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对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与毛泽东思想
内容提要

十七大后，在政界、理论界存在着以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原本内涵为前提和核心内容（即以毛泽东思想为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以“非毛化”为纲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争论。在前者体系里，毛泽东思想不但是理论基础，而且是其中的主体和核心内容；毛泽东思想与后继者的思想理论相比，是“体”与“系”的关系。在后者体系里，毛泽东思想已经被排除在外，而以市场经济理论为核心和标志，其主体已经演变为与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无原则差别，却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即与科学社会主义格格不入了。在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什么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问题上，至少存在四种性质各异的解读情况下，说：“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是没有多少人会相信的。
本文对三位当红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初步评析：①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抽象为“普遍幸福主义”和“实事求是”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条，是把党一贯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当作“僵死的教条”一笔勾销了。②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一样看待，并且一概予以否定，显然是背离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③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由“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多数主流学者主张取消这个限定词）市场经济理论上来，就把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也看成是这个体系的心外之物，党的基本路线还不到30年就被彻底动摇了。
在两种对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论争过程中，既会给坚持继续革命的左翼力量提供重新掌握党政主导权的极其有利的时机，也会在准备不周、策略有误的情况下使这种有利时机来之即失，导致右翼势力更加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

两种对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与毛泽东思想
李振城

党的十七大之后，中国理论界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立即展开了私下的或公开的激烈争论。
把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章观点进行比较，实际上反映了自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从理论到实践上逐渐形成了两种对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一种是以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原本内涵，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为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另一种是以非毛化（即逐步蛀空、挖掉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为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
笔者认为，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原本内涵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是不可以与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的。毛泽东思想不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打下了理论基础，构建起了基本框架，而且还有其它一系列极其重要或重大的创见。不过，在另一种意义下也可以把毛泽东思想排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之外，只是这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而是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原本内涵相脱钩了。
总而言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打下了理论基础，构建起了基本框架，还有其它各方面的创见，只是在有些方面被其继任者建设性地继承发展了，而在另外一些关键性方面被其继任者在另一种意义下极大地突破了，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逐渐远离毛泽东思想、远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了。这正是引起政界、理论界激烈争论的根本原因。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本内涵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外延
在笔者撰写、南开大学出版社于1988年5月出版的16万字小册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入门》中，在概述社会主义的来源和发展及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概况之后，就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模式、矛盾、发展规律、发展阶段等基本范畴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重大意义和它的基本内涵。其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它既是奋斗目标又是立足点、出发点和生长点，既是指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又是指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殊道路。而且其中特别强调，我们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并不是要独树一帜，另起沪灶，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而是从本质上真正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表现和结果。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而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它的活的灵魂，就在于要求人们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相统一这条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这就是毛泽东所一贯倡导的，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也就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①
当初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并不是要用新自由主义或民主社会义来取代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为了更科学、更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上“中国特色”这个定语，一方面是指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具有中国的气质、特点、风格和色彩，另一方面是指只有和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相联系的中国特色，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而不是任何一种中国特色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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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500页。
