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奴专家才是闭关锁国者——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

　　近些年来，由于一些“历史学家”、“文化学者”等“专家”的偏执与偏心，出现了一个少有的怪现象：中国大陆编写的欧洲历史，远比欧美学者自己编写的欧洲历史要光鲜照人，也就是说，欧洲历史，我们的“专家”的评价，比欧美学者的评价高出N倍。
比如，古罗马，在欧洲专家的笔下，美好的东西自然不会遗漏,而屠杀、战乱、夺权、饥荒、无视科学等等，也无一漏网，总之只有客观的陈述；而到了我们的“专家”手中，罗马只有科学、艺术、法律、强大等等，锦上添花尚嫌不足，似乎如果没有从天而降的祸患，罗马帝国不知会创造出怎样一个伟大的未来。甚至，“专家们”一再不无遗憾地感叹：丝绸之路的没能直接连通“伟大的”罗马，因而使中国与“民主科学”失之交臂。对于中国军队手下败将轻松摧毁罗马帝国，没有一个专家愿意因此做一点对比分析。
再比如，欧洲中世纪，是欧洲人的正宗后裔公认的“黑暗时期”。这时，大部分的王公贵族是文盲，是彻底的粗鄙武夫，而欧洲的老百姓，绝大多数属于没有人身权利的文盲农奴。此时的欧洲大陆，动辄饥荒，瘟疫蔓延，城乡各地臭气熏天、脏乱不堪；所谓大城市也不过是中国乡村小镇的规模，一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才有一次“集市”。这些实实在在的事实，在欧美专家的著作中，俯拾皆是，但是，在我们“专家”的大作中，打着灯笼，也是难以找到的。更有甚者，有“专家”声称：中世纪的欧洲，也比中国“科学”许多。
又比如，在前些时甚为火爆的《大国崛起》一书（电视片）中，“专家们”对于发现新大陆、“蓝色文明”津津乐道，至于为什么是西班牙、葡萄牙首先走向大海，始终一声不吭；至于英国“海军”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西班牙就此一蹶不振走向衰落，到底是为什么，“专家们”同样是一言不发。有趣的是，“专家们”说，英国因为战胜了西班牙无敌舰队，一跃成为海洋大国；为了自圆其说，不惜隐瞒此战之后，英国近百年时间根本没人关心所谓“海军”建设的事实。
如此等等，在西方是历史常识的东西，到了我们的“专家”这里，成为了坚决不谈的“禁区”。

　　其实，这些禁区，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问题，而是“专家”们自己设置的。他们只有一个目的：编造“西方自古就比中国强”的舆论，将国人“闭关锁国”在这个无耻的谎言中。

　　 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不承认“四大发明”，即便承认也要说这是“技术”而不是“科学”，至于欧洲为何有科学而无技术，他们是不屑于回答的；他们恨不得将张衡、祖冲之等人改换国籍，不惜将《九章算术》之类贬到科学之外；他们恨不得将唐宋元明商人的商船改挂它国国旗，不惜注销大批旅居海外的古代中国商人的中国国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经过若干年的积累，他们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谎言“体系”：

　　 欧洲是海洋文明（即所谓蓝色文明），中国的大陆文明（即所谓黄色文明）；（尽管我们的祖先远航印度洋经商的时候，在欧洲大陆的江河里也少有船只航行）

　　 欧洲是科技文明，中国是“经验”文明，换个说法，便是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欧洲才有科学基因；（尽管我们的祖先在撰写《九章算术》的时候，连欧洲的国君也是文盲）

　　 欧洲是城市和商业文明，自古重视商业，中国是农耕文明，自古重农抑商；(尽管中国大地出现百万人口的城市，广泛使用纸币的时候，欧洲万把人的聚居点也被称为大城市，而且连货币也是阿拉伯人的)

　　欧洲自古重视民主、开放，有民主基因；中国自古专制、保守，只有专制文化；（尽管我们的祖先全面实行开科取士、写《长恨歌》嘲弄当朝皇帝的祖先的时候，欧洲全面实行“世袭制”，随意屠杀异教徒和不同政见者）

　　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会被认为是真话。当谎言从一个个“专家”嘴中说出来，似乎就变成真理了。
最不可思议的是，这满纸荒唐言的东西，竟然成为所谓的“学术专著”，在国内大行其道，备受“关注”和欢迎！

　　我不是一个盲目排外的人，也不是什么学者。我只是针对专家们的“著作”中的一些疑问，在西方人的著作中，找到了一些答案，证明了我们的“专家”的虚伪。

　　我们必须积极地认真地学习西方，因为我们今天落后于他们。西方的崛起，本质上源于启蒙运动。是启蒙运动，促成了现代科学民主的发展进步。而启蒙运动，也不是西方独立的思维成果，而是东西方文化交汇、发酵的产物。我国汉唐的强盛，宋朝的富庶繁荣，无不是以博大的胸襟吸纳外来文明的结果。

　　 我们应该发扬我们的祖宗的传统：虚心学习世界任何先进的东西，但是，必须是站着、不卑不亢地学习，绝不能跪着、奴颜卑膝地模仿。
无论彻底地排斥什么，还是彻底地崇拜什么，都是荒唐的，缺少理智的。
盲目崇拜中国传统文化，排斥西方文化，毫无疑问是闭关锁国，是行不通的。
盲目崇拜西方文化，排斥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另一种闭关锁国行为。而且，这样一种闭关锁国，危害性更大，因为它会让全民失去自我，失去自信，失去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精神，彻底成为他人精神上的奴隶，最终导致全民族不战而亡。
基于此，我写下了这一系列文章。

