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尾崎得以在世界革命的视野中观照东亚时局的复杂性，此间既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也是大国间实力政治的博弈。但这一视角亦造成了某种遮蔽。出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敏感和重视，尾崎未能及时把握中国国内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趋势，也相对忽略了二战中“民主国家”对抗法西斯势力这对矛盾的重要性。

　　-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汪力老师的文章《尾崎秀实论中日全面战争前夜的东亚局势（1934.10—1937.6）》。尾崎秀实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发表了大量的时事评论，已有研究或关注其中对中国民族主义和国民政府的看法，或聚焦尾崎对日本大陆政策批判的左翼立场，未能阐明尾崎对当时东亚局势的整体把握与判断。本文以详实的资料分析为基础，在历时性的视野中考察尾崎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东亚局势的观察与剖析。汪老师指出，尾崎对日本外交政策的态度，对中国革命动向的预判以及中日民族矛盾的认识均未脱离他对当时东亚国际关系的理解。身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尾崎得以在世界革命的视野中观照东亚时局的复杂性，此间既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也是大国间实力政治的博弈。但这一视角亦造成了某种遮蔽。出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敏感和重视，尾崎未能及时把握中国国内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趋势，也相对忽略了二战中“民主国家”对抗法西斯势力这对矛盾的重要性。

　　本文原刊于《人间思想》2019年第20期，转载自公众号“南虹 literature”，感谢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相关推送-

　　赵京华｜尾崎秀实的现代中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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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中忱 | 佐尔格—尾崎秀实事件的叙述与档案解密的政治——以1940—1950年代日文文献为中心的初步检证（上）

　　王中忱 | 佐尔格-尾崎秀实事件的叙述与档案解密的政治 ——以1940—1950年代日文文献为中心的初步检证（下）

　　尾崎秀实论中日全面战争前夜的东亚局势(1934.10 —— 1937.6)

　　文 /汪力

　　尾崎秀实

　　(1901—1944）

　　尾崎秀实于1934年9月从大阪转职到东京的朝日新闻社东亚调查会，此后开始在频繁在各类杂志发表评论。一直以来，有关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尾崎的时事评论的研究十分缺乏，仅有的研究往往集中在“民族”、“民众”或对国民政府评价等问题上。[1]这是因为研究者们主要从怎样认识中国的民族主义，如何通过认识中国的民族主义来批判大陆政策等视角来把握中日战争前夜日本知识人的中国认识，希望找到一种反对侵略战争的左翼立场。但是如果全面的分析尾崎这一时期的评论，就很容易发现尾崎有大量的评论并非关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或者抗日斗争的动向，而是充满了有关各大国在华势力、大国在中国的角逐等等问题的观察。尽管有研究者强调尾崎在方法上注视“国际关系”，[2]但却并未解释尾崎具有怎样具体的国际形势认识。

　　关于这一时期的尾崎，具有突破性质的是1980年代田中悦子的研究。田中首次全面地讨论了1934~1935年间尾崎的评论，分析了其基本的问题关心和思想特质。[3]田中的研究摆脱了传统进步学者的尾崎研究中“伟大共产主义者尾崎”的革命神话，能够彻底从史料出发分析问题；她将尾崎在中日全面战争前的所谓“初期”评论作了细致的分类讨论，指出尾崎的问题关心涉及“以国民政府为中心的中国的状况、日本的对中国政策、英、美等的动向、中国共产党-民众的动向、苏联的动向”五个主要方面。但就结论而言，田中的分析仍止于展现尾崎“关心”的范围，而未能就尾崎对整个东亚局势究竟持有何种判断作出明确的分析。田中主张尾崎一方面持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对汪精卫等人物有“灵活”的积极评价，这是一种“分裂”的尾崎形象。造成这种评价的原因未必因为尾崎自身“分裂”，而是未能把握尾崎复杂主张背后的时局认识。

　　讨论尾崎这一时期的评论的难点在于，这些评论涉及的问题众多，在研究中往往不得不将其分割为不同的主题。但这样尾崎对东亚各个势力、矛盾间复杂关联的观察，就不能得到阐明，从而也无法把握尾崎看似模棱两可的态度背后所隐藏的真实心态。因此，本稿在注意尾崎广泛的问题关心的同时，将把重点放在尾崎对整个东亚国际局势的把握上。这里所谓的东亚国际局势，既包括中日两国间关系的变化，也包括各大国围绕中国的外交动向以及中国国内局势和这些动向的关联。由此在明确尾崎的时局认识的同时，也能够通过尾崎的观察，把握当时东亚各个势力、各种矛盾间的政治力学，从而为理解通往中日全面战争的政治过程提供一种视角。

　　尾崎秀実の若い頃（尾崎秀实年轻的时候）

　　（台北第一中学校時代、1916年）

　　一、“协调政策”的困境

　　（1934.10──1935.11）

　　塘沽停战协定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一时暂停了直接的武装侵略，转而致力于修复与列强的关系，并鼓吹所谓“日中亲善”。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他们爱好和平，而是日本的侵略具有阶段性推进的特点。在关东军制造伪满洲国，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的已经达成以后，一方面法西斯军部希望把精力集中在“育成”伪满洲国，即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和掠夺东北资源，发展战争经济，以准备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上；另一方面，日本文官势力害怕由于过度激进的对华军事扩张政策引起英美乃至苏联的不满与干预，造成经济和国防上都十分脆弱的帝国主义日本陷入危机。因此军部打出“维持现状”的幌子，与外交官僚集团一拍即合，演出了对英、美、苏等列强修复外交关系，而对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高唱“亲善”的一幕。同时，蒋介石政权为了政权的安定和反共战争的需要，积极任用“亲日派”势力，试图通过外交交涉谋求对日妥协，劝导日本停止进一步侵略。[4]由此在1933年到1935年的一个时期，东亚局势出现了某种走向“安定化”的表象。

　　酒井哲哉：『大正デモクラシー体制の崩壊——内政と外交』、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

　　尾崎开始大量发表评论，作为评论家登上言论舞台，正在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他对东亚局势的大量评论，正揭示出东亚局势“安定化”表象的背后，诸矛盾的积聚和发展。

　　井上寿一：『危機のなかの協調外交——日中戦争に至る対外政策の形成の展開』、山川出版社、1994年

　　1、国民政府的危机与东亚局势

　　19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蓬勃发展，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沉浸在共产国际左倾路线的激进氛围中。日本青年的左翼中国研究者，特别是聚集在左翼学术团体“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周围的中国研究者，基于“国际主义”的精神，对中国苏维埃运动积极地进行介绍，表达声援。尾崎在大阪工作时期也参加过这种研究活动，[5]还翻译了他的好友和同志史沫特莱的新书《中国的命运》。1934年秋正是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的最后时刻，中央红军开始放弃苏区进行长征。刚开始每月发表评论的尾崎，首先关注了苏区和红军的动向。尽管尾崎已经了解到苏区处境艰难，但他仍然热情的根据有限的中共宣传文献，介绍苏区在重重围困中采取的经济措施，如土地的再分配、生产组合运动、商业的发展、社会保障的进步等等，并介绍了全国苏维埃二大上要求采取的战时经济措施。尾崎认为，在“国民党政权无能，支那的农村经济只是直线的一路崩溃的情况下，采取与国民党完全不同的政策的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种种举措，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然而却是值得关注的。如果国民党军不能剿灭红军的话，那么这些措施完全有可能席卷在贫困的深渊里喘息的整个支那农村。”尾崎承认，国民党军队已经逼近瑞金，“将来或许未必没有蒋介石军攻陷苏维埃首都瑞金的那一天”，然而中国苏维埃所努力解决的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却是蒋介石政府没有能力解决的。[6]

　　史沫特莱：《中国的命运》，纽约：先锋出版社，1933年

　　很快，尾崎接到了蒋介石军队占领苏区，中央红军转移的消息。尾崎敏锐地分析，红军这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是由于蒋介石采取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相配合，以及从经济上彻底封锁苏区的方法，使得苏区经济出现困难，内部开始动摇。虽然如此，尾崎强调，红军和强大的国民党军战斗至此，已堪称奇迹。而对于红军可能的去向，尾崎瞩目于四川，他注意到四川已经有相当有实力的苏区存在，更重要的是，刘湘、刘文辉等四川军阀的统治极其残酷，无论工农还是商人、金融业者都苦不堪言，有发动群众的条件。尾崎展望，如果红军占领四川，再通过甘肃、新疆打通苏联，就能在中国边疆形成一个广大的“赤色国家”。虽然中央苏区失陷，但尾崎对中共革命仍充满乐观的期待。他认为，“不管蒋介石的权力一时多么强大，他都不可能成为墨索里尼或者希特勒，这是半殖民地的支那的国情所不允许的”。围绕中国的内外诸力量的发展并非指向中国统一，而是指向分裂，“中华苏维埃决不会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苏区暂时失败的经验将给革命的未来以启示。[7]

　　風間道太郎：『尾崎秀実伝』

　　法政大学出版局、1968年

　　尾崎对蒋介石政权前途的悲观预计，一方面固然出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论的理论原则；另一方面，也基于对国民政府统治的危机状况的观察。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最初并未对中国经济造成直接的冲击。但是，由于英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脱离金本位制度，造成国际白银价格动荡，使得实行独特的银本位货币制度的中国出现经济混乱，国民政府的财政也接连出现危机。1935年上半年间，尾崎多次撰文对此进行分析。尾崎指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展开激烈的经济战，而白银就成为其中一个重要战争领域。中国不论是否喜欢，都不得不被卷入这一经济战争，因为“对于世界各国而言银不过是商品，支那却是唯一采用银本位制的国家”。起初，由于各国为了稳定货币，购入黄金而出售白银，银价直线下跌。这导致农民购买力的低下和农业的破产，但是另一方面却给中国带来通货膨胀的效果，促进了商品出口，使得工商业得到利益。但是好景不长，各大国纷纷放弃金本位，最大产银国美国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白银价格，从而导致国际市场银价暴涨。对此，国民政府企图采取对白银征收平价税等，以维持国内银价稳定。然而，半殖民地的中国的海关，根本没有能力阻止白银的走私出口，这种政策毫无现实性。因此，中国和国际的经济学界都出现了中国应废除银本位，采用金本位制度的意见。对此，尾崎持悲观态度，他认为中国根本没有采用金本位的经济实力。因此中国只有向英美等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乞求，希望他们缓和抬高银价的政策。这与东亚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现在银问题的走向在支那和远东的政治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8]

