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回答一下“我真的不知道”网友的问题——当年的改革　　

　　

在闲谈关于九江大桥断桥和刹车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帖子后面，都有网友问一个问题，就是当年是否真的认为中国出问题了，需要改革。本来打开电脑准备写糖衣炮弹问题，看到“我真的不知道”网友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希望得到回答，就先说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的问题是：“你们当年改革的理由？”、哪些“理由哪些你现在认为其实是错了，哪些你现在还是认为是对的”。　　

　　

首先必须声明的是，当年的改革与贫道一点关系也没有，这还不仅在于贫道始终人微言轻，根本不具备一点影响政策的能力，还包括贫道这个时候并不热心改革。贫道能回答的，大致是描述一下当年的情况，或者对很多问题当时自己是怎么想的，别人是怎么想的，以及改革是怎样推动的。这不算什么改革回顾，因为当年贫道基本是个旁观者，只是比很多网友年纪大了点，参与程度更高一点而已。即使回答了也难以满足“真的不知道”的疑问。同时，问题涉及的也太多，要说清楚恐怕不是一个帖子能说清楚的。因此这里只说说农村改革。　　

　　

贫道的感觉是，在文革后期，对现实不满的人很多，包括贫道就是一个，甚至是很主动的不满。就像疯僧介绍的，贫道当年和一些哥们经常私下对很多问题进行议论，最后导致1976年清明节写了首悼念周总理的长诗，因有明显对时局不满的词句被定为本省头号反革命案件。知识分子、市民、干部中不满群体也很大，农民和工人似乎没太大情绪，但一点谈不上支持文革。现在想起来（注意，是现在），有“得变一下”想法的人应该占多数。抓了四人帮，全国人都兴高采烈是真实的，虽然这个时候贫道还在号里，当时的场面都是有记录的。虽然工人农民没有城市人尤其知识分子那么热情，但也并不反对。现在一些左派替四人帮说话，恐怕不会有群众的。起码不会争取知识分子，反而让他们完全对立。记得上大学时候学校叫贫道在全校学生干部会上讲讲四五，校团委书记专门说要讲讲“为什么”搞这个。贫道讲话时说的是：“主要是对社会不满”，而“对社会不满”这个词本来是用在定罪文件上的，记得当时团委书记脸都变了。^_^　　

　　

这种“希望变一下”的情绪在基层存在，尤其在知识分子中存在，这是改革的基础。贫道没参加农村经济改革活动，但当时认为是合适的，贫道觉得农业，尤其是中国农业适合一家一户干。贫道下乡时就认识到自私自利是农民的基本特性。记得从城里回村经常带点吃的，在场的农民都分点尝尝。如果那次没带，有些人竟然就不高兴，好像欠了他点什么。但是，小岗村肯定是个例外，多数农民是能组织起来的。小岗村如果十几年单产徘徊在50斤，等于大家都在耍赖，这种情况一定是宗族问题或其他问题造成的，在农村不是普遍现象。贫道所在生产队大家干活都很正常，偷懒很少见，即使不是正式竞赛，在劳动时也经常愿意把活干利亮，干的比别人快。这样的人在队里威信也高。有一次与一个村里最“二流子”的老乡一起赶集，他说麦天又要来了，有些想出去躲躲。我们村人均耕地2亩多，麦天抢收抢种抢晒确实累得要命。但最后他还是没出去躲。起码贫道村子里没有主动要求分田到户的意见。农民不会想什么新点子，能过就行。但是，中国农民几千年都是一家一户经营，分田到户一定不会有很多农民反对。1985年回下乡的村子，感觉各家确实比以前生活好。说实话，关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焕发了农民种田积极性，中国从此解决了吃饭问题”的概念，一直到今年年初贫道也觉得没什么不对。因为贫道肚子是有感觉的。　　

　　

农村改革是后来改革的基础。正是把中国农村的变化说成是改革的结果，后来一切推进都没有很大意见了。　　

　　