　　 这一系列文章中，我所选用的资料，凡是涉及西方世界的内容，全部取材于西方专家的学术性著作；涉及中国历史的部分，也尽量取材于西方学者的著作。总之，不能让洋奴专家继续欺骗国人。

　　　 说说希腊文明：子虚乌有　

　　　古希腊文明，是指在公元前8世纪--前323年间，被称为希腊人的人们“创造”的文明。此前的几个世纪，称为荷马时期，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为“英雄时期”；此后数百年，甚至整个古罗马时期，西方人称为“希腊化”时期。

　　希腊文明时期的希腊，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希腊人的地盘主要在爱琴海两岸的诸“半岛”或者岛屿上。

　　希腊人分成大大小小若干个独立的“城邦”。说是城邦，实际上是一个村庄或几个村庄的联合体，人口不过万儿八千的。他们或农耕或渔猎或商贸，但多以农业为主。为了利益，相互间战争不断。

　　希腊有两个“超级大国”，为斯巴达、雅典。人们一谈到古希腊，90%是拿这两个“超级大国”来说事，最多的是雅典，因为古希腊的名人大多长居于此。

　　斯巴达，是四个或者五个村庄的联合体，称霸希腊时，也不过9000户人家，衰落时仅700户，按照平均每户5人计算，巅峰时人口4.5万人左右。因土地较肥沃，故以农业为生。斯巴达是2名国王加上长老会议的政治模式。两个国王分别由两个家族推选产生，权利相等。国王只负责处理日常事务，除非领兵在外，大权始终在长老们手中。

　　雅典，是4个家族的10个部落的联合体。综合西方各研究者的数据，巅峰时期人口在6.7----17万人之间，取中间值则是11万左右。因土地相对贫瘠，故手工业和贸易较为发达。雅典是9名执政官（起初是1名，后来是3名，最终为9名）、贵族会议的政治模式。9名执政官由公民会议选举产生，轮流执政处理日常事务。军事上还选出10名司令官。但是，大事由400人议事会或者后来的500人议事会议决。

　　斯巴达和雅典，其规模相当于我国今天的大一点的乡镇。在管理体制上，与我国解放前的农村家族、村庄没多大区别：平时，族长（或庄主）处理杂七杂八的事务，担当调解员的角色，但凡遇上重大事务，则召开家族会议（各房推举的代表）或者村民大会（每家派一名代表）集体讨论决定。直到今天，我们到不少偏远乡村，还能找到这种影子。

　　 阅读希罗多德《希波战争史》时，让人立即联想到《水浒传》“三打祝家庄”。遇上强敌时，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这三个“城邦”立即联合起来对付水泊梁山。其中任何一庄的兵力，都不亚于十名司令官共同率领的奔赴马拉松的雅典军队。我想，假如这三个庄结合成一个大的“城邦”，很有可能会产生三个国王或者执政官，三人轮流执政。但是，倘若遇上与水泊梁山开战之事，这三个人只怕必须报告“长老会”研究后才定得下来。

　　 恕我直言，所谓的奥运会，当初也不过是一个乡村主办、多个乡村参与的，类似于诸如赛龙舟、舞狮、赛马、摔跤等的民俗活动。解放前，这类的活动，在中国大地多如牛毛。因此，我们没有必要过于神化。当然，奥运会发展到今天，其内涵已经有了质的变化，所以须另当别论了。

　　 所谓的“城邦”，从本质上看，不过是一种部落或者部落联盟性质的村民自治性的组织。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独立（这是关键）创造出多大个文明，无异于天方夜谭。最多，比当今的大邱庄、华西村、南街村闹得水声更响一点，但是，无论如何，在当今中国的农村，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包括教育、科研、成果推广等），产生出中科院院士，只能是一种梦想。

　　 我们知道，只有在国家力量的支撑下，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工商业和科研环境等综合作用下，科学文化才有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古今中外，开展科学研究，毫无疑问，只能是强大的国家力量的产物。

　　 众所周知，封闭状态下，任何一种文明是很难持续发展进步的。正如在其它野生动物消失后，狼群必定会退化，一种文明一旦定型，就会产生惰性。只有与另一种文明交流碰撞，才会激发出新的活力。美洲印第安人早在千年前就建立庞大的国家，并创造辉煌的文明。但是直到欧洲人抵达时，这里几乎没有发展甚至还有退步。中国春秋战国的辉煌，也正是中原文化与南方楚文化、东方齐鲁文化交融促进的结果。中国唐朝文化的博大，也是源于与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区文化的相互交流促进。

　　 古希腊运气不错。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就诞生在希腊的旁边。特别是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西亚，古巴比伦消亡了，亚述帝国兴起；继而新巴比伦诞生，接着出现波斯帝国。这里与南方的埃及、东边的的印度、东北面的中国之间，经济、文化、政治、军事交流频繁，始终是处于经贸繁荣、科技文化发达的状态。最为重要的是，无论古埃及，还是古、新巴比伦，都是以幅员广阔的国家形态存在，无论哪一方面，都远远领先于古希腊。

　　 古希腊人的记载告诉我们，古希腊文明----如果说这种文明存在的话，只能是古埃及、巴比伦等文明向周边扩散的产物，因为希腊的北面和西面，在马其顿兴起之前一直是蛮荒之地。

　　 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明确记载了这样一个事实：希腊文字就是希腊人模仿西亚的腓尼基字母创造的。这大约发生于公元前8世纪。和日文来源于汉字一样，今天我们熟悉的26个英文字母，源头就是腓尼基人的字母。

