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自传回忆录

　　

　　逝 者 如 斯

　　

　　戴维堤著

　　

　　 （最新修改版本2007年元月17日）

　　

　　中部 文革风云

　　

　　41）围困“苏修”大使馆

　　

　　1967年1月25日晚，北航红旗办公室接到了派驻《人民日》的红旗战士吴某某的电话，说刚收到我驻苏使馆急电，我一批即将回国的留学生在莫斯科红场瞻仰列宁墓时被苏联警察打伤，发生了流血事件，消息刚刚通知外交部和中央。

　　

　　韩爱晶等人一听，立即召集主要头头们开会。大家一致认为，这是“苏修”对我们的严重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作为中国人和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迎头痛击“苏修”的挑衅，捍卫我中华民族的尊严。会议决定立即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声讨“苏修”的暴行，并发电给中国驻苏大使馆，对我受伤的留学生表示慰问和声援。

　　

　　1月26日早上天还未亮，北航红旗广播站奉命以最大音量向全院广播了莫斯科红场发生的流血事件，要求红旗战士们立即起床参加游行示威，并欢迎广大革命师生积极参加。

　　

　　文化大革命中，各种形式的游行示威如家常便饭，不需要向任何人请示，也不需要任何人批准。这次是抗议“苏修”暴行的爱国行动，更没人反对。于是，全院师生数千人很快集合好了队伍，由屠海鹰和我带队，举着北行红旗的大旗，浩浩荡荡地出了校门，直奔东直门内的苏联大使馆。这时天刚刚放亮，其它大专院校和单位也陆续从北航得到了消息，立即响应。很快，一支支游行队伍跟在北航的队伍后面，向城里进军。

　　

　　一路上，红旗飘扬，歌声嘹亮，群情激奋，斗志高昂，抗议“苏修”法西斯暴行的口号声震天响。红旗战士们唱起了李劫夫创作的《我们走在大路上》。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毛主席领导革命的队伍，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我们走在大路上，

　　

　　革命道路多么宽广。

　　

　　共产党指引我们的航程，

　　

　　无限幸福无尚荣光。

　　

　　向前进！向前进！

　　

　　革命洪流不可阻挡。

　　

　　向前进！向前进！

　　

　　向着胜利的方向。”

　　

　　李劫夫是沈阳音乐学院院长，著名作曲家。《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是李劫夫的代表作，写于1965年，在文革前及文革中风靡一时。每逢重大节日，重大活动，同学们必唱这首歌。这首革命歌曲无论政治内容和艺术水平皆无懈可击：朗朗上口，节奏明快、欢畅，进行曲风格，时代感极强，唱起来立即给人一种奋勇向前，无往而不胜的毫迈之情。文革中李劫夫为毛主席的许多诗词和语录谱写了曲子，有些成了脍炙人口的歌曲，有些语录歌也风靡一时，全国人民天天唱，尽管有点不伦不类。实事求是地说，象《蝶恋花——答李淑一》和《沁园春——雪》等歌曲还是不错的，很有水平，后来无人能超过他。

　　

　　李劫夫文革初被打成“黑帮”，北航红旗派人把他“抢”来保护了起来，他对北航红旗革命小将十分感谢和赞赏。为表达感激之情，他为北航红旗战士写的《红旗战歌》谱了曲。

　　

　　（笔者注：关于李劫夫，关心的人很多，本书略作交代。李劫夫离开北航后即被“解放”，但可惜的是，由于1943年在晋察冀时和黄永胜有点部属关系，糊涂的李劫夫后来上了林彪集团的“贼船”，并曾为林彪上台写过半首“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未写完）。1971年10月20日，李劫夫被隔离审查。5年后的1976年10月17日，李劫夫因心脏病猝逝于“学习班”中，终年63岁。1979年11月20日，辽宁省委“纪委”作出决定：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但考虑其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因其已死，对其处分不再提起。

　　

　　李劫夫的所有歌曲作品被封杀、停唱10年。直到1981年在有关人士的质疑和呼吁下，李的作品才被解禁。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的音乐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数万群众齐声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1999年国庆阅兵式，雄壮高昂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响彻云霄。）

　　

　　书归正传。我红旗战士们高举红旗，一遍一遍地高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和“红旗战歌”，一遍一遍地高呼着“打倒苏修！”“向苏修 讨还血债！”的口号，昂首阔步地向苏联大使馆进军。

　　

　　半路上，早八点时，各单位的高音嗽叭开始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广播中导了莫斯科红场发生的流血事件，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广播中还说苏修的暴行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极大愤慨。现在，北京的大街上已人山人海，游行示威的队伍正向苏联大使馆挺进……

　　

　　经过几个小时的行军，我们北航游行队伍最先到达了苏联大使馆门口，立即把使馆大门围得水泄不通。使馆大门向南通东直门内大街的路文革初已改名为“反修路”。倾刻间，“反修路”和东内大街上，游行示威的队伍已人山人海。“打倒苏修！”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响彻北京上空。

　　

　　苏联大使馆大铁栅门紧闭，门内有几个苏方人员向外探头探脑地张望。我武警战士和警察已把使馆保护了起来。我和同学们举着拳头，对着使馆大门不停地高呼：“打倒苏修！”“向苏修讨还血债！”“坚决抗议苏修的法西斯暴行！”“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惊天动地的口号声几乎要把苏联大使馆震塌。

　　

　　这时有学生请示我，可否冲进去抓出几个“苏修”分子批斗一下？

　　

　　我尽管也处于极度愤怒和昂奋之下，但我是头头，不能胡来。我向大家宣布了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要搞过火行动。因为我国在苏联也有大使馆，我们若砸了苏联大使馆或打了他的人，对方一定要搞复，所以不能蛮干。这点常识和水平我们还是有的。

　　

　　这时，一位卫戌区的首长也找到我，要我们注意不要抓人、打人。他转达卫戌区领导同志的话说，只要学生们不冲进使馆，干什么都行。若万一“苏修”把我们的学生扣住，那就把人抢出来，“苏修”抗议就抗议，由外交部处理后事。

　　

　　正在这时，有人告说，有一辆“苏修”大使馆的伏尔加车从外面开来，现被堵在反修路口。愤怒的学生们已向车上倒了许多墨汁、浆湖，贴满了标语。车里的人吓坏了，不敢出来。学生们请示我可否把送上门来的“苏修”分子揪出来批斗，把车揿翻，点火烧了算了。

　　

　　当时我也正在激奋状态下，我也是才20来岁的热血青年。我当时认为，把苏修分子揪出来批斗一下，把车烧了也算不了什么，谁让苏修打了我们的人呢？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这是合情合理的。红卫兵嘛！出点格没关系。我几乎就要同意采取行动。凭我的身份，只要我一点头，学生们什么也敢干。但是，理智最后还是占了上风，我必须冷静，不能蛮干，这是国家大事，不能让中央为难。

　　

　　谢天谢地，我又避免了一次错误和灾难。当时若头脑发热，同意学生们蛮干，烧毁辆汽车倒没什么，后来也不会让我们赔，但车内的“苏修”分子很可能被愤怒失控的学生们打死。那将把事情闹大，造成严重的国际事件，甚至会导致中苏战争爆发，这是完全可能的。后来的珍宝岛事件就是如此。

　　

　　于是，我分开众人，赶到了伏尔加车前面。透过车窗，见车里坐着一男一女，男的开车，是个胖子。我举着拳头挥舞着，对着车内的人用俄语大喊：“混蛋！法西斯！打倒苏修！”我是学俄语的，会几句苏联话。

　　

　　然后，我要大家让出一条路出来，用手势引导着伏尔加车向前开。这时有人大喊：“别让苏修轧死你！”我笑着说：“他敢！”这时，我看到车内的胖子向我作了一个揖，慢慢地发动了车，跟着我一步一步地向前蠕动，在两边学生们的口号声中，一直开到了使馆门口。使馆的大门开了，我让开道，伏尔加车鸣着喇叭开了进去，大门又立即关上了。

　　

　　我的行为受到了警察们和武警首长的赞扬。

　　

　　随后，我们在大使馆门口宣读了抗议书。学生们又喊了一阵口号。然后，我便带领游行队伍一边游行一边往学校返回。

　　

　　这次围困苏联大使馆，抗议“苏修”暴行的革命行动，十分顺利和成功，没有发生过激行为和意外事件，事后受到了有关方面的表扬。后来得知，“苏修”也搞了对等行动，派人到我驻苏使馆门口闹了一顿，但也未敢有出格行动。当时我们若行动过火的话，“苏修”一定会复的。

　　

　　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次涉外事件后来都被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和“5.16”罪行。最典型的事件是“火烧英代办”事件。当时，英国佬在香港反华，迫害我同胞。英国军警悍然开枪打死我同胞15人，并把我新华社记者判刑。愤怒的中国红卫兵和学生们忍无可忍，冲进了朝阳门外的英国代办处公寓，有人放了一把火，把英代办公寓楼烧了，但没有烧死人。这就是轰动全世界的“火烧英代办”事件。后来抓“5.16”运动中，许多人为此被整，被关，罪名是破坏中国外交政策的所谓‘5.16”罪行，并说王力是“火烧英代办”的黑后台。历史证明，这是胡说八道。对此，周恩来总理后来说，此事与王力无关，是外交部的最后通牒引起的。对这件事，我始终认为，火烧英国代办处事出有因。这是中国人民尤其是红卫兵的爱国行为，虽然行为过激，但绝对不是坏人闹事。对有关人员和学生进行批评教育就完了，可是后来竟然作为反革命事件整了许多干部学生，这是完全错误的，甚至可以说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亲痛仇快的卖国行为——不管当时的决策者是谁！

