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读于丹《庄子心得》的心得

　　词曰：

　　停笔晓窗寒，不觉春还。似曾相识听关关。起看尾闾狂泄处，残月弯弯。 潮至且观澜，万里河山。擅场几日笑轮番。欲学庄周蝴蝶梦，借个清闲。

　　——调寄《浪淘沙》

　　一

　　
于丹教授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论语，告诫广大只切过四刀的“台阶”们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动非分之念，觊觎那些经过千刀万剐方能高高在上的“菩萨”们。否则，便是“自己找死！”同样的话，我记得《西游记》中如来佛祖也说过。

　　孙悟空大闹天宫，玉帝只得请来佛祖降妖。面对怒气昂昂的大圣，“如来笑道：‘我是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尊者，南无阿弥陀佛。今闻你猖狂村野，屡反天宫，不知是何方生长，何年得道，为何这等暴横？’大圣道：我本——

　　天地生成灵混仙，花果山中一老猿。
水帘洞里为家业，拜友寻师悟太玄。
炼就长生多少法，学来变化广无边。
因在凡间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瑶天。
灵霄宝殿非他久，历代人王有分传。
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

　　佛祖听言，呵呵冷笑道：‘你那厮乃是个猴子成精，焉敢欺心，要夺玉皇上帝尊位？他自幼修持，苦历过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你算他该多少年数，方能享受此无极大道？你那个初世为人的畜生，如何出此大言！不当人子，不当人子！折了你的寿算！趁早皈依，切莫胡说！但恐遭了毒手，性命顷刻而休，可惜了你的本来面目！’”

　　于丹读《论语》读出的最大心得就是学着她的老祖宗给世上之人排座次，分尊卑，定规则。她虽然是“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却没能从史书中悟出一条最起码的道理：一部《二十五史》（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就是一部造反史。较早的传说有蚩尤战黄帝，刑天舞干戚。都是以下犯上，造反的祖宗。陶渊明作诗称赞说：“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刑天啊，你虽然被砍掉脑袋，却化乳头为眼，以肚脐为口，挥舞着盾牌和大斧，屹立于天地之间，你造反的革命精神将永世长存。有史可查的早期造反例子有周厉王时“国人暴动”，起义百姓将残暴的厉王赶出国都，最后死在彘这个地方。（彘，猪也，坏人死也没落个好地方！）往后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更如滚滚长江东流水，一浪更比一浪高。春秋时期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打得诸侯关门闭户，叫苦连天；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以九百人起于大泽乡，喊出“伐无道，诛暴秦”的口号，天下响应，貌似强大的秦王朝顷刻土崩瓦解。司马迁特地为陈胜立传，叫做《陈涉世家》（陈胜，字涉），排在《孔子世家》之后。《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第一等是本纪，专门记载帝王事迹。第二等是世家，记载诸侯事迹。孔子不是诸侯而被列入世家是唯一例外。陈胜以农民起义领袖被列入世家更是绝无仅有。他是被正史承认的农民起义领袖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此后所有农民起义领袖都被打入另册，冠以“盗”、“寇”、“贼”等恶名，排在史书末尾，供统治者借鉴。如西汉赤眉绿林起义，东汉张角起义，东晋五斗米教起义，隋末农民大起义，唐末黄巢起义，北宋宋江方腊起义，南宋钟相杨幺起义，元末红巾军起义，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清末太平天国起义，近代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领导的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等等。正是这些“只切过四刀”，属于基座阶级的奴隶们英勇不屈的斗争，才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贱不贵，不卑不尊才是亘古不变的规律。于丹的老爸什么来头？世代簪缨还是书香门第？抑或原本就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泥腿子出身？共产党的开国元勋、高级干部绝大多数可都是泥腿子出身啊！

　　
二

　　
到了于教授这里，就变成了“高干子弟”，并藉此拥有一大堆耀眼的头衔。她既被请上莲花宝座讲经弘法，自然属于菩萨之列，最不济也是金刚护法一类。佛菩萨们嘴上说“众生平等”，却一个个高高在上，接受供养，哪里容得众生平起平坐？不论是本土道教，还是外来佛门，“善哉”、“慈悲”口号之下，等级地位（或于丹所说的“社会名分”）与世俗社会一样其极严格，不允许有任何僭越。

　　比如道观中有长老、监院、值殿、知客、散单等项职衔，各负其责。上至唐朝失意公主，下至宋代下野权臣，或做观主，或“提举”某某宫，圣恩浩荡，泽及槛外之人。《红楼梦》中清虚观观主张道士，乃一豪门帮闲，却被圣上封为“终了真人”，连贾府老祖宗也不敢怠慢。贾母到观中拈香，剪香烛的小道士因没来得及躲出去，被凤姐一巴掌打得翻筋斗乱滚，观中尊卑贵贱，俨然又是一座贾府。

　　寺庙中清规更严。《水浒传》第六回，鲁智深到东京大相国寺挂单，长老要他去管菜园，他提出做都寺监寺。他原是“有名分”的，曾做过关西五路廉访使，乃西北统帅种锷帐下大将，怎好做菜头！知客便做他思想工作，道：“你听我说与你。僧门中职事人员，各有头项。且如小僧，做个知客，只理会管待往来客官僧众。假如维那、侍者、书记、首座，这都是清职，不容易得做。都寺、监寺、提点、院主，这个都是掌管常住财物。你才到的方丈，怎便得上等职事。还有那管藏的唤做藏主，管殿的唤做殿主，管阁的唤做阁主，管化缘的唤做化主，管浴堂的唤做浴主。这个都是主事人员中等职事。还有那管塔的塔头，管饭的饭头，管茶的茶头，管菜园的菜头，管东厕的净头，这个都是头事人员，末等职事。”要做都寺监寺，须一级一级升上去，不好坐直升飞机的。鲁智深听了，无话可说，只得做了菜头。

　　仙境佛界的秩序也如世俗社会一样，一定不能乱了规矩。所谓规矩，就是社会的等级制度或者说阶级制度。什么是阶级呢？从字面上解释，就是阶梯，一级一级上去，直到顶端。社会这座大厦是否也由一级一级阶梯组成呢？于丹明确告诉我们，千真万确。社会正如一座金字塔，庞大的基座由只切过四刀的人民大众砌成，它们唯一的功能就是供菩萨们踩踏登顶，把他们高高地供养起来。你有意见？你耸起脊梁不想让踩踏？人家就会把你打碎扔进山沟里，再换上一块服帖的。

　　
三

　　中国阶级起源很早，大约从炎黄时代就出现了。那时，部落间战争打得很大，“诸侯相侵伐，蚩尤最为暴”（司马迁语），黄帝与蚩尤间的涿鹿之战，直打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胜利方抓获大量俘虏，这些人成为氏族中最早不能平等生存的弱势群体，也就是奴隶。可以说，中国奴隶制萌芽于炎黄时代。尧舜禹是中国旧知识分子最为推崇的圣君，但他们的“圣”只是针对部落或氏族内部同胞而言。奴隶不是人，对他们无所谓圣不圣。而且部落或氏族领导由推选变为禅让，最重要的社会权力从公众手中转到首领手中，表明因阶级的出现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发生了怎样革命性的转变。史书说尧如何清贫廉洁，吃糠咽菜，过着连看门人都不如的生活，不正说明当时已经有了不清贫，不廉洁的现象？已经有了人和人的不平等，并由于这种不平等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从而带来社会成员不同水准的生活方式吗？

　　
四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得出最重要结论就是必须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阶级构架，维护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绝对统治地位。为了吓唬老百姓，甚至虚构出所谓的“天命”，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论语》），穷鬼们不要怨天尤人了，一切都是上天安排，你就认命好了。汉初贾谊著《新书》，卷二有“阶级”一章，说：“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等级分明。”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阶级”一词最早的出处。《三国志·吴志·顾谭传》说：“臣闻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逾邈。” “逾邈”是差异明显的意思。说要想立国治家，必须明确嫡子和庶子的地位，区分高贵者和低贱者的身份，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层次分明，社会各个阶级一目了然。于丹那等崇拜儒家，自然拥护孔子、贾生们的阶级观点，所以有石阶菩萨之论。但这样一来，又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左。在主流意识形态那里，阶级已被阶层所代替，阶级斗争已让位于社会和谐，你再到处宣讲儒家那一套“阶级论”，倒真有些唱反调的嫌疑。

　　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孔子由奴隶主阶级卫道士改造为适合全人类利益的普世圣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无数大师级人物倾毕生精力也未能完成，于丹有多大道行，不过米粒之光，居然自不量力！勇挑重担的精神是好的，只怕万一闪了腰，可就把一生的饭都吃了！其实，于丹的强出头，除了名利的诱惑，也是其阶级本性使然。她自认为是有社会名分的“劳心者”，是治人的“君子”，是动动嘴皮，“鼓捣”几篇鬼画符就能吃香喝辣的人上人。为了名正言顺，和和谐谐地踏着“台阶”登上顶层，坐稳莲花宝座，自然要维护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这种森严的社会等级就是阶级。可见，作者费尽心机倒也不见得全是为了她所代表的阶级，多半还是为她自己。

　　
五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宣布：“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解释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当然，现在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越来越少，曾经席卷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一时也偃旗息鼓，甚至成为时尚青年辱骂嘲笑的对象。人们现在不愿意再提“阶级”一词，很有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之余悸。国内主流媒体包括报刊杂志电视电台等等，“阶级”都被“阶层”代替。以“阶层”代替 “阶级”，很有些以“性工作者”代替“妓女”的滑稽感，毕竟有悖于常识嘛！尽管汉语字词的含义有很多是相同或相近的，但“阶级”和“阶层”二词的含义依据权威的解释是完全不同的。1999年版《辞海》这样解释“阶级”一词：“由于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分配社会财富的多寡不同而形成的社会集团。”这与列宁的定义相近但未能揭示阶级的本质即“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同书对“阶层”一词的解释是：“通常指在同一阶级中，因财产状况，社会地位或谋生方式不同而区分的社会层次。”如果说“阶级”是一般概念，这个一般概念之下，又分为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具体概念。在资产阶级这个次一级一般概念之下，又分为金融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中小资产阶级等等更加具体的概念。这些阶级中的阶级才可以名之为“阶层”。不能说阶层不是阶级，但阶层不能替代阶级，正如不能说白马不是马，但白马不能替代马的概念一样。某些人以阶层替代阶级，并非对阶级这个词心怀恐惧，而是对由这个词生衍出的另一个词心怀恐惧，这个词就是“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不惧怕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是要从地球上彻底消灭剥削制度，消灭剥削制度的唯一途径就是阶级斗争。资产阶级要维护剥削制度，虽然他们每日每时都在对无产阶级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却不允许无产阶级进行反抗资本剥削压迫的阶级斗争。只有让无产阶级忘记自己还有反抗的权利，俯首帖耳做资本的奴隶，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才能永世长存，资本主义社会才能“万世太平”（于丹语）。

　　解放前的旧中国，阶级阵线是分明的：地主资本家，工人农民，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一目了然。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阶级阵线一度不太明朗：剥削制度消灭了，地主资本家没有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人都是“同志”，阶级似乎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毛主席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毛主席去世以后，人们发现，随着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发生深刻变化，阶级和阶级斗争不知不觉又回到了身边。以贪污受贿、侵吞国家资产、权力寻租为特征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已经形成，以官商勾结、违法经营、残酷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为手段的新资产阶级正在崛起，日益雇佣化、赤贫化、弱势化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农民工）以及其他劳动者在阶级对峙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人们这才大一惊：是不是像庄子一样做了个荒唐的梦，梦中穿越时光隧道，又回到过去的时代？可惜的是，没有变成一只美丽的花蝴蝶，而是变成一条面目可憎的毛毛虫，正一口一口吞噬着人们精神的绿叶，使无数鲜活的生命之树在光天化日之下枯萎死亡。于丹坐得太高，而且眼睛长在眉毛上头，哪里看得见脚底下发生的事情！她眼里只有五彩缤纷的庆典，光怪陆离的酒会，风光宜人的美景，热情洋溢的赞誉，还有雨点一样劈头砸下的人民币：一切对她来说是再好不过了，一切都太完美了！她会在啃过牛排之后一边用牙签剔除牙缝里的残肉，一边学着孟老夫子的口吻赞道：好世道啊，万物皆备于我！

　　六

　　
于丹喜欢谈境界，俨然以“大境界”自许。她说：“站在大境界上，就会看到天生我才必有用。而站在小境界上，只能一生碌碌无为。”在她讲的故事里，哥哥老老实实种卷心菜，靠劳动养活一家人是小境界，是碌碌无为。弟弟学了知识，发现卷心菜地下面埋藏的金矿，抓住机遇发财致富是大境界。我不知道全世界有几块菜地下面埋藏有金矿，如果把偶然当必然，把运气当空气，那守株待兔者是大境界，老老实实种地者是小境界，因为兔肉肯定比蔬菜好吃。做梦都想中福彩大奖者是大境界，脚踏实地工作者是小境界，因为一个大奖几百万，工作几辈子也挣不来！我想，这样的大境界也只有于丹这样的人敢有。首先她有闲，可以坐在树下等兔子送上门；其次她有钱，可以大把大把买彩票等天上掉馅饼。但她既没有等兔子，也没有买彩票，而是玩起了经典，她还真的玩转了。以她的“境界”，敢于不按常规思维，敢于玩大技巧，敢于发挥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不仅挣得了梦寐以求的社会名分，还挣得了眼花缭乱的花花钞票。诚然，若以常规思维，既然对《论语》一知半解，对《庄子》不懂一二，就不应该冒充内行误人子弟，更不应该走上荧屏忽悠国民。但她不按常规思维，几个骗子一合计，就敢靠了一杆银样蜡枪头横行文化领域，如入无人之境，也忒觑得亿万群众阿斗不如了！

　　斥鴳不屑于鲲鹏，井蛙自傲于海鳖。斥鴳毕竟是斥鴳，它“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逍遥游》）——飞起来不过几丈高，在蒿草之间乱窜。而大鹏“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同上）——巨大的翅膀搏击强烈的旋风直上九万里高空，穿过云层，背负青天，多么宏大，多么豪迈！井蛙毕竟是井蛙，它“跳梁乎井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则接腋持颐，蹶泥则没足灭跗。还虷、蟹与科斗，莫吾能若也！”（《秋水》）—— 跳跃于小小的井口之上，休息在残缺的井壁之中。浮在水中井水淹着肘腋和下巴，跳入泥里泥巴盖住脚背，看看水中的那些孑孓、螃蟹和蝌蚪，谁能像我这样快乐！而海鳖告诉井蛙，它居住的大海“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为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夫不为顷久推移，不以多少进退者，此亦东海之大乐也！”（同上）—— 大海是个什么样子？大海：千里的距离不能衡量其广大，万丈的高度不能测量其幽深。夏禹时十年发了九年大水，海水不见增多；商汤时八年闹了七年大旱，海水不见减少。不因时间长短而改变，不受环境变化之影响，这就是住在东海最大的快乐。

　　狭隘的资产阶级先生们，你们见过无产阶级“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那种无比豪迈的情怀吗？你们见过“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那种无限广阔的胸襟吗？你们没有见过！当革命大潮排山倒海，汹涌而至，你们全都像高尔基笔下愚蠢的海鸭，躲在个人主义阴暗潮湿的洞穴里瑟瑟发抖。当气候适宜蝼蛄野菌生长，你们又像逐臭的苍蝇哼哼唧唧，到处下蛆，到处传染疾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个“大知”，一个“小知”，一个“大年”，一个“小年”，天上地下，不存在可比性。在无产阶级面前，资产阶级老爷们将永远“见笑于大方之家”。

　　你们当然不相信马列，但我信！你们当然不相信（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但我信！如果说过去可能不太明白为什么要相信，现在则在无数事实的教育下明白了为什么应该相信，为什么必须相信。事实摆在那里，一件件，一桩桩无不证明革命导师们的论断是多么正确！读者会问，你在这里讲《庄子心得的心得》，怎么扯到《论语心得》上去了？须知于丹正是以《论语心得》的观点解读《庄子》的，而她从《论语》中获得的最重要的心得就是必须维护社会等级制度，在现阶段，就是维护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于丹极端虚伪，她既要广大劳动群众承认社会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天经地义的，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也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人剥削你，你连那点可怜的工资也拿不到），安心扮演好自己“阶石”和“基座”的角色；又要他们相信自己正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盛世之中，而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要有这样的境界：即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压迫中看到“自由、平等、博爱”的身影，从《庄子》中学会爬到社会顶层的大技巧，即如何运用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把握一切机会，在弱肉强食的生存斗争中夺得头筹。机会正如彩票，只要你买，就有可能中大奖，不买，你连那点运气都没有。尽管这种运气对绝大多数老实本分的彩民来说，就像走在大街上被从天而降的陨石砸中一样难得。当然，如果有当年西安体彩做假案中官员们超人的智计，则又当别论。譬如于丹，要说《论语》、《庄子》，学得比她精，口才比她好的人多了去了，为什么馅饼偏偏砸在她的头上？你不服？那你就是嫉妒，就是犯了红眼病。人家于丹说了，她可不是侥幸，她凭的是“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你有吗？

　　七

　　
《论语心得》果然中了头彩，赚了个盆满钵满，可能连作者自己也不曾料到。俗话说：“趁热打铁”，兵法说：“乘胜追击”，市场则主张：人气可用——利用惯性多掏摸二个钱总不是坏事。于教授果然不失时机，再接再厉，旋即推出新作《庄子心得》，一次就印了一百万册！而《论语心得》初版才印了六十万册。要知道，现而今出本书能印个三五千册，且作者没有包销任务已经是阿弥陀佛。一百万册！不是脑子进水，谁敢想！于丹脑子没进水，她是经过中国最权威的媒体精心包装后推出的“学术超女”，又有老爷子领导过的书局撑腰，且有“很熟”的《论语》垫底，虽然“一直不敢以为读懂（《庄子》一二”，顺风顺水，即便胡诌几篇所谓“心得”，也不愁卖不出去！据说在北京签名售书现场曾上演过一出闹剧：一名男子身穿写有“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字样的文化衫抗议。我很怀疑这人是于教授雇来的托，证据是，因为抗议，造成街头剧般轰动效应，引来众多眼球光顾，书卖得更其火爆。于丹火了，包装她的那些人自然也跟着受益。有人说是团队精神的成功，我想，不如说是团伙诈骗得手更为准确。而孔子也未必着急，庄子更不会生气。试想想，一个“圣人”，一个“神人”，会和二千多年后的“小人”者流生气么？别说“当下”，就是“当上”几千年，谁敢说只有自己是孔子或者庄子的嫡派传人？真要生气，二位早已气死一千回了！所谓“十博士”之类，我看也未必读懂《庄子》一二，真正读懂一二的人是不会跟“连一二都没读懂”的人较真的。譬如我，真的是在于丹火了之后才知道天壤之中，还有庄子其人。别说读懂一二，可能零点一二也没读懂，所以敢和于博士较真。而徐晋如博士，用半通不通的文言作《红朝士林录》骂革命捧臭脚都不必说，居然下流到拿歌手张也的名字开玩笑！说“张也“者，张之洞也。根据是在《说文解字》中，“也”释为女阴，“张”者，大也，开也，“之”者，人称代词也，合在一起，岂非“张之洞”乎？《说文解字》中许多解释现在早已不用，徐却翻出来编黄段子，可见博士人品之低劣。这样一群自命不凡的博士们咬来咬去，除了咬个一嘴毛，还能咬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八

　　于教授对“当下”中国人的心理研究得不可谓不透彻。心理现象是什么？有人说，心理现象是心理活动的表现形式。所谓“心理活动”，不就是思想活动吗？思想活动有其共性和个性：共产党员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共性；表现在具体党员身上，因个性不同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什么是思想？正确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那篇著名文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里面有最科学的答案。心理现象是实践的产物，人们所处的最重要的实践是社会实践。

　　“当下”的社会实践是什么呢？既不是奴隶社会宗法经济，也不是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好像也不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而是疑似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人定义为“权贵资本主义”，也有人定义为“官僚资本主义”抑或“买办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主义，只有天知道！

　　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相对完善，这从其经济危机发生频率的延长和应对危机的能力可见一斑。中国的市场经济则像寒夜里冗长的噩梦，又像失去理智的赌徒，不论理论还是实践，都有许多失去理智的地方。一言以蔽之：急功近利。这就是当下中国人最主要的心理。持这种心理的中国人，有几个对庄子真感兴趣？只那艰深晦涩的文字，玄而又玄的机锋，没有几十年功夫，恐怕很难参悟得透。中国人向来急性子，比如遁入空门修习禅宗吧，神秀那个北宗主张渐修，就是一步一步，坐禅习定，住心看净，熬得胡须白了，兴许熬成正果。人们不感兴趣。慧能那个南宗主张顿悟，就是霎时觉悟，立地成佛，信奉的人就多，所以能发扬光大。现在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不要说因为生活学习压力大，没有时间，就是有时间，也是宁愿捐献给网吧牌桌迪厅，而不肯扎扎实实读几本原著，认认真真做点有益的思考。社会风气如此，所以快餐文化便大行其道。因为赶的是文化时髦，讲的是游戏人生，真懂假懂，懂多懂少都不重要。只要有趣好玩，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谁会拿根棒槌当针（真）？中国文化出现空前断层，实在是件很无奈的事。断在哪里？９０后？８０？是不是还有７０后？地球板块出现断层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可能引发强烈地震，比如这次汶川大地震就是龙门山构造带出现断层造成的。中国优秀文化传承的纽带出现断裂是更可怕的事，正如地震造成的唐家山堰塞湖，文化之河一旦被阻断，终将成为悬在人们头顶的灾难。

　　九

　　
除了急功近利，从众心理也是国人的一大劣根。故事，某广场上一孩子仰脸望天，神情专注。行人不解，跟着仰望，人越来越多以至于水泄不通。不久，一大人挤至孩子跟前，用二团棉球塞住孩子鼻孔，大惑不解地拉着孩子匆匆离去。众人先是诧异，接着恍然，也就跟着慢慢散去。你想了解国人吗？就挤进广场，在人群中体验一把吧，这就是正宗的国人德性：从众心理！孔子不也说过“吾从众”吗？做好事要从众，记住，“出头的椽子先烂”；做坏事要从众，别忘了，“擒贼先擒王”。革命也要从众，不然，“枪打出头鸟”！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次乘轮船，一名乡下女子因没钱买船票受到外国船员的侮辱。当时围观的乘客很多，个个义愤填膺却没人敢出头。作者实在忍无可忍，高喊一声“打”，众人方才如火山爆发般齐声喊打，吓走了外国船员，解救了那名女子。作者“敢为天下先”，所以早早献出生命，众人惮于出头，所以能够苟活下去。市场经济使得有这种心理的人越来越多，人人怕惹事，个个怕出头。前几天网上爆料，说一老人下公共汽车时不慎跌倒，面对围观的路人大叫，是我自己跌倒的！为什么这样叫？因为有前车之鉴，不先明确责任，没人敢出援手。这种情况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学雷锋，提倡助人为乐，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好人变得更好，坏人也能变成好人。市场经济强调竞争，强调实现个人价值，甚至“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之类庸俗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俚语也能堂而皇之大行其道！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直言中国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不是人，细细品味，实在不是愤激之语。极端个人主义激发出一股不择手段追逐名利的狂潮，只要出了名，不管是香名还是臭名，就有人出头捧，就有利滚滚来，这就是所谓“造星运动”。造星几乎是没有条件的，只要有人出钱包装，有人捧场，一夜成名大有人在。著名歌手可能五音不全，文化名人可能腹内空空。于丹正是看透当下时弊，以她半瓶子醋的水平，居然被主流媒体打造成著名学者，到处传经布道。据说她演讲时，台下座无虚席，从稚气未脱的少年到银髯飘逸的老者，耳听手抄，专心致志，如同抢购打折商品。应该说，其中大多数是渴望学习知识的，附庸风雅者也有，就像那些花大价钱买票进歌剧院，却在高雅音乐中呼呼大睡的款爷，也算是传统文化的热爱者。书嘛，不算贵，二十元一本，只当少吃一斤排骨，少看半场电影，少患五分之一次感冒。好在中国“大多数人已经进入小康”，正处于“最快乐”的极佳状态，而且早已习惯上当，不怕上当。比如我手头这本《庄子心得》便是女儿赶趟儿买回的，里外簇新，中间几页连张尚未裁开，可知一个字没看。问她，说，媒体炒翻了天，想不买都不行，也跟着买啦。比如那些大片，巨片，贺岁片，明知烂片一堆，大家都去看，也就跟着看了。

　　这可真是无可奈何得很，肚皮饿了可以吃饭，精神饿了吃什么？既然只有垃圾，那就吃垃圾吧，好在大家都吃，也跟着吃，但愿中国人都有一副超强的好肠胃。

　　现而今，“酒好不怕巷子深”的传统观念早被指为不懂市场营销，没有经济头脑。无孔不入的广告之外，五花八门的炒作也已成为最重要的商业手段，其招式则每况愈下或者说越来越下作。注意，这里说的“每况愈下”与《庄子》里的“每下愈况”是有区别的，前者形容事情越来越糟，后者是说越往下情况越清楚，当然前者由后者演化而来。当年鲁迅曾为此和章士钊打笔墨官司，一个成语就弄得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下不了台。这正好印证了列宁的一段话：“在市场上叫喊得最厉害的往往是想把最坏的货物推销出去的人”。如果把上面这段话中的“货物”改为“垃圾”，对于今天中国的文化市场来说，就更加贴切了。不幸的是，这一招在当下中国很是灵验，上当者前赴后继，骗子们屡屡得手，直看得国外同行目瞪口呆，直羞得国内文人埋头裤裆。于丹们却全然不知，依旧兴冲冲扛了大裤衩做的旗帜招摇过市，身后留下一串经久不散的臭气！

　　十

　　读书而有心得，很正常，想让大家知道自己的心得，也无可厚非。一般人有了心得，或记在日记里，或对亲朋好友说说，最多写篇作文交给老师评判，很个人的一件事。能将很个人的事变为很大众的事，甚至很社会的事，一定是很有来头、很有“社会名分”。或者说要想成为很有来头、很有社会名分的人，先得将其心得由很个人的事变为很大众、很社会的事。孔子是“天生圣人”，所以有《论语》传世；或者说因为有了《论语》，所以孔子成了“天生圣人”。庄子是“南华真人”，所以有《庄子》传世；或者说因为有了《庄子》，所以庄子成为南华真人。于丹是博士，博士便有资格以“心得”传世么？“博士”在国外地位如何？没有亲见，不好妄谈。只听说美国的博士不很金贵，做下贱事、失业、甚至流落街头者不乏其人。中国的博士从来是迂腐酸臭的代名词，成语“博士买驴”就是极辛辣的讽刺。这个故事出自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邺下谚曰：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博士写买驴的契约，写了三张纸没见着一个驴字！旧时酒肆茶楼跑堂的常冠以博士之名，称为茶博士、酒博士。明朝黄省曾《吴风录》上说：“至今称呼椎油作面佣夫皆为博士。”（现今中国博士之多之滥，也快赶上佣夫的数量了！）于丹博士如果半云半雾，神龙见首不见尾，其深浅便不得而知。偏偏夹了本“没能读懂一二”的《庄子》，毛遂自荐跑到央视百家讲坛演讲，演讲之后还要出书，出书之后面对质疑还要振振有词，全无愧色，大大方方文化裸奔了一回。那勇气，不是每个文化人都有的。《庄子·胠箧》说：“盗亦有道”。“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算准人家屋里有些什么财物，就是圣明；第一个冲进去就是勇敢。于丹虽未能读懂庄子一二，于盗贼之道却得了真传：算准了快餐文化中隐藏着天大商机，是谓智；一马当先冲上去大捞一票，是谓勇。智勇双全，岂有不满载而归之理。

　　十一

　　
至于“心得”是怎么来的？是坐在桌前，一边呷着咖啡，一边摘了《庄子》中只言片语，配上几个瞎编的故事，再加上点三聚氰胺、罂粟壳之类东东，粗制滥造后，投放市场忽悠人们的荷包呢？还是披着博士、教授的虎皮，将庄子裹胁到当下，古为今用，虚为实用，道为钱用，教导“只切过四刀”的“基座”们学会“担当”，学会“感恩”，学会“接受生活秩序”，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呢？于丹以她影视学博士的奇思妙想，把落拓得牢骚满腹的庄子设计成市场经济的先驱，将自己的“心得”变成一部庄子版“励志篇”，教会人们一边蘸着口水点钞票，一边“乘物以游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何其潇洒，何其实惠！天底下真有这等好事么？
于丹也太狂妄了！就像一个老练的小偷，得手后不仅不赶快溜走，还要混在围观的人群中欣赏哭天喊地的老太太的惨状。在公开的电视访谈中，她毫不忌讳地大谈《论语心得》、《庄子心得》出笼的经过，卖弄行骗的技巧，把本该对法官说的话原原本本告诉受骗的群众，她到底想干什么？

　　
十二

　　毫无疑问，《庄子心得》是市场经济的产儿。市场是个什么东西？《说文解字》解释为“买卖所之也”，是做买卖的地方。《古史考》说“神农作市”。神农乃传说中人物，“神农作市”四字当然不足为凭，只好理解为历史悠久吧。《易·系辞下》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正午时市场开张，天下百姓带着天下货物齐聚于此，买卖交易，获得各自需要的东西后散集回家。能聚天下百姓，天下货物，市场规模自然不小。市场是买卖商品的地方，商品是用于交换的物品。市场不是从来就有的，在财产公有的原始社会里没有市场，因为没有需要交换的物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存在你的我的，都是大家的，甚至包括性交对象，这就是所谓“群婚制”。产品也需要分配，分配权掌握在氏族中有威望的长者手中，能不能公平分配是能不能继续担任领导职务的先决条件。这种远古形成的风俗一直传承了下来，成为国人美德之一。西汉初年有个丞相叫陈平，陈平年轻时，乡里祭祀，让陈平分配祭祀用过的肉，很是公平。长辈们称赞说：不错，陈平这孩子做得好。陈平说：唉，假使让我治理天下，也能做到分这块肉一样公平。(《史记·陈丞相世家》)恩格斯说过，氏族领导没有任何权威，但却有着令后世欧洲最伟大的君主羡慕的真正的权威。这种权威的秘密就在于无私和公正。

　　商品是私有制的产物，市场自然也是。当私有制发展到极致，市场也就由组成社会经济的形式之一部变成操控整个社会的经济模式。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社会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是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必然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社会的很多痕迹。所以在社会主义阶段，商品和商品经济在一定范围和一定时期内有条件地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限制条件就是公有制。至于所谓“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纯粹是庄子式的语言，目的在于抹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私有制既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也是人性中“私”的部分无限膨胀的产物。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中，几个革命者聚在一起讨论，有人问：谁最坏？答：第一个说“这是我的”的人最坏。先例既开，来日方长，可惜开了个坏透了的先例，人类也就注定在无穷无尽的苦难中辗转呼号直到今天。当然，相对原始社会，阶级社会是一个进步。同理，相对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更是一个进步。我不明白，中国怎么在选择了公有制后，会回过头再搞私有制，再搞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私有制给劳动人民带来肉体上痛苦的同时，也把剥削者的灵魂打入十八层地狱，可以说对谁都没有好处，为什么某些人会着了魔似的追捧呢？

　　
十三

　　
如果说《论语心得》主要为了名，那么《庄子心得》便主要为了钱。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成就了于丹，也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毁掉了于丹。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并不完全相同，或者说完全不同，因为它带有前缀词。正是这个前缀词，造就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这种带有色彩的市场经济注定一开始就是畸形的，病态的，不可能自我修复更不可能自我完善。这种基因发生突变的特殊市场经济骨头间的缝隙比魏惠王那头倒霉的牛的骨头缝隙大得多，不要说“以无厚入有间”，就是刀背进去也能“游刃有余”，仅仅用“不完善”这个词已经远远不能形容其狰狞可怕的面目。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里的腐败犯罪之普遍猖獗不用说，单单文化艺术领域里层出不穷的丑闻就足够惊心动魄了。手段之卑劣，脸皮之厚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垃圾化为宝贝，低俗代替高雅，平庸赶走伟大，谬误变成真理。现在不用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连资产阶级的“寓教于乐”也没人再提，剩下的只有娱乐娱乐再娱乐，刺激刺激再刺激。为满足部分人的低级趣味，为附和少数人的A们的庸俗喜爱，为了提高收视率，为了增加点击率，该干的全干了，不该干的也干了，目的只有一个：赚钱。钱赚到了，社会堕落了，是悲哀；钱没赚到，社会也堕落了，是更大的悲哀！孔子那句“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改为“小人固穷，君子穷斯滥矣”，用来形容那些上窜下跳把中国文学艺术界搞得乌烟瘴气的 “学者”、“名流”、“社会精英”们是再恰当不过了！

　　说穿了，于丹崇拜庄子是假，利用庄子是真。所谓“心得”也不过是打着与时俱进的幌子，迎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迎合极度贫乏的精神层面病急乱投医的非理智要求，与《庄子》的基本精神真的是风马牛不相及！正因为如此，她才能以二篇狗屁不通的所谓“心得”，从资产阶级暴发户那里分得一杯生满蛆虫的残羹。不信？你讲《共产党宣言》试试？讲《老三篇》试试？讲党政官员骇人听闻的腐败试试？讲新生资产阶级血腥发家史试试？讲劳动大众日益恶化的生存状态试试？于丹当然不会讲。她痛恨那个“疯狂”的时代，痛恨那些“荒谬”的主义，极端的思想。虽然她只在那个时代无忧无虑地生活过十一年！虽然她未必认真读过一本马恩列斯毛的原著！她是高干子弟，自认属于菩萨阶级，是有“社会名分”的，怎能对同属菩萨阶级的老爷太太先生小姐们下手？怎能替没有名分的“台阶”“基座”们说话？

　　在一次电视访谈中，她洋洋得意地吹嘘儿时的所谓逸事：数学测验中，她竟算出农民张大爷剥削了地主800斤粮食，招来老师上纲上线一顿训斥。如果真有此事，她就是个弱智；如果没有此事，她就在恶意编造。她似乎并非弱智，一定是编造了。编造如此荒唐的故事，无非要向那个谁表白自己与过去时代势不两立的态度，这和徐晋如博士称那个时代为“红朝”，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立场完全一致，谁能想到他们之间会咬起来呢？

　　
十四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是说人生有三种不朽的事业：最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立言就是著书立说，既为不朽，就应极其慎重，极其认真，其极负责。中国今天的文化市场又是怎样的状态呢？

　　在国际汉学界有着一定知名度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访问时，指责“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给了踌躇满志，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文化人当头一棒。晕头转向之后是群起而攻之，群起而攻之之后是没完没了地继续写垃圾文字。凭心而论，人家话虽有些偏激，却也道出在无聊的深渊中游戏人生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某种现状。

　　当下中国，出书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了。只要有钱，就能买到书号，有了书号，就能发行上市。藉此“著作等身”者比比皆是，藉此大捞职称头衔者比比皆是。至于卖不卖得掉，有没有人看，垃圾不垃圾就顾不得许多了。

　　中国的文学艺术为什么会堕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呢？这与当下的社会性质有关。人都具有二面性：可善亦可恶，可智亦可愚。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治理国家方面有一个共同理念，即愚民政策。被统治阶级不能让他达理，不能让他觉悟。他们若达理，若觉悟，剥削制度就会动摇甚至被推翻。最主要的方法是用腐朽没落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腐蚀社会、腐蚀人民包括他们自己。像在面粉中羼入酵母一样，品味低下的文艺作品会使人性中消极的一面，也就是自私自利和低级趣味那些东西无限膨胀起来，庸俗变为时尚，颓废变为时髦，社会自然在醉生梦死中获得安宁和和谐。

　　有趣的是，在中国，不仅上要愚下，而且下亦愚上。唐朝中后期，宦官当权，常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新唐书·宦者上》说：“士良之老，中人举送还第，谢曰：‘诸君善事天子，能听老夫语乎？’众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众再拜。”——唐朝大宦官仇士良退休，宦官们为他送行。仇士良说，你们能听老夫一句心里话吗？皇帝不可让他闲着，他一闲下来就要看书，召见大臣，听取他们的意见。见识多了，想得就远，对玩好游乐自然没了兴趣，我们就会失去恩宠和权力。我辈要想长远富贵，不如多找珍宝器玩，多置鹰犬良马，让皇帝终日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侈靡荒淫，无暇关心国家大事，我们的恩宠和权力还能跑到哪里去呢？可见，愚的对象虽然不同，但方法都一样：用侈靡和低俗消磨你的意志。

　　十五

　　俗话说，“萝卜快了不洗泥”。一个演员捧红不上三天，几十万字的自传立马上市；一个社会热点才曝光，相关著作应声出笼。绝大多数粗制滥造，连垃圾都算不上。《庄子心得》泥巴之多，竟不知是卖萝卜呢还是卖泥巴！附录比正文还长，竟不知是卖《心得》呢还是卖《庄子》？一部十八万字的著作，《庄子》原文去掉八万，杂七杂八的东西少说也有二三万，还有大量引文，外加十八幅插画，剩下多少是作者的心得？内容如何且不说，东拼西凑坑蒙读者也太过肆无忌惮！说穿了，就是一块注水肉！不是一般的注水肉，而是超级注水肉，因为注进的水比肉还多！但坑蒙又如何？注水又如何？有人宣传，有人吹捧，有人“不计成本”炒作，即令是假冒伪劣，即令是有毒奶粉，一样卖个昏天黑地。这正是：由你奸似鬼，喝了老娘洗脚水！我不禁想到近年来十分流行的一个词：过度包装。

　　十六

　　《韩非子》上有一个故事叫做“买椟还珠”：“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楚国有一个商人到郑国贩卖珠宝，他用珍贵的香木制成盒子，加以香料熏蒸，上面镶嵌着漂亮的珍珠，装饰着美丽的玉片，又插上翠鸟的羽毛。结果郑国人买走盒子却留下珠宝。这只能说善于卖盒子，却不能说善于卖珠宝。对这位商人，韩非子似乎颇有微词。

　　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这位楚国商人机敏的商业头脑却成了在商海中扑腾的许多中国人的共识。昔日简陋的包装被说成缺乏营销意识，直白了说，就是不会做生意。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时代，产品包装的确简陋，但那时市场经济受到极大限制，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实际需求，没有必要在产品包装上花费太多人力物力。只有在市场经济中，为了把商品特别是劣质商品推销出去，“过度包装”才成为商业竞争最常用的手段。从本质上看，商业竞争与商业欺诈几乎是同义词。当年楚国人偶发奇想玩的小技巧，现在已经成为商家的普遍行为，你到超市看看，一堆狗屎经过包装也能卖个好价钱！

　　以月饼为例。中国节气多，也很讲究。比如八月十五中秋节一定要吃月饼，旧时还要祭月拜月，很是隆重。做月饼除了自己吃，也送人，非但送人，还要送得人家高兴。几千年小农经济和几十年计划经济虽然有着本质区别，老百姓的单纯朴实却是一脉相承。因为市场经济尚未主宰全部社会生活，对物质利益赤裸裸的追求尚未取代人们对道德伦理的执著。既然不以牟利为目的，所以更看重月饼质量而不是华而不实的包装，更不可能发生诸如使用隔年变质馅子制作黑心月饼之类丑闻。即便送人，也多半缘于“每逢佳节倍思亲”或朋友之间表达心意。一不为拉关系，二不为讨好上级，三不为行贿官吏，四不为取悦二奶三奶，搞那么花里胡哨干什么！

　　直到社会由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大家才睡醒了似的发现，过去的人多傻啊，连最起码的市场营销常识都不懂！于是乎各种创意日新月异，各种歪招层出不穷：盒子越做越精美，包装越来越奢华，盒内与月饼毫不相干的玩艺儿越来越多越来越名贵。上千元一盒很普通，几万元一盒不稀奇。一时间，天价月饼成了腐败的同义语，过度包装也成为世人瞩目的社会公害。

