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独左右问题的上下求索(一)
统独左右问题的上下求索(一)
文□杜继平
台湾的左翼力量多年来之所以处于涣散状态﹐无法凝聚﹐原因固有多端﹐但关键之一就在于对客观形势的认知不同﹐对台湾的统独走向争议尤大。实际上﹐“台湾往何处去﹖”的问题若不得解﹐“台湾左翼往何处去﹖”的问题﹐也就没有着落。若说统独问题是当前台湾社会无可回避的主要矛盾﹐当不为过。自《左翼》创刊以来﹐围绕着统独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是理有固然的。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一﹑阶级与民族的关系﹔二﹑对中共的评价与当前中国大陆的社会性质。本文将探讨这两大问题﹐供各方左翼的朋友参考﹐期望对厘清一些纠缠不清的观念有所帮助。
阶级与民族是绝对对立的吗﹖
在左翼的阵营中﹐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阶级与民族是两个绝对互斥的对立概念﹐似乎无产阶级只能有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主义﹐而主张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则纯属资产阶级的观点﹐为左翼所不当取。这个论点的主要根据是《共产党宣言》中的﹕“工人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许多批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论述。这样的观点是不是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呢﹖抽象地或形而上学地说﹐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然而﹐从辩证的﹑具体的﹑历史的观点来看﹐却又不然。
且看以下这段话﹕“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这段话语出〈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于一八四八年二月发表《共产党宣言》后﹐同年三月底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所写的德国革命的政治纲领第一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卷﹕﹐以下简称《全集》﹚﹐纲领之首就印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恩格斯在一八八二年二月七日致考茨基的信中说﹕“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卷﹕427-428﹐以下简称《选集》﹚再看一段一八九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的话﹕“德文‘Reich’一词则侧重在体现着民族统一﹙按﹕黑体字为原文所有﹚的中央政权这一概念﹔而这种统一是德国社会主义者自身生存的政治条件﹐他们将誓死为之战斗。我们决不﹙按﹕黑体字为原文所有﹚想把德国推回到一八六六年以前那种四分五裂和软弱无力的状态。”﹙《全集》﹐第卷﹕﹚。
这样看来﹐在马克思主义中﹐阶级与民族并不是简单地截然二分与对立﹐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与建立独立而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要求也不必然是冲突的。怎么解释这种看似矛盾的立场﹖
在进一步阐释之前﹐先引述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的一段论述﹕
“从中世纪末期以来﹐历史就在促使欧洲形成为各个大的民族国家。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是欧洲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正常的政治组织﹐同时也是建立各民族协调的国际合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没有这种合作﹐无产阶级的统治是不可能存在的。要保障国际和平﹐首先就必须消除一切可以避免的民族摩擦﹐每个民族都必须获得独立﹐在自己的家里当家做主。这样﹐随着商业﹑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从而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势力的增长﹐民族意识也就到处发扬﹐被分割﹑被压迫的各民族都要求统一和独立。”﹙《全集》﹐第卷﹕463-464﹚
恩格斯的这段话﹐很扼要地概括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民族国家与国际主义的关系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欧洲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在封建制度下分崩离析的大民族如﹕德意志﹑意大利力图统一成一个完整的大国﹐英﹑法﹑俄﹑奥等大帝国时而相互勾结﹐时而兵戎相见﹐不断重划欧洲疆界﹐上演瓜分﹑并吞弱势国家的丑剧﹐而遭受欺凌﹑压榨的弱小民族则为争取民族独立奋斗不懈。整个欧洲陷于复杂的民族纠纷中﹐民族主义也成了欧洲的主要意识形态。面对这样的形势﹐鼓吹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当然必须妥加处理阶级与民族的问题﹐以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民族问题的看法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根据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封建社会是进步的﹐也是社会主义得以滋长成形的母胎。