　　 希罗多德还明确记载了这样一个事实：流行于希腊的奥菲教义是从埃及传来的。原来，就和基督教的上帝、耶稣来自于中东一样，我们熟悉的宙斯、阿波罗、普罗米修斯等“明星”，原本是古埃及人创造并崇拜的神灵。

　　 至于希腊人的科学技术，科学史家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说：“当希腊各城邦发展起来，越出先前的界线的时候，希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需要就迫使希腊人民同更古老的文明发生接触。早期希腊哲学家所搜集到的事实大部分是从外来的来源得到的----他们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尼亚得来的，他们的医学和几何学是从埃及得来的，可能一部分是通过克里特岛。在这些事实之上，他们又加上一些事实，然后，在历史上第一次对他们加以理性的考察。这种观念的混合过程是逐渐向西推移的。效果最初是在爱琴海的爱奥尼亚海岸出现的。当时希腊人大概还保持着过去的米诺文化的传统并且同巴比伦和埃及的学术保持着接触，因而对演绎几何学和自然界的系统研究提出一些见解。”

　　 正如经历了夏商周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才诞生了百家争鸣、文化繁荣的春秋战国时代，以及孔子、老子、墨子、孙子等等大师级人物，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三杰”不可能是从天而降，而且，仅仅依靠希腊那种小国寡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也不可能孕育出亚里士多德这样的百科全书式人才。

　　 事实确实如此。《荷马史诗》的编著者荷马，古代记载肯定他出生于希俄斯岛或小亚细亚的士麦那；早期著名的希腊诗人阿基洛古是帕洛斯岛人；诗人伊翁是开俄斯人、赫格曼是萨索斯人；萨福和阿尔喀俄是累斯博斯岛上的米提林人；赫西俄德自称祖籍是小亚细亚的库墨。希腊最早的哲学学派——米利都学派的代表人物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都均出生于小亚细亚沿岸；毕达哥拉斯生长于小亚细亚的萨摩斯岛；亚里士多德是斯塔吉拉人；高尔吉亚是利昂提尼人；普罗泰格拉是阿布德拉人；提奥夫拉斯图斯是累斯博斯人；芝诺是塞浦路斯人；希庇亚斯是厄利斯人；普罗迪亚斯是克亚人；特拉叙马库斯是卡尔西冬人；“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也是可斯人。

　　 上述这些人物，都不是正宗的“希腊人”，而是属于出生、成长于境外，成熟后回到希腊本土发展的“希腊裔”人。毕达哥拉斯、德摩克里特、柏拉图、梭伦、亚里士多德等都有学习、生活于西亚、埃及的经历，用今天的话讲，叫做“海归”。可以说，古希腊的知识界，基本是海归的天下。古希腊人自己也承认：“光明来自东方”。

　　 我们知道，希腊著名的文人，大多与雅典有关，有的还长期生活在雅典。但是，雅典“法律”规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算雅典公民。今天的美国，热烈欢迎智力投资、钞票投资者，如果美国人认为你够分量，便可以加入美国国籍。当时的雅典可不是这样，只要不是雅典公民，即便你再有钱、再有名，也没有在雅典买房子买地的资格。所以，即便德摩克里特、亚里士多德这样分量的人物，一辈子也只能是以寄居者、游客身份生活在雅典。有趣的是，今天的学者们说亚里士多德是雅典学者，而当时的雅典人从来没有认为他是雅典人。

　　 遗憾的是，由于连绵不绝的战争与征服，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找寻更多的有关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的文字记载。即便如此，金字塔、木乃伊、纸草等不可磨灭的遗存，足以证明古埃及的辉煌；而西亚不仅有一大批宏伟壮丽的建筑遗存，还有关于汉谟拉比法典、数学、天文学、历法、文学等科学文化的文字记载。也就是说，古埃及人、西亚人是地地道道的老师，希腊人是学生。老师的作品因为种种原因，特别是战争给销毁了，而来自穷乡僻壤的学生的作业，因为地处偏远等原因保存下来，故而学生为后世所传颂。

　　 只要我们不带任何偏见，所谓“希腊奇迹”，不过是古希腊人传下来的几本书。而书中的内容，包括文字，都不是希腊人自己创造----而是仿制的。如果当时希腊人书写所用的是纸草，而纸草也是古埃及人发明的。事实上，作为一种“文明”，古希腊有大量的哲学和数理化“学术著作”，却惟独难得见到类似中国《考工记》的“技术性”著作。难道希腊人是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人种？在生产力水平帝都底下的年代，他们吃什么？显然，所谓希腊文明，不过是希腊人开始大规模地照本宣科地传播西亚和埃及文明的一种文明。

　　　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西方学者也“发现”并肯定东方文明影响了古希腊，而且从《荷马史诗》开始，直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都发现了大量“模仿”西亚文化的内容。

　　 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 (《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美国乔治·萨顿著)

　　 我们记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古训，我们不排除仿制品的水平高于正品的可能性，毕竟当今世界的山寨货的质量并不差。但是，无论如何，赝品在古董市场上是卖不出好价钱的----除非买家不识货。

　　我无意否定欧洲人引以为傲的古希腊文明。今天的人们多读一读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欧洲先贤的著作，一定会大有收获。但是，那种将古希腊文明抬到至高无上位置，尤其是我们的有些同胞那种言必称希腊的做法，显然是不科学的。

