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振兴中华！ (七)　　

　　

　　------重重迷雾中的路线斗争（7）　　

　　

　　七、毛主席的持续纠偏　　

　　

　　：九月十五（lujun1999）　　

　　

　　上文说到“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批评了新四十条（即《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所主张的某些错误思想，但并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也没有认识到新四十条就是用来“鱼目混珠、移赃嫁祸”的。毛主席根本就没有意识到LD教条主义集团移赃嫁祸、逼宫夺权的阳谋，一直把这些错误思想当作工作失误来批评，并建议大家读两本书。那LD教条主义集团是否又听取了毛主席读书的建议，接受了这种批评呢？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不久（1958年11月10日结束），１１月２１日，人民日以显着标题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１０００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１６００斤，３０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２.２倍。这条牛皮消息告诉人们的就是“本来应该12年完成的四、五、八计划，广东省一年就完成了”。毛主席11天前在郑州会议上对LD教条主义集团的批评，没有促使他们作一丁点儿改变。“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不要把别人的猪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成四百斤。。。。。。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谎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人民日》最好要冷静一点”。LD教条主义集团如此顽固不化？到底是谁在掌管宣传工作？是谁在掌管《人民日》呢？宣传口的日常工作由邓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管，中宣部部长是陆定一，《人民日》社长是邓拓。陆定一、邓拓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熟悉，这两人就是文革初期被打倒的“三家村、四家店”中的人。特别是邓拓，文革初期被打倒自杀，改革开放后宣传为“文字狱”。《人民日》1958年下半年道的大量牛皮消息，从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千斤，一直吹到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13万斤，全部都是邓拓的杰作。由于居心不良的道了大量牛皮消息，给农业合作化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受到毛主席的批评。59年被迫离开《人民日》。自邓拓离开之后，《人民日》“亩产万斤”的笑话基本没有了。这些邓拓的光荣事迹，在改革开放之后是绝对不会道出来的，只能靠有心人自己去分析了。由于邓拓受到LD教条主义集团的支持，他虽然受到毛主席的批评，被迫离开《人民日》。他反而成为了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负责北京市的宣传、文化、教育工作,并担任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的主编。在后面的LD教条主义集团移赃嫁祸、逼宫夺权的斗争中，邓拓主持的北京宣传部门发挥了很重要的舆论欺骗作用。现在还有右派、极右派拿“亩产万斤”的笑话来打击毛主席，他们是绝对不会告诉人们“亩产万斤”到底是谁的杰作？　　

　　

　　11月21日到27日，毛主席主持武昌会议，对新四十条《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错误的严重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一、批评新四十条的高指标思想，并强调“压缩空气”，把搞指标压下来。　　

　　

　　11月21日，毛主席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11月23日，毛主席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成液态或者固态，使它凝一点。关于生产指标问题，他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种办法，把指标减低？毛主席还说：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　　

　　

　　 　　

　　

　　二、批评新四十条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重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个条件。

　　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五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4）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三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这不是说我们要慢腾腾的，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能速则速，不能勉强。

　　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五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八十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苏联一九三八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现在又提出，从现在起十二年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因此，我们就要谨慎。我们有说两年的，也有说三年的，也有说四年的，也有说五年的，就要进入了，哪有那个事呀？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我派了几个同志去看了看，他们说‘难于进’”。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这实际上就是批评LD教条主义集团“急于过渡”、“穷过渡”。而刘少奇却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也插话说：“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毛主席说：“按照刘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187、189页）

　　78年以后，所有的舆论宣传都告诉我们，毛主席搞“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真正的历史却告诉我们，搞“穷过渡”的是彭真、刘少奇，反对“穷过渡”的是毛主席。在伟大的改革开放年代，真正搞“穷过渡“的人成了批评“穷过渡“的功臣，批评“穷过渡“的人成了搞“穷过渡“的罪人。这种移脏嫁祸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就出现过，这个移脏嫁祸的人就是彭真。见《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第一卷（邱石编经济日出版社出版）第十页”1962年1月18日，彭真首先发难：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提的”。好本事啊！几个字就把“穷过渡”的事情栽到了毛主席身上。　　