　　

　　我带人围困苏联大使馆一事，由于当时确实没有什么出格的错误行为，后来一直没人说三道四，整我时也没提过此事，这就对了。

　　

　　事过多年之后的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好汉”们用三颗导弹准确地炸毁了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炸死了许杏虎、朱颖、邵云环等三名英雄记者，欠下了中国人民的血债。不久，美国人又在我们的家门口撞下了我们的飞机，使我们的飞行员命丧大海。而此后美国的飞机迫降在我国的机场上，我们竟然象伺候祖宗一样乖乖地护送人家飞走了，没敢动人家一根毫毛……

　　

　　对这件事，笔者实在是骨鲠在喉，有感而发。美国佬的这次军事行动，绝对不是什么“失误”，而是百分之百的故意挑衅，绝对是赤裸裸的战争行为，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十二亿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和蔑视。此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许多共产党员、干部和老百姓气得骂大街。这件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必将载入史册，为万世子孙蒙羞和耻笑。

　　

　　想不到两年之后，一个叫本.拉登的家伙替中国人出了这口气。但某些中国人不买账，尊称他为“恐怖分子”。

　　

　　42）大连镇压“造反团”

　　

　　书归正传。1967年春天，我和几个同学没事干，便决定去大连串连，有条件的话就下工厂锻炼，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之所以去大连，一是大连的大海很迷人，二是同学张海在大连有许多革命造反派战友，可以接待我们。

　　

　　写到大连之行，我不能不提到这位老同学张海，我没有办法，请他原谅。

　　

　　张海文革前已是共产党员，文革之初是保守派，后来受中央社论和最高指示影响，反戈一击，积级造反，成为北航红旗的一名骨干，这本没有什么。只是他受极左思潮影响较深，干事往往极左，而且能量颇大，文革中干的有些事十分过火。由于多种原因，他文革中虽未当头头，但却是一名不普通的群众。没有想到的是，多年之后抓“5.16”运动受审查时，可能专案组动用了“滓渣洞”的手段，张海同学血肉之躯有点怕痛，于是信口开河，把文革中自己干的事儿一古脑儿推到我的头上，说全是我支使他干的。为了保护老同学，我干脆把张海干的许多事（不一定全是坏事）都揽到自己头上，一口咬定他是普通群众，没有任何问题。但万万没料到，他后来竟无中生有地承认了自己是“5.16”分子，并一口咬定是我发展的他，交待材料写了几十张纸，时间地点“证据确凿”，不容我厂军管会专案组不相信，把我关了一年多。军管会最后把材料拍给我看时，我才大吃一惊，恍然大悟。我使出浑身解数，用铁的事实否定了我和张海的“5.16”问题。

　　

　　张海被解脱后，青云直上，混的相当不错，我打心眼里为他高兴。196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后的的第三天，张海到京出差来看我，我盛情招待。没想到张海在酒桌上拍着胸脯大言不惭地说：“专案组整我，都是你连累了我，我死保你，一个字都没揭发你。说我们是‘5.16’分子？真他妈开玩笑！咱哥们什么时候参加过‘5.16’了？”搞得我哭笑不得。

　　

　　张海青云直上后，或许是怕我们再连累他，从此断绝了与同学们的一切联系。风云变幻，大浪淘沙；人各有志，不能强求。如张海看到此书，请他谅解。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文革中说假话的人太多，算不了什么。我为了写书，不得不提及此事。人无完人，谁都有失误的时候，况且张海的失误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法西斯逼供下发生的，有情可原。希望张海老同学海量，保重身体，安度晚年。如果还想和老同学恢复联系，热烈欢迎。

　　

　　书归正传。我们到大连后，先到有名的大连钢厂同工人师傅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一段时间。当时大连已乱了起来，全市有“工总司”、“大专院校”和“五一兵团”等几大群众组织。“工总司”和“大专院校”以工人和学生为主，是造反派，“五一兵团”以老工人、老党员、转业军人居多，也打着造反的大旗，但拥护解放军，思想偏保守一些。我们到大连后，各派组织听说“北航红旗”来人了，纷纷来找我们，让我们表态支持他们。驻军也派了干部来请我们去作告。

　　

　　本来我们完全可以找各种借口拒绝表态，谁都不得罪。但鉴于当时的形势和我们的身份，不表态不行。经过了慎重的考虑，我作出了大胆的决定，以“北航红旗大连联络站”的名义支持“五一兵团”，支持驻军。这下子可把“五一兵团”的头头们乐坏了，当地驻军也非常高兴。

　　

　　如今的年轻人看到这里可能会哑言失笑，你们算老几？历史的事实是，当年的“北航红旗”就是有点“老子天下第二”的味道。作为中央文革的“铁拳头”，谁若得到了“北航红旗”的支持，那就意味着光荣和胜利。

　　

　　但是，我的决定惹火了“工总司”和“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们，他们派人来向我宣战，声称要让我走不出大连。

　　

　　我之所以支持大连驻军，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大连地处国防前哨，解放军不能乱，这是基本的常识，否则让蒋介石看笑话。基于这一点，我尽管认为当地驻军对毛主席的文化革命不很理解，但不能同解放军对着干，更不能“反军”。而“五一兵团”既造反又拥军，大方向没错，所以我采取了支持“五一兵团”的作法。

　　

　　张海同学对我的决定不以为然，他认为必须支持“工总司”和“大专院校”造反派，否则就是“支保”，有损于北航红旗形象。他对“工总司”和“大专院校”的头头们也没法交待。

　　

　　于是，张海自己表态，坚决支持“工总司”和“大专院校”造反派组织，并同他们的头头们保持密切联系。当时，我出于多种考虑，默认了他这种作法，这也就是我后来承担了一切责任的原因。

　　

　　不久，应当地驻军之邀，我和张海等人去部队作了一次告。我和部队首长坐在主席台上，告是由张海作的。张海主要介绍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情况，受到了部队官兵的热烈欢迎。

　　

　　有一天，大连警备区司令员邓岳将军邀请我们去司令部作客。

　　

　　我们到了司令部，邓司令用海鲜和包子招待我们。他对我们支持驻军表示感谢，并开玩笑说：“现在到处都是司令部，都叫司令，全是假的，我这个司令才是真的，我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任命的。”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邓司令为了保护我们，让我们住到了部队招待所里，并派兵保护我们。

　　

　　一天晚上，驻军某部队的首长派人把我和一个姓王的同学（张海那天不在）拉到了瓦房店附近的一座军营里，战士们烧好了热炕，端来了热水，让我们休息等候，说有首长要见我们。

　　

　　不久，听见飞机响。一会儿，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在军营的场地上。

　　

　　飞机上下来了一位老军人。他把我们请到了办公室里，寒喧了几句后，开门见山地说：“谢谢你们北航红旗，谢谢你们支持我们。你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消息灵通。我们这里很复杂，那些乌龟王八蛋们闹的厉害，打砸抢，把我的战士都打了。我早就想收拾他们，但吃不准，你们来了就好了，我们就踏实了。我这次来就是看看你们，表示感谢，我马上要飞回沈阳，你们好好休息吧！”一回儿，老军人戴上军帽，出门上了飞机，飞走了。

　　

　　后来才知，此人是沈阳军区某野战军张锋军长，后任沈阳军区副司令。

　　

　　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知道军人的作风，说一不二。从张军长的口气里，仿佛透着杀气，我心里直打鼓。

　　

　　在学校时听外出串联的同学说，各地解放军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许多地方驻军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青海的赵英夫就开枪打死了许多红卫兵造反派。今天的情况很不妙，千万别出事，我心里直祷告。

　　

　　说实在话，也可能是从小受苦受难受过磨炼，也可能是父亲遗传基因的影响，我养成了说一不二、做事从不反悔的习惯。对就对，错就错，好汉做事好汉当，从不婆婆妈妈。在大连支持驻军，我至今无悔，但我坚决反对部队镇压群众，不能把造反派都视为反革命，更不能开枪杀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部队领导安排我们休息，说晚上部队有行动，你们不要管，躺着睡觉就行，有战士保护你们。

　　

　　我们刚躺下不久，就听院子里哨子响。顿时，战士们的跑步声、汽车声、枪支撞击声响成一片，我爬起来出门一看，只见一辆辆满载着全副武装的战士的军车开出了军营。

　　

　　我和小王立即穿好衣服，想出去看个究竟，门口两个持枪的战士劝阻说：“首长有命令，为保护你们安全，不要出军营。”我推了战士一把说：“谢谢你了，不要紧。”便冲出了军营。两个战士立即跟在了我们后面。

　　

