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浪尖上的划板　　

　　

　　一. 走进“一月风暴”　　

　　

　　由于一九六七年元旦，我还在去北京的路上，对《人民日》的元旦社论当然不知道。到北京后，忙着反对经济主义，直到一九六七年元月上﹑中旬，我在北京所知合肥的文革情况，都是从“八·二七”驻北京联络站和工学院宣传队那儿零星听到的。特别是关于夺权问题，我知之甚少，只听说合肥晚社印刷厂夺权了。有关上海夺权的事，我一无所知，就连《人民日》传达毛泽东主席所说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样重要的指示我也不知道。　　

　　

　　我记不清是元月中旬的哪一天，“八·二七”驻京联络站负责人通知我，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某省厅，由戚本禹接见在京的外地造反派负责人，我也去了。一来会见时间太晚，二来房子里温度太高，我进去没听几句话，就坐在椅子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当我醒来时，会见已接近尾声，只听到有位工人模样的人问戚本禹，工矿企业的权能不能夺？戚本禹的回答很明确：“上海市委的权都可以夺，工矿企业的权当然可以夺”。我当时想的还是揭发省委的问题，脑子里没有夺省委权的意识，所以对戚本禹的话并不在意，没有再往深处想，更没有想省委的权能不能夺得问题。但我也听说合肥不少基层单位夺权了。《安徽日》和省广播电台的权也被夺了。 　　

　　

　　由于我一直认为权力是达到目的的工具，夺权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因而元月十八日下午回到合肥。当晚回工大就约“八·二七”兵团副总指挥李胜利第二天陪我到工厂调查夺权企业的生产情况。我们是骑自行车出去的，先调查和平路上的几个大厂。第一站是合肥矿山机器厂。因李胜利是采矿系六九届的学生，他们系在这条路上“与工人相结合”的同学比较多，矿机厂就有十几位同学。他们夺权后，原领导班子的人员并未全换，真正靠边站的是少数。他们的班子基本是按“鞍钢宪法”的组织形式搞的，成立“三结合”的生产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里有造反派的领导成员，也有表现好的工厂级及科室人员。 　　

　　

　　技术人员基本未动，车间级的管理干部，本来有不少在“三天流血事件”后就造反了，所以更换得更少。我和李胜利仔细询问了夺权后，各种人员的心态。“八·二七”宣传队的人和“生产管理委员会”等不同人员是这样汇的：首先分析了造反派的心态。他们原来一直处于受压制，有干劲，没权力。工厂的原领导正像毛泽东所说：“形成了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工人起来夺取了权力，真正体现了工人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是工厂的主人，他们管的是自己的工厂，尽管他们没有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特权，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特别高。而且，他们还想争口气，把生产搞好给原来的领导层看。站错队的工人群众，也想表现好一些，表明自己过去站错了队，今天已重新站过来。由于基本力量的积极性高涨，各项生产指标都创出了历史最高水平。我们顺便到生产车间看一看，从第一线生产工人情绪看，确实喜人。　　

　　

　　我们去的第二站是安纺总厂。这个厂过去保守势力比较强大，在这个厂的“八·二七”宣传队好像是工大化工系支队的同学。陪我们一边参观，一边讲解的是“工联会”安纺纵队的头头方杰。由于车间生产的噪音太大，讲话几乎听不清，但可以看得出工人在满负荷地生产。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进纺织厂，印象特别深刻，感到我们的纺织女工劳动强度太大，车间的环境也太差，又吵﹑又湿﹑又闷。我们有的同学居然也学会挡车工干的活，而且干得不错。中午是方杰自掏饭票，在食堂排队请我们吃的工作餐。吃饭时，方杰告诉我们，现在科室的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差不多都在生产第一线，有问题随时解决。我每天是干两班。如果一线工人都有这么高的热情，什么计划完不成！方杰送我们走时，我告诉他：纺织女工生产环境太艰苦，注意劳工保护，搞好她们的生活，最好通过技术革新降低他们的劳动强度。　　

　　

