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主流思潮已经几乎被彻底颠倒了，如何把颠倒的思潮扭转过来，这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邓相超事件”已经过去过去三个多月了，笔者在事件爆发时并没有做过多的评论，只是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微博表明了我支持爱国群众对邓相超进行声讨的态度。邓相超倒台后，笔者又发了条微博表示庆贺，并没有对此事件做过多的评论和分析，三个多月过去了，笔者想试着分析一下这一事件，因为笔者认为，“邓相超事件”撩拨出了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些重要问题。

　　“邓相超事件”的起因很简单，就是在去年的12月26号(毛泽东主席诞辰纪念日)当天，时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山东建筑大学广告传播与社会调查研究所所长的邓相超在自己的微博上发表大量的反毛言论，结果引来了众多爱国民众众的强烈愤慨。山东省及全国各地的部分爱国民众在邓相超所在单位门口抗议示威，要求对邓相超做出处分。随后，邓相超所在单位接受了爱国民众所提出的要求，邓相超从此倒台。

　　邓相超之所以能够倒台，很多左翼人士认为是因为近年来中国左翼爱国力量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很多普通民众开始觉醒，纷纷站在了中国左翼爱国力量一边，因此，在出现邓相超向开国领袖泼脏水的时候，才会有如此之多的民众站出来声讨邓相超。这自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一个问题的产生往往是多方面的。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1978年12月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这个口号背后的潜台词是;在改革开放以前，思想是被禁锢着的，今天我们要把它解放出来，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一直都是禁锢着的，新中国成立后思想都一直没有解放，直到1978年的时候，我们才开始解放思想。而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打破了传统的、落后的、“封、修、资”的旧思想，兴起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这怎么能不是解放思想呢?所以，邓小平所讲的这个“解放思想”其实是“否定思想”即否定上个时代的思想;即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思想，这里的“思想”同时也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后带来了社会各个阶层利益的分化，意识形态也发生了极大改变，这给思想界带来了极大的震动。那时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便开始借题发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大行其道，以表示他们所谓的“骨气”、“独立”、“反叛精神”等等，想要扮演一个“觉醒者”、“启蒙者”的角色。但是，笔者认为，那时的知识分子根本就称不上有多少骨气、独立性和反叛精神，因为“解放思想”是中央的政策，否定文革也是中央的政策，知识分子不过是顺应了当时的政治要求而已，这其实还是为政治服务的，无非是他们抛弃了为“文革”服务转变成了为“改革”服务了而已。这怎么能是他们有骨气、有反叛精神的体现呢?在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文艺要为人民服务，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走向高尚和真正独立性的条件。恩格斯曾指出:“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这也就意味着，真正有独立性的知识分子一定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如果脱离了无产阶级，他就必然会成为其它势力的附庸。在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便没有了必须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要求，因此，他们必然还要“选边站队”，与此同时，我国又实行了新的学术评价体系，笔者曾经有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是;这套学术评价体系就是要把知识分子捆绑到官僚那里，让其成为官僚体系的维护者和官僚的鹰犬。而更为严重的是，高校里的知识分子依照这套学术评价体系去拼命地写论文、出作品、报项目后所得的回报很有可能是西方反华颠覆势力的资金!因此，改革开放后的知识分子的骨气和独立性非但没有提升反而极大地下降了，有的甚至沦为了彻头彻尾的汉奸文人。

　　但是，这些知识分子的的确确在影响着我们的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普通百姓由于官方的否定文革和类似青春期叛逆心理以及那些自以为是解放思想急先锋的知识分子的共同鼓噪下，反毛思想充斥着整个中国社会且愈演愈烈，此时，官方为了给改革扫清思想上的障碍不会去干预;知识分子由于鄙夷普通劳动人民，自命清高而对毛泽东时代有极大意见，同时，在此时又可以充当普通民众的启蒙者来满足自己的优越感自然也拼命地去鼓吹“反毛思想”，普通民众们便傻乎乎地跟着追捧了。在此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经济体制改革步步深化，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步步紧逼，邓相超们应运而生。笔者曾在另一篇拙文《真理的声音必须理直气壮》中曾分析了邓相超们反华、反共、反毛的真实目的，在这里就不再过多的叙述了。在这里我们要分析的是邓相超为什么能够倒台的原因。

