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沿着延安的道路却一路走到了普利茅斯，那就真是走到邪路上去了。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积极作为，仍然不能说是试图继承新中国的在世界上挑战并最终消灭帝国主义的宏伟目标，而更接近于想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谋求一个更高的位置。 上篇:“胜利”的意义

姜文导演的著名作品《鬼子来了》（2000年）是一部引起很大争议的影片，因此在国内的公映方面也遇到麻烦（不过现在已出版了正规音像制品，倒算是一种“与国际接轨”的方式）。一般而言，（政治）立场不同的人对于此片的解读也不尽相同——对于姜文电影的评价，最近以立场划线的倾向已变得非常强烈——在一些立场偏右的人士看来，《鬼子来了》是在颠覆共产党的“抗战神话”和“人民史观”，考虑到这又是一部“禁片”，这样的判断似乎颇有了几分道理。那我们的看法如何呢？

姜文电影美学的特点，或许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残酷的玩乐”。

姜文也许正像他本人所说的，骨子里就“还是个孩子”，因此从《阳光灿烂的日子》直到《一步之遥》，那种抑制不住的想要“玩乐”的冲动表露无疑，并直接体现在了视觉风格上：梦幻的、荒诞的、超现实的、恶作剧的。然而，姜文的电影如果只有“玩乐”的一面，那他就和当下大多数的中国“导演”没有太多区别，因为后者也在那里“玩乐”，而且除了“玩乐”之外一无所长。姜文自然能比他们“玩乐”得更有品位，他是出于真心（孩子心）在玩儿，其他人只是冒充有一颗真心（用来包裹里面的铜臭），实际上不过是假扮天真而已。姜文作为一名并不多产的导演，但几乎每部作品都能引发话题，奥妙在于姜文不仅有“玩乐”，更关键的是他为“玩乐”提供的是一个巨大而“残酷”的“园地”。必须说明一点，这里所谓的“残酷”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残酷，它是指导演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的一种冷彻的批判意识。当下中国大多数的电影导演，要么只会“玩乐”（目前占绝大多数），没心没肺；要么只知“残酷”（目前占极少数），沉闷压抑。姜文却能很不错的融二者为一。“残酷的玩乐”，作为姜文电影美学的主要特征，使两个看似互相矛盾的东西如阴阳相交那样，产生出新的气象。正是这种不凡之处，使得姜文在中国电影导演中独树一帜。

回到《鬼子来了》一片，我们可以异常清晰地看到其中的“残酷的玩乐”：花屋小三郎在极端恐惧之下，幻想出马大三等人如古代侠客那样冲进来杀他；老刽子手吹嘘曾斩过“顾命八大臣”以及月下耍刀的场景；高潮部分的宴会与之后日军的大屠杀；最后一个镜头中突然睁开双眼、死不瞑目的人头......姜文在《鬼子来了》里确实试图挑战主流的“抗战神话”，就像之前他试图挑战主流的“文革神话”一样。但在我们看来，《鬼子来了》并不像偏右人士所认为的，对共产党的抗战叙事形成了多少挑战，因为如果把影片开头的神秘人物当作是共产党抗日力量象征的话，是完全不具备说服力的。众所周知，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农村地区建立起有效的抗日根据地，其前提是必须与根据地周围村落的村民形成“鱼水之情”，没有这样的关系就根本不可能坚持长期的游击作战。《鬼子来了》中，神秘人物乘着月黑风高，随便就往村民家里丢个日本战俘，这样的情节设置不过是为了展开以后的故事，没有太多深意，更谈不上什么象征性——或者是像姜文在访谈中表露过的，为了说明这些后来被鬼子屠杀的人真的就是些普通老百姓而已。

