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必然与斗争——大跃进的历史面目

　　

　　　

　　

　　某些人在两个问题上攻击毛泽东、周恩来：一是五八年的大跃进，二是文化大革命。直到今天，他们经久不息地做着文章。然而，认真一查，他们不是始作俑者，就是 “诽谤者”和“捏造者”。他们有当年鼓吹浮夸、共产者，也有他们的子女。某人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xx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讲话。”这番话为一些人提供了契机，一时间别有用心的人们，则不吝笔墨，不惜唇舌，不厌其烦的攻击毛泽东。他们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发生的“左”倾错误——浮夸风、“共产风”、穷过渡、平均主义、否定商品交换……不分青红皂白，恶意地挂在毛泽东账上，严重的曲解社会主义制度，给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蒙上阴影。　　

　　

　　而某人的子女刘源《漫谈党内民主与团结——在院党委全会上的谈心》一文则说，“凡是搞一言堂、家长制，一人说了算的，再有权力者如斯大林，再有威信者如毛泽东，最终怎么样？.....结果中国到了崩溃的边缘，党差点亡了，对毛主席个人来说，又何尝不是身陷自家的悲剧中！”　　

　　

　　 　　

　　

　　当今，人们已不能期待主流媒体回答那些污蔑和攻击。只有人民拿起笔，了解和学习历史，捍卫我们的领袖和党的历史。一九五八年是我终身难忘的火红年代，这一年我初中毕业，假期参加了约一个月的扫盲工作，与农民有了更深入的接触，由于大跃年全国象创办中国科大那样办了许多学校，由此，我才能得以在新创办的一所中专里接受教育，我们自己动手，拉毛竹作柱子，盖校舍，我们从劳动中获得了锻炼，创造了学习的初步条件。我想毛泽东正是看到了劳动人民的劳动热情才会一再说不要给人民泼冷水，在庐山会议上（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说：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事情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征购、购买、挤垮，怎么能剥削劳动人民的财产呢？为什么一个多月就熄下这股风呢？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不仅有历史材料为证。三、四月份和五月有几百万干部和几亿农民受到教育，讲清了，他们想通了。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线，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未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我们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有六级会议，影响五级会议，都要检查，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我们检讨多次，你们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么！要人家讲么！要听听人家的意见。　　

　　

　　大跃进是历史之必然，还是毛泽东心血来潮，错误发生的原因以及错误是否人人有份，是谁发现了错误，作了哪些斗爭？这些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加以认识，作为一个受过毛泽东思想教育的普通一员，根据所收集到一些材料谈一点看法，期望与愿意从唯物史观总结历史的人们共勉，也是对反毛者的一个回答。　　　

　　

　　1. 历史的要求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纪念孙中山先生) 毛泽东指出：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1958年1月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指出“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 　　

　　

　　这说明，在所有制改变后，加快经济发展是应有之义，是历史之要求。　　

　　

　　毛泽东后来说（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转引“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告”）　　

　　

　　2. 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实现了　　

　　

　　一九五六年初，毛泽东讲：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他概括出两种领导方法：一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为又少、又慢、又差、又费。

　　

　　到一九五七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四十亿元增加到七百八十四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每年百分之十八点四的增长速度，超过计划中原定的百分之十四点七的速度。这是一个很高的而又很扎实的速度。其中，钢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十五万八千吨，增加到五百三十五万吨；煤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三千二百万吨，增加到一亿三千一百万吨。农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三百二十六亿元增加到一九五七年的六百零四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着百分之四点五的年增长率，超过原定的百分之四点三的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从“一五”计划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五(一九五二年)提高到结束时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五(一九五七年)，超过一半。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机床设备制造、有色金属冶炼、高级合金钢冶炼等，也在这一时期内从无到有地相继建立起来。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都不很高。第一强国美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不过百分之三点七，英国只有百分之二点九。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的确是很快的。

　　

　　　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　《光明日》刊载的王佩琨写的《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一文。文章分析了英国经济的特点，并比较了中英两国在钢铁、水泥、煤炭、机床、化肥生产等方面的差距，认为我国在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是可能的。
一九五八年元旦，《人民日》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这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精神写的。社论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在　一月三日　和四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两次讲话，着重讲了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问题，以及不断革命、技术革命等。
毛泽东讲：一九五六年工业产值增百分之三十一，没有一九五六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
从一九五八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在技术革命方面，着重搞好技术革命。

　　

　　南宁会议于　一月十一日　至二十二日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一九五八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以及正在酝酿形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毛泽东讲：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

　　

　　　一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讨论一九五八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为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准备。这是八年来讨论预算和经济计划最早的一年。毛泽东主持会议，他首讲：一谈起来，我们国家这么多人口，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四千多年历史，但现在生产与我们的地位完全不相称，钢铁生产还不如一个比利时。它有七百多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二十万吨。总之。我们是个历史长久，优秀的民族，可是钢是那么低。粮食北方一百多斤，南方三百多斤。识字人那么少。比这些都不行。但是我们有股干劲。要赶上去，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

　　

　　十五年赶上英国是可能的，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

　　

　　　二月一日　至十一日，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实现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动员大会。会议听取并讨论了李先念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的告、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还听取了周恩来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告。

　　

　　会议批准的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体现出跃进的精神，也还照顾到实际可能性。计划提出：基本建设总投资一百四十五亿七千七百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八。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六百八十八亿三千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一。粮食产量要达到三千九百二十亿斤，棉花达到三千五百万担。工业总产值六百四十三亿七千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六。钢产量拟定为六百二十四万八千吨，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九点二。

　　

　　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指出:十五年赶上英国，这是理论，四、五、八大部尚未实现，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还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搞二千万吨，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

　　

　　毛泽东关于原子弹、氢弹的指示（一九五八年六月）：　　

　　

