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问我中国的明天会怎样，我轻轻吐出四个字：看看苏联
　　
　　
　　
（为了称谓上的简便，本文不再分苏联与俄罗斯，以大家看得懂为要）
　　
　　
　　
　　
　　苏联四日之一：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
　　
　　苏共20大正式议程结束后，赫鲁晓夫召开秘密会议，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告，在苏联国内外掀起了反斯大林化浪潮和大规模非斯大林化运动。在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界都有强烈表现。
　　苏共22大再次掀起对斯大林批判高潮，对斯大林搞“焚尸扬灰”。提出“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作为党的纲领性目标。
　　
　　在赫鲁晓夫支持下《解冻》文学纷纷出笼。老作家爱伦于1954年发表中篇小说《解冻》，小说中对官僚主义的揭露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人道主义的义愤。关心人、重视人、爱护人、尊重人贯穿于小说各方面描写中。小说有很强批判性，蕴涵着对斯大林时代的厌恶和否定。西方评论界把这一类作品称为“解冻文学”。
　　
　　当时担任《旗》杂志主编的柯热夫尼科夫曾这样说过：编辑部“堆满了用黑颜色描绘我们现时的作品。不登这样的作品，就会受到‘保守’‘压制批评’拥护‘旧路线’等等责备”。
　　
　　特瓦尔多夫斯基从他1949年起陆续发表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中，删去了以前赞扬斯大林的诗句，专门写了批判个人崇拜的《童年的朋友》和《有过这样的事》两章。尤其在后一章中对斯大林进行了全面指责，说他“是一个威严的精灵”“只消皱一下眉头---就是法律”“好大喜功，弄得农村衰败”“人们的苦难没有头”
　　
　　基尔萨诺夫的长诗《一周七天》里对各级行政机构和“铁石心肠”的官僚主义者进行了夸张的描写，照他的说法整个国家似乎都被官僚主义的乌云遮住了。
　　
　　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戈瓦医生》则提出了如何看待十月革命的问题。其基调是反对一切暴力，否定十月革命。在国外出版并立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轰动事件。（后证实美国中央情局介入了该事件，是促成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因素）
　　
　　人性论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被确认为“主流意识”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在文学界形成一个实力相当雄厚的自由派。有老作家和一批自称为“20大产儿”的年轻作家，被称为“六十年代人”。所有这些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影响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影响的人，己不相信科学社会主义，对苏联的历史和现实在不同程度上采取批判甚至否定的态度。这些人成为批判主义文学的基本队伍。控制了一些文学刊物。不少作品写肃反扩大化问题，渲染当年恐怖气氛。讲到卫国战争胜利时说不是“有赖于”斯大林的领导，而是“顶着”他的领导取得的，这完全否定了斯大林的功绩。还有一些未公开发表的作品如《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新的任命》《人生与命运》《一切都是流动的》等很多作品流往国外出版。
　　
　　60年代上半期写劳改营生活成为批判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题材。始作佣者是索尔仁尼琴写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小说突出了那里非人的生活和管理人的凶狠残暴，通过判刑原因说明苏联人们的人身自由得不到任何保障。反斯大林的政治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他们知道很难通过审查便求助于赫鲁晓夫。正好当时赫鲁晓夫受到苏共党内和中国党的批评，他需要文学的邦助。遂不顾某些委员持保留态度，强行作出全文发表的决定。受到鼓午索尔仁尼琴续写了《癌病房》《在第一圈里》和被后人称为“反共宣言书”的《古拉格群岛》偷运到国外出版。
　　
　　
　　
　　
　　
　　