　　

　　三、决定搁置LD教条主义集团用来鱼目混珠、移赃嫁祸的新四十条《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

　　四十条这个问题，如果传出去，很不好。你们搞那么多，而苏联搞多少？叫做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得也不到，谁也不相信，说中国人吹牛。。。。。。。听说有几个姑娘说，不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我看他们是想独身主义的，把这个作挡箭牌。据伯达调查，她们还是想结婚的，八万斤是不行的。这是第二个问题，究竟怎样好？摆他两三年再说，横竖不碍事。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十二月十日，在毛主席主持下，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全会的重点放在分组讨论和修改两个文件上，即《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期间，继续批评新四十条所宣扬的错误思想。批评新四十条“穷过渡”、“急于过渡”的思想，纠正共产风；肯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原则；批评浮夸风，高指标的错误思想。

　　“必须指出，集体所有制对于今天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仍然有它积极的作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觉悟水平，这是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因此这个过渡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实现。如果看不到这些，把成立公社和实现全民所有制混为一谈，过于性急，企图在农村中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急忙地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适当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

　　“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和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产品极大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在人民公社社员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为了促进社员劳动的积极性，也为了使社员在生活中的复杂的需要比较容易满足，公社必须努力使社员所得工资逐步增加，并且在若干年内，必须比供给部分增加更快。即使已经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后，由于社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足以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在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仍然将保留按劳分配的制度。企图过早的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空想共产主义”原来是毛主席批评LD教条主义集团“穷过渡”时的讲话，搞“空想共产主义”的正是大搞“穷过渡”的LD教条主义集团。在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搞“空想共产主义”的人被栽脏成了毛主席，LD教条主义集团反而成了反对“空想共产主义”的功臣。

　　“无论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条基本原理。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很低，苦战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国的经济面貌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那时离开全国高度工业化，全国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目标，还将有一段不少的距离：就是离开社会产品大大丰富、劳动时间大大缩短、劳动强度大大减轻，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而没有这些，当然就谈不到人类社会的更高发展阶段——共产主义。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做，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

　　《决议》提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两个重大原则问题，必须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的“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的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的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要求做到计划要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超过计划。毛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学说，在我们国家1958年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他说，现在要搞一个空气压缩机，把空气压缩一下，我们脑子里的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一下，留有余地，提出的计划低一点，让群众的实践超过计划。我看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　　

　　

　　虽然，毛主席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花了很大力气批评LD教条主义集团鱼目混珠，移赃嫁祸的理论纲领。但LD教条主义集团的力量相当强大，教条主义集团上层对毛主席阳奉阴违，下层则还在基层继续贯彻执行他们蓄意而为的新四十条错误主张。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1959年2月下旬，毛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主席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2.27-3.5)，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关于这次会议的召集，还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

　　据说八届六中全会上结束以后，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毛主席。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为什么从五九年一月开始，特别是二月，全国发生了缺粮、缺油风潮，大中城市蔬菜供应很少，肉也很少？毛主席百思不得其解。正在这时，广东省委转发了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告。告说，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毛主席看了告，异常兴奋，令他十分烦恼的问题仿佛终于有了答案：大丰收年闹粮荒，原来是普遍存在的瞒产私分造成的！所以他说：“我一月有点烦恼，二月更加烦恼，赵紫阳那封信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５９年３月１日。）为什么会发生普遍的瞒产私分现象呢？毛主席继续追根究底。最终发现，问题出在共产风和所有制上。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生产水平不同，分配就不能一样。如果人为的抽肥补瘦，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队。最后，富队不敢冒富，自己瞒产私分。瞒产就是怕‘共产’、怕外调造成的。二月二十七日晚到三月五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