　　顺带说一句，由希腊女祭司点燃的那把火，被我们称为奥运圣火，宝贝得不得了。

　　试想，如果我国举办一个武术赛，由武当道士或者少林和尚点一把火，在全国传递一下，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响？

　　　 古罗马到底有多伟大？独裁与野蛮　

　　

　　　一说到西方，洋奴和汉奸学者们总喜欢说完古希腊，再说古罗马。事实证明，古希腊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文明”，那么古罗马呢？

　　 古罗马直至帝国内战爆发（公元337年），是西方人所谓辉煌时期。这大致相当于我国战国晚期至东晋初，正是我国百家争鸣，并诞生造纸术、地动仪等一系列引导世界科技文化进步的成果的时代。

　　 先说古罗马的的科技、文化。

　　 洋奴们不断夸耀古罗马科技、文化如何了得,然而，严肃的西方学者不仅不领情，而且还爱抽洋奴、汉奸的嘴巴。

　　 让我们学习一下英国著名学者W.C.丹皮尔教授的教导：“罗马人似乎只是为了完成医学、农业、建筑或工程方面的实际工作，才对科学关心。他们只用知识之流，而不培其源----为学术而学术的源泉，结果，不到几代，源与流就一起枯竭了。除了3世纪后半叶亚历山大里亚的第奥放达斯是希腊最伟大的代数学（生民无疆注：西方历史学家早就发现：代数学是从中国汉朝时传到波斯的，而亚历山大里亚属于波斯地盘）著作家以外，没有一个第一流的人物。在罗马帝国头300年间，罗马法的伟大成就登峰造极，但是，罗马政权还没有衰微，科学就显然已经和哲学思想的其他部门一起差不多停滞不前了。知识没有进步，人们唯一的工作只是写些注释和撮要，主要是希腊哲学家的注释和撮要。”请记住：丹皮尔教授是一位典型的持欧洲中心论的西方专家，他为什么如此谦虚呢？

　　 在经济建设上，罗马帝国也是乏善可陈。帝国早期，主要是以战养战，到支撑扩张的人力物力资源消耗殆尽后，帝国主要靠榨取亚平宁半岛之外的土地上的产出实现骄奢淫逸。稍懂罗马历史的人都知道，在罗马帝国的地盘上，社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是西亚和埃及一带。“东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便已掌握了各种技艺，享受着奢侈的生活；而西部却仍居住着粗野、好战的野蛮人，他们或者讨厌农业，或者对农业还全然一无所知。只是在一个已建立起来的政府的保护之下，气候条件较好地区的农产品和更为开化的民族手工业才慢慢传入欧洲的西部诸国；在公开的有利可图的商业活动的鼓舞下，这才大力发展农业，改进工业。从亚洲和埃及进口到欧洲的不论是动物类还是植物类的产品，其种类之多不胜枚举。”亚洲和埃及，成了帝国的钱包和粮仓，而庞大的罗马城仅仅是一个挥霍场所，“最遥远的国土也常被掳掠一空以满足罗马的排场和高雅生活”。遗憾的是，帝国当局坚决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只是重视农业，罗马帝国没有任何可供外贸的产品。“由于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完全满足于使用本国的产品和各种手工制品，在罗马方面可以拿来进行贸易的便只有，或者至少主要依靠，白银”罗马皇帝们一再下令，逼迫北非、西亚等地铲除葡萄种粮食，使得罗马帝国连葡萄酒也没有喝的。尽管如此，罗马帝国还是动不动就闹饥荒。

　　 再说古罗马的政治。

　　 古罗马，洋人历来将它定义为奴隶社会，是一个人性缺失的时代，这一点不假。

　　 古罗马原本是从多瑙河沿岸迁到亚平宁半岛上的几个小部落的联合体，通过发动无数次战争，逐步发展成以地中海为中心、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一是夺取土地，二是地面上能带走的所有财物，三是将被占领土上的百姓统统作为奴隶。罗马大军所到之处，百姓要么被杀，要么掳做奴隶。一次性杀死数万人、掳数万人为奴，这样的事件不胜枚举，其血腥与残忍，无以言表。

　　 在欧洲，有着像牛马一样买卖奴隶的传统，这一传统，从古希腊一直传到美国南北战争方才作罢。尽管罗马人以奴隶劳动果实为生，但是，在罗马人眼中，奴隶还不如牛马，牛马不仅能干活，而且还可以吃它的肉。罗马时代，一次又一次颁布奴隶主可以随时处死奴隶的法律。比如，公元57年，罗马元老院通过法案，奴隶主在家被杀，不仅在这家所有奴隶要被处死，而且连已被释放尚未离开这家的获释奴隶也要被处死。罗马人以观赏一个奴隶杀死另一个奴隶为乐，甚至与野兽搏斗。他们观看两名奴隶持剑矛生死相搏或者与野兽搏斗，仿佛当时中国人看斗鸡、斗蛐蛐一样兴高采烈，与当今人们看篮球赛一样的感觉。要说古罗马人有人性、讲人权，只有傻瓜、二百五才相信。

　　　洋奴学者经常说到罗马法如何如何，罗马有什么民主、法治的基因。

　　 说起来颇为有趣，罗马帝国与大清帝国一样，也有一帮八旗子弟---罗马公民，他们从出生到死亡，可以不干任何事，帝国按时给他们按人头发放粮食衣物零花钱。后来，这帮杨八旗子弟觉得做饭太麻烦，于是帝国干脆改为发放面包。洋八旗子弟一辈子只有一个义务----当兵打仗。如果打胜了立功了，还有土地和金银珠宝等奖赏。因此，罗马城等罗马公民聚集处，澡堂、剧场等娱乐业十分发达。结果自然与大清八旗子弟相同，沦为彻底废物，不仅上不了战场，而且花光家产成为流浪汉。到了后来，罗马帝国不得不通过赐予“罗马公民”身份，征集“蛮族”男子上战场。蛮族汉子自然不会像罗马公民那么无用，于是政变更加频繁，最终让龙椅上坐着的变成了蛮族人。