　　苏联四日之二：勃列日涅夫·纠偏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勃列日涅夫执政时对《解冻》带来的洪水泛滥，感到局面难以控制。提出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抵制西方的思想渗透，提出反对“两个极端”，既反对抹黑，又反对粉饰生活。并改组了自由派刊物，文学界连年的纷争平息了，出现了相对平静的局面。自由派失去了靠山，一部份流往国外，一部份转为持不同政见者，对苏联历史和现状采取更加激烈的批判态度。
　　
　　与此同时，西方在开展对苏联“心理战”和加强思想渗透的过程中，积极支持和鼓励批判主义文学，西方用多种文字出版了《日戈瓦医生》并广为宣传，后又授予诺贝尔奖，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
　　
　　60年代后期这样的作品数量大大增加。这是因为西方派人以各种身份到苏联活动，把这些作家作为工作重点，把他们作为从内部颠覆苏联的一个组成部份。当苏联当局采取行动时，西方就开动宣传机器进行“声援”，用不同方式施加压力。并通过秘密渠道给予物质支持。当某些持不同政见者无法在国内立足时，就安排他们定居国外，出钱让他们办杂志。继续反共宣传。这类杂志有八九种之多。同时还创办了几家出版社出版他们自己的作品。暴露性最强，批判政治色彩最浓的作品大都转移到国外出版，这些作品出版后，又通过各种渠道流回国内在一部份人中流传。
　　
　　
　　苏联五日之三：戈尔巴乔夫·民主化
　　
　　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宣扬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提出核时代的“全人类价值优先论”，提出实施“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
　　
　　《新世界》杂志完全变成了自由派的喉舌，刊登许多歪曲历史揭露夸大现实阴暗面政论文。各种自由派刊物更加肆无忌惮的否定一切，大肆抹黑。文学界的批判浪潮很快波及到历史界、哲学界及其它意识形态部门。有人称为二次“解冻”。
　　
　　戈氏主张的民主化，体现在政治体制上就是多党制、议会民主、自由选举、三权分离和总统制。倡导说真话，批评、揭露无禁区、无限度。结果诱发了民族矛盾的大爆发和分裂浪潮。
　　
　　在苏共不断自我否定的同时，党外各种反对力量借此机会迅速坐大。革命历史被否定，现实被说成一团漆黑。自由派在暴露和真实之间划等号。把暴露文学说成是惟一真实的文学。许多作品中革命斗争的历史被否定，作品中充塞着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可怜的，不走运的、受生活损害的、被生活扭曲的、几乎失去了人的模样的畸形的人。看不到正面的英雄形象和人物。许多文章以揭露斯大林时期的肃反扩大化和农业集体化为重点。在“写真实”“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口号下一些人对革命领袖和红军统帅采取挑剔、批判、甚至否定的态度，竭力渲染他们的缺点，错误和弱点。
　　
　　对沙皇时代的大臣和将军，白军首领，往往采取宽容的态度，着重挖掘他们身上的好品德、英勇行为，甚至进行颂扬和美化。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许多刊详细描绘沙皇尼古拉二世被处决的过程。赞美这个末代沙皇高尚的品德，为他鸣冤叫屈。批判苏维埃政权的“暴政”，于是流亡的王公贵族后裔声言要来“收复失地”再登宝坐。法西斯残余也开始蠢蠢欲动，甚至有的横行无忌，资产阶级更是认为复辟时机已经来临。
　　
　　在这股狂热的丑化社会主义历史，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中，苏联历史上的所有重大事件，包括三次革命、国内战争、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农业集体化运动、工业化建设、30年代肃反、卫国战争胜利。以及许许多多历史人物都成为“重新反思”“重新评价”的对象。苏联历史被越描越黑。如果谁提出反对意见，就会被扣“斯大林分子”的帽子。
　　
　　在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基础上，又把攻击矛头指向列宁，说什么斯大林之所以“罪恶累累”，是因为“列宁带了个坏头”。1989年后政治局势基本失控。意识形态更加混乱。反社会主义势力更加活跃，右翼政治家、政论家、记者公开打出了否定十月革命和反社会主义的旗号。把攻击矛头直接指向列宁。这是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必然结果。
　　