　　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搞一些人吃饭不干别的，五年不行，十年，总是可以搞出来的，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它什么国．管它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　　

　　

　　西方资产阶级有的，东方无产阶级要有，西方资产阶级没有的．东方无产阶级也要有。　　

　　

　　毛泽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　　

　　

　　此件即刻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　　

　　

　　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的工业，那有现代化的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的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一一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　　

　　

　　“既不能令，又不能受令。是绝物也”。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　　

　　

　　直至此时，在毛泽东那里仍然是十五年赶上英国，这是理论，四、五、八大部尚未实现，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还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搞二千万吨，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此时毛泽东绝没有提出过高要求，这哪道不是事实吗？！历史已经证明主要产品在一九七四年左右已经达到和超过了英国，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这样的大跃进哪道不是事实吗？反毛者看不到，党内的某些人们哪道也看不到吗？此时毛泽东绝没有提出过高要求，这哪道不是事实吗？！　　

　　

　　附:美国、日本、英国和中国钢产量单位：万吨　　

　　1955年:美国万吨,苏联4527万吨,西德2134万吨,英国2011万吨,法国1263万吨,日本941万吨,中国大陆285万吨

1960年:美国9007万吨,苏联6529万吨,西德3410万吨,英国2500万吨,日本2248万吨,法国1730万吨,中国大陆1351万吨

1965年:美国万吨,苏联9100万吨,日本4116万吨,西德3682万吨,英国2744万吨,法国1960万吨,中国大陆1223万吨

1970年:美国万吨,苏联万吨,日本9332万吨,西德4504万吨,英国2831万吨,法国2377万吨,中国大陆1779万吨

1971年:苏联万吨,美国万吨,日本8856万吨,西德4031万吨,英国2421万吨,法国2284万吨,中国大陆2132万吨

1972年:苏联万吨,美国万吨,日本9690万吨,西德4371万吨,英国2542万吨,法国2405万吨,中国大陆2338万吨

1973年:美国万吨,苏联万吨,日本万吨,西德4952万吨,英国2665万吨,法国2527万吨,中国大陆2522万吨

1974年:苏联万吨,美国万吨,日本万吨,西德5323万吨,法国2702万吨,英国2238万吨,中国大陆2112万吨

1975年:苏联万吨,美国万吨,日本万吨,西德4042万吨,中国大陆2390万吨,法国2153万吨,英国1978万吨

1976年:苏联万吨,美国万吨,日本万吨,西德4242万吨,法国2322万吨,英国2240万吨,中国大陆2046万吨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教授莫里斯·迈斯纳指出: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1949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3. 高指标的账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于　五月五日　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从　五月八日　开始大会发言。口头发言的一百一十七人，书面发言的一百四十人，其中有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各级的领导人。大会发言都是充满激情的，有不少豪言壮语。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和地方上的一些负责人，纷纷提出各自部门和各自地区的生产高指标。“十五年赶上美国”的口号特别令人振奋。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原规定十二年完成，已经是脱离实际的)，也是一些代表发言的主题。冶金部门提出，一九五九年钢产量计划一千二百万吨，一九六二年三千万吨，一九六七年七千万吨，一九七二年一亿二千万吨。化工部门提出，我国化学工业也能在十五年赶上美国，而且群众可以用土办法办化学工业。铁道部门提出，在今后十五年内修建十二万公里铁路(当时全国共有三万公里)，等等。

　　

　　他们之中有头脑发热者，也有一些是原来反冒进的积极者、秋后算帐派，五八年他们可左得可爱了！　　

　　

　　◆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　一九五八年六月六日　给毛泽东的告中说，我们找林铁商谈了华北区的钢铁建设问题，他们原来的计划较小，商谈结果，认为争取明年底达到生产能力８００万吨是可能的，我们两方面都有信心争取完成这个指标。１９６２年，可产６，０００万吨钢。
◆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告。告就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形势和一九五九年的经济发展作了汇，其中说，一九五九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
◆李先念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　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财政计划要点的告。告对当前国民经济情况和趋势以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作了汇，对如何安排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提出了意见。毛泽东在批发李先念的告时，将告谈到“今年麦季增产已经达到三百五十多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全年粮食增产的数字一百五十亿斤还要多二百亿斤”一句中的“一九五七年”改为“一九五六年”；
◆冶金工业部　一九五八年六月七日　关于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的规划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告。告包括：全国主要冶金产品的一九六二年生产水平（钢、铝、铜、金）、全国主要冶金产品分区的一九六二年生产水平、第二个五年需要的投资额、第二个五年需要的设备数量和第二个五年需要的建筑材料等。毛泽东批发这个告时，在原标题“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的规划”下注有：“冶金工业部向政治局提出，１９５８年，６月。”
◆冶金部党组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关于产钢计划给毛泽东、中央的告。告说，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八百万吨。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建议指标。根据这一指标，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又将进入一个新的水平。我们和华东区的同志研究了争取明年达到生产能力八百万吨的措施，同时其他各大协作区也在最近分别召开冶金工业的规划会议，研究各大协作区明年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从各大协作区会议的情况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三千万吨，而一九六二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目前冶金部正用全力协同各区，共同组织设计、设备制造以及技术力量的培养等项工作。
◆　六月十六日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二五”计划要点，提出第二个五年的任务是：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大大推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在十年内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打下基础。
◆谭震林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在合肥召开的华东四省一市第一次农业协作会议上的总结。总结在谈到农业发展的形势时指出：从华东四省一市（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和上海市）的情况看来，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大有希望的。去年华东四省一市粮食总产量只有七百一十五亿斤，今年可能达到一千二百几十亿斤，比去年增加五百多亿斤。这就是说，华东四省一市平均每人一千斤粮食的任务原先设想要四年五年完成，今年一年就完成了，并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全国的粮食产量，估计可能达到五千亿斤以上。摆在我们面前的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任务，就是积极争取今年的秋季丰收和明年的更大丰收，以便争取在两三年内做到丰衣足食。总结还就争取农业全面丰收，保证夏种计划的完成，加强田间管理，认真推广改良农具和新式畜力农具几个方面提出了要求。
　 　