　　 罗马看起来还是民主的，它曾经有元老院等类似今天议会的机构，即便是独裁者渥大维也不是金口玉言。一次，屋大维（即奥古斯都大帝，凯撒的外甥）在一个名叫韦迪乌斯 波利奥的骑士家做客，席间，一个奴隶将一只水晶高脚杯（另一说法是水晶盘子）打碎了，主人要将这个奴隶扔进鱼池喂巨鳗鱼。奴隶向屋大维求救，屋大维劝说，波利奥不理，还是将奴隶扔进了鳗鱼池。对此，屋大维也没有生气。

　　 但是，若因此说古罗马讲民主重法治，那绝对是扯淡。

　　 罗马帝国，是典型的军人当道的时代。“罗马军队的将军，对士兵、对敌人和对共和国的臣民，几乎都可以占有并行使任何属于一个专制帝王的权利，而毫无违背宪法原则之嫌。”罗马帝国的皇帝，基本是地道的军人出身，也只有在军人们心情舒畅的条件下，他们才做得稳天下。稍有不慎，武夫们便会杀进皇宫，割掉皇帝的脑袋，以致每个新皇帝登基时，必须先花一大笔钱向禁卫军卖平安。最为出格的是，192年，禁卫军杀死暴君康茂德，推举老弱不堪的元老佩提那克斯即位。不曾想，迂腐的佩提那克斯竟雄心勃勃想搞改革，结果，才坐了86天龙椅，便被他的卫士们割掉了脑袋。禁卫军官兵们突发奇想，对外宣称：面向富人们拍卖龙椅。经过角逐，尤利安努斯以许诺给每个士兵6250德拉克马的钞票，被士兵们拥上皇帝宝座。不过，这位元老在龙椅上没坐几天，便被另外一支军队拥戴的人赶下台来。

　　 军人横行的时代，动嘴皮子的议员自然没有好日子过。罗马时代，动辄数以百计“元老”（大约相当于今天的议员）被屠杀。尽管这些罗马帝国的贵族们，无论谁当皇帝都点头哈腰，但仍然逃不脱被屠杀的命运。所以，过不了多久，元老院就换成全新的面孔。公元前43年，渥大维和安东尼、雷比达联合夺取政权后，大肆追杀政敌，一次性杀死300名元老。好在元老们都是家产在“一万镑”以上的贵族，他们便倾尽家产，活一天算一天，今朝有酒今朝醉。他们连后代也懒得要，就这样，许多原来高贵无比的家族灭绝了。尽管元老院是一直存在，但是，大多数时间，元老们连皇帝的面也见不到，因为皇帝根本没把他们当人看，长期呆在其它地方。帝国首都迁到君士坦丁堡之后，元老院被皇帝遗忘，扔在罗马自个儿民主议政去了。

　　 古今中外，龙椅的诱惑都是巨大的。如果按照中国的习惯，所谓罗马帝国，可以分为N个朝代。大家为了争夺这把椅子，你刚唱来我登场。有脑袋进水花钱买椅子的；有认干爹继承位子的；有干脆领兵杀进皇宫直奔椅子的；也有前线将领阵前黄袍加身的；有兄弟相残的；有天上掉馅饼，稀里糊涂当上皇帝的；有被士兵们“拥戴”被迫登基的。无数人为此掉了脑袋，不少人坐上椅子后被人割了脑袋。到了后期，更是内战连连，以至于出现30余人割据称王。中国历史上的大戏，罗马帝国无一例外地，全部上演过。就这样稀里糊涂之中，363年，朱利亚努斯在与波斯作战中负伤死去，不久，罗马就分裂成东、西两个帝国。

　　 5世纪中叶，匈奴人在今天的匈牙利一带崛起，四面出击，驱赶得北欧的日耳曼人鸡飞狗跳。匈奴人，原来呆在蒙古高原，被中国汉朝打得满地找牙后，大部分归顺汉朝融入主流，小部分一路西行，如入无人之境，最后占据当今东欧一代，继续向西向南扩张。在匈奴大军多次践踏、大面积掳掠之后，随着日耳曼人向南方蜂拥推进，三下五除二，西罗马帝国便奄奄一息。

　　 476年，稀里糊涂中，蛮族们让西罗马帝国灰飞烟灭了，西欧就此进入了所谓的“中世纪”。

　　 西罗马帝国虽然完蛋了，但是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城的东罗马帝国，仍一如既往地生活着，而且寿命长达千年。

　　 东罗马帝国完整地继承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皇帝是基督教教主，也是国家政权的主宰。东罗马人读的书，一半是基督教经典，另一半则是古希腊人的著作。东罗马帝国同样继承了罗马帝国热衷于“篡党夺权”的优良传统，几经折腾，7世纪后，东罗马皇帝也是希腊人。遗憾的是，除了房子建得有特色且颇为壮丽，雕塑还算过得去，而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学技术上，同样是一塌糊涂。

　　 一部东罗马历史，除查士丁尼统治时（527 ----565 年在位）有过短暂的辉煌，剩下的就是一部挨打史、屈辱史。

　