　　笔者认为，邓相超之所以能够倒台，除了上文中已经提到的中国爱国左翼力量的发展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十八后中央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整顿。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逐步意识到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因此开始对此进行整顿。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整顿是治标不治本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如果不做出相应的调整，做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就不可能出现大的改观。但是，我们在现阶段能够做到这一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在“邓相超事件”爆发后，山东有关部门对此事件的态度站在了爱国民众的一边就说明了这一点。但这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邓相超其实并不是一个手眼通天的人物，因为真正的那些手眼通天的买办文人背后都有西方反华势力的鼎力支持。因此他们不可能轻易地倒台，邓相超倒台后，某著名买办文人还在自己的微博上对邓相超摇旗呐喊。但他这种摇旗呐喊仅仅是舆论造势，表明自己与邓相超是同一个阵营的。邓相超比起他来，就是一个小喽啰而已。因此，客观上讲，邓相超也是西方鼓吹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受害者。他就是典型的知识分子“选边站队”站错了的代表。笔者决不是在为邓相超鸣冤叫屈，只是觉得他要么就是一个知识水平很差的欺世盗名的教授;要么就是被一点儿蝇头小利而污住了心窍的小人罢了。也可能两者都有吧。

　　正是因为如此，邓相超一打就倒了，可是，在当今中国还有多少邓相超呢?他们上了当、受了骗，还自以为得到了真相，每天都拉着一副“阶级斗争”脸，大骂开国领袖还觉得大义凛然，每天向美国献媚还觉得是救国救民，看不起普通百姓还觉得是孤傲清高，高呼美国口号还觉得是独立思考……他们用虚幻的真相来充当颜色革命的助威者，假如有一天颜色革命真的来临，那些铁杆的汉奸文人还可以去向美国邀功请赏，但“邓相超们”则只能成为一个个的笑柄。但令笔者担忧的是，邓相超们几乎占领了我们大多数的大学课堂、中学课堂，他们甚至拿这些言论做为吸引学生，吸引民众的手段!但是当这些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二道贩子、三道贩子遭到正义力量的打击时，他们又会很快地被体制所淘汰，真的是出力不讨好啊。

　　不知道有人注意没有，我们的爱国民众在与邓相超所在单位的负责人进行交涉时，那个负责人的说法就是满口“新闻联播”腔调，这其实也是大多数体制内人的腔调，由于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上的失守，他们可能根本就意识不到邓相超的问题有多么严重，如果不是爱国民众的示威抗议，他们很有可能就默许了邓相超的存在，在受到了爱国民众的质问后，他们也只能用“新闻联播”式的语言来回答了。那么，这却是一个比“邓相超事件”本身更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普通人都听惯了“邓相超们”的声音，面对正义的声音出现时却支支吾吾，只能搬出“新闻联播”式的语言来回应的话，那么就说明，我们的主流思潮已经几乎被彻底颠倒了，如何把颠倒的思潮扭转过来，这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附:

　　《真理的声音必须理直气壮——再读〈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

　　2014年，中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理事朱继东老师出版大作《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 而我要讲的是，事实情况比朱继东老师的著作所讲问题的还要严重的多!他所讲的还仅仅是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问题，而放眼今天中国全社会的各个领域，几乎每一个领域，甚至是军队，党的声音都极其微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被大大削弱，在课堂上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要谨慎小心，掌握分寸，否则就会给你扣上文革余孽，极左分子的帽子，在事业单位，政府机关，你若是说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就会受到歧视，被视为精神病，大多数单位常年不开民主生活会，不过组织生活，基层党组织毫无生机活力，基层单位的党总支、党支部书记只抓业务，不抓党务，某些党员干部讲话时也是心口不一，说一套做一套，讲话稿甚至就是秘书或者办公室写完了他照着念，完全是形式主义走过场敷衍了事。在国企领域，只谈经济工作不谈党建工作……总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轻视，被边缘化，甚至被污名化。

