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11位教授直面“钱学森之问”的时代意义

郭春孚

一代大师钱学森带着“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疑问离开了这个世界。“钱学森之问”引起了中国人的关注。安徽省有11位真正的教授联名向新上任的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和全国教育界同仁发出一封公开信，提出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

这一举措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

一，说明中国还有一些真正的教授。有真正的教授，就会有杰出的人才。

与应试教育相适应，中国的中小学有一大批优秀的教书匠，他们与钉鞋匠其实是一样的，如果说有什么差别，那就是分工不同，一个是教书，一个是钉鞋。可悲的是，这些优秀的教书匠教出来的学生，除了能考出高分外，动手能力连钉鞋匠都不如。

应该说大学老师比中小学老师要高一个层次，特别是大学教授应该高几个层次，可事实并非如此。许多教授是论资排辈评上的，不见得真有教授的水平，而且应付考试成了习惯，上课照本宣科，考试画重点，不仅全班及格，还有许多高分，领导满意，学生高兴，皆大欢喜。写论文时互相抄袭，学生抄，教授也抄，真正出现了“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大好局面。

我上过小学、中学，读过大学、研究班，从我的经历出发，过去我一直认为中国真正的教授凤毛麟角。看来我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中国还是有一些真正的教授的。北大原副校长王义遒先生是真正的教授，安徽省联名写信的这11位教授是真正的教授。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真正的教授越来越多了，而不是越来越少了。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应试教育的弊端，重新审视现行的教育体制，深入探索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制度。这就是中国的进步、中国的希望，就是中国之幸、中国之福。

古代的孔夫子还教出了三千弟子，有3人青史留名。中国有一批真正的教授，最少也能培养出三万弟子，有30人青史留名吧？

如果应试教育体制将教授都塑造成教书匠，那么中国就只会有高分生，不会出现杰出的人才了。而且这些“考试机器”当了老师，还是教书匠，形成恶性循环，一茬不如一茬。最后老师与学生就会都变成钉鞋匠了。有真正的教授，就会有真正做学问的人，就会有真正的人才，就会有杰出的人才。

二，说明金钱和权力还没有把教授全部俘虏。有“独立的精神”，就会有“自由的思想”。

这个时代的可怕就在于：金钱至上与权力至上并存，而且互相依附、互相推动、互相利用、互相转化，并且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就连社会的细胞都没有放过。家庭都金钱化和权力化了。有钱的、有权的，在家庭里就有地位；没钱的、没权的，在家庭里就没地位。

过去，人们讲学校是一片净土，但是现在也变得肮脏不堪了。据我所知，好的小学、中学校长都是百万、千万富翁，每一个转学的孩子都必须送钱，少则几千，多则几万。而好的中小学老师和班主任，也经常有钱有礼品，过节日学生是需送礼的，谁送礼就对谁特殊关照，不送礼则不理你，甚至冷待你。这就是当代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一些大学领导和教授则被富人和地方领导收买了，要拿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学位，富人送钱，地方领导自己送钱还不算，还打着各种与当地联合开展科研项目的名义，由地方政府给校领导和学校送钱。这里面的金钱交易、权力腐败不比官场好多少。

而且只要在大学当了领导，哪怕是系领导，那也有经费、有项目，可受贿、可发财。如果是负责后勤采购、学校基建的，那就可以贪污受贿，一夜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大学领导里有没有亿万富翁？我看有，而且还不少。这些年，大学都在扩建、扩招、扩研，有多少工程？有多少项目？有多少收入？大学的金钱黑洞不比地方小、不比地方浅。

然而，可喜的是金钱和权力还没有把所有的教授都俘虏，还有一些独立于金钱和权力之外的人，安徽省这11位提出直面“钱学森之问”的教授就是证明。试想，如果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都被金钱和权力收买了，那么中华民国是个什么样子？如果钱学森、王义遒和安徽省的那11位教授都被金钱和权力收买了，当代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