　　

　　

　　
　　

　　毛泽东对这些粮食数字、二年超过英国有怀疑。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明年可能搞到两千五百吨钢，事情也难说。谁想一亩麦子产四千五百斤，粮食今年可增产一千亿斤，也有同志估计为一千三百亿斤[]，我估计增它百亿斤有把握，一千三百也不反对。　　

　　那么我超过英国只要三年，或者明年就差不多，…在蒋介石台湾很小，但还神气，常搞出飞机来。如果我有一亿五千万吨钢，那时只要吹口气，他就要走路了，现在打雷他不理，再有七年，有强大工业，苏联有七千万吨，我有六千万吨，一九六七年可以超过苏联，接近美国，到那时导弹工业，原子弹许有可能。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也不懂工业，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因此，他相信了他的部下。　　

　　毛泽东说:我们的口号，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我看我们的口号高明一些。应当高明些。因为先生教出学生，学生应当比先生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来居上。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他“干部决定一切”，我们要干部么！他“技术决定一切”，我们要技术么！他“苏维埃加电气化”，我们要共产主义么，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以提前到来。苏联的老底子在一九一三年时是四百万吨钢。那是在辛亥革命后两年。十月革命时工人四百万，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年三年内战不算，从一九二一年算起到一九四○年，一九四一年六月，共计二十年加半年，他们搞到一千八百万吨钢。德苏战争一九四一年六月开始，就拿这点钢打败了希特勒。苏联二十年加半年比老底子增加一千四百万吨钢。我们不要这么多时间，我们有苏联的帮助。有六亿人口，有苏联四十年经验。从他那里学，但是对的我们就学，不对的不学。几千万吨钢我兴趣不大。一九六二年我们三千万吨，一说三千五百万吨，还有一说四千万吨。八年加五年十三年。我们老底子不是四百万吨，只有九十万吨。这些钢主要是日本人搞的。其次是蒋委员长。蒋介石实在不高明，他搞了二十年加满清张之洞的老底子才搞了四万吨，蒋介石不灭亡实在无理。苏联从四百万吨钢，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我们十三年不是增加一千四百万吨，而是三千万吨。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一○七○万吨，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一点，但是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是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　　

　　一○七○万吨在一九五八六月十九日，中南海游泳池作出了钢产量翻一番的重大决策, 陈云是这样说的：“六月十九号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六月十九号才决定搞一千一。”（见毛泽东传）　　

　　

　　

　　而根据资料。1958年8月召开北戴河会议，1958年全年600万吨改成了1070。为此，毛主席专门冶金部领导谈了一次。部长王鹤寿向毛主席拍了胸脯。毛主席又把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部负责人找在一起开会，一个人一个人地问。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接着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已去世)行不行，说可以。又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还问了太原市委书记(他那里有个太钢，说可以。后来又一个一个地问主要钢铁基地包括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大家都说行。最后问冶金部副部长刘彬，也说“可以，我们都作了计算啦。”最后问到薄一波同志，他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他不赞成1070，可是又不好说不赞成。他讲了什么呢？他说：“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登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奇怪，反对这样做的倒要破釜沉舟）毛主席后来又陈云同志谈话时，陈云说，我与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细帐，看起来是有希望的。　　

　　

　　　

　　

　　　历时十四天的北戴河会议，会议一共通过了四十个文件。会议作出两项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举世瞩目的决定，一是一九五八年钢产量一千零七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二是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公布了若干项主要产品的计划指标，其中有：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达到八千亿到一万亿斤，钢产量达到二千七百万吨，争取三千万吨。一九六O年，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三千亿斤左右，钢产量达到五千万吨左右。到一九六二年完成“二五”计划时，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五千亿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到八千万吨至一亿吨。这些完全脱离实际的指标作为党中央的正式决定来公布，给后来的工作带来很大的被动。　　

　　

　　显然，把大跃进最后因为1070搅乱了步骤的责任都归毛泽东是不妥的。各人有各自的帐[见附录]，有的人有账不认账，有的人不算自己的账，算别人的账吧了！　　

　　4. 毛泽东对高指标、共产风的反对和斗爭　　

　　

　　毛泽东很快发现了若干问题。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年铁、钢、铜、钼问题。钢由五七年的530万吨翻一翻，达到1100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　　

　　

　　各级计划要逐步加强。合作社的生产与分配，也要逐步统一管起来。没有严密的计划性与组织性是不行的。粮食生产也要有计划，明年是否种这样多薯类？棉花要不要种那么多？　　

　　

　　冶金部汇讲九百万吨，我说：干脆一点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摘一千一百万吨，问了许多人。都说可以，有希望。一九五六年粮食增产轰轰烈烈，有人说一九五七年的粮食生产，比一九五六年更扎实得很，实际上增产不多，只增产××斤。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到底扎实不扎实。我是怀疑的，拿到手才算数。　　

　　　十月十六日下午　和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又找来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负责人，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四个县的县委负责人，听取他们汇。当徐水县负责人汇他们的“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他要河北省长刘子厚到徐水作些调查，二十一日向他汇。十七日下午六时，毛泽东回到北京。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　，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刘子厚汇。这次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例如：一亩白薯产量不过两千斤，却虚成八千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在宣布全民所有制的同时，所有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了产”，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听到这些，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

　　

　　关于浮夸风，毛泽东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

　　

　　关于“共产风”，他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他说：“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

　　

　　毛泽东听到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捆人、打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十分生气，批评说：“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　钱学森同志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

