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定的日本人与“大和民族优越论”

　　

　　卓南生

　　

　　不少外国媒体在对日本人遭受强震后体现的“镇定”“井然有序”的现象进行解读时,不慎掉入了战后日本和平人士深引为忧的“大和民族优越论”。外国传媒在地震后第一时间对日本人临危不乱及其忘我精神的称赞,到了日本国内,却被部分保守人士视为推广战前“教育敕语”以便培育“日本人的美质”的借口和良机。

　　

　　“地震、雷电、火灾和父亲,这是日本人的四最怕。”笔者40余年前初抵东京时,就从日语班的课文中牢记了这句话。雷电和火灾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地震和发怒的父亲在日本人眼中为什么那么可怕,老实说,我们几位来自东南亚的留学生都不太理解,只是把它当作有趣的日文来背诵。

　　

　　但很快,大家都对地震有所体会,特别是里氏二三级或更微弱的小地震,可以说是常有的事。由于这些微小的地震频繁发生,不少住在老朽的日式木屋的同学经常开玩笑地将来访脚步粗重者和小地震相提并论,表示两者难以区分。

　　

　　日本人淡定无关国民性

　　

　　正因为日本是一个火山多、地震频繁发生的国家,到日本久的人都多少知道地震来时的一些基本知识。比如,迅速躲到一个牢固而空间不大的地方,保持镇定,不要慌张,迅速听广播或者看电视以便获取最新最准确的“地震速”信息,以及千万不要轻信任何“风闻”与谣言,等等。

　　

　　至于学校、机关单位和各社区等,更定期举办防震、防灾的演习,特别是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导致灾区居民惨遭生命财产损失之后,防震、防灾意识在民间更获得深入的展开。百货店堆满各种防震、防灾必备的配套背包,各学校、机关单位和社区的防震、防灾的避难演习也更为频繁。与此同时,不少单位和社区都有内部紧急联络网,以便在“万一”的时刻可以相互照应和听取指挥。

　　

　　可以这么说,对于与地震共生,或者说地震是生活一部分的日本人来说,他们早已做好地震随时到来的心理准备,阪神大地震的突如其来和惨痛的经验教训,更加强了他们这种有备无患的意识。在地震面前,必须镇定和听指挥,俨然不是非地震多发国国民所能想像的。日本人之所以临危不乱和井井有条,显然是上述对地震所持敬畏与无奈之对策,及长期以来不断的防震避难训练的结果。

　　

　　了解了日本人这种有备无患的危机感心理及其自幼就反复接受的各种避难训练,人们对日本人在这回地震的第一时间保持冷静、镇定态度及其井然有序的现象,固然可以给予高度评价,但却不宜将之解读为或提升至“高素质”的“国民性”或“民族性”的层次。

　　

　　“民族优越论”一度是忌讳

　　

　　地震问题之所以忌讳与日本的“民族优越性”相提并论,是有历史原因的。

　　

　　1923年,紧随着关东大地震发生的,就是“朝鲜人要趁乱放火、抢劫及朝井水投毒”等恶毒谣言的大量流布。接着便是军警和各地的 “自卫团”有组织地“猎捕朝鲜人”,结果造成6000多名无辜的朝鲜人被屠杀,另有700多名华工遇害。“地震”、“谣言”与排外的“种族歧视”,遂成为日本近现代史上每当谈起其中任何一项话题时都常会相互联想起的关键语。

　　

　　笔者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日本学习新闻学的,当时就发现,有不少老师和同学(特别是社会心理学系出身者)都在热心探讨和研究“地震与流言蜚语”的课题。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开明的知识分子在对“关东大地震与屠杀朝鲜人”事件进行反思,并致力于反对“大和民族优越论”、“日本人特殊论”的提倡。

　　

　　对于这些现象,笔者当初是感到百思莫解,但在了解上述历史背景及与旅日朝鲜人交往、交流之后,笔者终于明白了“地震”、“谣言”与“种族歧视”三者的相互关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一些市民团体和大学生之所以对当局主导的东京奥运会(1964年)、明治百年纪念运动(1968年)和大阪世界博览会(1970年)持批判或消极的态度,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大国意识”的鼓吹会重燃或助长战前“大和民族优越论”的气焰。

　　

　　也许是因为关东大地震与流言蜚语曾给有良知的日本人和旅日朝鲜人带来心灵的深痛,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发生后,一些有识之士除了批评当局低效率的救灾手法之外,也为1923年的排外悲剧并未重演而感到欣慰。

　　

　　保守派大肆渲染外界赞扬

　　

　　与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的混乱现象相比较,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的日本社会,不论是灾区或非灾区,确实是有巨大的改进。不少人在总结阪神大地震的经验教训时,之所以刻意强调“国际化城市”神户不同民族灾民互助精神之可贵,及对来自各地志愿者给予热烈的掌声,无非是要借此机会, 向日本民众灌输和推广多元社会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的思想和精神。

　　

　　在探讨有关大地震与国际化社会的问题时,也有一些日本热心人士力促当局以各种文字和语言印刷和广播有关防震、防灾、避震、避险的手册及其相关信息。在这回大地震发生之后,不少地区都有面向外国人的不同语言的广播,显然和这些开明人士长期以来的努力分不开。对于这些国际视野宽阔的日本人士的努力,我们是应该给予高度评价的。

　　

　　不过,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不少外国媒体在第一时间对日本人平时有备无患的训练,以及接受惨痛经验教训后逐步体现的“镇定”“井然有序”与“国际化”的现象进行解读时,并不十分了解或已然忘记了前述的基本事实和史实,而不慎掉入了战后日本和平人士深引为忧的“大和民族优越论”、 “日本人特殊论”的陷阱。

　　

　　针对最初海外潮涌而至的日本赞颂论,一向与“国益”捆绑在一起的日本主流媒体无不大肆渲染。其中,也许最令日本保守人士惊喜的就是将地震后日本人的“守礼”与“知耻”的言行简单地归结于“武士道精神”。对此,一名一向鼓吹战前思想的日本国粹主义者便借题发挥,提倡战前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强调在国难面前,推行敕语中“一旦有缓急义勇奉公”核心思想的重要性。“教育敕语”由于被视为系战前军国教育的精神支柱,而被战后的和平宪法摒弃于校门之外。

　　

　　外国传媒在地震后第一时间对日本人临危不乱及其忘我精神的称赞,到了日本国内,却被部分保守人士视为推广战前“教育敕语”以便培育“日本人的美质”的借口和良机。这也许是不少在无意识中对“淡定”的日本人叹为观止的外国人士始料不及的吧!

　　

　　2011年4月12日

　　

　　（为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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