《鬼子来了》根本的挑战，即展现出姜文“残酷的玩乐”中“残酷”一面的，是对于“胜利”的质问。不错，1945年8月15日，裕仁发布“终战诏书”；9月2日，同盟国举行对日受降仪式；9月3日，举国欢庆，这一天也成为了现在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而今年预定将举行大规模的纪念。由此，“胜利”似乎是一个确定不疑的观念了。但《鬼子来了》却对这一“确定不疑”表示了“不恭”。在这部影片的尾声部分，可以说才真正进入到了象征和影射的密集区。国民党的高少校（由ABC出身的吴大维扮演,并有意采取夸张滑稽的表演方式,以增加荒诞感）乘着美国人的吉普车,准备去广场发表讲话,中途却被一个装疯卖傻的旧日本兵拦住去路,少校大声命令其闪开,但日本人充耳不闻,结果开吉普的美国人不耐烦了,就喊了一句“GETOUT！”，日本人便乖乖躲开了。其后高少校的演讲，则是对蒋中正“以德抱怨”政策的漫画式讽刺。最后也是最“荒诞”的情节：高少校竟然下令由日本战俘处决“违抗”政府命令的中国人马大三，刀光一闪，人头落地，画面也由黑白转为了彩色。

我觉得一场灾难的发生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灾难过后我们不能深入地研究和总结这场灾难的根源。

这是姜文在关于《鬼子来了》的访谈中的发言，也应该是表明了导演拍摄这部影片时的立场。姜文电影将“残酷”的视野置于肆意“玩乐”中，而他的核心毕竟是“残酷”的：

在与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年轻人的交往过程中我发现，日本右翼分子、反华势力、否认战争罪行的大有人在，并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是一小撮，只不过在那里上蹿下跳的是一小撮。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等于没有正视日本这个强大的对手。另一个不好的倾向是：我们有些文艺作品经常替日本人向中国人谢罪。

《鬼子来了》，如果与高群书的《东京审判》（2006年）进行比较，后者的天真与前者的“残酷”，在历史与现实的清醒度上，实不可同日而语；但讽刺的是后者是根据史实改编的，前者却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这也提醒了我们，是否能够把握住历史的真实，在其实而不在其形。

《鬼子来了》对“胜利”的“确定不疑”进行了挑战，给辉煌的“胜利”蒙上了灰暗的色彩，的确也反映出了历史的一个侧面。比如，日本战俘花屋小三郎在国民党军官高少校的命令下，斩落中国百姓马大三的人头，这个全片中最具象征性的场景——这大概也是此片在审查上遇到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真的那么“荒诞”吗？当然不是。实际上直到1949年初，日本军队仍然在太原城内举行武装游行，而这些本该作为战败国俘虏的“花屋小三郎”们，在“战败”之后的四年内，不是一直在用武士刀斩落“马大三”们的人头吗？而包庇、勾结、指使这些“花屋小三郎”们的，不正是身为中国人的“高少校”、“高少将”、“高司令”们吗？1948年的牛驼寨战役，晋军第十兵团司令王靖国（“楚云飞”的上峰）与日本人的十总队合谋，对解放军阵地施放国际法禁止的毒气弹，这又岂是《鬼子来了》里花屋小三郎手中区区一把卷刃的武士刀可以相比的呢？在“胜利”后，从蒋中正、阎伯川一直到“第三势力”的某些头面人物，与旧日本军互相勾结利用，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他们奉冈村、澄田等大战犯为座上宾；大战犯们享受着住高级公馆、用自备车、使唤日本女用、白天钓鱼、晚上打麻将的“美好人生”，另一边处决几个二三流人物掩人耳目，美其名曰“正义的审判”，这又岂是《鬼子来了》里的“荒诞”可以相比的呢？今天在一片为国民党“正面战场”“平反”、突出所谓“全民族抗战”的高歌声中，如果不把战时战后的勾结问题说清楚，便是对历史的严重失责。

尽管如此，我们最后还是要指出：这个付出了巨大牺牲的“胜利”毕竟是存在着“确定不疑”的力量的。这个“胜利”固然不是十全十美，可也绝不是卑微和不值一提的。《鬼子来了》虽然向我们揭示出“胜利”的复杂面相，不过，“胜利”并没有因此被动摇，“胜利”依旧辉煌伟大。为什么辉煌伟大？就如同下面这首家喻户晓的歌曲中所唱的：