　　

　　主席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这句话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

　　

　　可是主席接着说：“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上是对的，现在的灌溉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丰产的主要经验，就是深耕、施肥和密植。深耕可以更多地吸收太阳，让根部多吸收一些有机物，才能长得多，长得快。过去是浅耕粗作，广种薄收，现在要求深耕细作，少种多收。这可以省人工，省肥料，省水利。多下来的土地可以绿化。可以休闲，可以搞工厂。”

　　

　　　十一月三日下午　，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九个省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河北的林铁、河南的吴芝圃、陕西的张德生、甘肃的张仲良、湖北的王任重、山西的陶鲁笳、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湖南的周小舟，还有陈伯达等人。主要是听他们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毛泽东一面提问，一面发表意见。在交换意见时，他与陈伯达有一个小的思想交锋。

　　

　　吴芝圃汇说：“关于交换问题，有些东西是调拨，交换的范围缩小了。”

　　

　　陈伯达：“现金结算减少了。遂平县现金结算，去年占百分之七十，今年倒过来，非现金结算占百分之七十。”

　　

　　毛泽东：“现金结算，非现金结算，是一回事嘛！”

　　

　　陈伯达：“是一件事，但不用货币来往了，有性质上的不同，没有货币流通了。”

　　

　　毛泽东：“外国资本家每天数钞票，谁去数呀？还不是银行里头算一算帐。资本家交换货物，哪一个见现金？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不数票子。当然，性质不同。我也没有学过货币学。”

　　

　　曾希圣：“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单是粮食生产地区，货币很少，没有货币流通了。经济作物地区货币多，货币比较容易流通。”

　　

　　毛泽东：“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⑥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只好交换。”“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

　　

　　在汇家庭问题时，吴芝圃反映：有的干部提出，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就消灭家庭。毛泽东说：“现在不是消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他又重复了一遍：“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⑦

　　

　　　十一月五日　，会议继续举行。新增加的李富春、柯庆施、欧阳钦、史向生、吴冷西，出席了会议。

　　

　　一上来，毛泽东就问新到会的人：“把你们请来，有什么新闻？”

　　

　　第一个发言的是柯庆施，他主要反映城市里有些混乱，抢购商品，提银行存款，购置高档商品，怕废除票子。毛泽东说：“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会上，其他人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引起毛泽东的严重关注。他说，纲要里要写这个问题，有个安定人心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对城市办人民公社，一直采取谨慎的态度。

　　

　　当史向生再次提出十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不要把修武、徐水、遂平与鞍钢、上钢、上海国棉一厂混同了。（史问：到底是什么所有制？）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把它们提得过高，跟鞍钢一样，而实际上不是，就不好了。这是客观规律。”

　　

　　　十一月六日　、七日两天晚上，继续开会。开会地点从专列改到河南省委招待所。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谭震林、杨尚昆等都来了，出席这两天的会议。　　

　　

　　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代替吴芝圃主持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的起草工作，并提议搞一个《郑州会议纪要》。他认为，四十条纲要，问题甚大，建议把时间拉长，将十年改为十五年。最后这个文件定名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

　　

　　毛泽东提出三个问题要大家研究。第一个问题，什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要多长时间？毛泽东认为，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标志，就是产品可以在全国调拨，像国营企业鞍钢那样。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他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冒险”。对山东范县提出的“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半信半疑。毛泽东提出要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钢的指标。第三个问题是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他说，城市人民公社是可以搞的，问题是要有步骤，基本原则是不降低现有的工资标准，要有优越性。有先有后，北京、上海慢一点。他再一次批评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的说法，要求每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⑩

　　

　　商品问题。毛泽东说：“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О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高指标问题。纲要中提出，到一九六七年要达到年产四亿吨钢。毛泽东就问：“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到一九六二年搞多少吨？（有人答：一亿吨钢。）五年就增长三亿吨，怎么增法？”他说：“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三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毛泽东对四十条里的高指标越来越怀疑了。　　

　　

　　讲完了四十条，毛泽东把话题转到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其中的第一、二、三章。他强调指出：“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行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1958年十一月在武昌会议上　　

　　

　　 要不要降低一九五九年钢产量指标，是毛泽东翻来覆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北戴河会议提出的指标是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毛泽东当时是很赞成的，只是想过，生产这么多钢有何出路？干什么用？还没有想到可能不可能的问题。一到武昌，他已觉得不妙了，应当考虑有没有可能的问题。所以他在讲话中提出：“钢三千万吨，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邓小平马上接过来说：“是不是搞三千万吨，是值得考虑的。”薄一波又接上说：“三千万吨，我们在下面稍微议了一下，是值得考虑的。现在六千万人上山，造成各方面这样紧张的局势，这实在是值得考虑的。”毛泽东问：“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有没有危险？”薄答：“翻一番没有问题，比较稳妥。”⑧

　　

　　这个问题，毛泽东始终放心不下。当天晚上（实际上已经是二十二日凌晨一时了），他又把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找来，问他们的意见。薄一波回忆说：“毛主席非常关心这件事，夜不能寐。”⑨最后他提出，不是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但是，就在二十二日这天召开的工业会议上，主管计划工作的同志还是提出，必成二千二百万吨，争取二千五百万吨。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召集七个协作区组长开会，向他们摸底：翻一番是否可能？反复问他们：一千八百万吨靠不靠得住？

　　 1958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在武昌会议上的毛泽东第一次讲话：　　

　　

　　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四亿吨钢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　十一月十七日　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十万人，搞了四百万吨。　　

　　