　　他们重弹西方自由派的老调，如“民主派”分子德·安·沃尔科夫诺夫、谢·亚·菲拉脱夫等认为十月革命是各种偶然事件的巧合的结果，是历史上的反常现象。发动政变，是一个巨大的阴谋，认为沿着资本主义模式发展下去，俄国会跻身繁荣资本主义国家之列，十月革命是悲剧，是唐吉诃德式的行为。苏共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亚·雅科夫列夫攻击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是“俄罗斯一千年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是 “魔鬼之歌的序曲”是先辈们对“自古以来的社会主义假想”的一种“迷信奢望”，从此社会主义的大船就在“血和泪的海上航行”。
　　
　　更有甚者，在1989年一次群众集会上有人发言说：马克思主义90%都陈旧了，列宁主义应该被推翻----集会听众中有一个站起来反对，但很快被嘲笑谩骂声淹设了。“自由派”通过各种宣传喉舌丑化列宁，传播西方“列宁学”观点：列宁是尼采主义者，继承尼采的权力论；企图通过分裂国际工人运动达到世界革命权力之巅，列宁是“双料特务”列宁从小就患“精神病”。成年后以“精神病”的抑郁和轻躁狂症交替发作贯穿他的一生。于是乎有关列宁的谣言、劣迹、罪行铺天盖地充斥整个苏联舆论界，很多人以丑化斯大林、列宁为能事，随之出现了许多推到列宁塑像和向塑像涂抹油渍、投掷脏物的事件。
　　
　　
　　
　　
　　
　　
　　苏联四日之四：解体后的再反思
　　
　　
　　在面对现实的反思中，著名批评家拉克申和杰德科夫两人的变化较有代表性。曾任《旗》副主编，《外国文学》主编，拥护戈氏“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支持批判《我不能放弃原则》，积撰文批判传统派观点。到1990年他开始发现“改革”不仅没带来他期望的积极成果，反而引起混乱、使国家出现全面危机。他于是向人们疾呼，要他们停下来，不久苏联解体，他对改革完全失去了信心，写了《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正在埋葬自己》在他信奉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破产后，他提出走“利己主义和利它主义相结合的道路”显然这只是一种空想，最后因思想苦闷于1993年郁郁而终。
　　
　　杰德科夫在青年时代受人道主义思潮影响，并作为人生目的。大学毕业后曾任《共产党人》编委和评论员，象拉克申一样拥护戈氏。到苏联解体后，他的理想才完全破灭，对新当权者达到了“全面反对”的程度，并固辞不就文化部长之职。他看来国家正用新暴力残酷镇压人民。他明确表示“我不理解做一个恢复资本主义过程参与者的幸福”，认为叶利钦政府的经济改革人民不认可，全面私有化造成严重后果，国有资产被侵吞，大发横财的“新俄罗斯人”趾高气扬，整个社会成了商人，投机分子、企业家、经济人的天下。他对此深恶痛绝。最后杰德科夫在思想极度苦闷和贫病交迫下离开了人世。
　　
　　德鲁宁娜，女诗人在“八·一九事件”她曾在现场支持叶利钦三天，认为是“最幸福的三天”，三个月后服安眠药自杀，遗信中她说：“我为什么要走？我觉得，象我这样一个不完善的人要留在这个可怕的、互相撕打的、为长着铁爪的生意人创造的世界上，必须有可靠的后方才行----”她在遗诗中写到“选择死亡”是因为 “我不能，我不愿意看到/俄罗斯翻车颠覆”。
　　
　　康德拉季耶夫是铁杆“自由派”者，支持叶利钦，在苏联解体后才过二个月，撰文明确表示“不能赞同今天的暴发户和不能为带引号的市场改革唱赞歌，因为它打击了我国人民当中生活最无保障的阶层----领养老金者。”“过去的一年做了什么？”“一切都做得不合适，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现在一切都完了”，1993年“十月事件”前夕在自已家中开枪自杀。
　　
　　应该说这种失望情绪相当普遍，许多人正是在失望之后才开始考虑自己过去的看法。雷巴科因写反斯大林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而出名。成为当时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但后来发生的事情使他深感失望，对叶利钦等搞垮苏联表示 “很难理解和不能饶恕”，不接受他们搞的“野蛮的、营私舞弊的资本主义”。他说：“俄罗斯不应跟着别的国家亦步亦趋，而应走自己的路”。他后来称“十月革命是伟大的事件，人们不要轻易的抛弃过去，不要践踏自己的历史”。他对曾被他称为“黑暗时代”的20世纪30年代和仇视斯大林的看法发生了某些变化，在他逝世后发表的最后一次谈话里，赞扬了30年代人们的劳动热情，他说：当时人们得到的酬很少，但忘我劳动，知道这是为了使自己的国家变得强盛起来，能抵御外敌的侵略。另一方面他说：看不到斯大材为国家工业化做了许多事情是不对的，说：“斯大林在相当短的时问内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了当时的先进国家了之一”“卫国战争的胜利取得，是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糸在一起的，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又说“现在最使我不安的，是我无法把我的想法告诉读者----我感到特别痛心。”曾担任《新世界》主编达十年之久的扎雷金，在搞垮苏联制造舆论方面是出了很大力气的。但在后来发表的《生态小说》中描绘了苏联解体后的社会阴暗面。称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凯维奇为“三头野牛”，又说他：“面对发生的事情真诚感到自己有过错，但又不知道错在那里。”