　　一出军营，我大吃一惊。微弱的路灯下，荷枪实弹的战士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再往前走，只见路边架着许多轻重机枪，战士们趴在地上，手扣着板机，一排排子弹明晃晃的，拖在机枪旁边。

　　

　　我未当过兵，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心里不由紧张起来，我不知道部队要干什么，采取什么行动？反正不会是演习。

　　

　　保护我们的战士把我们领到了一家工厂的大门口，只见工厂已被全副武装的战士们包围。我看见了工厂门口的大牌子“辽宁省瓦房店纺织厂”。

　　

　　突然，高音喇叭响了起来，夜深人静，声音格外清晰、响亮。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某某某（记得是3125）部队奉上级命令，坚决取缔‘瓦纺造反团’。‘瓦纺造反团’的头头们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实行打、砸、抢，攻击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打死打伤革命群众和我解放军战士，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某某某部队遵照中央军委八条指示和沈阳军区司令部的命令，坚决取缔‘瓦纺造反团’。‘瓦纺造反团’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须无条件投降，谁胆敢反抗，死路一条……”

　　

　　这时，我才如梦初醒，真相大白。原来刚才张锋军长是来最后拍板下命令的。事到如今，我已骑虎难下。我并不了解“瓦纺造反团”的具体情况，他们的头头们干了什么坏事我也不清楚。但是，情况已经明摆着，部队的行动已经实施，这绝对不是儿戏的事，我既然支持驻军，就应该相信驻军。水已泼地，木已成舟，没有商量和回旋的余地。于是，我让陪同的战士们带我进了厂，来到了厂广播室。

　　

　　一进广播室，部队首长见我来了，十分高兴，建议我讲几句。我没有犹豫，接过话筒，大声地喊道：“我代表北航红旗坚决支持某某某某部队的革命行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谁反对解放军谁就是反革命，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我的喊叫声，通过高音喇叭响彻在瓦房店地区的夜空中。身旁的部队首长和战士们热烈地同我握手，连声说：“谢谢，谢谢。”

　　

　　随着我的喊叫声，一个个”瓦纺造反团”的头头们被五花大绑押了出来，我数了一下，足有三、四十个。他们一个个被解放军战士押走了。

　　

　　这就是震惊辽东半岛的“瓦房店事件”。

　　

　　在我支持驻军部队镇压“瓦纺造反团”的时候，同学张海正在大连“工总司”和“大专院校”的头头们那里，他万万没想到我会支持驻军镇压造反派。第二天，他找到了我，对我大为不满，并说大连造反派要干掉我。

　　

　　果然，第二天，大连大街上便贴满了“打倒北航红旗冒牌驴戴维堤！”“绞死戴维堤！”的大标语。我的名字被倒写，并打上红叉。

　　

　　我看事不好，便溜回了北航。

　　

　　回到学校后，韩爱晶等人早已收到了大连造反派的控告，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把大连的情况如实相告，认为造反派不该反军，反军的就不是真正的造反派，就不应该支持。这时许多头头都指责我不该支保，不该支持驻军镇压造反派，这有损于北航红旗的形象。有的红旗战士甚至贴大字要开除我，说我是北航红旗的“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当然不服气。不料韩爱晶却说：“戴维堤干了件大好事。我们的人在外都冲军区，反对驻军，中央首长天天骂我。戴维堤在大连支持解放军，了不起，帮了我的大忙，这是大好事。谁说我们北航红旗反军乱军？戴维堤是好样的。”

　　

　　后来大连的文革历史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两派武斗的很厉害。中央十条命令发布后，受到压制和打击的造反派闹了起来，矛头指向了驻军。而由于我们北京的红卫兵和北京军界高层有人插手大连问题，围绕着对待东北局和沈阳军区的态度，当地驻军（陆军）和海军也分成了两派。他们的司令员竟然明里暗里把武器送给了各自支持的群众组织，甚至陆军的火炮、海军的鱼雷都被群众组织“抢”去用于武斗了。这实在是我始料未及的。

　　

　　按说“善有善，恶有恶”，在大连“支保拥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没想到后来大连某些人“不够朋友”。事过数年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时，当时的大连市某负责人说，大连市的“ 5.16”分子多得很，全是“北航红旗大连联络站”的戴某人和张某人发展的。于是抓出了许多“5.16”分子。对此，我深表遗憾，并借此书向当年被错整的瓦房店纺织厂的工人师傅们和大连市所谓的“5.16”分子们深表歉意。

　　

　　43）“二月逆流”问题

　　

　　在我去大连串联、支持驻军镇压“瓦纺造反团”的时候，北京发生了“二月逆流”重大事件。

　　

　　文化大革命刚刚半年，中国已经天下大乱。在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全国的大、中、小学的学生们以红卫兵的名义开始了“大串连”，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传遍了全国各地。国家党政机关几乎全部瘫痪了，许多干部都被当成“走资派”打倒了，一些工厂停工、停产了，全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这是事实，但当时军队暂时还没有乱）。面对这种形势，具有“绝对权威”的毛泽东主席“稳坐钓鱼台”，认为“天下大乱才会达到天下大治”，林彪和中央文革也认为“乱是好事，乱了敌人。”

　　

　　1967年2月16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日常工作碰头会，会议的原定内容是“抓革命、促生产”和国家经济问题。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徐向前、叶剑英、谢富治（时任副总理、公安部长、政治局候补委员），还有不是政治局成员的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中央文革小组有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江青知道这个会上没有好戏，拒不参加。至于聂荣臻、谷牧和关锋、戚本禹四人没有通知到会。

　　

　　周恩来总理主持的这个会议。但是，还没等总理宣布开会，几位副总理和老帅按捺不住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的许多做法强烈不满，便你一言我一句地议论了起来，随即大发雷霆，发了许多牢骚和脾气。陈毅、谭震林、徐向前首当其冲，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随声附和，李富春当时未发言。陈毅本来对林彪有看法，说的话最厉害：“斯大林搞出了赫鲁晓夫（意思是提拔重用为接班人），以后又怎么样？延安整风搞出了一个刘少奇，现在又怎么样子了？”谭震林指着张春桥的鼻子，大骂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和红卫兵造反派惟恐天下不乱，喊道：“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这是个反革命！老子革命了一辈子，现在成了反革命，老子不干了！”抓起公文包就走。周恩来拍了一下桌子，喊道：“回来！”谢富治不停地说：“谭老板，不要这样嘛！这样不好，这样不好。”徐向前也气得拍了桌子，说：“你们还要不要解放军！”叶剑英在会议之前对陈伯达说：“我们不读书，不看，理论水平低，向你请教一下，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搞上海公社？”（注：叶剑英当时不知道，陈伯达事实上是不同意张春桥等人的上海夺权的。）在会上，叶剑英也讲了许多批评中央文革的话，但没有拍桌子，更没有拍断掌骨。拍桌子伤了掌骨是在京西宾馆的另一次会议上。以上历史事实是会议的参加者王力提供的。

　　

　　会议从下午3时一直开到7时，中央文革的成员成了“出气筒”，发言不多，处于守势，只是不停地记录。周恩来在会上左右为难，不停地劝老帅们不要发火，有话慢慢说。

　　

　　这就是所谓1967年2月老帅、副总理们“大闹怀仁堂”的 “二月逆流”事件。

　　

　　会后，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向江青和毛泽东汇了会议内容。（笔者注：作为向中央主席汇工作，应当说是正常的。如果如实汇，没有歪曲事实，按照今天法制的观点看，不能说是“恶人先告状”或“告黑状”。如果添油加醋，捏造事实，诬陷别人，那才叫告黑状。这是小儿的常识，可惜有时大人们竟不懂。事到如今写历史，应当坚决摈弃文革遗风。）毛泽东开始听着只是笑，当听到陈毅说赫鲁晓夫的话时，毛泽东火了……

　　

　　1967年2月18日晚，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大发雷霆，对陈毅、谭震林等人进行了严厉地指责和批评。

　　

　　随后，在中央文革的指挥下，全国立即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高潮。北师大谭厚兰小道消息灵，首当其冲，带头喊出“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外事口开始“炮轰陈毅”，老帅和副总理们一个个受到了冲击和批判。

　　

　　后来，林彪摔死后，毛泽东可能”良心发现”，主动否定了“二月逆流”事件。他说，老帅们有意见，在中央的会议上公开讲出来，这是党章上允许的。后来，胡耀邦首先把”二月逆流”称作了“二月抗争”。

　　

　　毛泽东一句话，江青等人假惺惺地喊了几句“向解放军学习”的口号，一切就烟消云散了。可是后来，奉命反击过“二月逆流”的红卫兵造反派们却多了一条罪状，他们的头头们成了“打击、迫害副总理和老帅”、“反军乱军”的反革命分子。

　　

　　值得指出的是，当时北航红旗在“刘、邓、陶”和”二月逆流”问题上，一开始是消极的，或者说是责任不大的。这不是为韩爱晶等人开脱罪责，而是历史事实。

　　