　　十七

　　包装由纯粹的技术手段变为骗人的招数，起源虽然悠久，发扬光大却是市场经济的功劳。我想，包装从原始时代就有了。比如野外采集，用较大的叶子将植物根茎种子包裹起来带回洞穴，或者用藤条捆绑砍伐的柴禾等等。衣服的发明也是包装的一种，它不再是物的包装而人们自身的包装。衣服的起源说法很多，但从最接近原始人生活习性的落后的非洲部落来看，人们本来可以在异常炎热的天气里一丝不挂，但他们还是要用哪怕一小块东西将生殖器遮盖起来。这表明，羞耻心是人类独有的心理现象。

　　不幸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在生产力突飞猛进、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同时，人类的羞耻心却“与时俱进”得踪影全无。包装不仅是推销物质商品、实现“惊险的一跳”（马克思语）的重要手段，也成为推销精神商品、欺骗和毒害人民必备的程序。现代商品包装，其欺诈性之大正如男扮女妆的京剧演员和女扮男妆的越剧演员，包装得连性别都糊涂了。诸位看看那些雨后毒菌般蹿出地表的影视公司对其产品和艺人的包装就足够了：他们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真正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于丹那二本《心得》，如果不加炒作投放市场，恐怕只有傻子才会买了来看！但于丹是谁？她是前中华书局副总经理于廉的女儿，与书局领导关系之好，几乎便是中华书局的闺女。有中华书局精心包装，有中央电视台全力推介，能不火吗？东北赵本山门下小沈阳，原是品味低俗的二人转演员，被赵本山带到央视春节晚会露了几分钟脸下来，身价居然暴涨数百倍，各电视台竞相邀去巡演，媒体更是不计成本疯狂炒作，一夜之间，红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你想知道当下中国文艺界现状吗？看看小沈阳蹿红的过程就全明白了。有关部门总是提醒消费者要善于鉴别商品真伪优劣，可有些假冒伪劣产品本来就是执法者与造假者合谋制造出来的，老百姓又奈它何！

　　于丹的《庄子心得》也就应运而生，粉墨登场了。

　　其包装之精巧，绝不亚于韩非子笔下那位奸商用来盛珠宝的盒子。不同的是，人家盒子里装的真珠子，于丹盒子里装的恐怕只是“塞纳河里拣来的石子”（见莫泊桑《漂亮的朋友》）。只不知读者把这东西买回去派什么用场？是束之高阁当摆设呢？还是随手扔在抽水马桶盖上当手纸呢？有点价值的（比如《庄子》原文）读不懂，读得懂的（比如于丹心得）又没价值。他们到底没弄明白，现在流行的所谓“市场运作”，与街头耍把戏卖药的并无二致：就是设个套让你钻，中国有多少人？千分之一入彀，就有一百多万！

　　十八

　　把自己的无知变成大众的无知，把自己的浅薄变成大众的浅薄，把自己的庸俗变成大众的庸俗。于丹的“核心竞争力”只有在无知、浅薄、庸俗的土壤里才能够滋生繁殖开花结果。于丹从《庄子》中学得大智慧，却不幸变成丑陋和愚昧的传播者，她虽然收获了名誉与金钱，却失去了人性中最宝贵的东西：真诚。

　　十九

　　中国有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说得时髦一点：与时俱进者称作明白人。说得刻薄一点：见风使舵者是为精英。中国是个风云变幻极其频繁的国度。秦统一中国后，嬴政下诏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结果二世而亡，只存在了十四年。其后朝代更迭如走马灯相似，最长也不超过三百年。（西汉东汉没有连续性，实在是二个王朝；北宋南宋加一起319年是最长的，偷安江南却占去152年。）中华民国在大陆总共搞了三十七年，其中蒋介石22年，算上台湾，也不过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60年：毛泽东时代30年，改革开放30年。其间经济形势，政治格局，意识形态无不你来我往，变幻莫测，令人眼花缭乱。今后还会出现哪些变化，或者说哪些“折腾”，谁也说不准，谁也料不到。

　　西汉武帝以前，儒家那一套是吃不开的。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虽然批儒的同时连带着批了侠，但“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精神始终为人们所崇尚，司马迁专门为刺客和游侠立传，字里行间不乏景仰敬慕之情。儒家就没有这么幸运，秦始皇坑杀，汉高祖作践，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情况稍有好转，但一顶“腐儒”的帽子扣在头上直到今天，比“右派”的帽子厉害百倍！这也是儒生们自作自受。他们的祖师爷孔子不是说过吗：“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他们总是把自己当作待价而沽的商品，有奶便是娘，既无原则，又无立场，许多投敌变节的故事都发生在这些人身上。鲁国权臣季氏有一个家臣名叫公山不狃，占据费城造反，使人召孔子，孔子欣然欲往，若不是子路劝阻，险些儿成了乱臣贼子，不仅孔子的一生要重写，恐怕中华民族的历史也要重写！有个成语叫“朝秦暮楚”，说战国时期，秦楚两个大国互相对立，经常作战。诸侯小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与安全，时而倾向秦，时而倾向楚，毫无立场可言。历史上敌对双方劝降对方人员引用最多的一句话正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此外还有“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之类诱语，全是叛徒汉奸们的活命哲学。

　　《史记·秦始皇本纪》：“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丞相赵高试探群臣是否依附自己的法子的确很绝：牵一匹鹿上殿，对皇帝说是一匹马。皇帝当然不买账，说，开什么玩笑，这明明是一匹鹿嘛。赵高说，那就问问大家吧。大臣们知道厉害，要么不开口，要么跟着说马以随顺赵高。事情明摆着，说出真像必死无疑，要活命，就得识时务。在识时务者那里，首要的是身家性命，是荣华富贵，至于国家、民族、信仰、节操、人格、道德之类，既不能当衣当饭，也不能益寿延年，要它做甚！

　　二十

　　要说传统，唾弃反复无常的小人，鄙视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谴责没有原则的墙头草，倒是我们这个民族延续了几千年也许几万年的优秀传统。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但人民是隐藏在历史车头中的引擎，车上表演一幕幕活剧的却是居于社会上层建筑中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人墨客、清客帮闲，即所谓“劳心者”。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伦理纲常，又将这些人分成明君、昏主、忠臣、奸臣、贤良方正、奸邪小人等各种类型。现代社会中，又可以分为先进者、落后者，革命者、不革命者或反革命者。赞忠臣，骂奸臣，赞进步，骂落后，赞革命，骂反革命，世界各个民族的历史都是这样写的，并没有预先开个会，协商一下，统一口径。《增广贤文》说：“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自古大奸大恶之人，无一不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唾弃这种人，从来是中华民族最起码的道德伦理观念。到了当下，这些人怎么又有了市场呢？老鼠要抓，白猫黑猫也不可不论，否则，一个没有是非善恶之分的社会会是一个什么社会呢？

　　二十一

　　
从尧舜时“四大恶人”驩兜、共工、鲧、三苗算起，夏有寒促，商有费仲，周有监谤的卫巫，秦有指鹿为马的赵宦，西汉有袁盎，东汉有董卓，三国有吕布，西晋有贾充，东晋有桓温，隋朝有杨素，唐有李林甫，宋有秦桧，明有吴三桂，清有李鸿章，民国有袁世凯，抗日时有汪精卫，直到今天仍然谬种流传，不绝于世。虽说奸佞们大多生享荣华死得厚葬，历史终是公正的，他们已被或者即将被钉在中华民族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故事，清朝乾隆年间秦桧后人秦涧泉考中状元，和同年游览西湖至岳飞墓。面对墓前赤身背缚垂首跪地的秦桧夫妇，有人问他做何感想，他即应声吟道：“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奸贼猪狗不如的一生，竟为后代子孙所不齿，真可谓“万劫不复”呀！

　　
二十二

　　古人贵“气节”，即人的志气和节操。南宋宰相文天祥被元军俘虏，关在大都（今北京）一间地窖里。一到夏天，各种秽气纷至沓来，难以忍受。而文天祥只以一气敌之，这就是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当时他若肯降元，高官厚禄自不须说，没入宫廷为奴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也能得到自由和团聚。但他拒绝了昔日同僚留梦炎、宋恭帝赵显直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劝降，以极大的热情写出气壮山河的《正气歌》。在关押三年后，义无反顾地走向刑场，而把浩然正气留在人间。在今天某些人看来，他很傻，傻到不可救药。人生如朝露，好死不如赖活，左右是封建帝王，只要有荣华富贵可享，给谁做官不是做官？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信念却像基因一样融入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我们的民族赖此得以克服无数艰难困苦，战胜一个又一个穷凶极恶的敌人，堂堂正正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讲传统，就应该讲这样的传统！

　　
二十三

　　
于丹生于1965年，她一面对记者说小时候跟姥姥生活，住着三进的院子，在海棠和石榴树下背诗词，练书法，很悠闲、很奢侈、很安静、很细腻，很从容。却又对记者“你的成长跟那个时代的关联好像不大”的提示心领神会，赶忙声明：尽管“那时候中南海里面天天在批斗，大家成天在喊打倒刘少奇，咣咣咣游行车过来了，哇哇哇什么最高指示最新指示”，自己的家庭实在是乱世中的世外桃源，不食人间烟火，只靠“风花雪月”过日子。于丹的父亲于廉据说是老革命，曾任万里秘书，致仕后到中华书局做副总经理，直到寿终正寝，入盒为安。于家不是文革受害者，浑身上下可以说没有一处伤痕，于丹在最近一次电视访谈中谈到80年代感想时，却故作苦大仇深地喊道：“让所有的日子都来吧！”叫人听了直起鸡皮疙瘩。

　　于丹于《庄子》“不敢说读懂一二”，却真正读懂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之“高论”。根据需要，她可以把过去时代说得一无是处，也可以屁颠屁颠跑到红都韶山演讲。我想，哪一天台湾那帮人入主大陆，她是不是又会跑到溪口去演讲三民主义和《论语》、《庄子》的关系呢？这正是，只要有钱赚，挨骂我也干，无耻就无耻，浑蛋就浑蛋！

　　抱定这样的宗旨，作者怎么可能客观正确地解读二部经典？这纯粹是个人品德问题，与学问深浅无关。这二部经典已经流传了二千多年，每一个字都被人们诠释得明明白白，虽说在某些问题上见仁见智，用时髦的话说仍存在“不确定因素”，但主要问题不在这里。主要问题是不同的人，我指的是站在不同阶级立场的人对这二部经典的理解各有不同，甚至大相径庭。

　　
二十四

　　
当年伽利略在罗马教会的淫威下不得不声明放弃哥白尼的日心说，内心仍然坚持经过科学实验得出的真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喊道：可是地球的确是在转动啊！

　　从虚伪透顶的教会统治下的中世纪到今天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在科学技术领域和物质财富创造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可是却在精神完善的道路上倒退了更大一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剥下所有的伪装，用最无耻、最残暴也最直截的方式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古语作了最完整的诠释。传承于历史长河之中的善良天性和人民在劳动中培育起来的优良品质经不住物欲的侵蚀，已经荡然无存。人类是教育的产物，封建伦理教育出虚伪，共产主义理论教育出高尚，资产阶级思想则教育出贪婪和卑鄙。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实在是剥削的自由，压迫的自由，资本为所欲为的自由。是适者生存的平等，是唯利是图的博爱。如果说过去我们只能从书本上读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那么现在则要在活生生的现实中刻骨铭心地去体验！

　　二十五

　　
西方无产阶级通过一百多年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总算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得起码的工作和生存权利，害怕同归于尽的资产阶级政府再也不敢轻视联合起来的劳动群众，他们不得不从自己攫取的社会财富中拿出更多的份额支付给劳动者，以便将阶级斗争的规模控制在社会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内。虽然剥削和压迫这二块肮脏的印记永远不会从资本主义社会的额头上消失，但虚伪的人权以及民主权利足以迷惑更多人的眼睛——这就是被某些人津津乐道的西方民主制度。遗憾的是，当我们在牺牲了几千万仁人志士的生命换来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后，突然掉转车头，重新走上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老路，工人阶级由国家的主人重新沦为资本的奴隶，在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双重剥削压迫下，他们的处境一天比一天恶化，社会地位一天比一天低下。前不久，上海市曾在中小学生中做过一项调查，愿意当工人的只占全部调查对象的百分之一！事实表明，少数人暴富的同时，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活却出现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趋势，他们付出的劳动却成倍地增加，他们内心的忧虑也成倍地增加。这次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浪潮迅速波及全国，说明劳动者所受的剥削压迫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要知道，中国劳动人民可是世界上心地最善良，忍耐力最强，最容易满足的群体！起于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风暴还未吹到中国，国内裁员减薪就业难的呼声已经嚷嚷成一锅粥。所有的危机最终必须转嫁给劳动人民，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铁定的规律！

　　在精神生活方面，以文学为例，人们再也看不到中世纪田园诗般的旖旎风光，看不到资本主义初期对资产阶级的无情批判和辛辣嘲讽，更看不到社会主义社会如日东升，清天澈地的精神面貌。反映真善美的作品越来越罕见！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曾经产生过一大批把握住时代脉搏，积极向上，尝试走为工农兵服务道路的优秀文学作品，如果说在国民党时期也产生过反抗黑暗旧社会，反抗侵略者，为新社会的诞生呼号呐喊的进步文学作品，那么当下呢？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家们在“告别革命”，“拒绝壮烈”，“躲避崇高”，的口号下，又能拿出怎样的作品以飨读者呢？拿不出，完全拿不出！他们像一群肮脏的苍蝇，围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粪坑转悠了半天之后，留下的只有一堆堆令人恶心的排泄物，从这些排泄物里滋生出的则是更令人恶心的一条条蛆虫！什么伤痕小说，什么痞子文学，什么朦胧诗歌，什么抽象艺术，什么第五代导演，什么无厘头作品等等，无不以文学艺术为发泄个人私欲的化粪池，无不以污蔑国家民族为取悦西方的效忠书！中华民族几千年精神文明成果被他们糟蹋得一干二净，惨不忍睹！资产阶级以金钱作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他们才不管什么文学艺术，他们也不懂什么文学艺术，他们是一群没有起码精神生活的行尸走肉！试问，这样的阶级能不堕落么？这样的社会能够长久么？

　　二十六

　　
阶级，还是阶级！如果说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多元和杂芜的，在社会主义新中国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模糊和隐蔽的，那么在今天完全市场化的中国，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是单一的和激烈的。社会越来越清晰地归纳为二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原属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以农民工的身份加入到中国无产阶级队伍之中）原来隐蔽的斗争也转化为公开的阶级大搏斗。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事实摆在那里，就像白天黑夜一样清楚。安徒生笔下那两个骗子可以让愚蠢的皇帝相信自己穿着华丽的衣服，人民却真真切切看见了皇帝光着的屁股！

　　二十七

　　于丹不管讲《论语》还是讲《庄子》，都打着超阶级的旗号，（虽然在菩萨石阶论中露出了马脚）拼命宣扬二部著作的“普世价值”。果真如此吗？孔子就不用说了，他有着明确的阶级意识，从来不承认所谓“普世价值”。庄子谈天说地，说到现实社会也不含糊：“君先而臣从，父先而子从，兄先而弟从，长先而少从，男先而女从，夫先而妇从。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万物化作，萌区有状，盛衰之杀，变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后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庙尚亲，朝庭尚尊，乡党尚齿，行事尚贤，大道之序也。”（《天道》）在大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庄子眼里，不管是天地至神，还是人间社会，无不先后有序，尊卑俨然，都是天道天命，自然规律，不可违拗。又说：“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人间世》）既讲齐物，又讲忠孝，君臣父子兄弟长少男女夫妇等级俨然，这和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排序几乎一模一样！以鲲鹏自况的庄子，沉溺于“天地精神”中时，扶摇万里，水击三千，何等豪迈，何等潇洒；一旦脚踏实地，面对现实，立刻变为滚滚红尘中俗人，虽立志“终身不仕”，却仍然“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连阶级都齐不了，还齐什么物呢？

　　于丹口口声声“儒家给我们一方坚实大地，道家给我们一片自在天空，儒家教我们承担重任，道家让我们举重若轻。”《红楼梦》中晴雯问得好：“我们是谁？谁是我们？”羞得惯于拍主子马屁的袭人满脸通红。我也要问问于丹：“我们是谁？谁是我们？”是支持你出头，并为你造势的那个高高在上的菩萨阶级呢？还是“只切过四刀”，只配做社会“基座”的弱势群体呢？于丹在儿童时代就已经认定是农民张大爷剥削了地主８００斤粮食，就非常憎恨那“咣咣咣”和“哇哇哇”的声音，怎么会和发出这些声音的人称“我们”呢？在少数人凭借手中的权力和资本占有多数人劳动成果的时代，是没有“我们”可言的。要么站在剥削阶级一边，要么站在被剥削阶级一边，二者必取其一，不可能把两个水火不融的阶级强行捏在一起。就像某些政治骗子鼓吹的“共产党是全体人民的先锋队”之类谬论，不要说工人阶级不相信，资产阶级不相信，可能连骗子自己都不会相信。除非放弃剥削阶级立场，把你们用强力和欺诈获取的财产拿出来“共产”，真正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边，那时或许能在“同志”的称谓下“我们”起来。

　　二十八

　　于丹得到儒家真传其实只有二个字：“虚伪”。令人肉麻的煽情话，是她最不值钱的商品，随手抛洒，毫不吝啬。一会儿“情愿用一生的体温去焐热这个（庄子）智慧的名字”，一会儿又说张载（北宋哲学家）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话影响了她一生（不知四十几岁体格健硕的妇人能否自称“一生”？）须知张载是主张“气”的，他的理学杂糅儒道佛三教，与孔子的儒家学说相去甚远，更别说道家了。除自己外，于丹似乎还崇拜很多人，不管这些人的主张多么相互矛盾，统统被她抬到吓人的地步。请看于丹的逻辑：“阅读是一种化合反应，要善于把书中的真知灼见化作自己的人生体验，提升人生境界。”“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体要像个烧杯，所有的思想在你这儿进行化合反应，而不是简单的物理累积，更不存在某种一元化的救赎。”于丹的“化合反应”，不就是“一勺烩”么！什么是“把书中的真知灼见化作自己的人生体验”？隔着千年历史长河，时代不同，人物不同，主张不同，你怎么去“化合”？什么是化合反应？化合反应指的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物质在特定条件下生成一种新物质的反应。无毒的钾碳氮化合在一起变成剧毒的氰化钾，而有毒的砷与氧化合则变成毒性更大的砒霜，不知被于丹囫囵吞下肚去的那几本书在她烧杯里起的是哪一种化合反应呢？

　　知识是不能“化合”的，非但不能化合，杂糅也不行。还得“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吃进去的是草，挤出牛奶和血的同时还排出牛粪。可见，吃进去的东西不能全部变成牛奶和血。 什么叫做“一元化救赎”？你鼓捣这些恐怕连自己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想要吓唬谁？其实，于丹反对“一元化救赎”只是反对救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文化，她把儒家文化捧上天，就是企图救赎毒害中华民族几千年被人民唾弃的儒家文化并使之获得“一元化”地位。

　　
二十九

　　
她说：“人抬腿是往前走，落腿也是往前走，你正好赶上是落腿那一步，但你不能说这就不是前进。你要知道你现在做的事跟万世太平一定是有关的。”人抬腿不一定往前走，也可能往后退。现在不是时兴“倒退健身”吗？历史也一样，有前进也有倒退，前进中蕴含着倒退，每一次倒退都预示着更大的前进——螺旋式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比如人类由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是进，由社会主义蜕变到资本主义是退，但前面一进哪怕是很小一步都反映社会发展总趋势，后面一退哪怕是很大一步都不过是社会发展中的小挫折。孙中山说过：“社会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归根结蒂，人类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任何势力也不能改变的。

　　所谓“万世太平”，更是扯谈！三十年为一世，万世是多少年？三十万年！人类社会自有阶级以来，什么时候“万世太平”过？只要存在阶级，存在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便永远不可能有“万世太平”！一部分人残酷剥削压迫另一部分人，却指望“万世太平”，将这种不合理制度进行到底，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即令溜须拍马也要顾及常识，讲点层次，不能乱拍一气。太下作，被拍者也要瞧你不起！令人诧异的是，“有社会名分”的“学者”于丹据说专攻中国古代文学，居然发现中国原来竟“万世太平”过，或者即将“万世太平”！ 真正痴人说梦，白日见鬼！

　　三十

　　
我们所处的时代，本质是阶级的，而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一旦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看问题的方法便截然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同样一碗饧（麦芽糖），那位“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说可以养老，那位“横行天下”的盗跖却说可以粘门栓。（粘开门栓入室盗窃）他们可是亲兄弟啊！（至少庄子是这样说的）

　　鲁迅先生说：“一本《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一本《庄子》又何尝不是如此。有人从中看到儒道合流，有人从中看到儒道攻讦，有人从中看到愤世嫉俗，有人从中看到安时处顺，有人从中看到遨游的潇洒，有人从中看到世事的险恶，甚至还有人从中看到现代自由主义的萌芽。《庄子》是太玄了，玄得人们眼花缭乱，玄得人们意乱情迷，轻易哪里参悟得透！但“庄子的思想，从其影响于中国士大夫的历史看来，实在不是“异端”，而是‘正统’。上自秦、汉、魏、晋的黄、老与玄学，中至宋、元、明的理学，下至近代的唯心主义都有其血液贯注着。”（侯外庐：《中国思想史》）

　　
三十一

　　这是极精辟的议论。纵观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能与儒术并行的只有道家思想以及由道家思想演化而成的道教，加上舶来的佛教统称“三教”。正因为道教在麻痹愚弄广大劳动人民，维护巩固封建统治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才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推崇和提倡。唐高祖李渊尊老子为始祖。唐玄宗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封文子为“通玄真人”，封列子为“冲虚真人”，封庚桑楚为“洞灵真人”，是为道教四大真人。宋徽宗赵佶自号“教主道君皇帝”。元太祖成吉思汗诏全真教丘处机掌管全国道教，元世祖忽必烈追封他为“长春真人”。明成祖朱棣推崇道士张三丰，封为“通微显化真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武当山道观，将北京紫禁城原样搬到海拔1600多米的高山之上。到了清代，由于反清人士多入道教避祸，且道众不用薙发，成为满人隐痛，那态度便很有些冷淡，道教也就跟着消沉。百姓却依旧相信道士的经法、忏法、斋、醮、符咒、禁咒、驱邪、降妖、消灾、祈禳、风水、占卜等等法术。鲁迅《小杂感》中有段话常为研究者所引用：“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中国人何以不憎道士而憎恶其他教徒？首先，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特产，社会影响远大于佛教。老百姓往往是佛道不分，以道解佛，而民间信奉的神仙、禁忌也多与道教有关。其次，佛教、耶教都有相当完整且严谨的理论体系，高居于世俗社会之上。道教的理论则浅显通俗，带有更多迷信色彩，易扎根于人群之中。再次，佛教徒吃斋把素，修行艰苦，又不近女色，更无家庭之恋。而道教徒虽也有清规戒律，但更讲采阴补阳，修身养性，酒肉之戒或可通融，娶妻生子亦无不可。如此机动灵活的修行方式，自然受到福禄寿一个都不能少的中国人的欢迎。最后，佛教讲求舍身求法，普渡众生，而道教修炼长生不老，白日飞升，前者主张利他方能利己，后者主张一切只为自己，颇与世俗“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之格言吻合。要弄懂旧中国，先弄懂道教；要弄懂道教，先弄懂道家。旧中国愚昧落后，道教难辞其咎；道教欺世盗名，道家思想为其滥觞。对后世道教影响最大的道家思想，《庄子》是其一。一分为二看，《庄子》中精华与糟粕并存，糟粕多于精华。道教取其糟粕弃其精华，所以道教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用，为落后群众信奉。于丹看似照单全收，其实也是取其糟粕，不仅如此，甚至将其中精华也改造成糟粕，企图使曾经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道家思想转而为市场经济服务，于丹的“市场庄子”又是一副怎样的尊容呢？

　　三十二

　　
于丹的“市场庄子”既是一个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超人，又是一个“安时处顺”的俗人；既是一个晃动着隐形翅膀遨游于四方八极的神人，又是一个“宁曳尾于涂中”的凡人；是一个看破名利看破生死的至人，又是一个成天琢磨“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庸人；是一个“无己无功无名的”达人，又是一个“从不教人小技巧”主张靠“核心竞争力”实现个人价值的“市场精英”。庄子谈天说地，大话无边，潇洒飘逸，无人能及；落到实处，却又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敢稍有懈怠。这就叫“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不这样，在那个“昏上乱相”的年代，怎能做到“仅免刑焉”？怎能活到８０高龄？

　　千百年来，不知多少人把《庄子》当作骊龙脖子上偷来的珠宝，横切竖剁，炸煎煸炒，弄得跟贾宝玉嘴里那块玉一样，被声色货利所迷，失去本来面目。但前人的曲解较之于丹的糟蹋，只可算是小巫见大巫。前人生活在小农经济时代，多少有些高山流水的雅致，田园诗般的旖旎，与庄子的仙风道骨总算沾了点边。唯我于丹，不知哪辈子祖坟冒了青烟，竟摊上万世太平的市场经济时代，这是怎样前无古人的美好时代啊！达尔文《物种起源》关于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在这里得到彻底实现，人们终于有机会一展拳脚，在竞争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谁能先期爬到食物链顶端谁就是英雄，爬不上去就老老实实任人蹂躏。虽然这些强盗理论与庄子思想八竿子打不着，于教授却有本事拿来在自己健硕的皮囊里化合一番，化合出一个与时俱进的市场庄子。

　　金融危机中求职难吗？没事，让于丹的市场庄子教给你大技巧：千万不能像那些面瓜坐在门口傻等。要学会不按常规思维，听懂弦外之音，就能出奇制胜，捷足先登。想发财吗？好办，让于丹的市场庄子教给你大技巧：到自家萝卜地里扎个眼，说不定刚好扎出个古墓，弄出几件文物，一夜之间就“小康”了！俗话说：要想富，去盗墓，都“俗话”了，可见靠这一行致富的人不在少数。想上超级女声又怕唱不好？没关系，让于丹的市场庄子教给你大技巧：在没满月的儿子屁股上狠掐一把，感觉一下婴儿如何运用丹田之气通宵哭闹而不知疲倦，榆木脑袋自然开窍。对社会不公有意见？于丹的市场庄子会教你化解的办法：学学那个小金人，所有意见怨气都不妨咽到肚里，安时而处顺，外化内不化，也就是俗话说的“忍得一时之气，省得百日之忧”。做到这些，你就是最金贵的，你成功的可能性就最大。要相信拥有10块钱的叫化子（叫化子可能还不止10块钱）只要自我感觉良好，会比一个拥有亿万家财的人还快乐。“活在当下”，即使下岗失业，穷愁潦倒罢，只要学会逆来顺受，自我排解，学会“今天天气哈哈哈”，就能从昏上乱相之中看到万世太平，从贪官污吏身上看到公仆本色，从不法资本家那里看到责任良心，从堕落文化中看到文明进步等等，你就会立刻心平气和，霎时变得“最快乐”。就像阿Ｑ被赵太爷打了几杠子后，肚子里嘀咕一句“这世界真是邪完了，儿子打老子”！想到不可一世的赵太爷原来竟是自己的儿子（他却连老婆也没有），心理立刻平衡了许多，头上坟起的疙瘩也没有先前那么疼了。
于丹说她于《庄子》不能说读懂一二，大概是整本《心得》中唯一一句实话。既不能读懂一二，又自告奋勇在全国人民面前讲《庄子》，不是糟蹋《庄子》又是什么呢？不要说高等学府、科研机构中点灯熬油啃了半辈子甚至一辈子的名家耆宿，就是随便从哪个破道观里拉出个小道士，对《庄子》的理解也绝对比于丹强得多。于丹太势利了，而势利心太强是不可能读懂《庄子》的。看她在百家讲坛上滔滔不绝，唾沫四溅，一副急功近利的样子，渴求吮痈舔痔之赏的心情实在太过迫切。她还真的得到了这样的回报，据说在2008年作家富豪排行榜上以1103万元人民币名列榜首，比那位得到秦王百辆车子赏赐的曹商强多了。

　　三十三

　　
于丹是女人，中国女人向来讲究娴淑和内秀。即便做事业，干革命工作，也定如宋庆龄、林徽音、林巧稚、吴仪般大家风度；或如秋瑾、陈铁军、向警予、杨开慧般正气凛然。中国女人历来受压迫最深，骨头也最硬。春秋时期息夫人算一个，国破被掳，以不语抗议暴君；战国时期魏国如姬算一个，冒着杀头危险窃符救赵，抵御强秦；与庄子同时期宋人韩凭妻何氏，被宋康王所夺，得知丈夫自杀后，偷偷将身上衣裳弄烂，跳台殉夫，也算一个。还有西汉王昭君憎恶汉宫腐败，自愿远嫁匈奴；东汉孟光鼓励丈夫梁鸿隐居山林，不与权贵同流合污都是很好的例子。翻开历史，国破家亡之际，从容赴死的多是妇女，变节乞活的往往是须眉。明末钱谦益唱过多少高调，一旦清兵打到，即刻到军前迎降，做了“我大清”的奴才，连小妾柳如是也不如。柳如是提出二人一同自杀殉国，钱老先生却“徘徊庭树下，不挂东南枝”。故事，有一年钱谦益做寿，外甥金圣叹送寿联一副：一个文官小花脸； 三朝元老大奸臣。将其汉奸嘴脸，刻画得惟妙惟肖。
当然也有无耻的。但是批评女人的无耻，正如揭母亲身上的疮疤，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所以我宁愿扭过脸去，假装看不见，或者找出许多理由为她们开脱——因为我相信女人永远是无辜的。
于丹却让我的自信受到巨大冲击。一不为生活所迫，二不为暴力所屈，三不为性命担忧，为什么不顾事实，昧着良心鼓吹什么“万世太平”呢？你难道不知道，在你的万世太平之中，千百万姐妹的人格尊严早已在金钱至上的理念中被打得粉碎吗？

　　三十四

　　论起来，中国的妇女的种种不幸应该说始于孔老先生的歧视。孔老先生之前，中国的妇女多少还有些地位。比如汉族始祖女娲，蚕桑始祖嫘祖都是妇女。商朝武丁的妻子妇好英勇了得，声威甚至盖过商王。直到春秋前期，妇女还经常在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到了孔子这里，妇女便栽了大跟斗，一栽就是二千多年！那原因，或许是痛心于母亲出身的低微，或许是憎恶母亲行为的不端，那种痛心和憎恶便扩展到所有妇女身。在他老先生设计的社会格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竟没有妇女半点事！他收罗的三千弟子中好像也没有一个女子。非但如此，还要出言不逊，说什么“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害得鲁迅先生也不平起来，说“我不知道是否包括他的母亲！”

　　中国真正意义的妇女解放运动起源于上世纪初。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首先解放的竟是妇女一双小脚。１８９９年，台湾成立天然足会，旨在劝导放足，革除缠足陋习。不管倡导者本意如何，也不管谁在背后支持，能向沿习近千年（假如从南宋算起），人类历史上最丑恶的现象说“不”，从生理上还妇女以自由，从心灵上还妇女以人格，都是值得称道的。
中国妇女获得完全解放是在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衡量妇女解放的标准无非是政治、经济、思想三个方面。解放后，中国妇女首先从经济上获得独立地位，各行各业都有妇女忙碌的身影，丝毫也不比男人逊色。政治上享有完全的民主权利，这使她们得以史无前例的崭新形像成为社会的主人。思想上彻底破除了男尊女卑的封建陋习，即使在家庭里面也不再是男人的附庸。特别是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全面扫除，妇女的人格有了保障，再也不是男人寻欢作乐的工具。

　　然而，对妇女的解放，有些人（主要是有权有钱的男人）总是耿耿于怀，遗憾万分。他们留恋过去的花花世界，幻想有朝一日妇女重新沦为他们任意践踏的性奴隶。他们还真的盼到了这一天！看看“当下”，不计其数的妇女（包括未成年少女）迫于生计出卖肉体，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卖淫大军。虽然名义上仍属非法，但有关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际上是放任自流，较之国外合法卖淫更糟糕，人家还能收点税，你连税都不敢收！现在许多人喜欢唱老调子，比如“笑贫不笑娼”。常言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穷总是不好的。你穷，你便娼妓不如，便要被人所笑。于丹想要用一生体温焐热的庄子，拿到当下，肯定也是嘲笑的对象，因为他实在是太穷了。可怜于丹醉心于庄子的“大智慧”时，却忽略了庄先生穷光蛋的事实。

　　按照“白猫黑猫”理论，只要能过上“小康”之类最幸福的生活，卖笑又如何？为娼又如何？要知道腐败官僚、不法资本家干的那些破事儿，恐怕连娼妓也不如！网上有消息说，受金融危机影响，深圳“小姐”（有人给起一雅称，叫“性工作者”？）集体宣布降价，打折出卖肉体，全无半点廉耻！社会上更是“情人”、“二奶”满天飞，玩弄妇女的数量，甚至成为官员炫耀能耐的资本！网上不断揭露官员生活糜烂的新纪录，有养情妇七八个，嫖娼一二百的，听说正在申请吉尼斯纪录呢！

　　金融危机来了，首当其冲的还是妇女。在市场经济中，妇女重新成为砧板上的肉，任人挑选，任人宰割。某政府机关招聘公务员，不漂亮不要；大学生求职，不漂亮免谈。明知那一双双色迷迷的眼睛就是一个个龙潭虎穴，无可奈何的女孩子还得争着往里跳！

　　“解放思想”是当下最时髦的口号，怎么解放却大有讲究。是往前，解放到更高层次呢？还是往后，解放到更下作的地步呢？是解放到成天拿女人那三点说事？还是解放到让女主持人脱得越来越干净？解放思想是不是就得让低俗文化充斥舞台荧屏、影像书刊？解放思想是不是就得让廉耻丧尽的所谓专家学者跳出来向天真无邪的青年灌输什么“性解放”、“性体验”、“一夜情”、“婚外情”、“试婚”、“闪婚”、“丰乳肥臀”，“有了快感你就喊”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位据说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女专家甚至主张以换妻的方式让妇女得到更加彻底的解放！有消息说，当年在沦陷区出卖肉体兼灵魂的汉奸作家张爱玲也被某“文学大师”册封为“华夏天空闪烁的明星”，要求所有上海人都抬头仰望，为桑梓诞出如此杰出女性行庄重的注目礼！

　　现在于丹又在央视“曲尺形柜台”上排出一大串头衔，学着魔术师的手法，在自己身体的烧杯里将天马行空的庄子与唯利是图的市场搅在一起，吹起三昧真火，居然锻炼出一个为当下服务的市场庄子，真真神通广大，法力无边。

　　妇女解放的程度从来是检验社会文明进步的最好尺码。从于丹身上，又能反映出当下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文明”状态呢？

　　三十五

　　
我想，妇女解放总应朝着进步的方向，张扬个性总应张扬真善美，而不是相反。原教育部发言人评论范跑跑时说过一句话：我们可以不崇高，但不能无耻。易中天在电视访谈中说，他做人也是以不越过底线为标准。我是一万个不赞成这些话：向崇高看齐，是做人的方向，不可以无耻，是做人的底线，如果大家都以底线为满足，中国还有什么希望！不幸的是，于丹教授就像庄子笔下那条倒霉的鱼，不是悠游在江湖之中而是游弋在道德底线之下，游得快活，游得自在。一面高调唱到九霄云外，一面四处演讲，大捞外快。阎崇年挨掴后，于丹虽然心惊胆战，却不能抵挡金钱的诱惑。跑到南京演讲，有人贴出小纸条，说要和她文明辩论。虽然人家已经承诺文斗，也就是不会当众掴她，却也吓得屁滚尿流，赶紧弄了二三十个壮汉保驾。张扬之外，未免气短。我想，这种钱不赚也罢。

　　
三十六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孔老夫子最遭物议的恐怕就是这句话。也因为这句话，孔老夫子几乎成了中国妇女的天敌。这句话很直白，谁都懂，不存在任何歧意。于丹要为她心目中的万世师表辩护，不惜装疯卖傻，说：“小人，不就是小孩子吗？”现在上海方言倒是把小孩子叫做“小人”，可现代方言与古代文言有着天壤之别，哪里好扯在一起！再说于丹孔子都是北方人，北方人可没有把小孩子叫小人的。退一万步说，就算“小人”是小孩子，那“难养”怎么讲？“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又怎么讲？说于丹口吐莲花是抬举她，说巧舌如簧是埋汰她，以“饶舌”二字相赠很恰当。可惜，孔夫子似乎很瞧不起饶舌之人，他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君子总是少说多做的。在孔子辞典里，社会成员被分为二大类：君子与小人。君子既不饶舌，饶舌的自然是小人！庄子的前辈老子也说过：“知（智）者不言，言者不知。”不智者，傻子也。饶舌者讨厌，饶舌的女人更讨厌。鲁迅给这样的女人起了个名字：“恶毒妇”。女人和饶舌二项于丹教授全占了，孔子与庄子地下有知他们的经典二千年后要由这样一位女士弘扬，准会气得发疯。诗曰：

　　孔圣有知应不堪，几篇心得饵如甘。
若非女子难教养，好列门墙七十三。


三十七

　　
讲坛上的于丹睥睨四座，滔滔不绝，给人的印象是很能讲，也很专制。动不动以“我们知道”，“大家知道”，“大家都知道”之类不容置疑的语气绑架听众。和某些政客动不动以“人民”的名义绑架人民如出一辙。试问，如果“大家都知道”“惠施和庄子是好朋友”，都知道“庄子是一个大智之人，永远不教给我们小技巧”，都知道“尧被中国古人认定为圣人之首，许由是一个传说中的高人隐士”，都知道“庄子的最高境界是逍遥游”以及其他许多的“都知道”，谁还会来听你啰嗦？于丹对古代经典似乎崇拜得五体投地，很像那些貌似激情的粉丝崇拜扭怩作态的歌星，其实是崇拜给别人看的，自己倒未必真信。据说央视某主持人极谙此道，他做“艺术人生”节目，常常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得比当事人还伤心，下到后台却骂人家：“这傻B今天还挺配合。”别看于教授现场签售笑容可掬，那是从你口袋里掏钱，她对着钱笑呢！背地里怎么骂，只有她和她那个利益集团自己知道！这是不是太残酷？但现实往往更加残酷，如果我们敢于正视的话。

　　
三十八

　　
《ZDIC.NET 汉 典 網》
书籍是知识的载体。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它要传达的是对真理的认识，是征服自然和自身的体验。这种传达不需要拐弯抹角的隐语，也不需要花里胡哨的装潢。人们从书本上获得知识，就像从自然界中获得阳光、空气、水一样自然而然。只有到了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的当下，阳光空气水才和钱挂上钩：向阳的房子比不向阳的卖得贵，山上的泉水装在瓶子里可以换钱，到“氧吧”呼吸一定要收费等等。听专家说还要收呼吸税，因为呼出二氧化碳会加重温室效应，这下好，能喘气的都跑不了！恐怖吗？在钞票领导一切的年代，都是这样，都这样就不恐怖了。商品要在市场上实现“惊险一跳”，使用什么手段（包括包装）都是合理的。书籍当然也不例外。于丹的《庄子心得》卖得火，精心包装是重要原因之一。你看，光是装帧设计，就劳烦四位有名有姓的专业人士披挂上阵。封面封底云山雾水，果然超凡脱俗得很。封面折边上印有照片和简历，简历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影视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助理，影视传媒系主任，出版专著多部云云，着实看得人头晕。牌子大货就一定好么？经验告诉我们，虎皮之下包着的往往是狗肉。说真的，中国的博士、硕士、教授者流，多年来由于批量生产，难免粗制滥造，鱼龙混杂，在我心目中地位一直不是很高。待领教了硕士兼博士兼教授的于丹的大作后，更令我对上述学位职称嗤之以鼻。名实虽然不可能尽符，但也不能太离谱。明沈德符著《万历野荻编》称：“京师向有谚语云：翰林院文章，武库司刀枪，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说翰林院文章臭，武库司刀枪锈，光禄寺茶汤馊，太医院药方谬。清末也流传过类似笑话，只是另外加上了“教坊司婆娘”等内容。如果将“教坊司婆娘”改为“百家讲坛婆娘”倒很有些时代意义。