的。因此当初党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包罗万象的大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在行动方针上，党要求坚持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坚持改革开放，既要反对僵化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变种——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是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原本内涵（主要是四项基本原则）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日益相结合过程的产物和表现。它在自身的每个发展阶段中所显现的模式特点或特色，既包含它的优点也包含它的缺点，既包括历史经验也包括历史教训。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本内涵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外延应当是：
①从纵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外延包括社会主义建设自始至终的整个历史过程，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到共产主义社会建成之前的整个历史时期。在此期间会显现出各具特点的若干个历史发展阶段。因此，不应当用某一个发展阶段的特点来否定、抹杀另一个或另几个发展阶段的特点或特色。因为这种观点是孤立地、静止地看待历史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表现，是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唯物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思维逻辑的。
②从横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既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在内的整个生产方式，又包括政治、法律、科技、文化及其它各种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的基本制度和运行机制，以及它在各个发展阶段中所展现的各个方面的特点。如果仅从经济领域里抽出某一方面（如计划与市场关系）来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内涵和外延，显然是极其片面的形而上学观点。

二、毛泽东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打下了
理论基础，构建起了基本框架，并为改革开
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明了金光大道
笔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入门》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产生，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体实际日益相结合的产物，又是这种科学结合的重要标志和新的起点，是继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纲领和行动指南。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它起始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形成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划时代的光辉著作。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作斗争，经过曲折逐步取得胜利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日益与‘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决裂、使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相结合的历史，亦即毛泽东思想由产生、发展到成熟的历史。它的标志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确立。这一理论的前提，是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国情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从而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做出了完全切合实际的判断，进而系统地正确地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道路、前途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它在革命道路方面的主要内容是有关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完整理论。它的最低纲领是完成民主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它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现最低纲领是实现最高纲领的必经阶段、而实现最高纲领是是实现最低纲领的必然趋势。这一理论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它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又充分体现了中国应有的气质，中华民族应有的思想作风，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①由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完成民族民主革命；②把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前者是革命对象，后者是革命团结对象和革命动力的一部分；③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与同盟者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④在有条件的农村建立并逐步扩大武装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⑤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深入发动群众，争取同盟者，努力壮大民主进步力量；⑥坚持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摒除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和教条主义的‘一次革命论’，使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主要表现在：
（一）建设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有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作政治保证。而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正是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确立起来的。其中，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推进新中国继续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继续革命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领导核心力量。在这个理论基础和领导核心力量的前提条件下，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夺取了国家政权，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上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中没收官僚买办资本归国有即全民所有，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与完成新民主主义土地革命相衔接而确立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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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入门》第165～166页。
“一化三改”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且成功地完成了“三大
改造”，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与此同时，新中国形成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大众的科学的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制度。这个活生生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政治前提和最基本的核心内容。如果离开了这个政治前提和最基本的核心内容，那还有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可言呢？