我是一个兵，

来自老百姓，

打败了日本狗强盗，

消灭了蒋匪军。

用更完整的解说就是：

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同时，今年也是中共七大胜利召开七十周年的日子。而正如七大精神所昭示的那样：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革命事业的重要一站，之后的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都处在她的延长线上，对于“胜利”的确认，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是“确定不疑”的——这也是我们与当下那种将“胜利”完全封闭在战胜外族入侵的民族主义叙事内的主流解说的区别所在——从世界史的意义言之，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其根本意义亦在此。她并不是美英法荷等新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的“胜利”，而是于此之后风起云涌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和革命事业的重要一站，对于“胜利”的确认，同样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是“确定不疑”的——二战刚结束，那些老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战胜国”就急不可耐梦想着恢复旧日的殖民主义秩序。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投降的这一天，法国军警在阿尔及利亚的塞提夫向要求独立的示威群众开火，几天后制造了数万人死亡的塞提夫大屠杀。所以，我们所说的“胜利”绝不是他们的“胜利”。

现在再来看《鬼子来了》，很明显，他的主要问题便是仍然受限于民族主义视野。影片敏锐地意识到单纯作为一场抵御外族入侵的抗日战争，其“胜利”是如此的不淋漓畅快——即使当下再怎么吹嘘“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国的莫斯科保卫战”，与苏联红军在经历了那些关键性的保卫战之后，最终让红旗飘扬在柏林上空截然不同的是，直到战争将近结束，蒋中正的力量还是只能龟缩在西南一隅，中国的主要城市依旧控制在日本军队及其傀儡政权手中——我们的“胜利”似乎底气不足，以至于直到今天，“谁战胜了日本？”“（日本投降的原因）是原子弹还是苏联红军？”还能成为热门的话题。然而，当我们立足于一个革命的视野，这“胜利”就是堂堂正正、名副其实的。“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抗日战争的“胜利”，归根结底是“觉悟”的胜利：通过一场抗日战争，民族的“觉悟”取得了胜利；在此基础上，又经过一场解放战争，革命的“觉悟”取得了胜利。中国人民终于认识到，只是赶走“皇军”，国家并不就此获得新生，必须将一切封建式的、军阀式的、法西斯式的反动武装力量彻底消灭殆尽，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才会到来。而立足于一个世界史的视野，中国革命的胜利，又极大地鼓舞了第三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和革命事业，最终形成了二十世纪最为壮观的历史景象，这才是我们今天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真正意义所在。我们不全然排斥民族主义立场的叙事，但当这一叙事如今正变得机会主义（例如为了统战目的）并且被某些“历史政变党”有意恶用的时候，就需要我们与之保持适当的距离。

下篇：通往最终的胜利之路

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华侵略史，可以大致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期：“短”的时期从“七七事变”起算，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八年抗战”；“中”的时期从“九·一八事变”起算，即日本进步学者较多使用的“十五年战争说”或是近来我国学者提出的“十四年抗战说”；“长”的时期从1874年“牡丹社事件”起算，到1945年日本投降，取其整竟然已是70年的岁月了。

我们一般总认为日本这个民族，长于战术，短于战略。但单就日本的大陆政策而言，却是下了长期工夫的。佐藤信渊，一介乡野学者，居然就在明治维新四十余年之前“构思”出了未来“大东亚共荣圈”的蓝图（《宇内混同秘策》），日本对广阔大陆的野心与欲望执念何其之深！还在一个日本兵都未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日本人已经设想好了今后应该用“以华制华”的手段来统治巨大的中国，而后来我们也都看到了：溥仪、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夏恭、于品卿、阎锡山......日本全然短于战略的看法，只能说是片面之论。