　　据报载，2008年12月20日西北五省(区)党校研究生班咸阳考区，当考区负责人重申考场纪律时，乾县科技局的王局长跳了出来，破口大骂：“这是啥考试，还弄得和真的一样，我掏钱买文凭，你有啥资格管我！”虽是闹剧，亦可作“当下”中国水货文凭泛滥，博士教授名不符实之佐证。

　　
三十九

　　《庄子心得》扉页上贴有一幅小画，睡在山野之中的庄子正在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在梦境中飘飘然很是逍遥。小画四角蝇头楷书道：庄生化蝶。那蝴蝶有两只，想必连庄夫人也一同化去了吧。扉页背面先介绍这小画原来叫“藏书票“，据说起源于五六百年前的西方。接着是于丹龙飞凤舞的题签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此言后文屡见，大约就是这本书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心得吧。

　　“庄生化蝶”是文学作品中用滥了的典故，其中的油水早被历代文人榨得干干净净，被于丹这么一整，还真整出几分神秘，几分新意：化为蝴蝶的于丹即将扇动绚丽多彩的翅膀为亲爱的读者翩翩起舞而让人们忘记它毛毛虫的本来面目。至于“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却是一边在云端里“独与”，一边又在人间开讲座，出新书，搞签售，忙得不可开交，将“天地精神”晾在一边，鬼晓得什么时候能抽出点宝贵时间“与之往来”呢！

　　四十

　　那篇写于九天之上，“含泪挺庄”的自序，题目叫“我们的心可以遨游到多远”。既然是“自序”就不该称“我们”，更不该在没有征得“们”同意的情况下，绑架“我”之外的所有人。更有甚者，她公然宣称：“我愿意把心中这双翅膀放飞到所有人心的晴空之上”。且不说翅膀如何“放飞”，这口气先就大得吓人：“所有人”！现在是阶级社会，或者如动画片《虫虫特攻队》中蚱蜢霸王所说，是一个虫吃虫的世界，各阶级为了各自的利益斗争得死去活来。领导层之所以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正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还不和谐，或者说得婉转一点，还有着诸多不和谐因素。如果所有人都在于丹翅膀扇动下实现了和谐，还用得着费那么大劲去“构建”？俗话说，半桶水晃荡。于丹的不幸在于自视太高，自视太高缘于胸次浅薄，常言说，“狂妄自大”，不狂妄哪来的自大？有一副据说是明朝才子解缙所作的对子：“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副对子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出现过。送给于丹教授，金玉良言不敢说，权当苦口良药罢。

　　四十一

　　序言自称写于“从香港飞往北京的航班”上，先不说内容，那过程本身就很抢眼：香港是什么地方？特区。北京是什么地方？首都。何况是在九天之上呢！算得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吧！香港飞北京，顶多一二个小时，下笔千言，一挥而就，你没看出我多有能耐吗？于丹嘴上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骨子里却总想着向人炫耀，所以字里行间不时可见虚荣心晃动的影子，不用别人夸，她自己先就爬上称杆找不着北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酸溜溜的文人跑到妓院偎红依翠，竟找到贾宝玉的感觉。今天于丹坐在波音飞机上，隔着舷窗俯视脚下云海，不是也找到遨游天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感觉么？如果周围没有其他乘客，如果飞机像太空站似的永远飘浮在九天之上，如果再有取之不尽的咖啡和牛排，那感觉一定更好。可惜的是即便是太空站吧，每天也在一点一点往下落，还得不时用动力往外推，于丹并没有吸风饮露的本事，那遨游，逍遥得起来么？

　　四十二

　　说庄子就说庄子吧，不知怎么又扯上张韶涵那首《隐形的翅膀》。这和张艺谋拍《满城尽带黄金甲》硬拉上几乎不会表演的歌手周杰伦如出一辙。张艺谋利用周杰伦捞票房，于丹则利用张韶涵拉青年。张韶涵是通俗歌手，歌声有气无力嗲声嗲气自不须说，那歌词就十分误人子弟：不是鼓励青年脚踏实地学习工作，凭自己诚实劳动立足于社会， 而是大做明星梦，把希望寄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上面，在幻想中自我欺骗，自我满足，自我陶醉。和大多数通俗歌曲一样，这首歌没有灵魂，没有精神，有的只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无奈和感伤，纯属消磨青年意志的靡靡之音。这样的翅膀，在《庄子》中是绝对找不到的。于丹何尝稀罕这种浸透着迷幻药剂的翅膀，却偏要把这样一双有害的翅膀“放飞到所有人心的晴空 之上”，那用心与毒奶粉、瘦肉精、苏丹红并无区别：既要谋财，又要害命！

　　
四十三

　　
在“自序”里，于丹教授摆出一副庄子超级粉丝的架式，肉麻地倾诉道：“情愿用一生的体温去焐热这个智慧的名字”。我不知道这和那位急于出名的四川女孩扬言“希望被张艺谋潜规则”有什么二样！不同的是那位女孩要焐热的是一具气息尚存的活体，而于丹要焐热的是一堆腐朽千年的枯骨。这种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能否打动铁石心肠的孔子庄子我不知道，但确实打动了某些天真烂漫的青年，满足了他们对快餐文化的嗜好，迎合了他们被培植得枝繁叶茂的虚荣心。虚荣心是现代女性最大的杀手，长期以来，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虚荣心已经被厚厚铜锈包裹，时间长了便一块块脱落——谁来救救被物欲缠绕得奄奄一息的那一颗颗年轻的心呢？

　　《庄子》！《庄子》来啦，于丹腋窝里夹着这部天书，扇动着主流媒体安上的翅膀遨游过来了！她肩着义务，肩着责任，捎带着一点点私货，扬言“用生命激活经典”，发誓把“心中这双翅膀放飞到所有人心的晴空之上”，“还生命以本来模样”！司马迁批评庄子们爱说不着边际的大话，看看于丹，庄子们的大话又算得了什么！

　　
四十四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句古希伯来谚语，不知挫伤过多少青年稚嫩而活泼的心！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种服务至少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帮助统治阶级维护和加强自己的统治，二是将统治阶级的思想植入被统治阶级的头脑，使之心甘情愿趴在社会底层充当被人践踏的阶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后一方面的作用更大更深刻。因为几乎可以说，剥削阶级思想影响的群体就其深度和广度而言，被剥削阶级更甚于剥削阶级。比如仁义道德，封建统治者虽然倡导却决不准备实行，老百姓反倒认了真，以为天经地义，兢兢业业拿来当了做人的准则。把全部阶级斗争纳入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框架之内：这就是中国几千年阶级斗争的实质所在。试看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们不管成功与否，先就学了压迫他的那些人，称王称帝起来。如果我们能跳出旧思想的窠臼，站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立场思考这个“虫吃虫的世界”，上帝恐怕想笑也笑不出来。

　　于丹也要思考，她惯于先下手为强，思考之前引出这段谚语，表明自己的思考不会引来上帝的嘲笑。她的思考确实没有让上帝发笑却让上帝的子民捧腹，她耍的小聪明到底还是落了空，不是吗？

　　
四十五

　　
于丹说：“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庄子》的一句话：‘乘物以游心’。”小而且很，很到什么程度，她没有明说，在《论语心得》中说她四岁就学习论语，读《庄子》是不是也在这个年龄段呢？或者更小？当时正处在“文革”中，因批林批孔需要，《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旧时启蒙读物已不难得到，要教，也应该从这些开始。身为领导干部的于爸爸却逼着牙牙学语的宝贝女儿躲在家里啃《论语》、《庄子》，莫非真当女儿是神童，不屑于学那些小儿科的东西，起码也得《论语》、《庄子》发蒙？让一个很小的孩子读几乎每一个字都需要注释的《庄子》，甚至还记住了连专家也不一定弄得懂的玄语“乘物以游心”，确实有些神乎其神。你信吗？反正我不信。我倒是奇怪：文革结束，几所名牌大学争开少年班，怎么没把这位神童招了去？

　　“自序”说，当央视百家讲坛制片人问下一个选题时，她“几乎没有犹豫地回答：‘《庄子》’”。底气如此之足，自然是因为“很小”就读《庄子》，读得怎么样？却又称至今看不懂陈鼓应先生的《庄子今注今译》之一二。是陈先生的书有问题，还是于丹的脑子有问题？在一次电视访谈中，主持人发自内心地叹道：于丹脑子究竟是怎么长的！如果长着这样一堆脑子的于丹都看不懂，那一定是陈先生的书有问题；但据说陈先生的书是所有介绍《庄子》的书中最通俗的，于丹却称看不懂一二，这样的书都看不懂一二，又怎么看得懂《庄子》原文？既然一概看不懂，那几万字心得又从何而来？

　　四十六

　　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告子下》）对亚圣的这段名言我一向持保留意见：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哪一天不“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空乏其身”？天降大任，首先就该降在这些人身上！于丹显然没有饿过饭，下过乡，但她仍大任在身，当仁不让，因为她是天才，比她崇拜的孔老夫子天才得多。孔老夫子“吾有十五而志于学”， 于丹四岁读《论语》也许还有《庄子》！

　　看看历史上许多成功人士，出名之后，多有自述或他述幼时之“异相”，之逸事，以区别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老子生下来便会说话，可能第一声啼哭便暗藏玄机。孔子降生时头顶如反盂，即中间低，四周高；相貌奇特：眼露筋、耳露轮、鼻露孔、嘴露齿，整个一稀奇古怪的外星人，却有着“龙生虎养鹰打扇”的神奇经历。司马迁十岁能诵读《左传》、《国语》，比起于丹却晚了六年。司马光七岁能解《左氏春秋》大旨，虽然有“砸缸救人”的光辉事迹，比起于丹“一杯水一张纸”便能鼓捣出惊世骇俗的作品来仍有很大差距。朱熹出世时，千里之外家里的一口水井突然紫气贯天，经久不散，不过，他读《论语》时已经是八九岁的大孩子。唯我于丹，四岁即读《论语》，也许还有《庄子》！如此非凡人物，出生时是否也曾有些异相呢？她没说，我想，大约是没有吧。这种事不像四岁读《论语》之类故事，涉及人少，难以考证，医院医生护士一大堆，又有病历记载，瞎编就是“自己找死”，她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

　　
四十七

　　
“乘物以游心”一语，见于《庄子·人间世》。《人间世》说的是处世之道，当然是道家的处世之道。庄子所处的是个什么样的世呢？他用四个字形容：“昏上乱相”。上有昏君，下有贼臣，乱世而已。这话不是躲在旮旯里，而是当着魏国国君面说的，真可谓“当着和尚骂秃子”，连魏王也一并骂了。当然，故事是虚构的。
楚国叶公——就是那位以好龙闻名，真龙来了又怕得要死的叶公——出使齐国前向孔子讨教，说为国君办事真难，办成办不成都不落好。孔子在讲了一通天命、道义的大道理后，说你不如将利害得失统统抛开，把自己融入外物之中，你的心就能获得完全的自由。庄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反孔派，《庄子》中大量出现的孔子和他弟子们的对话全是虚构的，与儒家思想毫无共通之处。如果说在这些篇章里对儒家的攻击还比较隐晦和策略，那么在《盗跖》一篇中，便是揎拳捋袖，破口大骂了。这一点，在中国最早、最权威的史学著作《史记》中已有明确记载。于丹不知凭什么认定儒道二家其实融会贯通，乃同种社会意识的二个侧面，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甚至泰山的阴阳两侧也分别由儒道两家组成。那理由据说是前山多碑铭，明示儒家践行之道；后山少人烟，暗喻道家自然之道。只不知处于儒道两家的分界线在哪里？那上面的石头又该怎样区分？于丹实在不应该做学问而应该去做诗人，不是做传统诗人而是做现代诗人。因为现代诗人基本上不需要学问而更多需要激情。马千里先生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只要一沾掌故的边儿，于丹就露怯。看这句：因为相信‘登山必自’，所以我们没有人用拐杖助力，一步步用青春躯体丈量过这条千古励志之路。很明显，这里‘登山必自’是‘没有人用拐杖助力’的原因，在于丹看来这个“登山必自”就是‘登山必须靠自己的力量’的意思。这真是典型的望文生义啊。在泰山的登山起点孔子登临处确实有一块碑刻，为明代嘉靖年间济南府同知翟涛所题，是‘登高必自’四个大字，而非于丹所说的‘登山必自’。而‘登高必自’也不是‘登高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的意思，这四个字出自《中庸》：‘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意思是登高一定从低的地方开始，远行一定从近的地方起步，昭示人们既要志存高远，又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与用不用‘拐杖助力’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如果说国民党统治时期文化界风云人物多是慷慨悲歌之士，毛泽东时代文化界风云人物多是革命进步之士，那么，当下文化界风云人物则多是不学无术之士。于丹太贪婪了，凭她那点功底，既想要儒家的实惠，“在社会人格中自我实现，名、利、地位一个都不能少；又想要道家的潇洒，“在自然人格中自我超越”，遨游、放飞、好梦，不仅物质上，精神上也要成为富翁。天下真有这等好事？

　　南朝宋人殷芸所著《小说》中有一则故事：“有客相从，各言所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资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几个人聚在一起谈各人志向，一人说，我想做扬州刺史（扬州是南朝最繁华的都市）；一人说，我愿有万贯家财；一人说，我不愿做官也不愿发财，只想骑鹤成仙，长生不老。最后一人说，你们都不及我，我愿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升官发财长生不老我全要！这个故事向来作为贪得无厌的典型为人们嘲笑至今。自古认为不可能的事，于丹却要用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让它变为现实。问题是，你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塞满杂念，即使弄了些虚名，掳了些浮财，再想超脱，怎么超脱得了？再想“逍遥”，怎么逍遥得起来？你要读者不要为名利所累，可自己千方百计弄了一堆名利背在身上，山似的压得喘不过气，连“有待”的遨游都做不到，还要奢谈 “无待”，你“无待”得了么！庄子的有待无待思想不是什么人都能理解的，特别是那些凡心太重的人。请读者想象一下，一位双眼喷射出功利绿光的妇人学着少女天真烂漫的口吻，一再追问那位她“用一生的体温去焐热”的“大智慧者”：“我们的心到底能游多远？”你会感到滑稽呢？还是恶心？或者兼而有之？

　　四十八

　　
马千里先生在同一篇博文中问道：“于丹的胆，可以无畏到何时？”

　　其实，于丹何尝有那么大的胆，她的胆是别人借给她的，或者说是时代的产物。《论语心得》讲得并不成功，质疑声一开始就很大，央视百家讲坛却要她接着讲连一二都没看懂的《庄子》，还安排在春节播出，后来又多次重播，好像央视是她于丹开的！我想，央视也没这个胆，也应有借它胆的人。个中原因，是因为有人要利用这位拥有诸多头衔自诩能“用生命激活经典”，且有着高干子弟背景的教授为“当下”服务。

　　高干子弟是一个有着特殊身份的群体。这个群体以其背后强大的权力支撑，加上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而在不建全的市场经济中居有高屋建瓴般的优势，并以此获得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你在“百度一下”中输入“高干子弟”四字打开网页，可以看到一串长得可怕名单，这些人或父子，或祖孙，或兄弟姐妹，或姻亲好友，无不身居党和政府要职、金融财团掌门，国企私企老总，官、财都有，就差骑鹤成仙、长生不老了。毫无疑问，这些人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并因各种利害关系而组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据全球管理咨询机构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200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财富状况呈现出高度集中的趋势。报告撰写人之一、波士顿咨询公司（北京）副总裁邓俊豪指出，0.4%的中国家庭拥有70%以上的社会财富，其中90%是于丹一类高干子弟！

　　“当下”是个什么情况？就是这个情况！说官僚资本主义也好，说权贵资本主义也好，这些人实际操控着中国的命运，并像一群饥饿的野兽，疯狂地吮吸着这块古老大地的膏血。不能说这里面没一个好人，没一个至今仍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良心的共产党人，没一个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继续奋斗的真正的革命者，但真的、真的不多！

　　尽管主流媒体早已定下“盛世”、“和谐”的调子，无聊文人利用一切媒体歌功颂德之声不绝于耳，逢年过节花枝招展的艺人们亦载歌载舞，大唱“好日子”，残酷的现实却总是伸出它瘦骨嶙峋的黑手，一记一记抽向那张保养得又肥又嫩的大团白脸，使得自我陶醉中的老爷太太小姐少爷们常常下不了台。不知何时，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即所谓新三座大山一夜之间从天而降，压得广大劳动人民喘不过气、直不起腰！２００７年湖北赤壁市农村一对夫妇因看不起病，绝望之下，用皮带绑在一起投入滚滚长江！房价如同那只神奇的大鹏，扶摇直上九万里，老百姓辛辛苦苦干一年居然买不到一个平方的立锥之地！高学费屡屡将穷人逼上绝路：2002年，福建的丁某收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其父愧于无力替儿凑齐7000元学费从七楼跳下身亡。２００６年，山西榆社县一陈姓农民因无力筹措儿子上大学的学费服毒自杀。……。官员腐败，资本凶猛，环境恶化，资源枯竭，富人奢华，穷人呻吟等等，都是无法掩盖、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以官员腐败为例，腐败成本越来越小，死刑价码从一万涨到十万、百万、千万！前天好容易判了一位死刑，多少？过亿！国企老总们更是竞相为自己开出天价薪酬：平安集团老总年薪竟达六千万元人民币，简直就是明火执仗的抢劫！最近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财政部发文要求国企老总节衣缩食，最高年薪不得超过280万。多还是不多呢？

　　中国和美国原不在一个当量上，有些人总爱拿自己和人家比，以证明自己“那点”收入是多么微不足道，却“忘记”比一比劳动者的收入。有资料显示，因金融危机，美国金融高管年薪限制在50万美元。美国普通职工年收入是多少呢？3-5万美元，两者相差12.5倍。中国呢？2008年中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9229元，限了薪之后的280万是它的近96倍！中美差了近八倍！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中国现在所谓的国有企业已经蜕变为一小撮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掠夺、瓜分国家财产的工具，这种企业的性质，连资本主义都算不上，而是最野蛮、最落后的奴隶制作坊。可见，市场经济具体运用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并非像在电脑上复制文件一样简单，似乎更像病毒的复制，新的病毒总是比老的病毒更能适应环境，更具抗药性，毒性也更大。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为了适应中国的官僚体制，不得不与之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生成一种对广大劳动人民毒性更大、危害更大的政治经济一体化恶政。这种恶政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两极分化，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堕落又以癌细胞扩散的速度侵蚀和瓦解着社会机体，加速社会迅速走向死亡，同时，在旧社会腐烂的机体上一个新的社会又将生长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倒真的应该对这种堕落的社会抱以感恩心情呢！

　　两极分化造成的社会不公越凸出，劳动人民的生存状况就越恶劣，社会矛盾和冲突也越尖锐。如果没有人出面安抚躁动的民意，疏导郁积的情绪，平息人民的愤怒，一旦“金猴奋起千钧棒”，菩萨们当真要惶惶不可终日了！

　　
四十九

　　
问题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怎么办？对于当权者来说，是拿片树叶遮住眼睛假装看不见？还是捂着掖着变质发臭大家一起玩完？对于改革者来说，是修修补补作些不痛不痒的改良？还是在疾风暴雨的革命中迎来一个崭新的世纪？事关亿万百姓的切身利益，事关道德文明的兴衰进退，事关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谁敢掉以轻心！

　　有人说，发展经济吧，生活好了，问题就都解决了。果真如此么？古人虽然一面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面又说“饱暖思淫欲”，谁对谁错，听谁的呢？唐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才人武氏（武则天），征求大臣意见。有人不同意，许敬宗说：“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立一后，何预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农民多打了十斛麦子还想换个老婆，何况天子呢？这是您自己的事，用得着别人说三道四！许敬宗的思想与当下许多人不谋而合，现在不是说“男人有钱就变坏”么？我们只要看一看那些先富起来的人饱暖之后都干了些什么，就会明白只有“饱暖思淫欲”才是除恶难尽的人类之劣根性。

　　此路不通，就从意识形态着手吧。毛泽东时代人们思想进步，人际关系纯洁，旧社会丑恶现象几乎绝迹，那么重新唤回毛泽东时代如何？老百姓当然愿意，但某些人却不乐意，他们对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思想恨入骨髓，如果不是忌惮广大劳动人民的感情，早就弄到广场上鞭尸三百了。毛泽东思想不行，有没有什么新的理论、思想、观念取而代之呢？实践证明，虽然出笼了些五花八门的理论、思想、观念，却难以为老百姓接受。因为这些所谓理论、思想、观念都是从资产阶级甚至封建阶级垃圾箱里拾来的旧货，已经腐烂变质，毫无用处。怎么办呢？祈求先人的庇佑不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么？好在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同属剥削阶级，一脉相承，从他们共同的祖先那里也许能找到一根救命稻草呢？于是有人主张尊孔读经，有人鼓吹仁义道德，有人开办“孟母堂”教孩子“传统文化”，甚至跑到世界各地大办孔子学院，反过来吹嘘洋人皆已皈依儒教，孔子思想的伟大，果然使得天下归心，亿兆景仰。人们看到，被“学术超男”易中天誉为“中华民族之根”的先秦诸子百家思想被一伙文化盗墓贼从地下刨出，重见天日，并野葛似地蔓延到世界各地，不仅欲拯救中国于沉沦，也将拯救世界于危难。一百多年前西人谈虎色变的“黄祸”，果真说来就来了？

　　中国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思想受到长达二千二百多年的禁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统治者按照自己的意志加以改造充实后，赖以从思想上愚弄、奴役广大劳动阶级。但儒家思想为什么始终没有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形成真正意义上支配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宗教（尽管也有人称其为儒教）呢？因为它一出娘胎便带有先天性缺陷，那就是虚伪。说一套做一套，“满嘴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作为倡导和推行者的统治阶级自己都不准备认真奉行，又怎能让广大劳动人民信服呢？

　　
五十

　　一部人类思想史就是一部人类进步史。自秦统一以来一部中国史几乎就是一部新旧思想斗争史。凡是革命进步的阶级都是新思想的创造和践行者，凡是腐朽没落的阶级都是旧思想的信奉和维护者。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凡一个社会弄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之时，尊孔读经、扶乩打醮一类活动就如鬼魅般白昼现形。远的不说，近代几乎所有的反动派、侵略者都无一例外地导演过尊孔读经一类闹剧。

　　1912年，袁世凯下令“尊崇伦常”，他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纪。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此令一出，各种尊孔团体相率成立，遍布全国。

　　同一时期，辫子将军张勋向袁世凯呈《上大总统请尊崇孔教书》，土皇帝阎锡山亦上《山西都督呈大总统（袁世凯）祀孔典礼文》，军阀吴佩孚则手创孔教。

　　蒋介石１９２７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不久，跑到山东祭孔。一些绅士文人也闻风而动，提倡尊孔崇儒，筹建“孔教会”，香港集会庆祝孔子“圣诞”。１９３４年，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提倡“尊孔读经”。同年8月，南京、上海等地举行规模盛大的“孔诞纪念会”，上海用40多种古今乐器，演奏孔子曾津津乐道过的韶乐。国民党教育部亦公开倡导复兴文言，要求中小学生必须读古文，以免学生国文程度下降云云。

　　汪精卫投敌前就热衷于尊孔，１９３４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孔子诞辰纪念会上发表演讲说，我们“有这样一个先师，为我们一切智识的先导，这不但是中国的光荣，也是我们的幸福”。投敌后，日伪每年举行祭孔活动，伪钞上印有孔子像，连学校中的“公民课”也改称“修身课”，取《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意。

　　联系今天席卷全国的尊孔读经热，以及由此兴起的“国学”热，直到发誓“用生命激活经典”的于丹、易中天之流掀起的先秦诸子百家热，我迷茫了：历史行进到二十一世纪，怎么又闻到早已逝去的尸腐气息？难道真有所谓“时光隧道”，人们又被带回到那个群魔乱舞的时代？

　　有消息说，号称第五代导演的胡玫女士准备开拍电影《孔子》，请大明星周润发主演。作为尊孔读经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胡玫又在与时俱进了。孔子拍完，是不是会轮到庄子呢？答案几乎是肯定的。大家知道，不管多么好的题材，到了这帮导演手里，便不可避免地化神奇为腐朽。当然，这回可能相反，也许会化腐朽为神奇吧。我想，电影《孔子》有一天真的投放市场，对孔子的杀伤力绝对百倍地大于当年的批林批孔运动！那时从正面批，没多少人感兴趣，现在则处处搔着人们的痒处，顺着人们的嗜好，宝剑赠壮士，红粉送佳人，谁不想看看中国第一圣人吊膀子的故事呢？听说当代儒生们已经在抗议了，胡导演也在尽力解释。有什么好解释的呢？一部电影没几个绝色美女，没点子浪漫的事，鬼才去看！没有票房，那1.5亿投资怎么办？市场经济，可不管什么圣人不圣人！

　　一部华夏历史长剧上映到今天，缺的就是这出赤裸裸唯金钱马首是瞻的丑恶表演。辛弃疾词《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说得好：“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看世间，尽管不乏跳梁的小丑，挡车的螳臂，但又有谁能阻挡大江东去，一往无前的汹涌浪头呢？

　　
五十一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地平线上终于现出前所未有的伟大曙光。由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把一张极其美好的社会蓝图摆到了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面前，在他们心中唤起对一个崭新世界的无限向往和为实现这个社会献出一切的坚定信念。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享有平等权利，人人都是社会主人的社会，对于世世代代当牛做马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其诱惑力是不可抗拒的。

　　一百多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公有制以及与这种崭新制度相适应的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思想比以往任何一种制度、任何一种思想都要先进，都要科学，因而最有可能成为全体劳动者选择的制度和接受的思想。这种制度和思想实在太先进了，它颠覆了过去全部所有制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让那些习惯了在旧制度旧思想中生活的人们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甚至是痛苦的适应改造过程，才能成为新社会一员。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崭新的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初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光是社会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得到充分发展；不光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得到充分发展，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得到充分发展。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的灭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的科学论断才没有任何悬念。

　　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没有相当发达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它便注定“高处不胜寒”，建设的艰辛和前进的曲折都将是空前的和长期的，但这些绝不是落后国家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理由。如果说，人类由无阶级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是在懵懵懂懂不自觉的情况下完成的，那么由阶级社会重新回到无阶级社会的道路则注定要淹没在尸山血海之中！为什么？因为掌握政权的资本家不答应！操纵社会舆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答应！旧制度滋生出来的投机家和寄生虫不答应！一切有着剥削阶级世界观的人不答应！当于丹们从旧制度坟墓里挖出散发着尸腐气息的所谓“经典”，欺骗千千万万善良人民的时候，她那圆润的胳膊难道不像闪着寒光的利剑？她那飞散的唾沫难道不像致人死命的毒菌？

　　
五十二

　　
于丹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在自序中她说：“生命的成长一如庄子的另一句话：‘外化内不化’，对外在世界越来越多宽容感恩，融入规则，而内心的执守日益打磨得坚毅无悔，不再怀疑是否真地可以用一生把梦想刻划成真。”

　　“外化而内不化”，出自《庄子·知北游》里虚构的颜渊与孔子的对话。对于庄子来说，“外化而内不化”是对黑暗现实的鄙视痛恨，是不与“昏上乱相”时代妥协合作的宣言，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无奈选择，是倔，是真。对于儒家来说，是违心地不逾时代的“矩”，是不问是非曲直的同流合污，是为达到个人目的所使的手腕，是谀，是伪。“对外在世界越来越多宽容感恩，融入规则 ”，这话不像“学者”说的，倒像虔诚的传教士说的。很好啊，生活在“昏上乱相”时代的庄子不仅应该“对外在世界越来越多宽容感恩”，感谢能过上有一顿没一顿饥寒交迫的生活，感谢夹起尾巴做人终于“仅免刑焉”，感谢满腹经纶虽无所用处但能保身、全生、养亲、尽年。还应该自觉“融入规则”，比如跑跑门路，谋求魏国的相位，屁颠屁颠，去做楚国的卿相，或者像于丹一样找个讲坛发表点心得体会什么的，弄点外快改善生活。最好是发挥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挣得社会名分和滚滚财富。干么要猫在破屋子里织草鞋度日？神经病！

　　于丹自然要感恩。社会对她是那么慷慨，所有的好日子都冲着她一个人奔来。她要报答这个社会，仅仅自己报答还不够，还要动员只有十块钱的叫化子同她这个千万富婆一起报答，因为这些叫化子在她的教育下，居然获得了与亿万富翁同等的快乐。

　　五十三

　　
其实，批评于丹的《庄子心得》是件忒无聊的事，因为不值得，就和不值得跟那些胡说八道的“戏说”、“恶搞”较真一样。但又不能不批，因为于丹的胡说八道与“戏说”、“恶搞”里的胡说八道不同，后者就不过是一群文化痞子，无知无畏，“我是流氓我怕谁”！于丹则披着“教授”的虎皮，扛着“学术”的大纛，一本正经地“激活”经典，愚弄听众，误人子弟，用她的老祖宗孔老二的话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五十四

　　
庄子是怎样的一个人？或用于丹半文半白的话说，庄子何其人？于丹要扮演铁杆粉丝，那话便说得格外动听，吹捧也“不计成本”。即使红肿之处,也必艳若桃花；溃烂之时，更加美如乳酪。
《心得》开篇便告诉听众，庄子看穿名利，看破生死，安贫乐道，是具有大智慧，大境界之古今完人。这类带有浓重市井腔调的阿谀之词从于丹嘴里蹦出，简单得就像嗅了鼻烟后一个接一个打出的喷嚏。庄子不过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他的学术观点和他的为人从来便存在争议，其学说消极成分远远大于积极成分，妥协远远多于抗争，无奈远远胜于自信。为了苟活于乱世，面对黑暗的现实，只有违心地扭过头去，对着虚空说些连自己也茫茫然的大话空话。即令如此，也就刚刚做到“仅免刑焉”。看他穷得面黄肌瘦，形销骨立，自己都活得百无聊赖，哪里还能像于丹吹嘘的，可以“还我们生命一副本来模样”。

　　
五十五

　　最早记载庄子事迹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译成白话是：“庄子，宋国蒙地人，名叫庄周。曾在漆园这个地方做过小官。（漆园在河南商丘西北民权县境内，而不是于丹说的商丘东北。唐代李吉甫所编《元和郡县图志》说：“宋州（今商丘）小蒙故城，县北二十二里，即庄周之故里”，可证。）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代人。（梁惠王是曾经和孟子讨论五十步笑百步到底对不对的那个不怎么开窍的魏国的国君。魏国国都在大梁（今开封市），又称梁国。齐宣王是与孟子讨论治国方略答不上来而“顾左右而言他”的主儿。可见孟子与庄子同时，但一部《孟子》竟没有半句提及庄子，人才济济的稷下学宫也不见庄子身影，庄子在当时的影响可谓极其有限。）学说涉猎极广，主要思想源于老子学说。著书十余万言，多借寓言阐明观点。其中《渔父》、《盗跖》、《胠箧》诸篇借揭露批驳孔子之徒的言论，阐发老子学说。（他）和畏累虚、亢桑子（老子弟子）这些人只会说空话大话，却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文章犀利，分析透彻，旁征博引，攻击儒家墨家，虽当世饱学宿儒也张口结舌无以应之。其文章恣肆放纵，任情挥洒，无所顾忌，因此王公大人难以接受。

　　
楚威王（就是那个灭掉越国，发现南京一带有王气，下令埋金镇之，因号金陵的君王）听说庄子贤能，派了使者带重金聘请，答应让他做卿相。庄子哈哈一笑，对使者说：“千金，不是小数目，卿相，官也够大。你没见过用于祭祀的牛吗？精心饲养数年，到时给它披上锦缎，送入大庙，等待屠宰。那时，虽然想做一只流浪的小猪，也不能够了。你快回去，别弄脏了我的耳朵。我宁可在臭水沟里找乐子，也不受君王驱使。一辈子不做官，才是我的志向。”

　　
五十六

　　司马迁父子先后担任西汉朝廷的太史令，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触当时的典籍，加之他本人治学严谨，注重实地考察，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他的记载应该最具权威性。这段关于庄子的记载统共233个字，竟将于丹教授“情愿用一生的体温去焐热”、集大智慧、大境界于一身的人写尽，真可谓“惜墨如金”。司马迁告诉我们一个怎样的庄子呢？

　　首先，他不是一般的百姓：做过地方小官，有一定社会地位，而不是于丹说的“没什么社会名分”。其次，有条件钻研学问，以致“其学无所不窥”，著书十余万言，属知识分子即“士”这个阶层或如孔子之徒所说 ，乃君子一类的人。第三，有闲空著书立说，估计生活来源还是有的。譬如曹雪芹，穷到“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地步，毕竟有粥可喝。因为他是旗人，每月有救济粮可领也，不然，怎么写《红楼梦》？第四，庄子继承阐发老子思想，这类人只会说空话、大话，当不得真的。第五，攻击儒家墨家入木三分，狼狈不堪，看不出和儒家有什么相通的地方。要说相互剽窃，那也是后来的事。后来都乱了，不仅道儒混杂，而且道佛、儒佛混杂，哪里分得清是鱼是龙？第六，因言论激烈，文章犀利王公大人难以接受。说明庄子曾以自己的理论游说过王公大人，只是不被接受罢了。第七，他拒绝楚王聘请，那心情或者与《一千零一夜》中装在瓶子里的魔鬼相似：早先发誓，一定重重报答救他出来的人；后来等得烦了，又发誓，谁救他出来就杀死谁。第八，他给楚王使者讲的故事与《庄子》中讲的不同，一是牛，一是龟，牛的故事明显比龟的故事严谨。太史公不可能没读过《庄子》，他不用书中现成故事却用流传的故事，可见汉初庄子是有一定影响的。第九，以隐者自居却名闻列国，诸侯来聘，又拒绝以示清高，这很像黄甫谧《高士传》中许由的形象。尧让天下于隐士许由，许由听了便跑去河边洗耳朵。碰上一个叫巢父的人牵牛饮水，见他这样，很是奇怪，问为什么。许由说，尧想让我做九州长，我讨厌听到如此庸俗的声音，所以来此洗耳朵。巢父说，你如果真的隐居在人迹罕至的高岸深谷，谁会知道你？你打着隐士的旗号却满世界张扬，不过是想获得更大的名声罢了。你在这里洗耳朵，河水都要被你污染了，我还是赶牛到上游去饮水吧。尧舜悠远，或不可信，唐代卢藏用的故事却是千真万确的。卢藏用求官不得，便隐居在离长安不远的终南山，坐而论道，广泛交游，后来果然因高士的名声被召到朝廷做官。舆论讥讽为“随驾隐士”。著名道士司马承祯也被召到长安，还山前卢藏用指着终南山对他说，那是个妙得很的地方。司马承祯不屑地答道：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做官的捷径罢了。这就是成语“终南捷径”的出处。庄子是不是这样的人，很难说。如果舍弃司马迁的记载而仅从《庄子》文字中推断庄子的生平，弄不好就被带到沟里去了。《庄子》说得很明白：“以为天下沉浊，不可与庄语”，书中所言不过是“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怎么可以当真呢？

　　
五十七

　　
庄子生在战国中期，是一个“昏上乱相”，民不聊生的时代。各国政权都很腐朽，而且越来越腐朽，就像覆盖在大地上厚厚的腐殖质，时间越长，积累越多，腐败越甚。如果说“春秋无义战”还沾了点义字的边，战国则完全是一通野蛮混战，是一部满负荷开动的绞肉机！秦统一天下，除了客观上起到促进社会进步作用外，主观上不过是一个强大些的政权吞并其他弱小政权的过程，本身毫无进步意义可言。这和三国归晋，隋灭南朝，宋灭唐汉是一样的性质。腐朽就一定是坏事吗？不一定。在厚厚的腐殖质下面，岩浆奔涌，生命躁动，充满活力的大地日新月异地变化着。无数新生事物吮吸着腐殖质提供的养分，一点点萌发，一点点生长，一点点壮大，终会将头上的腐朽踩在脚下！因为旧的阶级——奴隶和奴隶主阶级已渐消亡，新的阶级——地主和农民（或农奴）阶级已经诞生，劳动阶级以其血与肉的反抗，终于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五十八

　　
庄子不幸生在“昏上乱相之间”，一面承认“臣之事君，义也”，一面又怕搭上身家性命婉辞楚王的延请。一面大谈“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一面著书立说开门授徒，发表主张。白居易诗曰：

　　言者不如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
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

　　庄子著文十万言，是老子的20倍！他若是智者，就不该有许多言说；他既有许多言说，就不能称为智者——根据老庄们的逻辑。一面豁达得妻死鼓盆而歌，身死欲弃荒野，一面又说“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主张好死不如赖活。庄子就是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人。

　　于丹又何尝不是这样。她一面津津乐道什么“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一面摇唇鼓舌，到处演讲，七拼八凑，拼命出书。如果不言者是为大美，言者即为不美，滥言者简直就是丑陋了。

　　庄子所处的时代，群雄并立，战国纷争，统治者穷兵黩武，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时西周奴隶社会井田制遭到彻底破坏，新兴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雇人耕种，以租税代替贡赋。对老百姓来说，新兴的比没落的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更加残酷。对于“士”来说，也由原来衣食无忧变为自谋生路，或穷或通，全看各人造化。像苏秦、张仪、李斯等飞黄腾达的毕竟是少数，多数还和庄子一样，穷得丁当响，又不甘寂寞，总想闹出点动静，以向社会证明自己的存在。这动静就是十余万浪漫加荒诞，雄奇而无用，却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字。

　　
五十九

　　
有时候细想想，人真是奇怪的动物，不仅有思想，还有自我意识。金庸先生在他荒诞不经的武侠小说中也涉及到这个神秘问题：我是谁？若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概念，某些人又要皱眉头了。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或者说已经被证明不足为训，至少有重大缺陷，应该代之以一种全新的理论。不然，曾经闹得红红火火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一下子销声匿迹？那么多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说不行了，马克思主义还能是真理吗？这些戴着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有色眼镜的先生看问题，隔着那层个人功利主义的色彩，又怎能看清事物的本质呢？

　　即使撇开马克思主义不谈，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二元论早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被哲学家们思辨了几千年。虽说人上一百，种种色色，其思想归纳起来总不外乎这三种。什么是唯心主义？主张精神第一，物质第二，或者物质存在于精神之中，或者精神独立于物质之外者也。唯物主义相反。这样讲也许有些朦胧，通俗地讲，农民按照自然规律春耕、夏播、秋收、冬藏是唯物，贴门神驱邪、建祠堂祭祖、抬龙王求雨、供财神祈福等等是唯心。唯物才有饭吃，唯心求得精神寄托，二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自从盤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人类就这样一步一步，一代一代走过来。

　　思想或说思维是个什么东西？思想本身带有极其神秘的色彩。“我”是单独的个体，“我看世界”，“我在思想”，与“我”相对应的则是全体外部世界。如果一开始就没有“我”，对“我来说，外部世界存在吗？有一天“我”不存在了，“我”所感知的外部世界还会继续存在吗？这就是唯心主义者的困惑。要解决这些困惑，只有二个解决办法，一是万物包括自我都是虚无的，“有”生于“无”，最终仍要回归到“无”；二是万物若永存，“我”亦能永存，存在的方式就是灵魂不灭。譬如和尚所说的“六道轮回”，道士所谓的“尸解”都是。“不想死”是所有人本能的欲望，“非得死”是所有人无奈的恐惧。庄子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齐物论》），聪明地将生死无差别地等同起来，那么，所有求生的欲望，怕死的恐惧也就都不存在了。对于一般人来说，这种生死同一的理论过于玄妙，他们宁可认同生的乐趣，厌恶死的痛苦，更希望“自我”能一直存在下去，不能肉身成佛，白日飞升，让灵魂去轮回去尸解也成。佛、道二教就是迎合了人们这种惧死乐生的本能，编造出天堂地狱，投胎转世之类谎话“骗了无涯过客”！（毛泽东）从这个意义上讲，唯心思想才是人的本性，唯物思想则是对这种本性的克服和超越。对于唯心主义者来说，当精神现象从它的载体——物质中升华并与之分庭抗礼，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就一直是困扰人们的难题。人生苦短，有如“白驹过隙”，对很多人来说又是那样漫长艰辛。“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冥冥中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主宰“我”。“我是谁？”一旦钻入牛角尖中，想不唯心都难！