　　毛泽东这样说：“‘右倾’不是我一个人，山西同志也相当‘右倾’。山西我没有去。我一到天津，天津同志也‘右倾’，刘子厚跟我差不多。到了山东，就听说吕鸿宾先左倾，后来‘右倾’了。还有李先念，他也觉得过去‘右倾’不够。我一到河南，河南同志赞成我这个‘右倾’。我二十六号晚上就见了他们，跟他们一吹，我就有劲了，我才敢于下决心召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５９年３月１日。）（见之于《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一、严厉批评“共产风”。　　

　　

　　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他又说：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为了引起大家重视，在3月5日的发言中，毛严厉的批评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他批评说：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己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

　　二、指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反复提醒各级领导注意，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过程。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又进一步地提出，在人民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也需要一个过程。他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本位主义，而是领导者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规律、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５９年２月２７日。）

　　他批评一些领导干部(这些领导干部就是LD教条主义集团)，说：“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

　　三、提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

　　毛在分析—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后，指出：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过头热是不对的。为纠正这两种倾向，他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指标，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这十四句话，成为制止“共产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其中最重要是队为基础，等价交换，按劳分配。这是第二次郑州会议的集中成果。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确定以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在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取消一县一社的体制等等。后来薄一波回忆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④（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２月版，第８５０页。）而刘少奇搞的则是：“全社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各大队、各小队的收入统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统一支配，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公社基本一致”。不顾各大队、各小队的收入是多还是少，都统一收上来，再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公社基本一致”的原则下大搞平均主义分配。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吗？80年代整垮人民公社时候，“打破大锅饭，调动农民劳动积极性。”可是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不告诉老百姓，人民公社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是刘少奇搞的，是不符合毛主席对人民公社管理制度的设想，是毛主席所反对的。当然，在伟大的改革开放年代，“人民公社大锅饭”的赃又栽到了毛主席身上。　　

　　

　　由于毛主席的纠偏在上层受到了LD教条主义集团阳奉阴违的抵制，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己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毛主席被迫直接向“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写信，教导“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要“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总结经验教训。“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

　　党内通信(1)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我到武昌已经五天，看了湖北六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河南文件[1]已经送给你们，那里主张以生产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我在郑州就收到湖北省委三月八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和粮食问题的规定[2]，其中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原高级社已经分为若干生产队的，应该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得再分。少数原高级社规模很小，经济条件大体相同，已经合为一个生产队的，只要是这些社的干部和社员愿意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可以经过公社党委审查决定，并县委批准。”我到武昌，即找周小舟[3]同志来此，和王任重[4]同志一起，谈了一下。我问小舟，你们赞成河南办法，还是赞成湖北办法他说，他们赞成河南办法，即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因为他们那里一个生产大队大体上只管六个生产队。而这六个生产队，大体上是由三个原来的高级社划成的，即一个社分为两个队。后来又收到广东省委三月十一日告，他们主张实行“三定五放”[5]。“三定”中的头一定“是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广东全省原有二万三千个高级社，平均每社三百二十户左右)为基础，有些即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生产队(或大队)，有些在公社化后分成二、三个生产队的，可以立即合并，成为一个新的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原有的高级社如果过小，一个自然村有几个社的，及虽不在一个村，而经济条件悬殊不大，经群众同意，也可以合并，作为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河南、湖南两省均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两省均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二者可以并行呢据王任重同志说，湖北大会这几天正辩论这个问题，两派意见斗争激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即原高级社)支书绝大多数或者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6]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于武昌。根据手稿刊印。　　

　　

　　党内通信(2)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关于县和公社的会议问题。　　

　　