　　十九日下午，我们到了合肥钢厂。接待我们的是徐文成，“工联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本来就是劳动模范，活雷锋，废钢收购站的党支部书记，在厂里有很高的威望。由于他的造反，合钢造反派的力量比较大，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对立情绪也没有激化，所以生产一直不断。夺权后，更激发了造反工人的劳动热情，所以产量不断创新高。直到一九七三年，单季生产量都没达到六七年一季度的水平。因为安纺﹑合钢都是安徽地方上较大的企业，举足轻重，所以他们管理比较严格，各种指标都有统计表。徐文成和“八·二七”采矿系支队的支队长，将前几年的生产完成情况指标给我们看，与去年同期相比生产完成情况的确很好。徐还说：“只要保证电力和原材料的供应，钢厂的设计生产能力是四万吨，产量翻番，我不敢说，但一年六万吨还是做得到的。” 这时，我插了一句：“为什么以前老是完不成任务呢？”徐说：“道理很简单，工人糊，车间﹑工段糊，都是等﹑靠﹑要，遇到困难谁也不想办法，停了产，还可以歇歇。这样就成了小故障变成大故障，没故障变成有故障。领导又不下来，坐在办公室里听汇，下面是干干﹑停停，停停﹑干干，产量﹑质量﹑品种﹑能耗指标怎么上去。现在领导就是工人，谁想糊也糊不了，都在第一线”。说着，他指指我们的支队长：“你们问问老孙，是不是这样？”　　

　　

　　我们下午四点多钟离开合钢。这一天的调查，让我心里踏实多了。因为这三个厂的情况，我们都看了日表，与以前的情况也作了对比。中小型企业的情况如何呢？元月二十日，我和李胜利骑着自行车沿蚌埠路看了合肥电机厂，合肥电池厂及合肥日用化工厂。这几个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合肥日用化工厂，他们接管权力近半月，竟搞了三项技术改革。经过两天的实际调查。 　　

　　

　　有了上述的基本材料后，二十一日上午，我到《新安徽》社（安徽日已经被造反派接管，更名为《新安徽》）去，向他们介绍工厂夺权后的生产大好形势。并且谈了干部游大街的风气不好，使严肃的政治斗争庸俗化。结果在一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军委“八条命令”下达的同一天，《新安徽》发表了“游街之风不可长”的评论员文章（见附件八），对全省的游街之风有一定的遏制作用。建议他们能马上到工厂去摸点经验，不要老是跟在别人后面跑，搞点先进的东西让别人学我们。 　　

　　

　　二． 协助省委工作 　　

　　

　　合肥市第一家夺权单位是《合肥晚》社印刷厂，也许是因为这个厂印保守派传单较多，印《合肥红卫兵》时，厂党组织经常刁难，致使工人有看法。加之，厂里领导在十二月二十日后均不负责，工厂瘫痪，承印毛主席语录的任务无法完成。工人们联合起来，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接管工厂的领导权，加班加点提前六天完成承印毛主席语录二十万册的任务。其他夺权单位的情况前面我也介绍过了，省直机关的干部基本都造了反，用任质斌的话说：“连小汽车司机都造反了”。加之李葆华从北京回安徽后，一直留在安徽工学院写检查。张恺帆觉得在工学院比在家安全，也自愿留在工学院。这时可以说，省委完全瘫痪了，整个工作处于无序状态。在这种形势下，大约是元月二十日左右，晚十一点，任质斌代表省委约“八·二七”兵团的主要头头到稻香楼的一个会议室里谈判。他开始说明省委现在工作很困难，请示中央能否派人来安徽主持工作，周总理的答复是：中央没人派，你们是否可以找“八·二七”的头头们商量，考虑与他们联合办公的问题。并且说：“八·二七”是个长期不发生问题的学生组织。我们当时考虑，总理的指示是对我们的肯定和信任。但同省委联合办公不好实施，还容易引起造反派内部的误解。我们只答应，如果省委工作确实有困难时，需要“八·二七”出面帮助，我们会尽力协助省委工作。（万万没想到，任质斌向我们传达周总理指示的会议，竟成了王力说的李葆华向“八·二七”和平让权的“君子协定”）。我们同意协助省委处理困难问题后，我直接参与以下的几项工作：　　

　　