的确，在日本的侵华史中，有时存在着一些偶然甚至是怪异的因素。石原莞尔这样的关东军参谋，凭着对于“南无妙法莲华经”和“一天四海皆归妙法”的笃信就策划了惊天动地的“九·一八事变”、搞了所谓的“满洲国”。但难道说没有石原这些人，日本就会放弃对东北的侵略吗？实际上，河本、石原一派“理想主义者”到最后都被东条英机及其背后的新兴财阀们从“满洲”撵走了。可这不过是强盗之间的“赃物”转移而已，“理想主义者”的强盗和“现实主义”的强盗都是强盗。石原之流是一个变量，他们的“独断”行为或许使得某个过程提前发生，但却不改变这个过程本身。从此意义上讲，是否存在《田中奏折》一类文书，本质上就并不是那么重要了。

回到中国，我们这样一个在几千年里都是世界上超级力量的民族，到了近代，让身边的一个“蕞尔小国”、“岛夷”，先是完全摧毁了朝贡体系，后来更是差一点被逼到亡国灭种的地步，为什么？

综观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史，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在妄自尊大和“恐日症”这两个极端之间采取行动。甲午战争之前，清朝认为日本无足轻重，与欧美列强根本没法比。但“牡丹社事件”后，李鸿章以一贯的赔钱了事处理，结果被日本窥到中国外交主导者的虚弱，结果于翌年就把西方列强的炮舰外交现学现卖起来，以武力逼迫中国最重要的属国朝鲜“开国”，李鸿章应对无力，还索性把“最为公平”的美国势力引入朝鲜，想要牵制日本，实则毫无用处。在日本夺取琉球、进逼朝鲜、于中国四处活动、国内积极备战的情况下，清朝仍然没把日本放在眼里，结果甲午一役遭到了空前的惨败。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对日态度从一个极端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妄自尊大开始被“恐日症”所取代，而日本之对华关系也逐渐达到了盘根错节的程度。孙文的同盟会在哪里召开的筹备会？东京黑龙会本部。在如今很多影视剧里黑龙会被描写为黑帮加浪人式的奇怪组织，其实黑龙会（AmurRiverAssociation）如其名（关于黑龙江问题之会）所示，最初是一个鼓吹与帝俄争夺中国东北“权益”的右翼国家主义团体。黑龙会头头内田良平是在所谓“韩国并合”中积极活动的人物。在得到中山先生“我们的目的本为灭满兴汉，所以革命成功后，举凡满蒙、西伯比利之地，将给予日本”的轻率许诺后，又为革命党的“排满革命”到处奔走，向政客和财阀们要钱——这里并不是要责怪孙中山。孙之后还是超越了初期的“排满革命”视野（或许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对日本也有所警惕了——进入到民国后，那些互相厮杀的军阀们，又有几个没有拿过日本人的钱呢？第二次直奉大战，军阀们为了得到日本的秘密借款，遂将关东大地震时日本屠杀中国人的血债一笔勾销；“东北王”张作霖如果不是依靠日本的援助，恐怕早为郭松龄所灭；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与杨宇霆暗斗，林权助向少帅说“大阪夏之阵”中（丰臣）秀赖（德川）家康故事（家康为丰臣秀吉之臣，但最终围其子秀赖于大阪城；城陷，秀赖母子自杀），张不久即杀杨（时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向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建议，应由张而非杨继掌权力，为村冈采纳）；1927年，“下野”之身的蒋中正在日本首相官邸拜见田中义一时说：“如今与中国有联系的列强虽然很多，但其中真正有密切利害关系的，只有日俄两国。俄国在这个意义上是对中国施加干预（指北伐时期苏联对北伐军的援助——笔者注），而日本焉有不施加干预援助之理呢？我作为革命党如果说有，就会当作卖国贼而招致国人的怨怒。只因阁下是我可以信赖的前辈，才向阁下披肝沥胆诉说衷情。”论及日本的对华侵略史，我们往往强调被动的一面，但若是没有这种主动逢迎，日本又怎么能一再地得寸进尺，并且屡屡如愿呢？

俗话讲“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到最后不仅是“嘴软”，连脚也都一并软了。“九·一八事变”可说是第二个甲午，其耻辱程度甚至远在甲午之上。甲午战争时，就双方投入的兵力而言，仍然是势均力敌，相比清朝，日本更是举全国之力一搏。而“九·一八”时，整个阴谋计划在关东军内都是极秘密的——实际的策划和知情者只有石原、坂垣以及当时是“浪人”身份的河本——换言之，日本的攻击力量非常有限，正如河本大作所说：