　　
六十

　　
中国自古不乏唯心主义者。《论语》：“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孟子》：“万物皆备于我。”《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佛佗：“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慧能：“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程颐：“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朱熹：“理在先，气在后。”王阳明：“心外无物。”老外则有英国主教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法国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等著名观点，异曲而同工，中外都是一样的。可见“唯心主义”这个东西无人不有，无处不在，真有点“普世”的价值。
天上地下，精神物质，云山雾海，虚无缥缈，哲学很神秘么？一点不神秘。哲学就像庄子的“道”，你说他神秘他就神秘，你说他简单他就简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每件事物都包含着哲理。在高高在上的菩萨们那里就神秘，在“只切过四刀”的阶石们那里就简单。“每下愈况”，一旦哲学真的“大众化”了，教授们可能再也住不上漂亮的小楼，吃不上悠闲的洋餐，只好像庄子一样蜗居于陋巷之中，织草鞋度日了。

　　
六十一

　　
庄子是不是唯心主义者？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尊崇唯物主义的时代很多拥护革命的权威学者正是这样给庄子定性的。如范文澜、冯友兰、侯外庐等人。主观唯心主义加相对主义，都是革命批判的对象。如果那场革命是错误的，对《庄子》的批判自然也是错误的。如果那场革命是正确的，《庄子》是否就该打入十八层地狱呢？

　　庄子生在那样一个“昏上乱相”糟糕透顶的时代，既不肯同流合污，又无力改变现状，不在精神世界里找出路，那还不要郁闷死！说得难听点，庄子即阿Q，二者对精神的信仰和依赖本质上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前者懂得“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养生主》）得以终老天年。后者却为争取与赵太爷平等姓氏权被打得头破血流，加之穿窬为盗，妄言革命而不得善终。

　　且看《庄子》的精神胜利法：“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与我并生我即是天地，万物与我为一我即是万物，陋巷即宫殿，糠菜即鱼肉，鹑衣即华服，百姓即帝王，无有无不有，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何况还要“乘物以游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世上最幸福的人，舍我其谁？

　　
六十二

　　
于丹似乎确是庄子精神胜利法的崇拜者。于丹把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写在全书之首，无非要告诉读者，她将扶摇直上，“乘物以游心”，只要愿意，她那颗“无待”的心可以插上“有待”的翅膀任意遨游，无止无境。她的境界之大，大到远离红尘，远离名利，看穿生死。虽然“不计成本”吹嘘的最终目的是卖掉假药，但能够卖掉，就证明自己还是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六十三

　　
说于丹是唯心主义者，不如说是实用主义者。什么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在20世纪的美国成为一种主流思潮。其主要观点是，人的一切社会活动包括思想活动正确与否，完全取决于对人进而对自己是否有用。而人的一切活动的目的，只是为了取得预定的效果或者说为了获得计划的成功。一句话，成则王侯败则寇。历史总归是胜利者的历史，人们只为成功喝彩，谁又会关注过程呢？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只要能到达罗马，管你走大路小路，水路旱路，正路邪路！即使真理也不例外，是否称得上真理，要看它对人们是否有用，“几何公理如果触犯了人们的利益,也是会遭到人们的反对。”（列宁）一句 “不管白猫黑独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提纲挈领直奔主题，把西方实用主义多如牛毛且看似高深的理论诠释得明明白白，在实践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足见我们这个民族仍是世界上最善于学习的民族。

　　将人们全部活动功利化，将全部功利个人化，把实现个人价值作为人生最终目的，就必须把人生捏在“自己手中”。怎么个捏法？实用主义是个好东西，实用主义把经验和实用归结为行动的效果，把知识归结为行动的工具，把真理归结为“有用”、“效用”、或“行动的成功”。实用主义的鼻祖皮尔士说：认识的任务，不是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而是认识行动的效果，从而为行动提供信念（“思维的唯一职能在于确立信念”）。皮先生的“信念”到了于丹那里变成了“核心竞争力”，依靠这种“核心竞争力”就能把生命捏在自己手中，在人和人的竞争中抢占先机，取得成功，从而爬到食物链顶端，成为享受供养的活菩萨！

　　从于丹的演讲和著作看，对《庄子》宣扬的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可以说崇拜到五体投地的程度。但在实际操作中，又表现出十足的实用主义立场。庄子的主观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观点与实用主义观点是截然不同的。唯心主义前面已经说了，什么是相对主义呢？按词典解释，“相对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哲学学说。它的主要特征是片面地夸大绝对运动而否认相对静止，抹煞其确定的规定性，取消事物之间的界限，从而根本否定事物的客观存在。在认识论方面，相对主义夸大人们的认识的相对性，把相对和绝对完全割裂开来，否认相对中有绝对，否认客观的是非标准。相对主义是诡辩论的认识基础，它把一切都看作是相对的、主观的、任意的，取消了真理和谬误的客观标准，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大开方便之门，成为进行诡辩的最应手的工具。”这个解释对不对呢？如果运动是绝对的，就不存在“片面夸大”；如果存在片面夸大，运动就不是绝对的。同理，如果人们认识的相对性是绝对的，也就不存在夸大的问题；如果存在夸大的问题，认识的相对性就不是绝对的。事实证明，宇宙中万事万物无不处在永恒的运动之中，并不存在绝对静止的物质。认识也一样，人们的认识只能无限接近真理而不能穷尽真理。谬论往往产生于真理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相对主义实质上是诡辩主义的代名词。

　　生活在“昏上乱相”时代的庄子由对物质世界的彻底失望转而向精神世界寻找出路，他从主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解释物质世界，却又不幸窥探到物质世界的某些辩证原理，这就使之陷入更加不幸的思辨泥淖。唯心主义加上辩证法，可说是威力无比，足以横行思想领域，所向披靡。司马迁说庄子“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应该不是过头话。庄子在精神领域里的探索，目的是摆脱人间世上的烦恼与危害，养生保身，能做到“仅免刑焉”，他就很满足了。至于功利，那是绝对排斥的。可见，庄子的出世源于愤世嫉俗、消极遁世思想；于丹的入世源于极端个人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思想。虽然如此，实用主义者爱憎仍然分明：唯心主义是可爱的，因为它温柔、性感、理智、乐观，散发着充分个人意志自由的芬芳、气质与风度，与雍容华贵之类美好词语似乎有着天然联系。唯物主义是可憎的，因为它死板、麻木、悲观、情绪，扼杀个人意志自由，与之有着天然联系的似乎总是革命造反这些可怕字眼。所以在于丹看来，文革中连汽车引擎也“咣咣咣”难听，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声音也“哇哇哇”可恶！

　　于丹虽然钟情于前者，但却不打算在抽象的思辨中讨生活，她追求的是实实在在对自己有好处的东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真金白银，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风光荣耀。至于孔子、庄子或者其他什么子不过是用来达到其个人目的工具，是敲开名利大门的敲门砖，正如鲁迅所说：“门一敲开，砖即无用”。那里有什么真情实感，那里真会“用一生去焐热这个智慧的名字”。明白这一点，就明白于丹为什么凭着一知半解就敢放肆地曲解阉割经典，就敢把还没有焐热的先贤拖到市场上零割碎剐卖几个臭钱！

　　六十四

　　
那么，于丹告诉读者的又是怎样一个庄子呢？

　　于丹说，“他曾做过漆园小吏，相当于现在一个保管员。”司马迁说“曾为漆园吏”，于丹加上一个“小”字，以强调其地位卑下。却又望文生义，以为漆园大约是与漆有关的什么园子，所以名之曰：保管员。其实“漆园”是地名，吏也不等于小吏，更不“相当于”今天的保管员，估计是簿吏一类的角色。

　　因为庄子辞职后立志终身不仕，于丹便很遗憾：“（他）没有什么社会名分。”这倒很像中国传统女人说的话。中国传统女人看重的就是名分：是否明媒正娶，是否八抬大轿，是否大小分明等等。于丹所说的名分当然不是这些，她所说的“名分”应该是高贵显赫的社会地位，是多多益善的学位职称，是光芒四射的各种头衔。她是有“社会名分”的，而她崇拜的庄子却没有，遗憾中居然带有一丝轻蔑，心情之复杂，难以言表。

　　于丹的庄子虽然已经市场化，但仍是一个完人。她要让她的庄子成为孟子主张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践行者，成为她所仰慕的“天地大英雄”。

　　
六十五

　　
贫贱不能移。不是吗，都揭不开锅了，又碰上个比《水浒传》中打虎将李忠还悭吝的监河侯，居然有心思幽上一默！于丹便代表广大听众发出质疑：“一个人，当他衣食不足，难保温饱的时候，他怎么还能有更高的要求呢？”“有什么资格逍遥游呢？” 按于丹的逻辑，庄子不可能是快乐的，因为他穷，远远没有达到小康水平，达不到小康水平，便没资格快乐。但庄子是她崇拜的偶像，是她“欲用一生体温焐热”的具有大境界的智慧化身，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快乐。于是一顶“真正的仁人志士”桂冠来了，物质前提立即转化为精神前提，物质穷光蛋不妨碍“真正的仁人志士”成为精神大富翁。饿着肚子，披着破衣，趿着烂鞋，说着笑话，如鲲播海，如鹏冲天，游心而且开心，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大境界呀！ 精神先于物质，在这里，于丹分明是一副唯心主义的脸孔。

　　
六十六

　　
于丹内心真是这么想的吗？非也。

　　她一面说：“一个只拥有10块钱的人，他的快乐未必不如一个拥有亿万身价的人。”呵呵，这倒应了一句歇后语：叫化子胸前挂钥匙——穷开心。别看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拥有亿万身价，另一部分人只拥有10块钱（10块钱是否够资格“拥有”还有商榷余地），贫富差距一千万倍，但仍然很公平，很公正。因为穷人也有穷人的乐子，甚至“未必不如”富人快乐。很好啊，很和谐啊！贫富差距一千万倍，却不影响穷人得到甚至比富人更多的快乐，现在社会两极分化还远不到一千万倍呢！投机也罢，贪污也罢，黑煤窑也罢，黑砖窑也罢，汗血工厂也罢，算得了什么呢？继续吧！别看我穷得只剩下10块钱，照样跟你亿万富翁一样快乐，甚至比你还快乐！

　　旋又从快乐说到最快乐：“在我们这个社会，最快乐的人既不是穷得叮当响的，也不是家财万贯、富比连城的，（形容富豪的成语有“富可敌国”，“富埒王侯”等，却没有“富可连城”一说。连城一语源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成语“价值连城”是说器物十分贵重。）往往是那些由温饱到小康的这一批人。这些人是社会上的大多数，都属于有资格幸福的人。”由温饱到小康的标准是什么？于丹没说。幸福是不是一定要“有资格”，没资格就不许幸福？于丹也没有说。就算到了小康，是不是真的就“最快乐”，是不是再也不需要发展，不需要改善，从此“最快乐”下去呢？于丹同样没有说，相信她也说不清！在这里，于丹的“最快乐”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得到甚至“没资格”得到“最快乐”，——她又换上一副唯物主义假脸。

　　
六十七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社会收入分配平均性“好”，0.3-0.4之间为“正常”，超过0.4为“警戒”。）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此外，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中国8亿农民占整个储蓄存款不到20%，目前还有2000多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这些人大概一分钱存款都没有。

　　另据北师大经济学教授钟伟统计，大陆50个富豪的资产即相当于5000万农民年纯收入，300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相当于九亿农民两年的纯收入。不知道在十三亿中国人中，九亿算不算大多数？这还不包括城镇中已经沦为雇佣劳动者仅靠微薄工资生活的职工以及广大下岗工人！ 而最新统计资料显示，截止2009年3月，中国资产过千万的富人达到35万，总资产达到1.7万亿美元！相当于13亿中国人2008年全年总收入！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13亿中国人创造的财富最后落入只占人口万分之二的极少数人口袋里！请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贫富差距达到如此悬殊的地步？有哪个国家分配不公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又有哪个国家统治者敢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如此肆无忌惮、几近疯狂的剥夺和劫掠？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劳动人民的小康从何谈起？他们的幸福从何谈起？起码的幸福都没有，更不要说“最幸福”了！中国现在正在进行从不科学发展到科学发展的大调整，和谐社会也还在构建之中，面对严峻的社会现状，于丹却腆着便便的肚子提前唱起了颂歌——她应该唱，她的确是最幸福的，因为她不仅属于35万富人中的一员，而且还是其中佼佼者，上了福布斯富人榜的！

　　
六十八

　　
于丹在发现社会大多数人生活“最快乐”，最有资格“幸福”之后举例说（她总是举一些前言不搭后语而且无油无盐的例子），她的一个朋友发财后赶忙将妻子儿子送到国外，问他为什么？朋友说：以我现在的家产，这孩子如果在国内上学，每天都会担心被绑架，所在要送走。于丹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中国既然“大多数人”生活幸福，社会一定非常和谐，非常安定，怎么会有那么多“坏人”横行霸道，以至让富人“每天都会担心孩子被绑架”呢？不是才说了“万世太平”吗？怎么一下子又变成了人间地狱？说了那么多歌功颂德的假话，一不留神，说了句真话，就把万世太平的和谐社会抹得比李逵还黑，于丹该不会连肠子都悔清了吧？这让我想起四川汶川地震后，山东一位作协副主席为遇难孩子写的一首词，说那些孩子“纵做鬼，也幸福”。在当下中国，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也许真的只有做鬼才能最快乐，最幸福！（最新消息，广州墓地已经卖到每平米一万五千元，是当地房价的二倍！看来，“纵做鬼，也难幸福”了！）

　　于丹举出上述例子，无异于拍马屁拍到马腿上，反倒被尥了一蹶子。如果于丹真的通读了《庄子》全文，知道庄子讲过的一个故事：“夫爱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适有蚊虻仆缘，而拊之不时，则缺衔毁首碎胸。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可不慎邪？”（《人间世》）可能不至于出洋相。庄子是尖刻的：你爱马爱得不得了，是出于虚荣心还是出于功利心暂且不论，你用竹筐接马粪，用贝壳接马尿。看到牛虻叮马，赶紧用手去拍打，却打得马儿受惊，咬断勒口、挣断辔头、弄坏胸络。你本意爱马却让马儿受罪，适得其反，干这种事真的需要谨慎呀！当下中国犹如一匹内分泌紊乱的怪马，最好少碰，更不要说亲近，踢着事小，折腾出更大毛病问题就严重了。于丹正是前车之鉴。

　　
六十九

　　
举了上面的例子后，于丹问道：“利真的是越大越好吗？”旋即亮出自己的“观点”：“为利辛苦，为利奔波，却丧失了自己很多的自由，很多的快乐，‘心为形役’，太不值得了。” 这里，于丹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形象似乎很“境界”，很高大。可惜的是，于丹不能在书中始终贯彻这一“高大”形象，因为她骨子里实在太世俗。在序言中写到登泰山：“山花肆意烂漫，怒放得不计成本。”于丹学的是文学和影视，却满脑子经济学概念。成本和利润相关联，总收入中，成本高利润就少，成本低利润就高。在她眼里，山花绽放也应该算一算成本，划得来就多开一点，划不来就少开一点，没钱赚就不能开。山花若真的如她所想，开放前算一算成本，那可实在太恐怖了！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主流经济学家以为市场规律是万能的，相信那只看不见的手会把一切弄得妥妥帖帖。疯魔似的，整日神神叨叨，成本、利润、ＧＤＰ、ＣＰＩ、结构性上涨、技术性下调之类半懂不懂的经济学术语像是夏天臭沟边的蚊蝇，嗡嗡嗡，过去一阵又来一阵，聒噪得耳朵都起了茧子！谁料到一场世界性金融危机将精英（或曰骗子）们所有的黄粱美梦打得粉碎。于丹以精英自居，她不仅赶时髦，而且边抒情边时髦，连花鸟鱼虫也一并扯上，是不是矫情过头了呢？

　　于丹拥有“核心竞争力”是不会白忙活的。她“用生命激活的经典”，同时也激活了自己的财运。主流意识形态的热捧，各地官员的跟风，自然邀请多多。当然不是白讲，那“润喉费”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网上说她在湖南某贫困县演讲一次就有六万元进账，相当于当地二十个农民一年的收入！比起上世纪三十年代胡适博士应邀到湖南演讲孔子学说，军阀何健一次付给五千大洋真是毫不逊色，只可惜没有鲁迅那样的狠角色出来揶揄一番。

　　
七十

　　
再说富贵不能淫。蔑视梁国相位，拒绝楚王聘请，似乎都能说明庄子对名位（即于丹的“社会名分”）的蔑视。楚国是大国，梁国也不是于丹所谓的“小国”。梁国即魏国，战国七雄之一，传到梁惠王手里，仍然强大得令邻国不安。于丹博士连这些常识都搞不清，却又有着“学者”的名分，扛着“教授”的头衔，名和实差得也太远了！从司马迁的记载看，庄子不是不想得到王公大人的器重，只是他那些空话大话派不上用场；也不是不想和王公大人来往，而是他的言论主张不合人家口味。前面说过，庄子果真看透名位，决心终身不仕，就该隐姓埋名，遁迹世外，怎么会闹出那么大动静，以至远在蛮荒之地的楚王也“闻其贤”？历代蔑视名位的大有人在，有虚伪的也有真诚的。虚伪的如那位走“终南捷径”的卢藏用，真诚的如汉光武帝的好友严子陵、元朝末年的王冕等等。他们或者看到“伴君如伴虎”的险恶，不肯自投罗网，或者参透人生真谛，不肯俯就黑暗社会。于丹却扯到人性自由上去，说：“人心为什么有自由？因为人可以不在乎。”欲用一生的体温去焐热的大智慧者给予作者的启发居然如此浅薄！不在乎便有自由，倒也确有其事：不在乎良心，便自由地造了豆腐渣学校，使成千上万孩子在地震中瞬间变成冤鬼；不在乎廉耻，便巴儿狗般自由地作诗称死去的孩子“做鬼也幸福”；不在乎师德，便自由地在地震来临时扔下学生不管自顾逃命！不在乎道德，便自由地制假贩假，谋财害命到婴儿身上；不在乎羞耻，便自由地倚门卖笑，出卖肉体；不在乎法纪，便自由地贪赃枉法，鱼肉百姓；不在乎人格，便自由地认贼作父，出卖祖国人民利益。林林总总的“不在乎”，以及因此做出的令人发指的丑恶行径，这些年我们还见得少吗？

　　
七十一

　　
庄子何尝不在乎！果真不在乎，便不会用极端的语言刻薄惠子和曹商，便不会用激烈的语言攻击孔子之徒，便不会用轻蔑的语言嘲笑学鸠斥鷃一类小人。是真不在乎还是假不在乎，于丹自己也说不清，她心虚地说：“我们每个人都问问内心：我们是不是给名和利在找一个堂而皇之的托辞？”这似乎可以看作于丹的内心独白。她疯狂追逐名利，却又要装出一副清高的样子，自树形象；才疏学浅，却以学者专家自居，到处招摇撞骗；各界批评如潮，却假装充耳不闻，打肿脸充胖子。脸皮之厚，正如《西游记》中向唐僧索取贿赂的尊者阿傩，“被那些管珍楼的力士，管香积的庖丁，看阁的尊者，你抹他脸，我扑他背，弹指的，扭唇的，一个个笑道：‘不羞，不羞！需索取经的人事！’须臾把脸皮都羞皱了，只是拿着钵盂不放。”她真的做到了不在乎：什么都不在乎，除了名利。

　　
七十二

　　
威武不能屈么？读遍《庄子》，也没见着有什么“威武”试图屈服他，除了死亡。而他“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的自白与“好死不如赖活”、“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等传统贪生怕死观念没什么两样。《庄子·养生主》一篇，专讲“安时处顺”以养生保身的道理。他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做好事不图好的名声，做坏事避免触犯刑律，抱定与世无争的宗旨，既可以苟全性命于乱世，又能够无损人格，颐养亲人，安享天年。所以他宁可在家过贫穷的日子，也不肯去楚国为相，“无为有国者所羁”。说来说去还是对身处的社会心存畏惧，畏惧“人怕出名猪怕壮”，畏惧“善恶皆有报，只争迟与早”，尤其畏惧“伴君如伴虎”，一旦进入那个“昏上乱相”的统治阶层会不得好死。如楚国的伍子胥，为吴国奠定霸业却死在吴王所赐的属镂剑下，尸体被装在皮口袋里扔进钱塘江。卫国的商鞅，为秦国尽心竭力，变法图强，终究被车裂（五马分尸）而死。同是卫国人的吴起，先后服务于鲁、魏、楚诸国，显示出卓越的军事天才和治国的雄才大略，结果仍不免死于楚国贵族的乱箭之下。东周的苏秦，说六国君主合纵之法，被任为纵约长，佩六国相印，率军仰攻强秦，吓得秦军闭关自守，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因未处理好齐国和燕国的关系，而被齐国处以车裂之刑。韩国的韩非著《孤愤》、《五蠹》等书，集法家思想之大成，为后世帝王所尊崇，自己却因谗言而自杀。他们中间一些人的遭遇庄子是熟知的，这也是他宁可穷困潦倒一生也不愿意成为政治牺牲品的原因之一。于丹却称赞说，“庄子从来就是一个不惧怕死亡的人。”那“不怕”的方式也很别致，具说是“乐生”，即认可“活着比死了强”便是不怕死。听到这种怪论，汉奸叛徒们可要高兴死了：你们慷慨赴死，说明你们怯懦，因为你们没有活下去的勇气；我投降叛变，敢于背上叛徒、汉奸的罪名，说明我勇敢，因为我有苟活的毅力。既保了身，又养了亲，还可以尽天年，时局一变，再反戈一击，跟着变过来就是，美其名曰“曲线救国”，不是十分明智的选择吗？

　　最近，央视播出一部反映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的电视剧《浴血坚持》。剧中大反派，叛徒龚楚民最后被红军打死了。现实中的龚楚民真名叫龚楚，原是老资格红军高级干部。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在苏区任中央军区参谋长，因对革命失去信心，不久投降国民党，任国民党剿匪司令等职，屠杀大批红军游击队员。解放前夕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又向解放军投诚。后借去海南岛劝降同乡薛岳的机会逃到香港做生意。改革开放后，其老家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投巨资为其兴建豪宅，一再邀请他回乡“看一看”。他也终于应邀“衣锦还乡”。五年后寿终正寝，享年95岁，比被他屠杀的红军游击队官兵多活了六十年！

　　在今天某些青年看来，龚楚是聪明的，因为他懂得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生存的大技巧。只要能生存下去，只要生存得好，什么信仰、理想、国家、人民、道德、良心等等对于革命者来说无比神圣的东西，都可以像扔破鞋一样扔掉！一切取舍完全决定于是否符合个人利益，是否对“我”有利。这是一种连狗都不如的生存哲学，狗还会忠心耿耿为主人服务，关键时刻甚至舍命救主。这种猪狗不如的活命哲学到了于丹那里，就成了最明智的选择。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要依靠“核心竞争力”实现个人价值，不然，怎么对得起如“白驹过隙”般短暂的一生呢？“活着总比死了强”，这种极端狭隘自私的人生观经过于丹一吹，竟能在一个伟大的国度里大行其道，岂非咄咄怪事！

　　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本身毫无崇高可言，更谈不上什么社会责任。于丹却大加赞赏，说：“人活在当下，在当下看破了名，穿透了利，不惧生死，那么，我们的心灵将拥有一个多大的空间、一份多大的境界啊。”于丹喜欢用“当下”这个半文半白的词代替“现在”这个白话词。“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前面已经说过，情况并不乐观。太多的不科学发展和太多的不和谐因素已经昭示出问题之严重，前景之渺茫。贪官污吏与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奸商猾吏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少数人的穷奢极欲与多数人的穷困潦倒之间的矛盾等等几乎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于丹却不顾事实，一再要求人们“在社会这个尺度上”“担当”，要“担当”（或者说“忍受”）就必须学会“在生命层面上”“超越”：把什么都“看穿”，什么都可以不在乎，以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毫无责任感的极端个人主义态度对待一切。这些胡言乱语理所当然受到一味强调社会稳定的“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青睐和吹捧。这个“闲”帮得好，帮得及时，恰到好处，所以她成为央视百家讲坛的常客，成为各地官员竞相邀请的抢手货。台上风光，台下捞钱，国内出书，国外讲学，记者簇拥，名嘴专访，加上大小媒体“不计成本”地吹捧，于丹得意极了，情不自禁发自内心地喊道：“让所有的日子都（为我而）来吧！”

　　如果大家都照于丹的话做，那么谁来替社会担当？谁来替国家担当？谁来替人民担当？社会何以得到革新？何以得到进步？何以得到发展？如果中华民族一直就是这么“担当”过来的，庄子的时代恐怕会一直延续到“当下”，不要说民族国家何以为堪，你于丹又何以为堪？须知在那种社会里，女人可是入了“小人”另册的，不仅没有“话语权”，连生存权都难以保障。

　　
七十三

　　
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庄子》还是值得一读的。这不仅得力于其哲理玄妙，议论深刻，还得力于其语言幽默，文采飞扬，更得力于其寓言寓理，形象生动，像一部才情横溢的散文诗，引人入胜，给人回味。鲁迅先生说过：“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汉文学史纲》) 清金圣叹称它为古今六大奇书之一（其他五部为：《水浒》、《离骚》、《西厢》、《史记》、《杜诗》。）郭沫若认为：秦汉以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下发展。《庄子》共讲了22个寓言，形成90多个成语。千百年来，人们熟悉《庄子》中许多故事如“庄周梦蝶，东施效颦，涸辙之鲋，相濡以沫，鼓盆而歌，邯郸学步，井底之蛙，大方之家”等等。使用出自《庄子》的成语如“白驹过隙、每况愈下、得鱼忘筌、捉襟见肘、分庭抗礼、吐故纳新、朝三暮四、螳臂当车、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等等。《庄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诚然，《庄子》中宣传的许多消极遁世思想，自欺欺人的唯心主义观念，是非不分的相对主义诡辩是不可取的，但《庄子》的艺术生命永存。它所表现出的阔大襟怀和潇洒态度千百年来激励着无数志士仁人，使他们意气风发，豪情万丈，陶铸出一个又一个光芒四射的漂亮人生。

　　
七十四

　　
《逍遥游》是《庄子》中最为人们熟悉的篇目。于丹说，《逍遥游》“有一个核心的命题，就是：什么是大，什么是小。”一个对陈鼓应先生的《庄子今注今译》尚“不能读懂一二”的人，凭什么一口咬定《逍遥游》的核心是讨论大和小的问题？更可笑的，还要联想到什么核心竞争力！都逍遥了，都游心了，都无己，无功，无名了，核心竞争力还有个屁用！

　　《逍遥游》要阐明的不是什么大小问题，境界问题，而是人的主观意识与客观存在的关系问题。人怎样才能摆脱一切束缚包括外在的和内在的束缚，实现精神的完全独立，完全自由，完全逍遥呢？

　　七十五

　　《逍遥游》都说了些什么？要弄清这个问题，决不能看于丹的《心得》，而要认真阅读原著。你在认真阅读原著后，再读于丹的书，自信心会骤增百倍，对硕士、博士、教授们的斤两自然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如果硕士、博士、教授都是她这种水准的话。

　　
作为全书的第一篇，同时也是全书的第一个故事，作者展开无端崖而又雄奇的想象，塑造了一条几千里长的大鱼——“鲲”，旋又化为一只几千里大的巨鸟——“鹏”。大鹏展开羽翼，遮天蔽日就像无边的积云。它的翅膀拍击海面，掀起三千里高的巨浪。它扶摇直上九万里，背负青天，俯瞰大地，野马奔腾，尘埃冲天，都是人间城郭。这是怎样冲天的豪气！这是怎样疯狂的想象！这是怎样浪漫的文笔！完完全全诗人气质，大家襟怀。

　　敢想，是《逍遥游》最大的特色。先秦诸子中，谁也没有庄子敢想，谁也没有庄子的话说得大。鱼大到几千里，鸟大到几千里，浪高到几千里，变化后扶摇直上九万里，是个什么概念？谁又会相信这些大话鬼话神话？庄子自己难道不知道是大话鬼话神话？他已经说了，自己的这些文字全是“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但这类荒唐之言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想象得出来的。不站在红尘之上，置身于世俗之外，没有包容宇宙万物的阔大胸怀，没有入木三分的敏锐目光，能把身边这个五光十色的社会看得如此透彻？尽管是大话鬼话，却足够煽情，足够感染和启迪后人的思想。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倾泄的洪水便不可阻挡。于丹也想煽情，但她充其量只能煽点小情，煽点小女人之情，要想修炼到庄子的层面，这辈子恐怕都难了。

　　晋崔豹著《古今注》三卷，在鱼虫类中说：“鲸鱼者，海鱼也。大者长千里，小者数十丈。其雌曰鲵，大者亦长千里，眼如明月珠。”鲸是海洋中最大的动物，有长达三十多米的。三十多米换算成市制，大约十丈左右，与千里相去远矣。崔豹绝对没有亲眼见过鲸，所凭不过讹传加想象。两晋南北朝时期正值《庄子》走红，崔豹受庄子影响几乎是一定的。后来的道教，佛教无不信口开河，大话连篇，有的大到无边无涯，不可思议，大多也是《庄子》惹的祸。

　　诗仙李白深得其中真谛，他的诗充满奇特的想象和肆意的夸张，加之遨游九天之潇洒，仙风道骨之飘逸，征服了大明宫里风流皇帝，倾倒了长安城中衮衮诸公，获得“谪仙人”的美称。“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

　　(《公无渡河》）“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宣城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北风行》）等等佳句千百年来广为传诵。宋赵令畤所撰《侯鲭录》中说，李白开元中谒见宰相，呈上手本，上大书：“沧海钓鳌客李白”。宰相问：“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白曰：“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蜺为丝，明月为钩。”宰相曰：“何物为饵？”曰：“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时相悚然。

　　所谓“沧海钓鳌客”，源于《庄子·外物》：“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公牛）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白波若山，惮赫千里。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悟以北，莫不厌若鱼者。”

　　以明月为钩，以虹蜺为丝，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狂风巨浪抒其情怀，天地宇宙展其志向！这就是独一无二的李白。

　　大铁钩拴上巨绳，以五十头牛为饵，蹲在会稽山上，把钓竿伸到东海里，钓起的大鱼腌制后，浙江以东，湖南以北，半个中国的人都吃腻了！谁能作此奇想？谁能绘此宏图？这就是独一无二的庄子。

　　
七十六

　　
大话终究是大话，谁也不会当真。庄子自己却当了真，他以为只要做到“无己、无功、无名”，理念就能够在虚空自由翱翔，意念中的幻像也就具有真实的性质。正如那个化蝶的异梦，一觉醒来，竟弄不清是庄周变了蝴蝶，还是蝴蝶变了庄周。他要把物质世界虚拟化，其中也包括把自个儿血肉之躯虚拟化。只有意念、精神是真实的，万物不过是意念的映像而已。所谓“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齐物论》），在精神的绝对化方面，他比老子走得更远。老子是不彻底的，老子的“道”虽然无声无息，无影无形，但它毕竟客观存在于精神之外。这和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自在之物”有些相像。都以为在人认识不到的地方存着某种游离于人的认识之外的东西，这种东西主宰着全部物质世界，包括人和由人组成的社会。

　　既然存在一个自由自在的“道”，遨游就不可能“无待”。要想没有任何束缚，道就必须与精神融为一体。列子很逍遥，但是不彻底，他虽能“御风而行”，却“犹有待也”，摆脱不了对外物的依赖。鲲鹏也不例外：“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别看它豪气冲天，没有风便飞不了，风小了也飞不了，万里鹏程全靠狂风的托举。

　　庄子的“道”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只是人们的主观意念，精神幻觉。道在何处？无所不在，又子虚乌有，归根到底存在于人们的意念之中。所谓“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同一”，道即是我，我即是道，驾着意念飞翔，乘着精神遨游，自然无凭无待，逍遥自在。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有这种世界观的人，虽然在物质世界饱受苦难折磨却能在精神世界逍遥快活。对比阿Q的“精神胜利法”，我们惊讶地发现，二千年前的智者与二千年后的愚民竟何其相似乃尔！阿Q直到枪毙才明白子弹打在身上会痛，所以他叫了“救命”。庄子不曾遭过枪毙，到死都以为“万物皆备于我”，所以敢于傲视被他感知的一切。

　　于丹却浑然不知，她说：“庄子告诉我们，一个人境界的大小决定了对事物的判断，也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站在大境界上，就会看到天生我材必有用，而站在小境界上，只能一生碌碌无为。”在于丹那里，扶摇直上九万里，水击三千的庄子，竟成了耿耿于命运改变、念念于美玉待沽的大俗人，大禄蠹。天哪，这是庄子吗？

　　
七十七

　　
如果说李白读《庄子》读出铮铮傲骨，万丈豪情；于丹读《庄子》则读出竞争技巧，市场意识。庄子具有大智慧，他的智慧用来思考世界的本源，用来与“昏上乱相”们周旋，用来批判假仁假义的孔子之徒，用来颐养天地之精气以苟活于兵荒马乱之末世。李白也有大智慧，他的智慧同样用来批判社会的黑暗，发扬人类的美德，歌颂天地的秀美。“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真真“无待”得很，却终于不免中了肥婆和阉竖的暗算。

　　于丹则把庄子彻底庸俗化，把鲲鹏变成麻雀，把凤凰变成鸱枭，把海若变成井蛙，把“无己、无功、无名的高人变成营营狗苟，追名逐利的小人。一本所谓“心得”，几乎全是教人如何运用自身“核心竞争力”去获取地位，获取金钱，获取“社会名分”，成为高居社会大厦顶端的“成功人士”、“人上人”。

　　于丹似乎非常崇拜李白，说他是“无所羁绊的天地大英雄”。她读《庄子》读出几万字心得，却满纸大话、空话、废话、扇情话，全是一二十岁小歌星惯用的“小技巧”。诗做得好不仅是“大英雄”，还是“天地大英雄”。这种往死里拍马屁的小技巧，谁教的呢，自然不是庄子。庄子是“大智之人”，而“大智慧者永远不教给我们小技巧。”也不会是她老爸，她老爸曾任中华书局副总经理，是“国学基础深厚”的长者，也不会教她小技巧。无师自通！以她的悟性，自然是无师自通！可惜无师自通通了这些被她自己所不齿的“小技巧”，实在可惜了的。

　　“天生我材必有用”么？在封建社会里，为谁用呢，当然为朝廷，为皇帝所用。李白也有二面性，他渴望为国效力，又报国无门；他蔑视权贵，又离不开权贵；他漠视功名，又看重功名；他远离朝廷，又向往朝廷，境界也大不到哪里去。他四处投师学道，终于在道士吴筠推荐下，成为玄宗的文学侍从，走的仍是“终南捷径”。晚年正值安史之乱，报国心切，投诗永王李璘说“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以东晋名相谢安自喻，欲在垂暮之年，大展一番拳脚。李璘却怀有异心，招兵买马，企图割据江南，官军一到，顷刻兵败身亡。李白以从逆罪几乎被杀，赖郭子仪相救，流放巫山。在文学上，李白是杰出的“诗仙”，在政治上，却是地地道道志大才疏的平庸之辈，哪里是什么“天地大英雄”？

　　杜甫那首《赠李白》：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歌空度日, 飞扬跋扈为谁雄？

　　是唐玄宗天宝四年杜甫写给李白的，杜甫时年三十三岁，好像还不能称“年老”。李白于天宝三年被玄宗“赐金放还”，漫游齐鲁，与杜甫相会，杜甫写了这首诗赠他。并非于丹说的“到年老的时候，杜甫去看他”云云。事实上，安史之乱后，两人天各一方，再也没有相见。而且于丹引前人作品实在太随便，改“飘”为“漂”，改“痛饮狂歌”为“纵酒狂歌”。“飘”改“漂”或者不必深究，“痛饮狂歌”改为“纵酒狂歌”就有问题。“痛饮狂歌”与“飞扬跋扈”是两个联合词组，前后对应，改成“纵酒”成了动宾词组，就对不上了。这些问题，讲坛上信口开河也就算了，付梓前总要校对校对吧，都是些常识，大路货，网上现成，百度一下就得。该不会对李白杜甫的事迹根本就两眼一抹黑吧，那我真要怀疑她那张古代文学硕士的文凭是否花十块钱在大街上找人做的！

　　李白其实很无辜。“御手调羹”之后，得意忘形，竟敢要权阉“去靴”（野史所载）。这权阉不是别人正是皇帝最信任的大宦官高力士，当时权倾天下，太子也呼之为爷。当众受辱，岂肯罢休。李白为杨贵妃作《清平调三章》：

　　其一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其二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依新装。
其三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第一首以花喻人，第二首以人喻花，第三首花人俱赞。虽是急就篇，却是神来之笔，美仑美奂。杨妃每日吟诵，十分喜爱。高力士却进谗言说，李白在讥讽娘娘呢！杨妃讶道：此话怎讲？力士道：您看，“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依新装”，赵飞燕是个什么东西，竟敢拿您和她比！杨妃原本心宽体胖，头脑简单，听了此话，不免怀恨在心。便常在枕头边说李白坏话，皇帝也讨厌李白狂放不羁，于是赐金放还：还做你的钓鳌客去吧。

　　
七十八

　　
于丹对“境界”一词情有独钟，《庄子心得》一书从头到尾当了旗帜挥舞，教导人们大境界如何，小境界如何，大境界如何优于小境界，站在大境界看问题有怎样的好处，甚至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云云。但是，她没有说明“境界”是什么，她虽然开口境界闭口境界，但我怀疑她是否真的弄明白了“意境”一词的含义。

　　她说，“它绝不单纯是文学描写中的境界，更多的时候，它表现为生活里面很多实用的规则。”文学描写中的那叫“意境”，意境与境界是二个不同的概念，虽然在文学领域它们或有相通的地方。

　　
“境界”，双声词，境与界同义，原是边界、疆界、地域的意思，也引申为处境。东汉班昭《东征赋》：“至长垣之境界，察农野之居民。”此处境界，即地域的意思。宋文天祥《指南录后序》：“境界危恶”，即是处境的意思。后被佛教引入，意为修行达到的层面。现代汉语里，“境界”有多种含义。笼统地说是人们认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达到的程度，以及由此程度决定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就是世界观在社会、阶级、人性等等方面表现出来的认识上的差异。比如，因为家庭或者个人的深仇大恨参加革命，与把这种个人的仇恨上升到阶级的仇恨使自己成为阶级的一分子，进一步上升到追求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美好社会并为之英勇奋斗，三者思想境界是不同的，后者分别高于前者。从纯粹艺术角度讲，比如写旧体诗吧，熟练运用格律与不仅能熟练运用格律同时还能写出优美诗句与不仅能写出优美诗句还能写出反映时代精神的诗人的独特感受，三者的境界也是不同的，后者也都高于前者。