　　开国领袖毛泽东曾告诫我们：宣传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去占领。开国领袖的论断事实证明完全正确，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我们党的某些领导干部对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轻视，英法庸俗唯物主义泛滥，使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我国甚嚣尘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等……在我国一度甚至成了主流思潮，八六年的学潮及八九年的政治风波就证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某些领导干部轻视甚至忽视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甚至他们自己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华的鼓吹者或信奉者，使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越来越边缘化，相反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美国给我们送来的意识形态则大行其道，董存瑞，刘胡兰成了傻子，雷锋，王进喜成了假典型，毛泽东成了暴君……与此同时，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刘文采成了善人，汪精卫成了英雄，自由宪政妄图代替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妄图代替共产主义，美国垮掉的一代正在我国青年人中上演。我们的历史被怀疑，我们的信仰被否定，我们的价值观被解构!而我们却对此没有太多的反击措施，某些糊涂党员干部或者某些别有用心的党员干部自觉不自觉地认同，支持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使得我们党正能量的声音战战兢兢，唯唯诺诺，理不直，气不壮，像个小脚女人一样。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老师尖锐地指出，今天我们党已经沦为了准地下党!意识形态做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本质上是集团性话语，是一切文明社会中的任何国家都实际存在的一个必要和重要的社会结构或社会领域。尤其是当代世界，意识形态更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则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它是无产阶级政党生存发展的思想保障。但是，正如上文我们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目前在我国受到了严重挑战，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极其不正常也是极其危险的。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中国社会所流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并不是本来就存在的，也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对华实施意识形态渗透，从而颠覆我国根本政治制度，进而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所做的阴谋的产物，前苏联的解体就印证了这一点。为达到此目的，美国从来都是千方百计，不计成本的，美国亡我之心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就产生了。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后，美国尝到了搞意识形态渗透，从而使苏联政权倒台，国家解体的甜头后，在是武力解决中国还是和平演变中国的选择中，美国人大胆地选择了后者。

　　为达此目的，美国中情局两次制定灭亡中国的《十条诫令》，并长期地贯彻充实《十条诫令》的有关内容，他们为此做此所做的和平演变工作简直达到了事无巨细!然而，我国大多数民众其实都自觉不自觉地默许并接受了这种阴谋的产物——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对这种意识形态毫无警惕性，甚至对这种意识形态顶礼膜拜，大唱赞歌。这些民众客观上就已经上了帝国主义的当，自己充当了亡国事业的助威者。这是极其危险的也是极其悲哀的。

　　但是，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党性修养不够，理想信念不坚，或者说根本没有党性修养和理想信念，堕落变质，贪污腐败，更有甚者，里通外国，甘愿充当美国在华的代理人，经济上鼓吹私有化，政治上鼓吹资产阶级多党制，思想上鼓吹意识形态多元化，去意识形态化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甚至是卖国的意识形态，的确，搞了私有制，搞了自由宪政，共产党就显得多余，共产主义就显得多余，反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会显得恰逢其会了。但是，我们就心甘情愿地把先烈们打下的红色江山拱手让人吗?前苏联的教训难道不足以让人警醒吗?苏联解体后，时至今日，没有一个独联体国家恢复元气，中科院副校长李慎明老师深刻的指出，如果中国解体了，后果比苏联还惨!到那时，我们的国家将四分五裂，我们的人民将流离失所，我们的党将重演“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惨遭杀戮的悲剧!我们的民族将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消亡的人类文明!这一切绝非危言耸听，上世纪的苏联解体，本世纪的卡扎菲之死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惨痛的示范。

　　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它关乎着我们的民族能不能走向复兴，关乎着我们的人民是否会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关乎着我们是否能够向我们的崇高理想共产主义迈进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因此，我们的声音必须理直气壮，真理的声音必须也必然会理直气壮。中国共产党决不能沦为准地下党，决不能让革命先烈的血白流!决不能让国家生灵涂炭，分崩离析!

　　令人欣慰的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始逐步地夺回我们党的笔杆子，整肃高校意识形态问题，惩治网络谣言，提出“三个自信”，在一次会议上回应了孔庆东教授的呼声，表示中国共产党决不能沦为准地下党……因此，今天我要树立“大宣传”的意识(侯惠勤语)，重新找回我们的道义优势，意识形态能力优势，夺回主流思潮阵地，打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象牙塔，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深地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这才是树立我们党“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决不能沦为准地下党，也决不会沦为准地下党，因为这不符合历史规律，中国共产党从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树立了人类最伟大，最崇高的追求与信仰——共产主义。有了这个战无不胜的武器，我们的政治制度就有理由自信，我们的祖国就有理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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