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伊朗巴列维王朝被推翻的五个月前，礼萨．巴列维国王仍相信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民在支持他，同时国王手里还握着一支「无条件」效忠王室的强大军队，所以他信心十足地宣称：「没有人能推翻我。」1可五个月后，一个几乎被遗忘的神学家，在既无坦克又无士兵，既少盟友亦缺资金的情况下，居然于千里之外成功指挥了一场民众反抗运动，将「不可战胜」之敌一举击溃。西方对此百思不解，在经济明显蒸蒸日上之时，一个三千万人口的国家何以戏剧般地突然倒退回中世纪？这「不仅违反了西方的逻辑和政治推断，而且也不符合工业国家替第三世界所安排的关于未来的主要模式」，2从而使「以『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政治稳定的首要前提』为座右铭的整整一代经济学家晕头转向。」3

　　

　　革命前，巴列维国王一直是西方眼中的红人，尤其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他发动的那场轰轰烈烈的「白色革命」，更使欧美政要们欣喜不已。这场带有浓厚西化色彩的改良运动，仿佛一夜之间要造就第二个土尔其，其主要原则为：「广泛的社会改革，经济建设与经济民主结合，发展文化，国际合作，尊重精神信仰，尊重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4依此原则政府曾在土地改革、现代企业建设、民主选举制度设计、民间卫生事业、扫除文盲以及树立社会公正等问题上提出过一系列「跃进式」实践措施，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目标之高，不让英美。伊朗国内气氛当时也为之一振，人民似乎看到了国家振兴的曙光。

　　

　　与之相比，反国王的霍梅尼提出的政治方案连最保守的伊斯兰教国家都觉得不合时宜，在他关于国家政体的理想里，「先知本人集立法、司法、行政和国家管理大权于一身。他任命大使，签署国书，宣判罪犯，监督刑罚，」然而这「不朽的制度」却因哈里发独揽大权而遭破坏，因此有必要恢复传统政教合一的政体，而「伊斯兰国家与『其它国家体制的区别在于，伊斯兰国家的立法权受自真主，而其它君主国或共和国的法律则受自国王或人民代表。国家在伊斯兰教里的意思是，真主托付先知去实现和服从他的法律。但是现在先知已经去世了。他过去是伊斯兰国家的首脑。谁来继承他的任务呢？伊斯兰的法律学者，伊马姆』。」（伊马姆在阿拉伯语里意为「站在最前列的人」，转意指什叶派的最高宗教领袖。）5对一切世俗化性质的改革，霍梅尼针锋相对地提出其最高原则，即：「国家决不能凌驾于宗教之上。一切违反伊斯兰教的法律都是非法的。」6这套政治原则和建国方案实际上并未超越保守什叶派神学家们的旧论，只不过霍梅尼表现得更为极端、激进罢了。

　　

　　然而，1979年这两种不同体系决战的结果却表明：「伊斯兰革命」战胜了「伊朗革命」，传统战胜了现代，宗教战胜了经济！虽然西方世界不理解这种「倒退」，可只要沿着巴列维国王当年改革的路径去考查一番，就会少些旁观者的不解。

　　

　　二

　　

　　「白色革命」开始时，国王对一切改革活动立下两条必须遵守的「神圣原则」：「一、依靠精神和宗教信仰──当然，就我们来讲，是伊斯兰教（因为不仅我们的人民和社会笃信自己的宗教，而且宗教的真正含义是巩固和支持我们的精神体系的）；二、是维护以至增加个人和社会的自由，使之能够得到空前的巩固和发展。」7然而，它们都没得到遵守。

　　

　　首先从宗教原则上看。什叶派穆斯林虽然仅占伊斯兰信徒的百分之十，但在伊朗他们却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什叶派教徒比逊尼派教徒更接近生活和社会，他们坚持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张，崇尚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在制度上的统一，并常因此与权力当局发生对抗。什叶派的宗教机构也很强大，伊朗恺加王朝末期，强有力的毛拉们（毛拉相当于基督教会中的教士）甚至逼迫当时软弱的国王保证，「规定成立一个伊斯兰教宪法参议会，将来这个国家的每项法律、法令都必须经过它的审核，以保证同伊斯兰教的要求取得一致。」8当哥萨克领袖出身的礼萨•汗（即礼萨•巴列维国王的父亲）推翻恺加王朝，建立起政教分离的巴列维王朝后，政教关系日趋紧张。对毛拉们的抗议，新来的国王决不手软，强硬镇压，甚至1924年国王亲自带兵冲进圣城库姆，「无视伊斯兰教最原始的戒律，穿着马靴跨入神圣的清真寺，用手杖抽打一名有权势的阿亚图拉，并残暴地收拾了他的敌手。」9

　　