　　据我所知，自“北航红旗”28天28夜揪工作组出名之后，出现了短暂的空白期。这时，清华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开始揪斗王光美，反刘少奇，清华大学的一位知名人士抛出了“邓小平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北京大学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某些人开始反邓小平，并把邓朴方关了起来，致使邓朴方在逃脱跳楼时摔断了腰；（注：并非自杀。）北师大谭厚兰等人小道消息灵，率先发起反击“二月逆流”并首先喊出“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外交学院开始“炮打陈毅”，等等。这时，“北航红旗”按兵不动 。韩爱晶等人整天开会，研究中央社论，揣摩中央意图，分析文革形势，暂时持观望态度。

　　

　　记得当时有人从清华转抄了一张反刘少奇的大字，有人从中宣部转抄了一份批判陶铸的大字，被头头们责令撕掉了。这都是历史的事实。当时在反刘少奇、邓小平问题上，“北航红旗”远远落在了其他高校的后面。北航红旗是保陶铸的，没有任何人写过反陶铸的大字。陶铸被打倒时，许多人莫名其妙，蒙在鼓里。

　　

　　在北京市大张旗鼓地反击“二月逆流”狂潮中，外交口的造反派们整天批斗陈毅。一开始，北航红旗头头们统一了口径，决不介入。韩爱晶说：“陈毅这个人很可爱，他心直口快，从不搞阴谋诡计，毛主席很喜欢他。我们北航红旗任何人不准反陈毅。”据韩爱晶说，有一次，他在人大会堂开会后遇见了陈毅，对他表示了问候和支持。陈毅十分感动，因为那几天陈毅天天挨批斗，心情很不好。当时文革刚开始不久，韩爱晶等人还没干什么坏事，陈毅对韩爱晶很好感。韩爱晶当时还想走陈毅的“后门”，让陈毅帮他到部队去当兵。如果韩爱晶和北航红旗当时反陈毅，完全可以把陈毅拉到北航来批斗，更不可能走陈毅的“后门”去当兵。

　　

　　韩爱晶等北航红旗主要头头们之所以在“刘、邓、陶”问题和“二月逆流”问题上持观望态度，落后于其它院校，一是北航红旗当时已经赫赫有名，没有必要去抢着出风头；二是韩爱晶有求稳思想，想看看中央两派斗争的具体形势再说；三是中央文革当时没有正式给北航红旗下指示，并不是说韩爱晶和北航红旗的水平有多高，不想“立功”。

　　

　　历史的事实是，“北航红旗”按兵不动，很快惹火了中央文革，韩爱晶受到了江青等人的严厉批评和责骂。从此，北航红旗才大张旗鼓地反击起“二月逆流”来，韩爱晶和北航红旗“晚节未保”。北航红旗一行动，果然“出手不凡”。同样的历史事实是，在中央文革的指使或支持下，北航红旗某些人最早喊出了“炮轰徐向前、叶剑英”的口号，并整了徐向前的“黑材料”；后来又派人参加过北京市的“揪刘火线”和”围困中南海”事件；“7.20”事件后，组织人马到西山抓陈再道（未遂），在全国许多地方支持造反派们冲击军区，并抄过徐海东的家，批斗了彭德怀、张闻天等人。这些都是北航红旗文革中犯的严重错误和坏事。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错误行动有些是北航红旗个别学生（主要是“红一连的人）干的，有些事请示了韩爱晶等主要头头，有的根本没有请示，这是历史的事实。另外，由于不在现场或不归我管等原因，这些事情笔者皆未参与。

　　

　　44）北航“革委会”成立

　　

　　从大连回京后，韩爱晶、井岗山等人建议我再度出山。他们说：“北航红旗不能没有你，没有你江山不稳。”此话事出有因。

　　

　　当时在某些人看来，北航红旗主要头头们的家庭出身和老子们大都“不太高贵”。有的出身农民、小市民，有的老子虽是革命干部，但官都不很大（厅局级）。有人的父母在当地也已被打倒或受到冲击，有的历史问题未查清。北航红旗内外的一些唯成分论思想严重的人和反对派议论纷纷，有人甚至公开指责北航红旗是坏人掌权。韩爱晶等人为堵别人的嘴，建议我仍回红旗总勤务站。因为全院师生都知道，我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家里一大堆革命烈士，若讲出身，没人敢和我比。

　　

　　我考虑再三，最后作出了影响我一生命运的重大决定。我答应了韩爱晶等人的请求，又返回了北航红旗总勤务站，但未进常委班子。由于我出身好，笔杆子也可以，韩爱昌等人先让我负责北航红旗的宣传工作。我和同学们在北航体育馆先办了一个”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的展览，参观的人很多，连聂荣臻元帅等许多领导同志都来参观过，并表扬了我们。当时，《北航红旗》和红旗广播站由常委们亲自抓，我没有介入。不久，常委们又让我负责组织保卫工作。

　　

　　自从“一月夺权”后，反对“北航红旗”的“红卫兵”和“赤卫队”等保守组织土崩瓦解，北航事实上已经成了“红旗”的一统天下。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67年5月20日，北航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从此合法地掌握了北航的一切权利。

　　

　　北航革委会由45人（实43人）组成，常委9人（后增至13人）。后来陆续参加革委会的三结合干部有程九柯（原党委副书记）、张有瑛（原党委成员）、王恒（原党委书记，后任革委会副主任）、王敬明（原副院长）、刁震川（原副院长）、王秀波（老干部）、肖汉祥（原武装部副部长）、梁兴德、陈翠蒂等。当时的革委会分工如下：

　　

　　革委会主任：韩爱晶

　　

　　革委会副主任：井岗山、王恒、仇北秦

　　

　　革委会常委：韩爱晶、井岗山、仇北秦、田 东、张有瑛（干部）、程九柯（干部）、屠海鹰、侯玉山、王洪发（教师）、李乐（工人）、杨瑞云（女）、刘德威、崔光极（后补）。(13人)

　　

　　革委会委员（实43人）：刘德威、韩友民、邵重威、屠海鹰、匡正芳、刘春田、赵伦忠、刘崇勤、贾焕民、惠凤荣、田 东、丰成伟、韩爱晶、王发动、侯玉山、康文彬、李明启、李 乐、郝 瑞、戴维堤、石兴国、罗钰源、李忠孝、宋光庆、仇北秦、莫世禹、张树泉、徐佛书、王文懋、杨瑞云、刘建华、井岗山、张聚恩、崔光极、黄铭钧、王惠民、黄文敏、张维彬、何鳞书、王洪发、张有瑛、程九柯、陈翠娣。

　　

　　革委会主要部门分工如下：

　　

　　斗批改：由常委直接管理。

　　

　　作战部长：刘德威。下辖：红一连、钢一连、全国动态组等（由常委直接管理）

　　

　　后勤部长：莫世愚

　　

　　宣传、组织、保卫部长：刘建华、李中孝、戴维堤

　　

　　科研、生产、”红航一号”负责人：屠海鹰、李明启、何鳞书等

　　

　　斗批改专案组（刘天章连）负责人：刘祥

　　

　　清队七人领导小组：井岗山、王恒、仇北秦？侯玉山、梁兴德、郝震武、戴维堤

　　

　　红一连、钢铁纵队、全国动态组主要工作人员有：王以理、陆澄平、王守信、祝春生、段孔莹、柴孟贤、许志新、王端、万建中、朱之惠、杨玲玲、侯玉兰、尹聚平、王碧娟、王竹贤、卢向阳、左方成等

　　

　　清队办公室和组织保卫部主要工作人员（学生）：段孔莹、吕香孝、朱芒大、罗茂详、安英敏、陈霞、方学正、董志明、郭文炳等

　　

　　《北航红旗》负责人：孔令和、惠凤荣、秦志强

　　

　　北航红旗原造反大队主要成员：刘向东（刘汉儒）、薛廷仁、宋毅、赵群增、戴经伦、苗洪仁、宫昌来、王振州、秦建新等。（注：革委会成立后解散、改组。）

　　

　　北航红旗广播站负责人：胡惠绢、郑德庆

　　

　　一系革委会主任：吕绍贤

　　

　　二系革委会主任：匡正芳

　　

　　三系革委会主任：王发动

　　

　　四系革委会主任：康文彬

　　

　　五系革委会主任：石兴国

　　

　　六系革委会主任：宋光庆

　　

　　七系革委会主任：王恩茂、

　　

　　九系革委会主任：张聚恩

　　

　　（注：北航无八系。）

　　

　　其他革委会委员无明确分工的，代表革委会协助和负责所在单位的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一直到毕业，我始终是43名革委会委员之一。虽然后来权力不小，甚至比某些常委还大，但始终不是常委。多年后某些人给我“定案”时坚持说我是常委，受宠若惊，谢谢！

　　

　　北航革委会成立大会非常隆重，邀请的首长和宾客很多。聂荣臻、肖华、杨成武等军界首长以及谢富治、吴法宪（代表空军）、戚本禹（未上主席台）和美国在华专家代表、左派人士李敦白等人都出席并发言表示祝贺。聂老帅和将军们对北航红旗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北京高校系统首先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十分赞赏。这时的北航红旗，早已把国防科委当成了真正的上级，对聂老帅和科委的领导们非常尊重。聂老帅和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军界首长对“北航红旗”和北航革委会的工作十分支持，但严格要求，对北航红旗的错误也曾严厉批评。万没想到，后来肖华、杨、余、傅等军界首长被林彪、江青等人污蔑为“北航红旗”的黑后台和“5.16反革命集团”的黑后台。

