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改革在深入，但改革的前景并非一片光明，各种势力在改革中博弈，什么“深水区啦、壮士断腕啦”统统无关紧要，中国改革开放到底会走出一条什么道路，才是今后10年必须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分为了二个历史时期，提出了二个不能否定，指出：二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习近平的话是正确的，是实事求是的。第一个历史时期我国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解决了几亿人的吃饭问题， GDP年平均增长速度在15%以上，体现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国家的强大也带来了外交的强势。毫无疑问，第一个历史时期为第二个历史时期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体制基础和经济基础以及外交基础。第二个历史时期改革开放了，招商引资，企业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下岗分流，全民经商，包产到户，土地流转……，简而言之，人人可以放开手脚致富，行行可以千方百计赚钱，老百姓手头有钱了，生活富裕了，中国进入了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总量已经位于世界第二。二个历史时期都有可大书特书的成绩，更有值得深刻总结的经验教训。二个历史时期不但不能相互否定，而且应该相互借鉴，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唯有此才是继续改革开放的正道。

　　前一个历史时期以“政治挂帅”为主线，后一个历史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二个特点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这里指的政治经济学与教科书上西方政治经济学是两码事，理论问题是社科院的事，科学院和工程院注重实际，袁隆平更关注杂交水稻。

　　毛泽东：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所以在前一个历史时期，我们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有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有抓革命促生产;有鞍钢宪法，一句话，用政治统帅一切经济工作。在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统领下，经济建设确实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效果。但是，也应该看到，政治挂帅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在冠冕堂皇的政治第一旗帜下极易产生极左倾向，给社会和人民带来巨大的危害，大跃进的浮夸风，反右的扩大化，思想的禁锢，文革的打砸抢，地富反坏右的帽子不仅戴在本人头上还殃及家人特别是子女，等等。

　　邓小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很明显，邓小平反对政治挂帅，强调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几十年，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言论自由了，文化多元化了，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值得肯定的。但矫枉过正的必然结果是“右”，我们看到，旧中国的黄赌毒死灰复燃了;官员的腐败已经威胁到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二级分化给社会动荡埋下定时炸弹;人们的思想乱了，乱到了好坏不辨良莠不分，乱到了木有信仰金钱至上地步，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井冈山延安”、“九一八卢沟桥”“渣滓洞白公馆”，更有甚者，敌对分子利用宽松的舆论环境，向毛泽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了猖狂攻击，“右”带来的不良后果远远超过极左。

　　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就是今天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要解决的中国发展道路的问题。这些年来，那些中国的西方政治经济学精英已经使中国在改旗易帜的邪路上大踏步前进，那些思想僵化的人也在拼命想开倒车，把中国往封闭僵化的老路上拉。貌似还木有一个人或一群人能真正创造出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政治经济学”统一起来的理论，看来也只有这个理论才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

　　从字面上理解，只要不“封闭僵化”，则老路还是可以走，但西化的邪路是死路。几本厚厚的《资本论》毛泽东是看过了滴，也是按照《资本论》的精神在改造中国。邓小平可能木有学习过《资本论》，但他有能力、有胆识、有魄力、有魅力，与毛泽东比差在文化和理论上，所以有“白猫黑猫”、“摸石头”之说，虽然提出了“四个坚持”但不知道如何“坚持”。从大的方向上说，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应该把政治和经济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而在其他领域“政治思想”必须是第一，比如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等。

　　赵紫阳、胡耀邦是老革命，红小鬼，吃亏在木有文化，只看见西方好的一面就想轻轻松松走邪路，的确不能胜任领导改革开放的重任。江、胡领导的20年改革开放是在认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并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我相信，今后10年，我们能够找到一条真正符合我国实际的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2014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