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扯不去的“犹太性”——论伯林身上的平民情结
>作者
>曹瑞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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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犹太民族在近代历史上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创造性，然而在这些成果的背后却隐藏着他们巨大的精神痛苦。正是无家可归的茫然情绪和得不到认同的焦灼感，不断激发起他们的精英意识，促使他们以自己的人格健康为代价，在世界上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然而这些奇迹却令伯林感到痛心，他希望有朝一日能揭去近代世界和犹太人自已贴在他们身上的“犹太性”的标签，哪怕因此失去的因痛苦而获得的创造力，仅仅是作为快乐和正常的人生活。而且在伯林看来，只有这样才能算是对世界真正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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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犹太性， 启蒙精神， 民族主义， 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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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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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秋伯林在芝加哥大学做讲座时遇见利奥?斯特劳斯，两人谈起了霍布斯和马基雅维里，然而结果却是不欢而散，关于这次见面斯特劳斯给伯林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贾汉贝格鲁在他的《伯林谈话录》中记载说：伯林把斯特劳斯当作一个真正的古典学者和犹太教法典学者来尊重，可又对于他身上体现出的那种古典性和犹太拉比式的神秘感有点神经过敏式的不快。在伯林看来斯特劳斯的那种微言大义，总要找到古人话外之音的方法实在是“对别出心裁和各种怪诞念头极大的刺激”，至于斯特劳斯对现代社会所持的态度伯林认为那简直是近乎荒谬。最让伯林忍受不了的是斯特劳斯和他的那些学生竟相信存在着“形而上学之眼”，透过它可以掌握人生美好的真谛所在！作为一个在经验世界里持怀疑态度生活的人，伯林对这些拥有“魔眼”的精英们是敬而远之，自认无福享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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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伯林的世俗化使他很难理解斯特劳斯的古典性，也许是事实，因为伯林自己也承认他从小就“喜欢世俗性，喜欢对权势世界的内部运转方式有某种把握，喜欢听闲话，喜欢试着去了解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卑劣动机在让这个世界运转下去。‘世俗性’在他的词典里几乎已经和所谓的‘现实感’成了同义词。”２然而问题却不仅仅是世俗哲学家遇到精英哲学家时气质上的不协调，伯林对斯特劳斯的过敏还有超出个人学说气质的更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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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我们所知，伯林和斯特劳斯都是犹太人，作为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的孩子，他们都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犹太人在近现代人类思想的几乎所有领域都做出了巨大的、甚至是划时代的贡献。可是当我们追问：是什么使犹太人民族在近现代爆发出那么强烈的创造力？至少有一点可以作为参考答案，即：整个犹太民族近代以来都处于无家可归、焦灼不安所引致的心理失衡中，他们承受着比古代犹太人更为深重的外在迫害和内心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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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97年葛斯?范桑拍摄了荣获了当年奥斯卡最佳编剧和最佳男配角奖的影片《心灵捕手》，这部片子讲述了一个数学天才成长的故事，这位数学天才从小受尽苦难，因此有些心理失衡、行事古怪，数学教授看中了他的才华，而心理医生却希望还他一个完整的人格，当然既有才华又人格健全最好不过，但若只能保全一个，是成就一位伟大却变态的数学家重要，还是成就一位那怕平凡却心灵健康的人重要？