　　尾崎秀実：『尾崎秀実著作集』

　　勁草書房、1977年

　　在白银问题日益严重的同时，国民政府的财政也不断陷入危机。尾崎指出，“南京政府成立以来年年财政都出现赤字，财政亏空一直靠公债政策敷衍过来”。与南京政府关系密切的浙江财阀所把持的各大银行都从公债发行中获得了很大利益，但他们也担心公债不断增加，难以偿还，结果将导致政府与银行同时崩溃。由于农村经济的破产，很难通过征税解决危机，因此，国民政府就把向外国借款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在华利益最多的英国开始积极奔走，而日本则出于对抗英国的目的表示反对。英国又继而提出与日本共同借款。总之各国“对支政治经济活动的尖锐化”不可避免。[9]因此，国民政府的财政问题就超出中国内政的范围，成为东亚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尾崎指出，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在争夺作为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的中国，对华借款问题也成为争夺在中国的霸权的斗争的一部分。日本一方面推进激进的大陆政策，企图谋取在东亚的霸权，另一方面由于专注于制造“满洲国”，在所谓“支那本土”所占有的投资比例大大减少。而由于日本大陆政策原本的要求，必然有着扩大在中国东北以外的中国地区的经济势力的欲望，这就不能不与其他列强的利益产生矛盾。具体到英美两国，尾崎认为，美国向来以“门户开放”的旗帜抑制日本的扩张，但效果有限，因此最近积极投资中国以挽回不利局面，并在太平洋裁军问题上与日本产生对立；而英国作为传统的在华权益最多的国家，近年来经济势力却呈现停滞的状况，并且英国所掌握的利益和日本并非不可调和，这也是最近英国积极在借款问题上试图联合日本的原因。[10]

　　2、“日中亲善”的幻想

　　围绕白银和国民政府财政问题的国际关系，与日本的大陆政策和外交方针，有着复杂的连动关系。广田弘毅就任外相以后，积极推进日本的对外关系“安定化”。尽管蛮横的“天羽宣言”引起世界舆论哗然，但国民政府和英美并未因此改变对日妥协的政策，进入1935年，“广田外交”仍然继续推进。然而，对于打着“和平”旗号的广田“协和外交”，尾崎并不隐瞒其严重的不信任态度。1935年度国会召开后不久，面对众议院议员芦田均的质询，广田自信地宣布自己可以保证“我在任期间绝不会发生战争”，赢得媒体的好评。对此，尾崎评论说，广田外相除了作出和平保证，还进一步说明了人们关注的“北满”铁路让渡和改善对苏关系等问题，并暗示苏日两国共同关心的苏“满”边境和平问题也存在谈判的余地，这些的确值得赞赏。然而，就在广田外相的外交演说获得海外好评之际，在察哈尔发生日“满”军进攻宋哲元部的事件，在哈尔哈河又发生与外蒙古军队的冲突，使得国际舆论对广田的期待化作泡影。尾崎指出，事实证明日本军部对于外交部门仍处于“绝对优越地位”，广田徒然高唱“和平”，如果不解决外交背后军部行动的问题，则外交困境难有根本改变。[11]

　　广田弘毅

　　（1878年2月14日 ? 1948年12月23日）

　　针对国民政府特别是汪精卫等“亲日派”的对日妥协政策，广田弘毅高唱所谓“日支亲善”，积极进行“改善”中日关系的工作，以迫使国民政府镇压抗日活动和默认伪满洲国。对此尾崎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他指出，人们已经听了太多“日支亲善”的口号，以至于耳朵起茧，但是“世上少有如此意义空洞的词汇”，因为“日支亲善”完全是日本一方在鼓吹，对于中国来说“亲善”云云者可谓麻烦至极。然而，日本对此却仿佛全然不知一般，企图把“亲善”强加给中国。对于外交界和财界都积极提倡的所谓日中“经济提携”的构想，尾崎也指出，日方大谈所谓经济合作，但是究竟如何合作，却也拿不出有力的方案。日本只是主张因为要“经济提携”，所以要求中国停止“排日”、停止抵制日货等等，只希望对自己有利。如果要对中国贷款，则国民政府毫无信用，更何况日本根本没有资金可以出借。尾崎指出，日中关系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善。日本必须了解中国的民族运动有着深刻的根源。“抵制日货”可能一时停止，但抗日的民族感情不会消失。国民政府采取种种手段压制抗日感情，但更重要的在于民众自身的看法。如果只是一味要求国民政府镇压抗日，结果很可能使得国民政府本身被民众所抛弃。“支那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和日本大陆政策的动向，使得所谓亲善不会那么容易。”[12]

　　局势的发展验证了尾崎的预见。事实上，如研究者所指出，日军在制造“塘沽停战协定”的时候，就预见到由于华北地区的政治不统一，中国政府很难充分管理非军事区的状况，随时准备制造事端扩大侵略。[13]1935年5月，日军果然以所谓“孙匪事件”、“天津亲日新闻社长暗杀事件”为借口，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并以武力相威胁，从而使得不足两年的所谓“相对安定时期”宣告终结，华北局势一举陷入紧张。面对急转直下的局势，尾崎继续对日本外交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他指出，日本外交正在为取得中日两国间“公使升格为大使”的对华“亲善”成果而洋洋得意，却很快因为华北的“一发巨弹”而吓破了胆。人们常说日本的对华外交是外交和军部相互不协调的“二重外交”，而尾崎却揶揄说，有一种不无理由的批评认为，日本外交并非“二重外交”而是“分工外交”。即先由军部攻击中国的“不信”，扬言“断乎膺惩”，然后再由总是动摇、“左顾右盼”的外交部门收拾局面。如是交错反复，使得大陆政策得以顺利推进。尾崎批判说，这样的做法使得日本外交方向混乱，从政策效率上看也是力量的浪费。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外交使得人们无所适从，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突发的状况。例如华北的黄郛政权本来是对日本妥协的，日本方面却突然向它发出最后通牒。何况日本的要求会不会止于现在书面提出的程度，更没有人知道。尾崎警告说：“民族之间的交往是漫长的道路。其政治方面的连接线——外交路线也要与民族真正的要求相符合，做到坚实可靠。绝不应该让一时的武力和谋略决定外交的方向。”[14]

　　秦郁彦：『日中戦争史』、河出書房新社、1961年

　　华北事变的发生，使得把希望寄托在日本外交当局“维持现状”政策的国民党亲日派再也无法为自己的主张辩解，陷入绝境。在6月19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汪精卫遭到反对对日妥协的国民党元老们的激烈批判，此后各地党部也要求惩处对日交涉的负责人。汪精卫愤而称病离开南京。[15]这一时期尾崎虽然对日本的所谓“亲善”外交持批判态度，但有时也对“亲日派”摸索中日间“和平”的努力表示同情。特别是接到汪精卫称病请辞的消息以后，尾崎不禁有些感慨。尾崎指出，汪精卫是国民党的长老、孙文信赖的人物，在民众中也有一定的声望。他在压力之下推行亲日政策实属不易。然而随着汪精卫等人离开政治舞台，很难说还剩下多少有一定实力的亲日派。尾崎尖锐地指出，日本要在中国找“阿谀奉承之辈”，可谓要多少有多少，然而依靠这样的人对日本有没有好处，实在大有疑问。在今日的日本，主导政治和外交的是“不知前方有何阻碍，如果有人挡路就砍了他们”的军人们，这样的人是无法促进两个民族间的相互理解的。日本只与游离于中国民众的政治家们来往，结果不论他们表现得如何顺从，都不会有什么积极作用，他们或者因为中日间的矛盾而逃离政治，或者彻底成为日本的走狗。尾崎认为，日本应该尽可能尊重“确实有一定的人气”的中国政治家们的立场，而不是让他们为难，“在日支两民族间真正的理解和提携如梦境般遥远的今日，我们所期望于现实外交的责任者的是，不要只接近那些鸡鸣狗盗之徒，即便对方有些难以相处，也要保存有一定实力的对手。”[16]

　　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图

　　3、日英矛盾与李兹罗斯使节团

　　面对日军的武力威胁，国民党当局迅速妥协，签订了“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日本外交当局松了一口气，马上又继续推进其“亲善”外交的既定方针。在广田弘毅的外交构想中，所谓“经济提携”即中日进行经济合作，从而加强中日间的相互理解和共同利益，从而促进关系缓和是一个基本的策略。而通过这次事变，日本又扩大了在华北的影响力，从而一时间“开发”华北的重重主张在日本官民两界甚嚣尘上。面对这种似乎重新走向安定化的局面，尾崎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尾崎指出，看起来华北事变是在两年以来的“平静”之后突然发生，实际却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大陆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尾崎分析日本向华北渗透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在重新展开的分割中国的热潮中日本处于有利的位置，而国民政府的软弱也给日本以可乘之机；二是“满洲国”逐步整顿以后，日本感到“满洲”与华北的密切联系，特别是日本发现中国东北并不能满足自己对原料产地和市场的需求，所以把目光进一步投向华北；第三则是华北北部察哈尔、绥远、宁夏等地区与苏联影响下的外蒙古接壤，因此在对苏政策上有着重要的联系。[17]

　　尾崎进一步把目光投向围绕这一问题的国际关系。尾崎指出，“天羽声明”体现出了日本大陆政策企图独占中国，反对英美势力在中国的影响的倾向，这种倾向不能不引起复杂的国际关系变化。尾崎将整个长江以北看作一个广义的“华北”，指出日本加强在华北的经济影响，其牵涉的范围必然十分广泛，而与在长江流域掌握经济上的霸权的英国将会产生冲突。尾崎列举华北丰富的资源和产业，并指出日本在华北的投资较他国相比有显著的增长，加之华北在政治上进一步发展的独立倾向，看起来仿佛对日本的“开发”计划有利。然而尾崎警告新的动向已经出现，南京政府推进的金融统制政策正在英美支援下取得进展，华北经济的相对独立性有减弱的趋势。因此，日本的宏伟计划如果实行，其背后其实“充分隐藏着危机”。国民政府的金融统制的背后，是英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在向华北渗透，从而甚至有引起“世界级的情势发展”的可能性。[18]