　　“意境”主要用于文学艺术作品的评价，指该作品表现出的能引起读者共鸣和联想的某种造境，以及这种造境深入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的程度。意境有深有浅，鲁迅的小说虽然篇幅不长，描写也略嫌粗糙，但意境很深；同时代林语堂们的作品如《京华烟云》之类寓意就比较浅，更不用说张资平叶灵凤之流了。人们说某作品意境深远，而很少说某作品境界深远，更没有谁说过“境界”“单纯是文学描写中的境界”。于丹自己概念模糊，思维紊乱，把境界混同于意境，以为境界“单纯是文学描写中的境界”。又隐约觉得二者之间似乎有点不同，又似乎没有不同。有还是没有呢？她拿不准，于是干脆把这种似是而非的认识强加在他人身上，颤颤巍巍嘀咕出一句“绝不”，算是独到的见解。鬼才知道她的“绝不”究竟针对谁，谁又会像她那样浅薄无知！

　　七十九

　　
于丹说：（境界）“更多的时候，它表现为生活里面很多实用的规则。”境界……表现为实用规则？这倒是标新立异的说法。境界是主观意识方面的概念，以实用界定的规则是能即刻发挥作用的强制性约定，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二者间没有必然联系，不存“更多的时候表现为”的因果关系。于丹也知道，人的境界是有差异的，“表现为实用规则”的思想境界不仅不高，而且有低劣之嫌。比如说利用农民现阶段思想的局限性，实行包产到户的“规则”，短期内很实用，很见效。但短期内实用的规则时间长了不一定管用。时间一长，原来实用的规则会向自己的反面转化，实用变为不实用，疑似好的政策变为非常坏的政策，又需要进行新的开拓，新的尝试。比如包产到户，也就是单干，“绝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已经这样干了几千年！我不否认，由于农民思想觉悟参差不齐，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中表现出的积极性也有很大不同。但我们不能因为部分人对集体经济的惰性而否定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模式的先进性，更不能走回头路，代之以早就被实践证明是落后过时的生产方式。事实证明，单干的积极性是不能持久的，因为打农民主意的人太多，农民因负担太重很快失去最初的生产积极性。再说，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几乎没有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也难以集中力量进行新的农田基本建设，过去集体经济留下的农业基本设施却因年久失修而消亡殆尽。这样的例子多得很。

　　在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占绝对优势的社会，所谓“实用规则”，一般指能给个人带来切实利益的规则以致“潜规则”。规则有硬有软，硬性制定的规则往往在实际执行中被软化，成为真正管用的潜规则。“厚黑学”是这样的规则，中国古代的《增广贤文》也是这样的规则，市场经济中更是充满这样的规则。人的思想境界各不相同，对实用规则的理解和态度也不相同。不是境界表现为规则，而是规则制约着人的思想境界。如果规则再冠以“实用”二字，那它制约出来的境界又能高到哪里去呢？

　　共产主义世界观是人类思想的最高境界。具有这种思想境界的人，大公无私，胸怀宽广，把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看作人生莫大幸福。有着如此境界的人，既不为升官，也不为发财，更不为捞什么“社会名分”。他们为人民的利益奋斗，随时有坐牢、杀头、家破人亡的危险！试问，这样的境界，怎么会“表现为实用规则”？

　　
真诚善良，也是不错的境界。虽不能为国家社会做出多大贡献，起码不会做危害社会，危害他人，有悖道德的事。具有这种境界的人占大多数，是社会进步的基础。这些人是不会“先富起来的”，因为他们循规蹈矩，良心未泯，他们若富起来，整个社会也便都富到同一水平。如果大家都富了，也就无所谓富无所谓穷了。在阶级社会中，发财致富总是极少数人的事，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加在他们头上的实用规则就是只许老老实实忍受剥削和压迫，不许乱说乱动更不许反抗规则！

　　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倒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境界。在《庄子心得》中，说得最多的是教人不要看重名利，因为庄子不看重名利，她得顺着说。但书中又处处教人以大境界获取大名利，以大智慧获得大成功，方法是将境界“表现为实用规则”，所有美好的言辞，动听的说教最后都要在孔方兄那里找到归宿。道家的精华于丹没有学到，儒家的虚伪，于丹却心领神会，运用自如。

　　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境界，概括起来八个大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以对自己有利与否，判断一切事物、取舍一切事物。这类人的境界，如果打分，借用某公名言，应在“零分以下”。它所青睐的“实用规则”，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于丹一类自以为有“社会名分”的佛菩萨们的境界就是这副德性，他们虽然坐在许多人头上，境界却趴在更多人脚下。当他们的境界表现为“实用规则”的时候，会像饥饿的母狮从隐蔽之处跃出，抓住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获取猎物，填饱她那永远也填不饱的肚皮，——他们注定是成功者，因为他们的对手太善良，太软弱，太容易轻信狼外婆的歪理邪说！

　　某些人反对公有制时代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说那个时代扼杀人的个性。那时什么都讲“公”，什么都强调“集体”，总是都把国家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那个人利益呢？那个性呢？在他们看来，公共、集体或者说他人利益是和自我利益相对立的，国家、人民的利益是和个人利益相矛盾的。强调一方，另一方必然受损，而个人利益是不能受到损害的。在他们心目中，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自由竞争能充分展示人的“核心竞争力”，能最大限度张扬人的个性，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个性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果真是这样吗？

　　任何个人都是个性与共性的对立统一体，不管从生理学方面还是社会性方面说都是如此。从生理学方面说，人之所以为人而区别于其他动物，是因为人有着共同的生理特征如形体构造，内脏功能等等。科学家发现，人和人之间的基因差异只有万分之一。从社会性方面说，人作为特定社会的一分子，无不受到该社会各方面的约束，包括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等，并且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被划分到各个不同的阶级中去。在这种情况下，有谁会照顾你的个性？你的个性又如何得到体现？按照柏拉图的意见，人的个性存在着二面性：一面是善的，另一面是恶的。善的战胜恶的是好人，恶的战胜善的是坏人。资本主义社会因其弱肉强食的本质更多的发扬人性的恶而扼杀人性的善。社会主义社会因其天下为公的本质更多的发扬人性的善而抑制人性的恶。试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个性能张扬到什么程度？农民买到假种子假化肥耽误一年收成哭告无门有什么个性可言？金融危机到来成千上万农民工像撵兔子似的被撵出工厂大门有什么个性可言？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大好青春消磨在年复一年毫无希望的求职长途有什么个性可言？国企工人由主人变为雇佣劳动者任由一小撮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奴役压榨有什么个性可言？大批下岗工人像垃圾似的被人扔到街上生活陷入绝境有什么个性可言？千千万万妇女被迫倚门卖笑出卖肉体有什么个性可言？即使那些住豪宅开宝马自我感觉良好的所谓白领接到裁员通知一刻钟内必须乖乖滚蛋又有什么个性可言？于丹一伙却要让青年们相信，只有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张扬人的个性！青年们不妨问问她：当你成为某个利益集团核心人物时，还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吗？当你被名利大潮席卷而去的时候，还有独立的个性吗？

　　以自私自利为特征的极端个人主义调教出的青年浅薄狭隘到什么程度呢？每当看到一些乳臭未干出了点小名的歌手在电视上被问道“你最崇拜的人是谁？”时，回答最多的是“我自己。”刚刚踏入社会，八字还没一撇，就自我崇拜起来，今后还怎么进步？这些误入歧途的羔羊不只是很傻很天真，简直就是不可救药的悲哀！

　　八十

　　
庄子不谈什么境界，大也好，小也好，都是有用之用，他追求的是无用之用；高也好，低也好，都是精神累赘，是有待，他欲“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追求的是无待。要达到无待妙境，就必须“无己、无功、无名”，与“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鬼魅般的“道”融为一体才有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庄子的世界是虚无的，庄子本身也是虚无的，虽然他留下的几万精彩文字实实在在摆在我们的案头。

　　从俗务缠身的漆园吏到神鬼神帝的玄学家，从吃喝拉撒的凡人到出神入化的真人，从入世到出世，从恋世到厌世，在残酷现实的催化下，庄子完成了由实到虚的转换，也完成了由赵太爷到阿Q的转换。《西游记》说：“菩萨妖精，总是一念，若论本来，皆属无有。”禅宗惠能大师偈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生在昏上乱相之世，又不愿同流合污，主观唯心主义是最好的避风港。双耳一蒙，是非勿论；两眼一闭，万物不存，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再插上一对隐形的翅膀，“乘物以游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实为保身养生佳法。身处厄穷危难之时，以此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心灵差可慰藉。中国人，尤其是底层民众深谙此道，他们信鬼，信神，信佛，信地狱，信来世，信报应，凭着对这些子虚乌有东西的信仰，走出痛苦，走出绝望，走出坎坷人生。他们并非无师自通，庄子，便是他们的导师。这也证明“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一语是多么中肯。

　　庄子是有苦衷的。

　　
八十一

　　
庄子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69——前286年之间，这一时期的宋国是个什么情况呢？据《史记》记载，宋君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袭剔成，剔成败奔齐，偃自立为宋君。宋君偃十一年，自立为王。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齐魏楚共伐宋，杀宋王偃，灭宋，三分其地。这一年是公元前286年，正是庄子去世那一年。宋王偃就是大名鼎鼎的宋康王，在位总共五十七年，也就是说，庄子25岁以后就生活在宋康王统治之下。

　　宋康王当时被称为“桀宋”，以穷兵黩武，荒淫残暴著称。夹在大国之间的宋国国小民弱，勉强维持，却“东攻齐，取五城；南攻楚，取地三百里；西攻魏军，取二城，灭滕国。齐楚魏等大国懒得和这个无赖计较，实在闹心不过，便联手灭了他，犹如捻死一只蚂蚁。

　　历史记载，宋康王以韦囊（皮革制成的口袋）盛血，挂起来当箭靶，称之为“射天”，这在当时是丧心病狂的行为。又多取妇人淫乐，一夜御数十女。前面讲过的韩凭妻的故事最为人熟知。他甚至剖开驼子的脊背看里面弯曲的脊骨，敲断早晨涉水人的腿骨看骨髓变化，大臣有敢劝谏的，当场射杀，其残忍堪比当年商纣。用“昏上乱相”四字描述此等君王，此等国家，真是再客气不过了！

　　这样昏乱的国家，为什么不早点灭掉呢？是宋国真的强大？还是邻国力量不够？都不是。那时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口号已经很有市场，大国灭掉小国是不仁不义的行为，会招来舆论的谴责。何况宋国是商纣忠臣微子的封地，更没有人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忠臣的后代下手。中学课本中有一篇古文“唐雎不辱使命”，唐雎是安陵国的臣子，安陵国是魏国的附庸小国。魏国灭亡后，安陵国仍旧保持独立。秦不是没有力量灭它，而是“无罪而灭之”会招来物议。这也是以宋康王的暴虐而能有国半个多世纪的原因。真要灭，也得联手，断不肯独担恶名。

　　
八十二

　　
生活在这样的国家，能做到“仅免刑焉”已经很不错了，谁敢多说一句话！我想，庄子失去有稳定收入的漆园吏差事，恐怕与这位暴君的上台有着直接关系。试想想，一位自诩高洁，且愤世嫉俗的智者，怎能混迹于一摊污泥浊水中呢？我们读《庄子》，不能脱离他生活的时代背景，他的虚，他的无，他的千奇百怪的文字，他的玄而又玄的议论，不都是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与黑暗社会巧妙周旋，与暴虐统治者暗暗抗争的特别聪明的生存方式吗？于丹是古代文学硕士，既敢于向全国人民宣讲《庄子》，不会不知道庄子的时代背景，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将庄子对他那个时代的揶揄抗争说成是宽容和感恩呢？为什么还要将庄子内心深深的痛苦说成是逍遥自在，享受生活呢？这不是拿宋康王那个黑暗社会来和今天的和谐社会类比吗？虽说今天的社会还存在这样那样、有些还很严重的问题，但能和那个烂透了社会类比吗？

　　八十三

　　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林林总总，千奇百怪。我们通过眼耳鼻舌身感知外界事物，通过大脑也就是古人说的“心”认识世界。所谓“眼见为实”，亲眼目睹便能看到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吗？魔术师在台上表演，众目睽睽之下把个大活人变没了，那个人真的消失了吗？２００９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魔术师刘谦在亿万观众面前把董卿的戒指变到鸡蛋里的一幕，不是让人瞠目结舌吗？在很多场合下，人们看到的只是假象，隐藏在假象背后的才是事物的真实面目。于丹口口声声淡泊名利，看穿生死，以大境界自居，而责她之外的每个人“是不是给名和利在找一个堂而皇之的托辞？”于丹是怎样淡泊名利的呢？我们不看她的“行”，她的“行”已经把这个问题回答得够干脆了。她的“言”又怎样呢？如果仅仅是言行不一也就罢了，她竟然连言言也不一！《庄子心得》满纸的虚伪说教，满纸的自相矛盾。硬塞进十篇“心得“中的很多故事，有些抄还抄错了，有些一看就是瞎编的，还美其名曰寓言。什么是寓言？寓言是短小精悍寓意深刻的思想火花，是回味千年魅力不减的智慧结晶，不是婆婆妈妈的家长里短，更不是东拉西扯的胡侃海吹！

　　于丹的故事大多平庸无奇，低俗不堪，仔细看去，里面原来只有二样货色：一是名，二是利。如《隐藏的财富》中偶然发现金矿的故事，某大公司招聘发报员，一青年怎样成为幸运者的故事，帕瓦罗蒂在婴儿的启发下成为世界级歌星的故事，教育孩子成材的故事，鹰和鸡的故事，渔王和三个儿子的故事，舟舟成功的故事，邰丽华千手观音的故事，兄弟负重爬楼的故事，蜘蛛上墙的故事，书生解梦高中的故事，独生子女不愿做塔基的故事，空鸟笼招鸟的故事，天堂和地狱里的人怎样用长勺子吃饭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像中国古代一则笑话：一位聪明绝顶的学者骑驴进城，人们看见他不是坐在驴背而是坐在驴屁股上，便问缘故。学者答道：缰绳太长也。）非洲酋长选继承人的故事，小狗和它尾巴的故事，木匠儿子找表的故事，国王与小金人的故事，用瓶子装米诱捕猴子的故事，园丁和葡萄的故事，小老鼠和天和云和风和墙的故事，羚羊和乌龟赛跑的故事（明显抄袭龟兔赛跑的故事），教授学生山洞考古探险的故事，老酋长为远游青年出谋献策的故事，青年捏着鸟跟老者打赌鸟捏没捏死的故事等等，与《庄子》的宗旨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试想一想，于丹羡慕的这些蝇头小利、无聊虚名比起魏国的相位算得了什么？比起楚国的卿相又算得了什么？人家连那都不在乎，你却像蜩（蝉）与学鸠，拼了命往上飞，勉强够着枝头就不得不回到地面，还乐得屁颠屁颠的！更像那只翱翔于蓬蒿之中的斥鴳，飞不过几丈高，却以为达到飞行的极致，对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鲲鹏也敢说三道四！于丹在功利的驱使下，舍生忘死，确实达到了“无己”的地步。她哪里知道，自己浑身上下已是铜臭熏天，她若钻进狐狸洞中，恐怕连狐狸也要给熏出来！于博士由一个梳着小辫在三进三间的四合院里跳橡皮筋单纯女孩，变成《儒林外史》中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醉心八股，变着法儿唆使丈夫追求功名利禄的鲁小姐，幸呢？还是不幸？

　　于丹讲这些比小市民还小市民的故事或寓言，本来是为了跟上正在兴起的传统文化热，“就近说近”，讲些既好玩又“对当代人有用”的东西，不仅“非常契合”（百家讲坛）栏目组的想法，“还能出光盘，出著作，继续发挥更深更广的影响”。（张越：《本色于丹》）不幸的是，与那只得意地展开美丽尾羽，却同时让人瞧见丑陋肛门的孔雀一般，于丹也在忘情的表演中，把她的浅薄无知暴露无遗。一听到百家讲坛物色讲论语的人，立刻自告奋勇：“论语我熟啊！”当即大背古典诗词，大谈传统文化，将肚里那点可怜的知识抖了个底朝天，像极了明代文学家张岱笔下那种两脚书橱，也就刚好糊弄糊弄外行的制片人。（均见《本色于丹》）谁能想到于丹一类文化骗子能在传统文化如此深厚的国度里闹出偌大动静呢？谁能想到中国当代文化市井化进程会如此迅猛呢？谁能想到社会主流媒体会堕落到靠垃圾文化生存的境地呢？这些奇特的社会现象倒是值得好好研究研究的。

　　
八十四

　　《荀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可能是最早批评庄子的记载。荀子与庄子差不多生活在同一时代，庄子骂了儒家那么多，就如骂鸡一般，骂得儒家那群“当世宿学”哑口无言，杳无回应。荀子是超级宿学，他回应了，却只有区区九个大字！什么叫“蔽于天而不知人？”是说庄子脱离现实大谈虚无缥缈的天地万物之道毫无意义？是说庄子脑子有病整日不着边际地臆想而对人间道理一无所知？荀子站在儒家也就是世俗的立场批评庄子，庄子则站在道家也就是超脱的立场批评儒家，二家形同水火，各有所长。一旦封建帝王决定“独尊儒术”，就要对也有利用价值的道家思想动点脑筋，比如做做骨髓移植之类的手术，好让二家和睦相处，共同为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做出贡献。

　　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暴虐多多，最痛心疾首的莫过于对中国文化的摧残。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明清的文字狱，乾隆朝编撰《四库全书》等等，凡于统治者不利的文字，定要剪灭而后快。许多名著成了“断了尾巴的蜻蜓”，如《水浒传》，被金圣叹剪掉后还能找到；《红楼梦》被乾隆剪掉后却石沉大海，成为中华民族心灵的永久疼痛！

　　
八十五

　　
《庄子》也难逃厄运。《汉书艺文志》载录《庄子》五十二篇，但现在看到的只有三十三篇。从西汉刘向到西晋司马彪诸人，校理或注释的《庄子》都是五十二篇：内篇七，外篇二十八，杂篇十四，解说三。偏偏到了郭象陆德明手里，便毫无根据地认定为“一曲之才，妄竄奇说，……凡诸巧杂，十分有三”、“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以致“任意去取”，成三十三卷，就是今天看到的本子。陆德明说：“惟子玄（郭象）所注，特会庄子之旨，故为世所贵。”是否果真体会庄子之旨，不得而知，但为世所贵则是一定的，因为唐以后五十二卷注本尽数消失。究其原因，与曾为秦王李世民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的陆德明不无关系。三十三卷本里面，“剽剥儒墨”的尖刻文字已不复存在，只剩下《盗跖》一篇，虽骂得痛快，终是强盗逻辑，不妨圣德的。

　　郭象注本为封建统治者认可，是因为郭象要让《庄子》思想与儒家名教伦理统一起来，主张名教合于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也合于名教，名教即自然，而道法自然。什么是名教？西汉董仲舒欲以儒家正名理论教化万民，即把符合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用它对百姓进行教化，称“以名为教”，主要内容是三纲五常。这样，经过改造的《庄子》便让封建统治者甘之如饴，赞赏之余，大加提倡。

　　八十六

　　于丹一面承认道家与儒家之间存在“真正的不同”，一面又说：“儒家是提倡礼仪的，让每一个人遵守外在的行为规范，以礼仪去应对他人，投身社会，用外在的规矩准则来缔造世界和谐。而道家，提倡每一个人遵循内心的道德，听从自在的声音，而不必有外在任何的刻意。”“可以说，儒道相生相济，孕育了中国人的人格。”儒家思想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不就是所谓“仁”么？不就是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阶级构架相配套，被称为 “仁义礼智信”的那一套东西么？这些东西不要说“缔造世界和谐”，几千年来，可曾缔造过中国和谐？封建统治阶级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制定出的多如牛毛的残酷法律，什么时候约束过帝王将相？什么时候约束过地主老财？受约束受压迫的总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儒家思想不要说和谐两个对立的阶级，就连剥削阶级内部也和谐不了。那些吃饱喝足了劳动人民血肉的两脚野兽们相互争咬起来，其血腥程度，最凶残的野兽也要自愧不如！不信，翻翻二十四史，一页一页写得清清楚楚。于丹不顾最起码的历史事实，信口雌黄，究竟想要干什么？

　　儒家思想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半部论语治天下”不过是儒生们编出来骗人的鬼话。这句被后代儒生津津乐道的名言，《宋史·赵普传》没有记载，只说死后家人在他箱子里发现《论语》二十篇。“半部论语治天下”语出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罗大经是儒生，他的号就叫“儒林”。《鹤林玉露》成书距赵普去世长达２５０多年，其记载的可靠性应该打个大大的问号。

　　因为儒家思想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请出道家思想帮忙。但庄子什么时候为了与“昏上乱相”的社会保持和谐而“提倡每一个人遵循内心的道德，听从自在的声音，而不必有外在的任何刻意”？在老庄那里，道和德是两个概念。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五十一章》）庄子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神）之不形乎，道不当名。”（《知北游》）又说：“游心乎德之和”，（《德充符》）“德者成和之修也”。（《齐物论》）庄子的道和德即是宇宙万物的自然属性，是与主观意识同一又不被主观意识感知的自在之物。对这种子虚乌有的东西，你叫他怎么去遵循？道既不可闻，不可见，不可言，不可知，自在之音从何而来？拐弯抹角之后，“不必有外在任何的刻意”才是于丹要表达的真意。于丹的“心得”从头到尾唠叨的全是一个意思：无论外界环境如何恶劣，甚至到了“昏上乱相”的地步，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尤其是社会底层的一分子，都应该抱着感恩的心情努力适应“当下”的规矩和准则，不准有“外在任何的刻意”。你就是比窦娥还冤也不准，否则就是“自己找死！”在这里，“当下”是关键词，毛泽东时代好像还没有当下这许多烂事，于丹怎么不对那个时代抱着感恩的心情，努力适应那时的规矩和准则呢？非但不感恩，不适应，甚至连那时革命群众的汽车声也咣咣咣讨厌，宣传领袖指示的喇叭声也哇哇哇可憎！于丹的立场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儒道两家毕竟“道不同不相为谋”，庄子对儒家仁义道德的虚伪性早有批判 ：“彼竊钩者诛，竊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竊仁义圣知邪？”（《胠箧》）偷了一根玉钩要杀头，偷了一个国家却封为诸侯。仁义总在诸侯们嘴上挂着，他们就是偷窃仁义的贼啊！身为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的于丹该不会连这些也不知道吧，却把道家儒家说得跟连体婴儿似的，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大宗师》）庄子对孔子之徒岂止是批判，简直就是痛恨了。孔子把世人分为君子小人，而以君子自居。庄子则把他们一概贬为天之小人！话都说到这个份上，儒道还怎么“相生相济”？要说孕育了某些中国人的人格也对，它孕育了中国历史上最残暴，最无耻，最虚伪的那一部分人的人格。中华民族之所以陷入几千年封建社会泥潭不能自拔，进步思想之所以一露头就遭扼杀，科学萌芽之所以被四书五经之类挤得没有立锥之地，孔子及其徒子徒孙仍是最大的罪人！孔子、孟子、董仲舒、二程、朱熹、王守仁、王阳明这些大师越是殚精竭虑企图打造出最完美的儒家思想殿堂，套在中华民族脖子上的枷锁就越加沉重。与这些儒家代表人物比起来，于丹之流又算得了什么呢？充其量不过是“覆杯水于坳堂之上”，浮起的一粒芥子而已。

　　
八十七

　　
读《庄子》，还应以内篇为主，因为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所作，读懂了这七篇，就能大致了解庄子的思想。我们来看这七篇的题目：逍遥游第一，论述获得精神绝对自由的途径，用以回应“大而无用”的批评。齐物论第二，阐述道家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养生主第三，介绍庄子式的养生方法。人间世第四，说的是处世之道。德充符第五，讲怎样才能达到至德的境界。大宗师第六，对大宗师即人格化的道——真人的解析。应帝王第七，讨论怎样才能做个合格的帝王。这七篇是一个有机整体：以一个神奇而荒诞的故事起头，犹如宇宙射出的电光石火穿透人们黑暗而狭隘的心灵古堡，同时在人们面前展现一条通向无何有之乡、由绝对精神铺就的虚无之路。

　　
八十八

　　
中国人从来不缺乏想象力。《山海经》中那些荒诞不经的故事和稀奇古怪的插图，给人的震撼更多于恐惧，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民族能有如此离奇的想象力。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不敢言”就是不相信，原因是“怪诞”。

　　庄子则从另一个角度发散他的想象力，那就是洸洋自恣的《逍遥游》中展示的大胸怀，大气势。他不会在蛇身上安一人头，在猪背上插双翅膀，要玩就玩大的，大到常人想象力无法企及的境界。

　　“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逍遥游》）几千里大的鲲，几千里大的鹏，这是什么鱼？这是什么乌？水击三千里，只不过翻了个身嘛！扶摇九万里，扇几下翅膀就得！狂想如此，不是疯子就圣哲。疯子想到这里大约也就打住，哲人还会往前想，想得更加疯狂。你们不是说我“大而无用”吗？我就索性再大一点，大到无拘无束，不管不收，让你们看看，在无穷无尽的时间和空间里，解放了的精神能获得怎样的自由！

　　要使心灵（精神）无牵无挂自由自在地在意念的虚空翱翔，仅能如鲲鹏般扶摇万里，水击三千是不够的，仅有列御寇的御风而行也是不够的，因为这些还是有待，还有依凭，还没有获得完全自由。没有完全自由，几千里大的鲲鹏和微不足道的芥子便没有区别，无边无际的大海和坳堂之上的杯水便没有区别。精神要获得完全自由，必须达到“无己、无功、无名”之最高层次。只有达到这种层面，方能不受周围环境和眼前利益的局限，最终摆脱肉体的羁绊，跳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使物质世界成为精神世界的“影景”而不是累赘。一切有形的东西都是有限的，只有无形的精神是无限的，这就是“道”。形象地说，正如遥远的姑射之山上那位神人，“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穅将犹陶铸尧舜者也……。”（《逍遥游》）什么是“道”？这便是“道”！不仅道貌岸然，不食人间烟火，水火不侵，油盐不进，还能遨游乎四海之外，教化万物以为同一，身上抖落的尘垢渣滓都能陶铸出尧舜级别的圣人。

　　于丹虽然白白胖胖，保养不错，却非“肌肤若冰雪”，更非“淖约若处子”；虽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却没有吸风饮露的本事；虽然飞机来飞机去在地球村里乱跑，却不能“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虽然欲把“心中这双翅膀放飞到所有人心的晴空之上”，却不舍得将忽悠来的巨款多捐一点给地震灾区！在讲台上侃得口水四溅的于丹，究竟是什么东西陶铸出来的呢？

　　八十九

　　于丹非常武断地说：什么是大，什么是小，是《逍遥游》讨论的核心问题。似此斩钉截铁，不像是“没读懂《庄子》一二”的人在乱说，倒像是郭象、王先谦一类专家的口气。一篇气势磅礴的《逍遥游》讨论的核心问题果然只是大小么？当然不是。作为自成一派，在思想界特立独行的人物，庄子在当时并不被重视。这在当下看来，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捧你，棒你都无妨，就怕没人理你。按现在的观点，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从出名赚钱的角度说，没什么区别。自古 “一朝天子一朝臣”，没有个永远流芳的，也没有个永远遗臭的，有时臭的比香的更受欢迎，更具“票房价值”。没人理你，你就死定了！庄子不想死，所以他要用刻薄的语言剽剥当时最有影响的二大派别——儒家和墨家，以期引起关注。但是没有用，除了荀子不痛不痒说了句“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外，就是惠子以老朋友的身份提出忠告：你的那些理论“大而无用”，人们不会感兴趣。“大而无用”四个字对于庄子来说可谓痛心疾首，大小本身无所谓，有用无用才是关键。大，可能无用，也可能有用；小，可能有用，也可能无用。凭什么就断定我的“大”无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庄子》就是对这四个字的辨正。

　　《逍遥游》讨论的核心问题当然不是什么大小，而是关于精神的绝对自由以及获得这种自由的途径。这不仅是纯粹的哲学问题，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为消极遁世找到一个心安理得的避风港。解决了这个问题，有用无用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九十

　　
如果说《逍遥游》是《庄子·内篇》的楔子，提出主观意识应该在“无待”的前提下运行，即与客观世界（包括自身）完全脱离，“心”（精神）是唯一的存在，客观世界不过是心（精神）的幻象。形象地讲就是“水中月，镜中花”，你的感知就是止水，就是明镜，一切都不过是它们的幻象。只有彻底摆脱物的羁绊，心（精神）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才能达到“无己”的最高境界。无己不是忘己，忘己的“己”毕竟存在，只是“忘”了而已。也不是去己，去己的“己”毕竟还需要人为地去掉，人为地去掉，实则无法去掉。无己的“己”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东西自然不存在忘记和去掉的问题。反过来，只有达到“无己”的最高境界，没有了物质的羁绊，尤其是没有了人们最看重的名和利的纠缠，精神才能在无所依凭状态下，获得完全自由。 “无己”是前提，都“无己”了，遑论“无功”、“无名”！

　　庄子说：“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自身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道法自然”，又与“道”融为一体。而“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虚无缥缈，完全是主观精神的产物。万物皆虚，都是主观精神虚幻出的“影”和“景”。在这种“无何有”的世界里遨游，能有什么限制？能要什么依恃？能不逍遥？能不自在？于丹显然没有弄懂庄子的意思，没弄懂庄子为什么要幻想一个子虚乌有的无何有之乡，没弄懂庄子哲学中无用之为有用无为而无不为的辩证关系，没弄懂庄子为什么要满腔热情歌颂水击三千，扶摇万里的鲲鹏而嘲笑学鸠斥鴳的无知和鄙陋，没弄懂庄子为什么以为抓住道枢方能得道之精髓从而把握事物千变万化的原理，没弄懂庄子为什么要痴人说梦般写一大堆“谬悠之说，荒唐之言，元端崖之辞。”却傻傻地，不停地追问：“我们的心到底能游多远”？如果你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庄子》，一心“就近说近”，把《庄子》当作粉饰万世太平的糊墙纸，把《庄子》当作实现个人价值的敲门砖，逼良为娼，拖人下水，还指望游多远？能像那只小虫，在玻璃瓶里蹦跶蹦跶几下就不错了。

　　九十一

　　
出于对社会对人生的彻底绝望，庄子只好在虚幻的世界里寻找寄托，因为他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除了吃喝拉撒睡，还有一颗比常人更加活跃的大脑。他想到很多，天上地下，宇宙万物，自然规律，人生轨迹，他悟出了，他觉悟了，他要将“旁礴万物以为一”的道理，讲给世上有思想，有慧根的人听。 而“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逍遥游》）——没法同瞎子欣赏图纹色彩，没法同聋子欣赏钟鼓音乐。岂止生理上有聋子瞎子，精神上也有聋子和瞎子啊！ 那些精神残疾者（如孔子之徒）没有资格听我论道！

　　庄子是自负的，他虽然“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列御寇》）——身居偏僻狭窄的里巷，贫困到织麻鞋度日，脖颈干枯，面黄肌瘦，却胸如海阔，心比天高。你们讥讽我“大而无用”，我还瞧不起你们趋炎附势，如蝇逐臭呢！与志向远大的鲲鹏比起来，枪榆枋翻筋斗的蜩与学鸠，翱翔蓬蒿之间的斥鷃之类不是太渺小了吗？与千年古树冥灵、大椿比起来，不知晦朔春秋的朝菌与蟪蛄不是太短命了吗？世间荣华富贵甚至天下对他来说，不过腐鼠一只，并不比找根树枝栖息小憩，找条河流喝饱肚子更有意义。李商隐诗曰：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鵷雏竟未休。（《安定城楼》）

　　庄子的江湖浩渺而深邃，不是什么鱼都游得进去的。

　　
九十二

　　
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无用？庄子的观点很明确，有用无用一要视具体环境而定，二要视不同的价值取向而定。

　　“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逍遥游》）——宋人把本地出产的帽子拿到越国去卖，没想到越国人剃着光头，裸露上身，帽子对他们一点用处也没有。对于北方人来说，帽子是有用的，因为他们穿戴蓄发，帽子不仅起到束发的作用还与衣裤配套。对南方人来说，帽子是无用的，因为他们“断发纹身”，光头光身戴帽不仅燥热而且难看。在北方卖帽子为生的宋国人到了南方却血本无归，是帽子本身变得无用呢？还是环境使然？这个故事下面紧接着另一个故事：尧治理好了国家，就到姑射山上、汾水北面会见四位得道高人，结果惘然若失，连自己的国家都忘记了。庄子想告诉我们什么呢？庄子的意思很清楚，世俗中人，想要追求道术，就好比把北方的帽子拿到南方去卖，必定白跑一趟。如果硬要“就近说近”，在中国劳动人民经历过社会主义公有制洗礼后，回过头再搞市场经济，搞私有制，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吗？这跟强迫进入文明社会的人再回到蒙昧时代，给解放了的思想再戴上枷锁一样荒唐！资本主义在西方搞得了，在中国就一定搞得了？同样是资本主义，西方还落了个民主形式，中国却径直走进了官僚资本主义死胡同！可见，在西方有用的东西，在东方不一定有用。

　　“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 （《逍遥游》）——宋国有一户善于制造预防龟裂冻疮药的人家，世世代代以漂洗为职业。有个游客听说了这件事，愿意用百金的高价收买他的药方。全家人聚集在一起商量：‘我们世世代代泡在河水里给人洗东西，所得不过数金，如今一下子就可卖得百金。还是把药方卖给他吧。’游客得到药方，南下游说吴王。正巧越国发难，入侵吴国，吴王派他统率部队，冬天跟越军在水上交战，大败越军，吴王于是大大地封赏了这个人。同样使手不皲裂的药方，有的人用它来获得封赏，有的人却只能靠它在水中漂洗度日，这是使用方法不同的结果。

　　庄子这个故事是有缺陷的。冻疮药在寒冷的北方管用，在温暖的南方能派什么用场？别说打仗用不着，就是浣纱女也不会去用。退一步说，就算南方一样冰天雪地，一副冻疮药对战争的影响有那么大吗？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可以有很多，但没听说冻疮药、雪花膏之类能克敌制胜的。再退一步说，就算因此打了胜仗，得了封赏，庄子只是为了证明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应用中会有不同的结果。比如庄子的思想，庄子和他的弟子们看来很好，既逍遥又实用，孔子之徒和那些见识浅薄的人却以为“大而无用”。比起冻疮药来，庄子思想的际遇更加糟糕：冻疮药在洗衣妇那里虽没有获得封赏的大用，保护手的功能使之赚钱养家活口的小用还是有的；庄子思想在见识浅薄的人眼里，则连小用都没有，竟是毫无用处！

　　于丹从药膏看到了机遇，从机遇看到了成功，从成功看到了封赏，从封赏看到了社会名分，从社会名分看到了更大的机遇。在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任意遨游，便以为是“飞之至也”，得了逍遥游之真传。鲲鹏算什么东西，穷酸饿醋，又不切实际，你飞那么高，那么远干什么？不是瞎折腾吗？没有钱，你连幸福的资格都没有，还逍遥个屁！于丹不是讲大小吗？这就是大和小的区别，这就是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区别。庄子于丹到底哪个大呢？

　　九十三

　　于丹说：“我们以一种常规的思维，束缚了自己的心智。只有打破这种常规思维，我们才有可能去憧憬真正的逍遥游。” 她所谓的“常规思维”，也可以称之为“传统思维”。那么，什么是传统呢？从字面上解释，世世代代相传的精神、制度、风俗、艺术等等称之为传统。我想，从时间上界定，总得几百上千年才谈得上“世世代代相传”吧！马列主义出现才一百多年，社会主义公有制在中国推行不过三十年，毛泽东思想红旗在中国高举也就半个世纪，似乎称不上世世代代。何况这些都是人类思想的精华，最高智慧的结晶，反映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都是史无前例，新鲜得不能再新鲜的事物；是刚刚破土而出，滴着春天露珠的嫩芽，怎么到了于丹一类资产阶级朝菌蟪蛄那里，全成了不屑一顾的“咣咣咣”，成了嗤之以鼻的“哇哇哇”，成了必须打破的迷信和传统呢？

　　常规思维！升官发财难道不是几千年中国人最常规的思维？追名逐利难道不是几千年中国人最常规的思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难道不是几千年中国人最常规的思维？儒家仁义道德那一套难道不是几千年中国人最常规的思维？于丹什么时候打破过这些常规思维？她的心智什么时候跳出过狭隘的个人主义圈子？她把改革开放前曾经指导过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可贵的集体主义思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情操统统贬为必须打破的常规思维。打破了这些之后，她会逍遥到哪里去呢？

　　九十四

　　
“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么？诚所谓“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惠子是庄子不多的朋友之一，平日里少不了被庄子奚落挖苦，却不怨不悔，不弃不离。庄子的自尊心显然受到伤害，洋洋十余万言的著作，开篇就讨论这个问题，而且口气是那样傲慢，语言是那样激烈，态度是那样固执！
读《逍遥游》，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大”。大言、大论、大意象、大宇宙。你不是说我大吗？我就大给你看。你用腐鼠吓我，我就用大吓你。人的感觉器官只能感知眼前和身边的事物还常常受到欺骗，只有精神和理性才能遨游无极之虚空，追求事物的本质。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囿于形的轻易而不相信心的执著？

　　
九十五

　　
樗这种树主干疙疙瘩瘩，不合绳墨，枝条弯弯扭扭，不合规矩，什么也做不了。生长在路旁，木匠连看也不看。如果把它种在“无何有之乡”，让它长在无边际的原野，因为无用，不会招来砍伐，不会受到伤害，反而可以长得很大。人们优游于树下，乘凉避雨，焚香抚琴，不是也很惬意吗？“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逍遥游》）——一无所用，方能一无所苦啊！

　　世俗的无用，到了哲人那里变为大用。什么是大用？你以为砍了树做家具盖房子就是大用？非也。它自由自在地生长，怡然自得地供人观瞻，为人们提供休憩的场所，为人们遮风挡雨，自生自灭，埋在地下还要变土变石变煤那才是大用。这种改变不关价值什么事，价值是世俗的观念，以价值大小作为衡量的标准那是商贾的规则，以作用大小作为取向标准是百姓的常识。黄金的使用价值远远不及粮食的使用价值，却具有比粮食大得多的价值。这种本末倒置的离奇现象只有在商品交换充分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才会出现，只有在利益驱动的社会里才会发生。在下列二种情况下，二者的错位可以得到纠正。一是饥荒，斗米千钱。二是共产主义社会，私有绝迹。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说：“我们将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我想，我们会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黄金修建一些公共厕所。”黄金厕所，是不是太奢侈？一点都不奢侈。在公有制全面取代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黄金作为价值尺度即一般等价物的功能不复存在，只剩下性质稳定、色泽鲜明等物理特性，起到某些装饰性作用就不错了。

　　庄子主张回到混混沌沌的原始社会，原始社会里最有用的当然首推食物，只有在吃饱肚子的前提下，才谈得上审美和艺术。比如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中野牛岩画，中国贺兰山山羊岩画之类远古作品大约是古代艺术家在饱餐一顿亲手猎杀的烤全羊之后的即兴之作。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艺术终于从物质生产中分离出来是后来的事，艺术家脱离生产一线成为一个特殊人群，享有不必亲自参加狩猎而能心安理得吃别人猎来的羊肉的特权，艺术本身变得越来越有价值。变到今天，一幅鬼画符的所谓抽象派作品居然能卖到几千万元人民币，就很有些荒唐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似乎又变回到原始社会中去，这种社会与庄子热爱的远古社会有许多共同之处，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私有财产，艺术不再是少数人垄断的特权，而成为全体社会成员都能拥有的技艺，人们享受艺术就像享受美餐一样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也没有明星，再也没有超女，再也不会有几十万元的出场费。在那种社会里，当下许多“有用”的东西会变得“无用”起来，许多“大用”的东西会变得“小用”起来。