（二）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划时代的光辉著作中，毛泽东科学地揭示了中国刚进入社会主义后社会矛盾的性质及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改革开放（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让资本主义来破坏、搞垮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按照毛泽东的教导，首先应当确认，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导方面，又存在着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非主导方面。因此，社会主义的改革，就是要悉心保护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主要是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通过适当的途径和方式改变那些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如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具体形式，按劳分配的具体制度，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适当调整，如何实施社会主义民主，克服官僚主义，清除剥削阶级的腐朽意识形态等等）。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还亲自为全面开放（由于当时的特殊国际环境，新中国在较长时间里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开放），即对西方国家开放疏通了道路（如保留香港、澳门开放窗口；高薪吸引、重用、善待外国专家和海外人才；通过乒乓球外交打开局面；大批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等），指明了方向（就是要大力引进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和先进经验，抵制西方腐朽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在这部光辉著作中，毛泽东还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如何正确认识、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阐明了具体途径和方针。如果抛弃老祖宗的这些珍贵遗产，那还有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可言呢？
（三）在领导中国人民继续革命、改革、改造、革新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还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科学的道路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指导方针。其中主要有9个方面极其重要的指示，即：①对改头换面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战争本性和国内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必须有清醒的认识，防止导致卫星上天而红旗落地那样的不幸结局。②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基点，外争国家的完全主权，内争无产阶级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权，决不因巨大利诱而拿原则作交易。③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多快好省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④要注意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现阶段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5亿农民，但要把国家和公社的商品交换纳入计划轨道，逐步推行合同制度。⑤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现阶段要实行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方针，允许小自由，限制大自由，妥善利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⑥在社会产品分配上要适当增加积累，兼顾消费，留有后备，限制高薪，注重社会集体福利事业，实行适当的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并重的方针，坚持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反对贪污、浪费的方针。⑦将社会改革与技术革命、技术革新结合起来，在开展技术革命、技术革新、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过程中要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坚持学习外国与独创精神相结合。⑧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在三条战线上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促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方针，确保人民参加国家、企业和社会的民主管理的权利。⑨要正确处理共产党内的矛盾和反倾向斗争，切实加强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建设，注重培养革命事业的合格接班人。
这些极重要的指示，不仅在当时有效，而且其中绝大多数在今后很长时期里仍然是管用的。如果把老祖宗的这些珍贵遗产都抛弃，那还有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可言呢？
此外，毛泽东在执政共产党建设方面，在处理民族关系、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方面以及其它各个方面的许多指示，都是应当认真加以深入研究、继承和发展的珍贵遗产。
总而言之，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中所不容抹杀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其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核心部分。从本质上说，毛泽东思想与后继者的思想理论相比，是“体”与“系”的关系。没有“体”是不可能有“系”的。如果把毛泽东思想排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之外，必然会给企图把中国引向新自由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者提供一个极其重要的借口，必然会在党内外造成政治思想上的极大混乱。

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早有明确的科
学内涵，是不容许随意抹杀和歪曲的
现在人们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可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解读却是大相径庭的。其实，大家所公认的最有权威的解读，就是我们党所一贯强调要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而现在有人企图推翻这种科学的解读，说什么要以“发展的观点”和“实践标准”来重新“界定”和“鉴定”。
2008年3月27日，一家号称“社会科学”的大报“理论创新”版上，以通栏大标题发表署名文章：《在发展中解读“科学社会主义”》。这篇文章的署名作者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
按照这篇文章的解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只剩下“普遍幸福主义”和“实事求是”或“以实践作为检验社会主义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两大根本原则”了，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被一笔勾销了，说什么“如果它是贯彻主张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原则的，就是较科学性的社会主义学说，反之，如果它是僵化保守、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的，就是缺乏科学性的社会主义学说”；在实践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古典科学社会主义的许多理论观点，必然会受到程度不同的扬弃”，“只有富有创新性、发展性、时代性的社会主义，才有可能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