　　同一时期尾崎发表的重要论文《对支政策的推进力及其局限》则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整体上把握日本的大陆政策。尾崎指出，一般论者都同意，日本近年来激烈推进的大陆政策，是世界经济危机之下世界市场再分割的一种现象，但是，仅仅此点并不足以充分理解最近的大陆政策。尾崎认为，最近激烈的对华侵略的原动力有五点。第一，近年来日本资本主义的急速的发展；第二，日本在东亚处于强国的地位，经济上处于优势；第三，日本军部在日本政治中具有巨大的发言权，而军部企图在战略上占据东亚的优势位置；第四，从反面来看，与日本争夺东亚的主要对手英美都处于守势；第五，中国经济危机的严重和资产阶级政权的软弱，使得对日本的抵抗力很弱。尾崎指出，从这五点来看的话，仿佛日本可以轻松地在东亚取得绝对的优越地位，但其实其局限也显而易见。第一，日本军部激烈的侵略政策，使得军费迅速膨胀，引起财政的困难；第二，中国民族主义新的高扬或将开始；第三，英美虽然处于守势，但并没有放弃争夺中国，而是在等待反击的时机。东亚局势新的变化，将表明大陆政策的局限的到来。[19]

　　由这种对大陆政策“局限”性的认识，尾崎对流行的华北开发论提出警告。经过蒋介石挽留，汪精卫又回到南京政府，对此日本的舆论都表示欢迎。尾崎指出，看起来日本的“进出华北”非常成功，其实所有的问题才刚刚开始。例如，宋哲元本来在察哈尔事件中被日方宣布为“大逆不道”的“反日”分子，这次却重新回到平津卫戍司令的位置；而本来作为华北政治相对独立性的体现的“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也被取消，所谓“反满抗日的跳梁”仍然随时可能发生。同时，英美也开始新的动作，英国代表李滋罗斯访问东亚带有“决定英国今后动向的重要使命。”[20]

　　尾崎对李滋罗斯使节团访问东亚非常关注。李滋罗斯一到达日本，尾崎就撰文进行分析。尾崎指出，日本在中国不断的“进出”和中国经济危机的深化，已经深刻威胁到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对于英国而言，它不愿意失去中国市场开拓者的地位，在华南多年以来经营的经济地盘也不可能轻易放弃。尾崎认为，此后英国会扩大以矿山、铁路为基础的对华投资，与日本形成对抗。如此，则日英围绕中国市场的冲突难以避免。由于日本的压迫和美国孤立主义、不干预东亚事务的外交方针，从外交政策上说，英国的基本政策仍然是在东亚追求与日本的协调。然而，英国确保其在中国经济势力范围的要求却和日本激进的大陆政策矛盾。因此，纵使李滋罗斯使节团以对日协调为目的，日英之间却很难找到妥协点。[21]

　　同一时期的评论《日英对支政策是否有调和点》也指出，英国以世界帝国的实力和最早打开中国市场的历史基础，曾经在列强争夺中国的舞台上占据主角位置。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日力量的兴起，英帝国的衰落，英国的在华势力也不断衰落。最近更由于日本激进的大陆政策以及中国空前的经济危机，其在华势力面临崩溃的危险。然而，尾崎指出，英国并不会坐以待毙，不如说正在通过“方向转换”，组织新的“进出”。英国对日本的对抗方法，一是通过与美国连结制约日本，二是扶植南京政府。前者由于美国鲜明的孤立政策难以实现，后者则由于国民政府面临全面的经济和财政的危机而陷入困境。因此，还有第三种可能的方法，那就是改取与日本相联合的方针，以日英同盟的方法维护在华利益。然而，由于日本的大陆政策，日英两国很难实现协调。国民政府希望各国能够提供财政支援，而日本的态度却正如“天羽声明”所显示的，反对任何形式的“列国共同”的对华援助。国民政府债台高筑、财政破产，某种意义上为英国金融资本控制中国经济提供了机遇。英国可以以此为契机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并扩大投资。因此李滋罗斯使节团的作用值得关注。对于李滋罗斯会不会摸索与日本的妥协的问题，尾崎断言他不会对日本提出什么具体的合作计划，不过是试探日本对华政策的走向和大陆政策的界限罢了，实际上并无与日本讨论对华金融支援问题的诚意，相反是对“天羽声明”的“亚细亚门罗主义”的公然挑战。因此，尾崎深信，“日英关系的调和点是很难找到的”，甚至暗示说，如果一定要找，那将会在针对第三国比如苏联或者美国的关系上。[22]

　　日本舆论对李滋罗斯使节团不以为然，日本政府打着“反对分割共管中国”的旗号，对英国共同对华借款的要求置之不理。[23]结果国民政府宣布币制改革、英国提出贷款给国民政府。消息传来，引起了日本舆论的震惊和强烈的反英感情。对此，尾崎予以批评，他指出，日本自以为没有自己参与，谁也不能在东亚做任何事。可是国民政府的财政面临存亡的危机，日本却大谈什么“反对分割”、“自力更生”等等。如果是要等待国民政府崩溃的话另当别论，如果不是如此，国民政府采取目前的行动也是理所当然，日本只是阻挠妨害也没有任何意义。不过，尾崎并非真的主张在财政上支持国民政府，接下来他又说，不管怎么样，外国借款还是会落入贪官污吏和买办的腰包，饥饿苦难中的中国民众一样得不到真正的帮助。[24]

　　尾崎秀実時評集 日中戦争期の東アジア

　　平凡社 (March 11, 2004)

　　将这一时期尾崎对时局的见解与日本的外交政策相对比，可以看到，尾崎尽管很少正面反对广田弘毅的“协和外交”，但却时刻注意所谓的“协调政策”所面临的现实矛盾，并提出深刻的批判，展现了尾崎敏锐的政治感觉。在广田看来，可以通过与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提携”，使得中日关系安定，并同时改善与英美、苏联的关系，从而避免日本东亚统治秩序的危机。但是，尾崎一方面期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给东亚带来根本变化，另一方面则看到，表面上成功镇压革命，处于优势的国民政府已经陷入深刻的经济与财政的危机，而国民政府的不稳定，也使得它在根本上难以承担日本给它安排的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的角色。而华北事变的爆发，除了进一步促进中国人民的抗日意识以外，也使得国民政府内部对日本停止进一步侵略的期待破灭。而英国敏锐地把握了东亚局势的变化，积极在经济上支援国民政府，稳固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与日本激进的大陆政策相对抗。至此，无论日本外交的主观意图如何，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和东亚局势的发展，都不可避免的使得中日、日英关系都更加恶化，“协调政策”陷入困局，日本帝国主义的困境加深了。

　　二、走向“防共外交”

　　（1935.12──1936.12）

　　1、华北局势的升级

　　“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并未使得华北局势走向平静。相反，对以制造第二“满洲国”为目标的日本军部而言，这不过是在华北扩大日本影响力的序曲。很快，“第二次华北分离工作”又拉开帷幕。9月，驻华北日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煽动华北独立的声明。很快，在日军的阴谋策动下，一些地方的“农民”“起义”，主张“自治”。10月，关东军参谋土肥原贤二来到华北，策动以殷汝耕、宋哲元等地方实力派为中心宣布“自治”的阴谋，11月24日，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华北局势到达紧张的顶点。

　　尾崎在关注李滋罗斯使节团问题的同时，也留意华北的局势。在尾崎看来，这两者实际上紧密相关。此时的日本经济已经逐步告别经济危机的阴影，正在“高桥财政”的引领下走向复苏。这其中固然有日本政府经济政策的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资产阶级乃至一般民众，都从掠夺中国东北的资源和奴役中国的劳动力中获得了利益。因此，当华北局势不断升级的时候，日本的各类媒体少有批评的声音，相反，人们嗅到了获得新的经济利益的可能性，到处是种种“日满支经济提携”、“北支开发”的论调。

　　对于这样的言论状况，尾崎提出了批评。尾崎总结媒体的论调，指出其中可以看到三个相互关联的论点，一是所谓“日满支经济圈”，计划将日本、“满洲”和华北建设为自足的区域经济；二是强调日本对华北的开发将排斥“扩张日本势力的帝国主义政策”，将对各国有益；第三是开发计划并不排斥英美的资本。对这三个论点，尾崎均提出了批评。首先，尾崎指出，日本的资本家并不愿意投资华北，实际上日本企业在华北的投资很少，“开发华北”很难说是出于日本客观的经济要求，况且华北的资源未必是日本经济所急需的；其次，尾崎认为，日本对华北的扩张，一方面是“帝国主义一般”的倾向，即攫取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以及资本输出地的冲动，但更多是日本帝国主义特殊的，政治军事性的“战略的”要求的结果；最后，尾崎指出，“对各国有益”，包容英美资本在内的如意算盘，必须直面华北局势的发展。尾崎肯定，华北事变体现了华北地区从正在瓦解中的南京政府的“殖民地”的地位向“日满支经济圈”的一部分过渡的过程。但是一方面，中共的力量，特别是红军开始出现在华北；另一方面，虽然英美在华北的直接利益很少，但是在战略上，英国在南方的势力扩张，表明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的争夺正在激化。华北面临各种矛盾的复合的发展，局势不可能趋向平静。“北支问题乃是全支那、全世界的问题，这种说法绝不是夸张。”[25]

