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闻博报 来源：《日出西边/风动中国》

岁末年初，盘点过去，展望未来，寄托对新一年的新希望，这是网闻博报小社员和大家每个人的共同心愿。但同时我们也要正视困难，提前说出痛苦晒出痛苦，正是为了告别痛苦而拥抱幸福和快乐。

在即将过去的2009年，除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甲型流感和气候环境危机，对于又被“蜗居”生活及“暴力拆迁”深深灼伤了的中国人来讲，日前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出的政策信息，可以说是非常及时的“民生菜单”和强心剂。特别是会议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经济结构和分配格局的调整、促进消费和扩大内需以及改善民生等方面问题的着力关注，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经济调整的难得机遇和希望。但同时也应清晰地看到，要实现这些目标，尚要付出艰苦的努力，需要保持乐观而又冷静地头脑。其焦点和难点，恐怕还是如何让85%的中国人也都成为幸福的消费者。或者说，就是如何让经济改革和发展回归民生经济的本义。

很难想象，若没有占全国85%以上的中低收入人群的有效参与，消费如何能够成为拉动内需火车头？而没有占中国85%以上的家庭和人口的消费水平提高与生活幸福，再好看的GDP和经济统计数据又有什么意义呢？可以说，这个85%的消费结构概念的浮出水面，要比“蜗居”还让人“窝心”。

据人民网-《京华时报》2009年12月8日报道，中国社科院预计今年中国GDP增速会达到8.3％，明年会回升到9％。昨天，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了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的经济蓝皮书。蓝皮书表示，全国85%家庭买不起房，房价远远超出家庭收入，土地招拍挂制度导致寡头垄断。
由此可见，85%的家庭没有购买住宅的能力，却又不得不透支未来超能力去支撑房地产业的繁荣盛景，并为15%的有能力炒房投资者贡献暴利，广大普通百姓怎能不“蜗居”且“窝心”。

又据人民网2009年12月9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中国薪酬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曾湘泉今天作客人民网“人民议事厅”，为广大网友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告，解答关于国民收入分配和职工工资福利等诸多热点问题。谈到目前备受各方诟病的收入差距悬殊问题，曾湘泉引用财政部的最新调查，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曾湘泉列举了一系列数据说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么，这贫富两极分化加剧、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的格局又是怎样造成的？权力差异自然是首要因素。而由权力因素所导致的行业差异和政策法规因素，特别是税制因素更不容忽视。

据中国新闻网2009年12月10日报道，最新发布的福布斯全球税务负担指数显示，中国老百姓的税负痛苦指数排在了全球第二的位置(法国排名第一，卡塔尔、阿联酋和中国香港分列全球税负痛苦最轻地区的一、二、三位)。一个普通的中国工薪族，一辈子大概要缴多少税？税务人员分析说，按照目前的税费标准，一个普通的工薪族，如果购房、买车的话，一生要承担的各种税额将超过15万元。更有专家说，加上“隐形税”，远远不止15万。税收专家刘桓分析当前的分类扣缴制度，高收入者享受着多源扣除的优势，逃税漏税现象严重；而3亿多工薪阶层由于收入来源单一，实行代扣代缴制，反而成为税负最重的人群。专家呼吁，税制应改当前的惠富损穷为劫富济贫。

而购车是工薪阶层所遭遇的更具说服力的高税负标本，据《第一财经日报》12月9日报道，12月7日CBN刊发《销量全球第一背后：中国车价仍远超美国》的文章，激发了中国民众“中国车价为什么比美国还高”的讨论。以丰田2009款卡罗拉为例，美国售价为1.5万美元~1.9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0万~14万元。而在国内，卡罗拉售价为12.78万~19.28万元。越野车方面，丰田FJ Cruiser特别版在美国售价为24410美元至29165美元，约合人民币17.5万~21万元。国内仅有一款FJ Cruiser在售，售价为45万元。对此，媒体的解读是“一半是税费，一半是暴利”。

贫富两极分化，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工薪阶层的生存状态的恶化，对社会发展和经济消费的影响制约是显而易见的。可这种局面却并不是今天才出现，而是伴随我们的GDP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同步发生的。而目前的有关政策建议，正是基于相关的历史原由及过程分析。

有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比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低了不少。12月2日，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彭志龙在统计局官方网站解读中国的消费统计时证实，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5.3%，美国为70.1%，印度为54.7%。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2月9日披露，作为政府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研)刚刚公布了多份政策调研报告，分别是《“十二五”期间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与途径》、《扩大消费的三个主要着力点》等，国研宏观经济研究部余斌、金三林等多位学者参与其中。

尽管具体方式不尽相同，但殊途同归的是，学者都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作为扩大和重启内需的重要途径，其中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更多的国资收入转化为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甚至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成为了共同的呼声。余斌在报告中系统梳理了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突出问题。

问题之一在于“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他援引数据称，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已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