如果当时奉天军敢于公然抵抗，则敌我兵力相差悬殊，日本方面的夜袭必败无疑，只有等待次日，即19日由辽阳赶来的第二师团主力到来，再次发起攻击，那样，战局就将再起波澜，陷于复杂的状态，决不会有几天之内便相继占领奉天、长春及吉林的结果。当夜日本军的唯一依靠就是两门24cm（另一数据为28cm——笔者注）榴弹炮，企图以这两门巨炮的炮火威吓奉天军。

结果日军一威吓，平时威风凛凛的庞大军队竟然一溃千里，甲午时的清军也都没这样窝囊过。

“九·一八”的重要意义已经毋庸多论，不仅是对中日两国，对于当时作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台湾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以朝鲜而言，“九·一八”以前，朝鲜国内的民族主义独立运动处于活跃期；但“九·一八”之后，在目睹了日军轻易地就占领了广大的东北，且国民党政权和国联的反应是如此软弱无力，遂对于独立运动产生绝望感，真的相信了日本军队是“无敌皇军”的神话，民族主义者们精神上的大“转向”——“转向”本来是一个日本专有的政治术语，与单纯的变节或叛变有一定区别。不过在朝鲜同样发生了“转向”的情况，这在民族主义及启蒙主义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正发端于此，最著名者如民族主义阵营的代表人物李光洙等，开始将朝鲜民族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了“大日本帝国”的身上。

1945年抗战结束，虽然国民党政权和残存的军阀势力表面上大谈胜利，但却是色厉内荏，“恐日症”不但没有根治，反倒是加重了。陈立夫在国民党外交部关于对日和约的谈话会（1947年9月4日）上说得很清楚：“日本虽败，但中国未胜，我自不能与其他战胜国家并列。”阎锡山看到奉命来保护他的日本特种部队“樱部队”时大加赞叹，对日第一军参谋山冈道武说：“日本军不是败给了中国军队，是败给了美国的物质力量，不是败在精神上。如此优秀的日本军，能否助我一臂之力呢？”中国既“未胜”，日本军又“如此优秀”，当然就只能“以德怨”了。而“如此优秀”的日本军=战犯自然也懂得日本式的“义理人情”，于是或“残留”晋地，为再建“帝国”与解放军血战；或追随蒋中正去台湾，组织“白团”、“富士俱乐部”，为“恩公”的“反攻大陆”尽心尽力。所以，台湾最终出现李登辉这样的“皇民”执掌大权，也是不足为怪的事。

新中国为什么伟大？

因为有了新中国，我们才终于从“牡丹社事件”以来妄自尊大和“恐日症”的两极魔咒下解放出来，恢复了作为“中国”本应有的不卑不亢的大国气度。

新中国对日本，一个是非常重视。“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毛主席将“留中国”改为“还东国”，说不能忘记日本；而毛主席逝世前，关注的仍是日本的政局（有名的三木武夫故事）。另一方面，新中国及其领袖们的大气魄，使得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是“强中弱日”。尽管新中国很长时期未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但却是一举手一投足都足以风雷震动的世界政治巨人。再反观日本，已经成了美国庇护和监视下的一个政治侏儒。由此，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恐日症”也被一扫而空。日本人来北京，尤其是拜见到毛主席，全然如朝圣一般。旧日本陆军中屈指可数的精英人物远藤三郎1956年访华时，向毛主席献上一把日本军刀，表明永不再战之意。毛主席对他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这话的逻辑远藤一定能听懂，反倒是今天很多中国的“精英”不知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田中角荣是一个在裕仁面前都满不在乎的人物——据说田中当着裕仁的面扇扇子，裕仁则在电视上看到田中出现就换频道——可在拜见毛主席时却毕恭毕敬像个小学生。