　　随着华北局势的升温，有关新闻也成为各种媒体竞相报道的焦点。为了获取第一手的消息，《朝日新闻》组织了中国视察团，前往中国各地进行现场采访。其中派往华北的视察团于1935年底到1936年初在中国考察采访。作为社内的中国问题专家，尾崎也参加了这次考察。[26]考察采访的记录不久结集出版，尾崎撰写了其中访问华北实力派当权人物的部分，从中可以看到这次考察大致的轨迹。他们先到达北平，采访了宋哲元；然后前往不远处的通州，采访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主席”殷汝耕；接着前往绥远，见到了傅作义，并在其介绍下前往山西拜见阎锡山，但恰逢阎不在太原；最后他们前往山东采访了韩复渠。由于这里尾崎并非以独立的评论家的身份，而是以《朝日新闻》记者的身份写作，因此这些报道的论调不得不和新闻社的方针保持一致，并没有对华北分离工作进行批判，也没有尾崎文章里常见的关于形势的国际关系背景的分析，而只是记录了沿途见闻和采访的一般印象。但从中也可以看到尾崎关注了哪些问题。例如在山西时，尾崎非常关注阎锡山主导的“统制经济”计划，并认为从所见的现实来看，并没有可行性；另一方面，尾崎也关注红军接近山西的消息。又如在山东时尾崎特别关注黄河泛滥所造成的灾情，对民众的际遇感到同情。[27]

　　朝日新聞社編：『現地に支那を視る――最近支那時局の再検討』、朝日新聞社、1936年

　　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以后，日本舆论纷纷在表示震惊之余，断言改革必将失败。在这一点上尾崎也并不例外。然而，进入1936年，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因此尾崎有必要调整自己的观点。尾崎认为，在英国的支援和浙江财阀“拼命地努力”下，改革“仿佛看起来取得了成功”，日本银行拒绝兑换新法币的举动不能不说是失败。但是，深信国民政府正处于“解体”中的尾崎仍然表示，币制改革能否取得根本成功以使得中国的财政经济有所改善，仍然令人怀疑的。首先在国民政府濒临破产的财政之下，不兑换纸币制度很容易导致通货膨胀；更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这体现在帝国主义把经济问题转嫁到半殖民地，具体则是美国的银政策上。美国主导的银政策的变动一直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困扰，而近来银价又在下跌。中国维持货币汇率的资金要依靠出口白银，特别是期待美国购买中国的白银，因此美国的白银政策左右着中国币制问题的走向。尾崎暗示美国为了本国利益而实行的银价下跌政策会使得币制改革出现破绽。[28]尾崎更把这一问题与他对华北局势的观察相结合，断言中国正陷入“经济内战”，各省割据势力都在推进自己的经济计划，对浙江财阀造成打击，而华北分离正是这种倾向的表现，中国将倾向于“分裂解体”，自然不可能实现货币的统一了。[29]可见尾崎在批评日本大陆政策对华北的侵略的同时，其中国经济分析又在为华北分离工作提供经济上的“客观”依据，某种意义上把华北分离政策正当化了。

　　2、“外交一元化”与“防共外交”登场

　　日军发动“第二次华北分离工作”，使得华北局势的紧张达到顶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青年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日本的侵略和国民政府、地方军阀的“不抵抗”。在这种局势之下，作为妥协方案，由国民政府主导，于12月18日成立了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管辖范围仅包括河北和察哈尔，并非“华北五省”，同时南京政府仍对该委员会有相当的影响力。至此，日军分离华北的阴谋宣告失败。可是，虽然分裂华北的阴谋未能得逞，华北事变也使得日本的外交到了危机的边缘。一方面，“广田外交”高唱的所谓“日支亲善”，由于华北事变导致的中国“亲日派”的没落而破产；另一方面，日本暴露占据华北的企图以及在李滋罗斯访问团和对华借款问题上的不合作态度，也使得日英关系严重恶化。在这种状况下，日本军部势力又重弹起“现状维持”的老调，企图利用外交手段缓和局势；同时，日本的文官集团也企图重回“广田外交”的既定路线。由此，军部和文官集团再次一拍即合，外务省开始宣传所谓“日本外交一元化”。“一元化”的旨趣即把由于华北危机造成的日中关系和日本外交环境的紧张归因为外务省和军部不统一的所谓“二重外交”，声称这种状况将通过政府和军部的合作，统一于外务部门的管理之下，从而改善对外关系。[30]

　　1935年至1937年国民政府向日本侵略者妥协而在华北建立行政机构“冀察政务委员会”，图为冀察政务委员与日军将领合影。

　　如前所述，在华北事变刚刚爆发的时候，尾崎就批评过日本的“二重外交”。当“外交一元化”的消息传出后，尾崎又撰文指出，今日提出所谓“一元化”的问题，等于承认到目前为止对华外交是“多元”的，并再次痛论“二重外交”是对国力的巨大浪费。尾崎分析政府和军部都提倡外交“一元化”的原因，认为主要有“先前北支工作的失败、日本退出裁军条约后国际地位的困境、英国在支那超出预计的抵抗力、陷入破产状态的南京政府对日本表明的真挚态度”，以及特别是“日苏间紧迫的关系使得日本的对支政策需要变更”。因此尾崎认为这一次的外交“一元化”有着“相当真挚的意味”，和1935年初的“日支提携”和“亲善”之类不同，有深厚的基础。[31]

　　从这一番议论来看，似乎尾崎秀实对所谓“日本外交一元化”予以了很高评价。例如外交史学者井上寿一就将此处尾崎的评价作为自己高度评价“外交一元化”的根据，并赞扬尾崎对局势准确的预见力。[32]在相对于军部进行武装侵略而外交高唱“亲善”的“二重外交”的意义上，可能尾崎的确对“一元化”的动向予以正面评价。但如果从东亚国际政治的走向的视点来看，则又不尽然如此。在几乎同时发表的尾崎的另一篇讨论“日本外交一元化”的评论中，问题就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里尾崎在回顾了外交“一元化”问题的来历后，转而讨论在“外交一元化”口号之下日本对华外交的基本方针即“广田三原则”。广田弘毅在1936年年初的外交方针演说中声称中国政府已经接受了“三原则”，遭到了国民政府的抗议。对此，尾崎指出三原则的内容十分抽象，中国方面可以表示暧昧的认可，却不能表示全部接受，特别是第二条涉及“满洲国”承认问题。广田的表态使人误以为中国接受承认“满洲国”的条件，所以遭到抗议。不过，尾崎关注的是第三条“共同防共”的问题，认为“在当前的状况下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尾崎注意到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是对英国外交问题，虽然天羽声明以来日本摆出排斥其他列强的在华利益的态度，但是与日本的期望相反，英国在华的经济势力仍然牢固，甚至在中国的经济危机中还有所强化。在华北局势趋于缓和之下，日本外交又重新提出对英国协调的方针。另一个方面则是对苏军备问题。尾崎指出，日本侵略华北的目的究竟是为了占据中国本身，还是作为侵苏战争的准备，本来就未必十分明确。而“广田三原则”方针的提出，使得针对苏联的方针变得明确了。“我们不禁感到，这一次对支政策的新方向，决不会像以往那样经常反复。因为这一方向与日本外交的基本的路线──方向是一致的。在对苏关系紧张之际，日本的外交政策当然会走向这一方向。”[33]

　　尾崎这种观察的背景在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和红军的成长，使日本军部感受到来自北方的压力，军部更加关心对苏军备问题，同时在“满”苏和“满”蒙边界上，日苏军队也经常为领土问题发生武装冲突。另一方面为了应对华北事变导致的日本外交的危机，日本政府提出了反共主义的方针，以所谓“防共”问题为中心，日本外交开始了大的方向转变。日本政府以“防共”为旗帜，与正将注意力转向对苏军备的军部连携，以暂时抑制军部的对华扩张；同时以“防共”旗号诱导正从事“剿共”的国民政府与日本“合作”，并向欧美各国兜售所谓“共产主义威胁”，以改善对外关系。[34]

　　日本煽动苏联的“威胁”，积极加强对苏军备的行动，无疑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对于尾崎这样1930年代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没有什么比“社会主义祖国”的安危更加重要，保卫苏联也是尾崎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佐尔格谍报团的谍报活动的主要目的。尽管在对华关系改善的可能性上，尾崎也许对所谓“外交一元化”予以一定的积极评价。但是尾崎也意识到，如果日本的构想得逞，以“防共”旗号改善日中关系，同时与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合作，共同“开发”华北乃至中国，那么日本就有可能充当帝国主义反苏十字军的急先锋，苏联就会面临战争的危险，中国也可能完全沦为事实上的殖民地。因此，尾崎对“外交一元化”中所包含的这种危险的可能性，不能不抱着十分警惕的态度。

　　理查德·佐尔格，共产主义间谍，1930至40年代在德国、日本等国长期为苏联获取有价值的情报。同为共产主义者，尾崎秀实曾参加佐尔格谍报团的谍报活动。

　　基于这种警惕，尾崎把目光转向北方。尾崎对于日苏关系的关注，从根本上说基于他的共产主义信念，然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尾崎并非单纯依据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教条来理解日苏关系，而是保持着对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视点。在题为《围绕支那的日苏关系》的评论中，尾崎首先就指出日苏关系对于日本大陆政策的意义所在。日本推行大陆政策，必须同时顾虑两个方面的大国势力，一个是海一边的英美，一个是大陆方面的俄国以及革命后的苏联。因此，尽管日本总是竭力扩张军备，但在对外扩张上却总是力不从心。日本不可能同时与列强开战，因此“当面以谁为目标，必须从大陆自身的状况、世界一般的形势、以及各列强间相互的关系来做综合的判断”。而一直以来形势的发展，并没有到可以做出明确的判断的程度，日本的大陆政策的暧昧不明的地方也与这种状况有关。然而，最近形势的发展，使得“日本的大陆政策似乎正在摆脱它的复杂性和不明确性”，尾崎暗示，日本逐渐明确地将苏联作为首先要排除的障碍。尾崎分析当前日苏关系的情势，指出面对日本大陆政策的推进，苏联一方面加强远东的军备，另一方面强化苏联和外蒙古的关系。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红军进入陕西，使得华北的局势更加复杂。[35]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在华北的出现，无疑使得日苏关系紧张的局面更加微妙。1936年2月起，中央红军开始东进进入山西。尾崎很快注意到这一情势。尾崎指出，红军在山西的出现一举改变华北的政治格局，中央军有进入山西的可能，而相互间各怀鬼胎的地方实力派在面临共同敌人的同时，也对山西这块地盘本身抱有兴趣。更重要的是，红军提出了“建立抗日国防政府”、“组织全国的抗日军队”的口号，而民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憎恶和对国民政府的不信任的感情，使他们都有可能受到红军的旗帜的吸引。尾崎注意到最近华北的学生运动就有共产主义的色彩。这使得日本外交的“共同防共”的口号不止于意识形态，而具有非常现实的意味。[36]可见尾崎已经开始认识到共产国际七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转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以及这一方针所引起的东亚局势的深刻变化。不过和此时中共“反蒋抗日”的方针一样，针对国民政府正摸索与苏联结盟的传闻，尾崎认定“了解南京政权本质的人都知道这种事情绝不可能实现。南京政权到最后也不可能离开资本主义国家的阵营。”[37]