　　1．元月二十一日，我去工学院看李葆华，主要是督促他写检查，尽快向全省人民公开检查自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同时顺便看看他们的生活情况。由于我未参加元月二十三日批斗李葆华的筹备工作，所以也不很清楚他们的会议议程。只是到了晚上，葛庆尧（“八·二七”造反兵团常委，合师院的学生）向我传达毛主席一月二十一日批示解放军“支左”的精神：“毛主席批准了二十三日批斗李葆华，要解放军保护会场”的告，具体内容没看到，听军区的蔄处长（省军区群工处副处长）说毛主席的批示是：“应派军队支持广大左派群众”。并向我介绍了毛主席作出批示的过程：省军区的告先到南京军区，许世友不敢定，立即转呈中央军委。叶帅（叶剑英）看到后感到事关重大，不敢定，又立即请示林副主席。林副主席也不敢定，最后到毛主席手里。毛主席拿笔就做了批示。这当然是件鼓舞人心的大事，等于毛主席肯定了“八·二七”是左派。李葆华是走资派。这场斗争的胜负，在毛主席那里划上了句号。其实，毛泽东主席要安徽省军区第一个出来“支左”的战略意义，不是旨在安徽和“八·二七”，而是在全国。所以，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毛泽东主席就是要让全国的左派群众在解放军的支持下，夺好权，掌好权，用好权。把由上海发起的“一月风暴”的夺权斗争，从安徽推向全国。 　　

　　

　　2．元月二十三日上午参加批斗李葆华﹑李任之﹑杨效椿等人的大会。我到主席台上坐了一会，省体育场里，加上两边通道都挤满了人。我怕散会后不好走，就提前离开主席台，回到省政协三楼“八·二七”兵团所在地，观看游行队伍。其实，由于人太多，街道两旁挤满了人，站在三楼平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李葆华等人被游斗的情况。我当时就暗下决心：这样的游斗仅此一次。我们和李葆华的分歧是政治路线的分歧，我们同他的斗争是路线之间的斗争，而不是同李葆华个人有什么仇恨，为什么拿肉体出气！但转念再一想，群众被打击了半年，现在出口气也可以理解。不过，以后不管什么组织要求游斗李葆华，都以李葆华的安全为由加以拒绝。李葆华在合肥仅被造反派游斗这一次。 　　

　　

　　二十三下午，由于李葆华被游斗，张恺帆还要参与省委工作。我和张恺帆﹑周炳山等人乘坐安—2型飞机到凤阳撒传单，解决农民进城问题。传单是以省委和省人委的名义印发的，意思是要求农民兄弟赶快回家，不能在城里静坐，有问题，省里马上派人处理。飞机是省民航飞行大队陈大队长驾驶的。　　

　　

　　3．元月二十四号上午，根据周恩来总理一月十九日接见安徽造反组织代表讲话精神在省政协四楼小礼堂处理“淮南红卫军”的问题。在这之前，听“八·二七”动态组人汇说：程明远（原省林业厅厅长）将“淮南红卫军”搞到合肥来，他们在合肥乱搞，据说他们抢了安纺总厂民兵的枪支；建设厅的“八·二七”宣传队也告说“红卫军”将材料搞得乱七八糟，他们把档案垫在地上睡觉。总之，合肥人对“淮南红卫军”很反感。听到这些消息后，当时也无法去证实，我只是想用和平的办法将他们送回淮南。我怕来硬的会使矛盾激化，他们手里真的有枪怎么办？这又使我联想起解放前，我在河溜镇时，哥哥跟我说过淮南一带土匪很多。又想到周总理十九日讲了“复员﹑荣退﹑转业军人联合会，我们不承认。”更坚定送走“淮南红卫军”的决心。二十四日请他们的各路头头到“八·二七”兵团，协商“八·二七”与他们联欢问题。正在商讨问题时，有人向我告，他们中间有人身上带枪。我不太相信，就出来亲自验证一下。那人站在小舞台上的一张桌子的北头，三十来岁，长方脸，一米八零左右的个子，上身穿件黑色的衣服，不是棉衣。由于他身上向前微倾，腰间有个盒子炮样的东西清晰可见。就这样，我也不敢断定就是枪，也可能是包，或别的什么东西。我主动过去和他打招呼，他操一口凤台话，我将自己的右臂向他腰间靠近，挤压式的碰一下，感到很硬，这时我基本认定他身上带的就是一支枪。于是我不动声色地回到我原来的位置上，向来开会的头头们说：“淮南红卫军”到合肥来与“八·二七”并肩战斗，对“八·二七”的支持很大，我代表“八·二七”兵团和全体战士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春节快到了，我想你们也想回去与家人团聚，“八·二七”也没有什么好送的，决定今天下午，由兵团宣传队与你们联欢，表示欢送。联欢后，请你们会餐，晚上用汽车送你们回淮南，如果大家同意，就请鼓掌。“结果，大家一致鼓掌表示同意。用这种办法将几百人的“淮南红卫军”送走了。 　　

　　