这种处境正是近现代以来犹太人所同样面对的选择临界，而伯林对于斯特劳斯精英式学术的过敏反应，也同样来自于对这个问题的反思。当那位现代“大拉比”斯特劳斯表现出满溢的精英气质时，伯林心里所被刺痛的却首先是斯特劳斯的犹太身份，因为作为犹太人所展现出的精英气质和那些撒克逊、日耳曼以及斯拉夫人身上表现出的精英气质是大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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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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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林曾把犹太民族的历史发展大体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在小亚细亚或北非还拥有少数殖民地的时期；第二是中世纪流离失所时期；第三是近代以后所谓的解放时期。３在第二时期犹太人没了国家，四处漂流，但他们能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宗教文化、风俗习惯，无数拉比用毕生心血维系着民族的记忆，在四处流浪中为同胞们保有一块所谓“犹太性”的精神家园。尽管每在一地犹太人都被隔离在特定的区域（犹太区）内生活，而且不断受到帝王的迫害、当地领主的敲榨、以及来自本地人的歧视，可他们心中这块封闭的“圣土”仍能抵挡一切，使他们在夹缝中坚强地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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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封建时代大迫害所没有攻破的精神城墙却为启蒙运动轻而易举地攻破了！在那个以理性为汇聚点和中心的时代里，特别是整个18世纪，到处“浸染着一种关于理性的统一性和不变性的信仰。理性在一切思维主体、一切民族、一切时代和一切文化中都是同样的。宗教信条、道德格言、道德信念、理论见解和判断都是可变的，但从这种可变性中却能够抽取出一种坚实的、持久的因素，这种因素本身是永恒的，它的这种同一性和永恒性表现出理性的真正本质。”４甚至在狱中等着上断头台的孔多塞也依然兴奋地预言：新世界将到来，“在那里，人人都将掌握有必要的知识，在日常生活的事物中按照自己固有的理性指导自己，保持它没有偏见，以便更好地懂得自己的权利并按照自己的见解和自己的良心来行使自己的权利……”５当启蒙的达到顶点，大革命的热情促使当地人主动打开隔离区，向曾经倍受欺凌的犹太人伸出友谊之手，宣称理性之光同样照耀着他们，开化的人在哪里都会是平等的，犹太人的解放时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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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文艺复兴后的几个世纪里，启蒙所播散的怀疑思想早已不可避免地飘入了封闭的犹太社会，有不少大胆叛教的人离开犹太区，其中不乏杰出之士，如哲学家斯宾诺莎。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封闭他们的城墙是从外边瘫塌的，那些曾排斥过他们的人们正挥动着“平等”的手绢欢迎着他们。面对这一未曾意料的情况，犹太区里传统的宗教和习俗再也无法内在地封住大门，犹太人中间出现了分裂！现在不只是一小撮，而是一批人，即所谓“开明犹太人”纷纷改宗易旨走出犹太区，希望溶入本地人的世界。可当闸门开启，要追上启蒙中早已走在前边的那些“先进民族”，保护了犹太人上千年的“犹太性”此刻却成了沉重的负担，在接纳他们的人眼里那竟代表着：愚昧、落后、反理性和自我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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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林的先辈也是这批走出去的犹太人中的一员，当伯林开始沿着先辈的脚步在精神上追溯往事时，走得越深新世界就越发阴暗。伯林看到：犹太人当年是被人道主义、平等、宽容、国际主义的大旗迎进本地人生存已久的世界，对于这个世界，犹太民族十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和它打着交道，无论金钱让他们多么有力，他们也只能旁观却无法进入。可今天当他们深入进去，走过那些闪着理性光芒的大旗和解放的幌子后，才发现新的世界却是一个受着民族主义支配，为地位、权力和财富而残酷竞争的世界。６犹太民族是少数民族，但在到处都是同族兄弟的犹太区中，“少数”只是个统计学上的概念，而现在他们置身茫茫大海般的拉丁人、日耳曼人、撒克逊人中间时，“少数”才成了实实在在的心理感受。那些人才是当地的主人，是新时代原则的制定者，溶入他们的社会就得接受他们已经定好的一切，而且要做得比当地人更好才行，不然那里就只剩垃圾堆可供容身！开明的犹太人很快明白了这点，他们兢兢业业地工作，发挥老本行上的优势，仅一两代时间，在一个以金钱为准则的近代竞争社会里，很多人就登上了暴富的黄金宝座。