　　在中国共产党出现在华北的同时，中国政治的另一面也在发生变化。1936年6月，两广军阀因抗拒蒋介石的统一政策，打出“抗日”的旗号发动政变，企图以实力逼迫蒋介石承认其半独立地位。然而，在蒋介石的分化瓦解之下，事件没有引发内战，很快进入妥协谈判阶段。尽管事变以“抗日”为旗号，但日本出于其不利于中国的统一，客观上有利于日本的侵略的原因，对事变的发展暗中怀有期待。对此，尾崎批判说，日本的军人们只看到西南军阀的军事实力和白崇禧个人的军事才能，却不能看到真正决定形势走向的因素。中国的内战的背后，都有帝国主义势力的作用。帝国主义者往往支持内战的一方，又暗中和另一方来往，从中获得利益。而这次的事变，正逢英国一方面通过与广东军阀的关系推进粤汉铁路的建设，另一方面支援南京政府的币制改革的时候，英国显然不希望此时发生中国内战，这就决定了内战打不起来。尾崎还批评说，日本认为西南派的“抗日”不过是反蒋用的旗号，认定决不会出现真正的抗日情势。可能从西南军阀的内心来说的确如此，但却要看到，“抗日”已经成为“现在最有人气的口号”，民众中兴起的民族运动的巨大的能量，最终将不是军阀所能够控制的。[38]尾崎暗示，民族运动的能量最终可能为中共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所吸收。客观上来看，两广的和平解决首先体现了南京政府统一战略的推进，然而尾崎显然不愿意关注这一点，而是从英国势力的扩张和中共领导民族运动的可能性去把握。

　　外务省推进“防共外交”，一个重要的目的在通过“共同防共”改善日本的外交环境，其中尤其是与英国关系的改善不可或缺。为此，“二·二六”事变后，主张改善日英关系的吉田茂出任驻英大使。但对吉田茂的使命的前景，尾崎表示悲观。他指出，为了对抗俄国，日本必须谋求与英国的妥协。然而，这一政策前途堪忧。在世界范围内，日英两国的贸易战日趋激烈，同时，日本通过商业手段推行南进政策，扩大对东南亚影响的行为也令英国感到紧张。而且，日本预想英国会对日本的大陆政策让步，然而英国却相反通过参与中国货币改革扩张了其势力，甚至在华北也寻找反击的机会。尾崎指出，如果不协调好大陆政策与南进政策的关系，避免进一步刺激英国，则“转向亲英政策将成为纸上的空谈”。[39]在李滋罗斯访问团访问东亚时，尾崎就对日英两国间的协调关系的可能性表示悲观，而在国民政府货币改革之后，尾崎无疑对此更加确信。他重申他对日英在华经济利益对立的分析，乃至认为“在支那的列强竞争中最尖锐对立着的就是日英两国”，“尽管两国在世界政策上仍部分有着成为合作者或者准同盟者的基础，但日英两国在支那的经济战将将直面种种直接的矛盾，变得更加激烈。”[40]如果说陆军的北进政策和外务省的“防共外交”，使得尾崎担心苏联安全的话，那么对日英关系的观察，则使尾崎意识到他所担心的局面并没有那么容易出现。

　　尾崎秀实以“欧佐起”笔名翻译的中国左翼戏剧集《蜂起》，作为国际无产阶级丛书，由东京四六书院于1931年10月出版。

　　3、“防共问题的多面性”

　　随着大量评论的发表，尾崎作为中国问题评论家声名鹊起。1936年，太平洋国际学会在美国约瑟米蒂召开第六届会议，尾崎秀实作为中日关系方面的专家应邀出席了会议。太平洋国际学会是1925年成立的一个研究亚太地区外交和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问题的国际学术文化组织，本来有着民间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中日两国知识界有不少“知美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加。但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会议逐渐受到日本侵华局势的影响，中日两国的代表经常在会议上发生争论，而日本政府也逐渐对学会的日本分部施加影响，原先参与学会活动的、对军部侵略政策持有一定批判态度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逐渐被边缘化。1936年的会议日本更派出了前外长芳泽谦吉、“支那通”军人坂西利八郎等官方背景的人物，使代表团带有政府宣传工作的色彩。在约瑟米蒂会议围绕中国问题的讨论中，以胡适为首的中方代表介绍国民政府主导下的中国经济建设及政治统一的状况，并予以高度评价，引起各国代表的讨论；胡适并对日本阻挠中国的统一与建设进行了严正的批判，引起了日方代表的辩驳。[41]

　　1936年第六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双年会参加者合影

　　尾崎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会议，并向会议提交了讨论资料《最近的日支关系》，该文基本依据尾崎自己发表过的评论的内容，对“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中日关系从政治、经济、共产主义运动、列强间关系等角度进行了梳理。囿于讨论资料的性质，尾崎没有明确地阐述自己的态度。[42]而在会议讨论中，作为典型的旧制高等学校毕业生，尾崎的第一外语是德语，英语的听说能力有限。根据西园寺公一的回忆，尾崎要依靠西园寺的翻译了解会议讨论的内容，更遑论积极参加会议讨论了。[43]但是，尾崎仍将会议作为了解各国对东亚局势的认识的机会。胡适曾对日方参会人员构成的变化感到失望，但尾崎对这一动向却有不同的观察，他针对太平洋国际会议过去的风格批评说，这一会议经常被当成“喜欢说英语的学者和交际家的高级国际家庭聚会”，显然对英美留学的知识分子主导的会议模式不以为然。相反，现在参会各国都有“有影响力的在野政治家”参加，对此尾崎予以正面的评价，但同时也对日本代表团“过度的统制”的做法有所不满。而对中国代表团，尾崎则感到不以为然。由于经费限制和国民政府的不关心，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只能依靠胡适等留美派学者，乃至动员在美的中国留学人员等等，因此尾崎讥之为“美国留学同学会”、“美国代表团支那部”，认为如果中国能有“身经百战的老政客”、“外交家”乃至“浙江财阀”等名流参加，将要有趣的多。[44]这种评论体现出尾崎作为在日本本土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对留美派知识分子的某种排斥心理。

　　不过尾崎对中国代表团的不满不止于其“知美派”的人员构成。对于中国代表团热烈地赞扬国民政府主导的经济建设的成就，主张中国正走向统一，尾崎显然也不以为然。尾崎承认，中国代表团“在给人灌输仿佛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的印象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并且指出“支那可能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重建，并且阻碍支那建设的最大的障碍是日本的看法，在从第三者立场观察最近的日支关系的外国人中似乎非常普遍”。对此，尾崎称，他在会议上对中国代表的见解提出了直率的批评，指出中国的统一并不能通过收买军阀，使反蒋势力表面上屈服来完成，而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内部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农业问题，国民政府至今也没有解决问题的“真挚的努力”。[45]

　　在西南事变解决，日本的言论界开始出现“中国统一”的议论时，尾崎就注意到了问题的重大意义，他分析指出，当前的形势乃是中日关系的“重大的转机”，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是否希望中国统一”，并且这种统一并非抽象意义上的统一，而是特指国民政府所主导的中国统一。这对于日本的对华政策是根本性的问题，“日本大陆政策一直以来，采取的是与国民党主导的统一不相容的路线”，但是仍然存在与之不同的倾向，并且军部和外务省之间也意见不合。尾崎指出，日本将不得不最终选择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立场。[46]不过，这里尾崎虽然对日本外交提出了批评，但对于国民政府主导的“表面的统一”并未直接给出分析。这一状况无疑给一直强调“国民政府的危机”的尾崎提出了新的课题，而约瑟米蒂会议上中国代表的主张和各国代表积极评价国民政府的统一与建设的意见，也刺激了尾崎进一步的思考，成为西安事变后积极参与“中国统一化论战”的思想前提。

　　1936年11月，在关东军的策动下，内蒙分裂势力武装进犯绥远。在中日关系紧张和“防共外交”推行的背景下，此事也引起尾崎的注意。他仍然从日本的“二重外交”和东亚国际关系两个视角讨论此问题。尾崎指出，针对中国主张“内蒙军”背后有日本支持，日本外务省急忙表示此事与日本无关，然而，对外务省的这种表态，无论是中国还是英美都不可能信服，只能是“对内用”而已。日本国民根本无从了解大陆政策的内情，更不可能有所干预，外务省的行动至多不过是企图对军部过度激进的行为有所牵制而已。然而“内蒙军”在百灵庙战败后，关东军又发表声明，表明对内蒙分裂势力的支持，并攻击中国与苏联相勾结等等，仿佛在反驳外务省“与日本无关”的声明。[47]事件的国际关系背景也是尾崎极为关心的，分裂内蒙的阴谋在侵略中国的同时，在“防共”问题甚嚣尘上的背景下，无疑也构成关东军针对苏联的军事威胁的前哨。特别是内蒙问题也与苏联主导下的外蒙古有关。尾崎曾经撰文介绍外蒙古的发展，对其前景十分期待，同时也很清楚外蒙问题在日苏军事对抗间的地位。[48]在另一篇关于绥远事件的评论中，尾崎首先对于内蒙的分裂活动予以阶级斗争视角的解释，主张“蒙古自清朝末期以来一直作为支那的殖民地承受着被剥削的苦难”，汉人移民占据牧场，政府和军阀诛求无已。同时通过当时因“通苏通蒙”被关东军处死的伪满蒙古族政治家凌升的发言，说明蒙古人的“独立、自治的要求”的同时，暗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意义。而对于事件与关东军的关系的国际关系意义，尾崎指出，关东军声明反复强调所谓“防共自卫”，“暗示了由事件的发展将可能会产生重大的结果”，和“日支交涉的中心问题防共问题”，以及“国际防共战线的中心日德防共协定”联系在一起考察，尾崎暗示关东军在内蒙方面充当国际反共十字军的先锋的可能性。[49]