　　4．二十四日下午，由任质斌﹑黄岩﹑王光宇主持召开省厅局长和合肥市有关部门联席会议。“八·二七”兵团参加会议的除我外，还有李文安﹑葛庆尧等人。由于当时是游斗李葆华的第二天，大街上游行的﹑喜的﹑欢呼的人很多，原定下午两点开会，结果快三点钟任质斌才到。他解释说：“省委机关瘫痪了，连小汽车司机也造反了，我是走过来的。长江路人很多，走小路远一些，来迟了”。接着他问：“合肥市的同志来了没有？”有人回答：“范涡和没来”。这时任很生气地说：“今天的会主要是他发言，他不到怎么行？合肥市的同志赶快把他找来”。正在讲话，范涡和满头大汗赶到会场。任说：“你不要慌找地方坐，先把迟到的原因跟大家说说。”范没有说，“小汽车司机造反方面的事”，而是说，被要求解决问题的群众堵在办公室里。会议开始后，我从范的告中知道，合肥市的供应马上就要出问题，储备粮只够供二十多天。（规定是在四十天以上）生活用煤，也只够供应两个星期… ，到春节也只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从黄岩的补充发言中知道，巢湖地区有粮食，但无车运输，淮南淮北有计划内的煤，但没有计划内的车皮。　　

　　

　　最后乱哄哄地议论半天，谁也拿不出好主意。因为省委没有权威了，政令不通。这个难题似乎又要落到“八·二七”身上。也正是这天会议，成了程明远在中央领导面前，说李葆华对“八·二七”是和平让权的证据。 　　

　　

　　二十四日下午会议刚结束，省委又通知晚上在省军区召开紧急会议，由省公安厅汇凤阳﹑定远农民暴动问题。程明远及其“红卫军”的问题，还有大﹑中学校的军训问题。省军区的严光和其他几位负责人基本都到了。开始任质斌和公安厅厅长马静铮也去了。不知什么原因，马静铮和任质斌先后都走了。剩下开会的还有省委的王中（他是分管政法的）和一个姓王的副厅长，还有两位处长。“八·二七”兵团这边有我﹑李文安﹑葛庆尧﹑蒋云章、许燕等，会议是严光主持的，军区有人纪录。开始由公安厅的副厅长介绍凤阳﹑定远一带农民的情况，后来又提到淮南这些地方的复员军人可能会煽动当地的农民发生暴动，并把这些问题与程明远的“红卫军”联系起来，情况非常危急，希望省军区动用军队。我当时坚决反对动用军队，我的意见是：由公安厅继续侦查，弄清情况，根据周总理一月十九日讲话的精神，先通缉程明远（因为程明远已不知去向），让“红卫军”群龙无首，不打自散。再由省军区给荣、复、转、退军人写一封信，希望他们回本地区“抓革命、促生产”。严光第一个表示同意我的意见，军区不能动用军队镇压“红卫军”。最终决定：（1）情况不太确实，都是“可能”不行，要求公安厅继续侦察，把情况弄确定。（2）军区不能派部队。（3）通缉程明远，解散程明远控制的“红卫军”。（4）由省军区再写一封给荣﹑复﹑转﹑退军人的信，希望他们解散组织。 　　

　　

　　当讨论“八·二七”大﹑中学校学生军训时，由于太晚了，决定改在二十五日上午再讨论。但二十五日上午讨论的不是军训，而是一件原来谁也不敢想的大事，夺取省委的权力。 　　

　　

　　三. “一·二六”夺权 　　

　　

　　从一九六七年元月的实际情况看，安徽省委已完全瘫痪，无权可夺。说实在的，所谓夺权也只是走个形式而已。从元月中旬以后，特别是二十日以后，行使省委权力的责任已经落到“八·二七”身上。这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那么，为什么“八·二七”没有夺省委的权呢？首先，在我心里就没敢想过，我一直认为省委的权力是中央委派的，夺省委的权就等于夺中央的权，虽然上海市已经夺权，但认为上海有上海的特殊情况。它只是一个市，与省不一样，省是分散的，造反派没有垂直领导关系。所以在批斗李葆华那天的口号及大标语的都是彻底改组安徽省委，希望中央派人来重新组织安徽省委。 　　

　　