在那群接纳了他们的强者中间获得成功，这是多么大的胜利呀！但同时就在这胜利下面，一个专为他们准备的陷阱也慢慢挖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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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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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革命是启蒙运动的顶点，也是它的终点，之后升起了浪漫主义运动的强劲狂潮。伯林自己也承认他是浪漫主义的孩子，可同时他也不得不面对这辉煌运动背后的陷阱：民族主义。浪漫主义运动发起于德国，伯林认为这一运动恰恰在情绪层面上表达了一股德国人特有的冲动，即：他们急欲清算长久以来面对法兰西文化时的自卑情结，希望文化还很弱小的德意志能够借助中世纪的神秘力量对法兰西强盛的启蒙思想展开反击，几百年里文化受辱之感使德国开始不断强调自己种族的优越性，只有这样才能压过法国启蒙普世主义的势头，才能夺回他们的心理平衡。７如果说启蒙的理性广布世界，那德意志精神则只存于日尔曼人当中，它是独特的、高贵的，更重要的是：它是先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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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德国境内居住有一大批“开明犹太人”，为了得到新世界的认可，他们信仰当地的宗教，服从当地的法律，接受当地的教育，习惯当地的风俗，甚至开始为自己身上的犹太性而感到不安和羞愧，那已经成了落后和野蛮的象征，是理性时代唾弃的劣性。这种不安如此之浓，以至当德国犹太人看到东欧新移民来的犹太人时，既会生出一种在同族面前已为新人的优越感，也会因为他们的出现会让当地人发现自己当年也不过如此而浑身不快。８通过几代人的改造他们已经把自己看成是德国人，并且真心地爱着那个国家、那个民族，甚至很多人忘记了第一个打开了犹太隔离区的是怀着启蒙思想的法国人！这些德国犹太人也热情高涨地参与到反启蒙运动中，一边强调德意志先天的优越性，一边嫉恨着那些自命不凡的巴黎人。然而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们却并不买犹太人的账，在他们眼中犹太人只是“有用的杂质”，最终要被过滤掉，纯粹日尔曼性中最终是不可以搀入低劣的“犹太性”的。他们一次次提醒那些自认为是德国人的犹在人注意：不论他们多象德国人，他们也还是犹太人，他们身上的“犹太性”不会被洗掉，只是潜伏了下去，它永远在他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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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伯林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罗马和耶路撒冷》的作者赫斯的遭遇，当他看到德国民族主义诗人贝克的一首爱国诗歌时兴奋不已，主动为它配曲并寄给作者，可贝克却把信退还回来，并在上面潦草地写着：“你是一个犹太人！”９可以设想：当一个外乡人学着本地口音说话时，说得再像，本地人也能听出变腔不变调的外乡音来；不过一两代后他们的孩子总有可能说得和本地人一样地道，谁也听不出什么外乡音。可是犹太人却没有这种幸运，无论用皈依于启蒙，还是投身到浪漫主义中，不论哪一代人，每当他们接近当地人时，他们卷曲的头发、乌黑的眼睛都使当地人还是能从他们字正腔圆的话里“听”出他们的犹太性，越接近只意味着越遭嘲笑、越受排斥，时间在此似乎也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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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在这种处境中的卡夫卡说出了犹太人的心理：“很难受地夹在一个他们难以重返的、有着庇护作用的犹太共同体和那个永远也不会完全接受他们的西方社会之间”，更令人可怕和畏惧的是：这种空荡荡的无家可归感已经内化到他们生命中。１０犹太人成了永远的异乡人，命中注定要像该隐般无限期漂泊，那曾被他们当作一件穿旧的衣服扔掉“犹太性”重又回到他们身上，直到现在他们才明白那根本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种皮肤！问题也不再如脱掉一件衣服那样简单，而是要去撕扯！撕扯一层撕扯不去的皮肤！这皮肤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它曾保护过他们，那时他们多么爱它；但这层皮肤现在却又阻碍着他们的新生，他们对它愤恨不已！这爱恨交集在每一个近代开明犹太人的心中，使他们不断经受着内心矛盾与精神分裂的打击，如弗洛伊德所坦言的那样：“精神分析的创始人是一位犹太人，这也许根本不是偶然的事件。在这种新的理论中表白自己的信仰，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愿，去接受孤独对抗的地位——没有人比犹太人更熟悉这种地位了。”