人们从中可以看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这位作者是要求人们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古典科学社会主义”的许多基本原则都是应当放弃的。这个老祖宗是“不足法”的，都是可以“修正”和“扬弃”的，都是应当“解放思想”、大力“创新”和“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已经过时了；马克思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已经过时了；《共产党宣言》里阐明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这个根本原则也已经过时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也无需再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全都过时了；唯一应当坚持的是“解放思想”、“创新”、“发展”，是“与时俱进”。
按照这篇文章作者的思路，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演变为资本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了，中国也应当紧跟其后，主动去迎合这种演变，以往我们党所宣传的要求抵御“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的一切举措，全都是徒劳的，全都应当“解放思想”，“彻底转变古典的传统观念”。
这篇文章作者还要求人们相信，无需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为主体，就可以实现人人富有、社会公平和社会安全，就可以享受“普遍幸福主义”。试问，这是经过哪家“实践”检验过的“真理”？为什么第一个首富牟其中要双手高呼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万岁，而下岗工人提起“改革开放”就“怒发冲冠”，被“一脚踢”工人由过去热爱共产党变成“现在我恨共产党”？难道经过“改革开放”的“实践检验”，就意味着只有像牟其中那种人才拥有“真理”，而下岗工人或被“一脚踢”工人都是与真理无缘的？
这篇文章作者自以为很高明，是大胆“创新”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高论者。其实，它并没有摆脱所有机会主义者、实用主义者那种“游蛇式”的共同特征：只要变，不要守，“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在他们看来，所谓根本原则就是无原则，无原则就是这伙机会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所唯一坚守的“根本原则”。

四、是否可以把“中国特色”解读为
否定“苏联模式”后的独具特色？
是否可以把“中国特色”解读为否定“苏联模式”后的独具特色？是否可以用这种独具特色作为把毛泽东思想排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之外的充分依据？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又一个重大原则问题。
2008年6月6日，《报刊文摘》以《“中国特色”是和“苏联模式”相比较而言的》为题，摘登了《理论视野》2008年第5期发表的中共中央党校党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的是‘中国特色’，而‘特色’来自于比较。‘中国特色’应当是和‘苏联模式’相比较而言的。”“苏联模式的典型特征”，“实事求是地说”，就是毛泽东时代实行的“单一公有制，追求‘一大二公三纯’，排斥非公有制经济；分配方式单一化，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体制；搞计划经济，排斥商品货币关系，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根本对立起来；经济社会管理高度集权，等等”。只是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体制改革”，才“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真正具有了“中国特色”：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生产要素按照贡献参与分配成为一条原则；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传统计划经济。这种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看不到，在以往的现实中也是找不到的。”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思想不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定位于邓小平理论”的“符合实际的”“科学的理论依据”。
不知道大家对这种解释是否信服，反正它是说服不了我的。
首先，它并不是“实事求是”的。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模式，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文化上，与“苏联模式”相比，既有共同点，又是有很大差别的，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当时中国的公有制形式需要继续改革，但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它有“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样的独具特征。当时中国的分配制度需要改进，但企业仍然实行八级工资制，农村按工分分配，并不存在什么平均主义。当时中国以计划经济为主体，但并没有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当时中国的政体单一制和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保留至今，这都是中国独具的特色。当时中国的文化方针是强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铲除毒草，大力倡导真善美的百花齐放，产生了《红旗普》、《金光大道》等大批优秀的社会主义文艺和电影作品；尤其是对京剧的改革，涌现了一大批革命样板戏，久演不衰，改变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文艺舞台的局面，使社会风气得到净化，更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这一系列的差别，怎么可以一笔抹杀？怎么可以把当时的中国模式看成是与苏联模式一个样而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呢？
第二，决不可用现代眼光去抹杀历史上创建的社会主义模式。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任何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包括最初的巴黎公社在内，都有它各自的优点和缺点，经验和教训，即各有各的特点或特色，都起过程度不同的积极历史作用，都要一分为二地对它进行具体分析。这才叫做实事求是。铁铮铮的历史事实是：无论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模式，还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模式，都对社会生产力和科技文化的全面发展进步起过巨大的推动示范作用。它的丰功伟绩己经载入史册，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社会是在不断运动中曲折地向前发展变化的。旧有的社会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社会矛盾，需要新的改革调整措施。新的改革调整措施得当，就会产生新的发展动力；否则，就会导致新的社会矛盾激化。如果只是看重原有模式的缺点失误和现有模式的优点功绩，而有意无意地轻描淡写已经显形或潜在的现实社会矛盾，就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和盲目乐观主义两种错误倾向。历史既是无情的又是有情的。过度否定以往历史者，事实上也在自我造成自己的历史被后来者所否定的悲局条件。就是说，过度否定历史者，终究要被历史所否定，这是任何人都不可回避的历史定律。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可以描述，但不可以固化；它仍然需要经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就拿那位副局级组织部副部长所列的条款来说，有哪些条款是可以固化的？在受到新自由主义主导的传媒强势进攻的情况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己经岌岌可危；按劳分配也已被按资分配和按权分配所压垮；重市场轻计划的弊端日益显露，对外依存度越来越大，两极分化之剧烈已经成为世界之最①，社会矛盾日益凸显②，要求对现有体制进行更新变革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了。在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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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路透社上海2007年10月10日电，“中国亿万富翁人数现在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在2007年的胡润百富榜上，“资产达到或超过10亿美元的中国人从2006年的15人猛增至108人，比西方国家快得多。”“上富润百富榜的中国人达800人，人均资产5．62亿美元。”其中“26岁的杨惠妍从其父杨国强（碧桂园董事长）得到175亿美元”的资产，成为中国首富。又据中新网北京2007年10月8日电，在当天公布的《福布斯》亚洲版2007年中国富豪榜上，杨惠妍的净资产高达160亿美元。2008年5月13日，《广州街坊论坛》网站转贴世界银行关于中国与俄罗斯的报告中披露：在2001年至 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