　　速度是客观规律，今年粮食九千亿，我不信。七千四百亿翻了翻。是可能的。我很满意了。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速度有两个可能，一是相当快，一个是不那么快。我们设想十年之内搞四亿吨钢，可能搞到，可能搞不到，一个是可不可能，一个是需不需要。究竟要不要这么多，买主是谁？无非是吕正操，修铁路，无非是造船，这是交通部的事。机械电气设备还有其他，究竟需要不需要。做到做不到？大概农业方面比较有把握，工业比农业难，你们办工业的，你们说能不能？真正全党全民办工业，只有两个月谁有把握？这就涉及到四十条了，是否就这样还没有把握，四十条这次可以议一下，不作为重点。郑州会议搞了，很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继续下去，议不出什么事来，可不可能搞四亿吨钢，需要不需要？×××同志给我的说明不解决问题。只说明可能，需要不需要，他没有回答。美国一亿吨钢。出口一千万吨稍多一点（包括机器），即十分之一。至少苦战三年，明年和后年，才能搞到一点边，心血来潮。一想就出个数目字。明年是否搞三千万吨钢，需要大概是需要的。可能不可能？

　　

　　苏联生活水平总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十年三三制，一年调拨三分之一，那就是三分之一的全民所有制．当然另有三分之一的积累，总还有农民自己消费的，所以也近乎全民所有制了，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

　　

　　我看商品时间搞久一点好，不要一百年，也要三十年，再少说得十五年。这有什么害处。问题看有什么害处，看他是否阻碍经济的发展。当然。有个时期是阻碍生产发展的。因此，四十条中商品写得不妥当，还是照斯大林的写的，而斯大林对于国营生产的生活资料和集体农庄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关系没弄清楚，请大家议一下，是政治经济学第三版，其他没有大改。所以斯大林的东西只能推倒一部分，不能全部推掉。

　　

　　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和×××的文件其中有这么一项，希望你们讨论一下。此外，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也可以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翻一番可以，翻几十番，就要考虑。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多？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虽然你们说要搞基点（钢、煤），但要几个月才能搞成？河北说半年，这还要包括炼铁、煤炭、运输、轧钢等等。这要议一议。

　　

　　你说右倾机会主义，我翻一番吆！机床八万台，明年翻四番，搞三十二万合，有那么厉害？北戴河会议那时，我们对搞工业还没有经验。经过两个月，钢铁运输到处水泄不通，这就有相当的经验了。总是要有实际可能才好，有两种实际可能性，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如现在造卫星就是非现实的，将来可能是落实的。可能性有两种，是不是？

　　

　　钢的指标，究竟定多少为好？北戴河会议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那是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钢二千七百万吨，我赞成，三千万吨，我也赞成，更多也好，问题是办到办不到，有没有根据？北戴河会议没有确定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成熟。去年五百三十五万吨，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一千○七十万钢，是冒险的计划。结果六千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湖北有一个县，有一批猪运到襄阳专区，运不走，放下就走。襄阳有很多土特产和铁运不出，农民需要的工业品运不进。钢帅自己也不能过路。北戴河会议后，约三个月来的经验，对我们很有用。明年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办不到。可不可以把指标降低？我主张明年不翻二番，只翻一番，搞二千二百万吨有无把握？前天晚上，我找李富春、×××、×××等几个同志研究，研究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已经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并为此奋斗。打我屁股与你们无关，无非是将来又搞个马鞍形。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今天我在这里不反人家的冒进。昨晚谈的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这努力可以达到。不叫冒进。明年搞好钢一千八百万吨，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只有八百五十万吨好的、八百五十万吨翻一番，是一千七百万吨，一千八百万吨钢比翻一番还多，这样说是机会主义吗？你说我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会为我辩护的，会说我不是机会主义。要他说了才算数，还说我是大冒进。不是大跃进我不服，一千八百万吨，我觉得还是根据不足，好些关未过。你们作文章，要说明什么时候过什么关，选矿之关，釆矿之关，破碎之关，冶炼之关，运输之关，质量之关。有的明年一月二月或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才能过关。现在有的地方已无隔宿之粮（煤、铁、矿石），有些厂子因运输困难，目前搞得送不上饭，这是以钢为例，其他部门也都如此。有些关究竟何时能过，如果没有把握，还得下压，一千五百万吨也可以。有把握，即一千八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二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五百万吨，三千万吨，我都赞成。问题在于有无把握，昨天同志们赞成一千八百万吨，说是有把握的。东北去年三百五十万吨左右，今年原定六百万吨，完成五百万吨。明年只准备搞七百一十五万吨，又说经过努力可以搞八百万吨。我看要讲机会主义，他才是机会主义。

　　

　　华北去年只有六十万吨，今年一百五十万吨，明年打算四百万吨，今年增加一点七倍。这是马列主义。明年打算四百万吨，这是几个马列主义了，你办得了吗？你把根据讲出来，为什么明年搞这么多？华东去年二十二万吨，今年一百二十万吨，（加上坏钢是一百六十万吨），明年四百万吨，增加二倍多。上海真正是无产阶级，一无煤，二无铁，只有五万人。华中去年十七万吨，今年五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三倍。此人原先气魄很大，打算搞三百万吨，只要大家努力，过那些关，能成功。无人反对，并且开庆祝会。西南去年二十万吨，今年七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两倍。西北去年只有一万四千吨，比蒋介石少一点，今年五万吨，超过蒋介石，明年七十万吨，增加了十三倍，这里头有机会主义吗？华南去年两千吨，今年六万吨，增加三十倍，马克思主义越到南方越高，明年六十万吨，增长十倍。

　　

　　这些数字。还要核实一下，要各有根据，请富春同志核实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声。这些数字，无非证明并非机会主义，没有开除党籍的危险，各地合计，明年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问题是．是否能确实办到。

　　

　　吕正操，没有钢怎么办，（吕：可以搞球墨铸铁。）成都会议是五年　二万公里　，现在一九五八年就搞了　二万公里　，×××的气魄很大。我很高兴，问题是能不能办到，有没有把握。要找出根据，你有什么办法？

