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两种观点和两种方针

　　

　　

　　中美关系，不仅是中美两国关注的问题，而且早已为全世界所关注。我在《看联合早网上的一些评论》中介绍了一些人的观点，基本上是站在美国利益方面看中美关系。中国政府提出的“中美合作大局”，或者“中美关系大局”，也是从利害方面说中美关系，只是不仅从中国利益考虑，还照顾了美国的利益。都不触及中美关系的实质。情况依然如我在　2006年5月30日　《再说中美关系》所说。　　

　　《毛泽东选集》开篇第一句话就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现在，中国记得这句话的人恐怕不多，或者说认为不符合实际了，现在是讲“和而不同”，讲实用主义。但是，在阶级社会中，毛泽东的这句话是真理，或者说是几千年阶级社会经验之总结。美国政府就是运用它来处理国家间关系：它首先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同一件事情，是敌人做的，它就反对，是朋友做的，它就赞同。人们说美国是在“搞双重标准”。这个批评没有抓住实质，实质上美国的标准是一个，就是以敌我分是非：凡是跟我——美国走的，就是“伙伴关系”，凡是不跟我——美国走的，就是“无赖国家”、“流氓国家”、“邪恶轴心”。美国处理它和中国的关系，始终是按此标准，它的防务告一直把中国作为“假想敌”，只是因为中国不同于朝鲜、伊朗等小国家，而且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越南战争、中印边境战争中，或者间接地或者直接地打败了美国，它现在不能不小心对付，实际上一直把中国作为真正的敌国。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应该说，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是清清楚楚的。　　

　　

　　过去和现在，美国都是把中国视为敌国。二十多年不承认中国，经济上封锁中国，还驻军台湾，阻碍中国统一。在中美建交后，一直坚持对台军售，接见达赖，支持“藏独”“疆独”“台独”等一切分裂祖国的分子和敌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分子。　　

　　

　　那末，为什么美国总统要跑对中国来，并于　1972年2月28日　签订了“上海公”呢？

　　

　　不是美国根本上改变了对中国的敌视，遏制中国、改变中国颜色的方针＄变，改变的是策略。这种策略改变，是由于通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证明了现在要在军事上打败中国根本不可能；是20年的实践也证明，经济上封锁中国也不行，封锁的结果是毛泽东讲的，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是在国际上不承认中国、孤立中国，同样遭到完全的失败，毛泽东领导中国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自然地赢得胜利的亚非拉国家的尊重和支持，结果是美国自己反而越来越孤立了；还有，就是美国自身的需要。一是美国对苏斗争的需要，二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对美国经济太重要了。尼克松这人很聪明，既然封锁和战争达不到目的，为什么不现实主义点，和中国打交道，也许能不战而胜——尼克松就是这个盘算。

　　

　　中国对中美关系怎么看？当年“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清楚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眼中的中美关系——对美国人民是友好的朋友，对美帝国主义则是敌对关系。毛泽东对于反动派的方针一直是针锋相对。美国打朝鲜，中国就抗美援朝，美国打越南，中国就抗美援越，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和尼克松会谈也是针锋相对。他早就说过：“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所以，当年明知国共两党谈判不好，一定要打仗，但还是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也就是他说的，要有虎气，也要有猴气。

　　

　　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这派告中讲道：“‘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谎言。……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我们应当用毛泽东思想来认识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懂得针锋相对。过去我们抗美，是针锋相对，尼克松访华，证明过去的抗是对的。没有过去的抗美的胜利，美国跑到中国来是不会感到舒服的。尼克松要来谈判，我们欢迎，也是针锋相对，“上海公”证明对对了。不仅孤立了当时与中国敌对的苏联，不仅结束了国际二十多年对中国经济的封锁，而且让美国向全世界承认“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被西方封堵的国门就打开了。“上海公”证明了中国抗击美帝的正确和一定胜利。

　　

　　“上海公”是针锋相对对来的。“上海公”的内容，也表现了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上的针锋相对。这表现在公的双方声明中，表现在公对中美关系的表述：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

　　

　　我不讲中国为什么在台湾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同美国建交，也不评价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建交的利弊，——明白人从建交后签订的八·一七公，可以看到邓小平在努力弥补中美建交的漏洞。现在需要讲的是，我们对中美关系基于势利而缺乏总的战略观点，，常提三个公但很少认真研读过，实际上把三个公置之度外，忘记了“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忘记了“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忘记了“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在两国谈判建交的过程中没有得到解决。……双方认识到这一问题将会严重妨碍中美关系的发展”，忘记了要美国兑现，“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对台军售的承诺。

　　我多次批评“中美合作大局”。因为“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决定着中美关系只能是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不可能有什么“中美合作大局”。“中美合作”只能讲现实主义，不可提升为中美关系的“全局”、“大局”，如果中国还坚持搞社会主义，那末，同帝国主义的美国就没有共同的“全局”、“大局”。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决定中美关系，这种观点与现在淡化意识形态的潮流不合，不过，淡化意识形态的人并不懂得意识形态是现实世界的反映。你可以闭着眼睛不看现实世界，但世界并不因你不看就不存在，现实世界的斗争，不是淡化意识形态淡化得了的，它不在你的意识中表现为这种形态，便一定表现为那种形态，除非你没有脑子。事实上，一些人一面大嚷“不搞意识形态”，一面又大讲“普世价值”，这些人是骗子，奸人。由于这些人这些年来“主流”了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国就如郑永年所说，“一直在主动向美国调整政策，所谓与世界接轨，意思即改变自身行为以符合美国的要求。”结果是：在国内没有统一的思想，在国际上没有中国的声音。胡锦涛在2008年已经感觉到了，要用450亿元争夺话语权。我认为，党和国家现在开始重视舆论是可喜的，中国不能再韬光养晦，应当向世界发出中国的明确声音。这里的关键，不是钱，不是权，根本问题是什么样的话语，是讲什么意识形态。　　

　　

　　在国际上，中国的声音，应是“上海公”中的，“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这是我们国际关系的方针。

　　

　　现在讲针锋相对，就是针对美国不执行“八·一七”公，我国就要它兑现它在公里的承诺，终止对台军售。中国古话说：人而无信，不可与交。美国如果坚持不信守诺言，中国政府就要自重，不可与交。这就是针锋相对。　　

　　

　　郑永年说：“中国的调适总是有限度的。它总不能把自己变没了嘛。……过去是中国向西方调适，如果中美关系往好的方向发展，就是美国向中国调适的时候。”我认为，他说的对。现在美国搞谷歌事件，讲汇率，逼中国同意制裁伊朗，要中国继续向西方调适，我国政府应该针锋相对，要美国向中国调适，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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