　　5世纪，为了少受匈奴人攻击，一次给匈奴首领阿提拉送去14000镑黄金，以后每年缴纳贡金2100镑。

　　 6世纪，在 “蛮族”们（主要是日耳曼人）的侵略、蚕食下，帝国在欧洲地区仅剩下沿海的一些据点。

　　 7世纪之后，就一直处于阿拉伯人的没完没了的“欺负”之中，帝国在亚、非的领土丧失殆尽，沦落为龟缩于小亚、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的国家。帝国原本指望西欧十字军能够教训一下阿拉伯“异教徒”，以出口恶气，结果，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却将东罗马首都拜占庭洗劫一空，大火焚烧7天之久，并且将帝国大片领土予以瓜分。

　　 1453年，仅一隅之地的东罗马被奥斯曼帝国消灭，拜占庭成了突厥人的都城。当然，东罗马帝国的全部地盘早已变成穆斯林的乐园了。

　　 说来有趣：在文化传承上，这个窝囊的东罗马帝国，是最有资格的代表西方文化的---正宗嫡传的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由于它实在是窝囊得过头了，所以，西方历史学家们宁愿在黑暗的中世纪（西欧）上多做点文章，也不愿提到它，连“希腊化”的资格都不给它，让人有一种东罗马与欧洲文明无关的感觉。

　　

　　

　　　

　　中世纪欧洲---文盲与武夫的世界

　　 汤普逊教授说：“古代日耳曼人逐渐从畜牧阶段过渡到一个较多定居性质的阶段，因而发展了一种简陋的农业，也许是从一个早期的零星耕种成长为经常的生产。这种转变似乎是在凯撒（公元前50年）和斯特累波（公元1年）时期与塔西佗（公元100年）时期之间发生的。”也就是说，大约在我国的西汉末年到东汉中期这段时间，日耳曼人开始建立村庄，过上定居生活，从事农业生产。正因为如此，罗马人称他们为“蛮族”。

　　 正当他们开始走出原始状态的时候，“公元375年时，匈奴人冲过‘乌拉尔大门’（生民无疆注：即欧亚分界线处）出现于欧洲地区；他们猛扑住在南俄罗斯和近代罗马尼亚的哥特人；当时，他们的进攻，使日耳曼人和罗马人都充满了惊惶情绪。我们还可以看到同时代人描写他们的生动记载”。

　　 面对匈奴人强大的马队，与之毗邻的东罗马帝国，举全国之力筹集巨款，买得了平安，而无组织无依靠的日耳曼百姓，唯有拖家带口、赶着牛羊抱着鸡鸭，举村迁徙、逃亡。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丹纳，以形象生动的笔墨描绘了这个大迁徙过程： “蛮族的洪流也就决破堤岸，滚滚而来，一批来了又是一批，前后相继，不下五百年之久。他们造成的灾祸非笔墨所能形容：多少人民被消灭，胜迹被摧毁，田园荒芜，城镇夷为平地；工艺、美术、科学，都被损坏，糟蹋，遗忘；到处是恐惧，愚昧，强暴。来的全是野人，等于休伦人与易洛魁人突然之间驻扎在我们这样有文化有思想的社会上。当时的情形有如宫殿的帐帷桌椅之间放进一群野牛，一群过后又是一群，前面一群留下的残破的东西，再由第二群的铁蹄破坏干净；一批野兽在混乱中喘息未定，就得起来同狂号怒吼，兽性勃勃的第二批野兽搏斗。到第十世纪，最后一群蛮子找到了栖身之处，胡乱安顿下来的时候，人民的生活也不见得好转。野蛮的首领变为封建的宫殿城堡主人，互相厮杀，抢掠农民，焚烧庄稼，拦截商人，任意盘剥和虐待他们穷苦的农奴。田地荒废，粮食缺乏”。

　　476年，由于匈奴人的不断扩张，为了生存而南迁的日耳曼人的持续攻击下，早已腐败透顶的西罗马帝国覆亡了。

　　 从此，西欧进入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

　　 丹纳接着说： “十一世纪时，七十年中有四十年饥荒。一个叫做拉乌·葛拉贝的修士说他已经吃惯人肉；一个屠夫因为把人肉挂在架上，被活活烧死。到处疮痍满目，肮脏不堪，连最简单的卫生都不知道；鼠疫，麻风，传染病，成为土生土长的东西。人性澌灭，甚至养成像新西兰一样吃人的风俗，象加莱陶尼人和巴波斯人一样野蛮愚蠢；卑劣下贱，无以复加。

　　 丹纳继续叙述道：“到一五五〇年，英国只有猎人，农夫，大兵和粗汉。一个内地的城镇统共只有两三个烟囱。乡下绅士住的是草屋，涂着最粗糙的粘土，取光的窗洞只有格子没有窗子。中等阶级睡的是草垫，枕的是木柴，枕头好像只有产妇才用，杯盘碗盏还不是锡的，而是木头的。

　　 “至于法国，到十五世纪末，国内的优秀人士，所谓贵族只是粗野的蛮子。威尼斯的大使们说，法国绅士的腿都像弓一样弯曲，因为老是在马上过生活。拉伯雷告诉我们，歌特人的蛮俗，下流的兽性，在十六世纪中叶还根深蒂固。一五二二年，一位游历法国的学者写道：‘法国人只重武艺，看不起别的事情；他们非但轻视文学，而且深恶痛绝，认为文人最下贱，所以把一个人叫做学者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意大利情况稍好一点。“野蛮人在意大利没有久居，或者没有生根。西歌特人，法兰克人，汪达尔人、东歌特人，不是自动离开意大利，便是很快被赶走。伦巴底人固然留下来了，但不久就被拉丁文化征服。”