　　

　　农民就有各种办法抵制我们。例如，区上为填表，专设一个假员，专门填写表。因为上面一定要，而且少了不像样子。一路上去，上面信以为真，其实根本没有。我看现在不少这样的问题。今年究竟有不有八百五十万吨好钢，是真有还是上来的，没有假的吗，调不上来的就是虚假。我看实际没有这样多。（×××、×××：好钢不敢虚，小土群靠不住。）

　　

　　作假问题。郑州会议的公社问题决议要改为指示，要把作假问题专写一条。原有两句，两句不够。要专搞一条。放在工作方法一起，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他作假不作假。没那么多东西，就要假造。有一个社，自己只有一百条猪，为了应付参观，借两百条大猪，看后送回。有一百条就是一百，没有就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出捷，讲俘虏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成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后来我们反对，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

　　

　　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就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如粮食，究竟有多少了×××，你是元帅，算了账的。有人说九千亿斤，究竟有没有，（×××：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差不多。）（×××，说九千亿斤，已经打了七折。）（李先念：七千五百亿斤是有的。）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七千五百亿斤，就翻了番，那就了不起。

　　

　　六千万人上阵，阜阳五万人口，无煤无铁，还不是听共产党的话没错。命令六千万人搞钢是有强制性的，是北戴河会议、四次电话会议逼上梁山的。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1959 二十八日的会议，毛泽东找来另一批省市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湖南的周小舟、安徽的曾希圣、江苏的江渭清、四川的李井泉、甘肃的张仲良等。讲的内容跟上一天大致相同，不过有些话讲得更鲜明，更尖锐。比如他说：“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讲到反对本位主义问题时说：“我没有出北京以前，也赞成反本位主义，但我走了三个省就基本上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产品是他生产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瞒产私分的方式来抵抗你。幸得有此一举，如果不瞒产私分，那多危险，那不就拿走了？”⑥从反对“本位主义”到赞成“本位主义”，毛泽东在思想上起了一个重要变化，这个变化来自他亲身的调查研究。

　　

　　这一天的会开得不大顺利，不少人思想上没有准备，对毛泽东提出的一套主张想不通，一时转不过弯来。　三月一日上午八时　，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建议会议再延长两天。他写道：“听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他还说：“我的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两个月内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济南、郑州，跟三省同志们交换意见，对我有极大的启发。因此到郑州，就下定了决心，形成了一套，虽然还有些不完善，还有些不准确，还有些需要发展和展开，需待今后再观察、再交换意见，再思再想。”⑦

　　

　　　三月一日下午　，将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分别参加会的人合起来，继续开会。毛泽东讲话，再次强调所有制问题，等价交换、按劳分配问题，肯定瞒产私分的合理性，并且作了自我批评。他说：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毛泽东指出：“基础是生产队，你不从这一点说，什么拉平，什么过分集中，就没有理论基础了。得承认队是基础，跟它作买卖。它的东西，你不能说是你的，同它是买卖关系。”他说：“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根本没有实行。人民公社决议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开头我放炮，一定要那样做，要紧张一天半，不然扳不过来。原先心里想的共产多了，个人少了，就是这个弯子。（李先念插话：“二十七号以前是反对本位主义。”）要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要恢复农民的名誉。（吴芝圃插话：“他们（指参加河南省委正在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的人。——引者注）来的时候就谈本位主义，他们估计就是反本位主义。”）现在我们是取消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又说：“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他幸得瞒产。（王任重插话：“省委的责任就是政策不明确。”）我的思想就不明确。主要责任中央担，没有说清楚这个事，以为一篇决议就可以解决了。⑧

　　

　　面对“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猛烈的“共产风”，毛泽东很着急和担心，怕出现更大的破坏。现在又是春耕在即。他要迅速扭转这个局面。他认为这是可能的，根据河南的经验，就是各省立即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一竿子到底，作出统一决定，贯彻实施。　三月二日凌晨四时　半，他再次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鉴于河南六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三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须讲步骤，避免破坏。”⑨上午八时，毛泽东又写信致刘、邓等，说：“我已请恩来、陈云、陈毅、德怀、富春、一波、萧华、定一、康生等九同志于今日到此，到即参加你们今日下午和晚上的会议，共同审定我的讲话稿和你们议定的十二句话，以昭慎重。”⑩讲话稿是指由胡乔木整理的毛泽东在　二月二十七日　会议上的讲话。十二句话，指当时议定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方针的十二句话。原来有一句“多劳多得”，毛泽东认为，“多劳多得，并不等于等价交换，可以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把“多劳多得”改为“按劳分配”，又加了两句“物资劳动，等价交换”，变成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这十四句话，成为制止“共产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其中最重要是队为基础（即以原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按劳分配。

　　

　　　三月二日晚　，继续开会。周恩来、陈云、彭德怀等几位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

　　

　　毛泽东讲了一个工作方法问题，是从一个三国故事讲起的。郭嘉是曹操的一名谋士。他给曹操出了一个计策：先打吕布，后打袁绍。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毛泽东解释说，所谓见事迟，得计迟，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不能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曹操听了郭嘉的话，结果先打败了吕布，又打败了袁绍。毛泽东说：“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毛泽东这段富有哲理性的话，确实给了人们以新鲜而深刻的启发。

　　

　　关于这几天开会的情况，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有一些记载，很能反映一些与会者的心态和思想变化过程，摘录如下：“二十八日下午到了郑州，晚上主席找我们七个人去谈话，柯庆施、陶铸、曾希圣、江渭清、周小舟和我，还有李井泉。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一日上午继续开会，由小平同志主持讨论。看来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当天下午主席又找大家一起去谈，从下午四时谈到晚上九点多钟。就在这一天的午饭后，我睡了一觉起来，思想就开朗了，觉悟到主席抓住了根本问题、关键问题，而我们是直线，抓的是枝节问题，是改良主义的修修补补的办法，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再一次证明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远。”“二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他为了察言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在这两天主席写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①

