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新教育部长的一封信

作者:唐剑

尊敬的袁贵仁部长:

您好！

这两天媒体报道了一个教育界的重要消息，您接替周济任教育部长。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两天与同事朋友议论起这一人事消息，普遍对您的工作充满期待，作为一名大学老师和一个小学生的家长，尤其如此。

我在一所普通大学里当老师，“传道，授业，解惑”是为天职，但在我所在的大学里，事实恐怕并非如此。衡量老师好坏最重要的标准并不是教学，而是科研，而科研是可以量化的，具体地说，就是看你发表了多少篇文章，接了多少课题。科研成绩往往关系到大学老师的职称、收入和地位。我们学校每年都对老师进行年终考核，其中让很多老师觉得有压力的是科研考核，就是将你在这一年里的科研成果转换成分数，分数超过基本线，才能考核合格。否则，就考核不合格。而不合格的后果是拿不到年终奖金，几年不合格就要被解聘。所以我们每年都要小心翼翼地计算自己的科研分数。

为了考核合格，很多老师只好辛辛苦苦写文章。但发表文章，却不是件容易的事。现下很多刊物只发表有关系的文章，你要是自己投稿，编辑说不定看都不看。更要命的，是文章发表的周期往往很长，你今年写好的文章未必能在今年发表，有的只有靠关系，所以现在学术刊物的编辑成了学术会议的贵宾、专家学者追捧的对象。学校要求教师搞科研，一些教师无奈，只能拿出相应的科研成果。这种科研“大跃进”虽然好看，离科研的本意却越来越远了。

让大学老师苦恼的还有大学里的各种人际关系。学校的领导是大学里的管理者，有着明确的行政级别。从观念上说他们应当服务教师，但实际上，他们掌握着大量的资源，手握教师的命运。同时，大学的各种学术组织也为行政所垄断，学术委员会按行政级别为大学行政官员所瓜分，大学教师的学术权利得不到充分重视，在和这些大小领导交往时，教师常常处于失语或半失语的状态。

现在大学里的师生关系也不好相处。一方面，大学里教师和学生关系往往比较冷淡，另一方面，有的教师和学生有利益关系，如有的教师让自己的研究生替自己打工，而这种利益分配并没有什么规范，所以，双方经常因为分配的问题产生矛盾。

我的孩子正在上小学，在我看来，现在小学还是应试教育的天下。他们老师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语文、英语都要求默词、默字，每天放学后还要面对众多的作业，一般做作业需要三四个小时，而且，家长也要跟着指导、检查，基本上每天做完作业，差不多就该洗洗睡了。到了他盼望已久的周末，等待他的，是更多的作业。说不上有多少游戏时间，至于素质教育，只能说说而已。让我想不明白的是，我们的孩子从小学开始就面临繁重的学业，他们有很多玩具，可没什么时间去玩，他们的生活肯定不算丰富多彩。而我们小时候几乎没有多少家庭作业，虽然玩具不多，童年生活却快乐得多。

这种应试教育的害处不止于此。在现在的小学，学校重视“教书”，而对“育人”并不关注。学生学的功课虽多，但我觉得并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在我孩子的小学里，教师往往要求学生“听话”。对不听话的小学生，教师有时会批评甚至处罚。小学生“听话”了，服从了，同时也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勇气，而这对于学生人格的培养更加不利。温家宝总理说过“从国内外的比较看，中国培养的学生往往书本知识掌握得很好，但是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还比较缺乏”，可谓一语中的。

另外，现在中小学里有少数教师的素质不高。每到教师节这个理应很神圣的节日，有的家长就要给教师送礼，有的送卡，有的送各种券，有的甚至请教师旅游。家长的这种行为无疑使节日变味了，但这些家长之所以如此热衷，是因为有的家长认为如果自己不送，别人都送了，自己的孩子就要吃亏；有的是因为这么做在有的教师那里确实有效果。所以，作为家长，我也曾考虑过如何给小孩的教师送礼，以及送多少礼合适的问题。