　　有此历史背景，政教和睦之说实际上只是挂在口头的一个美梦，甚至仇恨加剧时，巴列维国王本人都管不住自己激动的舌头。1963年由于「白色革命」损害到毛拉的土地权利，导致双方积怨暴发，气急败坏的国王毫无顾忌地咒骂伊斯兰宗教界为寄生虫，并公开对民众说：「宗教领袖们在他们自己的粪堆里打滚，他们象蛆虫一样在污泥浊水里蠕动。你们应该象摆脱野兽一样摆脱这个污秽肮脏的阶级。」10话说到这个份上，一点挽回余地都不留，双方和解无望，对抗逐渐升级。老国王当年只是用靴子踢、手杖抽，小国王干脆让伞兵空降清真寺去逮捕霍梅尼等宗教领袖，并把坦克、装甲车开入城市，命令军队对示威群众开枪。仇恨染上了血色，依靠宗教维系统治之路也就彻底断绝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快又发生了另一件火上浇油的事。巴列维家族为了加强其统治的合法性，不顾伊斯兰教已在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事实，硬从二千五百年前大流士时代的古老荣光中寻找「先祖」，1971年巴列维国王按照古代阿契美尼亚国王居鲁士大帝的做法，给自己的王太子取名为礼萨•居鲁士。11此举非但没让王室更合法，反而刺伤了人民的宗教情感，这显然是用古波斯精神来挑战伊斯兰精神。即便在欧洲，尽管人们承认「凡是满足我们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12可如果有谁因此就让欧洲人放弃发端东方的基督教，重新祭拜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那也只会被视作荒诞不经幻想。巴列维国王大大低估了宗教和传统的力量，他正把自己推到国内最大异端的位置上！

　　

　　其次从自由原则上看。巴列维国王所倡导的自由社会如果要实现，则必须以国家独立自主为前提，而这点恰是整个巴列维王朝的「软肋」！尽管国王掌握着西方列强的经济命脉──石油，可实质上他的统治根本无法摆脱对西方的依附性。伊朗的近代史表明，该国家一直夹在东西方列强间，处境艰难。甚至1941年英苏为了对付法西斯德国，竟设想把伊朗一分为三，虽然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但伊朗仍时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直到年轻的巴列维国王「把宝押在美国这张牌上时，一种政治复兴的初期微弱征兆才趋向明朗化。」二战结束时，苏联又想将伊朗变成自己的属国，并要求伊朗承认以大不里士为首都的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此刻，华盛顿出手相助，为了中东的油田，杜鲁门总统迅速调集大部队威胁苏联，结果斯大林让了步，伊朗终于保住了它现有的国土面积，美伊「伙伴关系」从此形成。13

　　

　　在这种「伙伴关系」中，美国从伊朗拿走廉价石油，伊朗王室则从「山姆大叔」的回扣中占尽便宜，作为答谢，「在每次外交危急关头，国王都支持西方。他毫不顾忌国际压力，向以色列、南非和罗得西亚提供石油；他曾于一九七三年呼吁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立即结束石油危机；在越南战争的高潮中，当一支美国航空母舰编队因为燃料耗尽丧失活动能力停泊在印度洋时，他悄悄地派一艘满载的油轮前往支持……」14虽然双方合作愉快，可老百姓却在经济上吃了亏，而且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又遭到伤害，那怕口袋里多出了几个钱，在伊斯兰兄弟面前人们还是感到有点抬不起头来。

　　

　　如果说国家独立涉及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忍辱负重也情有可原，那国内民主、人权建设上出的问题，国王和他的政府就难卸其责了。巴列维国王曾公开说过，民主的真正含义就是：「一个国家的全体成员，都应有权对同他们命运攸关的问题发表意见和投票表决。」15同时，他也冲破传统，给予妇女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按理说领导者觉悟高，选举人口又增加了一倍，人们参证议政理应热情高涨，可实际结果如何呢？以1977年在德黑兰的补选为例，「一百五十万选民只有六万人在选民册上登记。……最后只有一万八千多名首都居民投了票，胜利者仅以不满八千张选票而获得议员席位。」16人民不去投票，不过是因为在这些漂亮话和各种冠冕堂皇措施背后，特权阶级早把实质性问题交易妥了，所谓选举成了一场乏味无聊的游戏，旨在为当权者再镀上一层民主的金光，同时也堵住持异见者的嘴巴！

　　