　　

　　北航革委会成立时，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插曲。三结合干部之一的原院党委副书记程九柯已坐在主席台上，红旗办公室突然收到了一封紧急公函，头头们打开一看，是揭发程九柯在新疆监狱自首的所谓证明材料，并有单位公章。由于新疆监狱问题牵扯到陈潭秋、毛泽民（毛泽东胞弟）等许多著名共产党人的被害问题，事关重大，头头们不知所措。韩爱晶决定严格保密，会议照常进行。程九柯同志作为首批”解放”并被结合进革委会领导班子的老干部，坐在主席台上，十分高兴，但不久，便被隔离审查。需要指出的是，一直到1968年底“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后，程九柯同志一直被关在“牛棚”里，直到去世后才平了反。

　　

　　作为革委会委员，我先当了几天宣传部长，后来负责人事、组织、保卫工作。当时党组织已经瘫痪，所谓组织工作主要是“北航红旗”成员的管理。历史的事实是，我把北航原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保留，让他们继续负责自己的日常工作，我很少过问，只有重大问题和告才请我签个字。实事求是地说，当时他们大都是反对北航红旗观点的，但我对他们毫无派性，更没有整过他们任何一个人。没想到数年之后抓“5.16”运动中，北航原政治部的某些老师“恩将仇”，几乎把北航红旗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并整了我许多黑材料。对此，我万分遗憾。

　　

　　当时各系和基层革委会的头头们，由选举产生，谁上谁下我无权干涉。学院的主要工作“斗、批、改”和被打倒对象的专案审查和批判，由“刘天章”连和常委们亲自抓，我无权介入。对外作战由常委和”作战部”（下属“红一连”、“钢一连”等）管。唯有保卫部，我进行了改组，把原来名声不好的“ 红旗造反大队”解散，抽调了一批得力的学生，成立了“红武连”，后来扩大成“北航红旗武装部队”，掌管着中央发给的数千枝枪，我和革命委员会委员刘建华、李忠孝共同负责。后来常委们以刘、李二人即将毕业和工作不力为借口，免了他们两个的工作，组织保卫工作便由我一人负责。这样，从生孩子户口、两口子闹离婚、人事调动、调整住房、财务销、处理自杀事件、站岗、巡逻、护校，一直到调动“红旗武装部队”都由我管。韩爱晶等主要头头们对这些日常琐事不屑一顾，也十分放心。

　　

　　文革中，北航在我的保卫下，没丢过一把椅子，没打破过一块玻璃，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我必须为自己说一句公道话。

　　

　　虽然没打破一块玻璃，但像当时所有单位的造反派一样，北航红旗掌权后尤其是“清队”中也打击、误伤了一些干部群众，并批斗过彭德怀等人，打死了学生李明清、吴仙虎，犯了许多错误，详情后述。

　　

　　45）蒯大富和“四.一四”的故事

　　

　　我与蒯大富相识，始于1966年10月6日。那天，在工人体育场“全国革命师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周总理刚给我平了反，我在主席台后排认识了蒯大富。当天晚上，应当时国务院某领导之女——天津大专院校红卫兵头头周某某之邀，蒯大富拉我一块去了一趟天津“煽风点火”。这次天津之行未干什么坏事，实话实说。

　　

　　蒯和我都是周总理平反的红卫兵头头，但蒯大富在清华比我“折腾”得厉害，挨整也比我厉害。由于我后来很快“让贤”，韩爱晶接班，所以蒯大富、韩爱晶名气比我大得多，后来挨的整也比我厉害得多。这是历史老人的安排，没有办法。

　　

　　蒯大富是江苏盐城滨海人，爷爷是新四军老战士，父母都是共产党员，父亲是村支书。他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工系，与我同年进京并有类似的经历。

　　

　　文革之初，蒯大富因反工作组被打成反动学生，这点与我也相似。只不过我被逼得写了血书，蒯大富被关押十八天，逼得绝食抗争并在清华园附近卧轨自杀末遂。

　　

　　1966年6月8日，以国家计委副主任叶林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6月13日，工作组便停止了校长（兼教育部副部长）蒋南翔的工作，接管了清华大学党委。不久，教育部把蒋南翔“抛”了出来，蒋成了“黑帮”。6月12至16日四天中，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清华大学便有103名干部被戴高帽子游街示众，112人被打成走资派，16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50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

　　

　　以上这些，不管是功劳还是错误，都是工作组干的，没有蒯大富的份。

　　

　　6月15日，以蒯大富为首的十几名学生带头反工作组，很快被工作组打成了反革命。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闹得比北航厉害，这是因为清华工作组长叶林同志有一个特殊身份的顾问王光美，而王光美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因此蒯大富的造反和清华文革的情况随时“通天”。刘少奇同志对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分不理解，更没有想到毛主席事实上是对着他来的。他天真地认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你们问我，我也不晓得。毛泽东点燃了文革烈火后，就到南方“旅游”去了，让他和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他和老邓按照共产党历来的经验，派出工作组来领导运动。而这些工作组成员都是从党、政、军各领导机关临时抽调来的，他们对文化革命同样一问三不知，很不理解。工作组长们（包括北航赵如璋）都是老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他们都参加过。特别是反右斗争，他们有丰富的经验。那时的毛泽东同刘少奇一样，是不允许人们对共产党、对党的领导人、甚至基层支部书记说个不字的。谁敢说不字，谁敢提意见，那就是反党，就是别有用心，就要打成“右派”、“反革命”。那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反右派问题上观点一致，没有分歧，英雄所见略同。“反右”运动中，几乎一夜之间，全国就把多少万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打成了右派分子——包括后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鎔基。需要说明的是，全国反右斗争在第一线指挥的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并非全是毛泽东的功劳。所以小平同志直到临终前也没有全盘否定反右斗争，此为后话。

　　

　　据说当时全国政协委员、民主党派的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曾举着“宪法”游行，请共产党的领导人按宪法办事，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照样把他们打成右派。后来刘少奇同志挨整时，也想起了宪法，但已经晚了。

　　

　　这一次，老皇历不灵了，此一时彼一时也。毛泽东项庄舞剑，刘少奇不知自己成了沛公。他又经验主义地把反工作组的学生视为右派、“游鱼”、反动学生、反革命分子，支持王光美同志和工作组狠狠地整。于是蒯大富等数百名反工作组的学生、教师被打成了反动学生和反革命分子。蒯大富被开除了团籍，关押了十八天。

　　

　　当时清华大学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动学生、“游鱼”的教师学生达八百多人，而北航工作组“小巫见大巫”，才整了一百多人，打成“牛鬼蛇神”的才十几个人。

　　

　　笔者至今不认为工作组的这种做法是革命行动，是符合宪法的。有人至今把工作组当年整学生、整干部群众的做法说成是正确的，应该的，这似乎不对，因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说穿了叫做不讲理或以势压人。说工作组有错误，这同否定文革（如果该否定的话）不矛盾，何况这是历史的事实。以北航为例，是工作组首先把党委正、副书记打成“黑帮”，交学生批斗、戴高帽子游街，又把矛头指向了一般干部和学生。这点，北航有良心的老人们都可以作证。清华大学和其他大学的工作组也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工作组的错误有上面的责任，也有自己的责任，这是不必回避。

　　

　　如果说文革初工作组大整干部群众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可以理解和谅解，那青年学生红卫兵造反派们是不是“小革命碰到了新问题”呢？后来为什么就成了反革命分子、“三种人”，而且至今不能原谅呢？

　　

　　如果说蒯大富等人后来犯了错误，犯了罪，挨整、判刑甚至杀头是罪有应得，那也不能把当年工作组整干部、整群众的做法说成是正确的。给蒯大富定案的时候，也没有反工作组这一条。

　　

　　笔者认为，回顾历史，总结历史教训，第一要实事求是，第二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文化大革命中，如果说是无法无天的话，首先是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无法无天，然后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无法无天，最后才是红卫兵造反派无法无天。是工作组先把老干部打成了“黑帮”，又把给他们提了点意见的群众——包括学生、教师、工人和干部打成了反革命，批斗，关押，迫害，剥夺人权。后来红卫兵造反派们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号召、支持甚至煽动下，也无法无天起来。他们中的某些人走向了反面，搞“打、砸、抢”，批斗、迫害所谓的走资派们，搞得天下大乱。笔者坦言，文革十年（当然包括后期历时数年的抓“5.16”运动）完全是一笔糊涂帐，除了极少数真正的逍遥派外，谁也挨过整，谁也整过别人，半斤八两，彼此彼此，谁也不是一贯正确，谁也别装孙子。

　　

　　书归正传。据说当时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第一次到清华园见到蒯大富时，指着蒯大富的鼻子骂道：“你就是快大富？你不但要富，还要又快又大，听你这个名字就是反革命！”

　　

　　蒯大富反工作组大闹清华园的行动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周总理亲自到清华大学为蒯大富平了反。1966年9月244日，蒯大富拉起队伍，成立了清华大学“井冈山造反兵团”，自任司令，后来又成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以反刘少奇和批斗王光美而名扬全世界。

