国际环境下，可能对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经济合作产生不利影响。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增大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发达国家推进“再工业化”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降低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推动‌全球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和对华技术封锁，从高端产业和低端产业两头同时挤压中国，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冲击，面临中低端技术锁定的风险，从而加剧我国产业转型升级难度。全球科技产业竞争日趋“白热化”增加前沿科技突破难度。世界各国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在未来网络、量子信息、人工智能、深海空天等领域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以单独国家和小范围区域团体利益最大化的趋势明显，将进一步激化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再回归势头。欧美国家将进一步加强对我国的技术封锁，虽然我国在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光伏等部分新兴产业领域已经具备挑战欧美国家的实力，但众多先进制造业领域的高端零部件对外依存度高，仍有相当一部分核心关键技术在遭遇“卡脖子”窘境。在愈发激烈的“科技有国界”竞争下，我国科技创新特别是前沿高端科技突破将面临更多困难。

2.国内形势挑战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受全球经济和政治变化等因素影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大，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趋缓，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愈发凸显。内部需求方面，2023年全国社会零售消费同比增速为7.2%，虽然同比增长率有所提升，但仍低于疫情前数据；外部需求方面，2023年我国对外出口增长率维持微弱正增长，但是按地区来看，对欧盟、美国、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等地区的出口额增速均出现负数。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我国在科技发展水平上，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高端元件和技术的供给能力仍不足。科技创新环境仍有待优化，例如创新体系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研评价体系不合理等问题，这将极大限制科技创新的活力和效率。此外，优秀人才流失也是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的一大挑战，人才是技术研发和创新的关键，杰出人才流向海外，将极大削弱我国在科技研究领域的实力，减缓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速度。产业结构面临深度调整。在全球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和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国逐步进入产业结构性调整阵痛期，传统产业面临市场竞争加剧、利润空间压缩、产能过剩等困境，需要向高端制造迈进，以提高经济效益和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但这一过程需要大量时间和资源投入，转型升级的任务十分艰巨。同时，新兴产业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技术创新风险高、产业链配套不完善、市场培育难度大等问题，短期内难以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如何在稳定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加快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关键挑战之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随着巨大的人口红利是多年来我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保障，但近年来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日益凸显，“人口数量红利”日益减弱，这对社会保障体系、劳动力市场和消费模式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难以支撑产业转型人力资源需求，极大削弱了我国人才红利。如何应对老龄化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同时挖掘老年群体的潜力，是摆在我国面前的重要课题。市场经济发展质效需进一步提升。近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但与高水平、高标准市场体系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运作不畅，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缓慢，政府服务能力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待提升，市场隐性壁垒仍存在，跨区域经济联系有待加强。民营经济存在较大生存困难‌，一些地方政府、园区、企业等投资信心不足，招商难。政府过度干预产业发展，导致光伏、锂电池、功率半导体等行业过度内卷，人为阻碍了市场竞争，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创新创业活力不足，需对资本市场进行有效改革，为创新创业企业提供更加便捷的融资渠道，加强对创新创业企业的培育和扶持，提高其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资源环境约束加剧。随着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我国将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的问题，能源资源的稳定供应面临较大压力。加之，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双碳”目标约束，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将面临能源转型、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多重任务。如何在资源环境约束的硬条件下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十五五”时期必须破解的难题。社会民生保障仍需完善。我国社会保障覆盖面仍处在较低水平，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社会保障制度，需要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城乡和民生短板仍然存在，需要在“十五五”时期着重研究和逐步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需要加大城乡统筹发展力度，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乡村振兴战略进入深水期，粮食安全刚性管理与政府补贴偏低的矛盾加大，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与利益如何保障等问题亟待解决。‌

五、结语综上所述，“十五五”时期我国高质量发展环境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变化，国际国内环境更趋严峻，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变化、新的内涵。国际环境方面，全球经济、科技、产业和能源资源格局的深刻变化既为我国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和竞争压力；国内环境方面，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与深层次问题并存，内需不足、产能过剩、人口老龄化、资源环境约束等问题愈发凸显，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升的任务艰巨。“十五五”时期作为实现2035年目标的关键时期，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新挑战。从发展阶段看，“十五五”时期是实现2035年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以及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任务的跨越期，是我国由世界银行标准的“中等偏上收入组”国家迈进“高收入组”国家的关口期。这一时期的发展将直接影响我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从发展动能看，“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面临三大发展动能转换，一是工业化进程的转换，传统工业化基本完成，产业转型升级的任务更为紧迫；二是城镇化进程的转换，城镇化“加速期”逐渐步入尾声，开始向城镇化“成熟期”过渡，城乡融合发展的需要更为迫切；三是人口结构的转换，“人口红利”减弱，人口总量负增长，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少子化挑战加剧。这些发展动能的重大变化将对产业格局、区域发展、财政、金融政策等经济社会全方面运行带来系统性影响，蕴含着丰富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为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应立足国际国内发展大势，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抓住机遇，积极应对挑战，构建新发展格局。宏观政策层面，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要在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要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同配合，加大对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等领域的支持力度。产业发展层面，要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发展韧性以及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以适应全球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对外开放层面，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规则制定，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拓展国际市场，加强与世界各国在科技、贸易、投资、环保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增强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科技创新层面，要进一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原始创新，实现从0到1的突破，加强集成创新和开放创新，形成有效贯通，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持续跟踪全球最新前沿技术动向和演进趋势，加强基础研究和颠覆性技术突破，以新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统筹层面，要加强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区域间合作与协同，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等基础性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风险防控层面，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落实好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的各项举措。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用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应对挑战，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