贫道对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中国吃饭问题的说法感觉有问题是因为数学的提示。今年年初数学与人争论小岗村问题，列出很多数字。当贫道算出小岗村亩产只有50斤左右时（注意是亩产，也就是一亩地全年产量），才知道这个村其实是个极端特殊的例子。而看到他们1978年总产3万多斤，1979年13万斤，后来达到54万斤的数字，产量一年翻几翻，后来翻到15倍，这不成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了吗？吃惊后又一算，他们79年依然比贫道那个村子少一半多，90年代无非达到亩产750斤，很正常嘛。知道这个典型是用来忽悠人的。于是就认真算了笔帐，发现“积极性解决了吃饭问题”完全是瞎掰。说清楚这个问题需要用表格或者图示，贫道不会贴，因此只能简单说一下。　　

　　

什么叫吃饱？专家说人均日摄入2200大卡热量，也说成人摄入2400大卡，低于这个标准并不会死，但是会偏瘦，也就是感觉还想吃。高于这些热量就准备减肥吧。但是专家说的不算数，肚子才是真理标准。贫道觉得1982年前后才吃饱了，这个时候中国人均可摄入热量（粮食和油料总热量除以人口）2800大卡（现在也就3100大卡，但是属于减肥阶段）。贫道就以此为“吃饱”标准。　　

　　

1949年中国人均日1900大卡，解放后一直到1970年，都徘徊在2200大卡左右，增长很低。到七十年代，尤其是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会发现人均可摄入热量增长曲线突然抬升。1975年是2500大卡，1981年达到2720大卡，已经逼近2800大卡的线。数字是，19949到1970年人均可摄入热量年均增长0.81%，而1970到1981年均增长1.7%，而后到1985还是1.7%。也就是说，1982年吃到第5个烧饼时感觉吃饱了，就把前4个烧饼给忘了。1985到2003年人均可摄入热量增长多少？年均0.32%，比70年以前低一倍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伟大成果该总什么时候算起？该从82年。因为1980年9月1秋收结束后中央才下文说要推广，1983年才结束。也就是说，中国粮食问题是从1970年到1985年一个连续增长曲线中解决的，联产承包是第5个烧饼而已。1985年就是吃了发胖的第6个烧饼。　　

　　

为什么公社时期粮食会持续增长呢？贫道下过乡种过地，知道干劲儿对粮食增产作用是很小的，还是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起作用。8个字排的越靠前越重要，积极性顶多发挥到第八个——管。从解放初期到文革，开始是抓了水和土。东北、西北开荒增加耕地面积，中国解放后到改革前，虽然城市化和工业化占用耕地很多，但耕地面积还是增加了1亿多亩，而且土壤改良基本是在文革前后完成的。大搞水利建设，中国1965年可灌溉面积就为1985年的75%，1979年可灌溉面积和机灌面积达到历史顶峰（比85年还高！）。机耕面积79年也比85年还高。也就是说，在1970年前粮食总产能够高增长，主要是抓了水、土、密、保、工。文革开始，重点放在了肥和种上了。开始是小化肥，1972年中美建交，74年开始引进13条大型化肥厂，1979年基本投产，并在1978年再引进4条。到80年代初，中国化肥基本自给。而良种问题就不用再说了，无论小麦还是水稻都是文革期间研制，文革后期一直到1986年用计划体制推广的（1986年农村三站自负盈亏）。没有这些条件，人有多大胆也不行的，只要种过地就知道！　　

　　

接着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70年代的人均摄入量“跃升”（借用数学的术语）。人均摄入量提高是两个因素，是粮油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间关系。1970年前中国粮食增产少吗？不少，1949-1970是年均增长3.64%。而所谓跃升期（70-85）只有2.9%。跃升期（85以后）以后只有1.2%。也就是说，人民公社时期是中国粮食增长最迅速时期。这组数字显然与前面那组数字不符。为什么呢？显然与人口增长率有关。　　

　　