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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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林本人也是深深理解这种漂泊无着的痛楚，虽然他生于拉脱维亚但对那里却从没有家乡的感觉，以后成长的经历就是四处奔波的经历，在寄身英国的岁月里，整个一代犹太人的精神分裂和孤独无依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他感到：犹太人身上渐渐成长出来的精英意识正是来自这种非常状态，是一种受辱和被抛后的精神抵补的需要，是极端困境中寻求到的极端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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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林在思想史中找到了一位能典型得反映这种心理危机的代表“病例”：狄斯累利。狄斯累利作为混迹于英国贵族社会中的犹太人，极尽一切哗众取宠的本领，并最终率领起了一群由公爵、伯爵、顽固的乡绅和健壮的农民组成的旧势力集团，而他俨然以领袖身分居于其中。一个父辈还是来英国淘金的犹太人的儿子，在没有任何显贵身世的基础上竟成了英国旧贵族的领袖，这不得不说是十九世纪英国一道奇怪的风景。虽然狄斯累利不否认自己的犹太身分，可他心中却不能自拔地迷恋作为一个阶级和一种原则的贵族，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同，成为其中一员，他夸张似地发挥自己的才华，迎合旧势力在新兴资产阶级面前的厌恶和恐惧心理，向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发起攻击。可以说他是成功了，他能以征服者的姿态冲入旧贵族圈，但就在这样的高位上他依然还是一个局外人！仿佛罗马帝国从西班牙雇来的将军，贵族需要他、欢迎他，甚至还服从他，但那道认同的最后之门却永不会向他打开！狄斯累利不敢面对这一现实，他不得不返回头去以同样夸张的态式强调自己身上的东方性和犹太性，那层撕扯不去的“犹太性”皮肤又被他变成金丝玉缕披在身上，每个犹太人在他眼里都是更高贵的贵族，这是一种为了恢复严重心理失衡的报复，而这种得以恢复的心理平衡却只是高空走钢丝时的平衡，精彩绝伦又极端危险。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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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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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回顾近代“开明犹太人”（尤其是德国）的发展历程时，总是会发现：开始来的都是些商人，可两三代后却涌现出了一大批影响了世界文明的思想家，如：马克思、弗洛伊德、卡夫卡、维特根斯坦……。这些人的父辈多是商界精英（伯林的家世也是如此），老犹太人意志坚强却又感觉迟钝，初入新世界打拼，不但勤奋吃苦而且把受屈辱视作应当。然而当他们的子孙在先辈奠定的成功之基上进入社会深处时，居然感觉不到理应受到的尊重和羡慕，反而体会着来自本地人越来越强的歧视和嫉妒，他们所受的良好教育更令他们分外敏感地体会到这股敌意。想成为本地人的打算只是一厢情愿，当地人眼里他们和那些刚进入西方社会的东欧犹太人没有实质上的分别，更为糟糕的是：他们也忘记了自己的传统！现在，整整一代人陷入被抛弃的精神分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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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业绩几乎没有几件是在心平气和的状态下创造出来的，外在的痛苦、坎坷、打击和折磨滋生出人们心中剧烈的矛盾、深深的自卑以及亢奋的激情和复仇的怒火，是这些东西塑造了天才并接生出他们的杰作，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语到沧桑句更工”。可是这种临界心理近代以来却偏偏压向了犹太人，让他们每天每夜经受无家可归和局外人处境的折磨，在巨大的心理失衡中激发出他们横溢之才华，也促使他们形成了精英意识，加固了选民情结。当现代社会中他们一件件令人叹为观止的成绩都可以追溯到他们所经历的苦难时，这些成绩是奇迹呢还是必然？不论弗洛伊德的理论对全人类是否适用，但它至少对犹太民族有效，文明的确是精神颠狂者在能量升华中创造的，不过这里的能量不再是“里比多”，而是无数狄斯累利般精神分裂的犹太人受压抑的认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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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这种全民族的心理失衡成为伯林特别重视赫斯的关键所在，赫斯力图溶入日耳曼民族的失败经历使他体会到：一个人无法象蛇一样脱去自己民族的皮肤，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猖獗恰好说明了民族主义并没有被法国大革命所击败，近代社会是民族国家的社会，没有对自我民族的认同就永远只能处在无家可归的状况，所以犹太人必须找回自己失落的民族意识才能合法地立足于世间；同时赫斯心中的犹太民族主义不再是德国式偏狭的民族主义，他主张民族共存、民族平等，只有在此基础上犹太人才能拥有和其他民族一样的正常的生活。