　　就在二十四日夜间，我从省军区步行回到工大无线电系学生宿舍时，同宿舍的同学叶明祥问我，我们省的权什么时候夺？我被他问得一愣，“省委的权怎么能夺？”我肯定地回答说。叶说：“今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了山西省夺权的消息。”我说：“你别听错了！”这时同宿舍的徐淮南证实说：“我也听到了，不信明天早晨六点钟你再听《中央新闻联播》。”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早晨六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重播了山西省夺权的消息，这次我相信了，相信省委的权可以夺。我高兴得连早饭都没有吃，就找工大的纵队长刘兴路，问他听到山西夺权的消息没有，刘说他昨天晚上就知道了。我说：“我们找李胜利，刘光裕到兵团开常委会研究夺权问题。大约上午九点钟左右，兵团常委到齐。会议是刘光裕主持的。首先是我讲了话，问大家听到山西夺权的消息没有。这时葛庆尧说：“纸都登出来了，谁还不知道？你说怎么搞吧。”我说：“我先听听大家意见。”这时李文安说话了：“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我的意见是夺。山西能夺，为什么我们不能夺？实际上“八·二七”早就代替省委行使职权了。” 　　

　　

　　由于安徽夺权较早，中央在夺权方面并没有具体的政策规定。例如夺权前要先向中央告，中央同意后才能夺；还有“三结合”的问题，也是“一月风暴”以后很长时间才提出来，当时只要求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所以“八·二七”兵团常委在讨论夺权时，没有太多的不同意见，只有个别常委在时间﹑方法上提出不同看法，最后以压倒性多数意见同意夺权。我本人对夺权积极性就高，首先觉得安徽造反形势比较好，“八·二七”兵团已经成为安徽文化大革命的旗帜。实质上“八·二七”兵团已经成为核心；其二，有夺权的先例，我们跟着夺不为过；其三，省委早已瘫痪，如果没有一面旗帜出来支持，安徽的生产﹑生活都会出现问题。事实上已经出现问题了。其四，我本人也想出风头，总认为安徽的形势在全国都是最好的。基层的权力基本夺完，这是全国没有的。由于我不敢提出夺权问题，致使安徽在夺权上没有拿到省级夺权的头彩，不管如何，也得争个第二。其实，有人统计，在一个二十六日这天，有十一个省夺权。 　　

　　

　　兵团常委决定趁热打铁，下午召开常委扩大会。兵团所属各纵队长﹑兵团机关的所属部长﹑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常委﹑部长参加会议。会上虽然也有争论，但最后还是主张“夺”派的意见占上风，决定元月二十六日夺省委的权。 　　

　　

　　只有“八·二七”决定夺权并不行，按中央的要求必须实行革命的大联合。要征得其他各革命造反组织的同意才行。首先就要征得“工联会”的同意。为了争取时间，兵团常委内部作了分工，我与工联会联系；李文安与省直机关的造反组织联系；葛庆尧与省军区联系。晚上由各大造反组织头头到“八·二七”兵团开会，省军区未派人来开会，只是表示支持。由于参加会议的人较多，问题不可能讨论很细，他们出于对“八·二七”的信任，凡是参加会议的造反派头头，没人提出不同意见，并将夺权的具体事宜委托“八·二七”全权处理，夺权的文件起草好，我们来签名就行了。“工联会“的意见﹑外地串联总站负责人顾己仁的意见都是这样。散会后，“八·二七”兵团常委接受大家的委托，继续讨论夺权的具体事宜。仿照山西，首先要起草“夺权通告”，这是告全省人民的夺权书。常委们委托我起草这份文件，葛庆尧起草“罢官通令”，这是安徽造反派的创举。由于时间紧迫，我和葛庆尧先去起草文件去了，其余常委继续讨论夺权细节问题。 　　

　　

　　一月二十六日晨七点，同意夺权的造反组织都来了，连二十五日晚没通知开会的“红革会”﹑“64兵团”和“65兵团”也来了（这两个兵团是64届和65届大学毕业生，因参加“社教”而未分配的学生）。在讨论签名时，我提出“红革会”不能参加夺权。这个组织十二月中旬才成立，一直为刘秀山翻案，“八·二七”事件时，他们在哪里？“三天流血事件”，他们在哪里？他们几个人一直忙着为刘秀山翻案，到处大串联，斗争时不参加，胜利了，回来分果实，他们是峨嵋山上下来的猴子。“64”﹑“65”兵团不能参加，程明远领导的“红卫军”不能参加，总理明确表态，中央不承认他们。如我们同意他们参加夺权，就等于我们承认他们，这与中央的精神不符，结果是一致同意我的意见。　　

　　

