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李锐鼓吹的“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实质——清华大学离退休老同志理论学习组讨论

原载：旗帜网

冯虞章执笔

李锐的《李昌和“一二•九那代人”》，发表在今年《炎黄春秋》第4期上。它以是否具有“知识分子独立人格”为标准来衡量我党，把从党成立到1949年建国时党员构成分为三类人。

（一）李锐说：“第一类是建党时期的本土知识分子和从国外（苏联、法国、德国）回来的知识分子。两部分人都深受俄化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革命影响，早已退去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色彩”。这个群体是“党内权力的实际掌控者。”其中有的人，“如张闻天等，后来回归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

我们知道，历史的逻辑诚如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所论述：“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由此，中国革命的行程也就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另一部分人则走到了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2页），坚持站在崇尚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立场，不赞成或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里，李锐公然以信奉自由主义，不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知识分子的所谓“独立人格”来衡量、评价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用指责“早已褪去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呼唤“回归知识分子独立立场”，来否定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逻辑，否定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历史进程，并妄图改变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

李锐的这套观点，在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在政治上是反党和要开历史倒车的。至于他举出张闻天的例子是恶意的歪曲。张闻天是一位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和坚强党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央早有定论。

（二）李锐说：“第二类是党在20年代后期开始退居乡村，发动军事斗争，一直到40年代解放战争期间，先后动员起来的大批农民和城镇贫民”，他们“基本缺乏独立的政治的人格和近代的人文关怀”，不能代表自己，“就把党看成‘救星’，当作自己利益的代表”。这部分人是“党内权力实际掌控者的社会基础”。其中有些人，“如胡耀邦等，后来转变成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型的领导人”。

这里涉及到根本的建党原则问题。是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思想来建设党，还是用拒绝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谓“知识分子独立立场”来改造党？

邓小平曾说：“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正因为如此，“才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4页）然而，对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设起来的“这么一个好的党”，李锐却因其与他顽固坚持的“独立立场”相悖而横加诬蔑，指责从井冈山时期到解放战争中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广大共产党员，是称谓“缺乏独立的政治人格和近代的人文关怀。”这里包括了对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我军大批优秀将领在内的、广大工农群众中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的诬蔑！

有否定就必有肯定。李锐要肯定和呼唤的，是所谓“转变成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型的领导人”。不过他以胡耀邦为例，又是说错了。胡耀邦虽然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斗，但他一生还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最后仍然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李锐要举的旗帜实际上是赵紫阳。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李锐就一面批毛泽东、批邓小平，一面说：“在党的历代领导人中赵紫阳是很难得的一位”，“他决意要改变党垄断一切的状况，尊重人类社会发展的普世规律，努力把中国带到正确道路上去。”而如今，李锐等人又怎样炒作那个“赵紫阳囚禁中的谈话”，把赵紫阳奉为他们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要求改变我们党和国家性质的旗手，已是十分清楚了。

（三）李锐说：“第三类就是‘一二•九’运动和抗战时期入党的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比起前两个群体，这个群体更具理想主义色彩和独立人格。李昌就是如此。”但是，这种“独立人格”同“‘以毛泽东思想’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党文化’产生了内在的龃龉”。结果，在党文化的“严厉改造”下，第三类的某些人“失去独立人格，蜕变成附庸。”而李昌，则始终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一二•九知识分子”的代表。

李锐在这里树李昌，实际上也是要树自己。他经常妄以“一二•九”运动代表人物自居，欺世盗名，捞取资本，鼓惑群众。其实，李昌即使比李锐资格老一点（“一二 •九”后期任民先队全国总队长），也不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代表。需知，“一二•九”运动并不是民先队领导的，而是当时的中共北平市委通过清华、燕京等校的党组织和进步学生团体发动、领导的。其时，蒋南翔任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并起草了“一二•九宣言”和“一二•一六宣言”，姚依林任清华驻北平市学联代表（后姚依林、黄诚先后任北平市学联党团书记）。1936年9月彭真代表北方局考察北平学运，指定蒋南翔任中共北平市学委书记，由学委领导大、中学校、北平民先和学联。李昌在“一二•九”运动时才重新入团，1936年2月民先成立后不久，先任清华民先第二任大队长，后调任北平民先总队长。1937年2月全国民先队部成立后才出任民先队总队长。所以，李昌虽属“一二•九”运动的骨干，但李锐浓墨重彩地把他描绘成“一二•九”运动的领袖人物和主要代表，并不合事实。这是想把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爱国学生运动，曲解为是所谓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并借题发挥，对“以毛泽东思想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党文化’进行恶毒攻击，挑拨党同广大知识分子的关系。李锐等人虽裹进了“一二•九”运动，但他们今天坚持的立场和所作为，暴露出他们是一些变节分子或是从来就拒绝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的那么几个知识分子，只能说是“一二•九”运动的败类。

李锐就是从这种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分庭抗礼的所谓“一二•九”“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出发，把社会主义新中国同旧中国混为一谈，肆意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1949年以后那段时期所实行的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政策，恰恰是这个党，也是‘一二•九’知识分子曾经反对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重演”；并从他所称的这种“一二•九知识分子立场”出发，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鼓吹“要回归‘一二•九’群体最初认同的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目标”，用西方国家的所谓“普世价值”来改造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四）所谓人格，大体上是社会的人的品格的总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人的个性和品格上的凝聚和体现，是在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人的独立性、个性、人格是同一个意义的东西，都是社会关系和历史的产物。因此，历来不同的阶级主张和倡导不同的个性和人格。

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胸怀远大理想，襟怀坦白，忠心耿耿，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脚踏实地，无所畏惧，无私奉献；独立思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等等，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人格和个性。

毛泽东在七大作结论时说：“有两种个性，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 “创造性的个性是什么呢？比如模范工作者、特等射击手、发明家，能独立工作的干部，……盲目性少，不随声附和，搞清情况再举手，这就是创造性的个性，它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另一种个性，是带破坏性的，个人主义的，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越出了无产阶级轨道，同党性不一致”。他又说：“马克思讲的独立性和个性，也是有两种，有革命的独立性和个性，有反动的独立性和个性。”“我们要使许多自觉的个性集中起来，……有统一的意志，这是我们的党性所要求的。有些人所谓的发展个性就是说，我们拥护新民主主义，就必须有另外一批人反对新民主主义，才算是发展个性；我们主张打日本，就一定要有另外一批人反对打日本，才算是发展个性；我们反对汪精卫，就一定要有一批拥护汪精卫，才算是发展个性。这种发展个性，是我们坚决反对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6-417页)

那么，李锐用来诋毁、抗拒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所谓“知识分子独立人格”，是那一种独立性和个性呢？有人指责鲁迅为搞遵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之命的“遵命文学”是“失去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而赞颂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的中国自由主义鼻祖胡适的“独立人格”，称之为“比较完人”，这又是在宣扬哪一种独立性和个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