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领袖的韩寒的背后是新的专制的入口　　

韩寒的新作出来，我写了一篇《韩寒的新作，皇帝的新装》的文章批评他。招来不少砖头。我想，接着批评韩寒的作品是没有什么用的，不如进一步去分析产生韩寒现象的社会原因。　　

记得十年前，韩寒刚出道的时候，我对他没有任何偏见和不好的感觉。他后来从个性失学青年、文学青年的形象转变，开始批评体制、批评政府，走公共知识分子道路，我又点头又摇头。之所以摇头，是因为印象中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中外都是由一些学富五车、有所谓“知识分子良心”之喻的学者、作家来担任的，比较典型的像中国近现代的梁启超和鲁迅，这样的形象和角色定位怎么也难和韩寒相联；之所以点头，是因为我觉得不管是谁，他能多担当一份批评的职责总是好的。在这种半肯定半怀疑的态度下，有一年，我在网上看了下韩寒的小说，看后非常失望，因为我可以不强求他的学识，但对他在创作方面还是有所期望的，毕竟他本以小说创作而扬名江湖，而创作之天赋本又与知识、受教育程度关联不大，所谓诗有别才，非关书也。可我看了下他的《一座城池》《长安乱》等作品，从语言、想象力、情节驾御能力等各方面来看，韩寒的创作能力甚至在我教过的学生的平均水平之下。盛名之下，其实难符，我当时就很堵。但自己安慰自己说，在目前情况下，他能在博客说说俏皮话讥刺时事，这就是他的正面意义，他的小说嘛，只当没看见好了。　　

但最近一两年，我眼看着形势越来越奇怪起来，韩寒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不再是一个畅销书作家、赛车手，而慢慢被打造成当代鲁迅，不，比鲁迅更了不起的文化领袖了。又是有知名教授称赞一个韩寒的作用超过一百个教授，再入选美国《时代》最有影响力人物，又有媒体撩拨台湾的文化老斗士李敖和韩寒隔空叫战、且韩寒非常高姿态地不予理会，另外，还有像奥巴马欲会见韩寒而不得等新闻，总而言之，韩寒渐渐被媒体和商业资本的力量打造成一座新的很牛的文化大神了。中国从来不缺造神运动的气氛和环境，但我没想到，这一切来的这么快。在网络上、论坛上，韩寒的崇拜者、粉丝无数，随便说他一句不好，就会引来板砖无数。按照韩寒粉丝的逻辑，韩寒是个说真话的人，支持他等于支持说真话，等于支持正义、民主和进步，反对他等于赞成说假话，等于赞成落后体制和僵化思维。按照这思路，韩寒差不多要成划分进步和反动、民主和专制的路标了。我在现实中感受到的一个真实变化是：慢慢地，在一些有知识的人和上了年纪的人，夸韩寒也成了一种时髦，成为检验此人思想僵化与否的新的试金石，韩寒，真的进入主流社会了。　　

这种用梁山英雄式的杀人放火受招安、以叛逆来获取社会认可的方式，在社会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都是非常常见的。比如我教《外国电影史》，说到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健将戈达尔他们把“攻击既有制度“当作”争取地位”、”以不同的吃饭方法上桌吃饭的手段”时，心里总是很感慨。而这种反叛的文化姿态遇到与之适应的、渴求变动的社会大环境时，有时会结出意想不到的硕果，如戈达尔的激进姿态就为他迎来了认为整个电影史都应该以“戈达尔前”和“戈达尔后”来划分的至高评价（亨利·朗格卢瓦）。确实，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摆出合适的姿态，这姿态本身就构成了巨大的冲击，这姿态可以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文化标签，具有相当的社会价值。　　

然而，我之所以关注韩寒现象，是觉得这个现象的复杂性超过了其他。高中没有毕业的韩寒，能被打造成新的文化领袖，其原因当然不能光从文化领域内去找。有荒诞意味的韩寒现象既折射了当下中国病态的社会现实景象，更关涉到了中国独特错综的现代性道路的探索。　　