　　1936年11月25日，日本驻德大使武者小路公共与德国外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签署反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协定。

　　而在1936年底，日本外交围绕所谓“防共”问题十分活跃，特别是日德反共协定的谈判正在积极推进。始终注意“防共”的威胁的尾崎对此不能不十分关注。实际上，围绕所谓“防共”问题，日本内外各个行动主体的意图并不一致，呈现出复杂的面向。对此，尾崎在评论《防共问题的多面性》中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首先指出，曾经广田三原则中的“共同防共”被认为过度抽象，没有具体内容，而在现在防共问题的交涉中，问题变得具体化了，“防共”并非抽象地针对共产主义思想乃至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而是明确具体地指向以苏联为首的国际红色战线，显现出世界上法西斯阵营与共产主义阵营的对立进入决定性的阶段。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上，尾崎又把问题分为三个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方面。第一，在日苏关系问题上，尾崎强调“防共”问题军事上的意义，只要以反苏为基本国策，那么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就很难彻底破裂，也可以牵制军部激进分子发动全面对华战争的意图。尾崎回顾历史，指出日俄战争中清国“友好的中立”曾对日本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可能到来的对苏战争中，中国站在苏联一方将对日本非常不利。更考虑到当前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的高涨，“防共问题”也就更加微妙。第二，在中日关系上，随着中共调整方针和蒋介石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抗日“人民战线”的呼声高涨。而要防止中国武力抵抗日本侵略，阻止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可以利用南京资产阶级政权的反共性质，提倡“共同防共”，并最终将南京政权置于日本的支配之下。另一方面，围绕“抗日”问题，中国内部出现了以中共为主导的“人民战线”和以蒋介石为主导的“国民战线”两种动向，哪条路线能够主导抗日运动的发展，事关中国的前途。第三，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化，资产阶级不得不向法西斯主义寻求生路，法西斯国家与苏联的关系日益恶化。西班牙内战的爆发是法西斯主义对共产主义的世界性矛盾发展的结果，而“防共”则表明了日本在国际阶级斗争中的立场选择。尾崎强调这才是“防共”问题最大的意义。

　　1935年8月，广田提出了对华关系三原则，其实质是：(1)中国停止抗日活动，抛弃依赖英美政策，与日本合作；(2)中国要承认伪满洲国，借以促进华北与“满洲”的经济文化关系；(3)中国应与日本合作，“防俄”、“防共”，旨在绞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广田的对外侵略政策得到了军部法西斯的支持和信任，“二·二六”兵变以后，在军部法西斯的支持下，广田弘毅出任内阁首相，从此，日本军事法西斯专制体制正式确立。

　　显然，尾崎认识到，“防共”问题在日本外交机关、军部乃至中国国民政府等不同主体间，其意义并不相同，具有复杂的面向。但在认识“多面性”的同时，尾崎也非常强调问题的根本在于法西斯与共产主义、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苏联的对立。同情日本外务省的论客们力图将“防共”问题与对苏外交问题相区分，主张“防共”旨在利用“防共”问题改善对中国和英美的关系，维持“国际协调”，并非要对苏联进行军事威胁。对此尾崎批评说，将“防共”问题与对苏问题分割开来的看法，是“机械”的，是“对事实缺乏理解或者是外交辞令式的诡辩”，“防共”决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问题，而是“现实的、政治的问题”，即在政治与军事上与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红色阵线对抗。另一方面，11月中旬日德两国就反共产国际协定达成共识的消息传到东亚，中国的舆论界大都将其看作针对中国的新的阴谋，予以批判。尾崎颇为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报纸上的论调，这些评论都指出，日德协定的签订有利于日本牵制苏联，扩大军备，同时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做准备。对此尾崎不以为然，表示这种见解“过度重视支那目前遇到的危险，而忽略了防共协定的世界性的性质。”[50]

　　综合尾崎1936年的评论，可以看到以下的基本倾向。在1936年，一方面日本的“华北分离”工作陷入停滞，中日关系持续紧张；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陕北扎稳脚跟，开始影响华北局势，中共也开始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另一方面，日本外交打着对英美“协调”，对中“亲善”旗号的“协和外交”破产以后，开始以“防共”为中心重新编组，企图以煽动反共来改善与英美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面对这种局势演变，尾崎对东亚局势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并非像通常的观点所认为的，是充分认识到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必然性；相反，尾崎认为这些动向都表明，东亚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决战的最前线，日本帝国主义正企图成为反苏十字军的先锋。这样一来，中日间的民族矛盾就被相对化了，尾崎虽然强调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民族意识的觉醒，但却始终只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野里来理解，从而没有意识到抗日统一战线运动向着不分阶级的共同抗日斗争发展的前景。尾崎强调日本的对华侵略政策受到对苏战略的限制，但在某种意义上，尾崎对中日关系的把握也受到他对东亚局势的这种整体看法的局限。当然，从同情尾崎的立场来说，他作为共产主义者，将“社会主义祖国”的安危放在第一位，在这个时期某种意义上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尽管由于社会主义苏联的强大，日本军部并没有立即实施对苏侵略战争的决心，但军部战争计划的重点的确在转向苏联，[51]“防共”外交和日德关系的强化，对苏联安全乃至世界和平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并非尾崎的主观想象。

回想の尾崎秀実

　　尾崎秀樹 编

　　勁草書房，1979年

　　三、“东亚的战争危机”

　　（1937.1──1937.7）

　　1、《张学良政变的意义》再考

　　正当绥远局势使得中国的抗日运动高涨，日本的“防共外交”造成东亚局势进一步变化之际，西安事变的消息更给东亚带来巨大的冲击。同时，围绕事变的评论也给尾崎的记者生涯带来了重大的转机。日本的各类时政杂志纷纷在1937年新年号发表对西安事变的评论，其中不少主张蒋介石会被杀害，中国将陷入分裂和内战，而尾崎秀实却大胆地预言蒋介石将会生还。结果年末杂志新年号上市的同时，蒋介石平安返回南京的消息也传到日本，尾崎以其准确的预言一举成名，成为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中国问题评论家。正因为尾崎的评论《张学良政变的意义》的这种传奇的性质，在战后受到包括尾崎生前友人在内的政治家和学者的高度评价，成为“革命传说”。例如风间道太郎说：“在西安事变所引起的社会上的种种低俗的议论中，尾崎最早断言蒋介石将以转向容共政策为条件，安全回到南京。尾崎这样断定的根据，在于这样一个简单而且理所当然的事实，即中国共产党不把蒋介石当作主要的敌人，而将外国侵略势力，在这一时期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主要的斗争对象。”[52]西园寺公一则说：“正当蒋介石被张学良监禁起来生死不明的时候，在日本只有尾崎一个人断言，中国国民党将会放弃过去的‘反共’政策，实现国共合作，同毛泽东等携手共同来抵抗日本的侵略。”[53]但是，这样的评价和尾崎文章的内容实际上相去甚远。诚然，尾崎正确地预言蒋介石将会幸存，也断言西安事变不会导致国民政府瓦解、全国陷入内战。但这并非如战后的论者所说，基于对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预见。

　　首先，尾崎对蒋介石会幸存的“预言”写道：“有人根据张学良解决杨霆宇的手法，认为他大概已经将蒋介石杀害。然而，恐怕围绕这个极具价值人质，张学良将会与南京进行交易”，也就是说尾崎的论断与其说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预见，不如来自于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情势分析。在张学良一侧的军事实力决定性地弱于南京方面的情况下，利用蒋介石这一人质进行谈判无疑更为明智，尾崎说这里有“支那流的交易”。[54]

　　現代支那論

　　尾崎秀実

　　岩波書店 ，2018年

　　其次，尾崎对蒋介石政权的看法并无变化。尾崎断言国民政府并不会因为西安事变而瓦解，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国民政府的积极评价。尾崎认为，国民政府能够取得“外观”上的全国统一，其原因主要在于江浙财阀等新兴资产阶级和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及表面上担当“民族运动的旗手”，而“如前所述，支那的新兴财阀已经和南京政府相融合，如今更不可能再抛弃它。英美也极端害怕支那的‘统一’出现破绽，现在更不可能中止对南京政府的援助。”西安事变的发生使得国民政府更加无力，从而增强了其对英美帝国主义的依附性。[55]在尾崎看来，国民政府的“统一”并未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因此这种统一只是外观上的，绝不可能解决中国民族解放的历史课题。

　　因此不难理解，尾崎文中实际写下的抗日统一战线论和战后的解读完全不同。尾崎认为，西安事变使抗日统一战线面临分裂的危险。这是由于蒋介石的“统一”旗号的确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因此张学良的举动很可能被看作破坏统一的“汉奸”，从而有可能将蒋介石影响下的民众从抗日人民战线分离出去。尾崎认为，现在存在着两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一种是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战线”，一种是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人民战线”。这种区分明显与西班牙内战中的法西斯“国民战线”与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相对应，尾崎实际上认为蒋介石主导的“国民战线”本质上是反动的，不可能真正走向抗日，“南京政权对英美依存的程度更加加深，政府自身将更加无力，势必听从于日本”。而在西安事变中，左翼虽然面临被分裂的危险，但中国共产党把握住了机会，其抗日主张获得了张学良等军阀的共鸣，“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从来每当支那的军阀间爆发对抗的时候，共产军的势力都会扩大。这次事件必将使得其收缩在朔北的势力得到扩大。”[56]可见对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尾崎仍然持有“反蒋抗日”的构想，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吸收国民党左翼势力和爱国军阀，而排斥蒋介石为首的反共势力，这不仅基于对现实形势的考察，更基于尾崎一贯的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和反蒋反英美的政治立场。