　　

　　清华大学的学生脑子聪明，胆子也不小，包括揪斗王光美和后来的大武斗，清华园的许多高智商的“亡命之徒”令北航红旗的学生们自叹弗如，望尘莫及。

　　

　　王光美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1964年访问印尼时，一反在国内的朴素形象，穿了旗袍，戴了项练，风采照人。这本是外交礼仪需要，绝对有大国领导人夫人的风度，更谈不上给中国人丢脸。如果说对王光美同志有意见，认为她有错误，不该穿旗袍、戴项链，批评王光美的错误似乎也可以，但不能侮辱人格，搞恶作剧。结果，据说在中央文革康生、张春桥等人的指使下，蒯大富的人经过密谋，干出了文革中轰动全国、全世界的“精彩之笔”。为了揪斗刘少奇、王光美，蒯大富的人以刘少奇子女遇车祸为诱饵，把刘少奇夫妇骗到了医院。经周恩来的干预和批准，刘少奇返回了中南海，但王光美可以到清华园接受批判。于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们给王光美套上了花床单做的旗袍，戴上了乒乓球做的大项练，进行批斗。当时我和韩爱晶等人在北航听去参加会的学生回来一说，感到很好笑。韩爱晶不以为然地说：“蒯大富这种搞法，纯粹是恶作剧，太不严肃，容易让人家抓辫子。”

　　

　　王光美同志当时受到了奇耻大辱，换任何一个人，也不会饶恕蒯大富和造反派们。王光美同志后来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多年，九死一生，受尽了苦难，并失去了自己的亲人，这是中国文革中的大悲剧。多年之后，王光美见到了曾在秦城监狱关了15年的王力，她热情地握着王力的手说：“你也是受害者，你当了替罪羊。”但对蒯大富等人，她就没有那么大的气量了。王光美女士后来淡出政治，老年致力与爱心慈善事业，受到了人们的尊重。2006年10月13日，王光美与世长辞，终年85 岁。

　　

　　书归正传。1967年4月14日，清华“井冈山兵团”内部分裂。几个与蒯大富一块造反的头头对蒯大富不满，拉出一部分人成立了“4 .14”造反兵团，一把手叫沈如槐。“4 .14”同时抛出了一份后来被陈伯达和毛泽东称为很有理论水平的宣言书——“4 .14思潮必胜”，其是后来被毛泽东称为“4 .14的理论家”的周泉缨。

　　

　　当时有人向我告说清华大学出了一张很厉害的大字，我立即去清华园详细地看了周泉缨的大作。他的许多理论和观点令人触目惊心，发人深醒，只可惜我当时的思想不能接受。我在佩服周泉缨的才华和文笔的同时，认为他是个危险的一定要倒霉的人物，是一个高水平的造反派的叛徒，将来很可能成为曾国藩式的人物，蒯大富很可能”死”在他们一些人的手里。

　　

　　所谓“4 .14思潮”，大意是“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4 .14”思潮认为，像蒯大富之类的造反派是“形左实右派”、极左派，是一帮“流氓、痞子、土匪、叫化子”，只能让他们帮着造反打江山，不能让他们坐江山。为了防止他们篡党夺权，不如现在就把他们干掉。这些观点在文革初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周泉缨后来又因反陈伯达被关押了一年多，毛泽东知道后，下令把他释放了。

　　

　　文革中的“4 .14”思潮或观点，是一个非常深奥和复杂的理论问题。笔者认为，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广大被压迫的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看，“4 .14”思潮和理论绝对是错误的，反动的，但是从历史的实践看来，“4 .14”思潮却不无道理。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一开始几乎都是“痞子”搞起来的。这些先天不足的“ 痞子”们打江山时绝对是英雄好汉，但他们不懂得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的道理，只知道打倒皇帝做皇帝。一旦胜利在望，“痞子”的劣性便暴露出来，争权夺利，自相残杀，甚至为了个女人而大打出手，最后以失败告终。李自成、太平天国的悲剧就在这里。看来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共产党刚开始革命造反时，不也是被国民党反动派和骂为“土匪”、“痞子”吗？

　　

　　笔者坦承，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造反派头头（包括本人在内）都不能说是真正的革命者，大部分是“痞子”或身上有“痞子”气。但是，什么人身上没有“痞子”气呢？大概是那些出身高贵、血统纯正的人们和忠厚老实、明哲保身、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的老好人和逍遥派吧？但是，若说这些人是中华民族的精华和栋梁，笔者至死不敢苟同。（注：真正有思想、对文革有自己的看法和独立见解的所谓逍遥派除外。）

　　

　　古今中外，历代皇帝和统治者大都是由“痞子”变化来的。当了皇帝的“痞子”对帮助自己造反打江山的“痞子”大致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割地封候，委以重任；二是当替罪羊或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这点，古今中外，皆莫能免。对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痞子”教育、改造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而不是统统当替罪羊杀掉。可惜，连脱胎于封建社会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最后还是上了“4 .14”的当，重韬了某些历代皇帝的覆辙。

　　

　　当时，蒯大富等人对“4 .14思潮”恨之入骨，同“4 .14”造反兵团势不两立，两派整天互相攻击、对骂，不共戴天，把个好端端的清华园搞得乌烟瘴气。

　　

　　由于蒯大富的“井冈山”和“4 .14”始终尿不到一个壶里，所以清华大学的大联合一直无望，成立“革委会”也就成了泡影。有一段时间，联合似乎有望。周总理表示，只要清华大学两派联合起来，成立革委会，他一定出席祝贺。蒯大富十分高兴，请“林副主席”为清华革委会成立题词。林彪很聪明，他对清华大学革委会只字未题，他题的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就是文革中陈伯达发明的、林彪题字的“四个伟大”的由来。

　　

　　蒯大富的命运本来应该不错，只要他同“4 .14”联合起来，成立了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周总理一出席，中央一支持，清华大学将是蒯大富的一统天下，象北航一样。可惜沈如槐、周泉缨等人早已看准了这部棋，故意搅乱了蒯大富的黄粱美梦。

　　

　　笔者认为，如果当时清华大学很快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后来就不会发生武斗。没有武斗，伟大领袖毛主席就不会(也没有理由和必要)派工人、解放军去“占领”。这样，蒯大富等人就不会那么快退出历史舞台，红卫兵的命运和历史起码要延长，甚至文革的历史要重写。这是鄙人一孔之见。可惜，这个本来可以出现的局面被“4 .14”的好汉们击得粉碎。用比较夸张的说法，是周泉缨的“4 .14思潮必胜”大字改写了中国文革的历史。

　　

　　1967年4月底的一天，我在办公室里接到清华“4 .14”一个女头头打来的电话。

　　

　　清华“4 .14”当时对北航红旗应当说还是很尊重的。他们知道我们和蒯大富关系不错，请我们出面给蒯大富做做工作，劝他以大局为重，高抬贵手，成立革委会时多给“4 .14”几个“议员”名额。

　　

　　“4 .14”的头头说得怪可怜的，我很理解。于是我和韩爱晶等人劝蒯大富，姿态高一点，多给“4 .14”几个名额，赶快联合起来，成立革委会。

　　

　　但蒯大富顽固得很，不听劝告，寸步不让。“4 .14”要么投降，要么灭亡，这是他的回答。

　　

　　“4 .14”也不甘示弱，发誓要把“井冈山”推倒、踏平，把蒯大富等人送上历史的断头台。

　　

　　不久，清华园里便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战火弥漫，乱成了一团。

　　

　　与此同时，北大“老佛爷”聂元梓如出一辙。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和对立派“井冈山造反兵团”也干了起来，并武斗不止。

　　

　　历史的悲剧在于，蒯大富等人自觉不自觉地上了“4 .14”的当，把“4 .14”和”地派”当成了最危险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从而大加讨伐，展开了惊天动地的大武斗。1968年的夏季，清华、北大的武斗达到了高潮。两派的头头们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令所有的人非常头痛。谢富治曾带领我们北航的头头们去清华一次，想制止武斗，结果进不了封锁区，扫兴而归。中央文革、周总理也没有办法，直至后来惊动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

　　

　　历史证明，1968年夏季北大、清华的大武斗，最后直接导致了红卫兵运动的彻底完蛋，同时也“连累”了全中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也是最后导致文革全面失败的重要原因。作为文革中没有武斗的北航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等全国许多红卫兵造反派组织都跟着倒了霉。笔者不客气地说，单从这一点上，聂元梓、蒯大富等人和他们的武斗对手都是历史的罪人，都“死有余辜”。

　　

　　历史无情地把周泉缨的预言变成了现实，“4 .14”最后胜利了。“4 .14”的遗老遗少们及其幕后高人们得到的是“顶戴花翎”，而被“4 .14”骂为“痞子”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和大批造反派头头们一个个变成了阶下囚。

　　

　　笔者认为，文革中，清华大学也好，全国也好，武斗的双方绝对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为了争权夺利也好，为了某种观点和信仰也好，武斗的双方绝对不可能一个是人见人爱的“林妹妹”，一个是“母夜叉”孙二娘。