从一个直接因果关系上说，韩寒能形成这么大气候，和民意找不到宣泄口有直接关系，他确实得益于他所批判的对象。连他自己也承认，他是一个从说真话中得到好处的既得利益者。政府对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强力控制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阉割、自我矮化所导致的职责缺失也是重要原因。当大多数知识分子说话不得不有所顾忌时，当某些知识分子成为和权力合谋的利益集团代言人时，所谓一个韩寒超过一百个教授的愤激说法就不难理解了。这种说法也许本来更多来自知识分子对自身的失望和反省，但其流传却迎合了一种大众的反智主义倾向。　　

从我自身对中国现代性道路的理解来看，韩寒现象背后有更多耐琢磨的东西。中国近现代以来一直有一种近乎强迫症似的对进步的追求——抛弃和传统的王朝周替相关的循环时间观，极力接受一种西方式的线性时间观。对建立在线性时间观上的进步观念的过分强调，造成了中国近现代一种非常奇特的我所称之为“圣孩崇拜”的现象。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是其中有开创性、有影响力的理论源头之一，现代中国的进步由此和人的年龄之间有了种对应和关联，所以五四时候就出现了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该杀的偏激言论，鲁迅本人也是经历了许多人和事之后才发现年轻人并不总意味着纯洁、进步、革命。而我之所以没有把这种现象称为“少年崇拜”而称之为“圣孩崇拜”，是因为我认为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体现的不是西方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的一种青春崇拜——那种青春崇拜和现代化大生产对自由、独立的年轻劳动力的需求相关；在中国近现代的语境中，对年轻人的推崇是和老子对无知婴儿的推崇结合在一起的，年轻的孩子正因为无知，反而可能具有大德和大智。所以，在中国近现代的语境里，年轻还多了层象征性的道德价值判断，人们近乎迷信，只有年轻的无知孩子，才能摆脱历史制约，并最终成为历史的拯救者。　　

其实我本人一直对这种“圣孩崇拜”现象感到不可思议，这就像父母以自己的经历和知识都认识不到的道理，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就能认识到呢？这孩子成了上天派下的天使，能以年轻特有的神力带领整个家庭走出困境。我们这个民族对年轻人的真实期望就是这样。　　

但，近现代以来，这种“圣孩崇拜”确实一次又一次地发生着。最突出的一次是在文*革，许多十来岁的、一直接受着相对封闭的教育、没有什么自己想法的小孩子突然就被推到了前台，做起小将来。　　

我把“文*革”时期那次的“圣孩崇拜”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对苏联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急切学习和探索，并且希望这条现代化道路能够比苏联走得更好（苏联的被称为修正主义），要锻造更为完美的社会主义新人。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对美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急切学习和探索，一种新的“圣孩崇拜”又出现了。这突出地表现在“八零后”这个概念的深入人心和“八零后”的被关注上。　　

我是七零后，十几年前，八零后这个概念刚从文学评论界出来时，我觉得挺可笑的，怎么可以用出生时期来划分文学呢？可是这个概念不久在文学的商业包装上成为最炙手可热的，同时在整个社会中也成为非常有影响力的话语方式。原来八零后这个概念后面，体现的是人们对新的全球化的、商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的热情。新出现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全都可以推到八零后身上。　　

韩寒，有幸成为八零后的代表，成为新的商业主义现代道路中“圣孩崇拜”现象的突出受益者。他的失学个性青年身份加深了一种人们在集体无意识中对有大德大慧的无知孩子的向往。　　

与此略有相似的现象是，在俄罗斯，人们有对“圣愚”的崇拜传统。而在美国，有些反智主义的教徒选民喜欢布什喜欢的就是他的有些愚笨的模样，据他的一个顾问说“他们喜欢他走路的样子、他的手势、他的自信。当你们攻击他用词的错误和讲话的病句时，我们却更喜欢他，更讨厌你们。”　　

韩寒现象后面，也是有一种宗教式的迷狂的。这一点，我在面对韩寒粉丝时，感觉到了。　　

我觉得值得警惕的，就是这种反智主义的倾向。那种反智主义的后面，绝不是薛涌提倡的什么一人一票式的民主，而是走向新的专制的入口。　　

　　

对韩寒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先暂时分析到这里。　　

　 　

　　

　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讲师 梅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