　　于丹说：“我在西藏林芝地区看到一棵大树，要二十来人拉着手才能围住。长到那么大的树，就变成大家朝圣的对象了。还会有谁想把它砍了，回去做个箱子、柜子呢？”林芝地区的那株古柏高50米，直径6米，有2500年历史，被当地人尊为神树。直径6米周长不到19米，十二三个人就能抱过来，到了于丹那里就成了二十来人。再说柏树可不是无用的臭椿（樗），它既有凌寒傲雪的品德，也有坚韧耐用的质地，既是品德的象征，也是上好的木材，不是因为无用才长得那么大，活得那么长，怎么可以硬拉来与樗木类比？于丹演讲中或者书中像这样驴头不对马嘴的比喻、寓言、故事真是比比皆是！这样一个信口开河不负责任的人，说文痞抬举了她，最多也就是个文化混混。

　　于丹的二篇“心得”有什么价值？不过是一堆廉价的铅锡，倒进她身体制作的烧杯（道士以女人为鼎器，绝似于丹的“身体烧杯”）里这么一炼，居然炼成真金白银，比起旧社会骗人钱财的丹客妖道高明不知多少倍！那时的丹客穷得很，常常“破布衫巾破布裙”，碰上惯使促狭的唐伯虎，银子没骗到，反受了顿抢白。于丹衣冠楚楚，满脸灿烂，到处招摇撞骗，不仅无人揭穿，反而财源滚滚，真真碰上了好时代啊！

　　九十六

　　
庄子生活的时代，正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商品交换多了起来，虽然没有达到覆盖整个社会的程度，但由此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却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陶朱公、端木赐、吕不韦等人靠经商成巨富，或累世富豪，或与诸侯分庭抗礼，或操纵国家政权，几千年来为人们津津乐道。清沈德潜著《古诗源》引《六韬》（书名最早见《庄子·徐无鬼》，西汉早期银雀山汉墓群1972年出土《六韬》简本，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著作。）：“天下攘攘，皆为利住；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说明逐利心理由来已久。晋代鲁褒作《钱神论》，说钱内方外圆，有“乾坤之象”，名之曰“孔方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大名鼎鼎的孔二哥。俗话说，“千里做官只为财”，做官的目的是为了发财，目的非常明确。此外还有什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钱能使鬼推磨”，“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等等俗语，无不与钱有关。中国人信很多神，但真正相信的只有一位：钱神！你到广州深圳看看，哪家店铺里不供着关帝和财神？供他们是因为相信他们能降下财运，为的还是钱。钱对人和社会的诱惑和腐蚀越来越大，早已成为世俗衡量有用无用的主要标准。比如当下，什么都要“量化”为钞票：某品牌价值多少亿，某项技术价值多少亿，某条藏獒价值多少亿，某个名人价值多少亿等等，都成了插上草标漫天要价的商品。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作品（包括中国的文学作品）描写的不是争夺遗产就是寻找宝藏，再不就是骗保杀人，成功致富之类陈词滥调，没有不围绕钱字做文章的。前不久空军飞行员李峰迫降空中停车的歼十战机成功，据说那迫降过程就价值二个亿！（怎么算出来的！）

　　孔子庄子的身价是多少呢？在世的时候似乎没有什么身价可言，一个被骂为丧家之狗，一个被斥为大而无用。倒是后人给他们派上了用场，不是一般的用场，而是惊世骇俗大大的用场。二位先生一个成圣，一个成神，真真走了狗屎运！孔子难说，庄子哪里有这等奢望，他成天琢磨的，是如何运用全部智慧争取在昏上乱相的时代吃上一口安稳饭，睡上一个囫囵觉，做上一个潇洒梦，死时落个全活人儿，足矣！

　　于丹口口声声讲境界，谈觉悟，抒胸怀，斥名利为庸俗，为累赘，落到实处，却总是围着名利二字打转转。抱着虚无缥缈的《庄子》，偏要“就近说近”，要人们从《庄子》中领悟成功（获得财富和名分）的大技巧。庄子果真这等世俗，还用得着贫居陋巷，织屦为生？不早就抢了惠子的饭碗，做了楚国的宰相！

　　九十七

　　庄子生在“昏上乱相”时代，苟活于宋康王残暴统治下，既不肯同流合污，又无力改革社会，清高而又软弱的知识分子能做些什么呢？他记住了前辈老子的话：“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翻译成现代话，就是老老实实做缩头乌龟。他将老子的三宝变为自己的三宝：“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养生主》）牙齿没有了，舌头还在，硬的不行，咱来软的，惹不起，还躲不起？不敢动真格，意淫还不行？于是物我两忘，于是消极避世，于是逃到精神世界里遨游，这便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庄子就是二千年前的阿Q，甚至比阿Q还阿Q。阿Q没文化，没修养，终于被杀头。庄子却活到八十高龄，寿终正寝。且有大作传世，尊为南华真经；竹帛所载，足以传之不朽。可中国千千万万阿Q谁给他们立传？谁给他们扬名？鲁迅写了一本《阿Q正传》，却连姓氏名字皆不能确定，实在可怜得很。阿Q也有强过庄子的，他还真的幻想过战斗，幻想昂首挺胸出现在赵太爷和假洋鬼子面前，将少奶奶的牙床搬进土谷祠，娶“假正经”的吴妈当老婆（虽然脚大了点）。并为“他们”不来叫他一起造反而耿耿于怀。庄子却连幻想也不敢，他一面愤世嫉俗，一面不忘告诫自己要“安时处顺”，因为“现存的都是合理的”，（真他妈妈的强盗逻辑！恩格斯驳得好：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合理的就是天意，天是不能逆的！

　　清代学者胡文英在《庄子独见 庄子论略》中写到：“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悲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这是极有见识的评论。眼冷，说他目光犀利，入木三分，社会的黑暗、精英的虚伪都被他看得一清二白。他也并非是非不管，而是管不了，不能管。为了求得心理平衡，只好“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自欺欺人了。心肠热，所以为社会“昏上乱相”悲叹，为毫无意义的军阀混战悲叹，为命运悲惨的人民悲叹。“卫君……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人间世》）——卫国国君残酷地役使造成百姓大量死亡，死人遍及全国不可胜数，就像大泽中的草芥一样，百姓都走投无路了。一个小国国君任意胡为，就给百姓带来如此痛苦，那大国间频繁的战争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亡，无数家庭的毁灭，就更不必说了。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统治者的残暴令人发指：受过刖刑（砍去双脚）的人竟比健全人还多！庄子同情这些人，让这些人出现在《庄子》中，全部是正面形象，全部有着最高德行。前人说得好：“屈原之悲悲一时一事，庄子之悲悲万时万世。”他真不知道眼前这个黑暗的社会有没有终结的时候，所以他的悲哀也格外深沉。

　　二千四百多年后的于丹，却连这点愤世嫉俗的勇气都没有，虽然她每日面对无数理应愤世嫉俗的现象。她连这点悲天悯人的慈悲都没有，虽然她每日面对无数理应悲天悯人的事实。她说：“这个世界上种种的斗争，看起来很残酷，但是在庄子笔下又很可笑。”“大家都在打着正义的旗号，其实在这种斗争中，谁都没有绝对正义可言，正义只不过是一个争杀的幌子而已。”

　　我不知道“世界上种种斗争”包不包括新兴阶级对腐朽阶级的斗争？包不包括被剥削阶级对剥削阶级的斗争？包不包括被侵略者对侵略者的斗争？包不包括劳动人民对官僚阶级的斗争？包不包括真善美对假恶丑的斗争？此亦一斗争，彼亦一斗争，是不是真的没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是否都是“争杀的幌子而已”？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即承认战争有义和不义的区别。于丹声称崇信孔孟，却连孔孟的基本观点也要推翻，她到底信什么呢？难道在她眼里，一切都是她利用的对象？一切都得适应她的需要？什么仁义不仁义，什么道德不道德，什么正义非正义，什么革命反革命，一切的一切都是她手中的面团，爱怎么捏便怎么捏！我倒要问问于丹，历代农民起义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是否“不过是一个争杀的幌子”，毫无正义可言？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族入侵的斗争是否“不过是一个争杀的幌子”，毫无正义可言？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是否“不过是一个争杀的幌子”，毫无正义可言？中国人民以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是否“不过是一个争杀的幌子”，毫无正义可言？中国人民保家卫国付出重大牺牲的抗美援朝战争是否也“不过是一个争杀的幌子”，毫无正义可言？按于丹的逻辑，苏武与李陵没什么区别，岳飞与秦桧没什么区别，文天祥与留梦炎没什么区别，吴三桂与史可法没什么区别，钱谦益与张煌言没什么区别，李鸿章与左宗棠没什么区别，孙中山与袁世凯没什么区别，毛泽东与张国焘没什么区别，共产党与国民党没什么区别！于丹的爸爸曾是共产党高级干部，照她的逻辑，与国民党反动派的贪官污吏也应该没什么区别。

　　庄子用蜗角上的战争比喻当时各国间的混战是贴切的，于丹把用于特定时代的比喻推广到整个人类历史则是荒谬和反动的。庄子出于对“昏上乱相”时代的痛恨和绝望，出于对打着仁义大旗，却削尖脑袋往统治阶级队伍里钻，做梦都想取得社会名分的孔子之徒的鄙视和轻蔑，出于对黑暗社会的无奈和恐惧，既然没有办法改变现实，只好在精神世界里寻找出路，希望求得心灵的平静和人生的超脱。而于丹求远是为了说近，温故是为了誉今，焐热地下的枯骨是假，焐热当下的权势者是真。当下的权势者也真可怜，他们虽然懂得意识形态领域里斗争的重要性，但要批判过去一百多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批判中国三十年社会主义实践的“传统”，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鸣锣开道，让剥削制度借尸还魂，却拿不出像样的代表人物、思想理论、文艺作品，只好弄了张艺谋、于秋雨、于丹、易中天甚至赵本山一类不学无术，人品低下的所谓学者、艺术家撑门面，散布谬论，大放厥词，把原本积极向上，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糟蹋得乌烟瘴气，秽气冲天，把一个化蝶的优雅时代变成一个化蛆的丑陋时代，美丑还有什么标准？香臭还有什么区别？但人总是要经过正反两方面教育的，中国人民目睹“三十年之怪现状”之后，已经开始重新思考，认真反思，失去的真理也正在一点一点被重新寻找回来，这可是当下权势者们始料不及的。

　　九十八

　　么是见识？什么是志向？见识是指人的认识和判断能力，志向是指对社会、人生等重大问题持有的见地。见识和志向都是对人而言，而人是社会的产物，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被特定的社会环境塑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的见识和志向。

　　生在一个兵祸连年，民不聊生却又酝酿着巨大社会变革的时代，以其独到的见识学问，庄子那样的知识分子能做些什么呢？

　　庄子不属于劳动阶级，虽然偶尔织过几双草鞋。他是治人的君子阶层中人，虽然是其中最渺小，最落魄，最另类的一分子。他写书，授徒，传播自己“大而无用”的思想。他要吃饭，吃不到精美的就吃粗粝的；他要穿衣，穿不上华丽的就穿破烂的；他还要做梦，梦见自己变了蝴蝶或是蝴蝶变了自己。关起门作心灵的遨游，虽然于世无补，却也于世无损，从根本上讲，无损即是有益。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封建统治阶级最终认可他那些“大而无用”的理论，并将他和他的著作请进庙堂，高高供奉起来。

　　于丹于《庄子》虽不懂一二，却懂得利用《庄子》为当下服务，使之成为掩盖社会矛盾、维护剥削者利益的一贴狗皮膏药，同时向既得利益集团邀功，以期像曹商那样弄百把辆车子显摆显摆！但这样一来，又将置庄子于何地？庄子这回真要生气了：俺好端端一本大气磅礴的书，竟被尔等“小妮子”、“老东西”们弄得庸俗不堪，老夫也要学学赵本山《不差钱》里毛毛那句话“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这是真的，汪洋辟阖,仪态万方的《庄子》对浅薄庸俗的于丹来说简直就是对牛弹琴！鲁迅曾为给柔石的书信落到“三道头”们手中而感叹，电视剧《潜伏》中的翠平也为吃到肚中的羊汤泡馍被车颠了出来而惋惜。《庄子》被于丹囫囵吞下肚后，是否也会被时代列车颠出来呢？果真那样，还得请翠平用土里土气腔调再说一遍：可惜了的！

　　
九十九

　　《齐物论》讲的是世界观和认识论。每一个能正常思维的人，都有各自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的人对世界的看法和认识世界的方法竟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前面说过，同样一碗麦芽糖（饧），坐怀不乱的哥哥柳下惠说可以养老，横行天下的弟弟盗跖说可以粘开门栓入室盗窃。同样一个人，在孟子那里是“性本善”；到了荀子那里就是“性本恶”，他们两人可都是儒家宗师呀！同样一个孔子，在剥削阶级眼里是“天生圣人”、“万世师表”；在旧制度反叛者眼里却是“巧伪人”、“盗丘”甚至是“阎罗妖”（洪秀全语）。广大劳动人民心里更是明镜似的，一句“满嘴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真是抵一万句！清代小说《儒林外史》把儒生们的丑恶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其对封建社会的批判绝不亚于《红楼梦》，只是没有《红楼梦》那么多美女罢了。现在许多古典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有的还多次改编，为什么《儒林外史》无人问津？是因为这部小说太深刻，导演们望而却步呢？还是因为批判儒家犯了某些人的“忌讳”呢？“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这里所说的道，就是世界观，世界观不同，怎么走到一起，说到一起呢？又怎么能共事呢？

　　基督徒相信冥冥中存在一种力量，它主宰世界，主宰人的命运，这种力量的名字叫“上帝”。在伊斯兰教里，宇宙的最高主宰变成了“真主”。在老子和庄子那里，这种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超自然力量名叫“道”。但中国人向来不喜欢被单一力量摆布，他们宁可供奉一群神而不是一尊神。比如佛教最高尊者叫“佛”，但释迦牟尼并不是唯一教主，大雄宝殿一般都供奉三世佛，佛教徒通过修行也能成佛成祖。道教供奉三清四御，教徒通过修炼可能得道成仙。基督徒却不能成为上帝，回教徒也不能成为真主。把神圣的东西平凡化，把虔诚的宗教世俗化，把思想家庄子真人化，把哲学著作《庄子》经藏化，这就是古老中国的独特戏法。可见中国人的世界观一向是发散的，中国人的信仰一向是杂芜的，多神即无神，从骨子里看，什么神仙皇帝，什么圣人贤人，什么理论思想，都不可能真正主宰他们。真正主宰他们的还是自我，即于丹所说的个人“核心竞争力”，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战胜对手，奴役对手，从而牢牢占据社会生活的制高点。

　　相信上帝真主，相信菩萨神仙，相信天堂地狱，相信前世今生来世，是一种世界观；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合理的社会制度，相信市场经济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最好模式，相信自由竞争是人类进化的唯一途径，是另一种世界观；相信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信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相信共产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相信共产主义制度是全体人类最终的选择，更是一种崭新的，生气勃勃的，无限崇高的世界观。

　　“存在即是被感知”是绅士文绉绉的唯心主义认识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是老百姓朴素自然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毛主席提倡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庄子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是什么呢？

　　
一百

　　
所谓“齐物论”不是“齐物”论，而是“齐物”、“齐论”，是二层意思。庄子认为，世上万物虽然千差万别，归根到底是齐同归一的，是为齐物。人们的认识虽然各不相同，归根到底也是齐同归一的，是为齐论。归到哪里去呢？归到“道”，也就是“无”那里去。

　　什么是“齐物”？通俗地讲，世间万物，大到宇宙，小到原子，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名山大川，城郭田原，动物植物，帝王将相，平民百姓，教授学者，白丁弱智，富可敌国，贫无立锥，所有一切，都是由道化出的自然之物，九九归一，说到底，大家都一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范成大）现在连土馒头也没得做，只好“化灰、化烟”。（贾宝玉）

　　什么是“齐论”？人是唯一能思维的动物。好事还是坏事？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养生主》）——我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却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没指望了！人类在认识的长河里航行了几百万年，然而对于这条没有尽头的长河来说，走得远和走得近又有什么区别？走了和没走又有什么区别？“人只能接近真理，而不能穷尽真理。”如此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在庄子那里竟然得出荒谬的结论，“以有涯随无涯”，何来接近？一切都是白忙活！话虽这样说，庄子自己却仍要锲而不舍地追求物质本原，追求精神奥义，追求学问精湛，追求文辞妙曼，其学问甚至达到“无所不窥”的程度。所以庄子的话千万信不得，信了你就会走火入魔，信了你就会变成白痴！这是就认识的层面而言。就认识的真伪而言，正常人看到的大象和瞎子摸到的大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一个是全体，一个是局部，难道全体就是对的，局部就是错的？人类自能思维以来，对自然界的探索，对人类自身的研究，什么时候完整过？什么时候彻底过？不完整，就是局部，不彻底，就是白搭！因为人的认识不可能达到终极彻底，看到的大象和摸到的大象并无区别，所以认识也是齐一的。

　　一百一

　　
我们通常说的“天籁”，是指自然界发出的原始声音，而用“天籁之音”代表极其美妙的音乐。原始的自然之声就一定美妙么？不一定。台风摧枯拉朽的声音，霹雳惊心动魄的声音，大海翻腾激荡的声音，江河汹涌澎湃的声音在革命者和人民大众看来确实美妙得很，在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看来却是可怕得很。当下很是时髦的所谓“原生态民歌”真的就是妙不可言的天籁之音么？在当地少数民族那里也许是，在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那里就不一定是。没有经过加工的白菜帮子总没有加过工的菜心好吃，这是常识。庄子的天籁则玄妙得多，他说：人籁不如地籁，地籁不如天籁。人籁是人类制作的声音，地籁是大自然发出的声音，而天籁，“夫吹万不同”，与一般意义上的声音不同，它是道在演化过程中漂浮在精神止水之上的冥冥之声，是只可意会不可聆听的无声之声，是与精神融会贯通的心灵之声，这种声音只有在忘我的境界中才能感受得到。

　　听起来有些玄乎，但如果我们了解庄子的整个哲学大厦完全建立在精神即虚无的基础之上，这些头痛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齐物论》说：“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指”是人的主观意识，“马”是主观意识形成的概念。天地万物不过是人主观意念的产物而已。又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与我”者“因我”也，“我”与“非我”对立，自主意识与客观外界对立，谁主谁宾？谁实谁虚？谁真谁假？主观唯心主义者的解答最为简捷：“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主观唯心主义者虽然把精神凌驾于万物之上，遨游于虚无之中，但在现实生活中绝不会去干“齐人攫金”、“掩耳盗铃”、“一叶障目”那样的傻事。

　　成语“齐人攫金”出自《列子·说符》：“昔齐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适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对曰：“取金之时，不见人，徒见金。”——从前齐国有个人，整天梦想得到许多金子，想到精神恍惚。这天他起个大早，穿戴得整整齐齐，来到集市上一家金店，抓起金子就走。巡警将其捕获，问：光天化日之下，怎么敢当着众人面抢金子？那人回答：俺拿金子时，眼睛里没有人，只有金子。

　　成语“掩耳盗铃”出自《吕氏春秋·自知》：“百姓有得钟者，欲负而走，则钟大不可负。以椎毁之，钟况然有声。恐人闻之而夺己也，遽掩其耳。”——有人偷了一口钟，想背了走，钟太大不好背，便用锤子砸碎它，钟却响了起来。那人恐怕被人听见会把钟抢去，赶忙用手捂住自己的耳朵。

　　成语“一叶障目”常和“不见泰山”连用，出自邯郸淳《笑林》。说有一书生见《淮南子》上说，螳螂捕蝉时遮挡过螳螂的那片叶子有隐身功能，便到林子里去找。待他终于找到一片，正准备取下时，那片叶子却落了下来，混在地上的叶子中无法分辨。他就把地上所有的叶子都扫进竹筐，回家一片一片试给老婆看。老婆开始说看得见，后来问烦了，就随口说看不见了。书生很高兴，跑到市场上用这片叶子遮住眼睛就去拿别人的东西，被人当场抓住送到官府。县官问清原委，哈哈大笑，说，你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把他放了。

　　
一百二

　　
行事如此，是不是“很傻，很天真”呢？像庄子那样虔诚的主观唯心主义者虽不会干这种傻事，但他对自己悟出的道理却是笃信不疑：因为他感悟到了“天籁”。他的精神通过天籁与大道交流，要完成这种交流，需要有一个单纯安静的环境，需要屏除一切外来干扰，尤其是自身在物质世界的诱惑下产生的种种欲望。这就是他虽然深信物质世界包括自己本身都不过是主观精神的产物，实在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而并不任意胡来比如说干点“闹市攫金”之类的傻事改善改善经济条件，或者跑到粮店扛一袋米回家煮了吃，免得再找悭吝的的监河侯告贷的原因。“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庄子•知北游》）他要做的只是“安时处顺”，即顺应自然的变化，追随大道的步武。所以他必须“外化内不化”，也就是“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的意思。

　　于丹却一点不傻，她老道得很。她说：“什么是真正的天地大道呢？大道无非是一种规则。”说老子庄子的“道“是一种规则，很有些逼良为娼的嫌疑。规则是什么？规则是某种规范、法则、典式、规律。规则或由人定，或由人发现，既可以说在嘴上，又可以写在纸上，甚至可以做成广告牌张扬于通衢闹市。老庄的“道”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又什么都是。所有的规则，不管是人定的条条还是自然的框框，都是“道”演化的某种形式，试问形式与本质能“无非”彼此吗？于丹是无师自通的实用主义者，她说大道“无非”是规则，是想说当下的一切规则都符合于大道，人们要做的，只是如何适应和遵循这些规则。如果跟不上，就要挨规则的鞭子。社会便要“视其后者而鞭之”。

　　“视其后者而鞭之”语出庄子《达生》，讲的是养生之道。说有个叫田开之的人见周威公，威公问养生之道，田开子说，我老师讲了，善于养生的人，就像牧羊，总是鞭打落在最后的那只。威公说，此话怎讲？田开之说，鲁国有个叫单豹的人，远离人群，住在深山老林，七十岁仍然童颜鹤发。却不幸碰上老虎，被老虎吃了。另有一个叫张毅的人，专门交结富贵人家，终日趋走参谒，活到四十岁便患内热病而死去。单豹注重内心世界的修养可是老虎却吞食了他的身体，张毅注重身体的调养可是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这两个人，都不是能够鞭策落后而取其适宜的人。庄子的意思是养生不能走极端，那样往往适得其反。而要时时检查自己的生活方式，去掉不利因素，才能达到养生的目的。

　　于丹却总不忘记“就近说近”，硬把庄子的养生理论与“当下”社会规则挂钩，与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挂钩，甚至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中那个蹩脚的“木桶理论”挂钩，如此古为今用，是不是太勉强了呢？在精英们眼里，或者说在新生资产阶级老爷太太眼里，哪些人在市场竞争中落在最后呢？首先是城市下岗失业工人，然后是沦为雇佣劳动者的企业职工和农民工，然后是城镇中起早贪黑的个体经营者，最后是日益被市场经济边缘化的农民。这些人占总人口90%以上，也就是于丹每日踏上踏下的阶石，或者说每日坐在屁股底下的基座。踏也踏了，坐也坐了，泥也沾了，臭也闻了，还要挨鞭子，天下哪有这种道理！所谓“木桶理论”与于丹的“鞭子理论”大同小异，都是以整治社会弱势群体、最大限度榨取劳动者血汗为手段，达到优化资本，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可又有谁见过龇牙裂嘴的木桶呢？由长长短短木板拼成的那叫桶吗？这样的东西放到市场上谁承认它是一只桶？现实生活中也根本不存在这种“桶”。不存在的东西是不能拿来比喻的，否则便是荒谬而不是智慧。于丹在她的书中硬塞进一些不伦不类的所谓故事、寓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搞出更加荒唐的“木桶理论”，用意都很明确，对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不仅不能怜悯和宽恕，相反，还应更加着力鞭打和无情修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特点是，只允许少数最奸诈、最冷酷的人爬上金字塔的塔尖，做塔基的总是大多数人，而且越住下人数越多，处于底层的永远是最大的社会群体即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整个社会像泰山一样压在他们身上，要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除非地下的岩浆冲腾，把压在身上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彻底烧毁！

　　一百三

　　
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掩盖日益白热化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编造出一个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所谓“中产阶级”（或曰“中产阶层”）。这个阶级涵盖了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使得最富有和最贫穷的人都成为少数，形成他们理想的“橄榄型”社会。这种两不搭界的阶级存在吗？

　　什么是“中产阶级”呢？流行的定义是：从事脑力劳动（这一条就有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还是多数。）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从鉴定中产阶级的主要标志收入来看，有人主张年收入应在20万元人民币以上，有人主张应在8万至40万之间，有人主张1万至4万就应列入中产阶级。按最后这个标准，大多数人都被拉入这个阶级，达到于丹所说的“最幸福”状态，和谐自不必说，万世太平也是立等可取的。果真如此吗？非也！“中产阶级”一词由来已久，早在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已经出现，主要指以剥削雇佣劳动者剩余价值为特征的新兴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当家作主后，便把“中产阶级”这个头衔让给那些比较高级的雇佣劳动者，进而那些较低级的劳动者也因收入的提高有幸荣获这一加冕。但是，二百年前吃黑面包，喝脏水，住贫民窟的劳动者和今天吃热狗，喝咖啡，有私人住宅的劳动者本质上有区别吗？没有。不管白领蓝领，他们都是资本的奴隶，都是资本剥削的对象。那位江郎才尽，写不出小说跑去揭秘《红楼梦》的刘新武先生最近写了一篇小品，题目叫《一刻钟》，很不错，比他那几十讲《揭秘红楼》加起来还有价值。文中主人公叫妮娜，在一家外企做中层管理人员，买豪宅，开本田，高消费，上流得很，风光得很。可一旦金融危机到来，资本遇到麻烦，劳动者（不论白领蓝领）就成了第一受害者。接到裁员通知，一刻钟内必须滚蛋，电话打不出，咖啡没得喝，连厕所大门也对你关得紧紧的！你的人格何在？你的尊严何在？你的权利何在？你的中产阶级地位何在？不管你平日多么自负，多么矜持，多么优雅，在资本眼里，你也就算个屁！可见现在有些人杜撰的所谓“中产阶级”其实是不存在的，其中一些人属于小资产阶级序列，更多的人属于劳动人民的序列，即无产阶级的序列，从根本上讲，都是资本天然的敌人。道理很简单，对于靠工资收入生活的人，再大一座房子，如果自己住，他仍然是无产阶级，我们不能因为这座房子价值100万就说他是百万富翁。正如肝脏长在肚子里一分钱不值，只有割下来卖给患者，才能体现它的价值一样，傻子才把不可能实现价值的东西标上价码当作现实财产偷着乐！

　　于丹的“鞭打理论”和西方的“木桶理论”都建立在那个虚无缥缈的中产阶级理论之上，她们要鞭打和修理的不仅是“后者”和“短者”，也包括所谓的中产阶级，鞭打的结果，是把更多属于“中产阶级”的人打入落后者的行列。从每年公布的福布斯财富榜中我们看到，极少数人的富有和绝大多数人的贫穷正以恒星离散的速度拉大距离。事实证明，两极分化乃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逆转的趋势。

　　庄子的牧羊理论和于丹的鞭打理论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于丹玩了个偷梁换柱的把戏后，拿来“就近说近”完全是别有用心，其目的是要为市场经济服务，为一小撮新生资产阶级服务。于丹鼓吹的“鞭打理论”和“木桶理论”让每一个处于资本奴役下的劳动者不寒而栗，让每一个奴役劳动者的资产者欣喜若狂。资本的贪得无厌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无孔不入像细菌和病毒一样疯狂地咬啮人们的肌体和灵魂，一部分雇佣劳动者被资产阶级化，心甘情愿做资本的奴仆，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稳定的基石，这才是最可怕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句发自劳动人民肺腑的深情呼唤，许多人却要经历三十年痛苦折磨之后才渐渐明白它的深刻含义，对于这部分人，倒很有必要“视其后者而鞭之”！

　　
一百四

　　《齐物论》说：“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古时候的人，智慧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何谓最高的境界呢？认为整个宇宙开始时什么也没有，即老子所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是什么？《齐物论》说：“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道”只有在运动演化过程中才能显示自己的存在，万物只有在人们感知之后才是真实可靠的。这里的“道”有些像今天物理学中的光子，光子静止质量为零，也就是说不存在静止（或者说实物）的光子。“道”也一样，只有运动的“道”，即在演化万物过程中才能显示自我存在的“道”，没有静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道”，“道”实际上是一种流逝的虚幻。这样的认识彻底得不能再彻底了。

　　其次，认为宇宙之始存在事物，该事物混沌一团，并无区分和界线。它“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第二十五章》）——有一个东西自然而然，向来就有，在天地之前就已经存在。无影无息，独立于万物之外，循环运行永不衰竭，乃是万物的根本。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所以勉强把它叫做“道”，再勉强给它起个名字叫做“大”。庄子则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

　　再其次，认为万事万物虽有区别，但没有是非好坏之分。一旦有了是非概念，“道”就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道”了。在庄子那里，想要修炼到最高层面，就不能局限于“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不使惹尘埃。”之物我两见，蹩脚的客观唯心主义，而应上升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之物我两忘，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

　　“道”，以及因“道”而生的宇宙万物归根到底都是虚幻的，并非客观存在的东西，不持这样彻底的态度，就不能忽略黑暗的现实，不能带过人生的悲哀，不能抵抗名利的诱惑，不能实现逍遥的遨游。持这种世界观的人，在黑暗和暴政面前，除了学驼鸟把头埋进沙堆逃避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一百五

　　庄子证明“齐物”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齐论”。庄子探索世界的目的是为了否定世界的存在，他获取知识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知识的无用。

　　他说：“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征兆），可行已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齐物论》）——没有客观就无所谓主观，没有主观意识又哪来客观事物呢？这就是认识的真谛，尽管真谛之为真谛的原因没人知道。一切都是冥冥中安排，不着一点痕迹，相信它的存在却不能看见它的存在，有感觉却没有形体。

　　而客观既然是主观的映像，那么主观对客观的认识也就是主观对主观的自我认识，是主观的自我体现。这种“认识”还有什么意义呢？

　　古希腊哲学家芝诺说过：好比大圆的圆周比小圆的圆周长，掌握较多知识的人比知识较少的人所接触的无知领域更大，知识越多的人会感到自己不懂的东西越多。庄子的观点更加彻底，在他那里，知识是无限的，而认识是有限的，有限的东西再大再多放在无限领域里仍然是极其渺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从这个意义上说，凡是有限的东西，无论多寡大小，都无差异。所以“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齐物论》）——天下没有什么比秋天动物的毫毛更大，而泰山是小的；世上没有比夭折的孩子更加长寿，而活了八百年的彭祖是短命的。大圆也好，小圆也好，掌握知识多也好，掌握知识少也好，国学大师也好，目不识丁也好，在无涯的未知世界面前，无知程度完全一样。荒唐吗？庄子就是这样想的。

　　
一百六

　　
这就十分接近诡辩论。而诡辩的认识论必然导致消极的认识论，庄子正是在消极的认识论掩护下，一边愤世嫉俗，一边遁世逃俗。

　　《齐物论》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又说：“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事物都有不同的两个方面，既是这个，也是那个。置身事物之中往往看不见事物，换一个角度就能有所认识。这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意思。 事物的这一面因事物的那一面而存在，反过来也一样。这一面其实就是那一面，那一面其实就是这一面。在这一面是一种是非，在另一面又是别一种是非，对于事物本身来说，便无是非可言。你们不是说我的理论“大而无用”么？你们整日叽叽歪歪，勾心斗角，你争我吵，是是非非，在“道”看来，实在一点意义都没有，“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逍遥游》）—— 你没看见过野猫和黄鼠狼吗？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守株待兔，等待食物自己送上门。要不一会儿东，一会儿西，跳来跳去，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上下窜越，一不小心落入猎人设下的机关，死于猎网之中。商鞅不是这样吗？吴起不是这样吗？苏秦不是这样吗？还有后来的李斯，生前风光无限，死时却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李斯助胡亥赵高政变，后被赵高所杀。临死父子相对而哭，说，再也不能牵着黄狗出东门追逐野兔了！）最典型的莫过于吕不韦。吕不韦是卫国商人，往来各国，靠做投机生意成巨富。后来在赵国邯郸见到作为人质的秦国公子子楚，大喜说：此奇货可居也！——这可是稀有的货物，囤积起来，将来一定能卖大价钱！政治投机是最大的投机，吕不韦用自己的财富帮助子楚获得王位，自己也成为秦国丞相，封万户侯。嬴政（即秦始皇，据说是吕不韦与赵姬的儿子。吕不韦把怀孕的赵姬献给子楚，子楚以为是自己的儿子，就立为太子。）即位后，尊吕不韦为相国，仲父。仲父者，亚父也，或者说事之如父，吕不韦的政治投机终于得到最大回报。结果呢？经过一系列重大事变后，秦始皇十年，嬴政写信给吕不韦说：“你对秦国有什么功劳？秦国封你万户侯？你跟秦国有什么亲缘，我要尊你为仲父？你和你全家都给我搬到蜀地去！”吕不韦得信后非常害怕，于是就喝毒药自杀了。对于丹、易中天们来说，这些历史风云人物的故事应该是种难得的警示，虽然他们之间没得比！投机，总是与风险相伴，大投机总是与大风险相伴。过去小学课本上有一篇童话故事，说贪财的哥哥跑到太阳山捡金子，捡啊捡啊，眼睛里都冒出火来，真想把整座金山搬回家去，却忘了驮他来的凤凰的嘱咐。太阳下山了，他也被活活烧死。这叫什么？这叫利令智昏。于丹也被驮到太阳山上，与贪财的哥哥不同的是，她眼睛里没有出火，嘴巴却哇拉哇拉没闲着，一边拼命捡金子一边唱着“逍遥”、“独与”、“感悟”、“超越”之类高调。那哥哥虽然贪财却不装假，于丹贪财却要人相信她其实很有“境界”，儒家的虚伪被她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只不知忠于职守的太阳会不会吃她这一套，网开一面，留她一条小命！

　　
一百七

　　
庄子在某种程度上悟出事物的辩证法，却将辩证法涂上诡辩的色彩变成主观唯心主义的辩护士。他看出事物都是由矛盾对立的两方面组成，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矛盾的主要方决定矛盾的次要方，站在矛盾的次要方不可能对物事有完整的理解，站在矛盾的主要方才可以把握事物的全貌。但他把事物对立的两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变绝对化，以为既然能够相互转化，本质上就应该是同一的。同一件事，你站在你的立场可以那样看，我站在我的立场可以这样看，大家彼此彼此。

　　故事，诗人康白情五四前后在北大选修马叙伦的“老庄哲学”，没有一次不迟到。有一次，马叙伦责问他，他回答，住得太远。马先生说，你住的地方到学校只要三五分钟，怎么说太远？康白情答，先生讲庄子，庄子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先生不以为远，我以为远。呛得马叙伦无话可说。这算是对庄子相对主义哲学的活学活用。

　　既然“在我看来”，万物是齐一的，那么对万物的认识自然也是齐一的，不存在判断不判断的问题，判断的标准也就毫无意义，是非对错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了！剥开《齐物论》玄奥的外表，看到的是惊世骇俗难的内核。荒谬吗？庄子确实是这样想的。

　　现实生活中的庄子并非自欺欺人之辈，他可以潇洒地看待生死，因为生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却不肯让自己的肚子受委曲，因为能不能填饱肚子与你的主观努力有关。织草鞋打秋风开门授徒都是谋生的手段，再吃不饱就去借，吃饱了接着写那些神天神地的鬼话，骗自己，也骗别人。本来按他的逻辑，吃饱和挨饿是同一的，饱死鬼是鬼，饿死鬼也是鬼，有什么区别？一旦面对实实在在的生活，他又立刻从九天之上回到九天之下，脚踏实地地过日子。他没有傻到像重庆那位因生活无着活活饿死在家五年，被发现时已经是一堆白骨的纺织厂下岗女工（见网易博客）坐在家里等死。——他活了八十多岁，比二千多年后盛世中的许多人还活得长久！

　　
一百八

　　庄子到楚国去，见到路边草丛中有一颗骷髅头，遂用马鞭（既然有马鞭，一定有马或马车啦，那时的马或马车相当于当下的轿车。庄子原来是有车族，过着“最幸福”的小康生活，若说穷，谁信？）敲着骷髅问道：“先生是由于贪图享乐，放纵情欲，丧失养生之理而成为这样的呢？还是遭遇亡国之事，为斧钺诛杀而至于此呢？还是你作了不善之事，怕给父母、妻子留下耻辱而自杀的呢？还是你因为挨饿受冻而成为这样的呢？还是你年事已高本该如此呢？”于是枕着骷髅睡去（够大胆的！）。半夜，梦见骷髅对他悦，“听您的言谈好象是位善辩之士，你所说之事，都是人生的烦恼，死人则没有这些。您愿意听听死人的快乐吗？”庄子道：“你说吧。”骷髅说：“死人，上没有君王要你尊崇，下没有官吏要你恐惧，也没有一年四季辛苦操劳，放纵自如与天地同在，真是比帝王还要快乐啊！庄子说：“是这样吗？我有办法让你活过来，你愿意吗？”骷髅愁眉苦脸地说：“别害我了，我怎会放弃帝王般的快乐再次去经受人间苦难呢？”（《至乐》）

　　我相信悲天悯人的庄子如果见到那位饿死的下岗女工的骷髅，和她交谈，得知她的不幸遭遇，一定会答应帮她复活。我也相信那位女工的骷髅会和前辈骷髅一样皱起眉头说的：“别害我了，我怎会放弃帝王般的快乐再去经受人间的苦难呢？”

　　
一百九

　　
庄子是一个矛盾体，理论上他一面大讲“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实践中从他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从他对原始社会的向往，从他对不义战争的蔑视，从他对孔子之徒的憎恶，从他对权势地位的鄙夷，从他对功名利禄的淡泊等等来看，又不是无是非之人。他的爱憎其实很鲜明，他于是非其实很明辨。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越是嚷着出世的人，入世往往越深；越是标榜不屑名利的人，名利思想往往越重；越是以大境界自居的人，心胸往往比谁都狭隘。思想的利剑若不穿透到这个层面，就不能真正了解庄子相对主义的实质，也不能揭穿于丹们虚伪透顶的假脸。

　　一百十

　　
庄子的这种思想对后世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可估量。宋人葉适在其《水心文集》中说：“自周之书出，世之悦而好之者有四焉：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泊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济其欲。”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特别便宜了那些泊俗者和奸邪者，前者为其平庸找到说辞，后者为其卑劣找到借口。我们这个民族因此染上许多混沌、保守、模棱、懒散之类消极色彩，在思想的陋巷中沉沦千百年。

　　
一百十一

　　
于丹属于哪一类呢？好文者？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就能领会其中三昧么？就能学得个中文采么？从她唾沫四溅，口吐莲花的演讲看，有点像；从她粗俗拙劣，鄙陋可笑的文笔看，又不像。宋代周密《齐东野语》载一故事：“昔有以诗投东坡者，朗诵之，而请曰：此诗有分数否？”坡曰：“十分。”其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诗七分读耳。”只能打三分的诗被读成十分，也就是满分，朗诵的技巧“实在是高”！读于丹的书不如听于丹的演讲，文章浅薄拖沓，侃起来却巧舌如簧，其笔头功夫与其嘴皮功夫比较，相去不啻万万。能侃，是否得力于影视学博士的正果？很难说。现而今所谓“影视学”越来沉沦于无厘头、大忽悠、戏说、炒作一类庸俗低级的溷藩之中，于丹或者悟出个中三味也说不定。

　　
一百十二

　　求道者？不像。于丹说：“我就是冥想，拿着杯水，想如何把《论语》做人的道理匹配点故事，拿着白纸，这边是一主题词，那边是一小故事，鼓捣到一起。”有以“鼓捣”的态度求道的么？《庄子》的精义是“鼓捣”得出来的么？