　　

　　2004年4月，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书在香港出版。笔者拜读了该书，认为该书比较客观地全面介绍了清华大学文革中两派斗争的历史。但是沈如槐先生似乎还醉心于当年的派性迷雾中不能自拔，这点，书中多有流露。之前笔者曾道听途说蒯大富和沈如槐早已握手言和，前嫌尽释。令笔者吃惊的是，事过36年后的今天，沈、蒯二位仍没有化干戈为玉帛。沈如槐在书中仍然对蒯大富恨之入骨，咬牙切齿地破口大骂”蒯匪”“死有余辜”……令人大跌眼镜。

　　

　　在书中，沈如槐倒是很老实地承认，自己作为“4 .14”的一把手，派人参与过“揪刘火线”，围困过中南海，反过刘少奇、王光美；派人参与过“火烧英代办处”；派人参与过“揪军内一小撮”；在学校武斗中，下令部下制造武器——从手雷弹到装甲车；还派人炸毁了高压电线杆，导致清华圆和中关村大面积停电；还组织人马抬着尸体在天安门广场游行……这些问题，公正而实事求是地说，都是与蒯大富差不多的“功劳”。如果历史地、宽宏大量地看待，应当都是“小将”犯错误，都是一般缺点错误。但是，蒯大富可能因为是“天生的”反革命，所以被判刑17年；（注：陈伯达才18年。）而沈如槐可能沾了“4 .14”这三个字的光，属于“一般缺点错误”，并差点混入政界高层。在这一点上，清华大学党委和上级领导果真是英明伟大，令人感激之至，鼻涕飘零。

　　

　　笔者痛骂自己上大学走错了门，上错了船。看看沈如槐老弟，陡然爆发了“红眼病”。本人文革中的“功劳”比沈如槐老弟差远了，真正是小巫见大巫也！特别是文革中本人不但没有炸毁高压线，而且夜间亲自带人站岗保卫过北航西边的高压电线杆——那是为天安门和中南海送电的。但是，茫茫苍穹下，有阳光普照之处，必有淫雨纷飞之地。后来上面某些人和北航党委“指挥”我厂党委给本人来了个属于“三种人”的“严重政治错误”，由此毁了本人的一生，此为后话。

　　

　　后来，“死有余辜”的“蒯匪”没有被“4 14”送上历史的断头台，而是被“历史老人们”送到监狱里改造去了。有一份小曾介绍过蒯大富的传奇故事，写他刑满释放之后被山东蓬莱地区私企老板请去当了总工程师，建立了幸福的家庭。本书将以“独家新闻”继续介绍蒯大富的故事。

　　

　　先透点消息，借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伟大东风，蒯大富如今在深圳当个体户，办公司，当老板，据说成了不大不小的“大款”，成了地地道道的“款司令”。

　　

　　（注：关于周泉缨的后来，本书略做交代。多年之后，周泉缨在网上看到了本书《逝者如斯》，很感兴趣，主动与我联系。从此，笔者与观点仍有某些分歧的周泉缨先生交了朋友。令人高兴的是，周泉缨早已经抛弃前嫌，与蒯大富、韩爱晶等人保持着友好的联系，他对蒯、韩二人有着中肯、实事求是的评价。笔者认为，周泉缨是中国文革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据周泉缨自己说，他当年拿蒯大富和陈伯达开刀，就是要将毛泽东的军，逼毛泽东“改弦更张”。周泉缨出狱后毕业分配。文革后的周泉缨命运大起大落，政治上先是得宠于胡耀邦政权的信任和器重，入了党，当了官。后来又因自己的政治行为一落千丈，再一次入了共产党的监狱。出狱后经商，又遭执政权奸暗算，丢了饭碗。命运的乖舛使他悟出了人生的真谛，从此他靠夫人养活，与世无争，闭门读书、写作。如今的周泉缨，虽不入凡俗，但仍然是“政治狂人”。他现在定居广州，正在潜心研究佛学和文革历史，探索着中国和世界的命运，并提出了自己惊世骇俗的的许多理论。他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是拯救人类社会的灵丹妙药。不久前，他把自己由香港出版的两本大作赠送于我，一本是《现代佛学（统一论哲学）》，一本是《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书中皆有许多独到的论述。）

　　

　　46）谭厚兰砸“孔家店”的故事

　　

　　说起谭厚兰，许多人对她知之不多。谭厚兰是湖南省望城县人，生于1940年，她中学毕业后先当过教师和小学校长，1965年作为调干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文革开始时，她已26岁，比蒯大富、韩爱晶等人都大。

　　

　　谭厚兰同《红旗杂志》社林杰等人较熟，小道消息灵。文革之初，谭厚兰也因反工作组“起家”，成立了以她为首的北师大“井冈山兵团”，但影响和名声不大，没有什么“伟大壮举”。聂元梓有“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板”；蒯大富有“绝食、卧轨”反工作组、反刘少奇、王光美和周总理亲自为其平反等名气；韩爱晶有“28天 28夜”静坐示威揪工作组”壮举”；王大宾有“四进地质部”揪工作队“战功”。惟独谭厚兰，造反业绩欠佳，名声不大，于是她想干点出名的大事，向其他学生领袖们看齐。

　　

　　在“小道消息”的支持下，谭厚兰在全国首先发动了对“二月逆流”的反击和声讨，她最早提出了“打倒谭震林”的口号。

　　

　　谭厚兰干的另一件大事就是造死人的反。1966年10月，在戚本禹等人指使下，谭厚兰决定到山东去砸“孔家店”，造“孔老二”的反。

　　

　　笔者认为，孔子的儒家学说统治了中国几千年。它既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又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儒家学说为历代统治者们尊崇，成为“安定团结”的既定方针，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国泰民安立了大功，也为炎黄子孙的做人之道、处世哲学立下了规范。总的说来，儒家学说的功劳大大的，不仅过去和现在，就是将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儒家学说也将以顽强的生命力永存于世并继续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但是，儒家学说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的中庸之道、以“和”为贵、随遇而安、不求改革更不准革命造反的正统思想束缚了中国人几千年。中国如今的落后，尤其是人们思想的保守落后与儒家学说不无关系。中国人太容易满足：“差不多就行了，算了吧，忍了吧！”

　　

　　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尊孔，主要就是怕人民造反，怕人民要求社会的变革。

　　

　　历史上“砸孔家店”的人也不少，但都是“文砸”。“五四”运动以来，以鲁迅等人为首的文化先驱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也是主张“反孔”的。

　　

　　笔者认为，不论反孔也好，尊孔也好，都应讲道理，都应以理服人。对于“孔家店”的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国的重点文物，是国宝，是中国人共有的财富，理应受到很好的保护。

　　

　　当过教师又是文化人的谭厚兰可能仅记住了孔老二那句“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反动言论”，在戚本禹等人的授意下，决心要砸烂“孔家店”，为“女子和小人”仇。1966年10月7日，谭厚兰放着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批，放着北师大的“黑帮”们不斗，带领一些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誓师捣毁“孔家店”。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二百名学生杀往曲阜，不顾山东省委、曲阜县委和孔庙管理处的阻拦，串联了当地一批学生红卫兵成立了“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了“彻底砸烂孔家店誓师大会”，然后开始了疯狂的造反行动。国务院于1961年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被捣毁，孔子的墓碑被砸碎，孔像被捣烂，孔坟被刨平，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贴的棺材被打开，暴尸于众。数千册古书，数百轴字画付之一炬。整个孔庙、孔林被洗劫得满目疮痍，一片狼籍。

　　

　　好一个“巾帼英雄”谭厚兰，真了不起！

　　

　　谭厚兰带人砸孔庙的事，我和韩爱晶后来才听说。作为山东人，齐鲁子孙，我非常气愤。不是事后诸葛亮，若我当时是山东或曲阜的共产党官员或造反派头头，我不会让谭厚兰胡作非为的，因为我特孝敬祖宗，喜欢文物。山东老乡当时连祖宗的遗产都未保住，十分可悲。“谭厚兰这算什么本事？这是无知的中学生和小学生们干的事。”韩爱晶也对谭厚兰嗤之以鼻。

　　

　　谭厚兰自持有后台，不把蒯大富、韩爱晶等人放在眼里。在中央文革某些人的挑动下，她竟然支持蒯大富和韩爱晶的反对派，这使她差点遭受灭顶之灾。

　　

　　蒯大富和韩爱晶时刻想着找机会教训一下谭厚兰。欲知谭厚兰后事如何，且听本书后面交代。

　　

　　47）朱成昭和“地院东方红”的故事

　　

　　文革开始后，与北航一墙之隔的北京地质学院也闹的很厉害。象北航一样，地质学院的工作队（北航叫工作组）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迫害了许多干部群众。1966年8月中旬，反工作队的学生们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简称“地院东方红”），随后便派人到地质部大门口静坐示威，要求工作队长邹家尤（地质部副部长）回地质学院作检查。

　　

　　这时，“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还不是王大宾，而是朱成昭。

　　

　　朱成昭是应当在中国红卫兵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

　　