　　这一点在蒋介石安全返回南京后尾崎的评论《西安事变以后的新形势》中也能得到确认。针对国民政府一方面宣布拒绝张学良的要求并予以处罚，一方面仍在与西北方面交涉的形势，尾崎指出，虽然南京政府标榜的“统一”口号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但也不能说张学良没有得到支持。南京政府无法武力攻击西北方面不仅因为蒋介石的安危，也因为即使在政府内部也不乏张学良主张的同情者。尾崎还指出眼下西安方面红军和西北军之前已经形成了合作，人民战线的势力正在确立。蒋介石面对这种局面只能强化其“国民战线”的阵营，但这样一来则不免有违人民战线发展的大势，从而危及蒋介石自身的“统一”招牌。尾崎断言，南京政府绝不可能响应张学良一派的人民战线的要求，因为这意味着对南京政府存在自身的否定。尾崎更联系这一时期日本言论界关于“中国统一”的讨论，指出蒋介石的平安归来使得赞扬国民政府统一的见解占据了主流，然而这种主张却没有看到中国的现实，南京政府吹嘘的经济数字和一些建设工程的例子就好比“家住在断崖之下却热衷于更换床帘、粉刷墙壁”。针对新出现的承认南京政府的统一并与之交涉以解决中日冲突的“协调外交”见解，尾崎断言其决不能取得真正的进展，因为中国民族运动的发展已经到了要解决民族解放问题的阶段，“国民党政权虽然身处这一巨大的运动的浪头，但决不能够自己来指导、控制它。更何况最近事态的发展，使得国民政府稍有不慎就有从浪头跌落的危险”。[57]在尾崎看来国民政府的“统一”不过是暂时的假象，随着抗日民族运动的发展，国民政府的没落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当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关于根绝赤祸决议案》后，尾崎未能解读其中包含的政策转换意图，反而对会议予以极低的评价。尾崎认为，尽管人们对会议就抗日、西安事变善后等问题的处理充满期待，但会议与人们的期待相反，开得十分“没精神”，国民党中人民战线派的提案被否定，对西安事变处理问题只不过通过了对蒋介石的颂德表，“这次会议的特征是国民党政治独裁、寡头的性质更加严重了。各种提案大都还没能成为大会的议题就被葬送。”[58]因此，当国共两党正在就联合抗日进行协商的消息传来，尾崎首先是感到惊讶，继而表示怀疑。尾崎认为，本来三中全会“赤祸根绝”的宣言使得英美和日本都感到安心，此时却传来国共合作的消息，使日本感到不安，特别是日本外交正在再次转换，准备尊重国民政府代表全中国的立场，以“经济提携”改善日中关系，国共联合抗日的消息无疑给这一方向转换带来阴影。尾崎表示怀疑说，日本仍有必要冷静下来把握事情的真相，“国民党经常使用种种手段在国内外进行巧妙的宣传活动。这也是由于国民党身处内外各种不同的力量的压力之间的苦涩立场”。尾崎怀疑，国民党方面传出的国共合作的消息不过是为了利用人民战线运动的影响加强国民政府的统治而已，而日本国内更有一些人“反用国民党的宣传和姿态企图把国民引导到其他方向上去”，企图在日中间煽动军事紧张，对此尾崎表示警惕，主张应该“静观”中国局势的走向。[59]与国共合作相对应，在国际关系上，国民政府与苏联关系的改善也成为话题，对此，尾崎也批评说，尽管在中国，亲俄的氛围的确加强，但日本的舆论对此缺乏正确的评价，仅仅将中苏关系问题看作苏联和国民政府的关系问题，而忽略民众的动向。这种错误是因为人们对“民族运动”缺乏正确的认识，为国民政府利用民族运动的外观所迷惑。尾崎更介绍国民党系报纸上的见解，其中主张苏联应该放弃支援中共推翻国民政府的企图、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在此基础上建立集体安全保障体制。尾崎认为其中有“国民党式的狡猾”的同时，也承认这是当前的一种意见，苏联如何对应是令人感兴趣的。[60]

　　開戦前夜の近衛内閣

　　満鉄『東京時事資料月報』の尾崎秀実政治情勢報告

　　尾崎秀実/今井清一 编著

　　青木書店，1994年

　　2、“战争危机”的意义

　　从后来者的视角来看，到1937年初，中日间的矛盾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国共合作抗日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与此同时，日本的“防共外交”应者寥寥，毋宁说苏联的反法西斯政策获得更多共鸣，国民政府出于牵制日本的需要也努力改善对苏关系。然而，尾崎对局势的观察仍然延续着1936年底“防共外交”甚嚣尘上时的认识，围绕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立这一轴心，始终注视着对苏战争的危险、国民政府与英美关系的增强，可以说尾崎认识中的苏联比现实中的苏联在外交上更为孤立。

　　因此，对于尾崎在3月谈论起“东亚的战争危机”，应当基于他上述的局势认识慎重地分析。我们很容易认为尾崎正确地认识到中日间矛盾的发展，从而“科学地”预见中日战争迫在眉睫，但是考诸尾崎文本的实际和尾崎思想的延续性，则其中包含着更为复杂的观察。

　　例如评论《战争的危机与东亚》首先概观了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来的战争危机状况。尾崎指出，经济危机导致脆弱的凡尔赛条约体制瓦解，帝国主义间矛盾激化，殖民地分割竞争重新开始，在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不得不推行法西斯化。然而，由于战争技术的发展，一旦发生世界大战，很可能导致世界革命，使得资本主义制度终结。因此，各国又害怕发动大国间的战争。尾崎指出，这是各种区域战争尚未发展成为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但是随着各种矛盾的激化，发生大战的危险仍然在发展。特别是各帝国主义国家针对苏联的战争危险，仍然是各种战争危险中最重要的。现在西班牙发生的战争，就是法西斯对苏联的国际战争的前哨战。[61]

　　从这样的世界局势认识出发，尾崎对东亚的战争危机问题做了如下的分析。尾崎认为，东亚的战争危机的因素主要在于，远东尚未被殖民化，是殖民地争夺的重要对象；日本激进的大陆政策；日苏两国在东亚直接接壤；苏联的强大和在其影响下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就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争夺问题而言，一方面美国高举门户开放的旗帜，在中国问题上与企图独占中国的日本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另一方面，日本的大陆政策的最大的对手无疑是英国，英国不仅在中国传统的利害关系最深，而且近来又通过加强对华南军阀以及对国民政府的影响力，扩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操纵中国的金融，特别是对币制改革发挥了巨大作用。日本的南进政策已经与英国在华南的势力发生冲突。但是，尾崎认为，真正的战争危险不在看起来尖锐的日英、日美关系中，而在日苏关系中。真正的战争危机将在日英、日美矛盾因日苏矛盾的尖锐化而解消的时候发生。同时，苏联影响下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也将对日苏矛盾的走向产生深刻影响，战争可能在“危机充分发展，支那民族运动成熟的的瞬间”发生。[62]

　　在同样论旨的评论《东亚的战争危机》中，尾崎在和上述内容相同的分析之后，又针对“防共外交”指出，日德防共协定绝非只是针对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对苏战争的准备。日本今日已进入准战时体制之下，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正在进行内部调整，减少摩擦，近年的各种流血事件都含有这样的意图；同时在意识形态方面也进行了“国体明征”等活动，经济方面，则在向准战时的统制经济过渡。特别是在“满洲”，统制进行的更为充分，各类军事设施也向“满洲”移动。在尾崎看来，这都意味着对苏战争准备的强化。但是另一方面，防止战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首先，尾崎注目的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飞跃和军事力的发展，尾崎指出，日本为进攻苏联进行着战争准备，但是如果苏联的军备以远超日本的速度扩张，则给日本带来更大的军备竞赛的压力。日本重工业水准的低下更使这种可能性增大。其次则是日本大陆政策面临的困难，即中国民族运动的发展。尾崎仍然认为国民政府难以与中共合作，仍然坚持认为关于国共合作的传言更多因为“即使是国民党，也已经处在无法一概拒绝抗日要求的困难立场上”，但也从尾崎固有的英美帝国主义站在国民政府背后的思维模式，指出英美可能通过巧妙地与国民政府相结合阻止日本的“进出”，国共合作的传言毋宁显示出了这种征兆。如此则日本的大陆政策不得不缓和，呈现出“日支经济提携”的形式。这样一来，战争的危机会暂时得到缓和，但本质的危机绝未消除。[63]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的深化，产生了超越阶级与党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潮流。但尾崎未能及时把握这一点。尾崎把握东亚的战争危机的基本视点并未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转换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而做出大的转变，仍认为一方面英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在东亚的矛盾增强，另一方面苏联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与资本主义世界体制的对立激化。国民政府与日本的关系紧张从属于前一个矛盾，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战线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从属于后一个矛盾。从这样的逻辑出发不难得出，如果日本与英美关系缓和，那么和国民政府间的关系也将趋于缓和，而相应与苏联和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人民战线间的紧张就会激化，乃至向战争发展。

　　3、“经济提携”批判

　　尾崎在“中国统一化论战”中持反对“中国统一论”的理论立场，这一立场与尾崎对这一时期日本外交政策转变的理解有关。与1935、36年初的状况如出一辙，在军部冒险的侵略政策遭到破产后，日本文官政府再次走到前台，企图以“协调外交”收拾局面。与知识界“重新认识中国”的思潮相呼应，林铣十郎内阁成立后不久，新外相佐藤尚武就提出新的对华方针，主张停止分裂华北等激进的侵华活动，努力修复对华关系，并且与主张“全面调整”日中关系的广田弘毅不同，佐藤试图搁置较为困难的政治问题，先解决相对容易解决的经济合作问题，加强两国间的信任。[64]于是，一时间关于“日支经济提携”的议论又成为舆论的焦点。自由主义的评论家大多对这一动向表示欢迎，在他们看来，一方面是中国的统一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是日本转变政策，在经济上开展对华援助，如此一来，中日间的紧张就能够缓和，东亚的和平也能够维持。