　　

　　　三月五日　，毛泽东主持最后一次会议。出席的又新增加了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北京的刘仁、内蒙古的乌兰夫、黑龙江的欧阳钦、吉林的吴德、辽宁的黄火青、福建的叶飞、浙江的江华、江西的邵式平、广西的刘建勋、云南的谢富治、新疆的王恩茂等。毛泽东在长篇的讲话中，又说了一些分量很重的、简直是不留余地的话，强烈地表达他纠正“共产风”的决心：“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毛泽东为了迅速扭转一种形势，总是爱使用一些十分尖锐甚至是极而言之的话，觉得不如此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不如此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这是毛泽东的一种鲜明性格，是他的一种工作方法，在许多场合都是如此。正如他所说的：“因为我要把问题讲彻底，所以一些不好听的话都讲出来了，比如什么抢产之类。整社五个月，时间过去了三个月，做了一些改良工作，没有搞出根本彻底的办法。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现在的问题是跟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我们对农民唯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买卖关系。公社内部买卖关系，三级之间买卖关系，社与社，队与队，买卖关系，做生意，等价交换。”又说：“六中全会决议就是缺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胡乔木插话：“等价交换没有说清楚，只说了社与社，社与国家，没有说社内的等价交换。”）这是个缺点，这个责任我得担当起来。原先这个稿子说了，我本人就没有搞清楚，有责任。”②毛泽东在　二月二十七日　的讲话稿中，有他作自我批评的话，他对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承担了责任。后来，在大家的要求下删去了这些话。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算账问题，他说：“我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一般不算账。实际上是某一些不算，另有许多非算不可。主张不算账的是什么人呢？第一是公社党委，第二是穷队，第三是县委。这些是得便宜的。而下面就要算。我是站在算账派这一面的。算账有个好处，就是能训练我们的干部。”⑨到　三月三十日　，他的态度更加明确而坚定，而且把问题提到理论的高度。他在一个批语中写道：“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⑩

　　

　　指标问题一直讨论到八届七中全会。七中全会　四月二日　至五日召开。四日，李富春告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决定把钢产指标从六中全会提出的二千万吨调到一千八百万吨（其中好钢一千六百五十万吨），基建投资从三百六十亿元调整到二百六十到二百八十亿元，基建项目从一千五百个减少到一千个。

　　

　　　六月十三日　，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工农业生产和市场问题。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等在会上汇了有关情况。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将一九五九年的钢产指标降到一千三百万吨，对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毛泽东就高指标等问题讲了话。

　　

　　他说：“今年根本不要理那个一万零五百亿斤⑨，就是按照去年的实际产量，只增一成、二成、三成。听说包产的结果是六千亿斤，但是我看，我们过日子还是放在四千八百亿斤。”“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明年的工业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

　　

　　他说：“许多问题是料不到的。谁知道吹‘共产风’？根本不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一办公社，‘共产风’就吹出来了，没有料到。现在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钢，我也没有料到。许多事情是料不到的。粮食那么紧张，去年大丰收，今年大紧张，也没有料到。要随时注意新问题，发现新问题。虽然出了这么多乱子，但是最大的成绩是自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各级党委注意搞经济了。”

　　

　　他说：“过去就是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煤的账不算，焦炭的账不算，矿石的账不算，容积也不算，运输也不算。真正一算，从前那么高的指标就不行。真正一算，是一千三百万吨钢、两千万吨铁。”“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综合平衡。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工业部门跟农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今年还可以抓七个月，这七个月就要搞平衡。”

　　

　　以上许多内容引自毛泽东传，特此说明。

　　一九六○年　　六月十八日　十年总结，毛泽东说：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郑州会议[5]，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十二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6]，基本正确，但只解决了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7]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8]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9]规定一个一六五○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10]规定指标为一三○○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　　

　　

　　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　　　　

　　以上难道不能看出毛泽东为纠正高指标、反对共产风做了多少工作吗？！如果不是雷厉风行的纠正，后果又会是怎样呢？其它人又高明在哪里呢？以上事实应当可以回答那些反毛者的各种污蔑，也可使我们有更清醒的认识。

　　

　　附表: 毛泽东、 　　　　

　　刘某的部分言论

　　

　　如果把张宏志关于浮夸风资料梳理一下，就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可以用个表格来看。因为不把所有细节都罗列一下说不清楚的。张先生原文忘了把事情按时间排列一下。（黑色为浮夸和反浮夸言论，蓝色为穷过渡和反穷过渡言论，红色为毛泽东操作和其他人阳奉阴违行为）　　　　

　　

　　时间地点　　

　　

　　毛泽东　　

　　

　　刘xx等　　

　　

　　1958年1-3月　　

　　

　　批评1957年的“反冒进”，提出大跃进、总路线　　

　　

　　3月成都会议　　

　　

　　就吴芝圃提出河南今年能搞个丰产年，增产几百亿斤粮食不成问题，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毛泽东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泽东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　　

　　

　　3月成都会议　　

　　

　　对人民日总编兼社长吴冷西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人民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现在纸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4月中旬武昌会议　　

　　

　　　对吴冷西做5点指示：　　

　　

　　1、近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也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事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纸对一些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面明确。意识形态上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存在，省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中央书记处。　　

　　

　　事后吴冷西把毛泽东意见回有关领导和书记处。陆定一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　　

　　

　　5月八届二次会议　　

　　

　　确定总路线大跃进政策，提出15年超过英国　　

　　

　　5月下旬　　

　　