我也知道，上述问题和困惑，很多都不是教育管理部门和教育机构自身能够独自解决的，有些甚至是社会通病。但即便如此，我也希望在您的任上，通过教育界同行的共同努力，这些问题能够得到很大缓解。

一名教师及家长:唐剑

邓聿文：新任教育部长能否为中国教育带来新气象？

战场上，临阵换帅乃兵之大忌。教育虽然不是刀剑厮杀的战场，但作为百年树人的事业，承平时代的教育竞争其实一点也不亚于真实的战场。因而，此间将任期未满，年龄也未到退休的教育部长中途换下，其所蕴涵的意义不言而喻。

客观地说，把教育的全部问题归结到教育主管部门及教育部长身上是不公平的，一些问题也非教育独有，而是带有社会共性，即使教育部长及他领导下的团队努力去做，也难以克服。但这并不表明主管部门就可对此心安理得，“无为而治”。事实上，一个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成败，与教育部长及主管部门大有关系。如果教育部长真想有所作为，即使戴着镣铐跳舞，还是能够跳出优美舞蹈来的。这方面的典型就是蔡元培。蔡元培在主持北大时，把其做第一任民国教育总长时形成的思想自由，教育独立的理念，贯穿于对大学的治理中，提出了“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等理念，彻底荡涤了上大学就是为做官的陈腐学风，使北大成为一所真正的大学。以后的西南联大也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典范。尽管当时的大环境没变，但在蔡元培以及西南联大的校长们领导下，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大学和中国的教育事业做了最大程度的改革，留下了至今为止中国教育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时代已经变化，虽然我们不能要求如今的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也像蔡元培校长一样，达到那样的高度，然而，总应该给国人一个改革的信心。可过去的几年，教育给国人却是越来越失望。尽管每年GDP都在高速增长，但上不起学的人越来越多；尽管中国有世界最大的博士群体，但论文抄袭丑闻越来越厉害。可以说，这与教育部的不作为有着直接的关系。

因此，在中国教育不进则退的转折时期，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能否给中国教育带来一种新气象，就成为人们的一丝期待。有高教观察人士日前发文列出了袁贵仁面临的七道坎，它们是，学前教育问题、发展不均衡问题、应试教育问题、职业教育问题、高等教育问题，以及新教育理念的推行和多出杰出人才。细研这七道坎，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于三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教育的评价体系问题、教育的均衡发展和公平问题、教育的去行政化问题。

我们的学生从小开始接受一系列标准化考试，这种僵化的评价和选拔体制严重制约了学生的发展，使得以树人育人为旨的基础教育沦为高难度的知识训练，学生沦为考试机器，缺乏想像力和创造力。而重点学校制度的推行，不仅造成基础教育领域公立学校之间教育质量的巨大差距和激烈竞争，有违教育公平的理念和原则，也导致教育腐败盛行。此外，各种教育资源都由行政系统掌控，它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办学听命于各级教育主管官员，窒息了教育应有的自由。只有解决了上述问题，中国教育才会有真正的大解放、大发展。

不过，鉴于教育问题的错综复杂，须找到一个着力点和突破口。就当前而言，我认为，不妨从教育公平问题入手，消除教育领域的既得利益集团，或可打开教育的新局面。教育的不公平主要是指围绕教育资源的分配，形成了一个以教育主管部门为主的强大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以重点学校为载体，将国家的优质教育资源源不断地注入其中，其获益者主要是有钱、有权的资本阶层和官僚阶层，也包括学校老师自身。

当然，这会触及到包括教育主管部门在内的既得群体利益，会有很大阻力，但新任部长要开创出教育的新局面，就必须拿出勇气同这个利益集团进行切割。以袁部长几十年的从教经历，应该清楚中国教育的弊端何在，所以，笔者希望袁部长能够大胆同时有策略地革除教育领域的积弊，不要让国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