新中国有一个宏大的目标：解放全人类。但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这个目标就难以实现，毛泽东在回答藏原惟人的提问时已经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新中国的领袖清楚地知道，日本并不是没有复活军国主义的可能性，但日本复活军国主义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其背后存在着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美帝国主义不亡，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就是隔着一层纸的事。为此，就要尽可能地分化美帝国主义的力量，这个战略在毛泽东时代是非常成功的。当时的法国、英国自不必说，日本作为一个对美国俯首贴耳的国家，到了田中角荣时竟然来了个“越顶外交”，结果虽然惹恼了美国，利用一桩“洛克希德丑闻”将田中推翻，但永田町内的“亲华派”已经具有了非常强的力量。但毛泽东逝世后，我们放弃了挑战美帝国主义的目标，在“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下，改以巴结和讨好美国为主，一相情愿地以为只要和美国“搞好关系”，美国的跟班自然就不在话下，结果反而是加强了美国的跟班中最亲美反共一派的势力，今天中日关系之所以这么糟糕，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当年实力雄厚的“亲华派”如今已然式微。

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不少偏离新中国政治传统的动向，对日方面也不例外。最先是日本电器的大举侵入，之后是日本大众文化的流行（如“动漫”之类），在大中城市出现了“哈日”的风潮，连中央级的媒体也在使用“逆袭”、“放送”、“归化”、“素颜”、“自信满满”之类的“当代协和语”。更有一批以“知日派”自居，经常站在日本而且主要是日本右翼的立场来发表各种谬论的人物，“恐日症”在一定范围内又有所复发。

与之相反的倾向是，随着民族主义和中华主义的起势，妄自尊大的一面也出现了。比如有著名的中华主义者称：“小日本就是一个刚刚走出野蛮、还没有摆脱野蛮本性的落后民族。”依我们看，如果认为只要运用高于野蛮人的智力就可以对付日本，一定会重蹈当年的覆辙。现在抗日雷剧盛行，“雷剧”并不是新中国的文艺传统。《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等影片，作为文艺作品，固然有艺术加工的成分，但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这些电影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中都为日本战俘放映过，如果真是夸张不实，那反而会对日俘的改造起到负面作用。抗日“雷剧”其实是典型的港台风格，比如亲国民党的邵氏电影公司在1976年拍了一部由张彻导演的抗战大片《八道楼子》，此片在台湾拍摄，不仅得到台军方的大力协助，最后还拿了金马奖。电影讲述了七名国军好汉大战二万日寇的热血故事，其中“雷人”之处比比皆是，还动辄配以“青天白日旗”、“中华民国万岁”的“悲壮”煽情场面。越是心虚，才越是要夸张虚妄，所以今天许多的抗日雷剧，据说很多都是出自港台编剧之手，那就一点不让人意外了。

近几年来，中国正开始有步骤的改变奉行数十年之久的“韬光养晦”，在国际及地区事务上变得更为积极，使得世界上最大——或许也是最后——的帝国主义国家感受到了威胁。和部分左翼认为的不同，受毛泽东时代的政治遗产所赐，无论在过去的岁月里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多大的改变，像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永远甘做别人“孙子”的。但现在的问题是，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积极作为，仍然不能说是试图继承新中国的在世界上挑战并最终消灭帝国主义的宏伟目标，而更接近于想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谋求一个更高的位置。

我们今天纪念七大及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就是要明白我们从哪里来，又该往哪里去。抗战胜利、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究竟是从哪里出发，又准备走向怎样的未来？如果我们沿着延安的道路却一路走到了普利茅斯，那就真是走到邪路上去了。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是一个现实的威胁，但这个威胁从新中国立国起就一直存在着。新中国的领袖们高屋建瓴，他们看到的是使这个威胁得以生长的真正祸根，他们运用了高度的战略智慧向这真正的祸根发起挑战，他们的雄大事业未竞，而今天又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时刻：是把他们的事业坚定地继承下去，还是选择与虎谋皮，将决定着我们是否能够通往最终的胜利之路——也就是毛主席所描绘的理想之境：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