如果金钱和权力把教授都俘虏了，那么绝大多数中国人就变成了金钱和权力的奴隶，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站着讲话的人、能够为国谋划的人就会少而又少。虽然具有“独立的精神”的人不会绝迹，但他们将更加孤立，只能孤军奋战，中国教育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将需要更长的时间。有“独立的精神”，就会有“自由的思想”，就会有敢为天下先的人，就会有杰出的人才。

三，说明中国的教授正在成为时代的引领者。有领路人，就会有超越前人的人。

钱学森姓钱不爱钱，也不爱权，爱思考问题，他认为粮食亩产逾万斤是可以实现的，还大力提倡人体科学，并为我们提出了“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时代之问，令我们这些仍坚持耕耘的人震撼，也让我们这些胆小怕事的人振奋，而使那些无知无畏的卑鄙小人发怒。

王义遒教授发出了“中国需要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的呼唤，提出了“不要着急，形势到了，人才自然会应时而生”的观点，指出了中国教育存在的一些弊端和问题。

安徽省的11位教授提出一起来面对“钱学森之问”，一起来深思、解题，并发出了“缺乏人才长远规划的短视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扭曲的考核评价和选拔机制，怎能催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怎能让创新之花盛开、创新之树常绿？”的诘问。这是智慧之问，也是民族之问，振聋发聩。

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我们的教授正在成为时代的领路人，不再埋头教书，开始关注教育改革，关注时代变迁，关注社会进步，关注民族命运，关注国家未来。

如果教书育人的教授都被养成“只拉车不看路的人”，那么中华民族就没戏了，中国就无望了。有领路人，就会有紧跟的人，就会有追赶的人，就会有超越前人的人。

四，说明个别教授对中国的教育问题形成了明确的认识。有关心教育问题的人，就会找到解决教育问题的具体方法。

“钱学森之问”指出了中国教育的最大弊端，就是不利于杰出的人才脱颖而出。换句话说，中国当代教育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王义遒教授也非常艺术化地指出一些中国教育的问题，比如：学术环境不良，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人才的单位所有制缺乏流动性，校领导搞“武大郎开店”，师生间缺少了解，“内斗”很厉害像一筐螃蟹，束缚太多，越学得多越不思考，没有理性思维，爱国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缺失，等等。

安徽的11名教授对中国教育的弊端和问题，虽然讲得不细，只是点到为止，但比较全面。他们认为，今天的中国教育存在着许许多多让人痛心疾首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深层次的。例如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难以突破的瓶颈。存在着缺乏人才长远规划的短视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扭曲的考核评价和选拔机制等问题，不利于产生杰出人才。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教育体制等存在问题，需要重新建立，需要改革。

我认为，研究教育问题并形成改革思路的人还有很多，可能是不敢说、不愿讲。有个别大学教授给我打电话，对教育现状表示担忧，也指出了一些存在的问题。他们心有余悸，又有一种失望感和不信任感。现在，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的大气候正在形成，呼吁关注中国教育、关心中国前途的有识之士不要害怕打棍子、扣帽子，不要担心被孤立，把“讲了也无用”的观点抛到太平洋里去，大胆地站在来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吧！

如果中国的教授都不热心教育事业，对教育现状冷眼旁观，不研究教育问题，不思考教育出路，那么中国的教育就会继续沿着错误的轨道滑下去，距离正确的路线越来越远，从而使教育发展延误更长的时间，中国产生杰出人才的日子就会向后推迟更久，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复兴的最好时机就会被耽搁。有关心教育问题的人，就会对相关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就会找到形成这些问题的症结，就会找到解决教育问题的具体方法。

五，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意识明显增强。有社会责任感，就会有人才辈出的新时代。