　　其实在整个「白色革命」中，巴列维国王对于民主建设的态度一直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要打民主这张牌，以博得西方世界的支持，另一方面王室和特权阶级又要求他少搞甚么真正的民主！国王知道愚民无民主可言，抓教育是民主之本，他甚至建议「根据服兵役法将应召而来的毕业生中的一部分在服役期间安排到全国各地未设小学的农村去进行扫盲工作。」17可实践中越是改进教育，培植国民的自由精神和增强他们的政治责任感，国王就越感到自己的政权面临着巨大危险。在此心态下，抓了十几年教育，国内文盲率还在百分之七十左右，到1974年，「伊朗各大学的毕业生才只有一万八千名，这个数字跟叙利亚这个人口只及伊朗的四分之一、但还要贫困得多的国家相同。当时，有三万名大学生在外国留学，其中许多人由于政治原因，不得不拒绝回国。」18

　　

　　对国内的知识分子，虽然国王「少不得他们来协助开发这个国家。（可）要是一位大学教授发表了一种独立不羁的思想见解，马上就会被开除，或者甚至被捕。」19国王还全力支持「萨瓦克」（SAVAK）──伊朗国家安全情署──的活动，「多年来，它随意捕人，非法刑讯，残酷折磨，以此镇压任何对国王统治的反抗。」20就在圣城库姆前方的卡维尔沙漠里，萨瓦克「有恃无恐地在这个荒无人烟的辽阔地区，把国王最危险的敌人毁尸灭迹。死者被装进口袋，然后在盐碱荒野上空从飞机里扔下。」21面对这样的暴行，自由原则根本无神圣可言。鉴于国王对上述两原则的践踏，可以说「白色革命」一开始就是一场严重扭曲变形的「革命」。

　　

　　三

　　

　　虽然国王践踏了两大「神圣原则」，但他却认为：违背传统，维持专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完全可以通过经济高速发展予以中和，生活富裕完全可以掩盖政治不公。很不幸，国王打错了如意算盘！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绝不能靠发展单一因素──甚至是高速发展──来完成，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它要求整体性转变，如果社会公正、民族自尊和宗教信仰受到破坏，就会害及全局，经济高速发展非但不能力挽狂澜，反而会推波助澜。

　　

　　没挖出石油前，伊朗只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现石油后，由于帝国主义势力介入，天赐之财成了招祸之物！伊朗经济出现严重的偏斜式发展，点状分布的现代化城市仿佛从天而降，而围裹在它们周边的农村似乎还停留在中世纪！面对这种典型二元经济模式，如何使传统落后的农业平稳、安全地过渡到现代经济体系内，成了伊朗现代化道路上的首要难题，「白色革命」的第一要务自然也就落在了农村土地问题上。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国内有识之士对此呼吁了许多年，但农业改革的第一推动力竟来自美国！1961年伊朗粮食欠收，国王忙向美国求援，肯尼迪总统借机迫使国王采取大规模土地征收措施，以促进伊朗经济与西方的接轨程度。情急之下国王勉强同意，不想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立刻在国内引起一片欢呼，并构成了「白色革命」的主要部分。虽然土改触动了毛拉的利益，以至出现1963年的大骚乱，但最后「成千上万的伊朗农民通过土改得到了拥有自己土地的权力，并以此确立了他们与伊朗国家及君主制的崭新关系。」22这种乐观景象促使巴列维国王乘胜前进，指出：「我的目的是真正限制大土地占有，以利农民；真正消灭地主和佃农制度；并真正使这些佃农享有人的尊严和有可能直接从劳动中获利。」23为了推进农业现代化，他又指出在已有基础上发展农村合作公司的必要性，并要大力兴修农村基本设施，特别是水利设施，还要由伊朗农业信贷和农村开发银行在全国各地开展信贷业务，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保证。

　　

　　可是好景不长，信誓旦旦的口号最终打了水漂，土改带给人们昙花一现的好处，接踵而来的却是更棘手的问题。因为土改是美国压力下的产物，而美国真关心的是石油而非小麦，所以它才不愿陪国王走通这条荆棘路；同时土改进行下去又不可避免地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一旦外压失去，接续工作便没了下文。改革中「半吊子工程」最易导致利益全失、危害加倍。传统佃农制度是不公正，但毕竟将大量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客观上保证了社会稳定。土地重新分配后，由于后续建设虎头蛇尾，农民生活未见好转，同时城市生活又对农民产生出强大吸引力，在失去传统约束的情况下，「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传统的农村生活瓦解，旧式大家庭遭到破坏，农业生产遭受了严重损害。」24一时间，村里但凡有点本事的人都进了城，农耕留给中年妇女，老人和孩子来完成，农业科技进步和农村现代化建设也就无从谈起。到「白色革命」后期，「农村情况几乎跟古代波斯没有多大差别：依然是赤贫如洗，百病成灾。」25

　　