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今晚报》2008年3月13日报道：国家统计局于当月11日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2月消费价格指数上涨8﹒7﹪，创11年来月度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的新高。又据中华全国总工会2007年第6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全国26﹒7﹪的普通工人在过去5年里从未增长过工资。”《今晚报》2008年6月29日发表的陈利文章中指出：在1978～2006年间，全国不同行业之间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差距从1﹒6倍上升到4﹒7倍，垄断行业收入超高。又据德新社新
加坡2008年5月8日电，美国管理咨询公司合益集团当日公布的全球调查表明：“中泰越三国工资
差距最大。”2007年，中国管理层人均收入是普通员工平均收人的11﹒8倍（2006年是10﹒5倍），从第3位上升到第1位。越南工资差距从11﹒7倍降至9﹒8倍，从第1位降为第3位。泰国工资差下，怎么可以把那些被称为“真正中国特色”的条款固定化呢？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看成是短暂即失的东西，那你就去固化、僵化好了；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看成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存在物，那么现有的经济体制条款，只不过是一个很短时期里可以存在的特色；随着历史的推移，它必定会被另外种种特色所取代。因为作为社会主义体系的中国特色，只能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里，把马列主义与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国国情日益相结合、使科学社会主义日益中国化的过程中所自然显露出来的特色，而且在不同发展阶段中所显现的特色是有很大差别的。
从总的发展趋势看，社会主义成分将会越积越多，资本主义成分必将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唾弃；而从某些发展阶段来看，由于执政共产党自身所存在的一时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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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从2006年的10﹒6倍升至10﹒7倍，仍居第2位。2007年工资差距较小的国家有：韩国（3﹒7
倍），日本（3﹒3倍），新西兰（3﹒3倍），澳大利亚（3﹒2倍），新加坡（4﹒7倍）。挪威（2﹒3倍），加拿大（2﹒6倍），瑞士（2﹒6倍）。美国从3﹒1倍升至3﹒7倍。
②在2008年6月28日至7月19日的短暂时间里，中国接连发生了“6﹒28”贵州瓮安警民暴力冲突事件、“7﹒1”上海闸北杨佳杀警酿成6死4伤事件、“7﹒3”湖南邵阳警民对抗事件、“7﹒3”陕西府谷县警民冲突事件、“7﹒19”云南普洱市孟连县警民对抗事件。人们把这一连串的事件称为直接起因事小、但性质严重、深层原因事大的“井喷式”社会冲突事件。它反映了社会两极分化的严重性，表明了当今部分公安干警在执行上级指令过程中，偏向于维护官商勾结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暴利需求，时常滥用国家机器来来侵犯普通百姓利益、压制弱势群体依法维权的行动，因而严重脱离群众，失信于民，导致了干群之间、警民之间的严重对立，扭曲了党和国家原有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和崇高形象。
克服的矛盾，就有可能使已经创建的社会主义成分得而复失。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
的历史时期里，特别是它的初创时期和中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谁利用谁、
谁战胜谁的激烈斗争是不会止息的，根本就不存在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彼此趋同或双赢的可能性。

五、何谓“创新理论”？毛泽东思想是不是
必须排除在那个体系之外的过时旧理论？
怎样区别“创新理论”与“守旧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是已经变成过时不中用的守旧理论，是不是完全可以用“邓小平理论”代替，是不是从今以后无需再读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只要读邓小平著作、谈话就可以了？而如今，邓小平理论的有些核心部分是不是也已经过时，大家必须接受另外一种“创新理论”了？这是应当引起人们关注和深入思考的又一个重大原则是非问题。
2008年6月12日，中国评论新闻网转载了一位中央副部长级的老资格的党史理论家发表于《河南日报》的文章认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有特定内涵的概念。毛泽东思想是它的渊源理论，基础理论，而不是它的本源理论，创新理论。邓小平理论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开始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源理论，但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创新理论。“在提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理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前”，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那是“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实际和认识水准”；但是“就当今提出的一系列创新理论而言”，“特别是在实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而制定的那一套方針政策之后”，再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那就很难说得通了；现在改变认识，予以修正，“是很正常的”。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当代中国的创新理论，那么作为基础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就不包括在内”。
这大概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解释了。这位中央副部长级理论家的文章，确实让人们大开眼界。它的意义在于起了道白作用，使人们切实明白了，那些大理论家所倡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真实内涵和外延，究竟是什么货色。
首先，以自定义的所谓“创新理论”为标准，实质上是为把中国全面推向资本主义道路制造理论上的借口，用它来蒙骗广大的干部和群众。
这种“创新理论”的要害，就在于把以私有化为前提的市场经济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核心理论”。它要求人们以这种自定义的“创新理论”作为划分体系内与体系外的标准界限；而判定是否“创新理论”的尺度，就是看是否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是不赞成在“市场经济理论”前面加上“社会主义”限定词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理论和标志，以及是否创新出与这一核心理论相配套的方针政策。从这个立论出发，不但毛泽东思想理应排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而且原来作为中国特色社主义理论代表的邓小平理论和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也应当靠边站，只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心外之物而存在。
经过这一番演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已经由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转移到市场经济理论上来了，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政治核心地位和政治保障作用已经变成无足轻重，甚至可以不必提及它了。邓小平再三强调的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而现在还不到30年就被彻底动摇了。
第二，有些人在“市场经济理论”前面加上“社会主义”限定词，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为了便于欺骗群众；它的实质正是为了迎合资本主义而抛弃社会主义。