　　出名后，于丹总不忘记提醒人们，自己其实是天生智者。你看，四岁读《论语》，“很小”解庄子，飞机上作序，饭局上选题，一杯清水，一张白纸，一通冥想，一通“鼓捣”， 就把全国人民鼓捣晕了，不是天才是什么？求道？现而今早已不是黄世仁可怜巴巴，杨白劳扬眉吐气的时代，董存瑞黄继光都是假的，气壮山河的狼牙山五壮士不如奥运会上的“范跑跑”，绝大多数人吃注水肉极少数人吃奥运猪，还有什么“道”可言？还有什么“道”可求？庄子的“道”是愤世嫉俗的道，是不与统治者合作的道，是远离名利自我超脱的道，是有上顿没下顿，披了破麻布片踡在墙角掐虱子的道，于丹干嘛要追求这种道？吃饱了撑的！

　　
一百十三

　　奸邪者？也不像。她好像还没坏到那种程度，也没有野心到那种程度。充其量不过是摇摇尾巴，撒撒欢儿，咪呜咪呜叫上二声，讨点鱼骨剩饭的猫儿狗儿。

　　她也就是个“泊俗者”。她的“累”是什么？不就是社会转型后四处弥漫的极端个人主义腐朽气息么？不就是疯狂捞取社会名分，拼命挤入人上人行列的冲动么？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汉奸婆娘张爱玲的粉丝，但她一定记住了那句“名言”：出名要趁早。她太想出名了，和出名比起来，逐利还在其次。她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有多少人可能不为利所惑，却为名所累。即使一个高洁之士，也希望名垂青史。”希望即是追求正和刻意相同，真正的高洁之士是不会刻意追求名垂青史的，刻意追求名垂青史的又有几个真能名垂青史？俄罗斯有那么多有名有姓的烈士墓，为什么新婚青年总要到红场无名烈士墓献花？历史犹如长河，大浪淘沙，具体烈士的痕迹只会越淘越少，但烈士这一称谓是永远也淘不掉的。可以想见，中国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高洁之士一定比青史留名的多得多，后人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他们为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却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毛泽东时代提倡“不为名，不为利”的大公无私精神，提倡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功利主义，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人生观，这些伟大思想像漫漫长夜露出的一线曙光，给在私有制迷途中摸索了几千年的人类指明了方向。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与这种伟大思想相比，就像碎石立在泰山脚下，井蛙趴在大海面前，是那样渺小，那样卑微！

　　于丹也追求功利，但她追求的是个人功利。个人功利能不能追求？当然能够追求，但一，不能为实现个人功利而损害社会、损害他人的利益。二，个人功利只有与国家、人民的功利结合起来才更有意义。于丹的功利是否做到这二条呢？事实已经说明了一切。为了达到目的，她可以不顾一切！她可以不择手段！当她听到央视《百家讲坛》制片人说要找人讲《论语》时，对《论语》一知半解的她连忙自告奋勇：“《论语》我熟啊！”讲完《论语》又自告奋勇讲连一知半解程度还不到的《庄子》，看她那副猴急相，就像有多少人在和她抢那只死老鼠似的，委实令人忍俊不禁。

　　一百十四

　　回过头来讲庄子，庄子并没有因为万物齐一，“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死生一也”，便赶快结束自己的性命。却为了“曳尾于涂中”，苟全性命于乱世坚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快活，活得潇洒，所以他要“养生”。

　　《养生主》教人养生的诀窍只有五个字：缘督以为经。督是什么？就是督脉。督脉是什么脉？督脉是人背脊中一条主脉，具有掌控所有阳经的作用。所谓“纲举目张”，督脉就是纲，缘督，是用督脉比喻自然之道，只有遵循自然之道，才能上合天时，下合地利，中合人和，人事俱通，气血融畅，自然“可以养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就算是道家的中庸之道，与儒家的中庸之道不同，一为出世，一为入世，一为安时处顺，一为明哲保身。

　　安时处顺的关键是自然而然，跟着自然感觉走。社会不管如何黑暗，“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是天，是命，不能逆，只能顺。在大多数人小康得“最幸福”的今天，在枉死做鬼的孩子们“也幸福”的当下，当然更“要使自己的行为与社会相顺应”（于丹）。

　　右师只有一只脚，是天生的呢？还是刑余的呢？天生的是造物恩赐，刑余的就是暴政造孽。因为生来就一只脚，所以不会知道两只脚的便捷，也不知道一只脚的艰难。但如果从两只脚变成一只脚，人们对于刑法的怨毒就会深入骨髓，对于刑法的恐惧就会伴随终生。疲惫的野鸡在野地里走上十步才能吃到一口食，走上百步才能喝到一口水，但它们不会希望圈养在篱笆里，那里虽然吃喝不愁，却失去了自由自在的生活，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比如文章作者，每月靠微薄的下岗生活费结结巴巴过日子，但日月星辰不会少，朝晖晚霞不会少，绿水青山不会少，风花雪月不会少，亲情爱情不会少，悠悠襟怀不会少。买不起书籍，可以到图书馆看；逛不起名胜，可以“故国神游”。粗茶淡饭有益健康，锦衣玉食落得脑满肠肥。顺其自然才能啸傲天地，清心寡欲方有锦绣文章。试看市场经济中熙熙攘攘芸芸众生，为一己私利，争得头破血流，胜者为猿为鹤，败者为虫为沙。人类社会本来应该遵循真善美规律向前发展，有些人却偏要引向假丑恶深渊。如果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比作暗中偷情，遮遮掩掩多少还有点含蓄；资本主义社会便是公开卖淫，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干脆痛快！为了名利，所有的道德廉耻都可以抛进东洋大海！为了名利，所有的罪恶手段都成了“好猫”们的“核心竞争力”！还美其名曰“商场如战场”，社会一旦变成血肉横飞的战场，“小康”、“和谐”、“盛世”又从何谈起！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把这种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社会制度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而今天，于丹们却不知从哪个阴暗的角落里钻出来，为其涂脂抹粉大唱赞歌，并以庄子的名义，教人们如何在这种弱肉强食的制度下战胜对手爬到食物链的顶端。我原以为知识分子的血总是热的，对于戈培尔之忠于希特勒，陈布雷之效命蒋介石觉得不可理解，待看了于丹之流的表演后，我明白了，肚里有点墨水的读书人之无耻，乃是真无耻！

　　人类社会就像一辆行驶在坎坷不平路面的汽车，有颠簸，有偏离，但总的方向不会改变。由嗜血的野兽进化到善良的人类，又由善良的人类退化到禽兽不如的魔鬼，最后再由禽兽不如的魔鬼变为尽善尽美的天使，虽然经历无数痛苦，最终回归完美大同——人类一旦合上社会规律的节拍，跟上自然发展的步武，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呢。在新的社会里，人们再也不需要虚情假意的眼泪，再也不需要言不由衷的微笑，再也不需要表里不一的应酬，再也不需要哗众取宠的炒作。真诚，真诚的人，真诚的生活，真诚的社会。庄子所追求的不就是真诚二字吗？我们和庄子近就近在这里。

　　“指（脂）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养生主》）——油脂虽然烧尽了，火种却不会灭，一代一代传下去，直到永远。生和死虽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春荣秋谢，来去匆匆，生命之树却永远长青！

　　
一百十五

　　所谓“安时处顺”有二层意思：安时，从道的高度认识自然规律；处顺，以平和的心态对待自然变化包括生死。庄子既要虚无化物质世界，以求得精神的绝对自由，又不得不每日经受精神的宿主——物质的拷问，面对生活实实在在的挑战。人世间危机四伏，间不容发，使他不敢稍有懈怠，所以他要讲那个著名的“庖丁解牛”的故事，规箴君王，也告诫自己。

　　庖丁为梁惠王表演解剖牛的技术，手、肩、足、膝配合默契，像是在跳优美的桑林之舞；刀刃割肉的声音非常和谐，像是在奏绝妙的经首之乐。别的庖丁一年换一把刀就不错了，一般一个月就要换一把，而他一把刀整整用了十九年，宰了上千头牛，仍然锋利得像刚刚磨好的一般。为什么呢？因为他经过长期实践，把牛的生理结构弄得清清楚楚。薄薄的刀刃游走于牛的骨骼缝隙之间，从来没有偏移的时候。成语“游刃有余”就是从这里来的。游刃有余与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同，前者是与黑暗社会周旋的技巧，后者是没有立场的实用主义哲学。前者是养生，后者是苟活。所以梁惠王说：“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妙啊，我听了庖丁的一番话，懂得了养生的道理。

　　于丹却从庖丁解牛看到麦芽糖粘门栓的功能 ，她说：“我们需要认真想一想，我们需要不断地追问，这一生我们曾经多少次错失过自己？我们真正找到了被开发的那个机会吗？怎样才能找到那个机会呢？”“如果我们人人能成为这样一个庖丁，如果我们的灵魂上也有这样一把可以永远锋利的刀子，如果我们把迷失在大千世界的生活轨迹变成一头整牛，如果我们能够看到那些骨骼的缝隙，最终能够准确地清理它，解清它，那么，我们获得的会是人生的高效率。”“错失过自己？”庄子辞去漆园吏铁饭碗错失过自己？他拒绝楚王聘请不去做卿相错失过自己？以他满腹经纶，不被开发，“错失”二字倒也当得起。可是人家不以为是错失，人家平生之志就是终生不仕，就是视钱财如粪土。于丹不会错失自己，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开发自己的机会。有人说她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凭心而论，不敢苟同，看她的文字，高中程度还是有的。不过以这种文化程度敢自告奋勇上央视百家讲坛开讲《论语》、《庄子》，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好在当下人们文化修养之退化已经接近荒漠，哪怕一点小小的水珠，也会被干渴的土地当作甘霖贪婪地吸入，并向施惠者回赠出乎意料的涌泉之报。所以于丹成功了。

　　可见，上述两段话才是于丹读《庄子》读出的真正心得。十篇东扯西拉的文章，把“看破名利”四个字当作小曲从头唱到尾，却把庄子看破名利的清高当作获取名利的“大智慧”，把庄子不与社会合作的傲气当作开发自己的“大技巧”，教人们如何在市场经济中“游刃有余”。老子说“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于丹学这些倒挺快，只是学歪了，学到胡传魁“曲线救国论”那里去了！

　　
一百十六

　　
庄子为什么提出“安时处顺”？因为“人间世”太险恶，太残酷。前面说过，庄子对他所处的社会一言以蔽之：“昏上乱相”。宋国就不用说了，其他如刚愎自用的卫国国君，“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人间世》）——随意处理国家大事，却讳言自己的过失；强迫百姓打仗，死者无数，遍及全国，就像大泽中的草芥一般。昏庸愚昧的楚怀王信用奸佞，放逐忠臣，一败再败于强秦，将士死亡数以十万计，自己也被扣押致死。楚襄王二十年，即庄子死后十年，秦军攻破楚国都城，屈原投汨罗江自尽。穷兵黩武的魏惠王连年发动战争，被齐国孙膑打得大败，太子申被俘，大将庞涓战死，国力一蹶不振。北边的燕国和东边的齐国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差一点儿大家都完蛋！庄子去世前七年，秦将白起在伊阙（今洛阳龙门）歼灭韩魏联军二十四万，打开了通往中原的门户。庄子死后二十六年秦赵爆发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坑杀赵军俘虏四十万人，从根本上削弱了统一路上最强大的敌国。长平之战，秦国也尽全力，国中十五岁以上男子都被送往前线，仗虽打赢，自己也疲惫不堪，终于在邯郸城下被魏赵联军击败。这一时期纵横家极其活跃，穿梭于各国之间，鼓动三寸不烂之舌，挑唆各国国君发动战争，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老百姓除了残废，都得去打仗，残疾人倒成了羡慕的对象。这种情景后来在隋炀帝时期也出现过，隋炀帝发动对高丽的战争，屡战屡败，伤亡惨重。人们为了逃避兵役，自断手足，谓之“福手”、“福脚”，直到唐贞观年间才被制止。《庄子》中虚构的许多奇形怪状的残疾人应该不是凭空捏造，而是黑暗现实的真实反映。（春秋时期，齐国就出现过“踊贵履贱”的惨景。即假肢用的鞋供不应求，价格比真鞋还贵。）这就是庄子面对的“人间世”！
面对黑暗的社会，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思想上的抵触是不可避免的。但知识分子毕竟是软弱的阶层，“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利害得失考虑太多，哪里反得起来！“惹不起还躲不起？”是绝大多数人的态度。这些人不像社会底层的小人、野人，他们有文化有知识，不愁没一间房子住，好歹有一口热饭吃，没被逼到绝路，断不会顶风冒雪夜上梁山，更不会投笔从戎扯旗造反。好在老天将风花雪月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人，“拥有”十块钱的和拥有亿万家财的一个样。茅屋中的庄先生时不时将干瘦如髑髅的脑袋探出瓦罐垒的窗外，一边打着酸虀嗝儿一边神天神帝，乘物游心，苦中找乐，化苦为乐，十分地想得开，十分地逍遥自在。——他逃避了。

　　
一百十七

　　逃避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心斋。什么是“心斋”呢？心斋是和身斋相对的。身斋即孔子弟子颜回所说：“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不饮酒不吃荤也许还有焚香沐浴之类，这是身体的斋戒、形式的斋戒或如孔子所说是“祭祀之斋”。孔子告诉颜回什么是心斋（《庄子》中有很多孔子的“言论”，全是虚构。强拉了孔子子来为道家说教，没有比这更让儒生们痛心疾首的了。）：“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你要聚精会神啊，不要用耳朵听而要用心听，不要用心听而要用气听。聆听是耳朵的功能，领会是心灵的功能。气这个东西，虚无而包容万物。只有道才是虚无的渊薮。虚无，就是心斋。

　　由此演化成后世宋明理学家的“气学”。正如《淮南子·天文训》所说：“道始于虚，虚生宇宙，宇宙生气。”道家要追溯物质本源，有二个方向，向外或者向内。从大的方面看，所谓“天外有天”，大有更大，大到无穷，就无所谓大。从小的方面看，“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小到无穷，就无所谓小。大即是小，小即是大，有即是无，无即是有。在道的作用下，无处不在的虚无之气生成宇宙万物，从无到有，无中生有，人也一样，只有做到虚怀若谷，方能优容万物。

　　《红楼梦》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史湘云为丫环翠缕讲解阴阳二气：“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翠缕道：“这么说起来，从古至今，开天辟地，都是阴阳了？”湘云笑道：“糊涂东西，越说越放屁。什么‘都是些阴阳’，难道还有个阴阳不成！‘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字，阳尽了就成阴，阴尽了就成阳，不是阴尽了又有个阳生出来，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翠缕道：“这糊涂死了我！什么是个阴阳， 没影没形的。我只问姑娘，这阴阳是怎么个样儿？”湘云道：“阴阳可有什么样儿，不过是个气，器物赋了成形。”这里说的阴阳二气，正是由道家之气演化而来的。

　　虚无即是“心斋”，这里所说的虚无并非指外部物质世界，而是指人的精神世界。外部世界是精神世界感知的结果，只有连精神世界也不复存在，才能做到彻底的“忘我”、“无我”。庄子假借颜回说道：“回之未始得使，实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谓虚乎？”（《人间世》）——在我颜回没有领会心斋精义时，从不怀疑自己的存在；当我领会了心斋的精义后，就忘记了自己的存在。这算是理解了虚无的含义吗？庄子又借孔子回答道：“尽矣。吾语若！若能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则鸣，不入则止。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同上）——你的理解十分透彻。我告诉你，假如能够置身追名逐利的环境而又不为名利地位所动，君王听得进，就阐明你的观点，听不进，就不要说。凡事随缘，不必强求，以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对待一切，那么，离‘心斋’的要求就不远了。

　　
一百十八

　　光有心斋还不够，毕竟太过玄虚。还应演化出稍微具体一些的要求。他说：“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间世》）——所以侍奉双亲的人，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要使父母安逸，这是孝心的最高表现；侍奉国君的人，无论办什么样的事都要让国君放心，这是尽忠的极点。注重自我修养的人，悲哀和欢乐都不容易使他受到影响，洞悉世事艰难，虽无能力改变但能达观地生存下去，使自己的心境融入自然的进程，这就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

　　庄子是要超脱的，动辄“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动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动辄“乘物以游心”，大有“我欲乘风归去，高处不胜寒”之浩叹。但饭还是要吃，衣还是要穿。大话归大话，他既不会餐风吸露，也无法“羽化而登仙”，不管死后如何荣耀，活着注定凡人一个。他穷居陋巷，织席贩履，恐怕还要缴点营业税。隔三差五来个“满城风雨近重阳”之类的尴尬也说不定。所以要进行自我道德修养，做到“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逍遥游》）——世上的人们都赞誉他，他不会因此多一些努力，世上的人们都非难他，他不会因此而多一点沮丧。哀乐不动，荣辱不惊，自然“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一百十九

　　有了心斋的豁达，有了安之若命的修养，就够了么？还不够。还要装孙子，不是逢场作戏装孙子，而是发自内心装孙子。发自内心装孙子就够了么？还不够。还要老老实实真做孙子。怎样才算孙子？孙子就是无用，无用就是孙子，以无用示人，并要人相信你真的无用，就不能是装出来的而必须是货真价实的。

　　庄子为什么要对“无用”大唱赞歌？如果他生活的社会阳光公正，自会人尽其才，野无遗贤，自然应该示人以“有用”。不幸的是，他生活的社会既黑暗又混乱，“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人间世）——幸福像飘忽的羽毛，难以获取；灾祸像厚重的大地，无法躲避。怎么办呢？

　　庄子从树木中得到了启示。被乡人尊奉为神的栎树木匠却弃而不顾。徒弟不解，师傅说，这棵树虽然高大，却是没用的散木。做船易沉，做棺易烂，做器易损，做门易曲，做柱易朽。谁会用它呢？夜里，木匠梦见栎树对他说，你说我无用，那些有用的都是什么下场呢？楂树、梨树、橘树、柚树有用啊，人们打落上面的果子，折断大枝，扯下小枝，往往还未成材就已夭折。我若不是无用，怎么能活到今天，怎么能长得如此高大茂盛？我的无用不是比那些有用更有用吗？

　　南伯子綦在商丘看到一棵大得可怕的树，乌云似的树冠遮住上千辆四驾马车。仔细看看，枝丫粗壮却又扭曲，不适合做梁柱；主干一直开裂至中心，不能用做棺木；舔一舔叶子，舌头立刻溃烂；闻一闻气味，熏得人三天缓不过劲来。他明白了，正因为无用，才能免遭斧钺，才能长得如此高大。那些超脱物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真人不也是这样的吗？

　　宋国有个叫荆氏的地方，很适合楸树、柏树、桑树生长。长到一握粗时，有的被人砍了去拴猴子。长到三四围粗，有的被砍去做梁柱。长到七八围粗，又被砍去做棺木。它们不能终其天年，正是有用惹的祸啊。

　　树木如此，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有个叫支离疏的人，肢体不全，五官不正，靠为人佣工养活自己。因为残疾，得以免去所有兵役差役，还能得到政府救济。在旁人眼里无用的他反因无用受益。

　　结论是：“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人间世》）—— 山上的树木因有用而自招灾祸，碗里的油脂因能照明而自取煎熬。桂皮可食所以有砍伐之苦，树漆可用所以有割裂之痛。人们只知道有用的用处，却不懂无用的用处。

　　无用之用是庄子人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集虚的“道”，“忘我”的情演化出的必然结论，是特定环境的产物，也是对惠子“大而无用”指责的回应。于丹却从中得到相反启发，以为要成材，要成功，就要向世人展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她虽然才长到一指粗细，却迫不及待地告诉世界：我已经成材了，可以派上用场了，快把我砍了去吧，做不了栋梁，做一根荧光棒也行，在粉丝们手中挥舞闪烁，不也风光得很！

　　于丹终究学得了儒家的精髓——虚伪，当她把虚伪的外衣披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身上时，就像迂腐的老妇给街头女性裸雕套上一件旧衣，滑稽而且恶心。连超凡脱俗的庄子都能拿来当作获取名利的敲门砖，资产阶级实用主义者们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呢？于丹真的把《庄子》当了那片螳螂藏过身的树叶，以为遮住自己的眼睛就能遮住所有人的眼睛，那她也太阿Q了！

　　阿Q得了《庄子》的真谛，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能及时调整心态。他被拖去游街杀头，鲁迅写道：“然而他又没有全发昏，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他意思之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他不过便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要示众罢了。”甚至想对围观的人群唱一曲“手执钢鞭将你打”，最终喊出一句气壮山河的口号——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他似乎真的相信“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格言，将生死看透，但他此生并非一条好汉，“又”又何从谈起？所以当他跪在刑场上，面对黑洞洞的枪口，预感生命即将完结，留给世人最后一句话竟然是：“救命”——！于丹却连阿Q也不如，当美术家韩美林在“两会”上扣动板机，飞出的子弹即将结束她骗子生涯的时候，居然有心情跟“老爷子”调侃：希望读者不要因此为难老爷子。我想，韩美林先生被宽大处理之后，是感激涕零，还是气得吐血，抑或是笑得喷饭呢？还是俚语说得好：宁吃四两姜，莫惹王妈妈！

　　一百二十

　　
庄子的道是化生宇宙万物的第一动力，道行不通了，德上来顶着。庄子的德，是与自然融会贯通的主观意识，是主观意识达到忘我境界体现。肉身不过是这种主观意识的载体，是“德”暂时寄居的皮囊。正如寄居蟹和它所寄居的贝壳，形神之者间并没有什么内在联系。这很好理解，一个人面容姣好，体格健壮，不见得具备良好的品德；一个人相貌丑陋，肢体残缺，不见得不具备良好的品德。这就是通常说的“外表美”和“心灵美”。形美不一定心美，心美不一定形美，或者形不美心亦不美，或者形美心亦美，形和心其实是二个不同的概念。

　　《德充符》通过极端的例子阐明“德”的属性以及怎样才能做到“德性”充盈，品行端正。文中所举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等人都是兀者，即受过刖刑（斩脚）的人。哀骀它相貌丑陋，闉跂支离无脤佝偻委琐，瓮大瘿瘰疬垂垂，没一个生理正常的。可就是这样一些肢体不全的人，却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孔子不仅自己欲拜王骀为师，而且“将引天下人从之”。申徒嘉的胸怀让郑国大臣子产羞愧无比。叔山无趾的豁达令孔子折服。哀骀它被视为恶人却得到人们狂热爱戴。闉跂支离无脤和瓮大瘿游说列国，国王们欢喜之极，见了那些正常的人反觉别扭。

　　真有这样玄乎的事么？当然没有。庄子撇开以天子自居的君王不说，撇开权势显赫的卿相不说，撇开养尊处优的贵族不说，撇开自鸣清高的君子不说，甚至连肢体健全的百姓也不说，专门挑了更底层，更悲惨的“基座的基座”出来，作为至德的榜样，极尽赞颂誉美之辞，自有他的道理。他立论的依据就是“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反过来，人之小人，即是天之君子。人之君子的档次越高，天之小人的层次越低；人之小人的层次越低，天之君子的档次越高。西方谚语说：“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毛主席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在这个问题上，外哲和中哲，古哲和今哲竟是惊人的一致。

　　
一百二十一

　　
庄子断然否定贫富不均，显失公允的现实社会，他理想中社会又是什么样子呢？他想不出，也不可能想像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取代眼前这个黑暗透顶的社会。他只好向后看，不是像孔子那样寻找一种内圣外王，天下大治的社会，而是寻找更加古老，更加原始，更加混沌的社会，比如上古时代的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等等传说中的社会。氏是什么？氏者，姓也，原始社会同姓氏即同血统的人生活在一起，叫做氏族，有姻亲关系或者血缘关系相近的氏族又组成部落。在这种社会里，人民结绳记事，吃饱穿暖，安居乐业，“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胠箧》）他们的行为无不符合最完美的道德规范却对这种规范毫无知觉，因为完美的道德规范乃是他们千百万年形成的固有的生活方式，是自然而然进化完成的一种本能。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说：“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全体当事人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这就庄子心目中的“至德之世”。

　　魏晋阮藉，狂放不羁。常常独自驾车外出，不走大路，专揀荒僻小径乱跑，无路可走，便痛哭而回。庄子也一样，他既憎恶“当下”，又找不到出路，只好走回头路。不过，他不是哭着往回走，而是笑着唱着往回走，一直走回早已衰草连天的荒野中去。人也一样，他引为志同道合的不是圣人，不是贤人，不是君子，甚至不是健全人。他和他那些残疾、丑陋的同志一齐往回走，回到“德不形者”的“无何有之乡”去，做一个具有真正德行的完人。

　　
一百二十二

　　
于丹却从这些人想到中国残疾人事业，想用这些人的“成功”教育6000万残疾人：世界上总有路可走！有怎样的路可走？是像某人那样，成为有钱有势高居主席台上的首长呢？还是像某人那样，成为自强不息的新时代杰出青年呢？拟或像某人那样成为先富起来的精英呢？于丹拿舟舟邰丽华说事，6000万残疾人就出了一个舟舟，一个邰丽华，我们却看到更多的残疾人趴在超市门前声嘶力竭地乞讨！譬如福彩体彩，媒体总是极力渲染大奖得主，似乎中个几百万大奖是件很容易的事！给人的感觉，只要照她说的做，人人都可以成为舟舟，成为邰丽华。有这样玄乎的事吗？当然没有！

　　舟舟和邰丽华是先天残疾，对于本人和父母来说都是无可奈何的事。但如果是后天造成的残疾呢？如果是社会造成的残疾呢？如果是李存瑞先生在长诗《千人断指叹》中揭露的狼心狗肺的资本家手制的惨剧呢？如果是新近披露的，安徽凤阳石英砂厂草菅人命的老板制造的大批矽肺病患者呢？如果是人们早已熟知的山西死亡煤矿制造的一起又一起人间惨剧呢？庄子举出许多残疾人例子，实在是对黑暗现实的控诉，于丹曲解庄子的本意，硬拉上残疾人为当下唱赞歌，并且假惺惺地安慰道：世界上总有路可走。如果说整个社会都走进一条死胡同，全体劳动人民都被逼进一条死胡同，身心健全的人都无路可走，残疾人的路又在哪里！我实在想不出那些深受市场经济之害，身心俱疲的人们对此会作何感想！于丹要开发自己的潜能，要体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主意都打到残疾人身上了，损不损呢！

　　于丹的可悲就在于她总是从先哲恢弘的篇章中得出渺小的结论，从先哲睿智的预言中得出愚蠢的结论，从先哲豁达的情怀中得出世俗的结论，从先哲高旷的人格中得出猥亵的结论。

　　这就叫心灵残疾，也就是俗话说的缺德。古人说“出污泥而不染”, 前提是存在污泥浊水，要么周围存在污泥浊水，要么社会存在污泥浊水。如果社会健康美好，便会“清水出芙蓉”，少费多少精神！于丹看不到这点，或者说不愿意看到这点，反而把人们对社会不公的谴责，对不择手段沽名钓誉的鄙视，对金钱腐蚀人性的诅咒，说成是“心灵残疾”，归咎为“缺乏一颗平常心”，没有搞清楚“大材大用，小材小用，有用和无用之间，只不过是看你自己的生命质地和你所处的环境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匹配。”大材之人，“若锥处囊中，其末立见”，就像布袋中的锥子，尖子立刻冒了出来。小材之人，便是“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随你怎样折腾也无济于事。无用之人就不屑说了，只有做石阶任人践踏的份。既然把人分成“大材小材，有用无用”之三六九等，又说“这个世界上无所谓垃圾和废物，只是放错了地方的财富，”大家又都有用起来，似此颠三倒四，“真不知于丹的脑子是什么做的”。（荧屏赞语）不过也有补救方法：“靠心智可以补足，靠精神与天地之间的遨游可以完善”。（于丹）到底靠心智还是靠遨游？无用之人有什么心智可言？又有多少人敢奢望吃饱喝足，百无聊赖之后，凭了“一杯茶一张纸”跑到天地之间去胡思乱想呢？

　　
一百二十三

　　庄子在《德充符》中所说的“德”，不是指人的某种心态，或者说某种精神状态。心态或状态都是变量，是流动变化的现象，而“人莫鑑于流水而鑑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德充符》）——古时候没有镜子，人们以水自视，流水是不行的，只有静止的水才能清晰地反映自己的形象。这是针对水说的，对于人来说，也要静下来才好，老是晃来晃去，怎么看得清脸上的污渍？

　　“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德充符）——生死大事不能使他（王骀）改变，天翻地覆不能使他动摇，思想玄妙不随波逐流，物化千端而能守一。……像这样的人，不知身为何物，精神却能自由自在地遨游于忘形、忘情的广域之中。

　　德是道在精神上的凝聚和体现，生于无形，静如止水，不能有任何的雕饰和矫情，更不能有任何世俗的贪恋和追求，否则便与“德”南辕北辙，毫不相干。

　　德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并日趋完善，是精神演化的必然。“忘形，忘情”的境界不是强求的结果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如果庄子生在今天，他定会因给灾区捐款的乞丐而感动，因蹬三轮挣钱助学的老人而流泪，定会为亿万任劳任怨的农民工树碑，为无数默默无闻的劳动者立传，因为真正的“德”总是在最底层、最卑贱、最广大的精神层面上凝聚，传承，发扬，光大。

　　
一百二十四

　　庄子思想的出发点是虚无，最后归宿必然也是虚无。道是这样，由道衍生出来的德也是这样。《知北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大美”、“明法”、“成理”是什么？正是天地，四时，万物的德行。这种通天地，顺四时，兴万物的德行与物一体，自然而生，悄然而行，不须言说，不须议论。为什么？因为无所求，不求名，不求利，不求社会名分，更不求被捧为学术超女，靠了蹩脚的表演拿几万十几万出场费。他又明确指出：“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离也。”（《德充符》）——所谓德，就是调和万物的修为或者说自然之属性。这种德不会外露，德不外露，自然不离不弃。一旦外露，也就无德可言。

　　人如果具有这种德行，便会进入无我妙境，真正实现“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无我便无情可言，无情才能宠辱不惊，贵贱不分，好恶不究，是非不辨。无我无情，才是真正的超脱。谁能具有这种原始而混沌的德呢？神农、黄帝以及那些奇形怪状的残疾人都是虚构，只有庄子是真的，只有庄子具有这种德。

　　庄子发明的这种德，虽然虚幻，却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欺骗谁？当然是广大劳动人民，统治阶级才不会上当。他们每日花天酒地，作威作福，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仗着手中刀把子枪杆子金子票子尽情享乐。上当的只能是广大劳动人民，他们受尽剥削压迫，不仅肉体遭受摧残精神更倍受折磨。出路在哪里？揭竿而起不是能经常使用的极端手段，更多时候还是在痛苦中挣扎。鲁迅说：“不在沉默中暴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但他没有指出暴发和灭亡之前更加漫长的日子怎样打发。庄子有办法，这就是忍耐+自慰=习惯，比如阿Q精神胜利法之类。习惯是最可怕的社会惰性，自有阶级以来，社会中一部分人习惯了做“人上人”即骑在另一些人头上拉屎拉尿；更多的另一部分人习惯了做奴隶，点头哈腰诚惶诚恐地过日子。庄子虚无消极的人生观道德观恰好为这种社会惰性提供了理论依据。统治者得以远离庖厨在人肉宴席上心安理得地吃，奴隶们则自相残杀，做了人肉佳肴恭恭敬敬端上去孝敬味口好得不得了的老爷们。于是思想家变成真人，哲学著作变成南华真经，道家变成道教，儒家的“实”加上道教的“虚”，人间的王国加上天上的王国，封建统治者终于完成了对中国老百姓从肉体到精神全方位的统治。

　　
一百二十五

　　主张唯心主义的人自己不见得相信唯心主义，宣传宗教迷信的人往往自己不惧怕阿鼻地狱。唯心主义者果真相信“万物皆备于我”，果真相信“存在就是被感知”，果真相信“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那他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不必有“为恶不近刑”之类的顾虑。庄子何尝相信这些，他内心明镜似的，对社会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满嘴大话，示人无用，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即使这样，也刚刚做到“仅免刑焉”！

　　《德充符》是讲道德修养的，所涉及的人物虽然个个肢体不全，相貌可憎，真正的德却完美地体现在他们身上。这和庄子回答东郭子关于道在哪里的问题思路是一样的。东郭子问道在哪里？庄子说：无所不在。要他说具体点。他不说那些伟大高贵的东西，却说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尿。他阐明道理的方式不是冠冕堂皇而是“每下愈况”。他说有经验的城管想知道猪的肥瘦，便试着沿猪腿往下踩，越往下便越清楚。因为靠近猪脚处最难着膘，这里肥了，猪一定肥。这就是成语“每下愈况”的出处。（后来演化为“每况愈下”，意为事情越来越糟，意思与前不同。）

　　于丹欲用“一生的体温焐热”的庄子应是鲲鹏展翅，四海遨游的“天地大英雄”，最不济也应是“蹁跹化蝶”的有道之士，像这样一天到晚披着破麻布片，趿着烂鞋，满嘴屎尿，满纸龌龊，实在煞风景得很。这样的人，不要说“用一生体温”去焐，就是焐上一夜，恐怕也会令又白又胖的“小妮子”呕吐三天。

　　
一百二十六

　　
我们现在所说的道德，与老子庄子们说的道德是有区别的。现在一般解释是：道德是调整人们的行为以适应一定社会体系中的人际关系的规范。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种，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物，是附着于物质的精神之一部，这是唯物主义的说法。

　　在老庄那里，道是道，德是德。老子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德、仁、义、礼都为道所衍生而层次递减。庄子则有伪德和至德之说。如圣人之仁，诸侯之义，曾参之孝，史?之忠，杨朱之辨等等，虽然受到世人的尊崇，但其实都是伪德。所谓伪德，不是说他们的主张有什么不对，而是他们的德是因不德而生，先在根子上打了折扣。正如我们看到凡写有“禁止倒垃圾”处，总是垃圾成堆，不写，反没有一样。所以说：“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胠箧》）——抛弃圣人和他们的智慧，大盗就不会出现；砸毁金银珠宝，小贼就销声匿迹；焚毁法律条文，百姓就会朴实淳厚；消除价值观念，再没有名利之争；抛弃天下法纪，百姓才懂得是非曲直。”庄子还有老子都悟出事物相反相成的辩证道理，是很可贵的，但他们却由此否定矛盾的存在，想象出一个没有矛盾，没有差别，浑然一体，处于原始状态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含其明，则天下不铄矣；人含其聪，则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则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则天下不僻矣。”（《胠箧》）——人人天生明智，社会自然和谐；人人天生聪颖，社会就没有那么多麻烦；人人天生智慧，社会便单纯健康；人人天生好德，社会便永无邪恶。

　　这就是庄子向往的理想社会，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时代，注定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不过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许会梦想成真，甚至更加美好。

　　
一百二十七

　　庄子的“德”实在是超现实之德，即“天德”，“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这种德的具体表现。表现在人间世上则为小人之德。孔子之徒把社会中人分为两类：君子和小人，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固穷”就是安于贫穷，与“安之若命”意思相同，但二人用于的对象不同，庄子“安之若命”的是天之君子即人之小人，孔子“固穷”的是人之君子，天之小人。所谓：“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野人即小人。居于上层建筑之上满嘴仁义道德的那些人属于君子，处于社会底层每日劳作满身臭汗的那些人属于小人。社会底层是什么？就是于丹所说的，现在的孩子都不愿意做的“社会基座”，通俗地讲，是给别人垫底子的那些人，是社会上最没“名分”、最没地位、吃苦受累最多、最让人瞧不起的所谓“弱势群体”，就是１００个孩子中只有一个愿意（！）做的工人农民之类体力劳动者。

　　孔子之徒自我标榜的“君子”又是什么德行？这些人官迷心窍，品质低劣，有奶便是娘，成天跑官要官，饥不择食，管他什么乱臣贼子，只要给官做，就为你出谋划策，尽忠卖命。比如孔子，满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鲁国叛臣公山弗扰、晋国叛臣佛佾招他去做官，他也欣然欲往。儒生们这种毫无原则，毫无德性的众生相自然为庄子所不齿。虽然如此，在麻痹劳动人民斗争意志方面儒道两家还是一致的，只不过一家强横，一家阴柔而已。于丹则一概示以强横：老百姓偶尔发发牢骚未尝不可，但永远不要越轨，不要有过激行为，更不能“滥”来。要想活下去么，你就“需要顺应规则，遵从法度”，否则便是“自己找死”！ 见到异类，恶狗往往比主人吠得更凶，“不要自己找死！”“阶梯”们真的好害怕，好恐怖哟！

　　
一百二十八

　　庄子的“道”，前几章虽然已经讲过，但这玩艺儿实在太过玄虚，仍有进一步阐述的必要，《大宗师》执行的就是这个任务。在《大宗师》里，庄子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描述了人格化的道——真人的德性。真人就是大宗师，即神通广大、道德无上的祖师爷爷。人们要问，庄子不是认定“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神）之不形乎，道不当名。”（《知北游》）吗？——道不可能听到，听到的就不是道；道不可能看见，看见了就不是道；道不可以言传，能言传就不是道。世上有形之物无不产生于无形的道，道可以化生万物，自身却不可以表述。这就是所谓“不道之道”（《齐物论》）。既然如此，又哪里冒出来个道的化身——真人呢？难道无从感知而又无处不在的道非得像鬼魂一样附在真人身上才能刺激人们麻木的神经吗？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也出现过“真人”一词：“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把真人看作是道的化身，这与庄子定义的真人几乎完全一样。也有说《黄帝内经》最后成书是在西汉中期，不管是战国时的还是西汉时的，这本书受道家思想影响之大是没有疑义的：它几乎可以算作一本道家著作。受老子影响自不用说，看书中对真人的描绘，受庄子的影响也是可以肯定的，因为“真人”一词确系庄子所发明。

　　这似乎是一种预兆，因为日后唐玄宗果真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其著作也被尊为《南华真经》，享用人间香火达一千多年。

　　后世所理解的真人乃是得道成仙之人，就是神仙。与庄子同时的楚国屈原作《九思·守志》：“随真人兮翱翔，食元气兮长存。”（１９９９年版《辞海》作《九思·哀岁》，误。）王逸注：“真人，仙人也。”《太平经》载：“真人职在理（治）地”，其地位在“大神之下，仙人之上。”有趣的是，神仙却要由凡人来封。如唐玄宗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为，列子冲虚真人 ， 庚桑子为洞虚真人 。宋徽宗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封二郎神为昭惠灵显真人。明永乐帝改号张天师为张真人等等。古典小说如《西游记》、《封神榜》中虚构的真人更多，连前面说过的贾府帮闲张道士都被封为“终了真人！所以晋朝葛洪有诗叹曰：“忽过紫微垣，真人列如麻。”多到如麻的程度，可见真人之多。多则滥，滥则鄙，正如今天的职称、学位，多了滥了就一个大子儿不值。

　　和孔子“不语乱力怪神”一样，庄子也不谈神仙，不谈长生术，这些都是后来那班没出息的牛鼻子道士弄的玄虚，耍的噱头。庄子要解释他的道，老是虚无缥缈那一套恐怕连自己也觉得乏味，因此需要一个稍微实在一点的载体，就像灵魂总要依附肉体，有所归宿一样。庄子笔下的真人虽不是神仙，其道行却非同小可！

　　
一百二十九

　　“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大宗师》）

　　什么叫做“真人”呢？古时候的“真人”，不欺凌弱势群体，不恃成功而傲物，也不斤斤计较琐事俗务。错过机遇不后悔，赶上好运不得意。他们登高不怕，入水不浸，蹈火不热。只有智慧大到能与道相通者才能做到这些。他们睡着了不做梦，（这点庄子做不到，他不仅做梦，还梦见变为蝴蝶，或者蝴蝶变为庄子。）醒来没有忧愁，食不求精美，呼吸却讲究深沉。和众人以咽喉呼吸不同，他们的呼吸一直下探到脚跟。（听说有的动物可以用皮肤呼吸，真人用脚跟呼吸也便不足为怪。）他们不欣喜于生存，也不厌恶死亡，把穷通生死看作自然而然的事，坦然面对。不耍小聪明妨碍道，也不要试图改变大自然，这样的人就是真人。