　　进城农民的情况也不妙。虽然城市打工收入比务农稍高些，但城市生活成本却远过农村，且多数进城农民只能从事一些简单劳动，收入极低，他们渐渐在城市里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相对集中的贫民群体。巴列维国王不是没看到这点，为此他特别指出：「应当把保证社会正义和改善公众生活的经济研究也看作经济的基础之一，在财富分配方面，使道德和人格法则去完善和补充经济法则。」26但国内民主建设的失败，使整个国家仍牢牢把持在特权阶级手里，政治权力缺乏基本的民众监督，所以每项改革都要先经过这些人的「过滤」，直到对其无害有利才罢休，而福利政策实行中，资金「漏」走的要比贫困人口得到的多得多。

　　

　　随着「白色革命」的「深化」，财富迅速集中到恺加王朝的一千家名门望族和巴列维王室的五十个家庭之中，在这些达官显贵、太子公主周围又聚集了一大群借助权力新生的暴发户，形成伊朗的「上流社会」。据《金融时》的调查，「国王、他的姐妹和王亲国戚至少在一百零五个工厂企业的财政上插了一手，合股经营了十七家银行和保险公司、二十五家冶金和矿山公司、近五十家建筑公司和数量类似的食品厂。巴列维家族控制了二十四家豪华饭店，实际上垄断了旅游业、公寓居住区、商业中心以及附属的水泥和钢铁制造业……」27此时国家的内部，一边是以钱权为粘合剂团聚起来的统治集团，另一边却是生活水平日趋降低的劳动阶层。在两极分化中，进城农民陷入了最痛苦的境地，他们既没有能力在高消费的城市里立住脚，又无法重返农村，只能聚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流民群体，社会贫福差距之大已严重威胁到了国家安全。

　　

　　与此同时，对形成中的新贵阶层和有着更多精神追求的中产阶层，为了转移他们在政治领域中渐渐产生的欲求，统治者又在经济生活中找到了「软刀子」。一向严格的王室检查机关对城市里的赌场、夜总会和利欲熏心的色情电影业变得极为通融。而在市民生活中，娱乐业大受鼓励。在这个圈子里，所谓自由，就是放纵欲望的自由，所谓民主，就是参与娱乐的民主，严肃的词语全被娱乐场中嘻嘻哈哈的打闹、调侃所亵渎。愤怒的伊斯兰教徒慢慢感到：这些东西盛行的目的就是「为那些对政治和社会极度失望的人民找到一种醉生梦死的办法，独裁者希望这类西方『文化商品』能起到使人民愚化和不问政治的作用。」28

　　

　　由此可见，精神、制度领域的扭曲最终导致经济领域发生更危险的扭曲变形：农业凋敝，工业发展失衡，分配领域严重两极分化，娱乐业堕落民风，这些都加剧了国家的危机，而巴列维国王仍旧陶醉在GNP高速增长的假像下，他感觉不到自己的王座已经被安放到了冒着滚滚浓烟的火山顶上。

　　

　　四

　　

　　伊朗人民在改革之初确实比他们的国王还激进，绝大多数人都愿意加速现代化进程，从而更加富裕、自由地生活。但经历了对君王设计的民主、自由、富足社会的普遍失望后，人们最终从高度扭曲的改良程序中退出，离开那让人倍感疲惫、羞辱的生活。在霍梅尼生硬的教条里，民众重又看到善良穆斯林得以幸福生活的简单、传统、熟悉的世界，「千百万伊朗人就犹如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那样，越来越紧密地团结在他们的宗教领袖周围。」29

　　

　　当然，国家现代化的趋势是谁也不能阻挡的历史进程。霍梅尼胜利后，新的国家领导人并没有按原教旨主张去建设国家，他们需要探索一条既能保证自己的宗教信仰、民族自尊和社会公正，又能发展经济的「第三条道路」。这条路的建设成功与否，现在还未可知，但无论如何，巴列维政府的失败却是必然的，其中教训值得发展中国家去认真研究。

　　

　　注释

　　

　　1、2、3、5、6、8、9、10、11、13、14、16、20、21、22、24、27、28、29　（奥）海因茨•努斯鲍默著，倪卫译：《霍梅尼──以真主名义造反的革命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第3页，第1页，第3页，第29页，第32页，第20页，第22页，第48页，第39页，第37-38页，第124页，第68页，第46页，第27页，第71-72页，第72页，第75-76页，第74页，第65页。

　　

　　4、7、15、17、23、26　（伊朗）巴列维著，郭伊译：《白色革命》，商务印书馆1986年3月第1版，第367页，第377页，第429页，第443页，第392页，第425页。

　　

　　12 （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9月第1版，第157页。

　　

　　18、19、25　（法）热拉德•德•维利埃等著，张许苹、潘庆舲译：《巴列维传》，商务印书馆1986年3月第1版，第360-361页，第362页，第360页。

　　

　　曹瑞涛　1973年生，男，山西太原人，杭州师范学院政治经济学院讲师，浙江大学哲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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