　　各省、市、区六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地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河南各县正在开四级干部大会，开得很热闹，很有益。河南省级负责同志正在直接领导几个县，以其经验指导各县。湖北、广东、江苏，均已布置全省各县一律开会。江苏省的江阴县委，已经布置开万人大会。河南有两个县是万人大会，多数县是四五千人的。我建议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有小队长、所有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比一般公社第一书记的水平要高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放大鸣，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一种，基层干部与他们上级(公社和县)之间交锋；一种，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之间交锋；一种，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与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辩论有三天至四天时间就够了。然后，再以三天至四天时间解决具体问题，共有七八天时间就很够了。县的五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六级大会开得更生动，更活跃。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1]，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2]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县的大会在三月下旬即可完结，四月一个整月可以不开公社的代表大会了，忙一个月生产，开些小会，解决些具体问题，由各生产队在工作余暇，召开党员大会，再开群众大会，形成全民讨论。因为每个公社都有几百人在县里开过会了，问题已讲透了，可以直接进行工暇全民讨论。湖北已有些县在进行全民讨论。到五月间，全国各公社抽出三天时间(三天尽够了)，开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坏，但要有富裕中农)，讨论一些问题，选举公社管理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建议一年开四次，每次一天，二天，至多三天。公社第一书记要学会善于领导这种会议。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要派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帮助政治上较弱的公社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帮助领导较弱的县委。县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般是原来高级社)的领导骨干。以上只是当作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迅即施行。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留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上午七时，于武昌。 根据手稿刊印。　　

　　

　　上海会议（1959．3．25—4．1日）　　

　　

　　中共中央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纪要的修正稿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对上海会议纪要修正稿的批语和修改》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四月）见到毛主席对LD教条主义集团的批评和教导。“完成这个过程需要许多时间，急是不行的。要向广大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讲明，公社的三级所有制中，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这种情况不能很快改变。在将来，在把基本上生产队所有制改变成为基本上公社所有制的时候，必须经济上不使任何一个生产队和任何一个个人吃亏，而只能使他们较之以前更有益处。变而对于所有的生产队和社员个人有利就变，变而对于某些生产队和某些个人有损就不变。除了这个经济条件以外，还要一个政治条件，就是社员群众的自愿。”

　　《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中“第八个问题”讲到一九五九年的粮棉生产指标时指出：“各地各级在制订自己的计划指标的时候，应该注意要留点潜力给下面，以便下面超额完成。在计划指标之外，提出一个争取指标去动员群众，这也可以，但是，争取指标也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的基础上，超越了客观可能，就起不了动员群众的作用。至于在人民公社内，实行包产的时候，在目前的条件下，包产指标一般要比实际可能达到的产量低百分之二十左右，使包产单位和社员群众可以从超产部分得到较大的实惠，这有利于刺激群众的增产积极性。”-------这简直就是手把手的教导各级地方如何制订计划指标，用物质奖励来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中国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4.2-4.5）在上海举行。　　

　　

　　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81人，后补中央委员80人。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列席了会议。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修改为《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并通过。文件规定，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中，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三级核算时，一般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规定要清理账目，“结清旧账”，进行退赔。重申人民公社计算劳动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有人说，从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4月的八届七中全会，经过毛主席的持续纠偏，人民公社终于纳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据我分析，人民公社根本就没有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毛主席的纠偏在上层受到了LD教条主义集团的抵制，五九年三月被迫直接向“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写信来争取支持，要他们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四月二十九日更是将争取支持的对象扩大到“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如果LD教条主义集团移赃嫁祸、逼宫夺权的阳谋能够被毛主席的持续纠偏来化解，那就不会出现粮食产量持续下降，饿死几十万人的“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0、1961年）了。更加不会出现1962年七千人大会移赃嫁祸、逼宫夺权了。如果刘、邓做为一线实际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能够落实毛主席的意图，毛主席又何苦要跳过他们直接向“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写信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毛主席是如何争取支持“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党内通信(3)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刊印。　　

　　

　　这个“上级”（ 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和“上面”（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实际上就是指LD教条主义集团。继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之后，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两个重要文件，一是《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一是《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两个文件出台了两项重要政策：明确家畜家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规定“仍然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毛泽东在审定《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稿时，加写了一句话，强调恢复自留地的必要性：“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②（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指示稿的修改，手稿，１９５９年５月６日。）　　

　　

　　这样，在人民公社方面，不仅在实际上恢复了高级社的规模（就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而言），也部分地恢复了高级社的某些政策。这实际上就是把LD教条主义集团蓄意扰乱的合作社管理制度，又重新明确。　　

　　

　　lujun1999　　

　　

　　200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