中国解放后人口增长非常迅速，数学的跃升图画得很清楚。1949-1975年的21年中人口年增长2.1%。而且顶峰为65-70年，达到4.3%，奇怪的很，70-75年突然降低到2.2%，75-80年（计划生育是1979年开始的还没显示成绩）继续降到年均1.3%，80-85又下降到1.1%，85年至今还是1.1%。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在解放后经历了一个高增长期，在文革初期达到峰值，70年开始下降，到1980年已经接近现在水平。也就是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人口增长率急速下降的趋势，后来所谓计划生育无非是这个趋势的继续而不是起点。这就清楚了，正是1970年中国保持了较高的粮食增长势头，而同期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人均粮食就增加了。　　

　　

于是下一个问题又来了，右派又可以说毛泽东的事了，什么“错批一个人，多增3个亿”。其实这话糊老百姓可以，糊专家是不行的。人口增长是有自己规律的，认为控制力非常弱，顶多顺着趋势加把力。如果人口在上升趋势中，除了靠暴力，没多大作用的。　　

　　

人口增长又是两个因素组成的，就是妇女生育率与人的死亡率。生多死少就增长，死多生少就减少。而妇女生育率取决于妇女生育意愿，妇女生育意愿取决于所谓“人文发展指数”（HDI）。这个规律是80年代前后西方人口学家研究发现的。人文发展指数由婴幼儿死亡率、入学率和人均GDP组成，数字从0到1，越低妇女生育意愿越高。一般0.5以下会有6-7个的生育率，0.5前后会明显减少，过了0.5会急剧下降。其实想想也都明白，要是生2个会死1个，为了要个男孩，起码生4个才保险。要是要2个男孩，要生8个才保险。如果生一个活一个，顶多生2个就够了。一个初中毕业的妇女很难劝她去生5、6个了。看到这里，明白人一定会发现提高HDI指数在一定阶段会与降低人口增长，因为只要婴幼儿死亡率减少，生一个活一个，人口增长就快。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1970年的63岁（不是21年提高28岁，预期寿命是根据统计死亡率算的，是各个年龄段死亡率的累加），是因为婴儿死亡率降低太快。同时，60年代由于村村办小学初中，中学入学率非常高（1978年达到顶峰，这个数字90年代末才恢复），文盲大量减少。到1970年中国人均GDP也很高。要知道HDI指数是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而不是汇率计算的，这个时候中国物价非常低，因此数字并不是后来说的那样什么“崩溃边缘”。中国1950年HDI指数为0.159（印度为0.16），以后开始提升。但一直到1969年妇女生育率平均为6个多，而1970年开始接近0.5， 1972年就突破0.5，此后中国妇女生育率为：1970：5.8个；1972：4.2个；1974：3.7个；1976：3.2个，1978：2.75个。也就是说，城市试行计划生育政策前，妇女生育率已经接近人口自然更替水平（指人口不增不减，数值为2.3）。清楚的人都知道，中国真正严厉试行计划生育是80年代末。这个时候已经早降低到自然更替水平以下了。　　

　　

算到这里，贫道才明白了，所谓“吃了肉还骂娘”，并不是吃了联产承包的肉骂改革，是吃了计划经济的肉还骂毛泽东！　　

　　

因此，由此看来，人的认识来源与实事求是，来源于全面细致地调查研究，如果只凭感觉，别人说的稍微像点就点头，一定会有错误认识。贫道对这段改革的认识，是贫道早就成为所谓“左派”后很多年才真正清楚的——是前几个月清楚的，以前不照样糊涂么？　　

　　

还有一点，研究不能带情绪，不能先入为主，而且要说清楚关联问题。比如，虽然贫道前面完全用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说明了吃饱不是靠干劲儿的，但中国农民确实在80年代收入大幅度增加，农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8.9比100提高到1990年的49比100。仅靠农业能增加这么多吗？农业是一部分，还有一点就是农民成为小生产者后，会有非农收入，包括自办企业和在乡镇企业及做农民工。贫道以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真正作用是这一点，与农业基本没关系。另一个因素是两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总幅度达到40%左右。由于数据不足（统计口径问题），无法仔细研究。　　

　　

贫道现在依然认为，改革是必要的，甚至搞市场经济也不一定就要翻车。关键在于不能把改革当饭吃，也不能胡编乱造一堆道理，一点不顾事实来为改革辩护。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并认真研究问题，才能有发有收。否则就一定最后走到九江大桥上，进退无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