　　应该说，安徽在夺权时，除“红革会”被排除以外，已经实行了革命的大联合。但夺权后，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划分已失去原来的意义，围绕夺权后的权力分配，造反派出现了分化，基本力量支持夺权，少数力量反对夺权。被解散的保守组织人员被吸纳在这两个“支”和“反”的阵营里。但在军队支持下的夺权派占多数，全国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应该说，这是造反派的第二次分化与重组，是在胜利的形势下造成的，第一次造反派的分化与重组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围剿下发生的。　　

　　

　　在讨论罢官问题时，“八·二七”原来只提罢李葆华﹑李任之﹑杨效椿三个人的官。省直机关交通口的造反组织提出还要罢桂篷的官，因桂篷任省交通厅厅长，文革初期压制造反派，群众意见大。合肥市的造反组织，特别是“工联会”强烈要求罢赵凯的官。因文革初期赵凯成立秘密指挥部，收集造反派的材料，制造张洼事件。不罢他的官，群众放不过。这样，被罢官的人由原来三人变成五人，实际上就是二十三日被批斗的五个人全罢了。 　　

　　

　　在讨论夺权形式时，大家认为，为了突出一个“夺”字，应该让省委﹑省人委主动交出各种印章。具体办法是：由“八·二七”派出两支人马。工大学生到省委，工学院学生到省人委，表示不是和平让权，不给人留下“八·二七”﹑“工联会”等造反组织和省委有什么让权协议的口实。夺权场地定在：省人委北楼门前广场。时间定在：二十六日上午十二点前。参加人员除参加夺权的造反组织外，省委李葆华﹑黄岩﹑张恺帆要参加。李葆华戴顶高帽子，其他人不戴。这时李文安提议：要让张恺帆陪斩，他不戴高帽子，但他的帽子要反过来戴，以此证明“八·二七”还在挽救他。李的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予会者的认可。 　　

　　

　　最后讨论议题是：以什么组织名义夺。总不能以“八·二七”﹑“工联会”的名义夺。经协商以“革命造反派夺权联合指挥部”的名义夺，这体现了中央要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夺权”的精神。这个“联合指挥部”包括了除“红革会”﹑“红卫军”﹑“64”﹑“65”兵团以外的所有革命造反派组织，共二十八个革命造反组织。至于夺权后，如何组织临时领导班子，当时都没有认真考虑。因为当时中央并没有明确“三结合”（造反组织的头头﹑革命领导干部﹑军队领导）的领导形式，只是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问题。但有一点“八 二七”是明确的，这次夺权军队一定要参加。因为军队“支左”是从安徽开始的，山西夺权就没有公开讲军区参加。我们要军队公开参加，在《夺权通告》和《罢官通令》上，省军区都签了字，这是全国首创。 　　

　　

　　夺过权的印章存在哪里？这个问题事先都没有考虑，这是临时提出来的。有的认为就由“八 二七”保管；有的认为已经没有用，烧掉算了。“八·二七”认为这样做都不合适。葛庆尧提出放在省军区，并由军区派人用汽车将印章护送到军区。 　　

　　

　　最后大家一致意见是夺完权，再讨论“夺权 联合指挥部“的人员的组成问题。 　　

　　

　　二十六日上午的夺权仪式，我没有参加。是由李胜利﹑李文安他们指挥的。下午一点省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夺权通告”和“罢官通令”。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通告全省和全国的人民，二是告中央。当合肥市的群众听到有关夺权的消息后，从下午六点开始，长江路一片欢腾，喜的﹑游行支持的延绵不断，解放军也上街游行表示支持，这一晚几乎是通宵达旦。第二天的《新安徽》全文刊登了《夺权通告》和《罢官通令》，同时发表了《全面大多权的高潮来到了！》与《群众罢官好得很》两篇社论。因为《夺权通告》是我起草的，故附于书后。《群众罢官好得很！》这篇社论由于对全国全省都有一定的影响，也附于书后。　　

　　

　　以李葆华为首的中共安徽省委权力结束了。以“八·二七”为核心的新权力机构如何组成？以后的工作如何开展？中央没有像过去那样，以红头文件指导省里的工作，也许毛泽东还在看，总结新经验。直到三月九日《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社论中才明确地传达毛泽东 的新经验：“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就连“各地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的指示”，也是毛泽东三月十六日才提出来的。毛泽东的这些新经验都是三月的春雷，这个三月的春雷对于“一月风暴”来说，似乎来得太迟了一些，在没有听到春雷之前，我们只好在大风大浪中自己学着游泳，我就站在浪尖的划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