十四大明确指出，我们所实行的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联系的。可是十四大召开不久，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市场经济只能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相容的；要实行市场经济，那就必须大力推行私有化（不能绕开“产权改革”这个坎），而且要求越快越好，只有“靓女先嫁”，才能减少损失；还要求对仅存的社会主义国有制企业和其它公有制企业实行“现代公司制”或股份制改造，一律推行合同制，除去“老三会”或使它名存实亡，终止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改由专家治厂，实行董事长、总经理一长负责制，高额年薪制，扩大按资、按权分配的力度，从而使它在极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社会主义国有制企业和其它公有制企业的性质。
为了减少私有化阻力，他们极力主张用高额“干股”来收买官员和国有制企业及其它公有制企业负责人，给关键人物及其家属子女发大财的机会，从而在对国有制企业和其它公有制企业进行改造、卖、送给中外私人所有的过程中，以罕见的速度和最短的时间培植出一个庞大的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导致邓小平曾经认为可以避免的以贪官为主轴的新资产阶级的产生。
这个新生资产阶级主要由四部分人构成。它的主体是内外大资本的私人占有者和主要经营者；它的政治代表和政治核心力量，是被收买或主动迎合的贪官及与其同流合污的家属子女（据有关方面提供的信息，贪官在中国被惩治的，仅占其中的4﹪左右，而且还在不断产生新的贪官）；第三种人是与前两种人相勾结、充当其走狗、暗探或打手的黑社会骨干分子，第四种人是受前两种人恩惠、为前两种人摇唇鼓舌的“知识精英”们。
这个新的资产阶级一旦产生后，它就会利用一切渠道和传媒来影响执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政府的决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
第三，判断是否“创新理论”的标准，是必定要受到每个人都不可回避的不同阶级立场所左右的。因此，我们要时刻警惕、揭穿那些假冒的“新理论”来搅浑人们的头脑。
首先打出“创新理论”旗号的代表人物并不是中国的那些大理论家们，而是当年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大力倡导的“改革政治新思维”的纲领，就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戈尔巴乔夫发明的。它的老祖宗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中间经过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精心培育，才传承到戈尔巴乔夫一代人的脑海里。这也是一脉相承嘛！所以，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其实是再旧不过的旧思维。只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当时身居苏共中央总书记最高权位，便于重用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改头换面的自由化分子，便于开动庞大的、可怕的宣传机器来贩卖他们的“新思维”罢了。聪明反被聪明误。戈尔巴乔夫自以为得计。而实际上，正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导致了他手中的大权旁落，为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叶利钦篡夺最高权位、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开辟了道路，开足了绿灯。
当前通行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小商品市场经济已经存在数千年，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已经存在好几百年了。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先推行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也不是中国，而是南斯拉夫。如果说，需要借用市场经济理论来发展自己是可以试行的（其实，南街村、天津铁厂等实行“外圆内方”的方针，才是应当大力提倡的创举），但不应当用“创新理论”来蒙骗群众。市场经济理论是否能够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呢？从十几年来的实践看，并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来使它得到成功的证明。相反地，市场经济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已经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遭受到严重创伤，使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最近越南金融失控，已经造成严重经济危机，也给中国提出了严重警告。中国物价逐月上涨，股市狂跌，暴露出了中国经济的脆弱性。西方怂恿、达赖挑起的西藏新一轮“3．14”暴乱事件；西方一些最大传媒和国家政府、反华组织再三阻绕、破坏奥运火炬传递；以及四川“5．12”地震后又不得不在实际行动上请回毛泽东思想等重大事实，正是针对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鼓吹者的几个最响亮的耳光。
第四，是否创新理论，创新理论是否真理，不是仅凭人们的主观意志就可以断定的；它必须经受人民群众的实践检验和历史的考验。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往往是对真科学的回报，也是对伪科学的讽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阐明的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亦即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里已经被不少主流理论家否定了。他们认为，当今的世界已经进入和平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原来两种对立社会制度的界限已经模糊，正在走向“趋同”，不必再问姓“社”姓“资”了，美国是“正在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化”的国家，中国在外交上“已经没有敌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线——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已经过时”，必须从这种“僵化”的思想中解放出来，用“新的政治思维”来取代它了。
然而社会现实却不断地掀翻这种 “创新理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以极其野蛮的手段和行径对原南斯拉夫和中国驻南大使馆进行了狂轰滥炸；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对伊拉克发动了持久的侵略战争；美国政府不惜代价地对摇摇欲坠的尼泊尔腐败反动君主政权提供军事援助，残酷地镇压尼泊尔人民革命，结果被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领导人民以革命的两手所击败，结束了君主专制，迎来了民主共和的春天。可是美国政府至今仍然把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领导的人民革命称为“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难道这不正是《共产党宣言》里所阐明的真理的再现吗？①而那些对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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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2008年3月14日，即马克思逝世125周年的追念日，德国之声电台网站发表的文章，引用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沃尔夫冈•豪格对马克思的远见所进行的描述：“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些大段的章节，读起来使人感到，仿佛当年马克思有一架时间机器，可以让他飞到当代，
描述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宣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新的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一方面，资本主义促使生产力飞快发展，另一方面它给人们带来了困苦、迷茫和恐惧。人们惊叹马克思的分析，是“如此适用于当前的社会现象——中产阶级正在为自己的社会地位下降而担忧。”正如《宣言》所说的，“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了，……”资本家想尽一切办法，借用工资的低成本来倾销商品，把生产移到国外，永不停息地寻找成本最低的生产地点。现在我们在“全球化”名义下所谈论的话题，马克思早已富有远见地描述过，并且科学地揭示了这一发展趋势。
德国《新德意志报》3月14日发表德国法学家埃克哈德•利伯拉姆的文章：《不是告别，而是理论创新》。文章引用弗•梅林在90年前出版的《卡尔•马克思传》中的话。其中说：“尽管个
别事物的发展不同，而从整体上看，就是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利伯拉姆在文章中特别指明了马