因此﹐从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说﹐摆脱地方割剧﹐废除封建特权﹐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而强大的民族国家﹐有利于形成一个具有统一的货币﹑法律﹑度量衡﹑关税﹑交通运输的大市场﹐从而促进工商业﹑贸易的发展﹐壮大资产阶级﹐加速资本主义的成熟。而与资产阶级构成对立统一体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随资产阶级的茁壮而茁壮﹐社会矛盾也日益加剧﹐这才为社会革命准备了客观的物质条件。换句话说﹐大的民族国家符合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集中的历史趋势﹐因而在一定的阶段与范围内﹐有其进步意义。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与恩格斯会在一八五○年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说﹕“民主派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目前在德国﹐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是真正革命党的任务。”﹙《选集》﹐第一卷﹕390﹚﹐以及为什么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为巴黎公社的革命而写的〈法兰西内战〉一文中要特别澄清说﹕“公社制度被误认为是企图用孟德斯鸠和吉伦特派所梦想的那种许多小邦的联盟﹐去代替在各个巨大民族那里虽然最初是用政治强力造成的﹐可是目前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强大因素的统一。”﹙《选集》﹐第二卷﹕376-377﹚
正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马克思与恩格斯赞同具有明确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生命力因而掌握了历史主动权的大民族如﹕德意志﹑意大利﹑波兰﹑匈牙利等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却不主张民族不分大小﹑不论历史﹑地理﹑政治和工业等客观条件都可追求独立。故而﹐反对法国皇帝路易．拿破仑所支持的每个民族﹙nationality﹚都应当是自己命运的主宰的“民族原则”。恩格斯指责所谓的“民族原则”不顾欧洲各国皆由核心民族与少数民族组成多民族国家的事实﹐不考虑小民族在欧洲的重要性与在国际上生存的生命力﹐是荒谬绝顶的﹔究其实际﹐这个口号不过是法﹑俄为了并吞波兰等国领土而泡制出来的骗人把戏﹙见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全集》﹐第十六卷﹕170-183﹚。
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
二﹑只要有民族压迫存在﹐则被压迫民族的社会革命即难以进行﹐因为工人阶级必须先在本国内组成一个阶级﹐以本国为斗争的战场。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一月二十三日的波兰起义十二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欧洲的工人政党同波兰的解放是休戚相关的﹐国际工人协会的第一个纲领就说恢复波兰是工人政策的目的之一。恩格斯在同日发表的演说〈支持波兰〉中﹐进一步阐释工人政党同情波兰的命运的原因时说﹕“首先﹐当然是由于对一个被奴役民族的同情﹐这个民族对奴役他们的人进行了不断的英勇斗争﹐从而证明了它具有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的历史权利。国际的工人政党力求实现波兰民族的恢复﹐这根本没有丝毫矛盾。相反地﹕只有在波兰重新争得了自己的独立以后﹐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它才能够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促进欧洲的社会改造。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当它的内部生活因此陷于瘫痪的时候﹐它是不能为争取社会解放而斗争的。”﹙《选集》﹐第二卷﹕632﹚一八八二年二月七日恩格斯致考茨基的信中也说﹕“……国际合作只有在平等者﹙按﹕黑体字为原文所有﹚之间才有可能。……只要波兰还被分割﹐还受压迫。那末不论是国内的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发展﹐还是德国和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同除流亡者以外的任何波兰人的真正的国际交往的发展﹐都不可能。每一个波兰的农民和工人﹐一旦从自己的闭塞状态中觉醒起来参加为共同利益进行的斗争﹐首先就会碰到存在民族压迫的事实﹐它到处都是他们前进的第一个障碍。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欧洲有两个民族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在成为国际的民族以前成为国家的民族﹐这就是爱尔兰人和波兰人。他们只有真正成为国家的民族时﹐才更能成为国际的民族”﹙《选集》﹐第卷﹕428-429﹚《共产党宣言》“在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这句话之后﹐紧接着是﹕“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领导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虽然这里所说的‘民族的’一词和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完全不同。”这句话的确切涵义曾引起许多争议﹐但由上述的脉络即可得到真解。马克思写于一八七五年的〈哥达纲领批判〉的这段话可为明证﹕“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组成为一个阶级﹐而且它的直接斗争舞台就是本国﹐这是不言而可喻的。所以﹐它的阶级斗争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就形式来说’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选集》﹐第卷﹕﹚