　　 “总之，整个欧洲还处在封建制度之下，人象凶悍有力的野兽一般只知道吃喝打架，活动筋骨。相反，意大利差不多已经成为近代国家了。” 丹纳总结道。

　　　大家可别瞧不起这些蜂拥而来的“野人”，西欧后来的统治者，诸如最高统治者也是最大的封建主的国王、作为诸侯贵族的亲王、大公、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骑士什么的，全是这些野人及其后裔。

　　 在这些野人的领导下，中世纪的西欧具体是什么样的呢？生民无疆随后将从多方面予以介绍---坚持用洋人提供的历史资料，拒绝参考洋奴学者写的欧洲史。

　　　

　　5、奴性十足的欧洲人

　　 每说到西方，人们便想到“民主”、“人权”、“科学”，而且将这些与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联系起来，似乎欧洲从来就是民主、科学的社会，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知道，西方哲学主要来源于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教义。我们不妨看看这些西方圣贤说过什么。

　　 古希腊头号圣贤苏格拉底说：“我要对公民们说：你们彼此虽是兄弟，但是神还是用不同的东西把你们造出来的。你们之中有些人具有统治的能力而适于统治人，在创造这些人的时候神用了金子，因此这些人也就是最珍贵的。另一些人是神用银子作成的，这些人就成为统治者的辅助者。再有一些人是农夫和手艺人，这些人是神用铜和铁做成的。……统治者应当把这个神谶引以为戒，即：一旦铜铁做成的人掌握了政权，国家便要倾覆。”这就是说，根据神的安排，人类社会被分为金子做的人、银子作的人、铜做的人、铁做的人这四个等级，每个人出生前，神已经确定好分别属于哪一个等级。苏格拉底还说，金子做的人会生出金子做的儿子，银子和铜铁做的人会生相应的儿子。至于苏格拉底经常提到的奴隶，自然是等外品，只不知他认为奴隶是用什么做的。

　　 第二号圣贤柏拉图认为，国家是个人的放大，个人是国家的缩小，据此勾划出了自己的“理想国”。柏拉图也是一个以精神力量----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这“四德”治天下的倡导者。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按照神的意志设计和实施管理的，所以，“我们制定有关不敬神的法律如下：如果一个人在语言上或行动上犯了不敬神的罪，任何人见到了就应该起来维护法律向地方官报告。地方官接到报告之后，就应该立刻依法把这个人送到法庭。如果地方官接到报告之后拒绝这样做，已经有人揭发，他就要以不敬神的罪名受到审判。国家里面要设三个监狱：第一个是在市场附近的普通监狱；第二个是在午夜法庭附近，将称为‘感化所’；第三个要设在国土中心的某个荒野山区，要用某种果报惩罚的名字来称呼。当他们监禁期满后，如果其中有人思想健全，就让它恢复正常生活；但是如其不改，再度被定罪，就应该把他处死”。总之，谁敢反对神甚至否定神的存在，一定要好好教训他，让他匍匐在神的脚下，或者将他从肉体上消灭。

　　 古希腊的圣贤们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事实就是如此，只不过我国的“精英”专家们不肯“引用”而已。

　　 再看《圣经》。《圣经》罗马书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圣经》之中，这类的话还有很多。

　　 上帝的意志有谁能抗拒得了呢？既然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我还是老老实实认命苟活吧。

　　 也许希腊人善于活学活用圣贤们的教诲，在促进罗马走向独裁上，充分展示了他们的聪明才干。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让人把皇帝神化是他们的行为中唯一脱离惯常的谦虚谨慎的态度的一个例证。这种下流的、亵渎神灵的献媚方式的创始者是亚洲的希腊人，而第一批被神化的对象则是亚历山大的继承人。这种做法是很容易从帝王转移到亚洲的总督们身上的，罗马的行政官便常被通过一连串的建坛、建庙、举行庆典、供奉牺牲的闹剧而被封为地方神灵。”于是，自然而然地，“任何一个生前死后不曾被视为暴君的帝王死去以后，元老院一定严肃宣告他已跻身神灵之列，这早已成为一种习惯了；被尊为神的仪式总是和葬礼同时进行。”

　　 对于罗马皇帝，“由于罗马人天生的奴性，一些行政官、元老和一些骑士都自愿对他宣誓效忠，一直到这种愿不过是一种个人讨好的行为，在不知不觉中，竟然变成了一年一度的宣誓效忠的严肃仪式。”这，也就是欧洲人动不动就搞宣誓的来源。

　　　进入中世纪以后的欧洲人，在匍匐在基督教脚下的同时，面对大小封建主也十分“遵纪守法”。

　　 中世纪的西欧，形成若干个王国、公国等，各国国君大封功臣，形成了世袭的大小领主（贵族）、平民（主要是农奴，地位和西藏解放前农奴基本一致）两个等级，此外还有一个凌驾于世俗社会之上的教士等级。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欧洲，始终是身份世袭制度占绝对主导的局面。

　　 欧洲人民普遍认为：国王的后人才能当国王----哪怕他是外国人，贵族的后人永远是贵族，农奴的儿子只能是农奴，完全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农奴儿混蛋。整个中世纪直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接近1400年时间，欧洲的老百姓就没有搞过一次起义，也就是没有造过反（我并不认同，像英法百年战争期间的英国瓦特·泰勒起义，法国的扎克雷起义，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农民战争）。17世纪，英国贵族们忍无可忍，发动了内战，虽然胆大妄为地处死了当朝昏君，领头的克伦威尔也不知天高地厚地坐了几年龙椅，但是，克伦威尔死后，英国人死活不肯相信他的儿子属于龙种，于是，一致决定迎请与“昏君”有血缘关系的人来做国王，直到今天。在欧洲，身上没有王室的血液，想当上国王，比做梦还要假。