克思的“哲学远见”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明的基本原理：把社会理解为阶级社会，把历史理解为阶级斗争。利伯拉姆说，“如今的剥削关系结构不同于1848年，也不同于当时的义着迷的理论家却对此熟视无睹，仍然不断地在念那一套和平经来麻痹人民群众。
值得欣慰的是已经有一大批年轻人、大学生开始惊醒，逐渐认清了那套麻痹经的反动实质。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大学生从对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十七大号召继续解放思想。一些主流理论家极力宣扬“祖宗不足法”，要求彻底“去马列主义化”，“去毛泽东化”，认为只有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决裂，才叫做“思想解放”；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者则认为，只有从对西方民主宪政普世论、对市场经济万能论、对私有化盲目崇拜论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才能获得独立自主的政治人格，才能摆脱充当资本帝国主义摧残人性、奴役世界、损人害己的应声虫、哈巴狗那样一种极其可悲的人生羁绊。两种思想解放观的客观存在，正是表明了两大对立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仍然在继续。而漠视这种客观存在，实质上就是不敢正视真理，企图继续麻痹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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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然而，随着资本的不断国际化，世界无产阶级与跨国公司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对立关系。”“我
们这个严重分化的社会中的阶级阵线，使一些人颜面尽失。这些人认为，当今的社会是个体化的、和平的社会；阶级社会已经在阶级和解的熔炉中熔化。而当我们回顾过去10年，一方面仅在2006～2007这两年间，资本企业家的利润就增加大约15﹪；而另一方面，2／3从业者的收人有所下降；贫困率从2000年的12﹒3﹪上升到2006年的18﹒3﹪。”“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已经提到，对立阶级之间所进行的是一场‘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资本进攻，这场斗争重新变得更加公开了。”最明显的例子是，从1999年美国西雅图起，一场反全球化的斗争浪潮已经在世界范围持续不断地大规模地开展着。
2008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90周年的纪念日。俄罗斯《独立报》5月15日发表文章，称赞这位千年最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哲学家安德烈•阿什克罗夫说，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马克
第五，在什么是邓小平理论核心都有争议的情况下，说什么“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人们会相信吗？
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代称时，人们是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看成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来接受的。后来一位中央党校教授在一本传播很广的书中认定，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发展”二字。现在又有一位中央副部长级的理论家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理论”。而在市场经济理论的前面要不要加上“社会主义”这个限定词，同样存在着争议。从十几年的实践看，市场经济理论是否真的可以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现在还是一个难下定论的大问题。要不然，为什么还要提出坚持落实科学发展观呢？
由此可见，在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这个问题上，至少存在着四种不同的分歧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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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现在经常被人看作“知识界和政坛之星”的身份留存于史册。其实，“他是一种代表政治经济
思维方式的隐喻。”“他把改革者富于激情的浪漫主义与描写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的细腻周到这两种特质真正地结合在一起。特别是马克思式的革命行为美学化，引发了一场美学革命。”文学评论家弗拉基米尔•布申说，“在马克思的著述里，从古至今的作家格言比比皆是。他具有极高的文化修养。马克思是一位具有罕见心智能力的思想巨人。”
哲学家费奥多尔•吉连科说，“卡尔•马克思确实是一位天才。世界因他而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变得完全不同。马克思让世界用他的语言说话。有时我甚至认为，没有社会科学，只有马克思。因为马克思是那个高擎理想的大时代的符号。今天，事易时移。我们抛却了往日的信仰，丧失了起码的信任，怀着猜疑看待周围的一切，精疲力竭地追名逐利。这样的人生是单调乏味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如前面所述，正当我们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有关阶级斗争基本原理看成是“守旧理论”加以抛弃的时候，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却把它当作珍贵宝物加以继承，并结合尼泊尔实际加以创新，己经获得了阶段性的成功。这究竟哪个是在开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新，哪个是在固守资本主义腐朽理论之旧？
在强制性大刮农村单干风的年代，有数千个村庄党组织抵制逆流，坚定地领导农民群众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走集体致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致富门路越走越宽广，现在依然生机勃勃，普遍实现了共同富裕，不存在“三农”问题，获得了大批国内外参观者的好评和赞颂。而那些固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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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作家阿纳托利•科罗廖夫说，“对于什么是剩余价值的问题，我在大学时的回答只得了3分。现在回想起来我真后悔当初没有认真研读这位伟大经济学家的作品。当我们不知不觉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时候才恍然发觉，马克思是正确的：资本家的确会为300﹪的利润去犯罪。原来，美元和其它西方价值对人的命运竟然具有如此残酷的控制力。这种残酷性，是后来我们那个政治局做梦也想不到的。”散文作家尤里•马姆列耶夫也说，“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无疑是杰出的。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资本主义的掠夺性。这构成了他后来整个学说的基础。”
哲学家奥列格•马特维切夫说，“马克思的历史作用是巨大的。因为他与亚里士多得、康德、黑格尔等相比，更加注重实际。他的哲学已经成为一个半世纪以来极大地改变全球面貌的主要思想。” 哲学家罗曼•谢钦更进一步说，“马克思是伟人。他一生都在实践着自己的思想。他提出的阶级斗争，并非空想。统治阶级学会了把一贫如洗的民众的不满抑制在萌芽状态。今日的俄罗斯社会看来好像很稳定。然而它并不是意味着成千上万人的不满消失了。他们只是没有表达的机会；因为任何不满者都会被立刻堵上嘴……”
资本主义腐朽意识的这个家那个家，却千方百计地对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新事物进
行百般挖苦、诽谤，一概予以否定，极力把解散集体、重走已存在数千年之久的单干老路、导致两极分化和严重“三农”问题的村庄，大树特树为“先进样板”。这究竟哪个是创新？哪个是守旧？
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广大农村普遍建立教育和医疗卫生保障体系的年代，中国的教育和医疗卫生保障水平被排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前列，而当以市场经济理论为指导，在城乡大力推行教育和医疗卫生市场化的年代，中国的教育和医疗卫生保障水平却被排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后面。这究竟哪个是创新？哪个是守旧？