　　真人还有其不凡的外在特征：表情庄严而不矜持，虚怀若谷而无汇注，特立独行而不固执，襟怀宽广而不浮华，或者兴奋，或者随和，容易接近，乐于交往。胸中有乾坤，宇宙任遨游，娴静杳远如处女，心不在焉似顽童。天道人道混一而成，难以分别，具有这种见识者称为真人。“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一般血肉之躯做得到吗？肯定做不到，除非穿上太空服，二千多年前哪来的太空服？如果真人也是人的话，天底下真有这种人吗？

　　庄子的真人其实只是认识道的一种途径，也就是认识自然的一种途径。他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虽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大宗师》）——认识自然规律的同时也认识人类的发展规律，可以说达到了认识的顶点。这样就能知道自然界千变万化都遵循着一定的内在规律，知道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认识发展到某一阶段的产物。生命的死亡并不妨碍知识的积累，所以人类的知识越来越丰富。虽然这样，还是有问题。人们的认识总是基于一定的对象，而对象本身却不确定。怎么知道我所说的自然而然的东西不是出于人的主观行为呢？怎么知道我所说的人为的东西又不是出于自然而然的呢？既然万物同一，自然，人为又有什么区别呢？
可见，庄子笔下的真人是人，因为有人的形体，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人，他既“知天之所为”，又“知人之所为”，是最高智慧的体现；真人又不是人，因为他虽然有人的形体，却又有人的形体所不能承载的功能，他是道的化身，道之幽远，可知又不可知，存在又不存在，真要给他一个名分的话，就叫真人。

　　一百三十

　　
庄子继承老子，又不同于老子。老子发明道，庄子发明真人。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四十二章》）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四十章》）成语“无中生有”就是从这里来的。什么是哲学家？哲学家是不按常识思维的人。常识认为无就是不存在，没有，是零。哲学家却认为无和有不仅仅是相互依存的两个概念，而且都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只不过一个有形，一个无形，一个可知，一个不可知而已，不能因为人的认识无法企及就否定其客观性。

　　庄子的道又有所不同。庄子一面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大宗师》）“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神）之不形乎，道不当名。”（《知北游》）是“不道之道”。（《齐物论》）而万物最终是要归一的，归到道也就是无那里去。另一方面他又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天下》）——一尺长的木棒，每天截取半根，永远也没有取完的一天。二千年后，一个叫列宁的伟人说过同样的话：“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和古希腊哲学家芝诺的“两分法”很相像，他们都建立了无穷小这个概念。问题是，不管无穷小到什么程度，总有东西存在，永远不可能穷尽，便永远不可能到达无。这样一来，庄子关于道的概念便落了空。

　　无不可至，道不可知，无是道存在的形式，而所有一切包括道又都是精神感知的结果。由羞答答的客观唯心主义到赤裸裸的主观唯心主义，前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老子庄子关系的分析是何等深刻啊。现代科学家探讨宇宙起源，说宇宙起源于大爆炸，大爆炸起源于一个无限小的点。无限小是什么概念？无限小不就是趋向于无么！和无有什么两样？转来转去，又转回到老祖宗那里去了。

　　无限小就是最小吗？庄子说：“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豪末之为丘山也”。（《秋水》）——按照物与物之间的差别来看，你要说大，那么万物就没有什么不是大的；你要说小，那么万物没有什么不是小的。天地虽大比起更大的东西来也如小小的米粒，天外有天嘛；毫毛之末虽小比起更小的东西来也如高大的山丘，物无穷尽嘛。要说“无中生有”是真理，那么这“有”只能是精神的产物。所谓“水中月，镜中花”，我们在水中看到的月亮，在镜中看到的花儿难道是真实的吗？把一切已知的和不知的统统推到精神那里去，“世界因我而精彩”，还有比这更简单，更省力，更惬意的事吗？

　　常识告诉我们，物质世界是有形的，有形就有起始，有大小，有边界，也就是有东西实实在在地搁在那儿。但是常识是可信的吗？魔术师刘谦当着众人的面把董卿的戒指变没了，我们应不应该相信亲眼看到的事实呢？或者嘴上说相信，心里却想，别信，都是假的！物质世界的本质特征总是深深掩藏在五光十色的表象之中，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就象剥一只洋葱，我们剥去一层又一层，锲而不舍地向着最核心的部分前进，但这只洋葱实在太大了，大到无穷无尽，我们的努力却是有限的，因此从理论上讲，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核心部分。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养生主》）的意思。

　　庄子已经悟到，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宇宙间万事万物无不处在永无休止的运动之中，处在一刻不停的转化之中。“物无非彼，物无非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赫拉克利特）在这一点上，有着辩证思想的哲学家们是完全一致的。以主观唯心主义始，以虚无主义终，便是庄子的全部思想，从这一点说，庄子是一个走了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说了解庄子。

　　“夫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秋水》）——以狭隘的眼光不能全面认识伟大的事物，以浮躁的态度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强烈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不计成本”的吹捧正是如此。被少数精英吹嘘得神乎其神的市场经济又是怎样的一头怪物呢？一旦世界级金融危机如汶川大地震般袭来，厉改革、吴市场们津津乐道的市场机制又跑到哪里去了呢？那只看不见的手原来是只不怀好意的咸猪手，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一厢情愿招来的竟是一次又一次无情的戏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彻底破产只是时间问题，但谁也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迅疾，这么无情。哲学家庄子救不了今天中国青年的沉沦，同样，“市场庄子”也救不了资本主义的灭亡！

　　
一百三十一

　　社会黑暗，个人理想无法实现，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最痛苦不过了。出路在哪里？或者自诩高洁不为五斗米折腰，或者丧失气节公然助纣为虐，或者铤而走险投身反抗洪流，但更多的则如庄子，既愤世嫉俗又安时处顺，关起门冥想一气，想出许多大而无用的谎话既骗自己也骗别人，目的只有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

　　他借助“道”化生出的两只隐形翅膀，飞离人群，飞离社会，飞离尘世，在美妙的精神世界里任意翱翔，“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看上去自由得很，惬意得很。果真如此吗？明清学者指出，庄子内心其实是很悲凉的，和悲天悯人的屈原相比，他的悲悯更深刻，更广大。不知明清哪一位学者说过：“屈原之悲悲一时一事，庄子之悲悲万时万世。”他的大言，他的潇洒，他的通达，他的嘻笑怒骂全是掩盖内心悲凉的假面。面对黑暗的社会，他“哭不得，所以只得笑也！”（《西游记》五十一回）清代学者胡文英说：“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悲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

　　他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大宗师》）——水干了，失去水的鱼儿呼出气来相互湿润，吐出泡沫相互濡染，情景虽然感人，但怎比得上在浩渺的江湖之中，自由自在地过平淡的生活，即使各不相干又有什么关系呢？后世用“相濡以沫”比喻夫妻同甘苦共患难，而不取庄子的原意，是因为这个世界总是“泉涸”的时候多，相濡以沫显得格外重要，格外珍贵罢了。庄子的江湖其实就是道，在道的世界里，没有生死之分，没有是非之别，没有情感纠葛，一切都是齐同的，这里才能找到“至乐”。“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同上）所谓“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死也。”（同上）——大自然给我形体，却让我生时劳累，转眼衰老，死得安息。如果生是好事，那么死也不是什么坏事。他接着说：“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同上）——与其称颂尧的圣明而指责桀的暴虐，不如既不颂尧也不责桀，让圣明与暴虐在道中化为一体。庄子式的悲悯化为庄子式的悲愤，庄子式的悲愤又化为庄子式的冷漠或者说无奈。

　　一百三十二

　　如果说真人是道的化身，那么庄子便是真人的化身。你们不是说我的学说大而无用吗？我就给你讲讲“道”的好处吧。女偊（虚构的人名）年纪很大却童颜鹤发，自称得道。说：“我以圣人虚淡之心习道，三天后忘了天下，七天后忘了万物，九天后忘了自己。一旦到了无我的境界，精神便如旭日东升般豁然开朗，精神豁然开朗方能领悟道，领悟了道，便能无古今，无生死。无生无死，无死无生，迎来送往，随毁随成，叫做“撄宁”，撄宁的意思是摒除外物，精神纯一。（《大宗师》）

　　对于有生命的东西，生死总是很大的一件事。据说牛被宰杀时会流泪，即齐宣王所说的“吾不忍其觳觫”，而代之以羊衅钟。（古时新钟铸成，必涂以牛羊血祭祀，叫做衅钟。因牛可怜而代之以羊，羊不可怜吗？孟子比齐宣王有脑子，所以他要“远庖厨”。）《论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到临死，把平日那些争竞好恶之心尽皆没了，说出话来也就格外感人。如果他不幸又活过来，依旧生龙活虎，多半会为当时讲的那些话后悔。庄子则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之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着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知北游》）——生和死如影随形，死是生的开始，谁能说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人的诞生，是气的聚合，气的聚合形成生命，气的离散便是死亡。如果死与生是同类相属的，那么死亡对于我又有什么可怕呢？万物本来就是同一的。人们把那些美好的东西看作神奇，把那些讨厌的东西看作臭腐，而臭腐的东西可以变为神奇，神奇的东西也可以变为臭腐。庄子是思想者，思想者的心是透彻的，把一切都想明白了，或者自认为想明白了，就不会因生而高兴因死而发愁。庄子不相信“仁义礼智信”一类劳什子，他不会为这些放弃自己的生命。其实说这类大话的孔老夫子也是个口头革命派，他有很多杀身成仁的机会，如“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等等，但只要唆使别人去做，自己是不打算实行的，所以能活到自己去见阎王的高龄。（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接自己去。孔子活了七十三岁。）同样是死，保镖子路战死，被人剁成肉酱，孔子悲伤极了，命将家里所有的肉酱都倒掉。庄子妻子死了，庄子却在一边若无其事地“箕踞鼓盆而歌”。也就是叉开两腿，一边敲着被张艺谋等人弄到奥运会开幕式上丢人现眼的缶一类的瓦器，一边唱着小曲。惠子责问他，他说，老婆到极乐世界去了，我有什么可伤心的！庄子除了道，什么也不相信，没有信仰，没有目标，没有生活的信念，他对生死的超然态度实在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慰藉。这纯粹是没落阶级的生死观。

　　于丹又从《庄子》里解读出怎样的生死观呢？如果仅谈自己的生死观，怕是没人要听，她毕竟太渺小了。一旦披上庄子哲学的外衣，她那点私货就好卖多了。

　　于丹说：“儒家和道家关于生死的概念，不尽相同，儒家追求杀生而取义（应为“舍生取义”，孟子语，孔子则说杀身成仁），而道家强调不知说生，不知恶死，两者殊途同归，都是让生命获得价值。”于丹在说到儒家时总要扯上道家，说到道家时又不忘记扯上儒家，拼命将一对冤家整成一对情侣。给人的感觉不像在讲儒道，倒像在讲她的爹妈。却不知庄子既然齐生死，等是非，视万物为同一，又何来价值观念？又有什么个人价值急着去实现？于丹俗就俗在钻进名利窟窿眼中不能自拔，为了名利，就得与时俱进，就得紧跟形势，她已经强迫孔子有了价值观，现在又强迫庄子有价值观，硬拉了这些不知市场经济为何物的老朽枯骨在思想解放的路上飞跑，那是何等壮观的场景啊！

　　于丹用她那个莫名其妙的爬楼的故事比喻她所理解的人生倒是贴切得很。她以为天下所有人也和自己一样，呼哧呼哧，把一生精力都用在攀爬人生阶梯上。她说：“有的人更多地看中历史上名垂青史，看重社会上的建功立业，让个人生命付出代价，也要去建立一种社会功勋。也有人更多地看重自己内心的完善、安顿和自己道德上的成全。如果是前者，他在对人生的心有不甘就多一点。而后者则淡泊就多一点。”功利主义只是个抽象概念，跟“马”这个概念一样，只有具体的马没有抽象的马，只有具体的功利主义没有抽象的功利主义。于丹宣传的明明是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却偏偏说成是所有人的功利主义。希望名垂青史的人是有的，是为维护剥削制度名垂青史呢？还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名垂青史？须知历史总是用红黑二种颜色写成的，从来都泾渭分明。像当下这样，只要出名，只要有利，管他黑猫白猫，管他香名臭名，管他流芳百世或者遗臭万年竟无一毫差别，社会一概认可，一概可以混碗饭吃，很是符合庄子“万物齐同”的理论。如果没有达到个人目的，就会“心有不甘”，遗恨终生。于丹说到庄子的淡泊，就象说她衣橱里一件过时的服装，穿它的理由仅仅是要遮住那条有碍观瞻的尾巴。

　　于丹说：“中国人在对待生死的态度上，往往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以屈原为代表，一种以司马迁为代表。”是这两种吗？还往往！难怪十博士说她只有小学水平呢。说到《报任安书》，于丹连司马迁那句最有名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也不记得，还侈谈什么中国人对待生死的两种态度！屈原为自己的祖国而死自然重于泰山，司马迁为投降将军李陵说话本来就欠妥，选择活下来修《史记》与名节有什么关系？如果说司马迁为李陵说话被杀就存了名节，那你把汉朝当成了什么？你把祖国当成了什么？李陵投降匈奴给自己找的理由是不妨先保住一条命，日后有机会再报答汉朝，这可能吗？后来他不是有很多机会报答汉朝，他报答了吗？汉朝终于还是原谅了他，派人接他回来，他却说，我已经是个胡人了，还回去做什么！于丹的意思很清楚，世界上还有比名节更重要的事，那就是个人价值的实现。李陵娶了匈奴单于的公主，被封为右校王，在祖国没有实现的个人价值在外国得到了实现，还要那个薄情寡义的祖国何用！为了实现个人价值，什么国家、民族、信仰、主义统统都可以不要。这样的人死了，绝对比一根鸿毛还轻！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为人民服务》）这才是中国人民评判生死价值的最重要的两个标准。

　　
一百三十三

　　庄子终于没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作为社会一分子，他不得不像失去水的鱼一样，在干巴巴的大地上折腾，尽管很无奈，很痛苦。现实是回避不了的，他不能只靠说些漫无边际的大话过日子。世界像煮沸的水，每日在他身边翻滚。他是一条釜底游鱼，不能不对温度的变化有所反应，所以写《应帝王》。人间的帝王应该怎么做呢？

　　庄子说：“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应帝王》）——有虞氏（即舜，也称虞舜，传说中远古帝王）比不上泰氏（即伏羲氏，传说中更加远古的帝王）。有虞氏够圣明的了，却还要以仁义教化人民。虽然是很不错的帝王，却未能脱出救世牧民，有为而治的窠臼。泰氏则不然，他睡得安稳，醒来悠闲，你说他是一匹马也好，你说他是一头牛也好，他都不在乎。他的智慧平凡实在，他的德行纯朴率真，把自己融入人民之中，真正成为人民一分子。他的治，是非治之治，他的教，是非教之教。

　　
舜是儒家推崇备至的古代圣明帝王，和尧一起，都是祖述的样版。在庄子看来，还远远不够。因为舜不相信人民能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偏要以领导和首长的身份凌驾于人民之上，用仁义之类想当然的道理改变人民。即使出发点是好的，也违背了人民摆脱束缚，渴望自由的天然本性。庄子心目中真正的帝王应该是泰氏那个样子。泰氏能摆正自己的位置，虽然受到人民的拥戴，但自己实在不过是人民的一分子。从生理上讲，眼耳鼻舌身，我有人有；从精神上讲，我的思想即是人民的思想，我的智慧即是人民的智慧，没有了人民，我就“算个屁”。远古氏族部落首领也许真的就是这个样子，他没有权威，却有着令后世君王羡慕不已的真正权威；他没有权力，却有着全体氏族成员为之赴汤蹈火的无上权力。也许他在分配食物时因食物太少而发出一声轻轻叹息，这一声轻轻叹息肯定比后世战场上嘹亮的冲锋号更能激励人民的斗志。他不是帝王胜似帝王，他才是真正的帝王。

　　
一百三十四

　　
庄子心目中的帝王在他那个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不仅在他那个时代，在整个有阶级存在的时代都不可能出现。他理想中的帝王只存在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中，他既不满现实社会，又设计不出未来理想社会的模型，只好让历史开倒车，回到蒙昧的原始状态。从这一点说，甚至还不如儒家，儒家只不过希望回到奴隶制时代。但是，历史既然从那个蒙昧时代走过来，还回得去吗？庄子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他叹道：“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人间世》)——未来的世界不可期待，过去的时代也无法追回啊！

　　
人类社会由无阶级社会进入阶级社会是历史的必然，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促使生产力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更大的发展。几千年创造的物质财富比过去几百万年创造的加在一起还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二百多年里创造的生产力又远远超过了过去全部生产力的总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阶级，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就有人和人之间的竞争。在原始社会，一堆篝火可能会燃烧几百年，一块石斧的式样可能会延续几千年，一幅岩画可能要画几万年。可是在今天，完成一项技术革新只要几年几月甚至几天。私有制是野蛮的，因为它使人类像野兽一样互相撕咬；私有制又是神奇的，竞争使人类社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想过去所不敢想，做过去所不能做，人类的潜能被充分发掘出来，变成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人类只有在互相撕咬到筋疲力尽时才会想到是不是该换一种制度，换一种活法，于是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就是如此简单。

　　在私有制下，几乎所有的帝王、元首、总统都喜欢标榜自己是全体人民的代表。实际上他们代表的只是他那个阶级，代表他那个阶级压迫剥削别的阶级。他们喜欢把“超阶级”、“普世”之类的观点挂在嘴上，就像于丹口口声声“我们”、“我们大家”不离嘴一样，内心深处，她怎么会自贬身价与“石阶”、“基座”们为伍呢？庄子不属劳动人民（虽然织过几双草鞋），他仍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分子，一个另类。他向往原始社会的蒙昧朴质，又认可现存社会的合理性。以为“君先臣从”，“臣之事君”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大戒（大法），任何人不得违拗。在他看来，现存制度很好啊，很合于道啊，坏就坏在那些“昏上乱相”不争气，把好端端一个世界搞得乌烟瘴气。他们应该学学上古帝王，学学无为而无不为的高超统治艺术，无为而治，别再“折腾”了。

　　无为而治，是庄子继承老子思想，为后世君王设计的最好的治国方略。它源于老子，成于庄子，曾经在中国历史上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一直为后世聪明帝王所推崇。但在先秦及汉初庄子影响不大，人们只说“黄老之术”，而不说“老庄之术”。黄即黄帝，老即老子，黄帝是远古圣君，人们都喜欢厚古薄今，托言远古帝王，加重主张的份量，乃文化人惯用手段。人间帝王怎样做才能符合道呢？庄子借黄帝之口说：“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为也，义可亏也，礼相伪也。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故曰，‘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知北游》）——知道的人不说，说的人不知道，所以圣人施行的是不用言传的教育。道不可能靠言传来获得，德不可能靠谈话来达到。没有偏爱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讲求道义是可以亏损残缺的，而礼仪的推行只是相互虚伪欺诈。所以说，‘失去了道而后能获得德，失去了德而后能获得仁，失去了仁而后能获得义，失去了义而后能获得礼。礼，乃是道的伪饰、乱的祸首’。所以说，‘体察道的人每天都得清除伪饰，清除而又再清除以至达到无为的境界，达到无所作为的境界也就没有什么可以作为的了。’”这段话里很多是老子原话，比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黄帝是什么时代的人？是不是有这个人？他怎么可能引用老子《道德经》中的话，还“故曰”！庄子其实是在借黄帝的口宣传老子和自己的观点，即所谓“拉大旗作虎皮”。

　　最早提出“无为而治”的是孔子。《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能够做到不事事躬亲，又能把天下治理妥当的，该是舜了吧。孔子所谓的无为而治其实是“垂拱而治”的翻版，与老庄的无为而治有着本质区别。《尚书》：“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嘉绩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而成”，由“垂拱而治”到“无为而治”，都是孔子在那里自说自唱。可见孔子的无为而治其实就是垂拱而治，即帝王主要精力用在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掌握大政方针，选贤用能，不必事事躬亲，乃是治国的一种技巧。垂者，坐也，因为坐着，衣服下摆便垂在地上。拱者，两手笼在袖子里。拱手坐着，什么也不做，而能治好国家，那才是真本事。后世有些帝王也曾想效仿这种治国方法，比如武则天有一个年号就叫“垂拱”。但她事太多，又要灭李氏，又要剿叛逆，又要治贪官，又要防议论，又要养和尚，又要包帅哥，忙得一塌糊涂，实在“垂拱”不起来。

　　孔子尊舜是无为而治的典范，庄子偏说：非也！舜以仁义教化人民，哪里是无为而治，分明是有为而治。只有像伏羲氏那样汇入人民的大海，成为人民的一员，顺应人性发展的自然规律，才是真正的无为而治。先秦道家与儒家是二个不同的学术流派，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虽说不上水火冰炭，口水仗也没少打。于丹却像个蹩脚的媒婆，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保媒拉纤，马泊六，撮合山，比当事人还着急，好像得了哪一方多少钱财似的。

　　一百三十五

　　
“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应帝王》）——君主凭借手中的权力以自己的意志制定法律制度，老百姓谁敢不惟命是从呢？千百年来，专制统治者就是这样随心所欲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庄子认为这是悖谬的。他通过狂接舆的口说：“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蚉（蚊字异体）负山也。夫圣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应帝王》）——这是荒谬愚蠢的做法呀！这样治理天下，好比徒步过海，赤手开河而让蚊子背山。圣人要治理的不是这种表面肤浅的东西，而是顺应人性发展的自然轨迹，合着大道演化的节拍罢了。强权和暴力只能加速社会危机的产生，顺应民心民意就像鸟儿高飞以避弓箭，老鼠深藏以逃熏灼一样，难道高高在上的君主连这些鸟兽都不如吗？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庄子借无名人的口说：“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天下治矣。”（同上）——你应该使自己的思想处于从容淡泊的状态，形神保持漠然无为的境地，顺应事物的自然规律而不掺杂个人的想法，天下自然得到治理。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又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庄子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继承了老子的观点，主张治国要“顺物自然”，帝王应该无为、好静、无事、无欲，老百姓才能风俗淳厚，安居乐业。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既为帝王，就不可能真的什么也不做，帝王为之帝王，本身就是有为。无为而治是有条件的，即首先要成为治者方能谈得上治还是不治，有为还是无为。个人独立个别的行为可能是偶然的，但个人独立个别的行为汇合起来就是阶级的行为，无数阶级的行为汇合起来就是历史的进程。历史发展有其固有的规律，这种规律当然属于自然规律范畴，要说自然而然，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也是一种自然而然，帝王们难道可以不顺其自然？

　　庄子的时代，阶级斗争已经普遍而且激烈，社会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这些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前进的脚步越来越远离那个原始而蒙昧的时代，庄子正像他笔下的那只螳螂，面对疾驰而来的滚滚车轮，伸出两条干枯的胳膊想要阻挡，又怎么阻挡得了？

　　宋国的灭亡与庄子的死亡在同一年，六十年后，秦统一中国。秦始皇以私生子和暴君的双重身份而名垂千古，就因为他结束了东周以来五百年的战乱纷争，完成了民族大一统事业。秦末农民大起义与其说是秦朝暴政的结果，不如说是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直到秦统一后社会阶级矛盾累积和激化的结果。新的统治阶级从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多少悟出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重要，加上那时人民穷得委实没有可供盘剥的东西（汉初皇帝才勉强配四匹马拉的车，大臣乘牛车上朝），只得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恢复和发展遭受巨大破坏的社会经济。诚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说好治也好治，说不好治还真不好治。治好了就是黄金水道，千帆过尽，万物畅通；治不好就是一座悬在头上的堰塞湖，随时可能带来灭顶之灾！

　　
一百三十六

　　做一个优秀的君王必须具有极高的道德修养。首先你的精神世界应该非常广阔，要有“与造物者为人，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埌之野”。（《应帝王》）——与生息万物的大道为友，骑在无影无形的神鸟之上，飞到浩瀚无垠的六极之外，逍遥于一无所有的国度之中，居住于无边无际的原野之间的博大胸怀。又说，只要顺应自然而然的客观规律，而不带丝毫个人私心和偏见，天下又何愁不治呢！

　　这样的高标准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来说，实在是可望而不可及，可及而不可行的。略略靠谱，便被尊为明君圣主。因为权力集中在少数甚至个别人手中，“家天下”是免不了的，专制独裁也是免不了的，不以天下供一人就算不错了，你叫他怎么自律！怎么戒除私心和偏见！事实是，历史上开明君主总是寥若晨星，十个倒有九个是昏君暴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自然日趋激烈，频繁的改朝换代也就成了家常便饭。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甚至社会主义社会 ，虽然少数个别人的专政变为阶级的集体专政，斗争仍然不可避免。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和国家全都消亡了，阶级斗争才会随之消亡，只剩下大大小小的社会矛盾等待人们和平友好地去解决。 那时候，所有社会成员都将逍遥于无垠的宇宙，翱翔于知识的太空，探索于科学的极地，不会再为几文臭钱，二三虚名争得死去活来，丑态百出。

　　
一百三十七

　　
值得回味的是，庄子在内篇最后讲了一个奇特的故事：“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应帝王》）——南海的天帝名叫儵，北海的天帝名叫忽，中央的天帝叫浑沌。儵与忽常常到浑沌那儿去玩，浑沌对他们十分客气。儵和忽商量报答浑沌，说：人人都有眼耳口鼻七窍用来视、听、吃饭呼吸，唯独浑沌没有，我们给他开开窍吧。于是不由分说按住凿孔，七窍凿完，浑沌也死了。

　　狭义地理解，混沌开窍的故事告诉我们，帝王治世，不能凭主观想象，为所欲为，那样，好心也会办坏事。而妄自尊大，“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黄宗羲《原君》），穷奢极欲，胡作非为，国家一定败亡。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小鲜即小鱼，烹调小鱼不能翻动太勤，否则就成了鱼羹。治国也一样，要遵循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少些人为的干预和造作，实行“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社会方能健康发展。
广义地理解，人类社会本来处于质朴混沌的原始状态，“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庄子《马蹄》）——赫胥氏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也就是氏族首领。那时，黎民百姓生活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中，他们不为功利忙碌，不为目的奔波，更不需要啥子“核心竞争力”去实现什么劳什子个人价值。他们吃着共同劳动获得的食物怡然自得，吃饱了就在一起玩耍，世世代代就这样生活。原始社会相去遥远，又没有文字记载，庄子怎么知道他们的状况呢？原因大致有三：一是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有口头流传，即传说。传说自会有失真，有虚构，有荒唐，但仍然携带了不少确切的信息。二是习俗的传承。习俗是很厉害的东西，可以形象地称之为思想基因，因为像基因一样，传承千百万年而很少走样。直到现在，我们道德规范中的一些东西还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迹。比如孩子在幼儿园，老师常常会让他们围坐在圆桌旁，每人发一盘点心，不是自己吃，而是推给旁边的孩子，说，我的给你吃。如果把“我的”二字去掉，便几乎重现了原始社会人们共同进餐时的情景。三是有些少数民族仍然处于原始氏族阶段，成为人们了解那个时代的活化石。“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正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同上）——而圣人偏要按照自己的意愿造出各种礼乐制度以构建理想社会，高举仁义大旗试图重塑天下百姓的心灵，于是人们便开始千方百计地去追求智巧，争先恐后地去竞逐私利，终日营营苟苟，无休无止。这都是圣人的罪过啊！

　　说来说去，还是“无为而治”。真要做到无为而治是非常困难的，聪明的君主往往以少为来代替。如秦法繁琐苛刻，直接引发陈胜吴广起义。刘邦攻入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获得百姓拥护。尔后黄老之术盛行，萧规曹随，曹参继萧何之后任丞相，成天喝酒睡觉，一切依照前任成规，不肯稍加变更，结果弄出个文景之治！人民得以休生养息，社会经济迅速恢复。据史料记载，那时家给人足，太仓里的粮食陈陈相因，以致腐烂不可食用，京师库房积钱如山，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唐朝贞观之治也是如此，与民休息的结果，山野旅途，盗贼绝迹，监狱牢房，空空如也。马牛遍布，人民富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一斗米只卖三四文钱。而在唐朝后期，斗米要卖到千钱以上！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赋予无为而治新的生命。在他的主持下，国家许多章程法律都得到大刀阔斧的删减，且文字简洁，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那时的社会也真的做到了莺歌燕舞，万里清廓。学术超男易中天要证明当下乃是万世难逢的太平盛世，又不能解释防盗产品制造业空前兴旺发达的原因，便污蔑过去时代“夜不闭户”是穷得没有东西可偷。这可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自行车为例，那时普通工人三四个月工资才能买一辆，现在一个月工资能买几辆甚至十几辆。那时放在露天很安全，现在锁在楼上过道里仍被偷了一辆又一辆。难道在易中天于丹眼里，价值三四个月工资的不算东西，倒是价值一个月工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的算东西？

　　
一百三十八

　　庄子已经死去二千多年，作为诸子百家之一，生前不被重视，死后备受尊崇。个中原因，前面已经阐明，剔除道家思想中积极的东西，其消极部分概括起来不外二条，一是虚无厌世思想于封建统治阶级无害，二是安时处顺思想于封建统治阶级有益。如果说儒家思想是枷锁，那么道家思想就是迷药。调成一杯鸡尾酒后，对治疗封建社会的痼疾或者有些疗效。要么先枷住再迷，要么先迷住再枷，要么双管齐下边枷边迷。统治阶级在逼迫被统治阶级就范的同时，往往自己也不知不觉掉入同一个陷阱不能自拔。

　　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出发点都是出于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或痛心于现实社会“礼崩乐坏”，欲“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搞出一大套条条框框，欲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或看穿当下“昏上乱相”黑暗透顶，追本求源，连尧舜都脱不了干系，以为只有浑浑噩噩的原始社会才是人类居住的天堂。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家思想较之儒家思想对老百姓的影响更大。这就是孔子虽贵为帝王之师却成不了神，而平民庄子终于得列仙籍的原因。道家思想及其衍生出来的道教教义，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根基之一，是弱化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矛盾冲突的缓冲器。老百姓从儒家那里失去的希望，在道家这里得到了补偿。“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刘禹锡《陋室铭》），白丁们成不了鸿儒却可能修成神仙，进不了庙堂却可能进天堂，这就是道教带给老百姓心灵的抚慰。

　　于丹说：“儒道相生相济，孕育了中国人的人格。”如果真有这种一般意义上的所谓“人格”，那也是扭曲变形的人格，荒唐无稽的人格，愚昧不堪的人格。

　　
一百三十九

　　
勿用置疑，先秦诸子百家思想在其形成过程中虽然触及到物质世界的某些本质特征，把握住事物运动发展的某些辩证法则，但总体上讲，无一不是维护剥削制度也就是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不是维护奴隶制度就是维护新兴封建制度。他们有时也为被剥削阶级说点话，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让被剥削阶级看到现行剥削制度也有公平、合理的一面。要让老百姓“自己浸淫其中，真正去感知这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于丹语。按，“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出自《华严经》。菩提，佛教音译名,指觉悟的境界。如来，佛的别名。梵语意译。“如”，谓如实。“如来”即从如实之道而来，开启真理之人。又为释迦牟尼的十种法号之一。二者不能混淆，更不能通用。）南怀瑾以为，《华严经》的这句话，是说这个世界无所谓缺陷，即使有缺陷，也是美的；这个世界是至真、至善、至美；是一真法界，万法自如，处处成佛，时时得道。这也就是所谓的华严境界。

　　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有什么至真、至善、至美的“华严境界”。西方不是极乐世界，中土也没有世外桃源。即使在“大多数人最幸福”的当下，也还有“每天担心孩子被绑架”的缺憾，于丹的如花世界，菩提妙境又从何说起呢？

　　
一百四十

　　
《ZDIC.NET 汉 典 網》
庄子虽然会做梦，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齐同万物二千多年后，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出现一百多年后的当下，中华大地会刮起一股“庄子旋风”，领头的还是一位拥有众多学位和头衔的女性。追捧之狂热，除了上穷碧落下黄泉搜尽溢美之辞外，以至赌咒发誓“要用一生的体温去焐热这个智慧的名字”，不能不说是一件异事。对于现实中人物说，有人崇拜有人吹捧总是好事。对于历史人物来说，如果像孔子那样后继有人，自然能躺在“至圣先师”的光环中永沐圣恩。即使“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孟子《离娄章句下》）罢，即使现代基因学测定出孔子第八十代孙孔佑仁只继承了他圣人祖爷爷一亿亿亿分之一的基因罢，也绝不会影响其出身的高贵。庄子虽有一妻，却不曾听说有儿子，没有儿子也就没有孙子、重孙、重重孙直至第某世孙，最多是“留个虚名儿与后人钦敬”（《红楼梦》）。他又何尝知晓？不知晓又何尝在乎？倒是后人从他那儿得了无数好处：士子的清谈，帝王的钦敬，道士的安逸，文人的灵感，风水先生的衣食，江湖骗子的招牌，教授的饭碗，博士的资本——从古到今，究竟多少人靠了他吃着一碗清闲饭呢？

　　一百四十一

　　
当人类站在资本主义大厦顶端看到共产主义曙光向着自己微笑，为即将告别私有制，迈入一个几崭新时代而兴奋不已的时候，回首人类走过的印迹，重新认识庄子及其思想，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了三大差别特别是没有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没有了劳心者和劳力者之间的差别，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文化艺术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精神财富。那时候，可能还会谈起庄子，不同的是，人们不再用他来混（骗）饭吃而是当作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用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只有到那时，庄子和《庄子》的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里，共产主义思想成为主导社会精神生活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并越来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既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也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里所说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即指私有制形式下的生产关系；“传统观念”是指在私有制基础上滋生出来、旨在维护私有制生产关系的各种观念。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必然具有坚定的信念：消灭私有制，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贪污受贿、没有血汗工厂、没有砖窑黑奴、没有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的美好社会。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集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战争年代，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建设时期，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心甘情愿奉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不管资产阶级如何以最恶毒、最下流、最无耻的谰言攻击、谩骂、嘲笑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无产阶级不会因此受到半点损伤，相反，恰恰证明敌人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狭隘、庸俗和肮脏。把追逐个人名利作为人生的目标，把最大限度获取物质利益作为幸福的标准，把不择手段为特点的“核心竞争力”运用到市场竞争当中去实现所谓个人价值，这就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者的理想和抱负！看看吧，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腐蚀下，当下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扭曲到什么程度！一些连过去封建时代的人们都羞于启齿的如“招财进宝”、“财源滚滚”、“恭喜发财”、“升官发财”以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之类低俗丑陋的语言成为人们使用频率最高的口头禅，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追逐目标，成为他们自觉遵循的生活准则。这届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是一次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盛会，却充斥着诸如“福娃”、“金镶玉”之类俗不可耐的气息。为图吉利，开幕式刻意定在２００８年８月８日，取“若要发，不离八”之意，迷信愚昧，与乡下没文化的老太太几无二致！更别提那台打着中华传统文化旗号实则糟蹋中华传统文化的开幕式，资产阶级总是毫不吝啬地把自己不学无术、鄙陋可笑的滑稽面目在世人面前展览无遗。如果说封建阶级从道教中学得权术，资产阶级则从道教中学得愚昧。道教对中国人影响之深刻，实在不单单限于平民百姓啊！于丹一类人的市场就在这些人中间，一旦没有了愚昧和无知，于丹们也就彻底失业了。

　　前不久上海某地铁工地塌方，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网上揭露说，就在塌方前几天，地铁施工方还专门请来某寺院和尚做过法事，祈求我佛慈悲，保佑平安。同时附有照片：几名和尚身披金色袈裟，口诵佛号，鱼贯穿行于杂乱的工地之上，——与时俱进到此等地步，思想解放也算彻底了！我想。

一百四十二

现代分子生物学测定，“人猿相揖别”大约发生在５００万年之前，而人类进入有阶级社会不会早于一万年前。就是说，在人类诞生至今的５００多万年里，有阶级社会只占了全部历史的不到５００分之一。地球已经存在了四十亿年，据说正处在青年时期，往后至少还有四十亿年寿命。以恐龙那样的低级爬行动物而能生存一亿八千万年，人类少说也要生存二亿年吧。“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就算一万年后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我们的后人将在这个美好的社会里生活一亿九千四百多万年！１８７１年，巴黎公社社员为了过上几个月这种美好生活，牺牲了超过十万工人的生命！１９２７底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州起义，广州工人阶级为了建立一天自己的政权，有５０００人倒在血泊之中！试问，为了人类能过上一亿九千万年幸福美好的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付出一切乃至生命吗！　

　　国际歌唱得好：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是谁？就是工人阶级，中国的工人阶级，全世界的工人阶级！

一百四十三

　　附：读《庄子·内篇》七首

　　其一
混沌初开铸大荒，微茫何处见灵光？
云霓万里鲲鹏逝，荆棘数丛鸠鷃藏。
不染酡颜夸大用，为防龟手有奇方。
乘风御气逍遥去，无欲无争无短长。

注：（1）鲲鹏：《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2）鸠：斑鸠；鷃：小雀。
（3）酡颜：脸红。
（4）龟手奇方：《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一种防止冬天手足皲裂的秘方。

其二
吁嗟不必怨东风，万物齐同一笑逢。
明月松冈原是梦，暗隍蕉鹿了无踪。
也曾鸣吠充天籁，何许衣冠裹地龙！
骑日乘云颇忘我，蜂歌蝶舞又春浓。

注：（1）明月松冈：苏轼《江城子·记梦》：“明月夜，短松冈。”喻生死契阔。
（2）暗隍蕉鹿：《列子》故事：有郑人毙一鹿，恐人见之，藏诸隍（水沟）中，覆以蕉叶。后来找不着藏鹿的地方，便以为自己做了一个梦。
（3）地龙：蚯蚓。

其三
缘督休夸手段高，无涯过客有涯劳。
几经暮霭漫原野，一任春风逐羽毛。
江上惯看翻手雨，案头未砺解牛刀。
安时处顺谈何易，阿姆河边说打熬。

注：（1）缘督：督，正中。缘督，不偏不倚，犹言中庸。
（2）阿姆江边：全真道丘处机见成吉思汗于阿姆河边（在今吐库曼斯坦）军营，传授养生之道。

　　其四
世事纷争私有始，盲人瞎马夜池深。
久违纯粹三皇制，空费玲珑七窍心。
绝笔常怀孔丘恨，穷途每忆接舆吟。
凡夫谁识支离贵，无用原来也是金。

注：（1）三皇：伏羲，女娲，神农。《离骚》：“昔三后（皇）之纯粹兮。”
（2）七窍：商纣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乃杀王子比干。
（3）绝笔：鲁哀公西狩获麟，孔子绝笔。
（4）支离：支离疏，《庄子·人世间》中残疾人。

其五
博带峨冠假圣贤，肢残身贱美德全。
天诚有道君难辨，物自多情尔不怜。
萍眼初窥如鉴水，柳腰又舞像狼烟。
缘槐好笑桓桓梦，一块石头银汉悬。

注：（1）缘槐：毛泽东：“蚂蚁缘槐夸大国。”
（2）一块石头：指地球。

其六
春风几度怨红尘，造化殷勤赋此身。
有待呴鱼多龃龉，无穷生意费精神。
贤愚只合天知道，生死终须鬼作邻。
八宝山头谁不朽？长歌一曲笑归真。

注：（1）有待：有所依恃。
（2）呴（念“虚”）鱼：《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其七
德化周天万物同，岂分猿鹤与沙虫。
黄肠入地成三代，白骨撑天毕一功。
专制因循都赫赫，强权绵顿已匆匆。
日开一窍折腾够，谁救神州混沌中！

注：（1）猿鹤沙虫：《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
（2）黄肠：古代贵族葬具。
（3）三代：夏，商，周。
（4）日开一窍：《庄子·应帝王》：“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儵与忽谋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2009/1/14初稿于上海宝山
2009/4/2二稿于上海宝山
2009/4/19三稿于上海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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