１３赫斯构想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希望通过移居那里犹太人不再危机四伏地生活，不再体会一边拼命撕扯自己身上的“犹太性”，一边又拼命赞美这“犹太性”的精神分裂。伯林完全赞同这一思想，认为这是最好不过的药方。他与贾汉贝格鲁谈话时明确表示：“必须有这样一些地方，在那里犹太人不会被迫时时意识到自我，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并不觉得必需完全被同化，不必刻意强调自己对当地文化的贡献，他们完全能够过正常的不受注意的生活。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就是正常化，要创造条件让犹太人能够像一个民族那样生活，跟别的民族一样。”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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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过正常人的生活！这是伯林从赫斯那里认识到的精髓，也是从自己身上体会到的真理。一个民族的才华如果是以变态的代价得到，那么不论对这个民族还是对世界，终是一场不幸，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成果只不过是通向未来毁灭的开始。这种情绪使伯林更加热爱市俗世界里的普通凡俗，虽然他仍然还是个英国式的精英知识分子，但我们总能从他那里听到对平凡的赞美，他从犹太人的精英身上看到了太多民族的痛苦，也许正是斯特劳斯的犹太人身份才使他的精英气质被伯林格外讥讽了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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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过度的理想性在犹太复国的实践面前却显得十分幼稚，对伯林来讲复国主义不是为了争夺以色列的领土，而是要让犹太人获得自由，能与其他民族平等平共处；在新生的国家里不是让每个犹太人重新回到一种所谓犹太人的生活方式，而是为所有犹太人提供一个象其他民族一样自由的生活空间，在此他们不再承担过度的心理危机。１５正是这种理想支持他与以色列的国父魏茨曼建立起长期的友谊，主动充当犹太复国者与英国政府之间的联系人；同样的理想也支持着他严厉谴责贝京为了复国的恐怖主义行径，就在犹太复国的关键时期他仍发表演讲指出：“恐怖主义玷污了我们的历史，它是对一个犹太社会必须树立的理想的嘲讽，它污染了我们的旗帜，它令我们为世界的自由主义良知而发的呼吁遭到损害”；１６最后，也使他终于没有选择由主张强权的古里恩占领政府的以色列国，而是重新回到英国渡过他平静的学术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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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以色列的建立脱离了伯林的建国理念，在一片帝国主义为他们安排好的战火纷飞的家园里，那里形成了一股力量，它们继续强调着犹太原教旨的力量、种族优秀论以及狂热的帝国情绪。伯林一直希望自己的民族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而现实却是刚有一线治愈精神分裂的曙光，整个民族却又患上了狂燥症。斯特劳斯当年就认为犹太立国并不能解救犹太人的精神，也许他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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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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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流转，伯林已经逝世八、九年了，他心目中的以色列还在无休止的以巴冲突中不得安宁，那里的人们依然没有如他所愿：不再记起自已身上的“犹太性”，如同健康的人意识不到自己皮肤的存在。在影片《心灵捕手》结尾时，那个可能已不再是天才的少年，怀着一颗健康的心，在充满阳光的大路上开着一辆破车去寻找他旧日的恋人。在逝去的伯林心中，他的梦想是否有一天会实现？是否有一天犹太人哪怕失去了往夕因为精神分裂而产生出的巨大创造力，但他们不再为一层曾是屈辱的又一度是优越的撕扯不去的“犹太性”的皮肤所困扰，他们能平凡又正常地和其他民族一样生活在同一片阳光之下，走在共同追求人类幸福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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