　　
　　在进行反思方面，某些持不同政见者的表现显得特别突出。他们都曾采取过激烈的反共立场，目睹苏联解体后的残酷现实，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著名哲学家季诺维耶夫青少年时就仇恨斯大林，曾密谋杀害斯大林，养成了用怪话俏皮话讥讽现实的习惯20世纪70年代写了《黑魊魊的天空》渲染生话的反常和荒诞，当局极为恼怒。1978年他到国外讲学，被取消了国藉，成为一个政治流亡者。他出版了《戈尔巴乔夫主义》《灾难性的改革》一书对戈氏改革进行了“全面否定”。在一次研讨会上他说：“我写了30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30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但假如我知道这一切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就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他对苏联的历史进行重新思考，称十月革命为“我的革命”称社会主义为“我的社会”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将作为现实的共产主义的典型样式而载入史册。”“苏维埃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顶峰。”他说“等到多少个世纪过去后，后代将怀着惊讶和赞赏的心情研究这个时代，作为一个处在极端困难下的国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做了这么多事情而惊叹不己。不错，有过许多不好的东西，有过犯罪行为，错误和失望。但是这仍然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现象之一。”
　　
　　另一位是马克西莫夫，曾以坚决反共著称。后来他说“你可以读一读我的所有著作，我从末反对过俄罗斯，我反对的是意识形态（指共产主义思想---引者）。我曾认为这是妨碍俄罗斯发展，妨碍它成为伟大强国的唯一重负，这是我巨大的悲剧性的错误，我到了老年深为此而感到悔恨。”
　　
　　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在 1993年9---10月访问西欧时发表谈话严厉批评俄罗斯实行的经济政策，认为是如此的草率混乱，是实行了“假民主”“伪民主”而在民族问题上实行的是 “反民主”。回国后他到各地访问，实际接触到解体后的俄罗斯，感受更深，在杜马的讲话中指出，现在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最曲折、最痛苦、最荒缪的道路。” “在当今的俄罗斯没有民主，主宰国家命运的是由过去共产党上层精明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骗手段发了大财的暴发户，变成的150个到200个寡头主宰。”又说：俄罗斯发生的事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场大灾难。把目前的俄罗斯社会叫做“残酷的、野蛮的、犯罪的社会”。在小说《转折关头》写到“是斯大林使得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党是我们的杠杆，是我们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诸如此类的描写，与过去的写法截然相反，这说明他们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对苏维埃时代明再认识和重新评价，相当多的人认识到自己过去看法的偏颇，少数人为自己过去反对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悔恨不己。在这里反面教材起了很大的作用，没有这种反面的教训，有些人可能还清醒不过来。著名作家柯切托夫说“应当象列宁那样关心文学，它是可怕的、群众性的武器。玩弄这个武器是无论如何也不行的。它能为革命作准备，但是我们知道，它也能为反革命作准备。”（改编自网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