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起草批示的《鞍钢宪法》诞生后，对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防震抗震和科技进步，曾经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在私有化、市场化改革中，这朵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被欧美和日本管理学家所称颂的管理科学奇葩①，也被那些自由化“创新”派经济学家和理论家抛弃了，容不得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有任何插足之地了。这究竟哪个是在进行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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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浪网》于2004年7月16日转载《金羊网-民营经济报》上发表陈江淮撰写的、题为《“后福特主义”的“鞍钢宪法”从终点回到起点》的文章里说：“欧美和日本管理学家认为，‘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是‘后福特主义’，即对福特式僵化、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内分工理论的挑战。用眼下流行术语来说，‘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团队合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管理学教授L•托马斯明确指出，‘鞍钢宪法’是‘全面质量’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它弘扬的‘经济民主’，恰恰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20年前是别人学美国管理，但美国人自己却不当一回事。这个教训至今仍在世间延续。管理创新固然很诱人，而真正科学的管理守则却更能带来实惠。”
大创新？哪个是在恶意守旧？

六、以“非毛化”为纲，实质上就是以“非社会
主义”为纲，必定要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唾弃
通过对上述三位学者的观点进行初步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中共党内外确实存在着以各种占不住的借口来推行以“非毛化”为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思想行为。十七大报告本身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观点，一方面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是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相结合的，另一方面又把毛泽东思想排除在这个体系之外。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个报告，磕碰‘和谐’”。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报告，磕碰‘和谐’”的问题呢？这说明民主社会主义思
潮在党和国家的高层已经占有很大的比重，中共、中国确实存在着用民主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的极大危险。导致这种极大危险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从1992年以来推行了重反左轻反右，甚至只反左不重视反右的路线偏差，把“以反‘左’为主”写到党章上。
从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总体历史进程来看，中国正在一步一步地向民主社会主义即向资本主义演变，靠拢。农村的私有化，实际上从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就已经开始了，后来官商勾结，强征、剥夺农民耕地，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私有化进程；特
别是十四大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之后，城乡私有化的规模越来越大，私
有化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现在城乡公有制经济已经基本上丧失了主体地位，仅存的公有制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和经理高额年薪制后，大多数也不再具有原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性质了。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是在经济上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有标志性意义的基本特征；如果公有制经济失去主体地位，那就意味着改行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所有制，这是民主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基本特征。
与经济基本制度的根本变化相联结的是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上的重大变化。党的十六大确认了私营企业主资本家入党的合法性，并且在党章直接关系党的性质的条款上塞进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先锋队”，从而使党由工人阶级先进政党向全民党转变。而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核心制度，逐步被挖空，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及新儒学主义。
由此可见，十七大报告把毛泽东思想排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之外，并非偶然，是新时期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和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而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把毛泽东思想排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之外，这意味着向人们发出了一个带有标志性的强烈信号，即“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很大程度上在中国已经得逞。而且，它还为右翼势力全面推进“颜色革命”打开了突破口，为在政治体制上推行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军队国家化，提供了理论上的借口。
抛弃了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必然会加剧党内分化，很可能导致党分裂，自我削弱领导人民执政的能力，使党、国家和社会处于极不稳定状态，还将面临来自国际垄断资本的更大压力。
当然，把毛泽东思想排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之外，也会给党和人民带来某种好处。它会使人们更加看清了“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假社会主义、真资本主义的本质。一旦把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挖空了，继续沿用“打左灯向右转”的策略也就会越来越失灵。因为言行不一，就会严重脱离群众，失信于民。这是力求增强执政能力的党的大忌。如果社会继续两极分化，党和政府的威信继续下降，黑社会组织就会大量滋生陡长，群体性事件就会越来越多，越闹越大，迫使地方政府采取强力措施，并使原本为人民服务的机关、领导人民对与人民为敌的剥削阶级分子进行专政的机关，变成官商勾结、运用国家机器来镇压弱势群体维权抗争的机关。这意味着党和政府蜕化变质，必然更加失信于民，并使党领导人民执政的能力和政府对社会的调控能力大打折扣。
这样下去，自然会导致党内矛盾激化，促使党内健康力量集聚壮大，要求纠正错误路线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且会使党内外右翼势力要求改变党和国家名称的倾向更加明朗化。这种党内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要求公开决裂的局面。其间，
关键的因素是左右两翼都在争取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既会给坚持继续革命的左翼力量提供重新掌握党政主导权的极其有利的时机，也会在准备不周、策略有误的情况下使这种有利时机来之即失，导致右翼势力更加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
总而言之，在当今的中国理论界和政界中，确实存在着“一个报告，磕碰‘和谐’”和“一个报告，各自解读”的事实；确实存在着以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原有内涵为前提和核心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以“非毛化”为方向目标的、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彼此对立、论争的局面。可以说，这已经是多数人都意识到的明朗化了的局面。至于谁胜谁负？那还需要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彼此交锋，才能见分晓。
已退休研究员 李振城
写于2008年6月17日 同年8月21日修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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