金三林详细介绍说，2007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比1995年下降了11.7个百分点；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为14.2%，比1995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为31.3%，比1995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尤其是2003年以后，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出现较快下降，而营业盈余比重有较快上升，反映出国民收入在加快向企业集中。而这和国外情况恰恰相反。”金指出。余斌的调研也发现了一个相关事实：虽然近年来我国储蓄率持续上升，但其中主要是企业储蓄在不断上升，企业储蓄率1992年为13.3%，近年来已超过20%；而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下降。

由此带来消费增长的变化，“我国的消费率自上世纪80年代后总体呈下降态势，尤其是2000年后急速下降。”金指出。他的调研发现，自1979-2007年我国的消费年均实际增长9.4%，低于支出法计算的GDP平均增速(10.5%)，也低于投资平均增速(11%)。

问题之二是，二次分配调节效果并不明显。他们调研发现，从二次分配的结果观察看，居民初次分配收入与最终可支配收入相比较变化不大，收入调节主要表现为企业收入向政府部门的转移，政府支出占比不断增加，然而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却在下降。

问题之三在于，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偏低。

余斌提到，2008年，我国人均GDP已达3260美元左右，然而2007年，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只有29.2%，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国家和人均GDP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13.5和24.8个百分点。

“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收入来抵付，从而挤压了其他消费增长”。究其因，余斌分析称，一方面，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而且行业间差别过大，使广大居民相对无钱可花；另一方面，二次分配力度又不够，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服务和社会安全网不健全，使得居民有钱也不敢花。

金三林则直言，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政府和企业集中，向城市集中，向少数人集中，是居民收入和消费倾向下降的主要原因。

《第一财经日报》引述专家观点指出，当经济增长的成果可以公平地分配到不同阶层时，这个社会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其内部状态是良性的。收入分配不公不仅使收入两极分化，也使收入流动性僵化，也就是说，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穷人要变成富人的梦想更加遥不可及。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在放慢，而高收入者收入增长相对加快。这使得收入分配差距在持续扩大。根据统计，2007年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左右，这在全世界也属于比较高的。收入分配差距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的两极化，一方面反映了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市场化改革必然的结果。例如，比尔·盖茨通过微软视窗系统成为全球首富，巴菲特则靠穿透未来的判断能力成为全球第二富，他们的榜样激励了无数的创业和创新人才。但是另一方面，我国现行税收制度的不健全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

在今年6月政协第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期间，赖明常委就指出：“随着近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和内需不足，收入分配不合理，居民消费不断下降。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从80年代的62%下降到2008年的48.6%，贫富差距从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现在的12.66：1。”

所以，我们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策方向的信心和希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来自上述类似的政策背景分析和建议。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能够将现状实情与相关信息一并公开，也足显中央政府的真诚和气魄。能找出病根，并对症下药，85%以上的广大百姓的幸福消费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自然是可以期待的，尽管过程依然还会很艰难。

但仅到这一步，我们的心里却好像还有几丝不安稳。也不得不深思，若以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绝大多数的人民幸福为标准来衡量，当前的社会现状和贫富两极分化的格局，显然与发展经济的根本宗旨是难以吻合的。或者说，差不多是严重背离的。而且，是在长达几十年的过程中步步形成，步步加重的。这恐怕更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与惊醒，并应设法努力从根源上避免这种不幸再次发生。因为，我们不会容忍85%以上的中国人再经历一遍生活的幸福被无意义的GDP数据所牺牲。

那么，造成这一后果的根源又在哪里呢？原因固然也会很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只考虑少数精英阶层利益的精英文化。正是这种精英文化思想影响，使得经济发展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目标必然会背离甚至牺牲绝大多数的利益，使得社会公平正义原则和社会主义道德信仰遭到践踏，使得发展经济的经济民生本义被歪曲或虚置。文化学术精英们只一谓强调生产发展，却忽略收入分配和结果。他们只一谓强调与世界接轨，并用虚假和抽象的数据概念忽悠大众，误导视听，并挑起无谓的计划与市场、中国文化与普世价值争议。从而偷天换日、瞒天过海，一步步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形成了今日贫富分化收入分配不公的社会格局。所以有人说，中国最大的经济泡沫还不是房地产泡沫，而是经济学家泡沫。换句话讲，如果说中国有最大的经济危机，应该就是经济学家危机。回头来看，当今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结构失衡和“内虚”，不正是主流经济学家们“吹”出来的吗？社会信用的缺失，首先源于经济学家信用的缺失。从“技术崇拜”到“市场崇拜”和“GDP崇拜”，其实全都是脱离了以人民为本、为民生经济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的障眼法。如果说“毒食品”把中国全民逼成成了“化学家”，那么抽象的经济学概念也快将中国全民逼成“经济学家”了。或许，这才是主流精英经济学家给中国的唯一贡献。否则，今日中国贫富不公的格局是怎样形成的？又是为何非要这样演变而不是相反？主流经济学家谁能站出来给85%以上的中国百姓一个负责任的说法吗？

因此，只有永远告别精英文化和精英思想，才能使经济发展和调整回归民生经济的本义，也才能让85%以上的中国百姓成为幸福而快乐的消费者。谨以此，作为对即将到来的2010年新年的美好寄愿！

（网闻博报夏商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