从是否有利世界革命区别民族独立运动
三﹑对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不是无条件的﹐必须从民族独立客观上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来决定对民族独立运动的态度。这里我们根据与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泛斯拉夫民族主义﹑波兰与爱尔兰民族独立问题的意见来加以说明。
一八一五年之后﹐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境内的斯拉夫人鼓吹泛斯拉夫主义﹐主张分散在俄﹑奥﹑德﹑土等国的斯拉夫人形成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民族﹐建立起统一的斯拉夫国家。于是作为十九世纪欧洲封建专制的支柱的俄国成了团结斯拉夫民族的核心。当一八四八年的民主革命﹙逢虫虫﹚起于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国之际﹐泛斯拉夫主义者积极为俄皇与其庇护下的奥地利王朝效劳﹐充当压迫革命民族的反革命的主要工具﹐镇压了欧洲各地的民主革命。恩格斯为此严厉谴责泛斯拉夫主义者为了虚幻的‘民族独立’的前途而把民主与革命出卖给了反革命势力。恩格斯认为﹐散居在德﹑奥﹑匈境内的斯拉夫人由于语言不通﹑历史断裂﹑经济落后﹑政治无力﹐要想独立无异痴人说梦﹐但只要他们能投入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则独立建国或可有望。﹙参见﹕《全集》﹐第卷﹐〈匈牙利的斗争〉﹑〈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第卷﹐〈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等文﹚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导下的第一国际始终坚决支持惨遭多次瓜分的波兰民族恢复独立。这除了前述第二点中所提到的原因外﹐还有从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立场出发的三项理由﹕
波兰人一直以全世界革命战士的身份在美国独立﹑法国革命﹑一八四八年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的革命﹑以及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中﹐无役不与﹐骁勇善战﹐立下了辉煌的汗马功劳﹔
一八一五年俄国主导的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三个神圣同盟联合瓜分了波兰﹐普鲁士﹑奥地利也因而陷于依附俄国的地位﹐只有促成波兰的独立﹐打断这三个反动的军事专制国家结成的链条﹐德﹑奥才能彻底摆脱宗法封建的专制政体﹐从而扫除各民族解放的最大障碍﹔
波兰之所以能被瓜分是因波兰大封建贵族与俄﹑普﹑奥勾结。波兰的小贵族﹑城市市民与一部分农民因而结成独立革命的联盟﹐同时要求打破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土地民主革命﹐波兰的独立有利于解放农奴制或劳役制的农民变为自由的农民。﹙见《全集》﹐第卷﹐〈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选集》﹐第卷﹐〈论波兰问题〉﹔第卷〈支持波兰〉﹚
对爱尔兰的问题﹐马克思有一段长时期认为可能借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高涨来推翻统治爱尔兰的制度﹐但经过更深入的研究后﹐得出了相反的信念﹕不是在英国﹐而是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致命的一击﹔英国工人阶级若不能与统治阶级的爱尔兰政策一刀两断﹐就还得续受英国统治阶级的支配﹔英国工人阶级必须支持爱尔兰的民族独立﹐这不是出于对爱尔兰人的同情﹐也无关乎抽象的正义或博爱﹐而是基于英国无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因为这是英国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并且由于英国统治了世界市场﹐是国际资本的大本营﹐同时英国也是唯一具备社会革命所必需的物质条件的国家﹐因而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就成了全世界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目标﹐而加速这一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爱尔兰独立。﹙参见《全集》﹐第卷﹕389, 625, 654-657﹚。
马克思在一八七○年的〈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委员会〉的通告信中阐释了爱尔兰的民族斗争和工人阶级解放的关系﹐其要点如下﹕
爱尔兰是英国大地主所有制的支柱。如果大地主所有制在爱尔兰崩溃了﹐它在英国也必定要崩溃﹐这有利于英国的无产阶级推动社会革命。爱尔兰的土地问题攸关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死存亡﹐故经济斗争都集中在土地所有制上﹐由于英国土地贵族也就是爱尔兰的大地主﹐因此土地问题同时也是民族问题。
由于租地日益集中﹐爱尔兰的贫民日增﹐被迫移民英国﹐造成英国工人的工资与生活水平下降﹐英国工人因而憎恨爱尔兰工人。再者﹐英国工人自居为统治民族的一份子﹐加上宗教信仰不同﹐于是就像美国白种贫民看待黑奴那样厌恶爱尔兰工人﹐爱尔兰人也就同样地憎恶英国与英国工人。英国资产阶级遂刻意煽动无产阶级间的这种对立﹐分裂无产阶级﹐削弱无产阶级的力量﹐从而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而在爱尔兰人大量移民美国后﹐双方的对立还越过大西洋﹐成为美国与英国之间冲突的隐蔽基础﹐也使大西洋两岸的工人无法真诚地联合﹐谋求共同的解放。