教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教授社会责任意识的回归并不断被强化，说明时代在进步，中国知识分子在觉醒。钱学森、王义遒教授和安徽的11名教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走在了时代前列。还有张宏良、韩毓海、左大培等一批知识分子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活跃在思想探路领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建树，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我认为，中国包括教授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要向美国的恩道尔先生学习，敢做那个说出“皇帝没有穿新衣”的孩子。恩道尔先生作为一个美国人，他深爱自己的祖国，但他发现了美国的诸多病症，大胆地给予揭露和批判。他先后撰写了《石油战争》、《粮食危机》、《金融海啸》、《霸权背后》、《21世纪水危机》等著作，全方位地披露了美国统治者的本质和许多鲜为人知的黑幕，并指出了美国对华的一系列精心策划和阴谋。他下肢瘫痪，坐着轮椅走路，但他登上了人性的高峰和真理的山巅。他这是对美国负责、对中国负责、对世界负责、对人类负责的人。我敢说，他比众多站着的人更加高大，比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更加伟大。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为公”，“以天下为己任”，等等，古人的教诲，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而且这些精神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一定要担负起时代赋予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呼唤和推动社会责任意识的普遍回归和雄起，同时要呼唤和推动社会诚信的回归和勃兴。如果包括教授在内的知识分子甘愿承担社会责任，具有强烈的诚信意识，那么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诚信就会回到中国的大学和知识界，就会影响到文化界，影响到全中国。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诚信，就会有对知识和学问的真诚，就会有探求真理和维护真理的勇气，就会不断涌现出杰出的人才。

构建和营造有利于产生杰出人才的教育制度、社会环境和时代条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而缔造一个新时代是最迫切的需要。让我们行动起来吧！

2009年11月12日～13日于北京明春苑

电话：010—83701573

手机短信：13522382072

[附]

11名教授公开致信袁贵仁：直面“钱学森之问”

安徽11名教授就“钱学森之问”发出公开信

　　钱学森大师刚刚远去，“钱学森之问”成为中国教育界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今天，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

　　发出公开信的沈正赋等11位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几天前，我们满怀悲痛送别了钱学森老人。

　　作为一代科学大师，钱老对国家民族、对科学研究、对青年人才、对科学道德的挚爱，感动了全民族。他的崇高人格和科学精神就像一座灯塔，照亮后人前行的路。连日来，人们在缅怀和追思中，不时会被钱老提出的一个问题所震撼——‘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它是沉重的，也是不容回避的。 ”

　　这11位教授认为，“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为此，他们愿意通过《新安晚报》，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给教育部新任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同仁发出《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这封公开信。

　　信件原文

　　尊敬的袁贵仁部长并全国教育界同仁：

　　钱学森走了，又一颗巨星陨落了。我们深切缅怀钱老，缅怀他的科学精神和崇高人格，还有他的那句震聋发馈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

　　只有直面这个疑问，才能为目前中国教育存在之种种问题寻求真正的解决之道。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钱学森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疑问。我们认为，钱老的疑问，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

　　从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1905年废除科举至今，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已逾百年。从1977年重新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至今，中国当代教育的改革已经有30余年。应当说，积30余年来的发展和改革，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但是，不能回避的是，今天的中国教育同样存在着许许多多让人痛心疾首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深层次的。例如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难以突破的瓶颈。

　　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 “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温总理的感叹，源于对中国教育深层次问题的忧虑。缺乏人才长远规划的短视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扭曲的考核评价和选拔机制，怎能催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怎能让创新之花盛开、创新之树常绿？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时候直面“钱学森之问”了，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眼下，袁贵仁部长刚刚走马上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订，这时候，我们需要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我们一起来深思、来解题。

　　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解开这道题，一定能找到一条光明的路，中国的杰出人才也会由此不断涌现。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便是对钱老最好的缅怀。

　　此致

　　敬礼

　　沈正赋 芮必峰 胡荣华 卞利 康建中 谢云章 李正平 徐华李桂华 杨四平 吴玲

　　2009年11月11日(排名不分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