　　朱成昭，安徽人，其父文革前是上海建工局的一个副局级干部。朱1960年毕业于著名的上海中学，因品学兼优，被直接分配到上海计算机研究所工作。两年后，担任了课题组组长。在工作中，朱成昭感到了基础知识的不足，决定再去读大学。1962年，受当时流行的《勘探队员之歌》影响，他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由于入学前已经参加工作，当时叫“调干生”。

　　

　　1966年6月初文革爆发后，朱成昭和一些同学起来造反，对邹家尤为首的工作队提了一些意见，被打成“反动学生”，并被工作队内定为“运动后期送去劳改”。当时工作队的一位副队长对朱成昭等“反动学生”骂道：“共产党养你们比养一群狗还不如！”

　　

　　1966年8月中旬，朱成昭联合了几个被“逼上梁山”一起造反的同学蔡新平、蒋良朴、郭侃、田春林、梅建明、王大宾、杨雨忠等人揭竿而起，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组织。由于不搞“血统论”，许多对工作队有意见但出身不太好的学生纷纷参加，“东方红公社”很快成了地质学院的主要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对立派组织是“斗批改战斗队”。当时，朱成昭是“东方红公社”一把手，王大宾是第三把手。随后，朱成昭组织人马去地质部揪工作队，象北航一样，在地质部大门口静坐示威，制造了“四次大闹地质部”事件。之后，朱成昭等人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接见和支持，“地院东方红”和朱成昭从此出了名。当时，毛泽东为了了解北京高校文革真实情况，亲自派女儿李纳到各高校（包括北航和地质学院）活动，担任“联络员”。中央文革也派关锋、阎长贵直接过问地质学院的文革情况。

　　

　　1966年9月6日，由朱成昭牵头，在北京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朱是总负责人，实际上的“一把手”，当时不叫“司令”，也根本没有设“司令”这一职务。

　　

　　当时，蒯大富仍在清华受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多次要求朱成昭设法支持蒯大富，以“减轻中央压力”。朱成昭当即派出人马去清华支持蒯大富。之后，蒯大富带领”清华井冈山”参加了“首都三司”，朱成昭请蒯大富担任了“二把手”。从此，有人开始戏称蒯大富为“蒯司令”。后来，朱成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被捕入狱，蒯大富成了“首都三司”的“一把手”，加上后来毛泽东也戏称蒯大富为“司令”，“蒯司令”从此名扬四海 。

　　

　　1966年9月，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头头、“帅府千斤”叶向真到地质学院求援，认识了朱成昭。两人在许多政治观点上一致，相见恨晚，很快坠入爱河。不久，二人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966年12月的一天，北京市发生了令中央和老百姓大吃一惊的“绑架”事件。这天晚上，一群来路不明的红卫兵乘坐两辆汽车来到了了位于正义路的彭真住宅大门前，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们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刚刚睡下的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巧妙地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一口气把彭真劫持到了北京远郊某县某地暂时藏了起来，后来彭真等人被连续批斗。这是北京市第一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从此开创了在社会上揪斗老干部的先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当时大吃一惊，一查，原来是叶帅“千斤”叶向真等人干的。

　　

　　1966年11月，“地院东方红”按照中央文革的指示派人去四川抓彭德怀。（注：据某些人士和资料披露，抓彭德怀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知道并同意的。笔者因为没有第一手资料，不作定论。但从彭德怀被揪到北京后被连续批斗，周恩来总理又对批彭作了五点指示，问题自然是很清楚的。）之后，康生、江青、戚本禹又指示北航红旗去四川抓彭德怀。

　　

　　朱成昭派了三批人马去成都抓彭德怀。第一批王大来和钱信等人于12月15日到成都见到了彭德怀，据说同彭德怀就文革和历史问题进行了长谈，结果被彭德怀感化，对彭表示同情，抓彭失败。随后，朱成昭又派第三把手王大宾带人去抓彭，12月18日到达成都，见到了第一批抓彭成员。大家一商量，感到为难，决定回京同朱成昭商量。这时，据说朱成昭对彭德怀也比较同情，并把学生们在四川同彭德怀的一份谈话记录交给了中央文革，结果受到了中央文革的严厉批评。这时，中央文革戚本禹又马上派北航红旗去成都抓彭。在这种情况下，朱成昭可能出于争功思想，也可能想保护彭德怀，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又派出以胡乐成为手的、100多人的大队人马第三次赴成都抓彭。这时，彭德怀已经被北航红旗的人马从成都永兴巷7号抓走。地院东方红依仗人多势重，把北航红旗的人打得落花流水，抢走了彭德怀。12月27日，彭德怀被拉到了地质学院，关在朱成昭住的房间。据朱成昭当年回忆说，他当时虽然已经同情彭德怀，但并没有同彭德怀“彻夜长谈”，更没有“秘密预审”，他甚至没有和彭德怀说一句话。期间，他只是看了彭德怀随身携带的一套“绝密材料”，内容是他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逐条反驳，以及对大跃进的保留看法。朱成昭看后心里受到很大震动，认为彭德怀讲的是大实话，他是冤枉的。这对朱成昭后来转变思想，改变对文革的看法影响很大。

　　

　　1967年2月16 日，陷入爱河的叶向真曾安排朱成昭和她父亲见面。朱在她家等到深夜，迟迟不见她父亲回家。之后，这次会见被取消，原因是这天晚上发生了几个老帅同中央文革“刺刀见红”的“京西宾馆”事件。叶向真的父亲叶剑英元帅气愤地当场拍断了掌骨，没有回家，朱成昭与他失之交臂。

　　

　　随着文革的进行，朱成昭当副局长的父亲在上海也被打成了黑帮，叶向真的父亲叶帅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这些对朱成昭的思想无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久，象许多一开始疯狂造别人反的高干子弟一样，朱成昭的思想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由一个文革造反领袖变成了铁杆“保皇派”和文革的反对者，变成了当时“联动”分子的代言人。

　　

　　1967年初，朱成昭、叶向真、蒋良朴、王大宾、梅建明等人多次秘密开会，准备公开炮打中央文革。王大宾等人不同意炮打中央文革，同朱成昭分道扬镳，并向中央文革反映了有关情况。1967年1月23日，陈伯达写条子警告朱成昭“不要掉到茅厕里去，成为茅厕里的石头”，并责令他做检查。朱成昭决定以检查的名义公开自己的观点。2月4日，朱成昭以“首都三司”和“地院东方红”一把手的身份做检查，到会者三万多人。他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八大观点，内容都是反对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的。由于朱成昭借检查之名“放毒”，受到红卫兵造反派的一致反对和声讨，但也受到了相同观点的高干子弟和保守派的欢迎。2月8日，中央文革派阎长贵到地院宣布朱成昭是炮打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之后朱被勒令检查，“闭门思过”。从此，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换成了王大宾。

　　

　　1967年7月，朱成昭和叶向真南下广州玩（又一说去香港），被诬为“偷了地质部的国家机密，企图偷越国境”。周恩来总理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把他们抓回北京，隔离审查。8月20日，朱成昭和叶向真被公安部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名正式逮捕，受株连者多人，“地院东方红”第四把手杨雨中被审查时跳楼自杀身亡。

　　

　　朱成昭被关押多年后于1975年被送到湖北某劳改农场劳动改造。叶向真因为明显的原因，在1972年林彪事件后被周恩来批准释放，安排到301医院（解放军总医院）学医，后当了军医。叶向真既是“帅府千斤”，又是才女。文革后，她重操旧业，进入演艺圈，更名“凌子”，执导过电影《原野》，当时颇受好评。

　　

　　叶向真和朱成昭的惊天动地的爱情早已经画上了句号。1972年，叶向真被释放后对朱成昭的朋友们说，周总理要她不要再和他们来往。但据朱成昭的朋友们核实，周总理并没有说过此话。而朱成昭在长达10年的牢狱和劳改岁月中，一直把叶向真当作自己心中至死不渝的恋人，还写了许多动人的情诗。一位“帅府千金”和一位普通干部子弟曾经轰轰烈烈、感天动地的恋情，最后因为文革和人为的缘故以悲剧告终，令人感慨不已。笔者认为，作为电影导演，如今的凌子女士如果把自己和朱成昭的传奇经历搬上银幕，那将是十分感人的杰作，绝对有轰动的票房效应。

　　

　　1980年6月，有关方面给朱成昭平了反。据说当时中央组织部想把死去的张志新和活着的朱成昭树立为反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典型，后因叶剑英等人反对未成。后来，朱成昭在上海办过公司，经过商，因多种原因，皆未成功，之后他便全心投入了文革研究之中。不幸的是，1998年9月，饱受磨难的朱成昭因心脏病溘然辞世，时年57岁。

　　

　　文革中笔者与朱成昭不曾相识，1966年造反时去地质礼堂看望地院东方红战友时与他失之交臂。笔者祝愿他在天堂安息。

　　

　　王大宾取代朱成昭担任“ 地院东方红”一把手后，成了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象北航红旗和韩爱晶一样，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王大宾和“地院东方红”文革中也犯了许多错误，干了一些坏事，包括批斗过彭德怀等。

　　

　　>>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连载一

　　

　　>>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连载二

　　

　　>>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连载三

　　

　　>>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连载四

　　

　　>>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连载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