爱尔兰是英国政府维持庞大的常备军的唯一借口﹐一有需要﹐这支军队就被用来对付英国工人。﹙《全集》﹐第卷﹕439-440﹚
综而言之﹐马克思与恩格斯承认工人阶级的民族特性﹐主张工人阶级应先成为本民族领导阶级﹐再在平等的基础上形成国际的合作。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已发展出世界市场﹐各国的生产﹑交换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各国的资产阶级也联合起来对付无产阶级﹐他们不断呼吁无产阶级应铲除民族偏见﹐警惕民族沙文主义﹐秉持国际主义的精神﹐共谋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因此﹐他们不是根据“自由”﹑“平等”﹑“人道”﹑“博爱”﹑“正义”等道德字眼﹙事实上﹐他们经常嘲笑巴枯宁﹑普鲁东等人唯心地滥用这些道德词汇﹚﹐而是从历史唯物论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把民族问题放在具体的历史脉络中﹐判断其所具有的进步或反动作用﹐从而决定采取支持或反对的立场。
列宁对阶级与民族问题的观点
列宁在阶级与民族问题上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基本上是同条共贯的。下面几段话代表了列宁的主要论点﹕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民族原则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有历史的必然性﹐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承认民族运动的历史合理性。……打倒一切封建压迫﹐打倒一切民族压迫﹐打倒某一民族或某一语言的一切特权﹐这是无产阶级这个民主力量的绝对职责﹐是受民族纷争蒙蔽和阻碍的无产阶级斗争的绝对利益。然而﹐超出这些严格限制在一定历史范围的界限去协助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
“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作法﹐相反地﹐它赞同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别﹐打破民族壁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融合的东西。采用其它的作法就是站到反动的民族主义市侩方面去。”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联邦制和分权制的﹐原因很简单﹐资本主义为了自己的发展总是要求有一个尽可能大尽可能集中的国家。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觉悟的无产阶级总是坚持建立更大的国家。它总是反对中世纪的部落制﹐总是欢迎各个大地域在经济上尽可能达到紧密的团结﹐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域上﹐无产阶级才能广泛地展开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要求有广阔的﹑联合为国家的统一地域﹐只有在这样的地域﹐资产阶级—和它在一起的还有它的死对头—无产阶级才能分别团结起来﹐消灭一切老旧的﹑中世纪的﹑等级的﹐狭隘地方性的﹑小民族的﹑宗教信仰的以及其它等等的界限。”﹙以上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卷﹐〈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可以看出列宁的上述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并无二致。由于列宁处于列强在全世界瓜分殖民地﹑各划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时代﹐各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纷纷掀起民族独立的革命怒潮。为了联合殖民地与半殖民的被压迫民族共同对抗帝国主义﹐推动世界革命﹐也由于俄罗斯长期实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压迫俄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列宁比马克思﹑恩格斯更强调弱小民族脱离压迫民族独立建国的民族自决权。但他只是原则上赞成﹐却并不鼓励实际行使民族自决权。他在〈论民族自决权〉中说﹕“无产阶级……承认各民族平等﹐承认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而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离。﹙《列宁选集》﹐中文版﹐第卷﹕523﹚在〈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中﹐他又说﹔“民主运动的个别要求﹐包括自决在内﹐并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而是世界一般民主主义﹙现在是一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小部分。在个别的具体情况下﹐部分可能和总体相矛盾﹐那时就必须抛弃这一部分。某一个国家的共和运动可能只是其它国家教权派或财阀君主派进行阴谋的工具﹐那时我们就不应当支持这个具体的运动﹐但是﹐如果根据这点就从国际社会民主党纲领中抛弃共和国的口号﹐那就可笑了。”﹙《列宁选集》﹐第卷﹕863﹚
很清楚﹐列宁虽然侧重提出了民族自决权﹐但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是从历史唯物论与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观点﹐用唯物辩证的方法﹐把阶级与民族的关系放在具体的历史脉络中处理﹐绝不抽象﹑片面地谈论阶级运动与民族运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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