　　通过毛泽东亲自制定的纲要，即4、5、8亩产纲要　　

　　

　　　6月14日　全国妇联党组会　　

　　

　　提出大食堂设想，而且还会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粮食。预言15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15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40年、50年中国可进入共产主义。　　

　　

　　　6月30日　谈话　　

　　

　　要开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试验，工农兵学商。提出三、四十年可进入共产主义。　　

　　

　　　7月5日　石景山　　

　　

　　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而是两、三年。超过美国也就是七、八年。纸上所以不提二、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　　

　　

　　7月中旬山东、江苏　　

　　

　　寿张县汇社干部：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籽棉亩产1．5万斤。说：这是“压倒了科学”，“是一个革命”。 常熟一个乡的党委书记数实现稻谷亩产1万斤。反问道，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消息见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　　

　　

　　　7月19日　天津　　

　　

　　并为一乡一社，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8月-9月　　

　　

　　视察七里营，讲“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一大二公，工农商学兵，构成社会基层单位，集体经济。　　

　　

　　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徐水书记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并在　9月1日　上人民日。　9月13日　李先念视察，徐水已经是政社合一，一县一社，统收统支，全部供给制。　　

　　

　　　8月13日　天津　　

　　

　　视察稻田，有人说亩产可达10万斤。说：不可能的事。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 ”。对着《人民日》五位小女娃站在稻秧上的照片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　　

　　

　　找吴冷西和胡乔木谈话，指出：《人民日》、新华社、广播电台是舆论机关，“不要讲过头的话”　　

　　

　　　8月30日　北戴河会以结束　　

　　

　　人民公社6条。一乡一社，政社合一。对于万人以上社不反对不提倡。并社不强迫，先试点逐步推广。现为集体所有制，条件好3、4年过渡到全民所有，一般5、6年或更长一点时间。还是按劳分配。　　

　　8月北戴河　　

　　

　　农林口上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　　

　　

　　　9月10日　　　

　　

　　视察徐水，当地说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消息见。　　

　　

　　　9月13日　　　

　　

　　审定人民日《高举人民公社旗帜前进》，强调妇女全部参加生产，全部自留地、自留牲畜和大型工具公有。未请示毛泽东，删去6条中“或者更长一些时间”一段话。　　

　　

　　　9月 24　日人民日　　

　　

　　在河南发表过渡到共产主义5个条件。基本为人人参加体力劳动，劳动分工更细，搞好技术革命和教育，中心是全民所有制。没有6条中社会产品极大丰富，道德和教育提高，消除三大差别，内部阶级矛盾消失等。推广“家庭革命”设青壮年男子班、青壮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别各自到各自的营房住宿，每周团聚一次。　　

　　

　　10月　　

　　

　　毛泽东派田家英、吴冷西到新乡调查，下去前说：“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要求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和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汇后毛泽东说：　　

　　

　　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损害富社积极性，还是搞“按劳分配”；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就干，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食堂，但也要粗细、忙闲、干稀搭配，放开肚皮肯定维持不下去。县经济只能搞集体经济，不能搞全民。夫妻分开住，是帮国民党忙。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视察江苏，讲“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依然是那5个条件。在南京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　　

　　

　　11月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　　

　　

　　2-10日　　

　　

　　毛泽东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就会变成中央日。　　

　　

　　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他还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质，目前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做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慌，人民是骗不了的　　

　　

　　21日，人民日照样以显著标题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2倍。　　

　　

　　　11月21日　召开武昌会议　　

　　

　　毛泽东：“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　　

　　

　　毛泽东：“按照刘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　　

　　

　　毛泽东此后反复地指出：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必须有生产的极大发展，物质条件极大的丰富，还有一个人民觉悟的极大提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不是马列主义。　　

　　

　　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刘少奇插话：“农村（人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　　

　　

　　彭真插话：“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　　

　　

　　　11月21日　武昌会议　　

　　

　　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人民公社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那么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说他没有道理。总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我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才好？经过这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都说那个办法比较好。　　

　　

　　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在武昌会议决议中加入以下话：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　　

　　

　　11月　　

　　

　　找吴冷西谈话：　　

　　

　　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下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坏话，不让讲怪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　　

　　

　　做新闻工作无沦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道什么，要自己动脑子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道理。　　“毛主席说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要引以为戒。　　

　　

　　归纳为三个意见。说：　　

　　

　　第一，要实事求是，道时要弄清事实真象，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有一篇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第三，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说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的成绩，也否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　　

　　

　　新华社和《人民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摊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时毛主席指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　　

　　

　　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转，《人民日》就有变成中央日的危险。　　

　　

　　对于毛泽东说宣传上要转，不转就变成国民党《中央日》的意见。刘少奇说：‘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　　

　　

　　1959年3月第二次郑州会以　　

　　

　　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笔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4月29日　上海会议　　

　　

　　发布了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1959年6月　　

　　

　　58年讲话后，《人民日》和新华社并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 1959年6月，毛泽东责成主管宣传口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邓小平和彭真，要他们立即研究宣传工作如何转向的问题。　　

　　

　　　6月14日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彭真同志召集书记处会议（邓小平同志摔伤了腿，住院治疗），讨论宣传工作怎样转向问题。经过讨论，最后决定由胡乔木、周扬和我准备一个文件，书记处再研究决定。我们起草了一个关于宣传上如何转向的问题通（草案），17日彭真同志再次召开书记会议，讨论这个通（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后，准备以中央名义下发。彭真同志将修改后的通送给刘少奇同志审批，刘少奇同志认为通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此事关系重大，需要毛主席召来政治局会议时通过。　　

　　

　　　6月20日　政治局会　　

　　

　　批评浮夸风和高指标之后，转而谈到宣传问题时，指出：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就有变成中央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公开的宣传，不论新华社或《人民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不顾左右而言他。