　　 正因为如此，翻开中世纪历史，英国国王原本是法国人，西班牙国王原本是奥地利人，本国国王不会说本国语言，为了谁当甲国国王，乙、丙两国军队打得稀里哗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原因何在？因为这些国家的王室相互通婚，全是亲戚关系，当某国国君无后，惟有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从别的国家找人来当国王。如果有几个国家认为自家的王子有资格坐上这把龙椅，便只好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了。最有趣的是，尽管英国国王不会说英语，西班牙国王听不懂西班牙话，但是，王公大臣和平头百姓，没一人想到要推翻他。

　　 中国不一样，自古以来，谁造反成功，谁就当皇帝。朱元璋是个行乞要饭的和尚出身，刘邦原来不过是个村长，他们打下天下后，便自个儿当皇帝，普天之下没有人认为不合适。文盲李逵一直认为，皇帝的龙椅，他的宋江哥哥也是可以坐的。

　　 国人总在说“奴性”，比起奴性十足的欧洲人，中国人差远了。

　　族权捆绑下的欧洲社会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鲁迅等“旗手”们，对中国家族制度深恶痛绝，认定儒家学说为祸首。有“只手打翻孔家店”之称的吴虞先生，为了与家族划清界限，毫无保留地与家庭决裂，不仅在大庭广众之下辱骂自己的父亲是“老贼”，亲手痛揍自己的父亲，斤斤计较地与父母分割家产，而且宁可将自己的钱拿出来娶小老婆、逛妓院，也不给自己的儿女用于上学。

　　 殊不知，欧洲的家族制度及其危害性，一点也不比中国差。中世纪的欧洲，同一血缘的人们世代同堂共享财产的现象十分普遍，家族干预其成员的私有财产处置，具有对成员婚姻的决定权,而且家族之间的仇杀也是见怪不怪的事情。

　　 据法国大学者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在整个封建欧洲，当时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群体。在法国，当人们谈到亲属成员时，通常直接称之为amis（朋友）；在德国则称之为Freunde（朋友）。一份写自11世纪法国的法律文献这样列数家族成员：‘他们的朋友们，即他们的母亲、兄弟们、姐妹们以及以血缘和婚姻维系的亲属’。”

　　 中国有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习惯或者风俗，欧洲也不例外。大小领主（即贵族）的后人共同继承、共同使用公共遗产，共同居住在祖传的城堡里，例如博骚家族几代人均控制者普罗旺斯地区的各个伯爵领，虽然这个家族的每一分支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但都认为整个采邑的统治权是统一不可分的，并且所有人都采用同一普罗旺斯‘伯爵’或‘诸侯’的称号。至于平民百姓，更是重视血缘关系了。在整个乡村，到处都是由若干个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的 “兄弟会”，几十上百人共用一个炉灶、同桌进餐，耕种同一块共有地。

　　 个人财产所有权，往往最终为家族所掌握。比如，某人想将属于自己的财产卖掉，必须首先售给家族成员。即便是已经卖给家族之外的人，在规定的范围内，按照约定的顺序，家族成员在偿还已付价钱之后，仍然可以取代买主的地位----这就是曾盛行于欧洲的家族成员享受赎回权的制度。“这种赎回权制度盛行于从瑞典到意大利的各个地区，任何一种习惯制度都不会更为根深蒂固；在法国，只有大革命才将它废除。”

　　 和中国人一样，欧洲人的婚姻大事，也是由家族长辈决定。“在一个个人十分渺小，难以主宰自己命运的社会里，婚姻（我们知道，婚姻与众多形形色色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远远不被视为个人选择的行为。是否缔结婚姻首先是由父亲决定的事情。……亲属们可以干预这类事情，有时候是与父亲联合加以干预，尤其是他父亲不在世时，就更是如此。”

　　 中世纪欧洲自始至终笼罩在家族间复仇的乌云之中。每个家族都有一个族长，全体成员听从他一个人的指挥。只要家族成员受到外人的伤害，在族长的带领之下，家族成全体成员将拿起武器来惩罚杀害或者仅仅虐待其家族成员的行为。11世纪，勃艮第两个贵族家族在葡萄收获季节的发生了纠纷，双方的械斗搏杀持续了30年，其中一方就有11人死于非命。最位奇怪的是，这种家族仇杀行为为法律所认可，例如，在卡斯蒂尔的塞普尔维达，地方法律规定，复仇者只要与原来的受害人拥有同一个太祖父，就可以向杀害亲属的凶手复仇而不认为犯罪。

　　 阅读西方人撰写的西方历史，我们发现：

　　 第一，没有国内专家们写的西方历史那么美好，他们承认西方历史有很多很多不光彩的地方；

　　 第二，在论述到并不那么美好的地方时，作者也是那么心平气和地娓娓道来，而不像国内某些专家写中国历史那样边写边骂，还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地对古人进行一番深揭猛批。

　　 20世纪上半叶，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中国知识阶层风行一时。观看这一话剧的时候，不知道吴虞、鲁迅、陈独秀等五四干将们研究过没有：谁是欧洲的家族制度的祸首？难道也是孔夫子或者“儒家学说”？欧洲人又是如何对待自己祖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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