　　上图为林铣十郎（1876-1943）

　　下图为佐藤尚武（1882-1971）

　　对于这种论调，尾崎进行了批评。在《日支经济提携批判》中，尾崎首先分析日本外交调整的原因，指出日本之所以调整对华外交，是因为其大陆政策的推进陷于停顿，需要一定的准备期。尾崎特别分析了以下三点：首先，日本军部转换战术方针，将军事准备的重点放在对苏战争准备上，当“可以预想的难以改变的决定性的归结”即日苏战争爆发时，中国的向背无疑对日军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日本希望将中国与“主要敌人”即苏联相分离。其次，对于正在向“准战时经济”过渡的日本来说，中国在经济上的魅力增大了，当大陆政策本有的领土欲求暂时消退时，经济上的欲求自然就会增大。第三，国民政府“统一”在外观上的成功和资本主义发展走上正轨的印象，改变了日本舆论界对国民政府的看法。由此，尾崎将“日支经济提携”的主张看作“本来的大陆政策”即武力扩张政策的批判者和修正者，并指出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告一段落，中日关系相对缓和以后，类似的主张就一直存在。然而，与矢内原忠雄等自由主义的论者不同，尾崎不认为“经济提携”包含解决中日间纷争的契机，并提出了两点批判。第一，尾崎分析了中日间的投资贸易状况和正在交涉中的“经济提携”的内容，指出“日支经济提携”的内容绝非支持者所主张的那样来源于两国共同的经济要求，而实际上是来自日本一方的经济要求，现在中日经济谈判的停滞就表明中国民族资本和日本资本的利益并不一致，“日本北支经济开发的进展有与浙江财阀产生某种敌对关系的危险”，尾崎并批判矢内原忠雄关于“经济提携”可以局限在纯粹的经济合作领域的观点，指出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现时代，“纯粹”的经济资本根本不可能存在，“经济提携”必然包含日本政治势力的扩张。第二，针对“佐藤外交”重视国民政府地位，与之改善关系的主张，尾崎断然指出，“日支经济提携”的最大困难并不在和国民政府的关系上，而在于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与英国为首的列强的关系上。[65]

　　对于最后一点，在《对支政策的转换》一文中，尾崎有更进一步的分析。就与列强关系，他指出，英美列强近年积极帮助国民政府的统一事业，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日本有被孤立的风险，但同时，中国的“经济开发”也确实需要日本，完全推开日本也不符合列强的利益，因此“经济协调”是否成功，取决于在这种复杂的利害关系之下，日本与英美列强的关系调整能否取得进展。而就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尾崎开始注意国共合作问题。尽管如前所述，尾崎对西安事变前后国共合作的动向并不敏感，对国民政府能否联共抗日极为怀疑，但此时他已经注意到国共谈判的进行，并评价说，这并非如国民政府自己宣扬的那样是国民党的胜利，相反，是形势的发展使得国民政府不得不开始接受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66]

　　不过，尾崎对“经济提携”政策的强烈敌意，除了基于对其帝国主义的性质，实现的困难等问题的认识，也基于对苏联安全问题的关注。如前所述，这一时期尾崎关注“防共”外交和东亚国际关系的问题，时刻警惕着对苏战争的危机。由于尾崎将国民政府看作英国在中国的代理人，因此改善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就必然意味着日英协调的出现，而帝国主义国家间关系的缓和，无疑又会形成对苏联远东安全的威胁。尾崎在注意日本外交的方向转换的同时，也意识到英国在世界政策中面临的困难，英国同样在远东有改善对日关系的欲求。同时，尾崎也指出，尽管当下民族运动针对日本，但其蕴含的革命的可能性同样是英国也不愿意看到的。因此，英国在加强在华势力之后，以此为基础谋求对日本妥协是完全可能的，“如此一来接下来的政策方向向着哪里，就是不需要再解释的明白的问题了。”[67]

　　由此媒体报道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正在伦敦与英国进行谈判的消息，就必然引起尾崎的关注。尾崎注意到，中国对会谈的走向感到担心，因为英国必然会以在中国大幅向日本让步为条件谋求对日妥协，日本不会放慢大陆政策的脚步，妥协的结果只能是牺牲中国。不过，东亚的诸问题都相互制约，正如“经济提携”受到与列强关系和与抗日运动的关系的制约一样，尾崎指出，日英间的妥协同样受到这两大因素的制约。其他列强不会容忍日英单独决定东亚的秩序，而中国利用列强间的矛盾参与其中，这样，中国就顺势提出太平洋集体和平保障的问题，而这是日本所不乐意的。同时，中国民族运动的动向也是英国无法回避的。尾崎进一步了解了国共合作的动向，断言国共间某种“谅解”已经成立，尾崎并注意到，毛泽东在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统一战线是“民族战线”而非“人民战线”，“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这无疑使尾崎意识到自己原先对于“国民战线”与“人民战线”的对立的理解已经不符合形势的发展。同时毛泽东也强调“民族的统一战线”只以日本为目标，而对英、美、法、苏采取友好政策。如果英国强行推进与日本的妥协，则它不得不想起自己在1925──1927年间曾经是中国民族运动主要目标的历史，这并非英国所希望的。因此，尾崎在担心日英妥协发展的同时，也充分意识到这种妥协很难变成现实。[68]

　　1937年，驻英大使吉田茂与英外长艾登进行英日谈判。上图刊于《月报》第1卷第7期。

　　对于日本朝野不少人寄予厚望的“日支经济提携”和日英关系改善，尾崎一方面警惕其向反共战争发展，另一方面则认为其缺乏现实的可能性。但是，“佐藤外交”的外交转换很大程度只停留在舆论准备阶段。很快，1937年6月，不受欢迎的林铣十郎内阁下台，深受舆论和民众期待的近卫文麿内阁成立。包括尾崎的一些朋友在内的“左翼”和“进步人士”也都对近卫内阁寄予厚望。不过，尽管后日尾崎与近卫政权产生了很深的联系，此时却持冷静的批评态度。尾崎指出，新内阁的成立本身并不会改变任何问题，特别是对华关系问题仍然是当前的最大难关。中方认可的前外相佐藤尚武未能留任，不受中国欢迎的广田弘毅再次成为外相，“广田三原则”再次成为日方对华外交的基准，让人担心中日关系的前景。尾崎警告在日本舆论看来似乎不觉得“广田三原则”有什么问题，却是中国方面万难接受的，“独善主义、独断主义是万万不可的”，近卫内阁对改善中日关系“抱有一种理想”，然而如果由于“认识不足而把独善的政策强加给对方，其造成的祸害会是无能无为的数倍。”[69]

　　近卫文麿（1891-1945）

　　虽然尾崎对近卫内阁对华政策的前景感到忧虑，不过恐怕他也未能料到，近卫内阁成立仅仅一个多月，中日关系就进入了全面战争的绝境。

　　综上所述，在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前夜的评论中，尾崎在关注中日间民族矛盾发展的同时，并未能够迅速地把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动向，而是更加注目于围绕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导权问题，重视“国民战线”与“人民战线”的对抗关系；而在国际局势上，注目于日苏战争爆发的危险，同时也认为日本与英国的矛盾难以调和，从而对“佐藤外交”的外交政策转换和“经济提携”都提出批评。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成的动向日益明显，尾崎开始意识到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共合作的动向的出现，以及国民政府抗日态势加强背后日英矛盾的难以调和，从而对中日间维持现状的可能性日益表示悲观。虽然尾崎未能预见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时间点，但是已经认识到走向战争的诸矛盾的不可调和的性质。

　　1920年尾崎秀真家族合影于台湾住家。左三为尾崎秀真次子尾崎秀实。

　　结 语

　　通过对尾崎中日战争前的时事评论的详细分析，可以看到尾崎观察这一时期东亚时局的基本视角。

　　首先，与那种认为尾崎重在把握中国社会内在的强大变革力的看法相左，尾崎虽然时刻关注中国社会内部特别是中国革命的动向，但同时也总是将中国放在国际局势变化的视野中来把握。尾崎对中国革命的关心，是他作为共产主义者对世界革命的关心的一环。同时，这种国际关系的把握也具有复杂性，即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对世界革命的过程的把握；另一方面又是对国家间实力政治，即基于国家理性视角的对大国间利益博弈的把握。在尾崎的评论中，这两点常常是融为一体的。苏联既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中心，又是在欧亚大陆上现实存在的大国，在尾崎对苏联与东亚关系的把握中，尤其能体现出这一点。

　　其次，尾崎对日本外交的把握，也基于其对东亚国际关系的理解。尾崎对日本外交的分析深刻地把握了日本外交的内在矛盾，尾崎反复指出日本外交中外交意志不统一，军部和政府相互掣肘的问题。同时，尾崎也始终把握着日本外交的根本矛盾，即大陆政策与对英美协调的矛盾。尾崎始终对广田弘毅、佐藤尚武等日本外交家推行的对英美乃至对国民政府的协调政策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在日本现代史研究中的“革新派”论[70]的视角下，这被理解为无论左右主张“打破现状”的日本人所共有的思想倾向。但是我们看到，尾崎的态度并非基于打破“英美统治世界”的抽象“革新”观念，而是基于对东亚国际关系的政治力学的现实的把握，即日本的对外扩张总是要处理对俄国和对英美两个方面的关系。近代日本史上，在维系对英美的“协调关系”的背后，总是隐藏着在东亚大陆扩张势力的冲动，而当这种冲动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问题在广田三原则的“共同防共”和所谓“防共外交”中重合时，不能不引起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尾崎的警惕。正因如此，尾崎相对忽略了后来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矛盾轴“民主国家”对法西斯的对立的重要性，也未能充分预见苏联与国民政府的接近，和英美与国民政府结合对抗日本的大陆侵略的可能。

　　最后，这一阶段尾崎的评论虽然对日本外交提出种种批评，但并没有明确提出自己主张的政策方向。对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尾崎而言，他虽然会在表面上采取“国策”的立场，但并不会将自己与外交当局的立场相等同。同时由于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瓦解，所以尾崎在现实中看不到日本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因此尾崎在提出种种批评的同时，也是相对站在所谓客观中立的立场观察时局。尾崎从这种立场转换而投入时局的漩涡中，还要等待中日全面战争的完全展开。

　　[1] 代表性的研究比如今井清一「尾崎秀実の政治·外交論における民衆と民族の問題」、山田辰雄「尾崎秀実の国民政府論」、均收入今井清一、藤井昇三『尾崎秀実の中国研究』、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83年。

　　[2] 浅田喬二：『日本知識人の植民地認識』、校倉書房、1985年、112頁。

　　[3] 田中悦子：「昭和九―十年の尾崎秀実——初期評論をめぐって」、『日本歴史』、1987年3月号、69~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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